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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的本質范文第1篇

關鍵詞：全員管理 施工預算 數據分析 成本 糾偏

一、施工企業管理多采用矩陣式管理模式，項目部根據需要設置職能部室，負責日常工作的開展，在業務上接受上級部門的指導及監督，目前施工企業管理或多或少存在如下問題

（一）核算模式過于僵化、溝通不順暢

企業營業額逐年增加，利潤率總是維持既有水平或者降低，表明項目疏于現場管理及精細化管理。依靠數據算賬的成本管控模式弊病凸顯。占工程成本50%～70%的材料過程管控不到位，勞務隊伍為了節約極少的勞務費，不計材料成本、造成材料浪費、超耗嚴重。比如鋼筋，可以焊接利用的，隊伍為了節約勞務及輔材，直接將整根鋼筋截取，造成大量的邊角料存在。“回收等額邊角料量”的價差部分無形計入項目成本。而物資部只負責收、發料數量核算，工程部只注重質量管理，經營部依據數據算賬，部門溝通少，過程中材料一直是一個正常的消耗狀態，積少成多，至項目完工造成成本大量增加。

（二）現場安全管控不到位，僥幸心理占據上風

隨著工程投標競爭的白熱化，項目中標后安全投入能省則省，安全設施形同虛設，現場監督不到位，比如新建路與現況平交路口不設圍擋及警示標志、高邊坡護砌作業不搭設施工腳手架等；不出安全事故還好，如發生安全事故損失遠大于安全生產的正常投入。

（三）方案比選不扎實，措施費投入過大

項目的收入確定了，項目成本投入與項目利潤是此消彼漲的關系，管理人員的分析判斷影響著措施費的大小，比如現澆箱梁，目前傳統的施工方法是基底硬化處理、搭設滿堂支架、拼裝模板、堆載預壓、澆筑砼，但是隨著施工方法的不斷創新，采用鋼管樁+貝雷梁代替傳統滿堂支架的方式，對地基承載力要求大大降低，施工速度明顯提高，加速模板的周轉利用，因此需要通過經濟比選，看哪種施工方式更適用，更節約成本。沒有詳實、科學的施工方案做支撐、措施費的節約也就是空中樓閣。

（四）現場管理薄弱；過程成本增加

現場是利潤的源泉，現場管理的好壞，直接影響項目的成本，在合同簽訂是一定要關注到施工的每個細節，做到分包工作內容無遺漏，如某項目的路基填方為土石混填，在設計圖紙上標注土石混填的邊坡上有15cm清表土覆蓋，上面噴播植草；清表土覆蓋在清單里不另計價，因勞務合同簽訂時疏忽，未涵蓋此內容，拒絕施工，要求另外計價，增加列項目成本；項目租用機械，在機械的調配、運轉記錄、燃油消耗管理等方面疏于管理，隊伍該用人工完成的工作內容，常常霸占機械完成，享受免費的午餐。

二、鑒于以上情況暴漏的問題，項目如能及時進行經濟活動分析，就能發現管理上存在的問題

經濟活動分析在施工管控中十分必要，通過一定時期的成本按清單歸納，查找出成本較高的項目，進而分析問題，制定措施，對可控因素在后續施工中重點關注，有效降低工程成本。經濟活動分析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加強：

（一）樹立全員參與成本控制理念

成本指標通過層層傳遞的方式落實到人；每個管理人員都能知道每項工作該由誰負責，比如試驗室通過優化砼配合比，可以降低水泥消耗量，測量可以通過提高測量精度控制，合理節約路面結構層材料用量；辦公室通過比價采買辦公用品，控制成本支出等；

（二）編制項目施工預算

項目應結合前期策劃成果及施工方案，利用物資設備部調查的主材、地材到場價格、機械設備租賃價格，勞務分包價格等參數編制施工預算。并根據工程動態定期調整，將施工預算與標后預算對比，找出差異并分析原因。

（三）樹立品牌意識、提升企業知名度

建筑施工企業門檻較低、競爭激烈、面臨僧多粥少的尷尬，項目只有認準某個領域，重點開拓，形成特色企業，才能提高競爭力，在同等條件下脫穎而出，因此要求在建項目以現場保市場，逐步拓展企業舞臺并樹立企業形象。

（四）在過程成本控制和核算中必須控制好”工、料、機”三大成本要素

通過招標擇優選擇施工隊伍及供應商，采取多部門會審、逐級審批的模式防范合同風險，具體做好以下幾點：

1、勞務管理

隊伍進場前合理策劃，本著工程量明確、相互影響小、便于統計核算、能夠形成生產規模的原則進行劃分施工區段來引進施工班組，并對每個施工班組的實際投入與產出進行定期核算，協助隊伍做好管理；

2、材料控制

按月分隊伍進行材料核算：項目工程部、物資部、經營部提前溝通，核算到什么部位、核算到具體哪個墩位必須一致。物資部需要對部分主材消耗量進行調整，將未計入產值的半成品盤存，真正實現主材理論消耗量與實際消耗量的對應。依據材料核算成果，超耗材料在勞務結算中扣除，起到有效管控項目成本的作用。

3、機械管理

加強租賃設備的運轉管理；機械使用量（包括燃油）按月統計，主要針對的是項目部月租的設備，隊伍使用設備必須經項目主管設備的負責人同意，并簽認使用記錄。設備的使用要細化到每個清單細目，根據完成工程量進行合理分攤。對勞務分包單價中包含機械費而使用項目部機械的要簽認臺班在結算中扣回。

經濟活動的本質范文第2篇

審計本質理論的發展：審計本質經歷了查賬論、信息論、方法過程論、經濟監督論到經濟控制論的一個過程。

（一）查賬論 “查賬論”認為審計就是對被審計單位的賬務進行檢查，這是對審計最原始的認識。在審計產生初期，主要起著查帳和對會計進行監督的作用，因此審計主要作用就被認為是審查賬務處理是否符合會計規范，是否真實、合理、合法。審計的對象隨著實踐的發展逐漸發展，經歷了由賬簿到報表再到原始憑證的過程。其內容和形式得到了充分的豐富和發展，審計的方法得到了極大地創新，這時候查賬顯然已經不是審計的全部工作內容，因而，“查賬輪”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最終被歷史所淘汰。

（二）信息論 “信息論”始于20世紀60年代，并逐漸完善并形成體系。“信息論”的主要觀點是認為審計就是提供利益相關者所需要的可靠并相關的信息，優化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后期的審計“信息論”逐漸分化為信息傳遞論學派和信息系統論學派。“信息傳遞論”學派認為，投資者在投資時為了讓自己的資本增值，即資本的有效配置，需要可靠而相關的信息作為決策的指南，而審計保障了這種符合標準要求的信息可靠以及有效傳遞；“信息系統論”則認為審計所提供的會計信息是一個整體，只有系統地進行分析才能夠達到審計的目的。但只注重結果，沒有體現過程，因此逐漸被方法過程論所代替。

（三）方法過程論 “方法過程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主要貢獻是認為審計是一種系統的方法和過程。1973年，美國會計學會基本審計概念委員會在其出版的《基本審計概念說明》給出對審計的新的定義，認為審計是“為確定關于經濟行為及經濟現象的結論和所制定的標準之間的一致程度，而對與這種結論有關的證據進行客觀收集、評定，并將結果傳達給相關利害關系人的系統過程”。這個定義標志著查賬論徹底被方法過程論代替，承認審計是一個系統的過程，這個定義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是比較中肯的審計定義，至今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四）經濟監督論 “經濟監督論”認為審計是一項經濟監督活動。“經濟監督論”是由我國學者首先提出的一種關于審計本質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后，國家百廢待興、經濟初步發展、審計處于萌芽狀態的背景下產生的一種理論。在這種歷史條件下，計劃經濟依然主導著人們的觀念，市場經濟處于非主流狀態，監督經濟運行勢必成為衡量和考核計劃經濟完成情況的重要尺度，審計在經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主要是監督經濟運行作用了。但這種觀點是典型的將審計職能片面地概括為審計本質的觀點。

（五）經濟控制論 “經濟控制論”是蔡春教授在其博士論文《審計理論結構研究》中提出的。該觀點認為審計是因受托責任的履行而產生的，其目的就是為了更有效地履行受托義務的契約，達到委托方控制受托方經濟活動的目的。 “經濟控制論”在審計理論的發展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將人們對審計的認識提到了較高的層次。但筆者并不完全贊同審計就是控制經濟活動的觀點。其一，控制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不是審計的內在屬性，容易受到外部條件的制約。其二，除了控制經濟運行以外，人們也期望通過審計的咨詢、糾錯等職能來提供建設性意見，因此經濟控制論只能說體現了審計比較核心的作用。

（六）免疫系統論 2008年3月31日，在中國審計學會五屆三次理事會暨第二次理事論壇上，劉家義審計長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審計免疫系統論”，該理論的核心是認為審計的本質就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運行的免疫系統，其首要任務是保障國家安全，其最高目標是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利益。審計免疫系統論從審計與整個經濟運行關系的角度創造性地提出了審計的本質。是將國家學說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更深層次的基礎上提出的對審計本質的全新認識，對審計理論和實務的發展具有跨時代的意義。

二、審計免疫系統論對審計本質的影響

審計“免疫系統論”認為在經濟社會運行中，審計發揮著免疫功能，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有效保障，猶如人體的免疫系統，能夠預防、揭示和抵御經濟社會運行中的障礙、矛盾和風險。

（一）“免疫系統”論對審計本質的創新 （1）“免疫系統”理論，是對審計本質認識的深化和創新，是在對哲學、生物學、審計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各門學科融會貫通之后高屋建瓴的建樹。從審計的發展歷程來看，人們對審計的認識由表及里，逐步深入，最終發現審計之于國民經濟猶如免疫系統之于人體，沒有免疫系統，如同人體的大門為各種疾病的進入敞開著，而一個組織的經濟活動如果沒有審計，自然為舞弊、貪污、挪用、玩忽失職等各種犯罪活動大開便利之門，那么經濟活動勢必難以健康為繼，整個經濟系統就失去了得以正常運行的保障。因此，劉家義審計長提出的審計免疫系統論是對審計理論的最佳詮釋，既形象地說明了審計的活動過程及作用機理，又深入地升華了審計的作用及本質。（2）“免疫系統論”是動態的審計。事物都是運動、變化和發展，審計也不例外。而前面的“查賬論”、“經濟監督論”、“經濟控制論”和“信息系統論”等審計理論都是從靜態、被動和單一的角度對審計本質的概括，而“免疫系統論”則是從動態、主動和全面的角度對審計本質的概括。正如人體的免疫系統需要不斷運動才能提高免疫力一樣，審計這個“免疫系統”同樣也必須通過運動才能得以維系。如果審計免疫系統不在實踐中相互配合、逐漸磨合、創新發展，那么免疫只能流于口號。“免疫系統論”全面、系統地回答了什么是審計、為什么審計、審計的主體是誰、怎樣審計以及審計的標準是什么等一系列關于審計的問題。審計免疫系統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人民當家作主的宗旨，將維護國家和人民財產安全作為審計最終目標和行為準則，是在中國現有條件下對審計本質最深刻的認識。

（二）免疫系統論對審計本質的發展 （1）免疫系統論對審計本質有了很多新認識。通過對審計“免疫系統論”的深入系統的分析，筆者認為只有深刻認識審計過程的最終產品審計信息，才能夠更透徹地理解審計的本質。審計實質上就是一個通過審查、評價等審計手段最終生產出審計信息的過程，并將這一最終產品輸出給產品的消費者（利益相關者）。這些審計產品即審計信息是對被審計單位一定會計期間的經濟活動及經濟行為與法律、法規、制度等審計標準之間相符程度的審計。

（2）免疫系統論明確了審計在本質上與其他經濟活動的根本區別。審計與會計是聯系最緊密的，以會計為例，會計也能起到經濟監督、經濟控制、提供系統會計信息等作用，因此以前的理論既可以作為審計的本質也可以作為會計的本質，也就是說以前的關于審計本質的理論沒有明確審計本質上與其他經濟活動的區別，不足以概括審計的本質和內涵。而“免疫系統”則是審計所特有的本質，是可以將審計與其他經濟活動區別開來的特性，在經濟活動中，唯有審計才具有“免疫系統”的功能，因此審計“免疫系統”論更好地揭示了審計的本質。

（3）免疫系統論揭示了關于審計本質的更深層次的內容。雖然不能說“免疫系統論”就是審計的最好理論，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理論還要在實踐中逐漸發展。但是“免疫系統論”確實揭示了一些關于審計的更深層次的內容。首先，免疫系統論明確了企業的契約關系，在制度經濟學中，把企業看成是一個企業的集合體，委托人和人均是契約雙方的主體，委托方為了更好地監督受托方必然要通過一種機制來制衡、檢驗、控制人的行為以便維護自己的利益，減少人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這種重要的機制從財務控制的角度就是審計，而審計免疫系統論恰好概括了這一機制，即形成一個有效的免疫系統有效降低風險和成本。其次，免疫系統論是為審計的實務提供了指南，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審計，必須要從各個環節深入把關，使之 形成一個免疫系統，這樣就可以抵御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障礙、矛盾和風險。

（4）免疫系統論為審計理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可以將整個審計過程分解為“兩個階段，一種產品。“兩個階段”，即生產階段和輸出階段，“一種產品”即審計信息。審計實務就是經過這兩個階段并生產出合格審計產品的過程。如：在審計信息的生產階段，主要應該重點關注如何將高質量的審計信息生產出來，因此必須重點做好審計方法、審計工具、審計流程設計、審計信息的檢驗、審計人員的素質培訓以及生產效率等問題；在審計信息的傳遞階段，重點關注以什么樣的的方式將哪些信息以恰當的渠道傳遞出去。就這一種產品審計信息而言，需要確定審計信息的性質、內容、載體和審計信息的質量。在兩個不同的階段同時發揮免疫系統的功能，才能將經濟活動中的障礙、矛盾和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總之，免疫系統論為審計理論和審計實務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審計理論體系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系湖北省審計廳項目“免疫系統論對審計理論與實務的影響”階段性研究成果]

經濟活動的本質范文第3篇

儒家所提倡的“義利統一”的義利觀是中國儒家哲學的價值論,也是現代經濟活動中的價值觀。所謂“義”是指人的道德價值,所謂“利”是指人的物質利益,在儒家看來:“義與利人之所欲兩者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好義”《荀子》。孟子也認為:問題不在于得到多少利,而在于如何得到利,而如何得到利,通過什么渠道,采取什么手段,這是道義的問題。儒家雖然強調在經濟活動中,人們應講究道德,但他們同時也注重對利的追求。孔子曾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果無所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這幾句話很形象的說明了孔子追求財富的強烈愿望;如果能獲取財富,即使擔任市場守門人,執皮鞭守護也心甘情愿;如果得不到還是干我的教師本行。這些都證明了孔子也是熱衷于追求財富的。不僅如此,儒家在當時還看到了利的重要性,東漢崔迥在《政論》中說:“如果官吏的俸祿甚薄,仰不足已養父母,俯不足已養妻子”,他們就會冒刃求利來贍養父母,更何況讓他們“臨財御眾”管理財物,就象“渴馬守水,餓犬護肉”那樣,讓他們不沾水肉幾乎是不可能的,崔迥建議“重其祿以防其食,使之取足于俸不與百姓爭利”。由此可見,儒家一方面要求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要以義為先,但同時也要求人們對利的追求,只不過主張君子謀利取之有道。“義利統一”的思想是工商活動中的基本原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為了獲得較高的市場份額和經濟利益,企業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競爭的殘酷性決定了在經濟活動中錢是要賺的,利潤是要追求的,但是求利必須以義為取舍的標準,作為現代企業,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而危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不能依靠假冒偽劣產品和不正當競爭,如暴力行為、錢權交易等牟取暴利,更不能依靠詐騙行為獲取非法利潤,否則,必須用仁義道德來規范企業的牟利行為。只要在不缺德、不違法的前提下,根據義利統一的價值取向,要求現代企業的經濟活動必須有利于國家、民族利益和生態環境的保護。

二、兵家———效益優先

《孫子兵法》這部生于本土,源于本土,高度濃縮和體現我國人民大智、大學的傳世之作,其思想和影響在今天已超出了軍事領域,已深入到經濟、政治等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今天在加速推進我國企業經濟管理現代化的進程中,作為身逢盛世的企業家和經營者,深入地研究《孫子兵法》中關于現代企業可供借鑒的經濟理論,有著至關重要的時代價值。關于追求經濟效益的思想,在《作戰篇》中表現的最明顯,孫武曾把戰爭所耗和戰爭所得進行了對比。他認為,作戰時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必須力求速勝,“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文也”。何廷錫注說“速雖拙,不費財力也;文雖拙,恐生后患也”。由此可見,孫武是一位很有軍事頭腦的軍事家,在投入和產出上,他是極講究經濟效益的。《用間篇》中還有一段很有見地的論述,其大意是說,出兵作戰耗資巨大,國不得安寧,民不得安息,戰爭數年是為了爭一日之勝,如果吝嗇爵祿在金百而不用間諜,那就“不仁不義,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也勝之主也”。《孫子兵法》的中心思想是“合與利而動,不合與利而止”,強調的是一個“利”字,雖然這里所說的利是指戰爭是否有利,而不專指經濟效益,更不是指利潤,但這種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利益的原則,從一般意義上講,不也是經濟活動的指導原則嗎?21世紀的企業家,面對資源的有限性和競爭的激烈性,在經濟活動中,如何正確的安排投入和產出,講究經濟效益,如何用盡可能少的勞動消耗和物質消耗生產出更多的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如何合理使用資金,敢于把巨資用在刀刃上,從上述《孫子兵法》因利而動的思想中或許得到了重大啟發。

三、《易經》———盛德大業

《易經》六十四卦本身的目的就是為成就大業的人提供關于事物吉兇,追求行動而獲得成功的指南。實際上“大業”正是《易經》本身所追求的目標或理想,大業即事業“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從易經的解釋來看,對人生、事業的定位不外乎“富有”即經濟強盛。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盛德大業并稱,因為,盛德作為一種德治政治必須有經濟作為基礎,這樣才能以才聚人。富有大業的主要內容有三方面:1•重農業兼顧重商業。古代社會是以農立國,無農則無國,所以特別重視農業,發展農業是我國古代社會的傳統,然而這種情形在春秋時的齊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齊國由于管仲改革,把工商業當作經濟支柱,這一思想在《易經》中得到繼承和發展,表現為《易經》在重視農業的同時,兼顧工商業的發展,《易經•系辭》“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于商品相互流通使天下人互通有無,從而滿足了人們的不同需要,促進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2•是善理財。重視農業兼顧工商業可以說是富有之源,但是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是不是一定就富有呢?也不是,還必須善于理財,管理財物一定要使財物有所用,用到正當該用之處。所以,《易經》主張“理財、正辭、禁民之用”,理財指的就是管理財物,使財物用之有方,節約開支。正如《周易•正義》所言“治理其財,用之有節”。3•要節儉反對奢侈。《易傳》指出君主要“儉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臣民則要“以儉德辭難”《象》,即讓百姓以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去克服困難,而統治者則節儉顧民。總之,《周易》以盛德大業為管理目標,試圖通過有效的經濟活動來實現治國、平天下、國富民強的政治目標。

四、墨家———交相利

職工是企業的主體,現代企業只有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使職工的勞動應該實現的利益得以實現,這樣職工勞動才有動力,經濟活動才有效率。同時,企業必須對社會、對顧客負責。企業只有在為社會共同利益做貢獻的價值觀指導下對整個社會負責,得到整個社會的支持,才能獲得成功。向顧客負責就是尋求社會的共利,以尋求社會的共利為目標,正是該企業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墨家主張的“交相利”思想可以說是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群體與群體的互利思想,它是適合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價值觀和經濟哲學。《墨子•大取》說:“愛人不利己,不在所愛之中,利人不外己,己在所利中,為彼猶為己也”。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在今天可以成為我們公開打起的一面旗幟,因為市場經濟是交換經濟,商品與商品的交換本質上是勞動與勞動的交換,市場經濟的這一本質要求每個人都必須為他人提供真誠的服務,從而獲得等價的報酬,這就是說利己必須利他,利他即利己

。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反映了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它應成為我們時代的價值取向。在現實中,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無形地迫使每個企業必須按照市場的本質和要求去從事自己的經營活動,去反映和實現交相利的原則,任何坑蒙拐諞、損人利己的經營活動由于違背了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必然被競爭機制所埋葬。同時,交相利的思想也強調充分實現企業職工勞動所應得到的利益回報,這對職工是一個內在的激勵,他激勵職工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去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可以作為價值主義的管理哲學,也可以作為效率主義的經濟理論。中國傳統文化是古老的,它的表層是封建的,應該批判改造,但它的深層智慧卻有永存的魅力和價值,從中總結出古老的經濟理論思想可以為我國國企改革提供新的智慧和源泉。

參考文獻:

經濟活動的本質范文第4篇

 

軍事經濟法是調整國家軍事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體系。軍事經濟法的特征作為軍事經濟法區別于其他部門法的特有征象，是表征軍事經濟法本質特點的概括性標志。它反映軍事經濟法的本質，是軍事經濟法同其他部門法相區別的依據。只有正確把握了軍事經濟法的主要特征，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和認識軍事經濟法。總的說來，軍事經濟法有國家主導性、軍事和經濟的雙重目的性、政策性、綜合性等四大特征。

 

一、國家主導性

 

軍事經濟法是國家管理軍事經濟的法，軍事經濟法所調整的軍事經濟管理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管理主體是掌握國家權力的國家軍事機關和政府機關，這些機關管理軍事經濟的過程就是其行使國家權力對軍事經濟進行干預、調節、控制、約束的過程。

 

因此，國家的軍事經濟管理行為對相對主體具有強制性。在軍事經濟管理法律關系中，國家始終居于主導地位，起著支配作用。也唯有如此，才能保證國家的管理意志能夠得到及時和完整地貫徹，進而維護國家安全利益。

 

軍事經濟法的國家主導性集中體現在國家管理行為的強制性，或者是軍事經濟法中的強制性規范。但是，軍事經濟管理關系的強制性依其程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形：

 

一是命令和服從關系，其強制性最強。在此種關系中，管理主體通過單方面的意思表示，強制有關市場主體實施某種市場行為，市場主體必須服從，基本上沒有選擇的權利。

 

二是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其強制性次之。在這種關系中，管理主體主要是通過經濟杠桿和其他非直接強制的手段引導有關市場主體按照自己的意志實施市場行為。

 

三是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管理主體按照規定的程序對有關市場主體是否遵守法律和服從管理進行督察，并對其違法行為進行處罰。

 

二、軍事和經濟的雙重性

 

軍事經濟法是調整軍事經濟管理關系的法，這就決定了軍事經濟法必然具有軍事性和經濟性，是二者的有機結合。

 

軍事經濟法的軍事性表現在：軍事經濟法既包括調整軍隊經濟活動的一些法律法規，也包括國民經濟個部門進行軍事經濟活動的一些法律法規;軍事經濟保障的對象是武裝力量，服務的行為是軍事經濟活動。另外，軍事經濟法的最高目的也具有軍事性。軍事經濟法必須遵循軍事活動的一般規律和一般要求，提高軍事效益，最終為產生和提高戰斗力服務，維護國家安全利益。

 

軍事經濟法的經濟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軍事經濟法的任務就是通過對軍事經濟的管制、調節、干預等管理活動，維護軍事經濟的公平競爭秩序，保障軍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是軍事經濟法在調整目的上的經濟性。

 

第二，軍事經濟法調整軍事經濟管理關系雖然是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但是，軍事經濟法在設立管理主體和相對主體的權利、義務及責任時，是以尊重和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為前提的，許多軍事經濟法規范就是對市場經濟規則的直接體現，因此國家的管理行為必須遵守客觀經濟規律，違背經濟規律的管理行為是不受法律保護的。這是軍事經濟法在內容上的經濟性;

 

第三，國家的管理行為主要是依靠經濟杠桿等經濟手段對軍事經濟的運行進行干預和調控，以實現其經濟目的，如通過國防科技工業企業稅率和利率的升降增減來調節資源的在國防科技工業領域的再分配等，這是軍事經濟法在調整手段上的經濟性。

 

第四，軍事經濟法必須體現經濟的一般規律和要求，確保經濟效益;軍事經濟建設和軍事經濟活動必須服從于國家經濟建設全局，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秩序。

 

在軍事經濟法軍事性和經濟性二者的關系上，一方面，經濟性是基礎和保障。軍事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軍事經濟保障能力，才能為提高戰斗力服務，如果沒有經濟性或經濟運行狀況不佳，就不能為提高戰斗力服務，其軍事性也就無從談起。另一方面，軍事性是目標和檢驗標準。軍事經濟運行的直接目的在于提高戰斗力，滿足國防安全和軍事斗爭的需要。軍事經濟運行的效果好不好，也需要以戰斗力來檢驗。

 

三、政策性

 

在任何法律部門中，法律和政策的關系都是相輔相成的，政策是立法、執法和司法的依據，法律是貫徹政策的主要工具。但是，法律和政策的關系在軍事經濟法中表現得尤為緊密，即軍事經濟法的政策性十分突出。首先，由于國家經濟活動的調整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因而國家在對經濟活動進行法律調整之前，通常會以政策的方式先行試驗，一旦成功就正式將政策上升為法律。大量的軍事經濟法規范就是通過這種方式直接來源于國家的軍事經濟政策。

 

其次，由于經濟活動時常處于變動之中，因而國家的軍事經濟政策也因經濟發展的需要經常發生變化，而軍事經濟政策的變化又直接影響到軍事經濟法的穩定。在各個法律部門中，軍事經濟法的易變性最大或者說穩定性最差，其根源在于其鮮明的政策性。最后，軍事經濟法的政策性還充分表現在軍事經濟法的執法和司法方面，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受軍事經濟政策的影響，軍事經濟法的執法和司法力度也不盡相同。

 

四、綜合性

 

軍事經濟法無論在內容、形式還是調整對象等諸多方面都是多樣性的統一，構成了一個復雜而有序的體系。軍事經濟法的綜合性表現在多方面：

 

第一，從性質上分析，軍事經濟法是以公法為主導，兼有私法和社會法性質的法律部門，它以保護國家安全利益為基本出發點，同時又兼顧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

 

第二，從內容上分析，軍事經濟法是實體法和程序法的統一，它所包含的單行法律法規的數量眾多

 

。第三，從調整對象上分析，軍事經濟法既調整軍內發生的軍事經濟關系，又調整軍隊與其他經濟組織之間發生的軍事經濟關系。

 

第四，從法律規范的內容而言，軍事經濟法律規范的內容涉及國防科技工業、軍事財政、軍事經濟交易、軍品貿易、國防資產管理、軍事經濟保障、軍事經濟動員和監督等。此外，軍事經濟的綜合性還表現在它同民法、經濟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門法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

經濟活動的本質范文第5篇

我們回顧整個西方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從亞當·斯密開辟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舉人本主義經濟學的旗幟再到馬克思《資本論》的問世，可以說將人本主義的理念發揮到了極至。也正是基于對人的深切關懷，哲學與經濟之間才結下了某種不解之緣。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那樣，哲學的觀察方法是“從現實的前提出發，而且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種處于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馬克思全部經濟學遺產，從最早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其頂峰著作《資本論》，無不蘊涵著對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執著追求，無不滲透著深切的人文關懷。它們不僅對政治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來說具有深刻的意義，而且對一般的經濟學、哲學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克思的學生、后仰者們通過對這一理論體系的繼承、運用和發展，使得其日臻完善與成熟。那么，我們有必要對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作以具體的探討。

1 人本主義和經濟學的統一

馬克思對經濟學的研究始于他對哲學問題的思考，科學的人本主義是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根本觀點和方法。自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一系列重要科學發現和社會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過人本身來觀察、理解和洞悉人類社會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曾高度贊揚這些成就所具有科學性的觀點和方法，稱之為“人本主義”。他批判地繼承歷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義，形成以“實踐”和“勞動”為人的主體活動和本質的唯物辯證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即科學的人本主義。他一方面從人本身及其勞動來理解一切社會經濟現象及其本質為“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據此來闡明實際的經濟運動；另一方面從歷史發展著的社會經濟關系來認識人的豐富的現實性，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并以此來衡量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切進步。人本主義的哲學傳統和經濟學的統一，使他對經濟關系的研究和對人的研究達到了完全的統一。也正是基于這種統一性，馬克思在探討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同時，更深入探討了人。

無論是亞當·斯密的本性論抑或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工具主義，基本上都是從孤立的個人出發來解釋一切經濟現象，與此相對立，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從“經濟關系人格化”出發，強調對人的動機和行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解釋。如馬克思所說的：“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自然是出發點。”[4]鑒于方法論的不同，對人的動機、行為及其經濟現象的解釋自然也就產生了根本的差別。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作為社會的個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以往歷史的結果。“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5]因此，歷史地具體地分析經濟活動中的人及其動機和行為，便構成了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相反，西方經濟學則排斥對經濟活動中的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研究，導致了其經濟分析中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其動機和行為只能由這些經濟范疇所涵蓋的經濟關系來解釋，經濟關系的客觀內容便成了經濟主體的主觀動機。

此外，馬克思從社會的個人出發來考察經濟問題，則必然要考慮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歷史延續性。與之相悖，西方經濟學則從孤立的個人出發，把自利性和理性作為解釋一切經濟現象的萬能鑰匙，又勢必排斥經濟范疇的歷史性質，把特定的歷史的生產方式當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馬克思認定人與物的關系是物質生產的內容，作為人與人關系的中介是經濟關系的構成部分。但，他更側重于研究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來豐富對人的現實性的認識，包括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經濟活動的動機和行為，并通過分析這些動機和行為實現的社會形式，揭示特定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

2 “異化勞動”與經濟學中的人本性質

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經濟學對勞動、資本、地產互相分離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會的交換、分工、商品價值等所作的客觀描述，而通過對“異化勞動”的批判，揭示了經濟學以勞動為根據的人本學性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系統地闡述了此觀點。在他看來，古典經濟學雖然確立了勞動是財富的主體本質，但它只關心勞動的某種經濟意義，不考慮勞動的屬人性質。它的無批判的前提和非歷史觀的形而上學性質，使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把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作為本質和最初的形式，作為同人的本性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了，并通過對“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從而肯定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掩蓋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經濟學所理解的勞動并不是真實的人類勞動，而是異化勞動。它實質上是在勞動的概念上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

“異化勞動”概念的提出，成為馬克思批判地研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又著眼于把人擺在首位和對現存社會進行價值評判。因而，自古典經濟學之后，與西方經濟學抽象掉勞動概念的人本性質，降低勞動范疇在揭示人的本質、人的社會經濟關系乃至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中所處的基礎地位不同，馬克思的批判強化了勞動范疇在其經濟學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強化了其經濟學的人本性質。

這種批判首先使反映經驗事實的經濟學范疇得以從人的勞動及其本質來揭示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馬克思將經濟學的客觀范疇直接回歸至人的本質活動的根源，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異化勞動同人類發展的關系問題，通過異化勞動來解析私有財產及其經濟范疇的本質和起源，并把其理解為發展著的歷史本身產生出來而又加以揚棄的歷史暫時現象，使這些范疇得到合乎歷史主義原則的解釋。馬克思說：“正如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得出私有財產的概念一樣，我們也可以借助這兩個因素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而且我們將發現其中每一個范疇，例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6]這條線索開辟了直到《資本論》的全部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時，這種批判還使經濟學得以全面展開關于經濟異化和人的發展的研究。在異化勞動概念上，馬克思深刻分析了勞動產品同勞動者異化、勞動本身同勞動者異化、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異化、人同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異化等客觀的經濟異化現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類的解放是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揚棄，而這種揚棄只能是私有財產充分發展的結果。這揭示了私有制條件下財富的積累和勞動者的非人化發展的矛盾，也為當代人思考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的關系提供了基礎和基本結構。

3 馬克思經濟思想人本主義的現實意義

哲學思維的最大特點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對（下轉第6頁）（上接第40頁）人類生存問題的深切思考，是對人性在生活領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動面向理性的逐步展開過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主權交給人類，信賴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這個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們應看到經濟活動本身又蘊涵有許多“非人性”的因素，會自然產生一種趨勢——導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說人的異化。功利原則和效率原則是經濟活動的兩條基本原則。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兩條原則的結合，表現為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講功利和效率，人類社會就不可能進步。然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形式的物本主義，容易使人變得自私和貪婪，這兩者的結合便是人的罪惡之源。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及《道德情操論》中所總結的那樣，人性中既有“野獸”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則強調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與利他、私欲與道德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人本身的發展還處于“物的依賴性”的社會背景下表現出來的人的行為特征，一個符合人性的社會就應該承認人利己行為的合理性。“物質文明是經濟發展的碩果，人間罪惡也有其經濟根源。”[7]在私有財產存在的條件下，只要有經濟活動，就會有自發產生惡的趨勢。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活動是把雙刃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