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決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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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決策機制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D630；D9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103（2017）03-0013-02
推進基層政府的重大行政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等相關基礎性保障制度，是保證基層政府決策和規范性文件制定民主化、科學化、法治化的重要手段，是檢驗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指標。近年來，各基層政府根據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和《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等有關規定，探索建立了相應的具體制度，實現了從“運動型決策”到“制度型決策”的轉變，推動了基層政府制度建設和重大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法治化進程。然而，整體形勢還不容樂觀。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決策程序規定中的相關制度方面從上至下都是空白，有的政府即便出臺了相關規定，也是照抄照搬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等，脫離地方實際，可操作性差，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對此，我們建議大力推行重大行政決策和規范性文件制定的合法性查機制，建立成本效益分析、風險評估和跟蹤評估等具體制度，助推基層政府重大決策邁向民主化、科學化、法治化軌道。
一、合法性審查機制
基層政府首先要制定“重大行政決策合法性審查規定”和“行政規范性文件制定的合法性審查和備案規定”，為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提供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有件必審、有件必備、有錯必糾”的重大行政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由各級政府法制辦承擔具體的合法性審查工作，包括政府規范性文件、常務會議紀要和重大行政合同在內的政府文件等。嚴格按照“先審查、后審議”的原則，在會議集體審議決定或者主管領導簽署之前，重大行政決策和行政規范性文件一律由法制辦進行合法性審查，未經合法性審查的規范性文件不得上會研究、不得簽署。此外，建議基層政府逐步探索建立重大決策和規范性文件制定的公眾建議審查制度，加強對重大決策和規范性文件制定的外部監督，以提高決策質量與認可度。
二、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一是要改變過去那種不考慮成本、不關注效益的觀念，尤其是決策機關（或決策者）更要確立正確的成本效益觀。二是建立獨立的決策成本效益分析機構。可在各級政府法制辦設立專業成本效益分析的單獨部門，以實現審查與監督職能的有機整合。三是強化相關人員的業務素質培訓。既要組織專門人員對成本效益分析必備內容模塊的學習，讓其充分掌握相關的知識和技能，以提高業務水平，還要組織政府機構的非該機構人員參加學習，讓其充分了解決策成本效益分析的必要性和科學性，以增強社會基礎。四是加強政府決策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理論研究。目前我國尚缺乏成本效益評估的理論支撐，尤其在具體數據和分析模型理論方面極度匱乏。因此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力度，為政府決策的績效分析提供智力支持。
三、風險評估制度
政府制定重大政策是關乎社會公共利益、百姓幸福安康的大事，因此建立事先的（包括法律風險、社會風險、環境風險、經濟風險等）風險評估制度確有必要。雖然從表面上看，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決策風險評估制度已經漸次形成但究其實質，其法治化狀態卻不容樂觀。我們認為，優化基層政府的重大決策風險評估制度，一是提高對風險評估制度的認識。要改變過去在評估工作中因唯GDP而導致的避重就輕現象，要深刻地認識到該制度設置的降低決策失誤風險、避免不必要損失的重要價值，真正將其納入法治政府建設的議事日程。二是科學界定評估對象。基層政府的重大決策的評估對象多集中于征地拆遷、農民負擔、社會保障、教育、衛生、公益事業等重大領域的事項，必須要明確評估對象的內容和重點，避免整齊劃一的形式主義。三是完善評估程序。在進一步規范和落實“五步工作法”的基礎上，注重在重大決策作出之前或過程中的評估工作，并形成動態評估機制，注意加強評估后的動態追蹤監測。四是科學設置評估指標體系。當前的評估指標體系過于籠統，無法真正發揮評估的效力。五是重視評估制度的配套建設。加強第三方評估機構的培育和提高公眾參與程度，實現廣泛的外部約束；理順風險評估制度的組織領導體制，確保有序的組織管理；推行風險評估的責任追究倒查機制，建立有力的內部監督；加強風險評估制度的法制建設，筑起穩固的制度屏障。
四、結果公開制度
政府制度建設和重大決策的結果公開制度，也即建立廣泛的公眾參與制度。實踐中，基層政府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的公眾參與相當薄弱。對此，一是應當適當延長規范性文件的審查期限，擴大意見征求范圍，以便更加科學的平衡規范性文件制定質量、民主性要求與制定效率之間的關系；二是應當明確規定多種形式的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方式和渠道，解決征求意見方式單一、公眾知悉渠道少、征求意見效果差的問題。對于涉及地區經濟社會全局規劃與長期發展，涉及社會公眾普遍關切和利益訴求的重大行政決策，發動公眾參與、實現結果公開同樣意義重大，但實踐效果并不理想。對此，一是完善本地重大行政決策的程序規定，明確公眾參與政治訴求的具體權利范圍和參與方式，為其提供法律依據，讓公眾參與理性化、規范化、有序化；二是探索第三方民意機構參與利益協調的模式，由重大行政決策的利益相關人組成“公眾意見征詢委員會”參與到立項設計的階段，以“征集民意、協調矛盾、監督評價”為工作宗旨，有力規避官員“拍腦袋”的決策風險；三是探索建立“參與式預算”模式，讓社會公眾能夠親身參與決定部分（或全部）的可支配預算或公共資源，以促進資源的公平分配、激勵行政體制的改革和監督行政工作人員的行為，消弭官民之間的區隔與矛盾。
五、軌跡監控制度
所謂“軌跡”監控制度是指，對行政權力運行的決策、執行和監督各環節的程序、過程及結果同步進行“軌跡記錄”，除依法不予公開的事項之外，全部依法予以公開并接受監督的制度。具體而言，建立軌跡監控制度，一是決策軌跡監控上，建立決策議題事先征集及篩選情況原始記錄和附件、會議討論過程記錄文本、會議紀要原始文本，以及第三方的合法性、科學性評估報告等綜合性臺賬，全程“軌跡化”記錄決策的程序、過程和結果；二是執行軌跡監控上，建立行政審批實時登記、運行跟蹤、結果反饋等制度，行政處罰事實公開、依據公開、結果公開制度，“三重一大”事項實施過程按照程序同步公開制度；三是監督軌跡上，推行同級紀檢監察組織負責人參與重大行政決策事前醞釀記錄制度和決策同步監督記錄制度、同級紀檢監察組織人員對決策事項執行同步監督記錄、同級紀檢監察組織對重點崗位人員定期談話記錄等制度，以及向上級紀檢監察組織匯報監督結果的制度，以促進監督主體依法全面履行監督職責。
行政決策機制范文第2篇
關鍵詞：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現存問題；解決策略
我國行政事業單位承擔著貫徹執行國家相關政策的重任，其財政撥款是其主要的資金來源渠道，因此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顯得尤為重要。財政體制改革以后，會計核算中心的建立有效提升了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水平，然而因諸多因素影響，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上還存在許多現實問題亟待解決。
一、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制度的現存問題
1、財務管理履行職能較差。我國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較深，財務管理上的影響也始終未能消除。許多行政事業單位的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等職能不清，職責不明，針對財務管理認識有待加強，財務管理仍然是粗放型管理，財務制度也有待完善。許多單位財務管理無法有效發揮作用，仍然是領導實現掌控資金，財務人員只負責記賬、算賬和報賬的傳統工作模式。
2、財政資金使用效率較低。我國行政事業單位承擔著政府行政職責，因此無法實現完全市場化管理，導致部門預算有失規范，經費使用不夠合作，費用支出沒有計劃定額或者未能有效執行。而財務部門在財務管理上大都為事后進行核算，事前預測以及使用控制嚴重不足，相關經費考核也大都流于表面，導致財政資金使用效率較低。
3、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欠缺。許多單位還未形成完整的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會計、出納職責不清，工作交叉，管理混亂，未能形成監督機制；會計崗位設置不夠合理，兼崗現象普遍存在，許多無法相容的職務沒有分離，出現出納兼管記賬，現金兼管檔案等情況；部分單位財會人員在權利和經濟利益面前毫無原則，只是根據領導意圖工作，違規操作違法執行等情況時有發生；針對財會管理缺乏有效地監督考核體系，造成財務人員壓力小、責任心差；部分單位在物資管理上存在漏洞，針對資金支出、報銷憑證審核等也管理不嚴。
4、經費預算計劃執行不足。做好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工作，預算是關鍵，其相關財務收支都應根據預算嚴格執行。然而現實當中因各種因素影響，經常出現預算不精確，預算內容不周全，無法體現單位財務收支整體狀況以及目前的工作重點內容。的全貌和體現事業 單位的工作重點；在經費使用方面也無法有效控制，領導簽字立即予以報銷，針對預算執行較差。
5、年終財務結算決算混亂。事業單位的年終財務結算決算是在整個會計核算的關鍵環節，要對上年度財務狀況進行清理結賬，編制上報年度決算報表，確保真實、準確而完整地總結當年整體工作。然而實際工作當中，部分單位財務清理結算不夠及時，存在許多跨年的往來賬目款項，責任不清管理混亂，造成許多呆賬壞賬以及歷史問題出現。
6、財務人員綜合素質不高。有些單位的財務人員未受過專業教育，業務能力差，綜合素質不高，無法有效履行財務管理人員職責，實際工作中只是盲目根據領導指示工作，無法實現財務獨立，各類經濟活動也無法從會計記錄里加以體現，財務信息失真現象較多，財務舞弊現象時有發生，給財務核算工作質量帶來許多不良影響。
二、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制度的解決策略
1、提高財務內部控制意識。要加強對行政事業單位領導和職工的財務內部控制意識，讓他們認識到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工作的重要性。可以通過培訓學習，讓領導職工加強思想認識，明確部門工作職責，實際工作中要落實內部控制責任，與部門負責人簽訂責任狀，設立獎罰激勵機制，切實調動職工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把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切實落實到位，讓單位全體人員都參與到內部控制工作中來。
2、提升財政資金利用效益。單位要對預算編制及其批復進行細化管理，形成完備的預算支出標準，加強預算編制管理，從而規范預算工作，形成科學規范的預算管理體制，從而在根本上保證預算的有效執行；要對專項資金做好嚴格管理，切實實現專款專用和專項管理的要求；要嚴重審計原始憑證，不符合要求的堅決不予報賬；嚴格按照財務程序進行權限審批，真正實現財務獨立要求。
3、完善財務內部控制制度。首先要形成科學合理的內部控制機制。對相關部門的職責范圍、性質、權限給予規范，科學進行工作分工，落實崗位責任原則。把單位內無法相容的職責崗位明確分離，做到職責明確，管理科學。通過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規范和約束會計核算工作真正做到真實、有效、合理，相關職能部門間要形成制約監督機制，保證財政資金的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其次，要形成內部核查制度。保證單位資金收入的合法與完整，相關職能部門的項目支出科學效益，內部財務管理制度科學合理，重大經濟事項落實情況等。
4、完善預算開支控制制度。要嚴格根據預算執行開支控制，具體而言，針對崗位分工控制方面，要堅決把無法相容崗位分離開來；針對授權批準控制方面，要嚴格按照授權權限范圍，對于重大會計事項要做好集體審批；針對會計系統控制方面，根據單位實際制定相關責任制度；針對財產清查控制方面，開展定期盤點保證資產的安全完整等；針對內部報告控制方面，要求能夠整體體現經濟運行情況；針對電子信息技術控制方面，要求有效利用現代技術手段，避免人為失誤；此外，要求內部審計部門還要做好審計評價，查找問題改進策略。
5、規范單位年終決算報表。要切實保證單位年終清理結算以及財務決算報表的真實規范完整，首先要在嚴格單位內部的財物管理制度，明確相關責任，認真記錄賬簿，建立會計基礎數據檔案。其次要嚴格根據財務制度規定進行工作，在年終結賬以前要針對各類往來賬目款項做好分類清理工作，并做好分類處理，確保年度決算報表真實準確。
6、提高財務人員綜合素質。財務人員素質高低直接決定了行政事業單位財務工作的好壞，同時也實現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創新的基礎前提。因此，行政事業單位必須結合單位實際情況，不斷組織培訓學習，深入開展業務交流，加強財會人員的專業知識水平，提高溝通協調能力，處理財務管理事務，提高財務人員綜合素質。
三、結語
總之，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內部控制制度是關系到財務資金能否安全有效、財務核算能否切實有效、財政目標能否真正現實的重要保證，也是有效提高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水平，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基礎條件。因此，要結合行政事業單位的實際情況，分析了當前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制度的現存問題，不斷總結新經驗適應新形勢，逐步探索出符合我國國情的行政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內部控制制度，從而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又好又快發展。（作者單位：鄂爾多斯市東勝區審計局）
參考文獻：
[1]王愛珍.淺議事業單位內控制度的建立與完善[J].中國外資，2011（02）.
行政決策機制范文第3篇
[關鍵詞]牛軛灘航道；行政執法；解決對策；提升效率
中圖分類號：D922.2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5）21-0270-01
引言：航道的行政執法的意思是航道管理部門和相關人員按照法律賦予的權力和規定的程序，貫徹執行法律的規范行為。近些年來，牛軛灘航道管理部門以及相關工作人員在航道安全行使、推動航運事業等各方面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和國家對航道的行政執法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文本根據目前牛厄灘航道行政執法遇到的新問題進行仔細分析，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和對策。
一、牛厄灘航道行政執法中存在的具體問題
（1）牛厄灘是郁江最上游的一個險灘，也是郁江的水上要塞，去往南寧的必經之路。郁江的河床下有非常豐富的砂石資源，可觀的高經濟利潤誘惑下，很多不法分子開始對牛厄灘這個河段進行惡性開采，導致牛厄灘砂石量急劇減少，進而造成水位下降，船只擱淺的情況時有發生，給過往船只的出行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安全威脅。
另外，由于航道執法的地點一般都是在水上，活動不便，受到環境和地域等因素的影響很大。也由于執法人員有限，無法立即制止對所有違法行為，所以在處理不法分子時往往不能第一時間趕到，在一定程度上就給了不法分子可趁之機。
（2）航道管理部門行政執法效率低，規章制度內容落后
①行政執法效率低
航道行政執法的原來依據之一的《中國人民共和國水法》在經過二零零二年的重修后，原法中關于航道建設保護等方面的法令大部分被刪去，執法部門也由原來的航道管理部門變成了純粹的部門法。現在航道管理部門在日常的行政執法靠的是1987年由國務院頒布的《航道管理條例》，以及1991年交通部的《航道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雖說這些法則曾經為牛厄灘航道管理作出過很大貢獻，但是由于這些法律的歸屬部門不是航道管理部，所以在航道部門行政執法的時候依據不足、底氣不硬。并且在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很容易導致多個部門參與，航道部門沒有具體的法律支持，不能對航道進行有效的管理和保護[1]。
②規章制度內容落后于現代管理進程
在一九九一年頒布的《航道管理調條例實施細則》中的第二十七條的內容，關于內河助航的標志的引用標準和現在的標準不符合；二零零二年實施的《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例》與上文中的《航道管理條例》等航道法規存在很多沖突的地方。這些法律法規已經實施幾十年，違法方式和主體都已經發生改變，所以和航道相關的規章制度急需修訂完善[2]。
③社會上對航道行政管理工作存在一定的誤解
第一，不少人都對航道存在有一定誤解，以為航道是河流的某一段，能夠供船只運行的一條水域通道。實際上，法律上的釋義要明了的多，它指的是，在沿海、江河、湖泊等河流在不同水位下能夠停船、通航的水域。它是一個比較廣義的概念，在某種情況下對航道的通航情況有一定的影響，這個范圍就是航道管理部門的轄區[2]。
第二，對航道的行政管也存在誤會。過去，航道管理部門主要扮演的就是“引路人”的角色，主要工作就是維護航道的運行和航標設置。但是這些年隨著我們國家法制體系的不斷完善，國家也賦予航道管理局更多的權利，比如對破壞航道的設施和行為進行依然處罰和處理。但有關部門和社會群眾對此事不甚了解，從一定程度上也給航道管理帶來了不少困難。
二、牛厄灘存在問題的具體解決辦法
（1）建立有效的水資源協調機構，聯合執法
①發展航運是水資源利用內容中一項重要項目，與水利水電項目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就要求相關部門在對待航運的問題上，要站在國家的角度考慮問題，避免不必要的浪費，最大限度的利用一切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并且，凡是和水資源管理相關的部門要加強聯系，集體對全國水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進行有效管理，實現水資源的充分利用。
②聯合執法，加大治理力度。水資源的綜合管理設計到許多部門機構，所以這些部門要聯合執法，代替單一部門執法力度不夠的缺點，如此可增加上航巡視效率，及時發現。處理違法行為[3]。聯合執法的好處還在于有效的改善出了問題爭著管或出了問題沒人管的局面，也不會有部門再推卸責任，在執法上達成一致。目前的形勢就要求加強部門之間聯合執法，重點整治受破壞程度較大的航道[3]。
（2）完善航道管理的法律法規，為管理航道提供法律依據
如今航道管理不嚴，效率不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沒有具體可以依靠的法律法規造成的。所以要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為航道管理部門的行政執法提供依據，要對航道所涉及的運行、維護、修建等方面都納入法律范圍，切記不可與其他法律發生沖突，導致出了問題找不到具體負責部門。
（3）加強對牛厄灘河況的監視力度
①例行巡航
對牛厄灘每天進行巡視檢查。以往在牛厄灘進行非法作業的人都受到了嚴厲的打擊，但如今砂石資源越來越少，價格也在不斷上漲。在利益的誘惑下，肯定還會有不法分子鋌而走險繼續非法作業。所以一定要加強日間巡邏看守的力度，嚴厲打擊不法分子。
②夜間駐守
晚上其實正是不法分子違法作業的高峰期。夜間視野不佳，不好辨認，也不好立即趕到現場制止。而不法分子卻可以根據風聲不對而立即逃跑，靈活性較大。所以不僅得加強白天的巡邏檢查，夜間駐守河灘更為重要，讓不法分子無法趁夜作業。
③日夜堅守
白天和夜晚巡邏難免會有交接換班時的空檔期，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不法分子會瞅準一切機會進行非法作業。所以一分一秒都不能懈怠，一定要增加人手，保持巡邏力度，絕不給不法分子一點可趁之機。
防御體系建筑的再完美，再無懈可擊，可總有百密一疏。所以，在整治牛厄灘的管理工作上，僅僅靠航道部門的管理人員和執法人員是遠遠不夠的，關鍵還是得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和群眾搞好關系，在發現航道中有人非法作業時及時舉報。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要善于利用，和群眾一起為牛厄灘的美麗而努力。
（4）加大對牛厄灘航道部門的資金、人手投入力度
牛厄灘的砂石資源豐富，不少不法分子一直都虎視眈眈，伺機而動。俗話說“好糊加不住狼多”，僅僅靠航道部門的執法人員日夜堅守顯然是無法持久的，最好的辦法是組建起一支專門、專業、人數重組的行政執法隊伍，對牛厄灘進行二十四小時嚴防死守，不能有任何松懈，堅決和不法行為斗爭到底[4]。
結語
我們要重視牛厄灘航道行政執法中存在的問題，具體分析，政府和相關部門也要給予適當的幫助，要結合人民群眾，制定出切實有效的解決辦法，做到依法管理。只要有決心，有毅力，即使面對如今錯綜復雜的執法環境，牛厄灘航道部的政執法效率照樣能更上一層樓，能更好的利用資源為人民和社會服務，再接再厲，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參考文獻
[1] 陸永煥.航道行政執法的制約因素與對策[J].西部交通科技，2012，（4）：94-96.
[2] 鄭明，劉柏.強化航道行政管理的對策與建議探究[J].城市建設理論研究，2014，（14）.
行政決策機制范文第4篇
關鍵詞：銀行異質性；貨幣政策；信貸決策；城市商業銀行
中圖分類號：F83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3）01-0067-08
一、引言
在整個銀行體系中，中小銀行呈現出“長期互動”和“共同監督”的特征（Banerjee等，1994）。雖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銀行業出現了並購集中的浪潮，但中小銀行仍然憑借在解決信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上的“小銀行優勢”（Berger和Udell，1995），通過關系型借貸，降低了中小企業借貸成本，成為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力量（Petersen和Rajan，1994）。我國的資源稟賦特征決定了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大力發展和完善以地方性商業銀行為主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是解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根本出路（林毅夫、李永軍，2001）。作為中小銀行的主體，我國城市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城商行）正是伴隨著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群體的成長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據銀監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05年至2010年期間，我國城商行資產總額由1.97萬億元增加到7.85萬億元，市場占有率由5.2%升至8.3%，不良貸款率由7.73%下降到0.91%。截止2009年末，全國城商行各項貸款中有27.3%發放給了小企業，遠高于國有和股份制商業銀行8.5%和12.3%的水平。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對國際金融環境和金融監管理念產生了深遠影響。銀行資本水平、風險控制和信貸決策等微觀行為如何影響貨幣政策傳導，進而影響宏觀經濟，成為理論界與實務界共同關心的問題。我國城商行在資產規模、資本水平、風險偏好、流動性等方面的差異，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其信貸決策？這些異質性特征，是否會緩解貨幣政策變化對城商行信貸供給的沖擊等一系列問題，還缺乏相應的實證研究。對上述問題的解答，不僅能在理論上加深我們對城商行微觀行為的認識，還能為監管機構提高現有監管機制的針對性，進一步發揮城商行在化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上的作用提供依據。
二、文獻回顧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基本上分為貨幣觀和信貸觀兩種。其中，貨幣觀強調貨幣政策的實施要以能夠有效調控貨幣供給量為基礎；而信貸觀則強調貨幣政策可以直接影響銀行的貸款供給，進而有效調節私人部門的信貸可得性。Bernanke和Gertler（1995）借鑒均衡信貸配額理論，將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進一步區分為銀行借貸渠道和資產負債表渠道。由于銀行在金融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更多的實證研究關注了銀行借貸渠道。Kashyap和Stein（1995，2000）實證檢驗了銀行在資產規模和流動性方面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其應對貨幣政策變換的反應能力。結果表明，流動性相對不足的小銀行的資產配置行為對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反應更為強烈。
隨著以巴塞爾協議為代表的資本充足監管制度的逐漸建立，人們開始關注銀行資本水平的差異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即貨幣傳導的銀行資本渠道（bank capital channel）。Kishan和Opiela（2000）利用1980-1995年美國銀行業微觀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后，也發現資本水平較低的銀行在緊縮貨幣時期傾向于減少貸款。Borio和Zhu（2008）在總結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指出，強制的最低資本要求會增加銀行成本，特別是外部籌資成本，形成資本門限效應（capital threshold effect），影響銀行信貸擴張能力。特別是在貨幣政策沖擊下，銀行為滿足最低資本要求不得不減少信貸供給。他們進一步指出，資本要求提高了銀行風險敏感度，將長期影響銀行經營管理所形成的資本管理框架，即資本框架效應（capital framework effect）。
2008年金融危機后，人們意識到以往對銀行借貸渠道和資本渠道的研究，忽視了資本框架效應對銀行風險識別和定價行為的影響，進而對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之間的關系研究存在不足。Dell’Ariccia和Marquez（2006）的研究發現，長期的低利率環境會降低銀行的邊際利潤和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放松銀行的風險預算，引發競爭加劇和信貸擴張，其結果是銀行降低了貸款標準，提高了其風險資產比率。Borio和Zhu（2008）則將這種擴張性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提升的關系稱之為貨幣政策傳導的風險承擔渠道（risk-taking channel）。隨著對危機認識的不斷深入，更多研究從實證角度分析風險承擔渠道。Maddaloni和Peydro Alcalde（2009）對歐洲多家銀行進行了“貨幣政策是否影響了銀行信貸行為”的美聯儲官方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銀行家認同貨幣政策與風險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Altunbas等（2010）考察了近2000家歐洲銀行1998-2005年數據后發現，長期的低利率與不斷聚集的銀行風險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
國內對銀行異質性與信貸決策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晚。2003年銀監會成立后，國內學者開始關注資本約束影響銀行信貸行為，進而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方面的問題。黃憲等（2005）利用理論模型證明資本監管會改變銀行信貸行為。戴金平等（2008）的實證研究也表明，資本約束影響了國內銀行的信貸供給，在短期內影響實體經濟的總量增長，強化了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雖然國內文獻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以及資本監管與貨幣政策協調等問題進行了反思，但已有研究多數以理論分析為主；在分析資本約束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時，大多忽視了對銀行風險行為的考慮，缺乏對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關系的深入研究。與此同時，已有的實證研究也大多只考慮了國有和股份制銀行等大中型商業銀行，雖然有學者考察過中小商業銀行的資本和風險行為（朱建武，2006），但仍然缺乏對城商行微觀行為與外部環境關系的系統分析。
鑒于此，本文在Altunbas等（2010）研究的基礎上，將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的異質性特征變量與外部經濟環境變量相結合，構建實證檢驗動態面板模型；運用System-GMM方法以及利用2004-2010年我國28家主要城商行數據，考察其在規模、資本、風險等方面的異質性是否會影響其信貸決策，緩解貨幣政策調整對其信貸發放的負面沖擊。
三、模型設定、變量選擇與研究方法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選擇
1 異質性特征
為了區分信貸變化的供給因素和需求因素，多數實證研究假設資產規模、資本水平等某種銀行特征變量能影響貸款供給，而貸款需求則更多依賴于宏觀因素（Kishan和Opiela，2000）。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采用銀行總資產的自然對數SIZE來代表其規模特征、以平均資產收益率ROAA來考察其盈利能力、以流動資產占總資產比例LIQ來衡量其流動性、以風險加權資產的資本充足率CAP來衡量其資本水平。
分析城商行風險行為、信貸決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是本文的主要工作之一。在以往的實證研究中，大多沒有考慮銀行風險。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銀行風險識別、定價和管理對其經營行為的影響也越發重要（Borio和Zhu，2008）；只考慮銀行規模和資本水平，已經不足以準確評估銀行新增貸款的能力和意愿（Altunbas等，2010）。因此，本文選取風險資產占比RISK來度量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與代表貸款質量的不良貸款率等事后測度指標相比，風險資產占比度量了銀行投資組合的風險，作為事前指標來定義銀行風險，能更好地體現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Delis和Kouretas，2011）。
此外，由于城商行外部籌資能力有限，存款仍然是其信貸資金的主要來源，因此本文還考慮貸款與存款比例，即貸存比LOADEP對銀行貸款行為的影響。
2 外部經濟環境
經濟環境的改變直接影響了銀行信貸決策。更好的經濟發展環境，能夠提供更多的盈利項目，體現更多的凈現值，進而增強了信貸需求。由于城商行屬地方性商業銀行，其經營范圍仍主要集中于所在省城。雖然少數城商行開始嘗試跨省經營，但跨省業務規模有限。因此，本文采用各城商行所在省份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度增長率GDP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來分離貸款需求因素，以考察城商行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信貸行為。
3 貨幣政策
轉型期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可以歸結到市場利率的變動上。中央銀行通過管制利率水平，影響市場收益率，最終實現管制信貸規模的目標。受官方管制的貸款利率、存款利率、貼現利率在央行政策調整下表現出相同的變化趨勢。本文參考Gambacorta和Marques-Ibanez（2011）的做法，將一年期貸款利率的變動值MRt作為貨幣政策變動的替代變量。
銀行在規模、流動性等方面的差異會影響其應對貨幣政策變動的能力，形成貨幣政策傳導的借貸渠道。當面臨資本監管時，貨幣政策的變動通過影響銀行現金流、凈利差、盈利能力和資產質量來改變銀行資本緩沖狀況，影響銀行信貸政策，形成銀行資本渠道。實證研究通常采用變量交叉項的方式來檢驗貨幣政策各種傳導渠道。本文借鑒多數實證研究的方法，分別利用交叉項MPt×Xj，t（其中Xj，t代表銀行各項特征變量，包括SIZE、ROAA、LIQ、LOADEP、CAP、RISK）來考察城商行在規模、資本、風險等特征方面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其信貸決策應對貨幣政策調整的能力。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動態模型如下：
其中，交叉項中Xj，t-1為考察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中不同的特征變量。由于資本調整、風險承擔和貸款決策之間是一個動態的相互影響關系，因此，為了避免內生性導致參數估計有偏和非一致性問題，本文借鑒Altunbas等（2010）的做法，對銀行特征變量取滯后一期。此外，由于銀行信貸決策都是基于前一期水平進行的，GLOAj，t-1也包含在模型中。
（二）研究方法
廣義矩估計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是基于模型實際參數滿足的一些矩條件而形成的一種參數估計方法，是矩估計方法的一般化。GMM方法允許隨機誤差項存在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所得到的參數估計量比其他參數估計方法更合乎實際。特別是在分析動態面板數據時，GMM方法通過差分或工具變量來控制未觀察到的時間或個體效應，同時還使用前期的解釋變量和滯后的被解釋變量作為工具變量，以克服雙向因果關系引起的內生性問題，具有相當的優越性。
動態面板數據的GMM估計一般有差分廣義矩估計（Difference-GMM）和系統廣義矩估計（Sys-tem-GMM）兩種。通常情況下，DIF-GMM估計存在弱工具變量和小樣本所導致的估計偏差問題，SYS-GMM估計則把滯后的水平變量一階差分變量的方程與滯后的一階差分變量水平變量的方程結合起來進行估計，增強了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彌補了DIF-GMM估計的不足。此時，系統廣義矩估計的有效性依賴于解釋變量滯后項值作為工具變量是否有效。為此，Blundell和Bond（1998）建議使用薩甘差分統計量（Difference Sargan）檢驗；其原假設是新增工具有效，如果不能拒絕原假設則表明系統估計方法是有效的。
四、樣本數據與實證結果分析
（一）樣本數據
為加強對城商行的監管，銀監會于2004年首次出臺了《城市商業銀行監管與發展綱要》，專門對城商行的資本充足問題進行了整體規劃，明確提出了城商行資本達標的時間安排，要求其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鑒于此，本研究選取2004-2010年北京銀行、上海銀行等28家城商行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樣本銀行在我國城商行中資產規模較大、經營持續時間較長、信息披露較為規范，其2010年末資產總和占我國城商行總資產的60%以上，較好地代表了我國城商行的行為特征。
文中銀行數據均整理自Bankscope數據庫和各銀行年報，GDP增速數據和CPI數據來源于各銀行所在省份統計年鑒，銀行貸款利率數據來源于《中國金融統計年鑒》。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使用SYS-GMM方法，對方程（1）進行了分析。實證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至模型5分別單獨考慮了城商行各特征變量與MPt的交叉項，模型6中全部包含了各特征變量與MPt的交叉項。各模型實證結果顯示，Sargan檢驗對應的p值均為1.000，表明系統廣義矩估計新增工具是有效的；AR（2）檢驗結果也表明殘差並不存在顯著的二階自相關。從各模型比較來看，各變量的符號與顯著性保持了較好的一致性，顯示了實證結果的穩定性。
1 異質性特征與信貸決策
從城商行內部各特征與貸款增長關系來看，各模型中SIZEj，t-1和ROAAj，t-1的系數均為正，並大多在5%和10%的水平下顯著。這說明城商行的規模擴張主要體現在貸款業務的擴張上，貸款增長存在明顯的規模效應。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助于銀行補充資本和吸收存款，對貸款增速有明顯的支持作用。各模型中CAPj，t-1系數均為正，並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在2004年我國建立資本監管制度后，資本水平對城商行信貸擴張起到了明顯的支撐作用，即低杠桿率的銀行持有更多的資本來彌補資金缺口，進而擴大了其貸款規模。各模型中LOADEPj，t-1系數均為負，並在1%和10%的水平下顯著。這說明貸存比的監管指標對城商行信貸擴張起到了明顯的硬性約束，也體現了城商行“以存定貸”的信貸發放模式。這些結果符合理論預期，與多數實證研究關于銀行異質性與信貸行為相關的結論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LIQj，t-1在各模型中的系數均顯著為負。城商行貸款增速與流動資產占比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從表面上與流動性對貸款正向支撐的理論預期不符，但也反映了我國城商行在流動性管理方面的不足。在規模擴張過程中，城商行信貸資產高速增長的同時，其資產管理的能力提升不足，暴露出流動性不足的風險。
此外，RISKj，t-1和GLOAj，t-1在各模型中系數雖然都為負，但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在強烈的規模擴張驅動下，城商行風險資產的上升並沒有對信貸擴張產生明顯的約束作用，其貸款發放沒有明顯的內生穩定趨勢，存在強烈的慣性擴張。事實上，從2004年我國實施強制資本監管制度以來，各城商行在地方政府主導下，通過重組、注資、不良資產剝離、引入戰略投資者等一系列舉措，短期內補充了大量資本金。但隨著資本水平陸續達標，城商行資產結構沒有進一步優化，資產風險度降低緩慢。逐漸緩解的資本壓力為信貸擴張創造了空間，寬松的貨幣政策則激起了城商行強烈的擴張沖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央政府出臺了一攬子刺激方案，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下，城商行信貸出現高速擴張，風險資產大幅增加。朱建武（2007）認為，我國中小銀行的資產擴張並非是為了追求規模經濟，而是對現行金融制度環境和經營機制下的被動適應。制度供給和市場需求的規模偏好，使得城商行必須通過資產擴張獲取制度收益和業務空間。自身市場定位偏失、業務與盈利模式單一，又使得城商行生存發展必須依賴不斷的資產擴張。資本約束機制的缺失，導致這種慣性擴張行為大行其道，而風險就在這種慣性擴張中不斷積聚。
2 異質性特征與貨幣政策沖擊
從實證結果來看，城商行規模、盈利、流動性和貸存比特征對其應對貨幣政策調整的作用有明顯不同。表2顯示，MPj，t×ROAAj，t-1系數均顯著為正，MPj，t×LOADEPj，t-1系數顯著為負。以模型7為例，當貨幣政策緊縮，即MPj，t-1>0時，盈利能力對貸款增速的影響（4.5928+1.5279×MPj，t-1）為正向的，表明盈利能力強的城商行能提供更多的貸款供給，以降低貨幣政策緊縮對其信貸發放產生的沖擊。貸存比對貸款增速的影響（-0.4627-0.0421×MPj，t-1）為負，表明較低的貸存比，即較高的存款規模能使城商行更靈活地應對貨幣政策沖擊。與此同時，模型7中，MPj，t×SIZEj，t-1和MPj，t×LIQj，t-1系數均為負，且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城商行資產規模和流動資產占比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力度並不明顯。這一結果沒有支持理論預期，與以往國外實證結果不符，但也反映了我國城商行現狀。除了北京銀行、上海銀行等少數幾家之外，多數城商行資產規模集中在100億元-600億元之間。雖然近年來少數資產優良的城商行通過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公開上市等方式，在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多數城商行粗放型經營模式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因此，作為地方性商業銀行，城商行很難通過規模效益和資產管理能力來緩解外部貨幣政策調整沖擊。
從風險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來看，模型6和模型7中，MPj，t-1×RISKj，t-1系數均顯著為負，對貸款增速的影響分別為（-0.0945-0.0275×MPj，t-1）和（-0.0033-0.084×MPj，t-1）。當面臨貨幣政策緊縮沖擊時，風險資產水平較低的城商行能更好地調整信貸增速以應對貨幣政策調整的沖擊。從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來看，模型5和模型7中，MPj，t-1×CAPj，t-1系數為負，對貸款增速的影響分別為（0.8229-0.1144×MPj，t-1）和（0.5961-0.2179×MPj，t-1）。當面臨貨幣政策緊縮沖擊時，資本水平對貸款增速的影響並不明確。這表明，雖然多數城商行在短期內通過補充資本的“分子”策略滿足了監管要求，使資本水平對信貸擴張產生明顯的支撐作用，但長期來看，城商行還未掌握調整資產結構、降低風險資產占比“分母”的策略。相比較大中型商業銀行，城商行外部籌資能力有限。當大規模信貸擴張快速消耗資本后，城商行無法及時有效地獲得充裕資本以應對貨幣政策的負面沖擊。這一結果也表明，資本監管制度期望長期影響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機制，形成資本框架效應的設計初衷還遠未實現。
3 外部經濟環境影響
在各模型中，CDPj，t系數為正，CPIj，t系數為負，並大多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符合理論預期（Delis和Kouretas，2011），表明各地經濟環境對城商行貸款需求因素的影響顯著。地方經濟的快速增長保證了強勁的信貸需求，有利于城商行信貸資產的保值、增值和抵押品價值的穩定。但快速的信貸擴張加快了貨幣創造速度，對CPI產生了通脹壓力，帶來強烈的宏觀調控預期，從而增大了銀行的風險暴露。經濟的穩定水平往往是決定銀行風險的最基本要素。在我國以間接融資體系為主體的金融架構下，外部經濟環境與銀行經營之間的關系尤為緊密。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將影響銀行貸款行為的特征變量與外部變量相結合，構建實證檢驗的動態面板模型，以考察我國城商行特征差異對貸款決策的影響，並重點分析了各項特征變量在城商行應對貨幣政策負面沖擊中所起的作用。通過經驗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結論：（1）在城商行通過信貸發放實現規模擴張的過程中，較好的盈利能力、資本水平和存款規模對信貸增速起到了明顯的支撐作用；（2）城商行貸款發放表現出強烈的慣性擴張，風險水平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資產流動性管理能力明顯不足；（3）當面臨貨幣政策調整時，在盈利能力、存款規模和風險控制上有優勢的城商行，能更好地保持信貸發放，降低貨幣政策負面沖擊；（4）由于在資本籌集、資產配置管理方面的能力不足，城商行尚未發揮資本水平和資產流動性的作用以應對貨幣政策調整的沖擊。資本監管制度期望長期影響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機制，形成資本框架效應的設計初衷還遠未實現。
行政決策機制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三元協同” 行政決策 機制 優化 【中圖分類號】C934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我國決策環境錯綜復雜，風險加大，構建規范的“三元協同”即“公眾參與、專家論證與政府決定”相結合的行政決策運行機制是決策科學有效的重要保障，在強化政府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提高決策的公信力和執行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方面至關重要。
“三元協同”行政決策機制的界定
相關公眾的確定。公眾可以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也可以是多個有組織的團體，或者是無組織的公眾，抑或是三者的混合體，決策問題或項目對他們產生各種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通常情況下，采取的辦法是選取部分利益相關者代表。代表的選擇至關重要，不能將弱勢群體或與政府意見不一致的普通民眾代表或專家代表排斥在公眾參與之外。要充分考量代表的廣泛牲和代表性，代表的選擇應該與相關者個人的意愿結合起來，選擇的代表能夠真正代表利益受損的公眾。同時，注重搜集不同意見，協調不同人群的利益，要在多次民主協商過程中，尋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約數，也就是要明確大多數人的利益和需求。當然，在體現大多數人利益的時候，也要關注少數人的利益，否則，少數人會在不同的決策中越積越多，抱怨者也會越來越多。
確定論證專家。與公眾參與相比，專家論證應該更具有客觀性和公正性。因為利益相關者參與的主觀性、目的性都比較顯著，在爭取個人利益或小團體的利益時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沖突和矛盾，所以，作為決策者還應該考慮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目標的協調。而專家則是依靠自身的專業技術提供可供決策者參考的論證或解決方案，雖然難免帶有一些個人的價值傾向或偏好，但是，保持一定的“中立性”是專家論證的基本要求，應該具有更多的客觀因素。所以，在專家的選擇上，應該建立制度性的專家庫，選擇體制內專家與體制外專家，相同意見專家和不同意見專家、相關專業領域的專家和學科涉獵較廣的專家，選擇應相對廣泛，尤其是有爭議的決策必須經過專家論證，營造更寬松的言論環境，發揮專家的積極作用。
明確政府決定的方式方法。政府是行政決策的主體，但不是唯一主體。不少決策涉及面廣，不是政府單方面能夠解決的，這就需要告知利益相關者，此外，一些專業領域的信息、知識需要咨詢相關領域的專家。健全完善依法決策程序，有利于做出正確的決策，防止亂決策、專斷決策、拍腦袋決策、違法決策，拖而不決等行為，增強政府行為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提高決策的認可度、公信力和執行力。
“三元協同”行政決策的應用領域及運行機理
行政決策可以分為重大行政決策和非重大行政決策即一般行政決策。“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U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是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但是，當前各級政府對重大行政決策的認識和規定還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對于哪些是重大行政決策事項，哪些是一般行政決策事項界定得不是很明確。
關于重大行政決策的界定，僅僅是原則性的描述，一般指關系某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涉及面廣、資源投入較多和消耗較大的決策。對重大決策事項范圍的界定，沒有可量化的標準，一般只是通過簡單的列舉方式加以明確。一項行政決策是不是屬于重大決策范疇，實際上往往取決于政府的判斷，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
所以，要確定“三元協同”行政決策的領域，就需要不斷明確重大行政決策與非重大行政決策的范圍，逐步完善在重大決策領域試行“三元協同”的規范程序，在非重大決策領域試行“三元協同”的簡易程序。具體運行機理如下圖所示：
優化我國“三元協同”行政決策機制的思考
要真正建立起“三元協同”行政決策機制，還必須健全和規范行政決策程序，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機制嵌入行政決策過程。
加大政府信息公開力度。推進行政決策公眾參與必然要求政府信息公開，因為政府信息公開是行政決策公眾參與的基礎。要克服決策者關于重大決策與非重大決策判斷的主觀性，甚至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判，就必須加大政府信息公開力度，引入公眾參與和監督。除依法規定的例外情形，全部行政決策事項，都應向民眾公開。法規規定的不能公開的情形可以參照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依次羅列出來，清單以外的都可以公開。不僅重大決策事項要公開，而且非重大決策事項也應該公開。
完善制度化的決策程序。在某種程度上，完善的制度化的決策程序是做出科學合理的行政決策的重要保障。必須要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否則造成重大損失，決策主體或相關責任人就要被終身追究責任。此外，除了重大決策領域規范決策程序外，在非重大決策領域內也應該走程序，創新簡易有效的程序。比如簡化參與的流程，縮小參與的范圍。不僅注重內容合法，更要注重程序合法，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機制嵌入到整個行政決策過程，讓公眾參與、專家論證成為決策常態，真正體現公共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和公共性，保障公共利益得以實現。
大力推進“智庫”建設。政府在制定公共決策時采用專家咨詢制度是符合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要求的。我們的社會正處于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行政領導在制定政策時，可供參考的信息不計其數，而領導者要在所有信息中獨立完成甄別，篩選有用的信息并依據這些信息制定一個合理的政策是一個龐大的任務并且也是不切實際的，因此，通過咨詢專家的意見，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建議，將大大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效率。借助專業團隊或專業人員的力量，更加敏銳地、前瞻性地發現問題、探討對策，提升決策水平。政府可以把部分決策咨詢任務分解給大量的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學術團體和民間組織，大力推進“智庫”建設，出臺相應的制度規范，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
暢通公眾參與的渠道。當前我國公眾參與的渠道主要包括正式的制度供給和公眾的制度外參與。通過正式制度供給的公眾參與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公示，聽證會（討論會、座談會、協商會、論證會等），民意調查，專家咨詢制度，制度等。公眾的制度外參與主要包括通過新媒體等渠道發動的聚集、網上曝光、人肉搜索、網民聲討等參與表達訴求。各級政府應該創新制度化的參與平臺，將制度外的參與逐步規范納入制度內，暢通公眾的參與渠道。
（作者單位：陜西省行政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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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劉小康：《政府信息公開的審視：基于行政決策公眾參與的視角》，《中國行政管理》，2015年第8期。
③陶學榮、陶保骸豆共政策學》，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