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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第1篇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社會系統是一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社會科學研究面臨以下幾個挑戰［3］:(1)研究目標是探索未知領域;(2)研究對象不再是單純的自然環境或者是人類社會，而是由人類、社會與自然構成的復合系統;(3)研究組織越來越復雜，隨著大科學的分工越來越細化，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研究組織已由單一科研機構或科學家組成科學研究群體;(4)研究問題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例如，重大工程管理問題中不僅涉及工程技術，而且涉及社會、經濟、環境與人文領域，干系人不僅有政府、企業，而且關系到數量巨大的公眾，因此，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常因所研究的問題變量多、隨機性強以及要素關聯復雜而無法建立數學模型或無法求解。至于單純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問題的深刻性與精細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復雜問題面前的“窘迫性”。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單純利用某一門學科知識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夠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科學問題。

學科交叉與融合是兩個有緊密關聯而側重點又有一定區別的概念。交叉，主要指匯集，反映的是系統科學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強調相互滲透、合為一體，更多的是在化學層次、生命層次、質變層次上的結合，反映的是系統科學中的“綜合”思想。學科交叉與融合的背后隱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學規律，即世界萬物都是相互融合與相互作用的。在科學目標、科學價值以及科學組織管理層次高度統一的“大科學”時代，學科交叉與融合實現了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層次以及基礎和應用層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傳統學科的劃分，使社會科學研究者獲得了更加廣闊的視野，從而在方法論上實現創新。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對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觀問題，也包括微觀問題;既包含結構性問題，也包含非結構性問題;既包含可定量的問題，也包含難以定量的定性問題;即使一個領域的同一類問題，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視角不同、研究者學術偏好不同的差異性，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不能只依一個理念、從一種角度、用一種方法、使一種工具就能解決問題，特別是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面對的社會現象與問題較為復雜，這就更需要在研究過程中，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科學理論與實際經驗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人與計算機相結合，并使這些結合相互滲透、合為一體，即形成“融合”，融合不僅能涌現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還能涌現出前所未有新的學科分支與學科領域。隨著社會科學研究中大量復雜性、跨領域性和綜合性問題的不斷涌現，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在進行前瞻性探索時往往需要借鑒于其他相關科學領域。這種借鑒，不僅僅局限于社會科學領域內，通常還會涉及自然科學、科學技術，這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學科交叉與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大力推動學科融合與交叉，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更不是單純的研究技巧，而是因為只有通過學科交叉與融合才能產生新的認識與分析復雜社會現象的能力，增強對社會問題研究的精細化與準確度，進而提高對社會問題復雜性的預見性和駕馭力，因此，學科交叉與融合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取得創新性成果的一條重要途徑，許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邊緣發現科學問題，在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過程中解決科學問題”已成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規律。由此可見，社會科學研究運用學科交叉與融合，充分體現了系統科學思想中集成與綜合，在集成之上綜合，在綜合之上集成，即運用綜合集成思想。系統科學中的綜合集成思想是我國以錢學森為首的系統科學家歷經幾十年探索提出的認識、研究和處理復雜系統問題、體現東方哲學智慧與文化特征的方法論。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開展學科交叉與融合需要充分運用綜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學實驗、虛實結合、綜合集成”為指導原則。當前，實現交叉與學科融合主要有兩種途徑:(1)以解決某一特定問題為契機而將多種學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學科研究機構模式;(2)通過開設多課程知識點的綜合課程來實現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高校交叉學科教育模式。

二、實踐體會: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原則

自上世紀末，學者們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斷發現和體會到所研究的社會科學問題日趨復雜，如大范圍環境治理問題、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等都不僅涉及工程技術，而且涉及社會、經濟、環境與人文領域，干系人不僅有政府、企業，而且關系到數量巨大的公眾，因此，常因問題變量多、隨機性強以及要素關聯復雜而無法建立問題的數學模型，至于單純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問題的深刻性與精細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復雜社會問題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來，國內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以復雜系統為基本理論，綜合博弈論、運籌學和統計分析等數學方法、人工社會、元胞自動機、多主體系統、心理學、行為科學、文化基因等多學科交叉的計算實驗方法開展對復雜社會系統多要素行為、宏微觀層次之間相互影響以及系統整體狀態演化規律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經濟系統演化、公共管理、環境綜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顧和總結多年來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幾點建議。

(1)從現代“大科學”時代的高度來認識基于學科融合與交叉的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創新的重要性，要認識到學科交叉與融合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總體上說，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推進學科交叉與融合是一項系統工程。從學科領域看，它既涉及對社會系統與社會科學問題的科學認識，又關系到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當代大科學時代的相互滲透與融合的動力學機制，還關系到現代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模式及知識結構設計等;從政策角度看，它涉及發展和繁榮社會科學的戰略思考和安排，又關系到相應的政策設計與落實，還關系到能充分體現這些戰略與政策的具體規劃與執行，更要創造有利于學科交叉與融合和有利于多學科人才協同工作的文化氛圍。

(2)要深刻認識到，在綜合集成思想指導下，大力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創新，并形成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新的方法論體系，它不僅包含著對社會科學研究問題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創新，還要求研究人員在方法論創新的基礎上形成具體的研究方法、手段、技術、工具的“落地”，實現方法論到方法的轉換，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釋現象、揭示規律和指導實踐等社會科學研究實際應用中的成功應用，很難講關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創新是成功的。因此，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創新其實質是關于科學哲學的多層次、整體性的反思和變革，而不能僅僅認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進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進一步深刻認識當代社會科學問題的系統復雜性。正是這種系統復雜性，使得社會科學問題既有結構性又有半結構或無結構性、既有同構又有異構、既有同步又有異步、既有靜態又有動態、既有穩勢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還有人理，因此，必須要區分不同場合、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主體，綜合運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才能更準確、更透徹、更精細地揭示社會科學問題的本質、發現規律、解釋現象、指導實踐。

(4)運用多學科交叉與融合方法研究社會科學問題不是個別問題的研究“技巧”，而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大趨勢，因此，需要有宏觀上推動這一大趨勢的戰略思考與戰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進、鼓勵學科交叉與融合的大氣候、大環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進一步調整和優化社會科學人才培養的知識體系。運用多學科交叉與融合方法開展社會科學研究，關鍵是人才。這樣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學”理念外，還要有較廣闊的知識面并掌握跨學科研究問題的技術與方法，如果一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在整個受教育階段僅僅接受傳統的“文科”知識教育與訓練，對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特別是對現代系統科學、信息科學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難在一個復雜社會科學問題面前能夠產生跨學科研究的聯想，更無力運用多學科手段來分析、解決問題。應該說，目前現狀不容樂觀，現在大學的社科人才培養還較嚴重地表現出學科割裂現象，相比而言，現在的理工科專業倒比較重視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相反，人文社科專業很少開設理工知識課程，如果這樣的情況不加改變，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學科交叉與融合問題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談學科交叉與融合就容易“心虛”與“乏力”，這一狀況應引起有關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

(6)應當建立若干以學科交叉與融合為特色的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運用跨學科方法研究社會科學問題并不意味著任何單位、任何團隊、任何個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須運用學科交叉與融合方法，這要看所研究問題的性質和需要，但從整體上講，在我國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選擇若干有基礎、有能力、有經驗的單位和部門，建立以學科交叉與融合為主要特色的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讓他們專注地、持續地開展相關研究是必要的，這些基地既能夠成為我國跨學科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創新基地，又能夠起到重要的推廣和示范作用。

(7)大力營造有利于跨學科研究的學術文化氛圍。跨學科研究是一件創新性極強的工作，首先，跨學科研究的問題一般都是比較復雜的問題，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難度。另外，跨學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統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復雜問題要解決。因此，從事跨學科研究必然有較大的風險，取得創新性成果的時間一般也較長，因此，如果研究價值觀不科學、不辯證，在衡量科學成果的指標時唯論文數量、或過于短視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徑”，而使人不愿意作艱苦的跨學科的創新性研究，為了避免這一情況出現，需要我們對研究人員的業績考核、對研究成果的認定以及對研究中出現的失敗都要有更科學、辯證、寬容的態度，真正讓跨學科創新文化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得以體現并蔚然成風。

三、結語

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社會科學方法論；康德；新康德主義；韋伯

自從蘇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辯證法”方法以來，方法論就一直是哲學認識論的重大問題，不過，近代以前的哲學家大都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他們認為人類無論研究自然、研究人、還是研究社會，其研究方法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他們無法想象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會有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論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源自兩個背景，一個是科學方面的，另一個則源自哲學。從科學方面說，近代自然科學的崛起和勝利，使得科學方法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但同時也出現了對這種科學方法的反彈，特有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也日益凸現；從哲學方面看，近代認識論的特有論說，特別是其有關事實與價值的觀點從哲學層面催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學說的產生。當然，這兩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本文撇開了科學方面，僅從哲學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討。從哲學方面說，始于萊布尼茨、休謨等人的知識分類說以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相區別的觀點是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之源起。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源起

哲學家們很早就對各門科學知識進行過分類，比如，亞里士多德就把各門科學分為理論的、實踐的和制造的三大類，但它并未促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誕生，這主要是因為，（1）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知識分類說大都是基于研究對象的；（2）這種分類并未觸及價值判斷的特殊性問題；（3）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都是方法論上的一元論者，即都認為各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宏觀上和根本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而自萊布尼茨以來，近代哲學家提出了一種不同于古代的獨特的知識分類說，正是這種知識分類說以及相關的價值判斷問題成為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成立的前提。

與古代的知識分類說不同，近代的知識分類說不是基于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種判斷、一種知識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萊布尼茨率先提出了這種知識論，他說：“有兩種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實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們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實的真理是偶然的，它們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萊布尼茨的“兩種真理論”意味著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和真理，一種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只需要依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即可證明為真，而且必然為真，另一種是事實的、偶然的知識，這種知識則需要借助外在的經驗觀察才能確定真假，而且這種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謨則提出了與萊布尼茨幾乎完全一致的知識分類理論，休謨說，科學知識或者是關于觀念關系的知識，如數學和邏輯等形式科學。但與萊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謨知識分類說的本義是要明確科學知識的定義和范圍，以表明什么是科學，什么是非科學，從而把一切非科學的東西從科學領域中清除出去。為此，他更進一步提出了將“是”與“應當”、“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作出嚴格區分的觀點，即人們不可能從“是”推出“應當”來，“是”的判斷（事實判斷）與“應當”的判斷（價值判斷）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判斷，因此，必須嚴格區分作為科學研究的事實領域與作為道德研究的價值領域（相當于現在的社會科學）。這樣，休謨不僅進一步確定了基于判斷之真理性的知識分類說，而且凸現了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價值問題。

萊布尼茨和休謨的上述觀點在康德哲學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和深化，康德將知識分為先天分析知識、后天綜合知識以及康德所獨創的先天綜合知識三大類，前兩種知識分別對應于萊布尼茨和休謨的觀念關系的必然知識和事實關系的或然知識，由于康德認識論的原意是如何證成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這三種知識中，康德本人更重視第三種知識即先天綜合知識，整部《純粹理性批判》可以說都是對先天綜合知識的論證，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認識論中的前兩種知識，先天分析知識和后天綜合知識卻得到了后世哲學家更多的認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認識論有一個與休謨相同的目的，即為科學定性和劃界，他是通過對人類理性認識能力的分析來進行論證的，康德一方面論證了科學（康德把它叫做“理論理性”）的價值和意義，在經驗的范圍內，科學真理（理論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經驗的范圍則科學（理論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為一種先驗幻象，這說明科學（理論理性）及科學真理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學的范圍之外還有一片廣闊的領域，這就是價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實踐理性”），康德與休謨一樣，敏銳地觸及到了科學的有限性和價值問題，但與休謨排拒價值世界不同，康德認為正是因為科學（理論理性）的有限性使得價值（實踐理性）成為必要和可能，此所謂“揚棄知識，以便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學中，在科學（理論理性）的范圍之外是廣闊的價值（實踐理性）的領域，而且與科學（理論理性）的經驗性、必然性相對應，人類的價值（實踐理性）領域則是超驗的、自由的王國，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學（理論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區分了科學和價值，而且從哲學上對這兩大領域都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研究，此舉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意義極為重大，因為，在康德之前，人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區別雖然早有認識，但這種區別 “并沒有從基礎上以哲學的方式建立起來。人們一般認為，一切知識都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哲學基礎。由于自然科學的成就，特別是邏輯、數學和物理學知識的確定性，這些科學的規范、原則和哲學基礎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學知識的準則。就認識論而言，康德并沒有超出這樣一種觀念。但是，康德的偉大之處在于為人的行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塊自由的畛域。哲學所要證明的，不僅包括人們達到對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認識的可能性，而且還包括人們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獨立于自然法則的自由法則的可能性。康德的這一觀點雖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學的各種具體學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學一般方法論問題，但是為一切主張文化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學根據，這就是人的行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為以及由這種行為構成的社會的歷史性。”③

綜上所述，萊布尼茨以來的認識論有兩個重要的觀點，1，基于知識的形式特征（與經驗有關還是無關）和真理性（必然真理還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識分類說，這種知識分類說將知識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與經驗無關的、具有必然性的邏輯——數學知識，另一類是與經驗有關的、只有或然性的經驗知識；2，與這種知識分類說密切相關的“價值論”，休謨和康德都區分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在科學領域之外劃出了一片價值的領域，“價值論”特別強調了與邏輯和事實判斷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不同，價值判斷是主體的和主觀的領域。近代認識論的第一個觀點將包含了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排除在自然科學之外，不管作出這種分類的哲學家的主觀意圖如何，它在客觀上確認了存在著一種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社會研究，導致了社會科學的獨立存在。第二個觀點以“價值”統攝社會科學，這不僅點出了社會科學的根本特征，而且對“價值判斷”的分析討論日后也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命題，因此近代認識論的這兩個觀點事實上構筑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前提。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奠基

康德等人區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觀點是社會科學方法論得以建立的起點，也是一個獲得今日學術界廣泛認同的觀點，但進一步而言，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事實與價值之分？特別是應該如何看待包含價值判斷的社會科學？則又是一個引發了廣泛爭議的問題，由是而形成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思想是沿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路徑發展的，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科學化的實證主義，另一種是主張社會科學特殊性的歷史主義，兩種思潮都建基于休謨和康德的理論之上。

廣義的實證主義包括圣西門、孔德、密爾、斯賓塞、馬赫及邏輯實證主義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科學主義傾向的哲學思潮，實證主義繼承了休謨和康德哲學中有關只有邏輯和經驗研究（自然科學）才是科學，價值判斷并非科學的著名觀點，從這一基本理念出發，實證主義認為，價值判斷和社會科學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學，或者必須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除了研究對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優越性是一個關鍵因素，這種優越性使得自然科學的原則、規范和方法應該而且事實上是一切知識的準則，因此，社會科學要成為科學，只有使用統一的自然科學方法來分析和研究，實證主義與古代哲學家一樣是方法論上的統一論者，認為只要是真正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就既可以認識自然，也可以認識人和社會。實證主義并未承認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社會科學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實證主義仍對社會科學方法論有以下幾項貢獻：1、實證主義專門探討了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2、實證主義強烈主張社會科學應與自然科學一樣具有經驗性和科學性；3、具備了科學性的社會科學同時也應該是客觀的、價值中立的。

對社會科學方法論作出了更大貢獻的是新康德主義，這主要建基于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事實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事實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甚至是本質上的差異。相對于無目的、無意識的自然事實而言，社會事實具有鮮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為社會事實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人類行為的主觀性、能動性、選擇性和價值性都是客觀的自然事實所不具備的。而且由于這種區別，自然科學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實驗法等實際上也無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加以運用。所以，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除了運用與自然科學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應該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會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種所謂“社會科學的邏輯”，新康德主義正是從這里出發，肇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

首先是狄爾泰，狄爾泰一生的偉大抱負是完成所謂“歷史理性批判”，他對歷史和歷史科學的獨到見解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真正建構。他先從存在論的角度區分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狄爾泰看來，以歷史事物和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與以自然事物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有著原則區別，自然科學以外在的物理世界為研究對象，而人文科學則以人的內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為研究對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沒有意義，或者其意義需要人去賦予，而人類生活則是有意義的，由于這種區別，因此，從研究方法上說，“在自然科學中，任何對規律性的認識只有通過可計量的東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學中，每一抽象原理歸根到底都是通過與精神生活的聯系獲得自己的論證，而這種聯系是在體驗和理解中獲得的。”④這就是說自然科學通過感覺、思維等外在的認識方式來進行，它是用因果關系描述和解釋的科學，而人文科學則應通過人的精神活動內在地去領會，它是用將心比心式的心靈交互來體驗的理解的科學。“社會事實是被人們從內部理解的。我們可以根據對我們自己狀態的觀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們在我們之中再現。我們理解它們，就可以通過愛和憎，通過我們激情的變換，而使歷史世界再現。”⑤

與狄爾泰從存在論角度研究人文科學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義西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則主要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社會科學）的區別。 文德爾班認為，由于自然“規律”是始終存在、反復出現、不斷起作用的東西，因而自然科學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尋找自然界的“規律”、“齊一性”、“共相”、“不變的形式”， 它是“制定規律”的科學。而歷史“事件”則只有一次性、個別性和獨特性，因而社會歷史科學則使用個別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過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現于當前的觀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學。

李凱爾特進一步從質料和形式兩個方面區分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所謂“質料的分類原則”即從研究對象上來劃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李凱爾特認為自然是那些從自身中生長起來的、自生自長的東西的總和。文化則或者是人們按照預定的目的生產出來的。在這里，價值是區分自然和文化的標準，而所謂價值就是獨特性，一切自然的東西都是普遍的、重復的，因而沒有價值，都不能從價值的觀點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產物之所以具有價值，在于它們的獨特性，它們的一次性發生過程。⑥

與“質料的分類原則”相比，李凱爾特更強調“形式的分類原則”， 即從研究方法上來對科學進行分類。從研究方法上說，自然科學是試圖從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須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學所面對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對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個別化的方法”。當我們從普遍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自然；當我們從個別性和特殊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時，現實就是歷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義從康德關于自然領域和自由領域相區別的觀念出發，論證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之相互區別在存在論（狄爾泰）和方法論（李凱爾特）上的內在根據，指出了歷史事實和文化現象與自然事實相比所具有的諸多特殊性，如價值性、個別性等，第一次明確地從學科類型上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科學）區分開來。同時，新康德主義還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比如：狄爾泰對“意義”的分析、對神入型理解的闡述，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對“價值”的強調、對個別化方法的探討等等，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開啟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許多觀點后來都成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原則。

三、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確立

如果說新康德主義開啟了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的話，那么，20世紀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韋伯則把這種研究向縱深推進，并最終確立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則。

韋伯的方法論思想異常豐富，涉及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幾乎所有的關鍵問題，首先是如何界定社會科學，劃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界限，在這一點上，韋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義的觀點，認為社會科學應從存在論和方法論兩個方面加以界定，社會科學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更由于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獨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價值問題。自休謨、康德以來，“價值”乃是不同于“事實”的另一種判斷和另一個領域，是社會科學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義更是以價值論為中心來建構人文社會科學，無論是韋伯時代還是在現代，價值問題都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問題，韋伯在價值問題上的觀點是一方面強調價值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反對實證主義和自然主義，反對用尋找“規律”等來取代社會科學在對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對德國唯心主義，堅持社會科學也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不贊成用直覺等含混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具體而言，韋伯的基本主張是試圖將“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在方法論上統一起來。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首先是“價值關聯”的，這表現為價值是社會科學形成的先決條件，也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所在，同時，“價值關聯”也表明社會科學家必定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的背景下去從事研究的，研究課題的選擇和目標的確定與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見等密切相關。因此，價值關聯既是建立社會科學的前提，又是解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興趣的根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分析則是價值關聯的具體化，它具體地揭示了文化意義之所在，它們是經驗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還不是經驗科學本身。

如果說“價值關聯”是社會科學得以確立的基本前提的話，那么，“價值中立”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客觀性的要求，這種要求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要求是一致的。區分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將價值判斷從科學認識中剔除出去，這個由休謨率先提出的原則在韋伯手上得到了明確而系統地闡述。

韋伯認為，前述價值關聯的有效性只限于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確立，它不能代替對實在所作的科學分析。韋伯一方面通過一些具體事例，如對當時流行的工團主義理論和信念的分析闡述了科學與價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價值中立”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意義》和《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等文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證明“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⑦因之，“價值中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論原則表達了三種規范，（1）必須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區分開來，（2）價值判斷無法取代科學認識，（3）科學知識也無法得出有關價值的結論。“價值中立”表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必須追求真理，必須滿足客觀性要求，學者不是先知，教師不是宣傳家，講臺不是布道所，韋伯反復強調的這個原則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韋伯“價值中立”說的另一個意蘊是社會科學的價值論域沒有事實領域那樣的客觀真理，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真理，無法在終極的意義上比較高下，價值論域是“諸神彼此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⑧真、善、美是無法統一的，正所謂“一事物之所以為神圣，不但不因其為不美所妨礙，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處所妨礙，而且唯其有不善之處，方成其為美……一事物之可以為真，不但不因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礙，而且唯其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為真……”⑨因此，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和終極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個都無權宣稱具有絕對的正確性和優先性，稟持不同價值信念的人均應相互理解和寬容。

韋伯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個貢獻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類型”兩個研究范式。韋伯認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邏輯的或數學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對他人心理和行為的重新體驗。韋伯著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類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如價值觀念、終極目標、激情行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難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環境下，人們會產生大致相同的內心活動，因此人們可以通過分析在被理解者所處的情景中將會出現的內心活動來類推他人的內心活動。當然，由于這種神入性理解不具備合理性理解的邏輯明晰、普遍性和規范性，因而其正確性和有效性始終是有爭議的，不過，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說，盡管神入性理解有種種局限，但若無神入性理解，社會秩序在幾秒鐘內就會崩潰，因而它是無法從社會科學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類型”是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另一個范式，韋伯認為，由于研究者面對的社會事實紛繁復雜，要做出接近真實的研究頗為不易，因此需要建構一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統，它是從歷史事件中抽取和歸納出來的一種概念構架，是為了透視實在的因果關系而構造的非實在的因果關系，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理想類型”。韋伯的“理想類型”論以及韋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幾種“理想類型”：如新教倫理、科層制、三種統治形式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顯示了巨大的力量，成為人們廣泛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

因休謨和康德提出事實和價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到韋伯時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已經建立起來，并被廣泛地運用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分離在今天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也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分類標準，經濟學據此就有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分。又如，根據價值中立的研究原則，現代社會科學家都力求避免用價值判斷來代替科學的實證研究，以求得研究結果的客觀公正。另外，價值與事實的不同還表現在價值判斷并沒有事實判斷那樣的客觀性，各種價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會科學研究又無法回避價值判斷，因此在價值問題上，社會科學家要堅決反對和摒棄唯我獨尊的沙文主義，堅持相互理解、相互寬容和平等對話的原則。

總括本文，從休謨到康德、從新康德主義到韋伯，現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釋

① 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商務印書館，1975：488.

② 楊祖陶，鄧曉芒編譯.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韓水法.韋伯.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37-38.

④ 轉引自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轉引自韓水法.韋伯[M].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40.

⑥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M].商務印書館，1986：20.

⑦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轉引自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評價體系 評價理論 評價應用

中圖分類號： G30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3）06-0133-02

從科學研究活動產生時，就產生了科學研究評價。隨著科學研究活動不斷發展，其社會影響不斷擴展，科學評價工作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重視。人文社會科學在整個科學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是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活動及其結果進行評價的基本依據；其評價工作是人文社會科學事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規范和促進人文社會科學健康、有序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進入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新時期，在規模和職業化程度上都得到了很大發展。然而在其發展中也暴露出許多問題。在學科建制的發展上，運行機制過分市場化傾向、學術失范；在學術精神、學術傳統的傳承上，浸透著過多的學術功利性；在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管理上，成果評價行政化、非規范性。這些行為與現象的蔓延，已經引起學界及社會的普遍關注并嚴重阻礙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造成這些問題的核心癥結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錯位和失范。

如何科學、客觀、公正地評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建立與完善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機制、評價標準和評價體系，已成為刻不容緩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2012年1月，武漢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與實踐》（以下簡稱“本書”）。本書是邱均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的構建與實證分析”的優秀研究成果，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第一本理論、方法和實踐相結合的全面系統的專著，該書大量開拓性的工作和理論建樹，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理論研究和實施工作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1 構建了中國特色的、科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

科學評價體系是學術標準、學術價值、學術方向和學術期望，其核心是決策者意志和現行價值觀結合的一種濃縮體現，是國家與民族精神的培育及發展的內容。當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領域大多數的論文都是成果評價方面的，而且數量較少，不全面、不系統，遠沒有形成一個與國際接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內公認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本書開創性的提出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

本書提出 “評價體系”是評價活動的各種構成要素及其相互關系、運行機制的總和；包括評價的不同主體、對象、目的、標準、程序、方法、工具、指標、制度規范，其相互關系、制約條件、組織系統等。并運用一定的評價理論，同時考慮評價活動的外部環境，提出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體系的總體框架。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包括四層結構：（一）學科發展評價體系、（二）學科研究評價體系、（三）學科教育評價體系、（四）學科社會影響評價體系。其中學科研究評價體系是重點，包括：（1）科研計劃評價、（2）科研項目評價、（3）科研成果評價、（4）科研機構評價、（5）科研人員評價。科研成果評價是核心，在對科研成果的評價研究中，又包括①國際評價比較分析、②評價理論研究、③評價方法研究、④評價指標體系研究、⑤評價機制研究、⑥評價實例研究、⑦宏觀發展研究、⑧評價結果管理應用。

2 理論、方法和實踐的緊密結合

評價學是應用性非常強的學科，而其在實踐中的應用又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當前評價學發展中存在著的重要問題是怎樣將評價學理論和方法與評價實踐相結合的問題。本書為我們提供了理論、方法與實踐緊密結合的典范，沿著“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理論基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評價體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實證與應用”這一思路進行了闡述。

本書考察了當代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現狀，指出西方發達國家在研究方法上比較注重研究的規范性，重視數據和實證；對同行評議的研究，重視基本概念和程序，邏輯分析嚴密；對定量評價方法的研究也很多，包括各種科學計量學方法的應用。然而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環境之中，國內的研究規范性上普遍不夠，實證性普遍較弱，以思辨性的研究為主；對定量評價方法的研究側重于指標打分的計算處理模型方面，對科學計量學及定量評價的本質等重視不夠；從許多關于“指標打分法”的研究來看，依靠個人主觀感覺、好惡設計評價指標體系的很多。

本書在深入探析了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要素體系、分類體系、運作體系、指標體系、人文社會科學成果、機構及項目評價的研究理論問題基礎上，對相關評價理論進行了實踐應用。進行了h指數用于科研人員成果評價的探索實踐，中國學術期刊國際影響力的計量分析與評價的探索實踐，以及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機構評價的實證研究，本書還詳細介紹了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與評價信息系統集成平臺的構建與應用。

3 研究方法科學

本書采用了一些科學的研究方法，保證了內容的科學性、可靠性，論證的充分性，主要包括： ①對比分析方法，例如對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現狀進行了比較分析，對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機構及其評價進行了比較；②實證方法，例如本書進行了基于中國引文數據庫的h指數的實證研究，包括作者、期刊、研究院所、研究專題的h指數分析，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機構評價的實證研究，包括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競爭力評價的實證分析；③分類方法，例如本書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要素進行了科學分類，根據見諸于各類研究文獻中的名詞、概念，通過邏輯分析，歸納總結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要素包括：評價主體（委托方、評價方、被評價方），評價對象，評價目的，評價標準，評價內容，評價指標，評價方法，評價程序，評價數據，與評價結果等10個基本要素。本書在分類基礎上對這些各類要素作了分析。

4 價值巨大

作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第一本理論、方法和實踐相結合的全面系統的專著，本書既具有很高的科學理論價值，又具有很強的實踐指導意義。

在理論貢獻方面：由于當代科學評價工作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科學評價系統是社會活動大系統的一個子系統，涉及到眾多的理論問題。本書不僅研究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而且還研究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其他方方面面的理論問題，其中包括的重要理論問題有：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體系自身的構成、梳理和構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社會環境體系及其對評價活動與研究的影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活動體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活動的規范體系等。構建了系統的、完善的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理論，因此在我國評價學領域具有非常高的理論價值。

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第4篇

一、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的比較

韋伯對社會科學客觀性的探索主要是在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比較的基礎上形成的。他的比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然規律的有限性

自然科學起源于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在對自然規律的發掘總結中發展

起來的。然而規律是對現實的某個或某些有限部分的理解，自然規律認識對象是有限的，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無論是歸納的方法還是演繹推理的邏輯所得到的的結論都是有限的，歸納方法、演繹方法各有其局限性，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方法也是有限的。因而馬克斯?韋伯認為不能把規律作為科學唯一“根本的東西”。

（二）規律的價值性

對于精密的自然科學來說，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而對歷史現象的前提條件的認識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內容最空洞，所以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韋伯認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是對社會現實的認識，而是認識社會現實的工具；關于社會科學的認識，如果不是在個別的關系中建立在個性的生活現實基礎上是沒有意義的。

（三）社會科學的易變性

韋伯把自立于認識生命現象的文化意義的那些學科稱之為文化科學，文化科學是狹義上的社會科學。他認為文化科學認識關注的現實和具有文化意義的事件，無論如何間接都是受主觀前提制約的，那些價值理念是主觀的，文化問題的范圍是經常變化的，用來觀察和考察它的理論、方法也經常變化。而自然科學往往是對客觀世界特別是自然事物的反映，盡管客觀世界處在絕對運動中，某個或者某種自然事物的特征、特性、功能等因素是相對不變的，不受主觀限制的。

因此，社會科學的客觀性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有差異的，自然科學追求的最高目標就是獲得規律，只有合規律的才可能是科學上本質性的東西，自然科學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對象的共性或可重復性；而社會科學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則是個性或不可重復性。社會科學當然也可以有共性概念，但社會科學的共同概念是價值的復合體。

二、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

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意味著從現實世界的無限中做選擇，那么選擇的標準是什么呢？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韋伯首先對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做了嚴格區分，重點說明不可能從經驗知識中推論價值判斷，正是這種區別才導致了客觀性問題的出現。

（一）經驗知識的有效性不能決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關于經驗知識的特性，韋伯說道，“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前提條件的，受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種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在社會科學領域，經驗知識歸根到底都是依據那些唯一賦予它們認識價值的價值理念安排的，但不能因此說社會科學在經驗上的有效性決定了社會科學認識的客觀性。把經驗的東西還原為規律被視為科學工作的理想目的的意義，對文化事件進行客觀研究是沒有意義的。

（二）經驗知識的變動性不能決定社會科學的任務

盡管經驗知識獲得意義所根據的具體觀點是不斷變化的，價值關系的具體形態是變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科學的真正任務是追逐和構思新的觀點和概念，相反社會科學應服務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概念、概念批判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在社會科學領域，“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是片面的。

通過研究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的關系，韋伯得到這樣的結論：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依賴于這樣一個事實，即經驗材料總是與那些唯一使它們值得認識的價值觀相聯系，社會科學的主要目標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適用的規律與經驗知識的目標不同，社會科學的選擇取向是文化價值或文化意義的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科學的客觀性與經驗知識、價值密切相關，經驗知識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經驗知識受價值前提條件的制約，不能根據其有效性來決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社會科學的獨特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既不是經驗實在，也不是經驗實在的模寫，而是以一種有效的方式對經驗實在進行分析整理的概念和判斷。

三、理想典型與價值判斷

與自然科學的“規律” 概念相對應，他提出了作為社會科學工具的概念“理想典型”，理想典型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韋伯對社會科學客觀性做了簡單的論述后，關于如何做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指出這就需要使用“理想典型”這一工具。

（一）理想典型的含義

韋伯在書中是以抽象的經濟理論為例，對理想典型進行了解釋，理想典型不是假設但要為假設的形成指明方向；它不是對現實的描述，但要為描述提供清晰的表達手段。依據對韋伯理想典型的理解，筆者認為理想典型的內涵在于它是從經驗給定的事實提取出設想的因素，綜合成為一個自身無矛盾的理想畫卷，抽象地描述和說明現象的理念，是用以系統地說明個體性、衡量和比較現實的純邏輯的輔助手段。

（二）理想典型的功能、目的

理想典型在本質上是為了衡量和系統地說明個體性，理想典型是比較和衡量現實的概念手段，其功能在于借助它，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依據現實定向的、受訓練的想象力對理想判斷作出判斷。理想典型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認清楚意識到它是文化現象的特性。

要補充說明的是理想典型、類概念與集合概念三者是容易混淆的，但韋伯強調理想典型絕不是類概念或集合概念，他以統計學為例，認為類概念是對經驗現象共同特征的簡單概括，沒有一個類概念自身具有理想典型的性質，歷史聯系越是在概念上得到塑造，概念、集合概念就越帶有理想典型的特征。理想典型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是文化現象的特性。

（三）價值與理想典型

價值只有作為理想典型，才可能被賦予明確的意義。理想典型具有很高的體系性價值，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它與價值判斷的關系并非緊密相連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要先說一下作為實踐意義上的理想典型，即模范典型。“這些理念不再是純邏輯的輔助手段，不再是用來對現實進行比較性衡量的概念，而是對它作出評價性判斷由以出發的理想，它不再涉及經驗事實與價值發生關系的純理論過程，所呈現的是個人的認識，而不是一個理想典型的概念形成。”因此，理想典型與模范典型是不能混同的，理想典型是某種對評價性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與其他任何完善都不相干。

綜上，理想典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手段具有比較和衡量現實的功能，人們可以通過理想典型的建構，對社會歷史的特殊事件或特殊現象進行理解和作出解釋。對價值判斷和理想典型的探討，可以得知對有意義的人類行為的終極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是與目的、手段密切相關的，我們所希求某種東西，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價值，要么是把它看做服務于最終希求東西的手段。

四、社會科學的價值中立

（一）韋伯的價值中立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不同，因為社會科學不可避免地與價值相聯系，但不能因而否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為了維護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他提出“價值中立”的思想，他以經濟學為例指出人們各自有其自身價值尺度或價值標準，即使是對同一社會現象的價值判斷也是因人而異的。為了消除人們主觀情感和價值偏見在社會研究中的不利作用，維護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韋伯強調要以價值中立的態度從事社會科學工作，祛除基于個人主觀好惡的價值判斷，從人類社會的價值取向做出科學判斷。

（二）韋伯價值中立的繼承與發展

韋伯所處時代社會科學仍處于意識形態的束縛下，社會科學研究充斥著政治、道德、宗教的影響。由于對這種情況的不滿，他提出了價值中立思想，不過價值中立思想并非韋伯首創，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和新康德主義哲學都有提出價值與科學的學說。邏輯實證主義通過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提出了可證實性原則，他們認為價值判斷是一種沒有真假意義的陳述，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辯護和證明，主張將價值判斷或價值知識逐出哲學領域；而新康德主義哲學則認為社會科學本質上是一門價值科學，通過價值聯系可以揭示和闡明社會歷史領域中各種現象和事件的意義。在二者各執一詞的背景之下，韋伯采取了折中的立場，既從邏輯實證主義那里繼承了價值中立的思想，同時又從新康德主義那里采納了價值聯系的主張。

（三）價值中立與偽價值中立

與價值中立相應的是偽價值中立，偽價值中立就是在消除所有實際價值判斷的表面下，讓事實說話或讓經驗說話，以“價值中立”的名義不允許社會科學出現價值判斷或道德評判，認為絕對正確的價值判斷是可以從經驗科學理論中推導出來的。韋伯反對偽價值中立在社會科學中把價值判斷排除出去，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個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世界，對社會現象或事件的價值作出科學的、客觀的評價，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社會科學家能夠基于人類社會的價值追求和價值標準作出價值判斷或評價，應當規避的是個人的價值追求和價值標準，而不是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價值問題和價值判斷。

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范文第5篇

到20世紀早期，歷史哲學和歷史意識形態結合形成的“歷史主義”在社會科學中產生廣泛影響，它“強調變化與發展在人類社會(humanrealm)的決定性地位”，［3］集中代表歷史主義范式的史料編纂學(historiography)等得到發展。歷史主義在社會科學界很快受到質疑和批判，反對者主要攻擊歷史主義背離了自然－科學的解釋模式，認為它導致了反科學的懷疑論和相對主義。波普爾在其1957年出版的《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中指責“反對自然主義”的歷史主義是“目的論”和“整體論”的，而“贊成自然主義”的歷史主義則以虛構的歷史規律為基礎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提出了預測。回顧比較教育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歷史，薩德勒(M．Sadler)、康德爾(IssacKandel)、漢斯(NicholasHans)等人的歷史主義研究范式和對編纂《年鑒》的學術熱情，以及貝雷迪、霍姆斯(BrianHolmes)、諾亞和艾克斯坦(M．A．Eckstein)對歷史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科學方法的推崇，同樣與當時的社會科學發展大背景密不可分。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這一對社會學成為一門科學具有重大影響的著作中，迪爾凱姆(?mileDurkheim)曾對社會學的方法論特性，展開了詳細而嚴密的論證。他認為科學只有通過比較兩種現象在不同的環境下是否同時出現或消失來證明不同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和相互依存性，若這些現象被認為是可以控制并可重復再現的，就可以用實驗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相反，事實的產生并非我們所能支配，我們只能比較那些自發地產生的事實時，那就應該采用間接的實驗方法或比較方法。……因為社會現象顯然不能由觀察者左右，所以只有比較方法適合于社會學”。［4］在同屬比較法的相同法、相異法、剩余法和共變法中，迪爾凱姆認為共變法(ConcomitantVariation)最適合社會科學研究。孔德(AugustComte)認為社會學的主要任務不是確定不同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是要發現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方向，他認為“真正的實證精神主要在于為了預測而觀察，根據自然規律不變的信條，研究現狀以便推斷未來”，［5］所以要用綜合的方法把人類社會發展的狀況聯系起來，這種方法就是歷史的方法。孔德認為比較的方法需要使所比較的現象脫離其所屬的歷史，這就割裂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迪爾凱姆認為共變法可以避免孔德對比較法的疑慮，因為“共變既不要求我們進行支離破碎的列舉，又不要求我們作膚淺的觀察。為使共變法得出正確的結果，只有幾個事實就足夠了。只要證明在多數情況下兩個現象是共變的，就可以肯定其中有一個規律”。［6］這種實證的努力改變了早期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認識因其依賴對旅行者見聞之道德信任而帶來的先天脆弱性。［7］從迪爾凱姆等人的方法論及其相關研究可以看出，“比較法”在社會科學中是作為一種帶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受到重視的。在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比較在“假設———推測———驗證”等主要環節中起著分析事實以證明或證偽不同因素之間因果聯系的重要作用，即比較包含多種因素的社會環境，分析某種社會現象的出現與某一種或幾種影響因素的出現之間的聯系，從而證明關于這種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規律。回到比較教育產生初期，我們應當看到，“比較”在當時其實是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被引入到教育科學研究中的。在整個比較教育研究的發展歷史中，“比較”也一直是被作為一種基本研究方法而非研究成果形式對待的。從后來貝雷迪、諾亞等著名比較教育學者關于比較教育方法論的爭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問題在于，雖然歷經了貝雷迪、諾亞和艾克斯坦等學者的強烈呼吁和傾心努力，比較教育研究在其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完全摒棄早期旅行者見聞的色彩，它錯把那些加入了作者主觀評價抑或簡單的統計數據，而主要性質仍然是關于國外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報道性、描述性文字(包括在國外期刊上報道本國教育的文字)也納入了“成果”之列。實際上，在這類文字中，“比較”只是一種敘述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而存在的。這也正是朱利安在早已產生關于教育的旅行者見聞之類文字的背景下，仍然強調要通過“比較”來使教育成為一門科學的重要原因。

然而，比較教育成果中至今依然夾雜著大量國外教育報道和“改良版”的旅行者見聞，很多關于別國和本國教育的記述，都因為其在形式上對不同國家教育的“比較”而煌然列于比較教育“成果”之列。實際上這些文字只是對不同國家教育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簡單的“對比”，而并非作為社會科學基本研究方法意義上的“比較”。也就是說，這些“比較”其實只是一種跨國報道而非研究，它們最多只能算作比較研究的資料性準備。比較教育學者們在方法論科學化方面的努力，并沒有把大量沒有運用科學方法論進行研究的文字從比較教育的“成果”中清理出去。在這一意義上說，比較教育研究一直沒有最終完成自身的“科學化”。這也是它如今面對學科同一性危機的最根本原因。

一、歷史的變化與“比較”的進化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比較教育是作為一種教育科學中的一個“工種”而非“學科”被“重新”建立起來的，它主要承擔的是搜集國外教育信息和追蹤國際教育改革發展動態的任務，而不是進行“比較研究”的任務。就學科發展而言，中國比較教育此時實際上還處在“前朱利安時代”。隨著社會需求和學科環境的巨大變化，中國比較教育研究的科學意識開始覺醒，但它一直沒有自覺地展開自身科學化的工作。只是近幾年，在社會需求和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動下，中國比較教育研究才開始悄然(仍非自覺地)邁動了科學化的步伐。中國比較教育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初之所以作為那樣一種特殊形態而被重建，是由當時它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的需求所決定的。當時的中國剛剛結束與國際社會幾乎完全隔絕的十年，教育科學研究隊伍的外語水平普遍較低，教育科學諸學科之國際視野極其有限，因此亟需有一批外語水平較好的專業人員專門從事搜集整理和翻譯介紹國外和國際教育發展的最新信息的工作，于是，中國比較教育重新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水平起步。1964年前后，全國高校雖然先后建立了數個外國教育問題研究機構，但“由于我們對資本主義國家教育的基本立場是批判和否定的，在形式上又僅重視資料譯介而缺乏深度分析”，［8］并且接踵而至的很快就把這初燃的星星之火給撲滅了，因此，比較教育當時在中國還遠沒有成為一種研究。到20世紀70年代末，它又“而今邁步從頭越”，回到了60年代中期的水平。這種發展狀況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要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的需要，因此，比較教育在此后的十多年時間里在中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比較教育學界逐漸意識到并開始討論學科同一性危機的問題。無論是起初的快速發展還是后來的學科危機，究其根源，仍然取決于社會需要和教育科學其它學科需要的變化，以及比較教育研究對這一變化的適應情況。

僅從我國國內的變化來看，比較教育如今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學科環境，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已經有了根本的不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加上日益加速的世界全球化過程的影響，中國比較教育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科學內部學科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是英語的普及，使得教育科學研究隊伍的外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越是年輕的研究者，其英語或其它語種外語的水平越高，改革開放之初那種主要搜集譯介“外國教育情報”的比較教育研究“工種”已經喪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特別是信息化提供的便利，使得教育科學普遍打開了國際視野，國際學術范式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科學研究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我國教育改革開放逐漸步入了“深水區”，更加開放的政策環境使得我們對國際教育改革和發展經驗的借鑒也呈現出全方位和更加深入的特點，翻譯介紹和“準旅行者見聞”式的“成果”，已經不能滿足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對比較教育研究的新要求。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國比較教育發展環境的變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學其他學科的變化對比較教育研究的影響是最為直接和深刻的，而所有這些變化，都與另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背景相聯系。這個社會歷史背景就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9］同樣，比較教育學者們也必須進行冷靜的思考。“在這樣一個地球村里，我們究竟為什么還要進行比較分析?”［10］面對這樣一些極具挑戰性的質疑，比較教育學必須做出回答。

格林(AndyGreen)認為，比較教育研究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問題，因為“國家教育制度這一概念構成了比較教育之精神結構的基石”，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有些學者甚至得出了“跨國的比較如今已是多余”［11］的結論。無論這種結論是否可信，比較教育研究自身都必須發生進化，以適應新的社會需求和全球化時代背景的嚴峻挑戰。要成功應對這一系列挑戰，比較教育首先必須褪去早期旅行者見聞的色彩;要褪去旅行者見聞的色彩，必先擺脫早期粗陋的研究方法;要對比較教育研究方法做出科學的改進，又必須在方法論上做更加深入的反省，以重建格林教授所說的“比較教育之精神結構的基石”。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比較教育精神結構的傳統基石，但并未從根本上否定比較教育研究存在的價值。正如戴爾(RogerDale)所言，“全球化并不必然導致同質性，甚至也不增加各國教育制度之間的相似性”，因此，我們仍然可以“把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分析出來，指出那些限制和引導其對教育制度之影響的因素，從而站在更好的位置上從國家的和比較的兩個角度來回答教育的核心問題”。［12］問題在于要成功地把這些因素分析出來，并對其進行可靠的研究，比較教育研究之“比較”必須進一步進化。面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比較教育被指責經常墮落為旅行者見聞、政策主張和對不科學政策借鑒之投機取巧的理論說明，若想避免這些指責，它就必須進行比較，而且要系統地進行比較。”［13］比較教育研究之“比較”需要進化，亦即比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應當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和科學化。它必須重新找到其精神結構的基石，并由此出發建立一整套邏輯嚴密的方法論體系，從而像社會學等學科那樣，在自身科學化的過程中逐步證明其獨立存在的價值。

二、走向比較教育“學”

在國際上，比較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逐步展現了科學化的趨勢。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這一被稱作“科學方法時代”的發展階段看作是比較教育“破繭化蝶”的時期。比較教育研究一方面大量借鑒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堅持自己的國際視野和比較視角，并開始了關于自身學科同一性的反思。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諾亞和艾克斯坦就曾這樣描述比較教育的新發展:“總的來說，比較教育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已經從好奇階段步入了分析階段。這一發展或許可以分為三個維度:從不加區分的數據采集到更大的精確度;從國際教育合作中的慈善到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從基于直觀的分析到科學的解釋。”［14］問題在于這種科學化的努力，很多時候僅僅局限于技術上的改進，而沒有真正觸及比較教育研究的精神基石，因而它并沒有如孔德和迪爾凱姆把實證精神成功地變成整個社會學界的集體無意識那樣，成功地把科學的“比較”變成比較教育學家們的共識。比較教育研究需要的不僅是技術的改進，它更需要的是學科同一性及與之相適應的專業精神，即通過科學的方法論建構，逐步從模糊不清的“比較教育”走向有清晰邏輯結構的“比較教育學”。

首先，“比較”須從一種“形式”和“工種”還原為一種研究方法。比較教育研究之“比較”指的并非只是把兩國的教育現象放在一起進行對比性的描述，它絕不僅限于這種“形式”上的比較，而是要做因素的分析，并在對多種因素之間復雜關聯的比較中，得出對教育規律的新認識。要得出對教育規律的新認識，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比較教育研究不能繼續只是在教育科學研究中承擔有關國外教育資料搜集與信息報道任務的特殊“工種”，而要重新回歸一門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教育學科。其次，比較教育研究須還原為正常的社會科學研究，即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門學科，它就必須加強方法論的建構，從而實現其自身的科學化。與孔德和迪爾凱姆時代的社會研究通過方法論的探究成為社會科學一樣，比較教育研究亦須先完成方法論的科學化建設，才能使自身真正成為教育科學學科群中一門獨立的學科。雖然略滯后于社會研究的科學化進程，但比較教育研究對自身科學化的探索早在上個世紀中葉即已開始。無論是貝雷迪的四步法，還是諾亞和艾克斯坦的科學量化法，抑或霍姆斯的問題法，皆以比較教育研究科學化為鵠的，因而都是具有重要價值的探索。或許是由于教育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特殊性，這些探索最終都沒能成功地把比較教育研究納入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化軌道。在“比較”之科學化的探索中，貝雷迪曾提出一個在比較教育學界有很大影響的“四步法”，從而把比較教育研究帶進了一個與那個以簡單資料搜集和“比較表”為主要方法時期完全不同的新時代。貝雷迪把比較教育研究分為“描述”、“解釋”和“并置”、“比較”四個步驟，［15］

其中“描述”和“解釋”屬于區域研究，而“并置”和“比較”屬于比較研究。在這里，國別研究和區域研究實際上已經成為比較研究的基礎和預備，比較研究已經從別國教育現象的描述和介紹中走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形態。諾亞和艾克斯坦以其科學量化法的四個步驟，即“提出假說———數量測定———參照研究———理論分析”，在一定意義上把比較教育研究向科學化推進了一步，但他們把這種科學化局限于量化分析，因而在面對教育這種復雜社會現象時，大大限制了這種科學化的普適性和可遷移性。總的來說，這些探索均囿于技術修補，而不是根本的方法論建構，所以，都未能形成足以引導比較教育走向比較教育學的理論通約性。從回歸社會研究之科學化進程的角度，我們或許可以在比較教育研究中嘗試這樣一種“五步法”:“問題(假設)的提出———資料的采集———資料的描述與解釋———跨國(地區)或跨文化并置與比較———問題的解釋或解決(假設的證明或證偽)”。在這里，我們把“比較”作為分析事實以證明或證偽不同因素之間因果聯系的一個重要環節，這就在一定意義上將其還原為迪爾凱姆探究社會研究之科學化時期的“比較”了。這五個研究步驟在總體上與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過程沒有太大區別，其特殊性主要在于這里的“比較”總是“跨國(地區)或跨文化”的，這是比較教育學不同于其他學科的重要特性。

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凸顯比較教育研究在教育科學諸學科中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特別是發揮“比較”在促進教育學科的科學化方面的重要價值。不僅是比較教育，實際上絕大多數教育學科的科學化任務都未能很好地完成。在很大程度上這也可以歸因于科學化的“比較”在教育科學領域未能充分實現。面對這樣一個艱巨而極有價值的任務，比較教育研究應當在一定意義上回歸最初朱利安時代“比較”的夢想，通過自身的科學化，推動其它教育學科的科學化。在所有教育學科中，唯有比較教育學是專門對教育現象開展跨國(地區)和跨文化比較研究的，且唯有比較教育學是專以“比較”為基本研究方法的，這就決定了它要在教育諸學科的科學化過程中擔負特殊的使命。換而言之，比較教育要經由科學化而走向比較教育“學”，它就必須能夠提供關于不同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社會教育現象的跨國、跨文化深入研究的成果，必須能夠為跨國和跨文化的教育經驗之借鑒提供科學的而不只是信息和現象描述的服務，必須能夠從跨國和跨文化角度對教育問題展開真正的科學研究，從而為教育科學的發展作出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