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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病床有效利用準數 床位利用指數 質量控制圖 醫院工作效率
資料與來源
所有數據資料均來源于洮南市醫院醫務科。現根據洮南市醫院1995~2005年這11年資料進行分析。
用床位利用指數分析醫院工作效率
數據:洮南市醫院1995~2005年病床周轉次數依次19.60、20.30、24.00、19.10、18.00、16.40、15.20、16.30、18.00、17.00、15.00。病床使用率依次66.00、80.00、84.00、85.00、93.00、91.00、97.30、80.00、81.00、73.00、67.00。病床利用指數率依次1293.60、1624.00、2016.00、1623.50、1674.00、1492.40、1478.96、1304.00、1458.00、1241.00、1005.00。年份N11。病床利用指數∑X16210.46.
計算總體均數95%的可信區間,以其上限作為床位利用指數的控制上限,以其下限作為床位利用指數的控制下限n11-110,查t值表t0.05(n)t0.05(10)2.228。控制上限:X+t0.05(10)SX1653.30;控制下限:X-t0.05(10)SX1294.06。床位利用指數質控,見圖1。
討論分析
從床位利用指數質控圖可看出,洮南市醫院從1995~997年效率呈逐年遞增趨勢,而1997~2005年效率曲線是逐年遞減趨勢,說明洮南市醫院床位利用指數在1995~1997年逐年增長和提高,1997~2005年逐年遞減和降低。
從圖形上可以看出:①1995~1997年床位利用指數是遞增狀態,1996年進入指數控制區,而且在中線以上,到1997年突破了控制上線,超過理想指標,說明這一時期的治愈好轉率保持穩定水平沒有大波動,表現了廣大職工在院領導及各科主任帶領下,超負荷工作,取得驚人成果。②1997~2005年床位利用指數是遞減狀態,從圖上看,1998年又進入指數控制區,且在中線以上,經過全體醫護人員努力,到1999年又突破控制上線,到1999~2001年,床位利用指數仍在中線以上,到2002年就下降至中線以下。以后,由于院里調整領導班子,聘任了新的院長和書記,在新的黨委班子的領導下,經過全院努力合作,到2003年該院床位利用指數雖在控制區內,有起伏,但略低于平均水平。在2003~2005年又降低到控制下限以下,明顯下降,原因是由于該院新建了住院樓,舊樓進行裝修,而且還有少量的技術骨干外流現象,使醫院床位利用指數嚴重下降如果該院不及時改變現狀(如增加醫護人員,改變服務態度等)尋找原因,勢必會影響醫療質量和醫療工作效率。
用病床有效利用準數分析醫院工作效率
數據:洮南市醫院1995~2005年病床平均開放床數依次是220、220、220、220、220、220、220、220、231、275、295。實際完成病床工作日(A)依次298.40、291.40、305.00、265、340、331、355、289、291、266、243。病床住院天數(B)依次10.5、11.7、10.8、13.2、14.8、15.0、14.8、14.8、12、15、15。病床有效利用準數(V)依次1.17、1.03、1.16、0.83、0.95、0.91、0.99、0.80、1.00、〗0.73、0.67年份n11,病床有效利用準數∑∨10.24。
計算總體均數95%的可信區間:其上限作為病床有效利用準數的控制上限,下限作為病床有效利用準數的控制下限。n11-110查t值表:t0.05(10)2.228。控制上限:V+t0.05(10)SX1.039;控制下限:V-t0.05(10)SX0.82。病床有效利用準數質控,圖略。
討論分析
用病床有效利用準數和病床利用指數分析醫院工作效率,所做的質控圖的曲線變化趨勢基本相差不大,說明雖然利用不同的醫療指標體系來分析醫院工作效率,但影響因素相差不大,趨勢沒什么變化[1~3],根據V的上限1.2的要求,洮南市醫院均未突破,總數未突破的原因在于平均住院天數基本上比標準住院天數高。
結 論
通過調查發現,床位使用率降低原因有多方面:①與周邊醫院醫療設備和醫療水平競爭,使部分病人外流。②醫療人才競爭,使醫療技術骨干外聘,使醫療技術水平下降。③基層醫療工作單位設備老化,造成醫療技術落后。④醫院位于省邊遠地區,缺醫少藥,嚴重影響本地區醫療水平技術發展。同時減少醫院收入和經濟效益。
總之,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醫療設備的更新,加強人才培養,有效應用國家和地方資源。改善醫療環境,推進醫療技術水平不斷發展,加快醫療改革步伐。
參考文獻
1 趙素萍.全國醫院統計分析軟件的設計及應用.中國衛生質量管理,1999,4.
2 劉燕.充分發揮計算機在醫院管理中的作用.中國衛生統計,1999,5.
統籌城鄉衛生一體化發展的基本思路是:堅持政府主導、城鄉統籌、部門協調、社會共建,突出農村衛生重點,著眼于實現城鄉公共衛生、醫療服務、醫療保障、愛國衛生和行業管理一體化,建立城鄉衛生事業統籌發展的體制和機制,形成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互動的發展格局,努力縮小城鄉衛生差距,切實改善城鄉衛生二元結構,保障城鄉居民公平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一是要統籌城鄉公共衛生一體化,筑牢群眾健康保障防線;二是要統籌城鄉醫療服務一體化,做優三級醫療服務網;三是要統籌城鄉醫療保障一體化,維護人人享有健康公平;四是要統籌城鄉愛國衛生工作一體化,改善人居環境與生活質量;五是要統籌衛生行業管理一體化,增強宏觀調控與發展能力。
統籌城鄉衛生一體化發展的基本原則是:堅持以城帶鄉、共同發展;堅持統一管理、資源共享;堅持縱向整合、優化結構;堅持整體推進、綜合配套。一要均衡配置衛生資源,著力消除看病難;二要開展惠民醫療措施,大力破解看病貴;三要創新特色衛生服務,切實保障看好病;四要完善公共衛生體系,未雨綢繆防好病。對此,要建立區域衛生共同體,區醫院聯辦南強鎮中心衛生院、西寧鄉衛生院和高升、育才、凱旋、龍坪、廣德5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立以技術協作、業務指導、設備資源共享、轉診轉院、會診查房、信息互通、學術交流為主要內容的共同體,實行“五統一”管理,即財物、人事、后勤、分配、藥品實行統一管理;堅持“六個不變”,即所有制性質、職工身份、財政投入、衛生政策、收費標準、職責任務不變。建立鄉村衛生一體化管理機制,對村衛生室實行“三統一”管理,即國家對村衛生室投入形成的固定資產統一管理,新農合支付結算統一管理,村衛生室用藥統一配送。
統籌城鄉衛生一體化,有利于全區醫療衛生資源的整合,有利于推動全區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區醫院是三級衛生服務體系的龍頭,無論是醫療技術還是綜合服務能力都是最好的,保升等8個鄉鎮衛生院增掛船山區醫院協作醫院,老拱橋等60個衛生室增掛船山區醫院協作衛生室標牌,建立對口幫扶協作關系,通過開展臨床教學、下派人員查房、手術示教、疑難病例討論、繼續教育講座、短期培訓、巡回醫療、對口支援、雙向轉診等多種方式,提高基層醫務人員的整體業務素質和執業能力,達到以城帶鄉、共同發展、資源共享的目的。
我希望受援單位要抓住這個機遇,密切與區醫院的協作,主動加強業務上的聯系,虛心接受指導,充分運用區醫院的教學、科研技術優勢,促進自身醫療技術水平和綜合服務能力的提高,為全區人民提供更為優質的醫療服務,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同時也希望區醫院要從支援農村衛生工作的角度認識到做好這項工作的重要性,真正體現龍頭醫院的實力,擴大在全區醫療衛生事業中的影響,帶動全區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再上新臺階。
醫療資源格局調整
按照設想,“醫聯體”的優勢之一在于實現大醫院和小醫院之間的雙向轉診,引導患者分層次就醫,而非一味涌向三級甲等醫院。也就是說,聯盟內二三級醫院康復期患者可及時轉入基層醫院,基層醫院可共享二三級醫院的醫療資源和技術優勢,患者也可通過“綠色通道”轉診到該院。此外,病人醫囑、診斷、社區健康檔案和檢查結果等信息,可以在成員單位間共享,不僅方便醫生了解病情提高效率,也為患者就近就醫及時轉診提供便利。在今年1月中旬的醫改專題媒體通氣會上,衛生部醫改辦副主任梁萬年就曾將醫聯體模式稱為今后一段時間內“讓患者就近享受優質醫療服務的重要途徑”。
在1月7日的衛生部年度工作會議上,衛生部首次明確提出鼓勵醫聯體形式。
隨后,在2013年全國醫療管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將這一途徑的全國推廣進一步明晰化。他表示,從2013年開始,衛生部準備選擇若干大中型城市建設醫療聯合體,以大型公立醫院的技術力量帶動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能力提升和共同發展,推動分級診療格局形成,同時形成倒逼機制,促進相關部門完善管理、補償、運行、監管等配套政策。
在上述情況下,地方的動作明顯加快。在促成了三家醫聯體后,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表示,未來北京將建立20個“醫聯體”,打通區域內患者轉診通道。北京市計劃通過醫療聯合體的建設,打通社區醫療機構、區域醫療中心、市級或國家級醫療中心之間的轉診渠道。今后,組建醫療聯合體的不僅有北京市屬三級醫院,還包括其他大型醫療機構。醫療聯合體的輻射范圍以附近居民為主,如果醫療聯合體需要跨區支援,可以通過電子信息和會診等手段來實現。
記者了解到,2012年,北京市醫療機構就診人次達到1.8億人次,其中,本地患者為1.4億人次,平均每位本地人一年到醫院就診7次,這個數字遠遠高于國際水平。而目前大醫院主要集中在老城區,很多新城區的居民反映看病不方便。而醫聯體的出現或將給上述局面帶來改觀。
上海市是目前醫聯體較快發展的另一個樣本。早在2011年1月和4月,上海先后在市中心和郊區成立了兩大醫聯體-“瑞金-盧灣醫聯體”和“新華-崇明醫聯體”。此后,在今年1月,上海市六醫院東院與臨港新城以及周邊地區的10家醫療機構簽署合作協議,組建以提高基層醫療服務水平為紐帶的新型區域醫療聯合體。
據統計,全國共有14051家公立醫院,其中三甲醫院1200多家。如果依據衛生部135規劃(135規劃,即在全國創建100家國家級優質醫院,300家區域醫療中心,500家縣級優質醫院)將使中國整個醫療資源格局重新劃定,并呈現高中低的金字塔格局。首先,在現有的1200家三甲醫院中選拔100家國家級優質三甲醫院,這些三甲醫院未來主要攻克疑難雜癥的尖端醫療技術,帶動醫學水平的提升。其次,300家區域醫療中心,即全國有23個省,4個直轄市,5個自治區,30個地區平攤后每個地區約有10家區域性的大型醫療機構,即每個地級市一家大型醫療機構,覆蓋地區內的稍重病患者。最后,500家縣級優質醫院將以從上至下的方式輻射2000多個縣的人口。在縣級醫院下面,仍存在著眾多的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醫療機構等等。這些鄉鎮、社區醫療機構將與醫療技術提升后的縣級醫院對接,實現大病不出縣的就醫格局。
頂層設計下的IT融合
不過,在新的醫聯體不斷出現的形式下,管理體制、人力配置、信息流通等一些新的問題也開始凸顯。試點兩年多,“瑞金-盧灣醫聯體”于去年9月才剛剛和第一批百戶居民簽約。除受行政區劃調整、盧灣區和黃浦區合并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難度大。對此,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表示,醫聯體的建設一定要加強頂層設計。
在今年1月的醫改專題媒體通氣會上,衛生部醫管司司長張宗久表示,“讓醫療資源分布更加合理,就要建立聯合體,在聯合體內部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不斷地以病人為中心來設計流程。”張宗久說。
據蔡江南介紹,“醫聯體”分為兩種,松散型的技術協作聯盟和緊密型的醫療服務集團,其中緊密型“醫聯體”,即將集團內所有公立醫院的人、財、物統籌管理,在大型公立醫院和二級醫院、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所謂利益共同體,就是一定要有動力,上面有動力,下面有動力,這樣才能真正把上下聯動做好。”蔡江南亦坦言,如果是緊密型的醫療聯合體,確實存在著人事、編制、財政甚至資產方面的問題,衛生部正在和有關部門研究,希望找到一些辦法,推動緊密型醫療聯合體克服構建、發展中的障礙。
這就意味著,以往醫院信息化建設在以醫院個體、區域為建設為主體的情況,將再增加以醫聯體組織。當然,針對這一組織仍需區別對待。
全面實施縣域醫療共同體建設主要做法匯報材料
寧強縣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
近年來,寧強縣積極探索推動醫療衛生資源下沉、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醫改模式,2018年,寧強縣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根據前期改革實踐經驗,以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為抓手,合理規劃縣域醫共體建設,確定由2家縣級公立醫院牽頭與18個鎮(辦)衛生院組建2個縣域緊密型醫共體,形成縣鎮村三級醫療機構責任、利益、發展、服務、管理共同體。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一、落實四個到位,健全保障體系
(一)堅持高位推動,領導重視到位。縣委、縣政府始終將深化醫改擺在全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堅持縣委書記、縣長負總責、親自抓,分管領導主動作為、具體抓。多次召開縣委常委會、縣政府常務會和縣委深化改革工作領導小組會議,研究部署醫共體建設工作,協調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
(二)加強頂層設計,政策配套到位。修訂完善《寧強縣醫療共同體建設實施方案(試行)》及系列配套文件,形成政府主導、衛計局牽頭、部門聯合、縣鎮醫療機構實施的工作模式。按照“三不變、六統一、三加強”原則,2家醫共體總院牽頭分別制定了醫共體內人員、財務、績效考核、藥品耗材及設備等管理辦法,醫共體建設政策體系基本形成。
(三)健全工作機制,運行監管到位。將醫共體建設納入縣委、縣政府重點督查事項,成立由縣委、縣政府分管領導任組長的專項督導組,定期對工作進展情況進行督導檢查。建立以“服務質量、患者滿意、職工認可、費用控制、成本控制”等為核心的考核指標體系,將技術帶動、醫療資源下沉、群眾健康改善等作為重要指標,嚴格考核獎懲。2家醫共體總院分別成立了“一辦兩中心”(醫共體建設辦公室、醫保結算中心、財務管理中心),加大對醫共體分院人、財、物監管力度,確保醫共體建設有序推進。
(四)轉變工作職能,職責夯實到位。印發了《縣域醫療共同體中縣級衛生計生主管部門及相關機構主要職責和任務》,縣衛計局主要負責落實縣醫改領導小組決策、縣域醫共體工作的組織和實施,宏觀監管醫共體;縣合療辦由原來的經辦向督辦轉變,重點開展“隨機抽查醫療機構、隨機抽查參合住院群眾”檢查,嚴肅查處新農合違規、違約行為。醫共體總院管理職責加強,直接管理醫共體分院所有工作,行使醫共體內合療經辦權力,工作重心下沉到基層,服務理念由以治病為中心向防病為中心轉變,形成統籌兼顧醫共體內各醫療機構齊頭并進發展格局。
二、深化兩項改革,提升醫共體建設水平
(一)深化管理體制改革,打造管理共同體。深入推進醫院人事、薪酬和財務管理制度改革。一是全面落實醫共體總院人事自主權。鎮(辦)衛生院成為醫共體總院的分院,分院院長(衛生院院長)由醫共體總院任免,鼓勵總院科室主任或技術骨干到分院擔任主要負責人。醫共體成員衛生院的人員統一歸醫共體總院管理,實行人員統一招錄、培養、調配使用,人員雙向流動不受限制,總院按照“強基層”的原則自主安排。醫務人員在醫共體內任一醫療機構注冊后,即可在醫共體內任一醫療機構執業。二是優化績效考核和薪酬分配。允許醫共體的醫療服務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規定提取各項基金后,將收支結余部分的70%用于績效分配,30%留作衛生事業再發展基金。醫共體分院的績效考核由總院統一進行,薪酬由總院統一分配。總院院長納入各分院績效考核,考核結果與獎懲掛鉤。對年終考核為優秀的醫共體團隊進行獎勵;對考核不合格的,扣減當年一定比例的財政經費,并追究總院領導責任,連續兩年考核不合格,解聘總院院長職務。三是實行財務集中統一管理。醫共體分院的財務、財產統一歸入醫共體總院,分開建賬、獨立核算;各分院設立備用金,用于日常業務支出,周轉使用,大額資金支出按程序報批。
(二)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形成利益共同體。改革醫保支付模式,實行醫共體醫保基金按人頭總額預算包干支付方式,建立“結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擔”激勵約束機制。新農合按不超過當年籌資總額10%提取風險基金和按人頭提取門診費用及大病保險基金后,剩余基金按不低于95%進行總額預算,交由醫共體包干管理使用;醫共體總院負責按現行醫保政策對轄區參合群眾(除普通門診大病保險外)醫療費用進行結算報銷,支付按規定產生的簽約服務費用。合療基金結余部分80%由醫共體總院分院、村衛生室按9:1比例分配,主要用于績效考核,20%用于醫共體事業發展;合理超支部分(重大疫情、重大自然災害)由醫共體與合療經辦中心按2:8比例分擔;不合理超支由醫共體總院承擔。
三、推進“互聯網+醫聯體”,助力醫共體建設
為進一步提升醫共體管理水平和服務能力,寧強縣積極推進“互聯網+”醫聯體建設,提高醫院收治能力,降低病人外轉率;縣域2家醫共體總院分別與醫共體內各分院建成了遠程教學、會診、會議系統,初步建成三、二、一級醫院和村衛生室四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形成了線上線下互動協作、優質醫療資源上下貫通、服務能力提升、基層群眾受益的良好局面。縣天津醫院與北京航天中心醫院結成互聯網+緊密型醫聯體關系,聘請北京航天中心醫院副院長擔任縣天津醫院名譽院長,成立北京航天中心醫院重癥醫學科和急診科專家工作站,在“醫院管理、學科建設、技術指導、人才培養等方面提供幫扶。建立互聯網+醫聯體服務中心,實現兩地醫院醫療衛生信息資源共享。在縣天津醫院建立了患者數據集成共享平臺、遠程視頻會診平臺、遠程影像會診平臺、教學系統,通過遠程影像會診平臺可將疑難患者MR、CT、DR影像數據傳輸至北京航天中心醫院影像中心,由專家閱片、影像報告,并自動回傳縣天津醫院醫生工作站,醫師打印報告供臨床使用,初步實現了遠程學術交流、遠程技術講座、遠程現場示教、遠程病例討論、疑難復雜病例遠程醫療會診,真正使“下級檢查、上級診斷”變成了現實。
四、弘揚中醫國粹,促進醫改深入發展
在醫共體建設中,加強中醫藥專科建設,強化中醫藥適宜技術培訓與推廣,積極發展中藥生態種植和健康服務產業,充分發揮中醫藥‘簡、便、廉、驗’治未病的作用,滿足患者就近診療廉價就醫的需求,減輕患者的就醫負擔,以中醫藥廣泛應用推動醫改的深入發展。
投入5000余萬元建成縣中醫醫院門診綜合樓,醫療業務用房面積達到20000平方米。縣中醫醫院順利通過“二級甲等”復審,并成立了全國針灸臨床研究中心寧強縣分中心,有6個科室為省級重點專科。全縣18所鎮(辦)衛生院均建立了中醫館。定期邀請省內外專家教授來寧授課,組織開展基層常見病、多發病中醫藥適宜技術推廣培訓,基本中醫療法在基層醫療單位得到普遍應用。積極開展中醫學術交流,近3年連續承辦了全國針灸康復埋線經驗交流會,并在縣中醫醫院設立了石學敏院士工作站。充分依托我縣林地資源廣闊的優勢,大力發展銀杏、天麻、華細辛等林下中藥材生態化種植。2018年11月全國第六屆天麻會議在我縣召開,2019年4月中國生態學學會、中國中醫科學院將在我縣召開中藥生態農業秦巴論壇暨中國生態學學會中藥資源生態專業委員會第八次全國學術研討會,并授牌建立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材生態化種植實驗基地。中醫科學院適時將在我縣設立黃璐琦院士工作站。規劃建設占地100畝的老年醫療養老中心,發揮當地243種中藥材資源優勢,建設中藥材資源展示館、觀光園。積極申報創建“全國中醫藥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設康療、保健、休閑中心等配套設施,大力發展醫養結合產業。努力打造以醫、養、康、健、游為主線,構建能看、能康復、能養老、能保健、能旅游、能普及中醫文化的“醫療+養老”健康養生綜合體。
五、實現四個突破,社會滿意度大幅提升
(一)就醫秩序日趨合理,分級診療成效初顯。按人頭總額預付制度下“超支不補,結余歸己”的結算原則及績效考核分配制度,使醫共體內三級醫療機構產生共同的目標激勵及約束,消除以往醫共體內部機構間的利益沖突,推動分級診療格局形成。醫共體總院制定醫共體內收治病種和上下轉病種,明確功能定位,規范醫生行為,提升自身能力,主動減少過度醫療,盡力保證覆蓋范圍內患者不外流,守住縣域醫療大門。同時主動將患者分流到鎮村兩級,并不斷提升兩級機構能力,保證基層接得住。建立上下轉診綠色通道,醫共體分院(鎮辦衛生院)確需向上轉診的患者,由總院(縣級醫院)為其提供優先接診、優先檢查、優先住院等服務。患者在總院已完成難度較大的診治且病情平穩后,轉回分院,由總院派原經治醫生跟蹤指導后續診治工作。嚴格落實分級診療制度,嚴格外轉審批,對不遵守基層首診、逐級轉診的患者降低醫保報銷比例10個百分點。最終實現“小病在鎮村,大病在縣醫院,重病轉縣外”患者合理流動的良好局面,逐步形成“患者無序就醫”向“有序就醫”轉變的就醫新秩序。從今年6-10月醫共體運行情況來看,與去年同期相比,縣域內住院病人增長4.55%,縣域外住院人次下降5.6%,縣、鎮住院人數占比分別達90.6%、51.2%,分別提高3.5%和15%;藥占比下降3.8%。
(二)優勢資源合理流轉,服務能力顯著提升。按人頭總額預付制下縣醫保經辦中心按照醫共體各自覆蓋人群付費,同時不限制患者就醫自由,無形中營造了醫共體間、醫共體與非醫共體機構間的競爭氛圍,從而激勵縣內醫療機構改變其醫療資源的利用效率,提升自身服務能力;在醫共體內部,通過分配醫保基金“蛋糕”,促使各級醫療機構各司其職,并在內部形成良性資源流動機制,從以往的“要我幫”到“我要幫”,從而使基層分院獲得發展,醫共體整體實力增強。對醫共體分院(鎮辦衛生院)實行“一類保障、二類管理”,醫共體總院醫師與鎮(辦)衛生院醫師、村醫結成“1+1+1”對子,進行“傳幫帶”,加強對鎮村兩級醫務人員的實時指導。醫共體總院通過長期下派專家到分院坐診、查房帶教、舉辦健康講座等方式,提高分院服務能力;同時,在有條件的分院新開設了皮膚、肛腸、婦兒專科、中醫針灸理療、口腔等專科。分院通過選派人員到總院進修學習等方式,提升醫療技術服務水平。落實家庭醫生團隊簽約服務,鎮辦衛生院全科醫生簽約服務團隊采取劃片包村等形式,為村醫簽約服務提供技術支持和技能培訓;2家醫共體總院共選派21名骨干醫師到分院擔任支部書記和業務副院長。今年以來,基層醫療機構新增疾病診療病種20余個;縣醫共體總院累計下派常駐專家醫生65人次,建立名醫工作室3個,指導基層查房260次,開展學術講座及技術指導150余次,現場培訓分院醫護人員700余人次,開展遠程會診50余例、遠程教學130余次,專家門診、手術340余人次,組織大型義診活動10場次。
(三)合理控費效果顯著,患者就醫負擔減輕。按人頭總額預付制賦予了醫共體自主控費動機,醫共體從醫保獲得的補償費用由“醫院收入”變成“醫院成本”,迫使其主動開展精細的成本管理與成本控制,從“要我控費”到“我要控費”轉變。醫院成為“醫保基金守門人”,讓內行去監管,有的放矢,效果更明顯,上下轉診制度、分級診療也能得到嚴格落實,讓患者少得病、少得大病、人人健康,實現醫、患、醫保三方利益和目標趨同;二、三級醫院優勢醫療資源下沉,一些急、難癥患者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二級三級醫院坐診專家的有效診治和基層醫院醫療服務價格及更高的農合報銷比例。同時,從“醫保”向“健保”轉變,從而有效減輕了群眾就醫負擔,提高了醫保基金利用率,也保障了基金安全。今年6月份以來,對縣內2家和縣外3家醫療機構涉及52例參合住院患者違規報銷案例進行嚴厲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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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是關系到全體國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建立一個覆蓋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體制,不僅能夠使人人都能享有基本醫療服務,而且對于風險分擔和經濟發展也有著重大的意義。正因為如此,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逐漸成為我國政府民生保障建設的重要內容。理論上,我國的醫療保障有兩種可選擇的路徑——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療保障。全民免費醫療通過稅收籌資,為全體國民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醫療服務; 全民醫療保障( 以下簡稱“全民醫保”,注) 則主要通過征收醫療保險費、建立醫療保險制度、輔之以其他制度的方式提供醫療保障。這兩種體制各具特色,各有利弊。正因為如此,中國究竟應采用何種形式,一直存在廣泛的爭論。
本文結合我國醫療保障發展的制度環境,從比較分析的角度,指出中國醫療保障發展的正確道路是建立一個公平、普惠、多層次的全民醫保體系,而不是建立全民免費醫療體系; 事實上,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國的醫療保障體制正在朝這一方向發展,但是,從全民醫療保障的角度與要求來看,目前的醫療保障體制在資金籌集、制度整合、保障水平、覆蓋面、公平性、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與難點,這使得我國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文章針對這些問題與難點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與難點,完善公平、普惠、多層次全民醫保體制的對策建議。
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之比較和區別
一般而言,全民免費醫療是指免除繳費義務,通過稅收籌資,由公立的、或者簽約的私立衛生服務提供者向全體國民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醫療衛生服務。全民免費醫療使所有人能夠根據治病的需要而非經濟支付能力來獲得醫療服務。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國的“國家衛生服務制度”( NationalHealth Service,NHS) ,該制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服務范圍涵蓋了從預防到康復、從孕檢到臨終護理、從頭疼感冒的小病到心臟搭橋等大病的各類醫療保健服務,一度被英國標榜為“西方最完善的醫療服務體系”。而全民醫保則是一種覆蓋全體國民的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全民醫保不僅包括以收入為基礎、由用人單位和個人共同繳費的社會醫療保險這一主體構架,還包括針對少數弱勢群體的社會醫療救助制度以及為滿足多層次醫療需求的補充性商業醫療保險制度。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已有近三十個國家通過構建以社會醫療保險為主體的制度達到全民醫保,其中典型的代表國家有德國、澳大利亞、法國等。
在我國醫療保障體制的選擇上,人們之所以聚焦于在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之間取舍,主要是因為二者都滿足我國醫療保障體制的最初構想。無論是全民免費醫療還是全民醫保都是為了滿足公民的醫療保障權利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具有非營利的性質,二者的目的如出一轍: 微觀上,都是為了解決全體國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改善人民群眾享有醫療衛生服務的條件; 宏觀上,醫療衛生是民生大事,免費醫療和全民醫保都是為了逐步解決醫療保障問題,彰顯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從而讓全體國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從制度屬性來看,免費醫療和全民醫保同屬于強制性醫療保障,主要依靠國家權威,由政府集中領導和主辦,理論上要求將制度規定的人群全部納入醫療保障的體制之內。區別于自愿性醫療保障制度,二者的保障范圍比較廣,不僅保大病,而且保小病; 對參保條件沒有健康上的特殊規定,無論是健康的人還是患病的人都可以參與; 支付方式一般都是按照個人醫療費用的一定比例給予補償。縱觀世界各國的醫療保障體制,以全民免費醫療或全民醫保為代表的強制性醫療保障占有主體性地位,可以有效避免自愿性醫保制度因保險費負擔過重或個人保險意識缺乏而造成的醫療保障缺失。
然而,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各具特色,將二者進行比較,其差別也是顯而易見的:
從體系特征來看: 第一,兩種體系下的制度類型不同。實施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醫療衛生制度單一,往往通過建立統一的醫療體系來提供醫療保障服務; 而以社會保險為主的全民醫保往往通過建立多樣化的保障制度來滿足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需求。如,日本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按照不同職業將居民分別納入到不同的醫療保險組織,整個國家的醫療保險由雇員保險、國民健康保險和老人保健三大部分構成; 德國的醫療保險體系除了包含法定的社會醫療保險以外,還包括私人醫療保險和特殊人群的醫療保險。第二,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兩種體系的覆蓋范圍不同。全民免費醫療體系從制度設計之初便覆蓋了全體國民,所有基于國民身份的人群,無論是 60 歲以上的老人、兒童,還是低收入人群、農村地區人群一律享受免費醫療; 而全民醫保的制度設計不可能一開始便覆蓋到全體國民,其覆蓋范圍有一個不斷擴展的發展過程,通常由某一類群體逐步擴大到不同人群,最終隨著體系的完善才能實現全面覆蓋。第三,公平性程度不同。全民免費醫療的獲得與個體收入無關,只依據醫療需求為國民提供全套建立在公共基金之上的醫療服務,公平性程度高; 而全民醫保的主體性制度即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主要依據是否參保來決定醫療服務的提供與否,再加上區域差異、行業差異、收入差異的存在,在進行具體制度設計之時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制度之間的差距,從而使其公平性程度較低。
從實現條件來看,二者亦有明顯的區別。總體上全民免費醫療要求有更為成熟的實現條件。第一,要以雄厚的財政實力為基礎。全民免費醫療意味著由國家來提供醫療保障的全部費用,這些費用包括建設醫院、引進醫療設施和技術、擴充醫療資源、負擔醫務人員工資以及全國所有患者的就醫費用等,這就要求國家必須有足夠的稅收以保證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運作。第二,要以良好的醫療衛生條件為保障。全民免費醫療易導致醫療服務與醫療技術缺乏競爭性,為保證良好的醫療服務質量,需要各級公立醫院、或簽約的私立醫院都要具備良好的醫療衛生資源,特別要求作為第一層次的社區診所擁有為國民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能力。第三,要以平衡的國民經濟和醫療衛生發展現狀為依托。國民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過大,地區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合理,醫療待遇差距明顯等都是全民免費醫療發展的壁壘。比較而言,全民醫保也有其特殊的實現條件。第一,全民醫保的主體性制度,即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需要由“多方買單”,所有具有支付能力的個人和單位都有繳費的義務,從而將國家的財政負擔分散到單位和個人。第二,全民醫保需要通過多層次的醫療保險制度來實現,風險的分擔可以在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進行,以避免醫療保障職能的缺位。第三,在多樣化的制度設計上,既要求根據不同的保障人群而有所區別,又要在整體上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有進一步整合的空間。當然,具體的繳費和支付水平應與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居民的收入相關。
從保障水平來看,根據各國的實踐經驗,全民免費醫療覆蓋面廣,公平性高,并且其保障水平整體通常高于全民醫保的保障水平。這是因為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的多數是發達國家或者福利國家,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較高的工業化、城鎮化水平是其實現全民醫療保險的前提與必要保障。歐洲發達國家如英國、瑞典、瑞士、丹麥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2009 年,上述國家的醫療費用支出占GDP 的比重分別為 9. 3% 、10% 、11. 4% 、11. 5% ,可見,發達國家有能力提供一個保障水平普遍較高的醫療衛生制度。與之相比,由于全民醫保體系的子制度比較多,各項具體制度的保障水平差距較大( 例如我國的公費醫療制度的報銷額度在95% 以上,而新農合的報銷額度只有 30% -40% ) ,具體制度之間的差異使得全民醫保難以達成一個相對統一保障水平。但可以肯定的是,全民醫保經過一定程度的發展之后,其整體的保障水平一定會不斷提高。
我國醫療保障的發展之道——“全民醫保”
全民免費醫療在諸多國家和地區實行,這使得許多國人對其心向往之。究其原因,“全民免費醫療”天生就具有對社會大眾的“吸引力”———人人都希望國家能夠為自己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然而,世界上并沒有“免費的午餐”;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完全免費的醫療制度,所謂的“全民免費”是相對的。
一方面,免費醫療與其他醫療體制相比,最主要的區別在于醫療費用的來源上。全民免費醫療的資金全部來源于國家及地方的財政,這些主要依靠公民納稅的財政資金說到底還是參保人自己繳的錢。因此,可以說,免費醫療的資金是將醫療保險中參保人繳費換成納稅人納稅。另一方面,免費醫療并非意味著公民不花錢即可獲得免費治療。根據《2010 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的數據,在全球 193 個國家的衛生費用支出中,個人衛生支出為零的國家一個也沒有。那些通常被認為向民眾提供免費醫療的國家,如英國、瑞士、瑞典、加拿大、巴西等,2007 年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例 分 別 為 18. 3%、40. 7%、18. 3%、30%、58. 4% ,免費的只是基本醫療服務,保險目錄以外的諸如門診處方、牙科門診費以及較高檔次的醫療服務仍需自行付費。
除此之外,國內少數地區實行的“全民免費醫療”( 以陜西神木模式為典型代表) 也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真正的全民免費醫療體制不用參保,所有戶籍擁有者或者所有居民都可以自動享有免費醫療。而根據《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實施辦法( 試行) 》,“未參加城鄉居民合作醫療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員不予享受免費醫療。”另外,神木模式也有各種費用控制方式,門診服務只有在繳納合作醫療保險費后才能免費享受。住院費設有起付線,也有自費的項目,起付線以下費用由患者自付。事實上,“神木模式”只是一種保障水平較高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鑒于絕對的“全民免費醫療”根本不存在,充分考慮到現階段的宏觀社會經濟條件,我國于2009 年頒布的“新醫改方案”最終摒棄了全民免費醫療的發展路線,選擇了走向全民醫保的戰略方向。我們認為,這是結合多方經驗與現實國情而做出的正確選擇。
首先,全民醫保更加符合我國的財政現狀。一般來講,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比重要高于社會保險制的國家,以英國為例,近年來英國醫療開支占GDP 的 9% 以上,用于 NHS 的預算高達 1000 億英鎊( 人均 1980 英鎊),可見,全民免費醫療需要依靠雄厚的財政能力為支撐。就目前的國情來看,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國民經濟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覆蓋 13 億人口的全民免費醫療體系如此龐大,必將造成沉重的稅收負擔,就像西班牙等部分發達國家一樣,易出現財政負擔過重,財政赤字高漲,免費醫療體制難以為繼的情況。所以說,我國并不具備英、美那樣的經濟實力,“多方負擔”的全民醫保體系更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想在全社會盡可能做到公平的分配,使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只能通過向用人單位和個人征繳社會保險費的基礎上,發展多層次的全民醫療保障,從而滿足公民基本醫療權利的實現。
其次,全民醫保更容易把效率和公平有效地結合起來。按照薩繆爾森的“公共支出純理論”,如果把全部醫療衛生服務都劃歸為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搭便車”、高成本、低效率等現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看似公平性提高了,但是醫療效率問題已然成為醫療保障建設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個人不付任何費用,肯定會形成大量的資源浪費與低效率,典型的例子是: 英國的醫療服務出現的排長隊現象,等待免費住院的患者不斷增加,特別是外科病人及慢性病人,有的地區要等待幾個月、甚至幾年,這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除此之外,看病不花錢還可能造成小病大養,重復醫療,重病患者得不到及時醫治,住院率上升等醫療資源浪費的現象,最終導致醫療體系疲憊不堪。比較而言,全民醫保通過多層次的制度設計,將各類人群的醫療保障具體化、明確化,可以更好地把效率和公平兩者統一起來、平衡起來,以最大限度的發揮各類醫療保障制度的作用。全民醫保有利于在實現公平性的基礎上,提高醫療效率,完善醫療服務質量,使醫療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再次,全民醫保更加適應各類人群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需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過大、收入差距明顯、兩極分化嚴重等現象,使得我們不能像英國那樣有較為統一的制度環境為社會保險稅的征收提供支持。全民免費醫療差異小、層次少,勉強實行很可能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財政負擔過重,二是基本醫療保險保障水平普遍偏低,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因此,我國在建立醫療保障體系的過程中,必須設計多樣化的保障制度來適應全社會各類人群多層次醫療保障需求。全民醫保在發展過程中允許多種制度的同時存在,即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能夠各自保障對應的人群。此外,全民醫保靈活性較強,各地區在貫徹執行中央總的方針政策的前提下還可以制定符合自身發展情況的制度和政策。事實上,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部分有能力的地區已經直接建立了“二元制”的城鄉醫療保障制度,也有些地區在醫療保險制度以外針對特定人群適當發展醫療救助制度或補充性商業醫療保險。
全民醫保發展面臨的問題與難題
近年來,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可以說,全民醫保的發展方向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我們也正沿著“人人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醫療保障”的道路不斷探索。盡管如此,我國目前仍處于體制發展初期,經驗不足,現階段的全民醫保仍然是不完善的全民醫保體制。這是因為我國所要實現的全民醫保是一個公平、普惠、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制,其真正的內涵不僅在于要無條件地滿足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權利,而且要保證醫保費的繳納以及醫療費用的支付只與參保者的支付能力有關,更重要的是基本醫療服務的提供應當主要與病人的基本醫療需求掛鉤,以此來實現醫療保障在醫療籌資和服務利用方面的公平性。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現有的體制離真正意義上的全民醫保目標還相差甚遠,全民醫保在進一步發展中仍然面臨著多方面的問題和難題。
( 一) 財政投入不足,保障水平低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11》,2009 年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占 GDP 的比重僅為 5. 15%。其中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 27. 2%,醫療費用的個人支付比例自 1978 年以來由 20% 左右提高到 50%左右,政府的醫療衛生財政支出無論是從比重上還是從絕對數上都低于社會和個人的衛生投入。而在歐洲發達國家,醫療衛生費用約占GDP 的 10% 左右,其中的 80% - 90% 由政府負擔,可見中國衛生總費用中的公共支出部分在國際上處于較低水平。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籌資水平、報銷比例都偏低,使得我國相當一部分居民看病就醫的個人負擔水平仍然較重。個人支付比例過高,醫療保障水平較低是導致民眾“看病貴”的主要原因,嚴重的影響了居民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可獲得性。
( 二) 制度“碎片化”,既有損效率,又有失公平
盡管多層次的醫療保障是必要的,但是醫療保險這一主體性制度之下的多種子制度最終應隨著制度的完善而走向整合,形成統一、高效的醫療保險體系。單就這一方面來看,我國各地都有至少四種不同的醫療保險制度,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公務員免費醫療制度,不同醫保人群之間差距明顯,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再加上醫保統籌層次目前主要還停留在縣市級,每一個統籌區域內的醫療保險制度“各自為政”,其具體的政策規定、特別是權利和義務關系都有較大的差異。可以說,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體系是一種“碎片化”的體系,不僅有損醫療保障的效率,而且將造成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障礙,阻礙社會融合,有悖于“公平性”原則。
( 三) 補償模式與補償機制設計不合理
目前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除了常見的報銷比例過低,參保人自付比例較高之外,在補償范圍和補償方式上也存在著弊端。一般而言,常見病的發病率遠遠高于重大疾病,以“大病統籌”為主要補償范圍的制度設計,不僅對門診的報銷相對較少,而且弱化了對常見病預防和治療的重視,最終會加重醫療體系的治療負擔。后付制的補償方式對中低收入群體來說,尤其是在患大病、需長期住院的時候,墊付醫療費用成為一個難題。不僅如此,后付制的補償方式還會引起報銷時手續麻煩,補償限制過多的問題。具體來說,起付線過高使得報銷門檻過高,部分基本醫療風險得不到分擔;封頂線使得大部分窮人在患大病時醫療負擔仍然過重; 報銷藥品的目錄范圍較窄使得多層次的醫療需要得不到滿足; 對于異地就醫的人群來說,報銷程序的復雜更是阻礙了醫保的轉移支付。種種補償機制設計上的不合理使得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受益面窄,達不到應有的效果。
( 四) 對醫療弱勢群體的保護不足
一般而言,收入越低,社會保險的參加率也越低。基于醫療保障制度最初形成的原因和現在遇到的困難,存在著一類“醫療弱勢群體”,主要包括: 失業人員、殘疾人、孤寡老人、農民工,以及被排除在“醫療體制”之外的人( 即那些從來沒有在“單位”工作過,靠打零工、擺小攤養家糊口的人)和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這部分醫療弱勢群體大多是位于極端貧困人口之上的大量邊緣貧困人口和相對貧困人口,他們在遇到較大的疾病風險時,由于經濟能力的限制,很容易陷入極端困難和貧困的境地。我國的醫保制度尚不完善,醫療衛生制度建設的目標與方式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本應最需要醫療保障的“醫療弱勢群體”得到的保護卻十分有限,這就造成了風險保護的錯配。較典型的是農民工群體,一方面新農合的制度設計針對農民工保護不足,在該制度下農民工通常要承擔高額的自負費用,且必須向籍貫所在地的縣級政府申請補助,不但補助金額很低,而且補助申領程序耗時很長; 另一方面,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易造成漏保,且流動性差,部分未簽訂勞動合同的非正規就業農民工被排除在制度之外,致使其基本醫療權利得不到保障。
( 五) 城鄉二元分割致使醫保缺乏公平性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公平。長期以來,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在發達地區的城市,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十分薄弱,醫護人員、藥品供應處于短缺狀態,管理手段落后,導致農民醫療的可及性遠比城鎮居民差。把有限的醫療資源優先滿足少數優勢群體的需求,這顯然是不公平的。第二,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待遇不公平。據統計,2008 年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為 14535. 4 億元,其中城市醫療衛生費用為11255. 02 億元,占總費用的 77. 4% ,農村醫療衛生費用為 3280. 38 億元,占總費用的 22. 6%,農村居民在人均醫療費用籌資標準、參保人數和報銷比例上遠低于城鎮居民。從收入分配的角度看,農村醫療保障待遇太低,使得很多參保人群在遇到疾病風險時仍不敢就醫,這就導致了社會保險中的逆向收入分配。
完善我國全民醫保體系的對策建議
全民醫保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要想最終實現多層次、高水平、廣覆蓋的全民醫保,不僅需要加強政府、醫院、用人單位以及個人等多方主體的支持與配合,還需要從整體上完善全民醫保的制度設計。根據目前的形勢和相關情況,結合上文分析的問題與難點,我們分別從覆蓋面、制度整合、政府責任、醫療衛生體制以及多層次的醫療保障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 一) 堅持強制性原則與政府補貼相結合,繼續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
由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自愿參保”原則,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部分因經濟貧困而無力參保的人,或者因繳費年限不夠,制度體制漏洞而被排除在醫療保險的體制以外的人群,這使得全民醫保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覆蓋。我們要把諸如廣大非正式就業人口、破產困難企業的退休職工、老知青以及農村低收入農民等“醫療弱勢群體”作為醫療保障擴面工作的突破口,促使政府積極地發揮醫療保障責任主體的作用,不僅要從政策層面上規定所有人群都要強制性參加醫療保障制度,還要有針對性地對低收入人群進行補貼,這樣才能有效地解決目前存在的逆向財政補貼問題。總之,要將全體國民都無條件地納入到相應的社會醫療保障中去,這在目前階段是可行且必要的。
( 二) 加快制度整合,走漸進的全民醫療保險之路
城鄉分割、地區分割、人群分割嚴重阻礙了我國全民醫保的發展,醫療保險逐步從“多元制”或“三元制”過渡到“二元制”,最終實現“一元制”已經勢在必行。我國應該選擇漸進式全民醫保道路,對于城鄉經濟差距不太大的地區,應優先考慮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合這兩種制度合并,然后逐漸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接軌;對于條件不具備的地區,目前則要認真考慮不同制度間的銜接問題,待條件成熟后,再將不同制度合并。具體做法是: 首先消除制度間存在的明顯不平等; 然后通過完善制度設計,實現醫療籌資和服務利用方面的公平; 最后要逐漸提高醫療保障水平,促進全體國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增進國民福祉。為此,需要中央出臺相關政策,完善頂層制度設計,鼓勵條件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地區( 最好是以地市為單位,條件合適時也可以以省市為單位) 進行醫保制度整合及醫保共同體建設的試點。我們認為,廣東省的珠三角地區,江蘇省的蘇南地區,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等地區可以成為第一批試點地區。這種試點,可以是醫保共同體建設的試點,即建立在區內“無障礙”參保與就醫的體系; 也可以是制度整合的試點,即將三種制度進行合并,或只先行合并其中的兩項制度。總的來說,醫保共同體建設的難度相對較少,可以較大范圍的開展試點,并不斷擴大和聯通這些共同體,最終實現全國的統一。目前,國內的不少地區已開展了相關的工作,并取得了不錯的進展,但是,還沒有形成全國的聯動態勢。
( 三) 政府承擔主要責任,為弱勢群體提供基本醫療保障
全民醫保并不是說所有的人都必須付出一定費用,事實上,對于家庭收入水平很低、確實沒有能力付費的人群,國家應該破除按照市場經濟效率先行原則的做法,大力發展醫療救助制度。立足于讓所有社會群體公平地享受醫療保障,甚至是優先解決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問題,政府所屬的醫療衛生機構應當以低價格輔助貧弱人群獲得醫療衛生服務。此外,還可以通過財政制度安排,開辦醫療救助醫院和福利醫院,把醫療弱勢群體一次性納入醫療保障體系之中。總結國外的成功經驗,像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醫療衛生財政開支集中在關注貧困和老年人口等弱勢群體的保障上,而讓一般的人群通過商業保險等多種機制得到保障; 法國也專門推出了公共財政共同分擔貧困人口的醫療費用的計劃,明顯減少了專家服務偏向富人的傾向。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重視對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建議國家對一定收入標準以下的人群設置較低的起付線和較高的共付比例,減輕他們的負擔,減少和防止有病不愿看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發生。
( 四)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立可持續的運行機制
醫療保障是一項涉及多種關系、多個部門、多方主體的系統工程,科學合理的醫藥衛生體制有利于醫療保障效率的發揮,是全民醫保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在全民醫保的發展過程中,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也是不容忽視的重點問題。按照中央的決策,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突出“三個重點”: 即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運行新機制,積極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簡單地說就是健全醫保、規范醫藥、創新醫療。從這個角度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注意以下方面的問題: 關于“健全醫保”,要注意不斷完善醫療保險基金籌集、支付與管理制度,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這樣才能在未來建立起國家統一的全民的醫療保障制度; 關于“規范醫療”,一方面要完善基本藥物制度,確保所有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均能免費或低價向病患提供“基本藥物”; 消除醫療衛生機構開具“大處方”的誘因; 改善招標過程,以取得性價比更高的藥品; 另一方面,破除以藥補醫機制,推進醫藥分業,促使基層醫療機構由逐利性轉到公益性的運行軌道; 關于“創新醫療”,要繼續推進縣級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拓展深化城市公立醫院改革試點; 大力發展非公立醫療機構; 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全面開展便民惠民服務。
( 五) 鼓勵商業醫療保險的介入,建立多層次的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