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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政治與道德的統一為中世紀政治與宗教合一提供了基礎,以道德教條、道德戒律至上的宗教神學控制了政治,在政治的掩護下犯下累累罪行,罄竹難書。這種政教合一的強權統治不但泯滅了政治的良善本性,滋生了強權、腐敗、專制、斗爭,而且侵蝕著國家安全穩定的基礎,損壞著文明的發展進步。西方社會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高舉人文主義的旗幟,就是為了反對宗教政治,破除迷信,解放人性。政治哲學界在文藝復興運動中也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馬基雅弗利將政治與道德分離了開來,因而將政治從神學、道德的鎖鏈中解救出來,冠之以技術的稱號。馬基雅弗利認為要實現國家安寧、社會穩定,就要實行強有力的君主專制制度。因為人類自身條件所限,君主不可能同時擁有仁慈寬厚、忠實可靠、潔身自好、寬容、莊重等諸多優秀品質,君主也不應該貪圖這些虛名,而應該務實求真。“君主必須謹慎從事,知道如何避免那些讓他失掉王位的惡行,并且有可能,還要利用那些不會讓他失掉王位的惡行以自保,如果做不到,不用管它們就是了。
再者,如果沒有那些惡行就難以自救,那么他們不必因為其惡行招致非議而感到不安。”121他不但號召君主利用惡行自保,而且還讓利用惡行自保的君主不必感到內心不安。這樣他就完全將道德從政治行為中剝離了出去,完全變成了技術。馬基雅弗利所處的時代造就了馬基雅弗利的政治理論,因為宗教與政治的高度統一給人類帶來的深苦的災難,讓他對腐朽的中世紀深惡痛絕,因此他在自己的理論上幾乎走上了一個極端。但是馬基雅弗利的政治理論的出發點卻是從道德出發,具有一種價值指向。在《君主論》一書中他寫道:“如果人們仔細通盤考慮一下,就會發現,某些品質貌似美德,如果君主力行實踐,只會導致毀亡;而某些品質貌似惡行,如果君主力行實踐,卻能帶來安寧與幸福。”121馬基雅弗利以后的近代社會政治哲學家,諸如霍布斯、洛克、盧梭都秉持自然法與自然權利學說。
雖然他們承認自然法就是一種道德律令,是一種最基本的道德原則,人們擁有對違反自然法的人進行懲罰的自然權利,但是他們卻都反對將政治正義建立在以自然法為基礎的道德基礎上。霍布斯認為人性本惡,人與人之間就像狼一樣,人們為了趨利避害,保護生命才建立了龐大的權力機構———利維坦。洛克與霍布斯不同,認為自然狀態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狀態,但是這種狀態下的人們既沒有公共認同的法律,也沒有解決矛盾的裁判者,容易爆發戰爭,因此必須組成政府來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這些政治哲學家都沒有從道德出發論證政治的正義性,因為當時社會正處于從傳統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巨大轉變時期,資本積累的瘋狂、圈地運動的殘暴、追私逐利的丑惡使得他們難以相信人們的道德力量,因此他們另辟蹊徑,遠離道德,走向社會契約。“很明顯,霍布斯和洛克所堅持的契約論,就是從人的角度,而不是從神的角度來述說國家的產生,這可以說是從理論上或觀念上擺脫神學-政治的最初努力。”毋庸贅言,契約論也是出于理論上或觀念上對政治與道德直接同一的懷疑的一種努力。近代契約論政治哲學因為對人們的道德能力的懷疑,不在通過訴諸教育的方式通過改變人性達到政治正義,而是要通過建構政府的方式保證政治正義,從而保證長治久安的政府狀況與政治正義的長久性,這種建構主義的方式在當代政治哲學的語境下,通過羅爾斯的努力達到了理論的巔峰。
二、政治建構主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
近代政治理論將道德從政治中剝離出來,既是對中世紀政教合一的反叛,也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反映與論證。但是這種極端的方式就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政治的正義性喪失了堅實的基礎。近代契約論政治哲學以來,討論國家或政府構成的政治哲學衰落了,因為“隨著西方社會轉型的完成,政治國家如何構成,其合理性何在等事關政治生活之根本的問題似乎已不成其為問題,而是轉變為了政治的正常運行之類常規性問題,這時候的政治理論自然也就轉向了對于常態政治的運行機制的經驗性分析”,政治哲學已經變為政治科學了。政治與道德的二元分離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僅僅作為技術手段的政治根本不會保證政治的正義性。僅以美國為例,1950年代以來,外有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古巴導彈危機,內有麥卡錫運動、黑人抗暴運動、爭取民權運動、校園學生運動以及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現象。這些問題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國家穩定與安全,亟需處理。正當此時,羅爾斯的《正義論》應運而生了。
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繼承了近代契約論的傳統,但是一改契約論懷疑道德的狀況,從道德的角度研究社會基本結構,“即研究社會基本結構在分配基本的權利和義務、決定社會合理的利益或負擔之劃分方面的正義問題”譯者前言。羅爾斯看到了沒有道德基礎的政治無正義性的缺陷,決心為政治重新奠定道德基礎,在《正義論》開頭便開宗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的德性一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3正義的政治制度必須要有道德作為其基礎,一種政治制度無論是在馬基雅弗利的意義上何其具有技術性,但是只要不正義,就必須被廢除。羅爾斯提出了著名的“原初狀態”以建構政治的正義性,并通過正義的社會基本結構解決貧富兩極分化,保證社會的穩定性。
“原初狀態”的假設是為了構建一種公平的程序。因為實際社會中的人們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地位、政治職位各有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難以對于正義原則達成共識。因此羅爾斯用“無知之幕”將個人的信息屏蔽掉,排除了自然與社會偶然情況所帶來的特殊性,每個人不知道自己的經濟地位與政治狀況,不知道他的階級出身以及天生資質。他們僅知道“有關人類社會的一般事實,他們理解政治事務和經濟理論原則,指導社會組織的基礎和人的心理學法則”106。
關鍵詞 開放大學;學習支持;學習者特征
中圖分類號 G724.8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5)32-0063-03
當前我國開放教育的生源以成人為主,來源復雜,學習者在個性特征、學習需求、學習動機等方面均有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對開放大學學習者特征進行調查分析,是我國開放教育研究與發展的基點。
一、開放大學學習支持體系建設應以學習者特征為基點
國家開放大學作為新型高等院校,學習者無論在年齡、地域、專業、職業等人口學特征方面,還是在個性心理、學習心理等方面都有著較大差異。隨著產業升級轉型與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深入推進,全國各地的區域內經濟發展與人才需求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對人才的通用技能與專業技能的要求也日益精細,作為致力于提供應用技術型人才的國家開放大學,學習支持系統是其教育的核心,包括學習輔導、學習規劃、學習資源提供以及教學服務支持等活動形成的一個綜合系統。學習支持系統的目的是給予學生持續的關注,從而提升學習效果及學習質量,但學習支持的具體類型、方式、強度、頻率等則應該因人而異。
為了更好地了解我國開放大學學習者特征,調查組對東北地區的遼寧省電大、吉林省電大、黑龍江省電大;南方的華東地區―安徽省電大、華南地區―廣東省電大、華中地區―湖南省電大、西南地區―四川省電大;北方地區的華北地區―天津省電大、西北地區―陜西省電大全部發放了“國家開放大學學生問卷”。本次調查人員均經過統一網上培訓后開展問卷工作,對指定研究對象進行測量指導,調查過程中全國問卷各地區設立登錄用戶名和密碼,以方便管理和數據統計。為了更好地完成全國問卷的采集工作,特補充了電子版問卷和郵寄紙質版問卷兩種收集方式,并統一設定指導語,由各省參與問卷成員培訓后在本省進行測試,全國回收問卷2305份,其中東北地區回收問卷1021份,遼寧省電大533份、吉林省電大142份、黑龍江省電大346份。
二、國家開放大學學習者特征
本研究將開放大學學習者特征劃分為人口學、學習環境、學習心理、個性心理四個特征,課題組根據不同維度設置了相應的題目,調查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人口學特征
人口學特征,主要包括生理特點、社會特點、經驗、地理特點四個子維度。其中,生理特點子維度,包括受訪者的年齡、民族、婚姻狀況共三個條目。調查顯示,東北地區、南方地區與北方地區三個區域內的受訪者年齡跨度為15歲至40歲以上,主要集中在15~35歲之間,已婚者約占受訪者的48%。
社會特點子維度,包括身體狀況、專業、城鄉、工作狀態、受教育情況、工作時間共六個條目,也分別反映了國家開放大學學習者的特征差異。城鄉方面,東北地區與北方地區的調查結果顯示,53%與52%的受訪者來自城市,而在南方地區,來自城市的受訪者僅有35%,區域差異較為明顯。此外,調查顯示,受訪者專業差異也較大,如表1所示。
在東北、南方、北方三個地區,學習者的專業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這與地區的經濟發展及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另外,上述三個區域內調查對象的工作狀態較為均勻分布在事業/公務員、國企、私營、待業、其他五個選項中。學習者不同的專業與工作狀態,決定了其學習需求與目標之間相應地存在著差異。
除上述子維度之外,經驗子維度包括獨生子女、計算機操作技能、每日上網時間共三個條目;地理特點子維度則包括性別、經濟狀況兩個條目,調查也顯示出了各區域內與區域之間,開放大學學習者的基本特征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也就決定了國家開放大學的學習支持體系建設應對遠程學習者進行分類,因材施教,因需施教。
(二)學習環境特征
學習環境維度包括了學習條件、求助方式、學習時間、學習距離、求助對象共五個子維度,其中,求助方式與求助對象子維度采用訪談法獲取質性數據,學習條件、學習時間、學習距離三個子維度通過調查研究方法獲取數據。
學習條件子維度通過調查受訪者的上網學習時間、學習策略及學習方式來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三個地區學習者的具備上網學習條件的時間主要集中在1~3個小時范圍內,學習策略方面獨立學習、合作學習及兩者結合的策略分布較為均勻。學習方式方面,則以授課為主,東北地區占比45%;南方地區占比56%;北方地區占比44%。
學習時間與學習距離方面,以培養模式和學習動機為調查條目,東北地區數據表明,學習者全日制學習占28%、業余學習占38%;自愿學習占27%、被動學習占7%。整體而言,三個地區都以自愿的、業余的學習為主。而三個地區的學習動機均以漲工資為首要選擇,提干、興趣、提高能力、評職稱等選項則各有分布。
(三)個性心理與學習心理特征
個性心理維度分為學習動機、自我效能感、歸因三個子維度,其中,歸因子維度要求受訪者將取得成績的原因從能力、努力、任務、運氣、身心狀態、外界環境等方面進行歸類,三個地區的受訪者都更傾向于能力歸因與努力歸因,東北地區分別占比48%與33%;南方地區占比45%與35%;北方地區占比45%與35%,體現出開放大學學習者的自我效能感更強。
學習心理特征維度分為五大策略,分別是資源管理策略、認知策略、動機策略、創造性策略、元認知策略,每個策略以李克特五點量表為模型列出3~4個陳述條目,請受訪者根據自己的認同程度進行選擇。學習心理特征維度的調查表明,各條目的認同程度均呈現出較為認同的趨勢,主要集中在非常符合、比較符合、不確定三個選項中,比較不符合與非常不符合兩個選項占比較小。整體而言,開放大學學習者的自我效能感與認同度均比較高。
三、國家開放大學學習支持體系建設策略
綜上,我國開放大學學習者的特征:第一,基本特征差異較大;第二,學習環境有所改善;第三,自我效能感與自我認同度較高。基于上述特點,我國國家開放大學學習支持體系的建設應圍繞著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打造個性化培養模式
以英國開放大學為例,其提供給學習者的支持性資源包括網絡導學材料、紙質教材、專門的作業本、廣播電視及傳統的音像帶錄像帶等。學習者可根據自身的基本情況選擇最為適合自己的支持性資源,選修對自身最有用的課程及內容,而不必拘泥于單一統一的課程安排。要將課堂面授與網上討論的聯動、實體小組與虛擬小組的聯動,把線下教學活動和線上后續反思、反饋、交流有效融合,增強學生的參與意愿和學習的深度。基于當前我國開放大學學習者在年齡、專業、工作狀態乃至學習動機方面的巨大差異,國家開放大學的學習支持應根據不同的學習者,打造個性化的培養模式,以提升開放教學的效果與質量。
(二)學習支持系統現代化
開放大學自建立以來,學習支持系統已經由傳統的電視與廣播授課輔導模式,發展為以網絡授課為主,電視廣播授課網絡為輔的多元化的學習支持系統。當前我國開放大學學習者的學習環境得到了改善,上網學習的時間不斷增長,基于此,我國開放大學學習支持系統應該逐步現代化,以適應當前大數據時代對知識信息資源傳播速度的要求。要充分挖掘平臺數據,加強課程資源建設,依據數據分析和觀察員反饋對不同類型的課程進行針對性改進。設置網上教學觀察員,對各類網上教學情況進行觀察、督促,表揚先進或提出改進建議,有針對性地改進課程。
(三)學習支持以服務為導向
以成年人乃至已婚者為主要群體的開放教育,面對的群體與傳統的基礎教育、高等教育截然不同。對上述已經具備一定社會經歷的學習者,調查顯示,開放大學的學習者具備了較高的自我效能感與自我認同感,他們能夠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相應的學習規劃。因此,國家開放大學的學習支持應該以服務為主,即提供優質、便捷、多元的教學資源;建立教務處、教學部、辦學單位3級網上導學活動組織與管理架構,由教務處負責統籌、創新引導、推廣、效果評價,教學部負責設計導學主題、月度規劃、具體實施,辦學單位負責組織學生參與、跟蹤反饋參與情況,通過實施分工明確且具有針對性的教學管理工作,更好地為學習者服務。
參 考 文 獻
[1]楊志堅.國家開放大學建設:改革與創新[J].中國遠程教育,2013(4):5-10.
[2]韓益睿.國家開放大學專業課程設置發展思路[J].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4):81-83.
[3]任為民,施志毅.建設國家開放大學的幾點思考[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10(3):3-9.
[4]任為民,施志毅.國家開放大學建設中幾個亟待解決的問題[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11(2):9-13.
[5]課題組,王迎,趙婷婷,朱煜,王立,魏順平,齊坤,張鳳龍.國家開放大學學習者研究報告“開放大學教學質量保證體系的研究與實踐”[J].中國遠程教育,2014(5):20-26.
[6]王清蓮.關于開放大學課程設置問題的思考[J].濟南職業學院學報,2014(5):36-38.
[7]彭麗茹,王璐. 開放大學學習者學習需求調查與分析[J].云南開放大學學報,2015(2):11-14.
[8]黃海波.網絡環境下遠程開放教育學習者特征分析[J].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2):14-17.
On the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of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Yang Haizhen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learners of open universities nationwide, it is found that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good, and the self-efficacy and self-identification of learners are higher,but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 in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learners.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of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e service function, focus on building personalized training mode, strengthen the modernization of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provide quality, convenient and diver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learners,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learners.
關鍵詞:糖尿病;護理干預;血糖
糖尿病(DM)指的是由胰島素分泌不足或生物作用受損導致體內血糖上升的代謝性疾病,常伴有高血壓、血脂異常、動脈硬化等慢性并發癥,嚴重可導致患者眼、腎、心臟、血管等功能障礙[1]。本文主要對2012年5月~2013年5月本院收診的124例糖尿病患者進行干預護理后的資料與常規護理資料進行對比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資料選自2012年5月~2013年5月本院收診的206例糖尿病患者,隨機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各103例。研究組男51例,女52例,年齡35~66歲,平均(45±6.5)歲,病程5~16年,平均(10.6±5.4)年;對照組男48例,女55例,年齡30~65歲,平均(43±5.3)歲,病程7~18年,平均(12.5±5.3)年。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程等方面比較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所有106例患者均符合糖尿病診斷標準;均簽署護理方案的知情同意書 [2]。排除標準:藥物禁忌癥者;精神和心理疾病者;理解和意識不清晰者;不配合治療和護理方案實施者;資料不完整者。
1.3方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護理方法,研究組在常規護理方法的基礎上,進行護理干預,具體措施如下:組織糖尿病患者參加疾病基礎知識講座,或發送宣傳手冊等方法,讓患者了解疾病的癥狀、病因、危害、預防等方面的知識,以提高患者對自身病情的重視及配合護士干預護理的行動。由于糖尿病屬無法治愈的疾病,需要進行長時間的治療,并且須控制飲食,服用藥物及預防并發癥等,使患者產生嚴重的心理焦慮情緒,甚至拒絕治療。因此,對糖尿病患者進行耐心的心理護理,有利于增強患者自信,以良好的心態面對疾病,控制病情的進展。護理人員根據患者的病情,切實制定患者的飲食計劃,合理調配食物,攝入適當的營養物質。針對患者制定個人運動方案有利于改善患者心肺功能,降低血脂,提高肌肉及周邊組織對胰島素的敏感度。每月進行電話隨訪,了解患者血糖水平及并發癥發生情況。
1.4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出院前1d空腹血糖及餐后2h血糖水平,患者出院后進行5~14個月的隨訪,并且在患者住院期間對其并發癥發生情況進行觀察與記錄,采用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生活質量量表,對患者生活質量進行評估[3]。
1.4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1兩組患者護理后血糖水平和生活質量評分情況 兩組患者經過護理后,研究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6.40±1.25)mmol,餐后2h血糖水平(8.06±0.52)mmol,生活質量評分(82.6±15.9)分;對照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6.80±1.89)mmol,餐后2h血糖水平(9.83±1.59)mmol,生活質量評分(59.6±20.4)分。兩組患者空腹血糖水平無明顯比較差異,但研究組餐后2h血糖水平、生活質量評分明顯較優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P
2.2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 兩組患者經過護理后,研究組患者發生低血糖有5例,酮癥酸中毒有3例,高滲性昏迷有1例,總并發癥發生率8.73%;對照組患者發生低血糖有15例,酮癥酸中毒有7例,高滲性昏迷有4例,總并發癥發生率25.24%。研究組患者的總并發癥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結論
糖尿病作為常見的慢性內分泌代謝失常疾病,具有并發癥發生率高,病情反復,治療時間長等特點,我國每年因糖尿病并發癥死亡的患者人數在不斷的上升[4]。治療糖尿病患者不應只限于胰島素等藥物治療,還需包括對患者采取護理干預措施,以更有效的控制血糖水平及并發癥預防。本研究采用護理干預措施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得到了有效控制,且并發癥總發生率也明顯低于常規護理,說明護理干預較常規護理更具有優勢,護理效果更為明顯。
在本研究采用的護理干預措施中,對患者進行疾病知識的普以及講解并發癥發生的先兆,提高了患者對自身病情的管理能力。護理人員針對心理障礙,情緒焦慮的患者進行針對性心理護理,使患者以良好的心態面對疾病。相關研究表明,心理護理有利于患者血糖控制[5]。在本研究結果顯示,并發癥發生主要是由于低血糖、酮癥酸中毒以及高滲性昏迷三類因素。對低血糖的預防應指導患者合理使用胰島素,并按時進食,外出注意攜帶糖果、餅干等物品。尤其是在使用胰島素的4~5h注意減少活動,避免低血糖的發生。酮癥酸中毒及高滲性昏迷預防,應注意囑咐患者不應隨意停用胰島素,控制飲食,養成主動喝水的習慣。另外護理人員因注意對合并低血糖、關節疾病、酮癥患者或血糖水平不穩定患者的運動方案進行謹慎合理的制定,避免并發癥的發生。
通過采用護理干預措施,本研究結果表明,研究組患者餐后2h血糖控制明顯優于對照組,總并發癥的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采用護理干預措施,較常規護理而言,能更有效的控制患者血糖水平及降低并發癥的發生率,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值得臨床推廣和使用。
參考文獻:
[1]張紅梅.臨床護理和心理護理干預對老年糖尿病的療效觀察[J].甘肅科技,2013,29(01):123-124.
[2]李冬.護理干預在預防老年糖尿病夜間低血糖的臨床效果研究[J].中國實用醫藥,2013,08(27):226-227.
[3]楊巧紅.護理干預在糖尿病并發癥預防中的作用[J].中國保健營養,2013,14(03):773.
我們知道,在20世紀的相當長時期,西方大學體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沒有政治哲學的地位,因為西方學界曾一度相信,所有問題都可以由各門實證科學或行為科學來解決,因此認為“政治哲學已經死亡”。但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政治哲學卻成了西方大學內的顯學,不但哲學系、政治系、法學院,而且歷史系、文學系等幾乎無不辯論政治哲學問題,而各種爭相出場的政治哲學流派和學說亦無不具有跨院系、跨學科的活動特性。例如“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在哲學系、政治系和法學院都同樣激烈地展開,而“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挑戰”則首先發端于歷史系(共和主義史學),隨后延伸至法學院、政治系和哲學系等。以復興古典政治哲學為己任的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學派則以政治系為大本營,同時向古典學系、哲學系、法學院和歷史系等擴張。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則把文學系幾乎變成了政治理論系,專事在各種文本中分析種族、性別和族群等當代最敏感的政治問題,尤其福柯和德里達等對“權力-知識”、“法律-暴力”以及“關愛政治”等問題的政治哲學追問之影響遍及所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后,女性主義政治哲學更如水銀瀉地、無處不在,論者或批判西方所謂“個人”其實是“男性家主”,或強烈挑戰政治哲學以“正義”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義,從而提出政治哲學應以“關愛”為中心,等等。
當代政治哲學這一光怪陸離的景觀實際表明,政治哲學具有不受現代學術分工所牢籠的特性。這首先是因為政治哲學的論述范圍極為廣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習俗以至社群、民族、國家及其經濟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別、友誼、婚姻、家庭、養育、教育以至文學藝術等表現方式,因此政治哲學幾乎必然具有跨學科的特性。說到底,政治哲學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之自我認識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現。政治哲學的興起一般都與政治社會出現重大的意見爭論有關,這種爭論往往涉及政治共同體的基本信念、基本價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據,從而必然成為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關切。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再度興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謂的“六十年代危機”,亦即上世紀60年代由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引發的社會大變動所導致的西方社會文化危機。這種危機感促使所有人文社會學科不但反省當代西方社會的問題,而且逐漸走向重新認識和重新檢討西方17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基本現代觀念,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現代性問題”或“現代性的危機”。不妨說,這種重新審視“現代性問題”的基本走向,正應了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多年前的預言:“徹底質疑近三四百年來的西方思想學說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點。”
政治哲學的研究在中國雖然才剛剛起步,但我們以為,從一開始就應該明確: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趨地去與當代西方學術“接軌”,而是要自覺地形成中國學界的批判意識與獨立視野。要而言之,中國學人研究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學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也因此,坊間已經翻譯過來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學教科書,雖然對教書匠和應試生不無裨益,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其視野和論述往往過窄。這些教科書有些以點金術的手法,把西方從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繪成各種理想化概念的連續,卻盲然不顧西方政治哲學中的“古今之爭”這一基本問題,亦即無視西方“現代”政治哲學乃起源于對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拒斥與否定這一轉折;還有些教科書則僅僅鋪陳晚近以來西方學院內的細瑣爭論,造成“最新的爭論就是最前沿的問題”之假象,實際卻恰恰缺乏歷史視野,看不出當代的許多爭論其實只不過是用新術語爭論老問題而已。雖然我們并不否認當論對問題的表述和分析或許更細致,但我們更要強調的是問題本身的歷史深度及其來龍去脈。我們以為,對中國學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術自主性,戒絕盲目地跟風趕時髦的習氣。有必要說明,本文庫兩位主編雖然近年來都曾著重論述過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但我們決無意主張對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應該簡單化地遵循施特勞斯派的路向。無論對施特勞斯學派,還是對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等,我們都主張從中國的視野出發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討論。同樣,我們雖然強調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傳統的重要性,但我們從不主張簡單地以古典來拒斥現代。相反,就當代西方政治哲學而言,我們以為更值得注意的或許是,各主要流派近年來實際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尋求現代思想與古典思想的調和或互補。以自由主義學派而言,近年來正明顯地從以往一切討論立足于“權利”而日益轉向突出地強調“美德”,其具體路向則往往表現為尋求康德與亞里士多德的結合。共和主義學派則從早年強調從古希臘到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傳統逐漸轉向強調古羅馬特別是西塞羅對西方早期現代的影響,其目的實際是要緩和古典共和主義與現代社會之張力。最后,施特勞斯學派雖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圖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學傳統而深刻批判西方現代性,但這種批判并不是簡單地否定現代,而是力圖以古典傳統來矯正現代思想的偏頗和極端。當然,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各派則仍然對古典和現代都持激進的否定性批判態勢。但我們要強調的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各種流派都是從西方社會本身的問題出發,因而必然具有“狹隘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的特點,中國學人不應該成為任何一派的簡單信徒,而是要以中國學術共同體為依托而樹立對西方古典、現代、后現代的總體性批判視野。
近十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新態勢,總的說來有:方法論的檢討、中國經典的詮釋、出土簡帛的哲學思想研究、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思想、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及致力于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建構等。在這些方面已取得豐碩成果。此外,儒學與當代、儒學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與道教、宋明理學、明清之際與清代學術、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等,已成為熱門或顯學;三《禮》之學、名家與漢語語言邏輯哲學、中國政治法律哲學、生態環境哲學、和諧思想、身體觀、身心平衡論與心理調節學說等,正進入重新探討的階段并不斷深入。
從學界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當前國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前沿、重點與熱點問題或領域有:
第一,關于方法論的檢討或反思。許多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積極檢視以西方現代化理論、啟蒙理性、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等來研究東方歷史文化傳統及學術文本的局限性,借鑒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經驗并檢討其得失,總結中國哲學學科創建百年來從依傍、模仿西方哲學到逐步建立起學科自主性的經驗,研究哲學與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路數的區別與聯系,試圖摸索、建構更切合東方、東亞或中國哲學的方法學系統。
第二,中國經典的詮釋成為主潮。“經典文本—思想學術”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思想空間和語言張力,關鍵是時代背景及學者們的學術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國典籍的豐富、深刻與遠久,由于時代性問題的凸顯和學者的理論自覺,由于中西之間的學術、學者的交流與對話,經典詮釋的問題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
學界引進伽達默爾詮釋學方法或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等,同時思考自身的詮釋傳統,加強了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研究。而當前大家關注的經典詮釋問題不僅包括經典詮釋的方法或方式問題,也包括經典詮釋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僅包括現代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也包括古代中國學者與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不僅包括西方經典詮釋學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結合,也包括中國固有之經典詮釋的歷史與內在理路。
中國的哲學經典汗牛充棟,在傳統宋學、漢學的基礎上,如何借鑒西方、日本學者的微觀研究,以深入探討儒、釋、道三教及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變細節,闡釋其間所反映的不同時間、地域之學者的創造性解讀及外域文化的影響,是極有價值的。特別是,經典文本與傳統的民間社會生活,與傳統政治法律制度的關聯,經典文本在東亞地區的互動與發展中所獲得的不同意蘊,經典文本的東西方翻譯史,印度與中國佛教的傳播及發展,近代中、西、日詞語或范疇的格義與互釋……這些都是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不斷深入和細化。
還要說明的是,當前中國學者更加重視國學即中國傳統學問或學術,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綜合性,尤其是重視對經學或某一單經的閱讀與研究,并注意在傳承歷史與面向未來、面向世界與建構自我的意義上去培養后學。有關儒家、道家、佛家經典等的詮釋,要花很大的氣力,要有扎實的學術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養,需要一代代學者的努力與傳承。隨著時代的步伐與對生活意義的開拓,學者們也將進一步創造性地闡發經典的現代意義與價值。
第三,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論總是與中國古代的天道論與人道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學界非常重視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學、正義理論來分析研討之。、自由主義與傳統主義的對話,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社會秩序的重建,政治與法律問題的凸顯,現代政治學、倫理學的挑戰,都激發了本學科同仁去加強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的疏理與闡釋。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不僅僅重視價值或古人所謂的“義理”,而且重視公正有效的社會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構或制度建設。可以說,典章制度、各類文書即使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哲學”,但典章制度之學也一直是中國學術的重心之一,這些在儒家經典以及后來的大量史料或文獻中可以得到印證。中國古代哲人的政治觀念與制度追求,歷代政治哲學思潮尤其是明清與民國時期的政治哲學思潮的產生、發展及其變遷與影響,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理念與中國古代政治觀念的差異、會通、超越等,這些都已成為學界的難點問題,富有挑戰性。
第四,出土簡帛的哲學研究仍然是熱點。王國維先生有“二重證據法”之說,即地下材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上世紀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的一批楚簡,其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尤其關于孔門七十子、戰國儒道諸家的資料彌足珍貴。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湖南長沙馬王堆漢簡與帛書、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學術價值頗豐。以上簡帛文獻是研究先秦兩漢諸家學說之流變、先秦兩漢中國人之宇宙觀念與倫理思想的寶貴資源。
另外,云夢睡虎地秦簡、江陵天星觀楚簡、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張家山漢簡、荊門包山楚簡等,有很多關于當時民間信仰及官方法律文書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專家又在云夢發掘出一批漢簡,基本上是法律文書,與睡虎地、張家山的材料相呼應與補充,而且還有類似《說苑》一類的書。我國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傳統,值得我們重視,希望哲學界與法學界聯起手來研究。歷史上觀念、制度與民間習俗的相互聯系及其具體內容,也應是哲學史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意味著我們日益重視價值觀念的生成及其與日常生活的聯系。
第五,宋元明清學術一直是中國哲學界的研究重心。這一研究在上世紀前半葉就很發達,這是由于宋明理學與清學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內在聯系,由于宋明理學較前代學術呈現出了更高的哲學形式、哲學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時代較近、存世文獻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宋明理學的哲學范疇、哲學體系,學術人物與學術群體,派別師承和學術流變等。另外宋明理學的民間化、官學化與明清新哲學的興起也日益受到學界重視,比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明清哲學研究,就特別重視“宋明—明清”哲學的演變及其現代性之動向,蕭萐父先生、許蘇民先生與年輕學者吳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頗有創見和學術影響。但也有不同學者的挑戰,質疑侯外廬——蕭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說,質疑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與宋明儒學有根本區別之說,也有專家質疑清代以“禮”代“理”之說。由于宋明儒學的復雜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歷史上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世界數百年,所以宋明學術與佛家、道家、文學、科學、商業、政治等的相互關系或聯系,宋明理學在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民間傳播及當地朱子學、陽明學的復雜性,宋明思想的東亞影響、不同走向以及與當時西學的結合,都已成為重要的考察對象或研究內容。在一定意義上,宋明儒學本身所具有的現代性還需要重新探討。
第六,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與特色,確立起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專家特別關心中國哲學的真實內涵與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國哲學的宇宙論與形上學,研究中國人的思維、情感、行為方式與語言方式中的哲學問題與學說特色。
對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綜合海內外專家們的見解,總結出中國哲學的某些特色:中國哲學沒有西方哲學中的上帝與塵世、超越與內在、本體與現象等絕對二分的構架,而是堅信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間不是彼此隔礙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濟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體認宇宙自然蓬勃生機、創進不息的精神,進而產生了一種個人價值的美與善。
粗略言之:①“中國哲學的氣論是自然生機主義的”;②“中國哲學把宇宙看成是創進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國哲學有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和智慧”;④“中國哲學重視存在的體驗、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功夫的達成”;⑤“中國哲學實踐性強”;⑥“中國哲學有自身獨特的概念、邏輯、理性”;⑦“中國哲學中,道、誠、仁、性、理等本體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因而在中國哲學中,天人之間、形上形下之間、價值理想和現實人生之間是沒有鴻溝的”等。
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之思的這些本原特征,都說明應該“在與西方哲學的比照、對話中,超越西方哲學的范疇、框架與體系的束縛,確立起我們中華民族的哲學傳統、哲學智慧與哲學思維的自主性或主體性”。學界提出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或“自主性”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學或非中國哲學,猶如提出飲食的個體健康、個體選擇問題不等于排斥飲食或反對飲食,不畫地為牢、作繭自縛是常識,我們當然不能陷入因噎廢食和中西對立與隔絕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