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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形式范文第1篇

內容摘要：奢侈品的生產與消費已是當今世界重要的經濟貿易活動，本文從貿易地理角度出發，利用相關史料和數據，通過分析得出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地理轉移路徑及其動力機制。

關鍵詞：世界 奢侈品 貿易中心 地理轉移

奢侈品的定義

筆者認為，一件商品能否作為奢侈品，與同一段時期內的生產力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以及人文社會環境都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本文在綜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考慮時間等因素嘗試性的提出，“奢侈品就是在某一時間段，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基本需要的，或在滿足部分人基本需要的同時，具有很高的附加價值，具備珍稀、昂貴、品牌、品質特點的商品和服務”。鑒于奢侈品的寬泛性，本文以實物形式的奢侈品為研究對象。

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形成與地理轉移

（一）產業革命前

世界奢侈品貿易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階段。早在人類國家機制和等級社會出現之時，統治階級即擁有了豐富的奢華物品，但這些物品一般只供本國內部的權貴收藏和享用，很少或幾乎沒有在其統治地區外流通。之后，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累積和人類地理視野的開闊，相鄰的國家之間開始互通有無，有了貨物的交換和買賣，并從一般性產品逐步發展到一些具有本地特色、貴重的物品，進而涉及到在當時來講的奢侈品，同時也逐漸形成了當時的一些奢侈品貿易的中心，其發展最為重要的有三個歷史時期。

1.“絲綢之路”時期。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7世紀是絲綢之路最為繁榮的時期。在此期間，歐亞非三洲各個國家的貿易與交流迅速發展，其中就有大量的奢侈消費品，最為珍奇的就是中國的絲綢和瓷器。當時西傳至他國的絲綢和瓷器價格奇高，古羅馬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1磅約等于0.45千克）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著用腓尼基紅染過的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為富有榮耀的象征。當時除了絲綢和瓷器之外，商隊從中國還主要運出金器、銀器和其他豪華制品，運往中國的主要奢侈消費品是香料、珠寶首飾等。絲綢之路綿延上千年，逐漸形成了世界早期的奢侈品貿易中心（見圖1）。

2.鄭和下西洋時期。明朝1405年至1433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拜訪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最遠曾到達非洲東部、紅海、麥加。鄭和下西洋并不完全是在經濟需求的驅動下進行的，但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同其他國家海外貿易的往來。同絲綢之路時期一樣，此段時間內的貿易往來也有奢侈消費品的身影。鄭和滿載著早就享有盛譽的絲綢、瓷器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遠赴西洋諸國，在返程中，鄭和官船亦購買或交換一些中國所缺的香料、染料、寶石、象皮、珍奇異獸等，這些在當時都可稱之為奢侈品。此舉使得奢侈品貿易中心更擴散到了紅海及印度半島。

3.地理大發現時期。15到17世紀時期，歐洲各國開始從海上尋找新的貿易線路和貿易伙伴，促成了地理大發現，其結果是大量香料、金銀不斷運回歐洲，其中也包括在歐洲享有很高盛譽的中國絲綢和瓷器。17世紀時，歐洲的貴婦們都喜歡穿中國絲綢面料的高跟鞋，并在鞋面上裝飾中國風格的圖案，中國瓷器在歐洲也占有極大的市場，被視為珍玩，只有在西班牙和法國等大國的宮廷里才能見到較多瓷器。由于絲綢和瓷器價值昂貴、數量稀少，為了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甚至出現了仿品。由此可看出，當時歐洲奢侈之風盛行，并對中國奢侈品極度追捧。

在以上的三個歷史階段內，中國國力強盛，技術進步，以絲綢和瓷器為代表的中國奢侈品在世界上享有很高聲譽，當時的“中國制造”是品牌、價值和尊貴的象征，在區域及世界范圍內的奢侈品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產業革命后

1.西方工業革命時期。到19世紀中期，當時的歐洲社會財富迅速積累，工業革命推動了產業技術的迅速發展，也為奢侈品提供了技術支持和消費基礎，近代意義上的奢侈品就誕生于這個時代。在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前后誕生的奢侈品牌集中在釀酒、鐘表以及少量的服飾和珠寶行業，比如：釀酒類有1715年法國的馬爹利，鐘表品牌主要有1755年瑞士的江詩丹頓。從地域來看主要集中在瑞士、法國和英國，其中尤以法國最為突出。比如1847年Louis-Francois Cartier建立了卡地亞，1854年Louis Vuitton建立了皮革箱包品牌路易威登，英國只有在1856年時才由Thomas Burberry創立了巴寶莉品牌。由于當時整個社會的工業經濟規模有限，奢侈品的生產也僅分散在少有的幾個行業，而且在當時的社會形態下，少數貴族擁有大量財富和奢侈品，其他階層特別是中產階級還不具備奢侈品消費的能力。因此，在18世紀至19世紀中后期，奢侈品行業的規模并不大，國家之間的奢侈品貿易也同樣如此。但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在近代奢侈品的創立、發展上走在了世界前列，已經顯現出成為日后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雛形。進入20世紀，先后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生存成為當時人類的第一需求，奢侈消費自然也淡出人們的視野。

2.戰后的快速發展時期。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各國經濟的重建與復興，世界奢侈品行業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從數量來看，大量奢侈品牌在這一時期誕生，以2008年世界品牌實驗室公布的奢侈品牌前百名排行榜為參考，誕生于1950年以后的奢侈品牌多達32個，如果再加上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品牌，這一數目將會更大。從奢侈品行業的階段性特征來看，一方面傳統奢侈品有著很好的歷史傳承性，工藝技術恢復之后繼續保持了其優勢地位；另一方面，隨著新技術、新材料的應用，在更多的門類、行業里出現了新派奢侈品，如高級酒店、豪華游艇等，形成了以歐洲為代表的“舊世界奢侈品”和美國為代表的“新世界奢侈品”并存的格局；第三是在這一時期，科學技術的介入推動了奢侈品的迅速發展，生產和資本由相對分散走向高度集中，出現了奢侈品壟斷組織，法國的LVMH和PPR集團、瑞士的厲峰和斯沃琪集團相繼成立，發展至今已成為極具競爭實力的世界奢侈品行業巨頭。

從地域分布來看，19世紀中后期之前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在歐洲內部，尤以法國為中心。意大利和美國的奢侈品行業，最初都是依靠法國而起步的，但在法國大革命后，由于兩國經濟和文化的上升，這兩個地區的奢侈品行業也開始獨立發展起來，孕育了符合自身國別條件的奢侈品品牌，并在20世紀成為法國之外非常重要的世界奢侈品生產國。當今世界擁有奢侈品牌數最多的三個國家就是法國、意大利和美國，其他主要奢侈品生產國還有瑞士、德國和英國等，這些國家所生產的奢侈品很大一部分已進入世界百強行列。在奢侈品貿易方面，以2009年為例，世界奢侈品市場份額中，歐洲占38%，北美占29%，可以設想在當時的階段，世界奢侈品市場貿易總額并沒有達到現在的規模，但是歐洲和美國是當時技術最先進、財富最集中的地區，其所占據的市場份額應該比現在要大得多。

由此可見，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后期，歐洲和美國是世界奢侈品貿易的中心地區。在這一歷史時期，歐洲和北美地區充分吸收兩次工業革命的精華，國民財富較之以前大幅增加，尤其是中產階級的規模有了很大程度的擴大，消費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科學與技術的結合以及人們持續增長的財富和高漲的消費熱情，為世界奢侈品行業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當代世界奢侈品主要消費中心地的形成

（一）日本中心

日本在二戰后短短二十多年間，經濟迅速發展，1968年其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繁榮帶來的是對高端消費品的需求，直到經濟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日本的奢侈品消費竟然一度占到全球的47%。以路易威登為例，據估算，如今的日本人總共擁有超過2500萬件產品，即平均五個日本人就擁有一件。這個人口不到1.3億的小國，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就成了世界奢侈品的圣地。

（二）新興經濟體中心

進入21世紀之后，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地區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極。亞太地區富裕人群快速增長，以中國為例，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2011全球財富報告》，稱中國百萬美元富豪家庭數量超140萬戶，排名世界第三，648個超級富豪家庭財產每個逾1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五。具體在奢侈品消費上，2009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93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2011年消費總額達到126億美元，增速飛快。另外，俄羅斯、韓國、中東等新興國家和地區的奢侈品消費額也在逐年攀升（見圖2）。在歐美以及日本奢侈品市場相對疲軟的情況下，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奢侈品消費的活躍地區。但是同日本一樣，這些新興國家目前幾乎沒有自身的奢侈品牌，在國際市場上，歐美仍是最重要的奢侈品產地。

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演進路徑與動力機制

綜上，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形成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產業革命前，以古老東方中國為中心，向中東、中亞、地中海沿岸、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輻射，其頂峰期處于“絲綢之路”和“鄭和下西洋”時期；第二階段是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前后，英國、法國和瑞士的近代奢侈品生產從創立到發展，使之漸漸成為區域奢侈品生產和貿易的中心，這一時期屬于過渡期；第三個階段是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中后期，西歐（包括法國、德國、瑞士、意大利在內）和美國成為世界奢侈品最主要的生產和消費地，北大西洋地區成為世界奢侈品貿易的中心；第四個階段是20世紀后期至今，日本取代歐美成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地，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國家也成為奢侈品消費的新生力量，世界奢侈品的生產中心依然在北大西洋地區，但消費中心正在轉移至亞太地區（見圖3）。

世界奢侈品貿易中心的地理轉移與世界貿易中心區以及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路徑基本上是相吻合的。這充分證明了奢侈品的生產消費是與不同時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以及人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其貿易中心地理轉移的主要動力機制來源于，一是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奢侈品的高品質特性和多門類趨勢決定了其生產過程需要發達的生產力作為支撐，不僅需要先進的制造業技術，也需要傳統精湛的手工技術，奢侈品的高附加值能夠帶給生產者高額的利潤，吸引著生產力發達地區積極參與到奢侈品行業的生產貿易中；二是旺盛的消費需求，奢侈品有著昂貴的價格，屬于高層次需求，這就決定了其消費環境和消費基礎，是具備穩定的文明社會環境和繁榮的經濟環境條件下的高收入或較高收入的地區，才會產生較強的奢侈消費欲望，成為奢侈品消費的中心。以上兩方面有機結合產生推動力，促使奢侈品貿易中心不斷發生轉移。

參考文獻

1.沃爾岡·拉茨勒著.劉風譯.奢侈帶來富足[M].中信出版社，2003

2.劉建湖，紫石.關于奢侈品經濟概念的研究[J].商業時代，2009（24）

3.朱明俠，周云.奢侈品的廣義定義及其研究框架[J].經濟師，2008（7）

世界貿易形式范文第2篇

一、目標任務

在市委、政府及“大調解”工作領導小組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大調解”工作體系聯動作用，組織調動調委會及鎮職能等各方力量集中開展排查化解涉及群眾利益、影響社會穩定的各類突出矛盾和問題，努力實現“三升三減”工作目標（即：矛盾糾紛調處率上升、突出疑難矛盾化解率上升、平安測評群眾滿意率上升和越級上訪減少、積案減少、減少），全面推動加強創新社會管理、促進“平安”建設，為迎接黨的十和省第十次黨代會勝利召開，推進全市經濟社會“三三三八”發展戰略，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二、工作要點

多措并舉、全面排查，摸清當前社會突出矛盾及隱患問題，掌握本地域當前存在的突出矛盾問題，做到底數請，情況明。重點摸清以下七類涉穩群體性和復雜性矛盾隱患。

1、因重大項目建設、資源開發利用等引起的土地征用、土地租賃、房屋拆遷、移民安置等涉穩群體性矛盾糾紛及其隱患。

2、勞動爭議、環境污染、醫療糾紛、食品安全、等與民生問題密切相關的矛盾糾紛及其隱患。

3、民間金融借貸、經營性糾紛等可能帶來的涉穩重點問題隱患。

4、集訪、群訪、涉法涉訴和進京到省、市“越級訪”且尚未得到有效解決的難案、積案、老案等突出矛盾或歷史遺留問題。

5、跨地區、跨區域、跨行業（以下簡稱“三跨”）等具有連帶性、連鎖型等處置較為復雜的矛盾糾紛。

6、“5.12”地震及災后恢復重建中尚未完全化解的地震災區涉校、涉房、安置、補償等遺留的矛盾糾紛。

7、本地區本部門其他涉及群眾利益、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三、活動安排

整合資源、充分利用執行力建設年有利契機發揮干部群眾參與到“大調解”活動中來。公安、司法要加強對村（居）調委會的指導，加大宣傳力度，排查摸清不穩定隱患，找準問題癥結并逐一及時加以調處。各調委會要走村入戶對矛盾糾紛隱患逐一排查，做到糾紛早發現、早介入、早解決，對排查出的矛盾糾紛要確定專人負責解決。力爭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對疑難、復雜的矛盾糾紛，要積極發揮“大調解”作用，加強與司法和鎮職能部門的協作，共同做好化解工作，防止矛盾糾紛擴大升級。對影響當地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和難點、熱點、焦點問題引發的矛盾糾紛要及時向鎮黨委政府報告，由鎮黨委政府統一安排脫妥善解決，避免發生，避免民間糾紛激化引起刑事案件出現。按照要求：村（居）委會發生矛盾糾紛，基層調委會要查清糾紛發生原因及時化解處理，調解處理兩次未能達成協議的方可向鎮調委會匯報，并遞交初步處理意見書。疑難、復雜、較為突出的矛盾糾紛基層調委會應及時向鎮調委會匯報，防止矛盾糾紛擴大。

四、實施步驟

“攻堅破難”矛盾糾紛專項活動時間安排分三個階段進行。

1、動員部署“大排查”（年3月20日——4月10日）。該階段要召開動員會議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明確任務，廣泛宣傳，打一場集中化解涉及群眾利益、影響社會穩定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攻堅戰”。各調委會要緊密結合本地實際，對本地域矛盾隱患逐一進行徹底排查，建立準確、完整的排查臺賬。對排查出矛盾和問題逐一進行分類，配套落實穩控措施。

2、集中攻堅“大化解”（年4月11日——9月）。

按照層級管理和就近就快原則，實現第一時間第一地點調處化解矛盾糾紛。對重大疑難矛盾糾紛要及時啟動“大調解”協調聯動機制進行調解。

3、總結考評，落實責任倒查（年10月——12月）。

世界貿易形式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中印；貿易結構；互補性

一、引言

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貿易合作關系自1950年以來隨著兩國政治關系的發展跌宕起伏。中印貿易關系真正開始出現大規模增長是在2000年以后，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印貿易發展進入了黃金階段。進入新世紀以來至今，中印貿易總額增長近14倍，平均年增長率為19.7%。①

盡管中印兩國的貿易發展速度不斷增快，然而總體貿易規模不大。與對外貿易發展程度相比，中國和印度的貿易總額都處于彼此的初級階段。根據聯合國貿易數據庫顯示，2015年中印貿易總額僅為中國與美國的12%，中國與歐盟的10%，中國與日本的16%。除此之外，中印兩國的雙邊貿易從新世紀以來，開始從兩國各有逆差逐漸發展到印度對中國的全面逆差，兩國雙邊貿易發展出現不平衡。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對印度的貿易順差已經達到了300億美元。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兩國貿易往來的不斷加強，貿易結構的互補性也開始凸顯。

二、中印貿易結構互補性分析

（一）貿易互補指數分析

貿易互補指數是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與顯示性比較劣勢指數的乘積，進口百分比越大，說明該國在此類產品生產上的出口競爭劣勢越大。其計算公式如下：

Cab=RCAai*RCAmbi

本文選取2015年中印兩國商品進出口貿易數據，根據SITC-3分類標準細化到二位數編碼。通過計算可以總結出中印商品貿易中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對印度進口的貿易互補產品。在中國對印度出口互補的商品貿易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所占比重最大，包括辦公自動化設備、精密儀器和其他運輸設備。其次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包括紡織類產品。在印度對中國出口互補的商品貿易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初級產品領域，以及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

（二）產業內貿易指數分析

產業內貿易指數是產業內貿易理論模型的核心，其計算公式如下：

Ti=1-|Xi-Mi||Xi+Mi|

本文通過計算中印產業內貿易指數，觀察兩國之間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即兩國之間是否形成了有效的專業化分工。通過數據計算可以看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呈現出逐漸上升的趨勢走向。中印產業內貿易水平較高的產品類型是食品和活畜類、化學成品和有關產品、主要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幾乎占到中印貿易總額的50%。通過不同產品類別產業內指數的對比發現，中印兩國在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指數較高，說明這兩類產品異質化程度較高。

具體來說，原料類產品、化工類產品、紡織類產品和機電類產品是中印貿易往來的只要產品類型。首先，中印兩國在初級產品領域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總體呈現低位運行并且逐漸下降趨勢。中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國內市場呈現出了一次“洗牌”現象。初級產品已經不再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主要產業，在今后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的對外貿易將呈現出以高附加值產品為主的新常態。其次，化工類產品逐漸由產業內貿易向產業間貿易轉化。作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之一的化工行業，中國在不斷實現突破。隨著國家產業政策的扶持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我國在化工行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優勢產業――無機化學品。反觀印度，印度一直以來的優勢產業是電子產業，國家也把大量的政策傾斜到電子行業中，因此在化工領域里也主要是以傳統優勢產品――醫藥產品為主。這些因素都使得中印兩國在化工類產品領域中的產業間貿易不斷增強。

（三）產業內與產業間貿易指數分析

當我們把中印兩國的貿易互補指數和產業內貿易指數相結合起來分析，就可以看出兩國之間的商品貿易發展的動力來源，究竟來自產業間貿易還是產業內貿易。

通過互補指數和產業內貿易指數結合計算，可以看到產業內貿易，即專業化分工并沒有在中印商品貿易中產生。無論是在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還是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中，產業內貿易指數高的產品類型幾乎很少。因此，我們可以明顯地得出中印商品貿易互補性的形式，是以產業間互補貿易為主，產業內互補貿易為輔。

三、促進中印兩國商品貿易結構優化的對策建議

通過前文的實證與分析可以看到，同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和印度，由于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似性，使得兩國之間的貿易水平相較于其他國家，仍處于初級階段，貿易結構還有巨大的優化空間。但是兩國之間的發展策略有所不同，優勢產業也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貿易產品互補性在不斷增強，這也為中印兩國中間的貿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印兩國應互相努力，在政治上不斷克服不利因素，早日在經濟上共同實現雙贏。對此，本文提出了幾點建議：

第一，中印雙方要共同努力，不斷促進和實現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世界經濟一體化已進入到以雙邊自由貿易為主的新階段。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歐盟的順利發展，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提供了思路。中國和印度同為金磚四國，在地理位置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由于兩國都屬于人口大國，有著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和發展潛力。中印兩國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上，應加強合作與交流，努力實現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提升兩國的國際競爭力，實現多贏。

第二，不斷促進產業間貿易。通過前文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印兩國之間的互補產品類型不斷增多，這為兩國之間的貿易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在金融危機過后，面臨著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階段。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對于能源類產品的需求也不斷增強，這類產品也正是印度目前主要出口產品之一。而從印度來說，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國內市場對于家電類產品、辦公類產品的需求也不斷增強，這兩類產品也是中國目前的優勢產品，在今后也將成為中國向印度出口的重要領域。

第三，促進專業化分工，形成產業內貿易。由于中印兩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巨大的相似性，因此雙方在國際市場上的優勢產品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中。因此，中印兩國應加強競爭性產業產品的專業化分工，擴大產品的多樣化和差異性，促進產業內貿易，針對具有競爭性的產品加強專業化分工，促進良性競爭。（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希望學院）

注釋：

① 數據來源：根據2002-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整理所得.

參考文獻：

[1] 閆成海，從貿易結構看中國與印度經濟間的競爭關系[J]，世界經濟，2003（1）.

[2] 楊文武，后危機時代中印經貿合作研究現狀探析[J]，南亞研究季刊，2012（4）.

[3] 葉世隆，張偉，建立中印自由貿易區的戰略意義[J]，大理學院學報，2012，1（1）.

[4] 溫耀慶，戴錦賢，金磚五國合作機制下的中印經貿合作[J]，國際貿易，2012，8（20）.

[5] 文富德，論中印經貿合作的發展前景[J]，南亞研究季刊，2008，3（21）.

[6] 霍偉東，全球經濟衰退背景下的中印自由貿易區建設――基于實證的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9（15）.

世界貿易形式范文第4篇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供求趨勢

一、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

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明顯地體現為：研發及技術人員、熟練技工供給不夠和新增勞動力、下崗失業者就業困難并存，大學生就業困難和新興產業發展人才不夠一起并存，農業勞動力結構很難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求。導致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的主要原因：

1.勞動力市場分割為制度性根源

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現象普遍存在。區域分割使勞動力的地區遷徙受到了阻礙，城鄉分割使勞動力的方位轉換受到了限制，行業部門分割使勞動力的交換流動受到了阻攔。同時，不同戶籍制的存在也影響到了勞動力市場的正常運行。總的來說，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是人為設置的制度所造成的，當初設定這些制度的時代環境與今天的發展不可同日而已，制度已遠遠落后于現實，所以產生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

2.教育結構和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脫節

我國社會現在正處于加速轉型期，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的產業大轉型。與此同時，我國高等教育機構體系逐漸落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教育與市場出現了不匹配不適應的情況。在教育結構體系中，理論知識所占學習內容的比重過大，而實踐性強技術性高的教育層次始終不高，最突出的表現為輕具體崗位教育而重學歷等級教育。并且在教育中的專業設置上，研究性人才的培養占了大多數，應用型專業因為傳統觀念中所謂不體面、檔次低等狹隘觀念的影響，比例低人數少受重視程度不夠，人才培養的質量也很難得到保障。同時，國家對職業技術院校的投入過少，辦學軟硬件條件落后于科研型院校，使得人才流動向更高層次擁擠，而學習具體實用技術的人也不斷減少。長此一來造成了當前的教育結果，一方面教育結構的設置不平衡，白領專業重復開設且大批院校以此為招生賣點，造成了人才同質化現象十分嚴重，使得人才集中于理論性、研究性的領域內，面臨惡性競爭，另一方面由于職業技術教育的受輕視，專業型復合型的技術人才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社會、市場對基礎性的人才需求量的加大更加凸顯出應用型人才的匱乏。教育結構和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脫節，主要體現在當前教育結構設置的盲目性、人們對于基礎性人才理解的誤區上。雖然近幾年我國開始重視技術型人才的培養，但是投入力度和重視程度遠遠不夠，這一狀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不僅浪費了巨大教育成本，人才培養的浪費，更加大了就業和市場需求度的壓力，對勞動力市場帶來了很大的風險。

二、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趨勢預測

1.勞動力需求總量呈持續增長態勢

社會對于勞動力的需求由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所決定。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分工逐步細化，市場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是越來越多的。經濟發展是社會對勞動力需求增長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即除了經濟發展以外，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還受其他因為的影響，這些綜合因素即相互聯系又相互制約。而需求量的增加和就業率的增加并不是同一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廣泛的需求，將此需求細化，就會發現社會基礎技術應用型人才的需求量遠遠高于科研型人才的需求量。而我國當前的制度性限制和教育結構體系的不完善造成了人才發展的不平衡。用“28理論”來解釋的意思就是80%的人才去競爭20%的市場崗位，20%的人才又不能填滿80%的市場需求空缺。

所以說，這兩方面的因素共同決定了勞動力需求的總量將保持增長態勢，并且要維持一段時期。

2.勞動力供給總量會從緩慢增長漸漸走向負增長

“勞動力供給總量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愿意并能夠提供的勞動者總量”。 決定勞動力供給總量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和勞動力參與率。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處于勞動力供給總量大于勞動力需求量的階段。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對于勞動力的需求呈不斷增長的態勢另外，由于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了幾十年，雖然我國人口數量很大，但據第十三、第十四次人口普查和我國人口比例分析，我國人口總量處于緩慢增長階段，并且在不久的將來人口增長與死亡率將持平。更遠的說，人口會出現負增長。當人口紅利減弱并消失的時候，勞動力供給總量勢必會隨著這一趨勢而緩慢增長并走向負增長。

另外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分析，我國已步入老齡社會。這就意味著社會總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加大，年青人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少。那么社會可工作人數在不斷地減少，相應的勞動力參與率也在降低。有調查顯示，截止2010年，我國的勞動力供給與勞動力需求量之間的差距非常小，不難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勞動力供給會小于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此缺口并將隨著時間不斷拉大。

三、總結

對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及供求趨勢預測的分析能夠得出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問題的根本性原因和未來的走向。為了擺脫當前的困境，應該一方面進行產業調整，優化升級；另一方面對勞動者的培養要加大力度，把握重點和市場需求。更重要的是從制度層面上健全勞動力市場、消除各種市場分割，保證勞動力的合理應用和良性循環發展。

參考文獻:

[1]蔣 茜 孫 兵: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趨勢預測[J],經濟縱橫，2011（5）.

世界貿易形式范文第5篇

一、碳關稅時代中國貿易轉型的背景及意義

（一）發展低碳經濟的需要

2009年6月26日，《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獲得眾議院通過，該法案規定，從2020年起對不接受污染物減排標準的國家實行貿易制裁，具體的措施將表現為對未達到碳排放標準的外國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以此來改變目前全球變暖及減排問題。目前，機電、建材、化工等高碳產業占據了中國出口市場一半以上的比重。如果開征碳關稅，短期內必然會對上述行業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專家測算，如果按照30美元/噸的標準征收碳關稅，將導致中國進口總額下降約0.52%，出口總額下降約0.72%，從而拖累中國的GDP下降0.021%。如果開征碳關稅，碳關稅標準很可能不止30美元，上述數字也會更高。碳關稅將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沖擊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在低碳時代研究我國貿易轉型策略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巨大能源消耗的約束

由于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龐大人口的日常消費所帶來的能源消耗巨大，且日益增加，該數字已經由2000年的14.55億噸穩定增長至2010年的32.5億噸標準煤，如圖1。在低碳經濟時代這種現象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

據2008年中國能源報告的數據顯示，1997年產品出口造成的直接和間接二氧化碳排放就已經達到2.82億噸碳，占一次能源利用碳排放的30%以上，這意味著我們一次能源消費碳排放的大約1/3是由于滿足世界其他國家生產和生活造成的。這充分的說明，我國巨大的能源消耗不僅與國內的生活、生產消耗有關，還與我國近些年來不斷增大的貿易順差緊密相關，而在碳關稅時代這種高能耗的方式必然會嚴重影響我國的經貿發展。

（三）對外貿易特征的內在要求

海關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29727.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4.7%，其中外貿出口15779.3億美元，增長31.3%；進口13948.3億美元，增長38.7%；貿易順差為1831億美元，減少6.4%。此外，2010年，我國一般貿易進出口14887.1億美元，增長39.9%。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11577.6億美元，增長27.3%。加工貿易項下順差3229億美元，擴大22.2%。2010年我國重點商品進出口增長及所占比重的統計資料見表1和表2。

根據上述的數據和表格，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從貿易結構上看，雖然我國進出口總額巨大，其中，機電等高碳產業占據了中國進出口市場一半的比例；在出口商品中，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另外，盡管近些年服務業得到了較快發展，但在我國的進出口貿易構成中，工業制成品比重遠遠高于服務業產品比重。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而在我國加工貿易中，通過外商投資和國際產業轉移建立的生產基地和生產環節，多數還屬于中低技術、中低端產品和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過多地消耗我國的土地資源、水資源和礦產資源，過低地支付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和資源環境成本，我國在整個貿易的價值鏈中獲得的利益比較少。

通過對我國貿易結構以及貿易方式中存在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現有貿易是低效、高碳的，因此碳關稅的開征必然會對我國貿易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研究碳關稅時代我國貿易轉型的對策尤為重要。

二、碳關稅時代我國粗放型的外貿模式難以持續發展

（一）低成本優勢的逐步喪失

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主要表現在以低廉的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價格為基礎的生產成本優勢上。未來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和諧社會的時期，社會、經濟以及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更加受到重視。這必然會引起勞動力、資源、環境等基本要素價格的變動，國內要素價格上升將是一個長期趨勢，成本上升的壓力加之高額的碳關稅必然使得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難以繼續。

（二）國際分工地位價值鏈及貿易摩擦的約束

長期以來，我國的外貿增長方式都是粗放型的，出口的產品主要是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都不高的勞動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始終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的低端，貿易額的增長大部分是純數量的增長，效益卻很低。純數量的出口增加，使得我國在初級產業中不斷的重復低效率、高成本且技術含量不高的勞動，并且在這些產業中投入大量的重要資源，造成資源產出的低效率。粗放型的模式促進了我國對高技術及其產品的進口依賴，這非但不能促進我國的技術創新，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我國的科技發展。即使在部分高新技術產品的制造上，也主要從事中低端的加工裝配環節，研發部分很少。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這種依靠純數量增長的貿易方式更加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碳關稅的提出就是發達國家推行貿易保護政策的最佳體現。

（三）能源緊缺與資源的約束

我國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這類“低技術、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上。同時，由于外貿的拉動及優惠外資政策引導，大量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環境污染密集型、能源耗費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這些產業都是發達國家的夕陽產業或高技術產業的低端加工環節，這使得我國目前能源不足和環境污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也使得我國對進口能源的依賴越來越大，如圖2-2。因此，我國這種粗放型的出口增長越多，對能源和資源的消耗就越多，對環境的破壞就越嚴重。通過出口廉價商品、污染環境、浪費資源來獲得低利潤，這不符合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特別是碳關稅會使得這些利潤更加微薄，這更加說明這種粗放型的外貿模式不再具有可行性。

（四）環境成本與低碳經濟的要求

在全球氣候變化和能源緊缺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正被全國各地重視。我國傳統的對外貿易模式是出口導向型，出口產品多集中在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大的低技術、高耗能、高污染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上。據測算，我國每年出口的高能耗產品的能源消耗占國內能耗總量的1/5，污染物進口量也在不斷增加。

總之，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中污染呈現出排放總量大、結構性污染突出(如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等)、復合型污染嚴重等特點。隨著對外經貿的不斷發展，生產出口商品依賴傳統能源支撐所引起的污染也越來越嚴重，在國內和國際節能減排的雙重壓力下，為謀求經濟可持續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積極促進能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迫在眉睫，因此，這也要求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向低碳轉型。

三、碳關稅時代貿易轉型的途徑與手段

（一）大力推行綠色貿易政策

1. 根據環境特性對產品分類，按其特性安排進出口。將出口產品按其環境特性分類，分為鼓勵的、允許的、限制的和禁止的等。在此基礎上安排產品的進出口，推動環境標志產品、生態產品和低碳產品的貿易；適度限制“高污染、高能耗”產品的貿易。我國作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大戶和高能耗、高污染產品的出口大戶，必須轉變外貿發展思路，推進綠色貿易戰略，掌握世界貿易關系變化的主動權，為我國的外貿發展開辟新的空間。

2.改善節能減排技術，完善政策激勵體系，推動新能源產業和環保產業的發展。將節能減排技術列入重大科技專項，從資金、人力、物力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與節能減排技術先進國家進行合作，同時建立吸引海外相關科技人才的機制。進一步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大興綠色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燃料，逐步改善能源結構。可以考慮將節能減排技術、新能源行業和環保行業列入高新技術產業目錄，享受高新技術產業在稅率、稅前抵扣甚至是補貼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推動企業的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并在適當的時候實施新能源市場配額制，通過為新能源產業配給一定規模的市場，促使新能源產業實現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走上規模化的發展道路。

3. 加快價格、稅收等體制機制改革，加大對傳統能源、資源和兩高一資產業的引導和管理力度。傳統的“高污染、高能耗”產品的價格、稅收政策沒有真實反映其環境和資源成本，企業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犧牲環境能源獲得的，所以必須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因此能源、資源價格應當逐步市場化，由市場上的供求情況來決定其價格，同時提高資源稅和擇機開征反映溫室氣體污染的碳稅，通過提高企業成本使其走向高效節約的道路。同時完善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稅收體系，適時考慮開征兩高一資產品的出口關稅，進一步調整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鼓勵并引導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清潔能源、環保產品的生產與出口中。

（二）帶動我國國際分工價值鏈向高端發展

1. 鼓勵外資企業設立研發和營銷中心。創新是推動我國國際分工價值鏈向高端發展的動力，因此我國企業應加大研發投入的力度，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并要抓住當前跨國公司研發中心轉移的機遇，積極參與到其技術研發中去，分享研究成果，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同時政府應努力營造適合企業創新的環境，打造公平競爭的準入平臺，建立公正、規范、有序的投資和競爭體制。通過專項基金、優惠補貼、完善的融資體系和專利法案以及促進高校或科研機構科研技術成果轉化的政策等，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培育自主品牌，開拓自己的銷售渠道。

2. 推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我國加工貿易的興起是在優惠外資和鼓勵出口的導向下，由國外高污染、高能耗企業的轉移引起的。所以加工貿易要想升級必須改變我國引進外資政策，提高加工項目投資門檻，對于增值率低于目前平均增值率的新項目限制進入；對于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資金、技術密集的加工貿易項目和“關聯配套”型加工貿易項目，要通過稅收、信貸等優惠政策大力引進；不符合國家政策導向的“兩高一資”加工項目堅決禁入。

3. 從傳統成本優勢轉向技術優勢。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主要來自于技術優勢，必須注重技術創新，使自身能從成本優勢轉向技術優勢。技術創新包括三種類型：一種是核心技術創新，一種是非核心技術創新，一種是資源性技術創新（即改變產品原有能源或原材料的技術創新）。企業雖然應該重視核心技術創新，但更多的企業需要注重非核心技術創新和資源性技術創新，選擇切合實際的創新路線。在碳關稅時代資源性技術創新就顯得更加重要，因為這種創新不僅是獲得技術優勢的一種途徑，同時也是新的成本優勢的開發。因此，企業可以通過推動自身的循環經濟，選擇自己最佳的規模經濟，以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不斷調整自己的增值模式。通過技術創新的手段將增值的重點由生產過程逐步轉向產品設計、品牌創造、銷售創新、服務增值等這些低碳的、非生產的增值活動，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繼續保持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

（三）鼓勵服務貿易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