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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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1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既關系到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宏觀經濟效益,也關系到投資者的微觀經濟收益。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現階段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制定合理的產業選擇方案,是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提高中國對外經濟活動質量的必要理論前提。從深遠意義說,中國FDI產業選擇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將直接決定著中國對外開放總體發展戰略的政策績效,決定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參與國際分工的利益分配。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是中檔加工組裝制造業、紡織與服裝業、研究與開發機構和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油田和其他重要資源開發;聶名華(2001)總結了我國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決定因素,并提出應將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同時要有選擇地投資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宋偉良(2005)在分析與產業選擇相關理論后認為,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重點支持資源開發業、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勞動密集型和成熟適用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另外趙春明(2002)、邢建國(2003)等學者也對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是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大多數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論研究和定性研究,對于產業選擇的依據和基準也只停留在理論表述,沒有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提供可參考的指標體系,對于產業選擇的實證研究也較少見到。
鑒于此,本文將以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產業靜態集聚指數和產業動態集聚指數等指標實證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深入探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潛力。
一、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
1、投資競爭力與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的提出
盧進勇(2003)在研究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時,首次提到投資競爭力的概念。他認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業競爭力或企業國際競爭力概念基本上都沒有考慮投資或對外投資問題,所下定義僅僅顧及了貿易或對外貿易方面,應當說,在當今國與國之間經濟交往方式日趨多樣化,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將企業國際競爭力劃分為國際貿易競爭力和國際投資競爭力兩個方面,正式提出企業國際投資競爭力的概念。國際貿易競爭力類似于已有的關于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概念。國際投資競爭力是指企業開展對外投資過程中較其他投資者更強的投資決策、項目運作和企業管理能力。國際貿易競爭力與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側重點不同,前者的側重點是產品、價格、質量、服務、營銷和品牌等方面的競爭力,后者則側重在項目投融資、技術、管理和品牌競爭力等方面。但是盧進勇在界定概念后,沒有在文章中對于國際投資競爭力進行進一步分析和使用,無法領略到它更深層次的意義。
由于國際投資競爭力與國際貿易競爭力有相似之處,只是側重點不同,筆者認為可以模仿現有國際競爭力分析的指標,創造出國際投資競爭力的分析指標,對中國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為了方便進行產業選擇,也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模仿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創設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Revealed Investment Advantage,RIA)進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國家i在a產業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wa是a產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對外直接投資額,Xit是國家i在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Xwt是世界市場上t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
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國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世界平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對優勢。它剔除了國家總量波動和世界總量波動的影響,較好地反映了不同產業投資的相對[！]優勢。一般而言,若RIAia<1,則該國在該產業上處于比較劣勢;若RIAia>1,則處于比較優勢,取值越大比較優勢越大。
2、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分析
(1)數據選取。中國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來自于2003—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3年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行業分布的數據是目前能夠查到的最早數據,使用的是各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比例。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和各產業數據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并購(M&A)的銷售總額和各產業的并購額,選擇流量進行計算。由于中國產業統計口徑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這之前的數據產業劃分不盡相同,本文進行了適當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數據缺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分產業數據是在原數據基礎上根據中國公布的產業分類進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資報告中沒有公布批發零售業的并購數據,雖然中國該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大,但無法計算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所以無法用該指標界定中國某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力。
(2)指標分析。表1對數據基本齊全并且有實際意義的若干產業的RIA指數進行了具體分析。
從各年度的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數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
產業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優勢的產業是農林漁業,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優勢產業的是商業服務業、建筑與房地產業,RIA值在3—8之間;只具有微弱優勢的產業是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業的RIA值波動較大,投資競爭力不穩定;其他產業的投資競爭力不明顯。 從各產業的年度變動來看,商業服務業和農林漁業的投資競爭力處于增長狀態,采礦業和制造業有所下降,交通運輸倉儲業雖然指標值有波動,但總體呈上漲的趨勢,建筑與房地產業以及電力煤水生產和供應業指標值跨度大,趨勢不明顯,但也有下降的變動。
因此從顯示性投資優勢指標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優勢產業仍集中在農林漁業和商業服務業,采礦業的優勢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產業投資競爭力與前幾年比較起來已經明顯下降,這與現實情況基本符合。制造業對外投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10%。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靜態集聚度可通過以下公式計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靜態集聚指數,ai表示對外投資國在i產業上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ai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總體規模,i=1,2,…n表示n個產業部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該靜態指數反映的是投資國在一個產業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其全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產業分布的存量指標。其數值等于各產業投資額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率。
根據這個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得出中國近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水平,如表2所示。
根據各年的產業靜態集聚指數情況看出,商業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值最高,兩者之和在50%左右,這種趨勢在5年內都沒有改變,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商業服務業和零售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優勢產業,雖然2007年兩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為有部分數據被分離出去單獨計算,因此并不影響它的總體趨勢變化。另外,近兩年制造業的投資比例已經遠低于10%,總體水平連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業優勢產業的地位逐漸消失。制造業對外投資平均比例不高,只占總額的8.1%,而出口貿易的90%是工業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產品,可見我國貿易投資行業一體化程度較低。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服務業和批發零售業而言,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做后盾,如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制造業就占有很大比重。與制造業相對比,最近幾年交通運輸與倉儲業、采礦業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逐漸增加,都超過10%。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度表示為:
其中Di(0-t)為時間段(0-t)內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動態聚集指數。bi(0-t)為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bi(0-t)為投資國在時間段(0-t)內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
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對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擴大,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展性產業,若bi(0-t)<0則表明時間段(0-t)內投資國在i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不斷減少,該產業為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縮性產業。
當i(0-t)>0,若Di(0-t)>1,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若Di(0-t)<0,則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若0
當bi(0-t)<0時,若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從i產業向其他產業轉移;Di(0-t)<0,則bi(0-t)>0,表明在時間段(0-t)內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向i產業集聚。
與靜態的集聚指數不同,動態的集聚指數是反映在一定時間內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集聚和轉移的流量指標,體現了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間轉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可以在靜態分析的基礎上更準確地測量產業的集聚趨勢和轉移方向,體現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方面的潛力。
根據計算公式,筆者依然選取2003—2008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作為計算對象(數據選取來源同上),在表2數據的基礎上,求出2004—2008年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與產業平均增長速度,最后得出15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動態集聚指數,如表3所示。
對計算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動態集聚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中國各產業多年來基本保持增長的趨勢,連續四年產業平均增長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長率甚至高達46.7%;第二,從單個產業來說,每一年都基本體現出正的動態集聚指數,可以看出每個產業都能連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只是增長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礦業在2007年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表明了明顯的發散趨勢;第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2007—2008年向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聚集,從縱向比較看,交通運輸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地質勘探業以及農林漁業四大產業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現明顯的產業集聚;第四,在采礦業出現轉移的同時,制造業的Di(0-t)由大于1轉為小于1,這表明制造業的集聚趨勢不再明顯,增速減緩,已經低于各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出現發散的跡象;第五,金融業的增長從無到有,雖然與數據統計有關,但也可以看出金融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逐漸占有一定位置,增長的勢頭逐漸顯現出來。
四、實證分析的結論總結
對于上述三個指標的計算結果,本文對于各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情況和產業選擇方向進行了總結,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資競爭力、在投資總額中占有較大份額并且具有一定產業集聚趨勢的產業有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它們是中國較早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保持了較高的投資優勢,對中國對外開放、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外向型發展思路的實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國總體的發展戰略方向,因此應當繼續重點扶持和發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資競爭力、明顯的產業集聚趨勢,目前在投資總額中占有份額較小的產業有農林漁業和建筑及房地產業。它們有非常強的產業組合區位優勢,有極好的發展勢頭,但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國家應加大在農林漁業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上的支持力度,加快這些產業的跨國經營,更好地顯現出它們所蘊含的競爭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2篇
關鍵詞：國際對外投資；全球投資治理；雙邊投資協定；中美BIT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急速變化，國際體系正處于轉型期，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遭受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經濟領域的各種問題和矛盾開始凸顯并越來越嚴重。就投資領域而言，國際投資迅猛發展，發展中國家國際投資增速超過發達國家，國家投資格局發生變革，這種變革對傳統國際投資規則體系帶來沖擊，傳統國際投資規則促進國際投資的功能越來越弱。在國際投資格局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改革傳統國際投資規則體系，構建新型國際投資規則體系成為世界各國的強烈呼聲，全球投資治理已逐漸成為當今國際投資事務治理的新方式和構建國際投資秩序的新途徑。作為國際投資大國，中國是全球投資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全球投資治理必須擁有中國元素。
一、全球投資治理的概念
自從1989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后，“治理”（governance）一詞在世界上被廣泛使用，并應用于解決國際間的重大問題。在冷戰即將全面終結之際，即20世紀90年代初，德國政治家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幾乎與此同時，全球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羅西瑙（James N.Rosenau）首次從學術上提煉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論框架，他提出全球治理是“沒有政府的治理”，強調全球治理是“通過運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國影響之目標的所有人類活動層面――從家庭到國際組織――的規則體系”。正如全球化擴展到經濟領域演變成經濟全球化，全球治理擴展到經濟領域則演變成全球經濟治理。與全球治理體系一樣，全球經濟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網絡治理體系，是多元多層的治理體系，包括民族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企業、跨國公司、全球公民社會等共同組成的多元治理主體，超國家層次、國家層次、次國家層次等多層治理體系。
全球投資治理是全球經濟治理在投資領域的具體表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全球投資治理是一個新的概念，何為全球投資治理呢？參照全球治理和全球經濟治理的概念，筆者認為，全球投資治理是指各國以非歧視原則為核心原則，以實現國際投資規則化、自由化和公平性為目標，通過協商談判制定一套具有約束力的全面覆蓋投資促進、保護、便利和自由化的國際投資規則，從而促進國際投資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全球投資治理框架下的對外直接投資
自19世紀中后期起源至今，國際直接投資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國際直接投資總體規模日益壯大。根據《2014年世界投資報告》數據顯示，截止2013年，全球FDI存量達到25.5萬億美元，2013年全球FDI流出量達到1.411萬億美元。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全球FDI流量2014年達到1.6萬億美元，2015年1.75萬億美元，2016年增長到1.85萬億美元。
長期以來，國際對外直接投資一直是以發達國家為中心而展開的，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已經將發展中國家遠遠的甩在身后，但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正在逐步擴大，其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的地位正在穩步提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經過30多年的發展，經歷了起步探索、穩步發展、加速發展和高速發展四個階段。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初具規模，并且呈現出持續的快速增長的態勢。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下1078.4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中國直接對外投資規模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截止2013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6604.8億美元。隨著中國對外投資額近幾年的迅猛增長，從世界看，2012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2014年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國。從國內看，中國吸收投資和對外投資之間的關系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轉變。據統計，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量超過吸引外資總量，中國正在成為凈資本輸出國。
三、傳統全球投資治理體系及其評價
國際社會為建立國際投資體系進行了不懈努力，例如雙邊投資治理協定、世界銀行下的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和多邊擔保機構、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和《服務貿易總協定》。然而，當前的國際投資規則覆蓋區域小、涉及內容窄，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和滯后性，國際投資領域體制建構明顯落后，既沒有一個綜合性全球多邊投資協定，又沒有一個統一的國際監管機構。
雙邊投資協定（簡稱BITs）是兩國在互惠的基礎上簽訂的旨在鼓勵、促進和保護簽約國之間投資活動專門性投資條約。雙邊投資協定（BITs）含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僅指促進和保護投資雙邊協定，也即雙邊投資協定（BITs）；廣義的通常還包括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和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由于當前缺乏一個綜合性全球多邊投資協定，雙邊投資協定成為國際上最重要的投資管理機制，也是最重要的傳統全球投資治理體系。
世界銀行多邊投資治理框架的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成立于1966年，它是根據1965年《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議公約》（《華盛公約》）設立的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關于直接投資引發投資爭端的國際中心。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簡稱“MIGA”）是1988年基于《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也稱《漢城公約》）成立的、具有完全法人資格的國家組織。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是世界銀行集團的第5個新增成員，其目標是鼓勵成員國之間，尤其是向發展中會員國進行生產性投資。世界貿易組織多邊投資治理框架下的是1991年1月關貿總協定（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所達成的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措施的多邊投資協議，是迄今為止國際社會在國際投資領域所達成的唯一一個全球性、實體性的多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也是烏拉圭回合談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它首次將服務貿易納入世界多邊貿易體制中，是第一個關于服務貿易的全球性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多邊協議。
總體來看，傳統的全球投資治理體系以雙邊投資治理協定為主，雙邊投資治理協定具有保護投資和促進投資的兩大功能。當前，全球性的與投資相關的公約或協定局限于國際投資規則的某一領域，并不是一般性的、全方面地處理投資問題的多邊投資協定。當前世界缺乏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全面覆蓋投資促進、保護、便利和自由化的綜合性的、全球性的國際投資規則。
四、全球性新型全球投資治理體系構建：中國的參與戰略
當前，國際投資規則進入重塑期，世界缺乏一個全球性的國際投資規則，這給中國參與全球投資治理提供了挑戰和機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是世界對外投資大國，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與經濟實力不符，中國一直受發達國家制定的國際投資規則約束，國際投資話語權不足。美國等發達國家呈現“進攻”態勢，企圖利用TPP和TTIP等限制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謀取國際投資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從而維護發達國家對外投資權益，鞏固發達國家國家投資的主導地位。但是，中國不應該放棄參與權，中國必須積極主動參與全球投資治理，中國有意愿和能力參與重塑國際投資規則。中國需要從一開始就參與到全球投資治理體系的構建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和利益訴求。而最佳路徑是推進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推動其成為構建多邊投資框架的范本和平臺，從而撬動多邊投資體系的建立。
事實上，中國已經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簽訂了BIT，但這些BIT普遍對投資的保護程度和自由化水平不高。自1982年與瑞典簽署第一個BIT以來，截至2012年底，中國已與131個國家簽訂了此類協議，其中與100個國家簽署的BIT已經生效。但是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并沒有簽訂BIT，這不利于中美兩國之間的相互投資。中美BIT談判始于2008年6月，因美國對BIT（2004）范本的修訂，談判曾一度擱淺。美國BIT（2012）范本公布后，中美雙方重啟談判。2014年，中美雙方就備受關注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達成“時間表”，同意爭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問題和主要條款達成一致，承諾2015年早期啟動負面清單談判。目前中美BIT談判已經進入文本談判階段。
在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中，談判內容涉及“國民待遇”、資本自由轉移、征收與補償、國際爭端解決等多項核心議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不過中美雙方已經就這一問題達成了共識，雙方同意以“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模式為基礎進行BIT談判。為了有效應對中美BIT談判，中國需要全面改革外資管理體制，將“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模式引入我國的外資管理辦法，合理處理和監管國有企業海外投資問題，還有實現市場的對等開放，中國在海外投資尋求更大的市場開放和更多的投資保護時，也需要給對方提供更大的市場準入和投資者保護。（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參考文獻：
[1] 王碧B：《中國參與全球投資治理的機遇與挑戰》，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1期.
[2] 李玉梅、桑百川：《國際投資規則比較、趨勢與中國對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1期.
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3篇
一、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和特征
所謂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是指在政府主動引導下，通過資金補貼、進出口銀行政策性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支持相關聯的產業或者一條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鼓勵這些企業在海外建立經貿合作區，以避免企業單打獨斗，惡性競爭，形成規范的產業環境來吸引國內企業集體海外投資的一種投資方式。這種聚集，形成了一種介于純市場與層級兩種組織間的結構，可有效克服市場失靈和內部組織失靈。
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1)通過中國有關政府部門跟東道國政府談判、協商給中國的海外經貿合作區內的企業多的優惠條件和政策，降低園區內企業的進入成本和政治風險。(2)通過相關的經濟政策和手段支持一條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或相關產業走出去，這樣有利于園區內的企業分工協作，提高效率，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并且能避免企業單打獨斗和惡性競爭。(3)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主要是“夕陽產業”或其它產業的“夕陽技術”。企業在對外投資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有利于促進國內過剩產能轉移、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等宏觀經濟目標。(4)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地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這樣既有利于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又能有利于東道國經濟的發展，實現互利互惠。(5)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是中小企業，但必須是相互關聯的產業或者一條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群。
二、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基準
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和動機不同，遵循的規律方面存在差異，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要從我國國情出發根據不同的區位來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或潛在比較優勢來獲取競爭優勢，有利于投資國和東道國雙方。依照這個思路，筆者以為應該遵循如下四個基準。
(一)選擇與中國經貿關系密切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經貿關系是否密切在本文中主要是從吸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大小方面來衡量，一方面，投資存量大，表明該國的市場需求比較大，國內供不應求，中國產品在該市場有競爭力，多年的積累形成了自己的營銷網絡，樹立了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前都會去東道國考察、調研，了解該國的具體市場、經濟、政策、社會環境等各個方面，存量大說明了該國的市場環境適合中國企業的發展，有進一步投資的前景。另外，兩國之間經貿關系密切也會促進兩國政府直接的了解，增強信任，這有利于在當地建立經貿合作區爭取更多的優惠政策，為進入園區的企業提供一個好的平臺。
據200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披露，截至2005年底，吸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哈薩克斯坦(2.45億美元)、越南(2.29億美元)、泰國(2.19億美元)、巴基斯坦(1.89億美元)、馬來西亞(1.87億美元)、阿爾及利亞(1.71億美元)、贊比亞(1.60億美元)，分別排第13、14、15、16、17、18、19名。根據這條原則，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首先應該選擇在這些發展中國家。
(二)產業內垂直貿易量基準
產業內貿易量指某一產業內部的各生產階段、生產環節之間的商品交換規模，也即產業內部初級產品、中間產品以及最終產品之間的交易額度。本文所講的“產業內垂直貿易量”是指某產業對外直接投資所能形成的與母國相關生產環節的交易份額，交易份額越大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的產業結構推動作用越大。通常情況下，產業內各個生產階段的關聯度決定了產業內垂直貿易量，而產業內垂直貿易既有利于產業組合優勢形成，也有利于產業優勢的內部化。
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對一母國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有多種表現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母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及產業技術發展的波及效應，即只有對外直接投資形成了產業內部和產業間聯系高度化，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才具有宏觀效用，才能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因為是海外投資，對母國的波及效應將主要由海外子公司與母公司所發生的貿易量這一指標來衡量，這里的貿易量主要是指產業內垂直貿易量。由于產業內的垂直貿易屬于互補貿易范疇，在垂直條件下，國外企業和國內企業任何一方生產規模的擴大，都會使另一方的生產發生起積極的作用。顯而易見，產業內垂直貿易量的實質在于充分發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相關產業成長的波及效應。
根據企業生產環節的區位分布不同，可將這種連鎖關系分為前向連鎖和后向連鎖兩種形式。無論是前向連鎖還是后向連鎖，均會對相關產業的中間產品的生產起到帶動作用，由此不難看出連鎖度的大小主要取決于生產環節交易的頻繁程度和額度。
據此，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選擇產業內貿易量大、國內連鎖效應強、產品供應鏈長的產業，加強家用電器、摩托車、小型農機具的組裝、金屬制品、家用器械等加工組裝型制造業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對擴大出口有較好的帶動作用。
(三)與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同步基準
所謂與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同步，是指對外直接投資所形成的產業傳導機制能促進母國產業結構高度化發展。產業結構升級一方面指通過淘汰技術落后、污染嚴重的企業或者轉移技術成熟產業能力過剩的行業到次發展中國家來，使第一、二、三產業的比例更加協調，另一方面指的是增加三大產業的技術含量和科技水平，增強競爭力。從某種意義上說，產業相對優勢基準是為了發揮產業的“現有優勢”，而與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同步基準則力求培育產業的“潛在優勢”。國際經驗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能夠通過比較優勢轉移“夕陽產業”或者有競爭優勢產業的夕陽環節，來加快國內產業結構升級。
所以，生產能力過剩率超過40％的我國紡織、彩電、空調業，可以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實現產業國際轉換、重新獲得發展優勢，為國內產業升級騰出空間，延長國內比較劣勢的產業壽命，贏得利潤，為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提供資金支持。
(四)產業組合區位比較優勢基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者所擁有的市場競爭
力取決于其具有的比較優勢，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進行的產業選擇也是由其比較優勢決定的。關鍵是在產業選擇的框架內經濟優勢的獲得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單個投資者的經濟優勢，即不同于單個廠商的經濟優勢。產業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產業的各種優勢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企業，或者說產業經濟優勢是該產業內各廠商單個優勢的集合，產業優勢的實質是一種“組合優勢”。產業經濟優勢的這一本質表明，產業組合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進行產業選擇的重要因素。
企業組合雖能呈現產業的一定優勢，但這種優勢并非絕對優勢。事實上，對外直接投資需要的不一定就是那種全球的絕對優勢，而是需要相對特定區位的比較優勢，即母國產業相對于東道國同類產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這種產業在母國可以是邊際產業，失去了競爭優勢，但轉移到東道國與當地的低廉的勞動力和豐富的特定資源結合，就可以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比較優勢產生在一定的投資區位中，它是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基本經濟依據，也是投資國與受資國共同獲益的經濟根源。這種相對意義上的產業比較優勢，使對外直接投資在特定區域內，雙方共贏，從而使跨國投資成為可能。
因此，我國擁有成熟標準化技術的加工組裝型制造業，如自行車、摩托車、金屬制品等產業，由于早期的技術引進及其后續的技術創新，技術性能好，產品質量有保證，并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階梯度較小，易于為它們接受。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把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基準和對現實的啟示用.
三、規范和促進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了吸引外資，對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的稅收實行了廣泛的優惠措施。首先是專門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對來華投資的外商的稅收優惠做了明確而詳細的規定和解釋；而對于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中用一些零星條款進行了規定。而且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稅收優惠，只是因為避免對企業雙重征稅和企業在國外遇到某些風險時給予一定保護才涉及，鼓勵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相關措施也較少，為了配合國內產業政策來鼓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措施幾乎就沒有。為了促使企業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自主選擇與國家產業政策趨于一致，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和措施，提出如下建議：
(一)商務部以一個省、市或行業內有影響力的企業為主進行招商管理，并和財政部協商對人選的企業進行直接的財政補貼。這是由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征和產業選擇基準的要求所決定的。在招商前應先向企業公布所鼓勵的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產業和地區，為了達到規模經濟和降低交易成本明確以一個地區或者大企業作為主要的招商對象。在入選的企業去海外直接投資，給予一個園區一定的財政補貼，具體數額根據經貿合作區內企業數量的多少而定。這樣就能使企業的自主選擇和產業政策相一致。
(二)實施優惠稅率或稅收減免優惠。目前我國對境外投資企業，在正式投產或開業5年之內，對中方從境外獲得的應稅利潤一律免征所得稅。但這不足以滿足國家現階段對產能過剩行業和“夕陽產業”轉移到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來回避貿易壁壘和開拓市場的迫切要求，政府部門可以考慮在現行的免征5年所得稅的基礎之上，在隨后的若干年內逐步下調免征比例，降低投資企業的稅負來促進他們的投資和再投資，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促進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
(三)通過進出口銀行給予海外投資信貸。為了鼓勵投資者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政府應該對從事境外投資的企業在資金方面予以支持。一些發達國家設立了特別金融機構，主要負責對在境外投資建立的獨資企業或合資企業，以出資或貸款的方式加以支持。目前，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大約有一半國家通過各種類型的發展援助機構為本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項目提供資金支持。例如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等，都屬于這類機構。中國進出口銀行也可設立“中國海外投資基金”，一方面向境外投資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降低企業海外投資的成本，另一方面，切實解決中小企業海外投資的資金短缺問題，但貸款額為境外項目投資總額的一定比例，主要貸款對象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夕陽產業”的境外投資，符合經濟增長轉型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
(四)通過協商，與這些目標國修訂或者簽訂稅收協定。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與外國簽訂稅收協定時，更多的考慮如何有利于引進外資，這是由當時我國的國情決定的。例如，在已執行的我國與82個國家的稅收協定中，只有19個國家與我國相互給予饒讓，有22個國家單方面給予我國饒讓。這主要是考慮到當時我國對外商來華投資已經給予了很多的優惠政策，為了讓投資企業切實地享受到我國稅收政策優惠，我國政府在簽對外稅收協定時堅持單方面要求外國政府給予來華投資企業以饒讓抵免。但是除了少數國家以外，我國對境內企業在境外投資享受稅收優惠時，卻不給予稅收饒讓抵免。這種做法體現了當時我國是重資本輸入輕資本輸出的。在黨的“十五大”提出的“走出去”戰略指引下，我國的對外開放由初期的“引進來”為主轉為“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這就要求在修訂和簽訂稅收協定時，應奉行居住國和來源國并重的原則，在吸引外商來華投資的同時也有利于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
(五)建立海外投資風險準備金制度。集群式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是中小型企業，流動資金少、抵御風險的能力也比較弱，建立海外投資風險準備金制度在于降低這些企業海外投資面對陌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時的風險。具體做法可借鑒國際上通行的方法，準許企業在一定年限內，每年從應稅收入中提取相當于一定比例投資額的資金作為風險準備金，積累年限內用于彌補風險損失，期滿后準備金金額按比例逐年計入應稅收入中納稅。
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4篇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①(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①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②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③。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④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本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②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③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①。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
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①(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②。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超級秘書網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對外直接投資的概念范文第5篇
1.1 選題背景及意義
1.1.1 選題背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在近 30 中對外投資的區域和范圍逐漸擴大,遍布世界 170 多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圍內所占比例越來越高,中國正成為全球矚目的境外直接投資大國。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在《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年流量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發展勢頭良好①;中國商務部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中國企業近年來在境外直接投資發展呈明顯躍升趨勢,2002-2006 年間,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長;截至 2010 年底,中國境外投資覆蓋率達 72.7%,共有 1.6 萬多家境外投資企業遍布在世界 178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非洲地區最高,分別達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資流量也創造了歷史最高值,相當于“十五”時期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總額的 2.3 倍,達到了 688.1 億美元;據中國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至 2011 年底,中國企業共對 132 個國家和地區的 3391 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非金融類境外直接投資累計達到 600.7 億美元,同比增長 1.8%②。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中國境外企業項目和人員不斷增加,我國企業持續增長的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己經成為“中國崛起”的新標志,對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由于國際經營管理環境的錯綜復雜以及中國企業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活動面臨著很多的風險,企業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一方面,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利潤率數據被不斷爆出。2009 年,中國貿促會在第三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上了《2009 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指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盈利率、虧損率和盈虧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據在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2011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報告會上,商務部合作司商務參贊石資明介紹,根據商務部統計,中國國有企業在海外設立的企業將近 2000 家,其中虧損的企業占三成,這一虧損率要明顯高于世界投資虧損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虧損的案例一次一次沖擊著國人的眼球。
1.2 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學者已對境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許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資相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國外研究文獻綜述
1、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由于每個國家國情的不同,其進行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也會存在差異。Wells(1983)認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境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并降低產品的運輸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亞為例進行了研究,發現其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是為了獲得技術和管理經驗,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的目的在于占領市場。Stephen(1994)的研究發現:本國政治狀況存在不足時,該國企業就會向具有完善政治體制的國家進行投資。Ozawa(1979)將境外直接投資看做是增強本國競爭實力的途徑。另外,很多學者對中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進行了研究。Deng(2004)認為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市場、技術和資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指出企業的投資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國家政治目標及政府的影響。
2、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影響因素
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實證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資,發現自由貿易程度、區域差異性、經濟水平、政治風險是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認為貿易聯系、資源稟賦、文化等會對境外直接投資產生正向影響。
政治風險是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進行了政治風險對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他認為政治穩定性影響了境外直接投資活動。而 Dunning(1981)則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并沒有受到政治風險的影響。Oseghale(1993)將上述研究結論的不同歸結于實證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組織在其研究報告中明確提出政治風險是影響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最大威脅。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進一步指出,企業采用合資的形式進行境外直接投資是將面臨更高程度的政治風險。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風險與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資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的不同關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風險依舊是境外直接投資者面臨的最大風險。Boddewyn 和 Brewer(1994)認為東道國政策愈加寬松,其境外投資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理論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資
境外直接投資(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FDI,作為國際投資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稱為海外(對外)直接投資。目前,對境外直接投資概念的界定,學術界相對來說比較認可的定義一般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四個權威機構。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界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定義境外直接投資為:投資法人在非本國的國家或者地區所經營管理并持有控制權的投資。直接投資是跨境投資的一種,其特點是:一國家經濟體的居民(直接投資者)對另一國家經濟體的居民企業產生了重要影響或在管理上實施了控制。除了通過直接投資獲得直接的外部股權控制或影響外,境外直接投資者也利用債務、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資的方式獲得間接的企業控制權①。直接投資者指這樣的一個實體或一組關聯實體他能夠對另一經濟體內的另一居民實體施加控制或重大影響。在有些情況下,就經濟實體與其他企業的關系來說,一個實體可能既是直接投資者,又是直接投資企業和聯屬企業。因此,直接投資者可以是: (a)個人或住戶;(b)企業——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營或私營企業;(c)投資基金;(d)政府或國際組織。對于出于財政目的而擁有直接投資企業的政府的特別處理;(e)營利企業中的非營利機構,但兩個非營利機構之間的關系不在直接投資之列;(f) 財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合②。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07 年公布的《國際收支手冊》,境外直接投資資產包括:如圖 2-1。③
2.2 馬克思的投資理論及風險防范思想
2.2.1 馬克思的資本投資理論
(1)對投資動機的一般論述
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主要來源于資本投資。企業和資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潤,而要想使利潤不斷增加,單個資本家就要把所獲得的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進行外部活動即投資。這種行為也符合資本主義運行的內部規律,即不斷的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由于資本家求利的心態是一致的,在市場上,這種競相投資的行為就形成了市場競爭,競爭攤薄了企業的利潤率,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最終令企業的經濟利潤為零。在獲利心態的強力推動和競爭規律作用下,資本家會不斷地進行新的投資行為發展新的行業,以獲得相比其他企業或資本家的額外的經濟利潤。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①。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和超額剩余價值是資本家總在追求的,而剩余價值的一部分作為投資的資本又被投入到生產中,獲得更大的剩余價值。在投資過程中,貨幣作為資本運動的起點,充當了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經過生產過程,生成增殖的貨幣,它是投資過程的終點和又成為投資過程的新起點。這一周而復始的運動過程便是投資。馬克思在對于資本的論述中,認為投資是資本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推動力。貨幣資本被當做“是每個單個資本登上舞臺,作為資本開始它的過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現為發動整個過程的第一推動力”①。
與此同時,投資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過程,對利潤率低的行業來說,意味著失業和資本存量的浪費,是經濟蕭條的源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了經濟危機:“雖然資本投入的那段期間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②。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和生產下降等現象變得普遍。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家要摒棄就得生產方式,引進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新的生產工藝方式和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內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潮流,帶動了與固定資產相關的行業的發展,擴大了生產部門的生產,引導了生產資料部門的部門內的投資,增加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數,促進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素質升級,同時擴大了消費資料生產的市場與需求。這樣,一環扣一環的經濟性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的生產擺脫了經濟危機束縛,經濟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在新的經濟周期中,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個周期,社會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的總供給要大于社會的支付能力下的總需求,資本家要摒棄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由此看來,資本投資活動與經濟危機的發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輔相成。
與此同時,投資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過程,對利潤率低的行業來說,意味著失業和資本存量的浪費,是經濟蕭條的源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了經濟危機:“雖然資本投入的那段期間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②。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和生產下降等現象變得普遍。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家要摒棄就得生產方式,引進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新的生產工藝方式和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內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潮流,帶動了與固定資產相關的行業的發展,擴大了生產部門的生產,引導了生產資料部門的部門內的投資,增加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數,促進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素質升級,同時擴大了消費資料生產的市場與需求。這樣,一環扣一環的經濟性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的生產擺脫了經濟危機束縛,經濟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在新的經濟周期中,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個周期,社會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的總供給要大于社會的支付能力下的總需求,資本家要摒棄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由此看來,資本投資活動與經濟危機的發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輔相成。
第 3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現狀................38
3.1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38
3.1.1 探索起步階段............................39
3.1.2 穩步調整階段.........................41
3.1.3 迅速發展階段.......................43
3.1.4 后危機時代.............................46
? 3.2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形式 ..........51
3.2.1 政治風險............................51
3.2.2 經濟風險...........................56
3.2.3 文化風險............................61
3.2.4 法律風險.........................62
3.2.5 企業并購風險.........................63
3.3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觀層面的環境性風險因素................65
3.3.2 中觀層面的結構性風險因素................69
3.3.3 微觀層面的操作性風險因素........................71
第 4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構建 .......................76
4.1.1 構建指標體系..................................78
4.1.2 數據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層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應用實例..........................91
4.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國民生銀行收購美國聯合銀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權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亞局勢對我國 企業直接投資的影響.......103
第 5 章 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的國際經驗借鑒...........108
5.1 發達國家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規避經驗..................108
5.1.2 日本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109
5.1.3 德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管理對策................112
第 6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建構
與企業國內投資的風險相比,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的范圍更大、形式更多、產生的原因更復雜。因此,在積極促進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時,也應該有效地引導企業控制和防范對外投資風險,這需要政府和企業的共同努力,建設系統性的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從系統性的角度降低風險給對外投資企業造成的損失。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由兩個層次組成,即宏觀管理層次的風險控制機制和微觀層面的風險管理機制。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的保障。
6.1 宏觀層面的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
6.1.1 創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良好宏觀環境
1.優化投資環境
無論是國內投資還是跨境投資,企業投資行為依賴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業環境。相較于國內投資,企業境外投資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維護商業環境是企業一己之力難以掌控的。為此,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建立區域、雙邊或多邊投資合作機制,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快,且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些東道國對我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及收購行為抱著敵視的態度。因此,中國政府在國家的層面上與各國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會極大地降低企業在境外投資與經營的風險。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既是企業自身獲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經濟活動,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施手段。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資源和環境發展我國經濟,同時也有利于引導和帶動國內其他企業的發展。因此,基于宏觀角度,政府除了應對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過程給予積極鼓勵和支持外,還應該創造多方面條件,為企業境外投資提供基礎性公共產品。其中,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就屬于涉外經濟中的公共產品范疇,應當由政府提供最基礎的風險管理機制。
結 語
一、本文的主要結論
境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中國企業加大境外直接投資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國際經濟資源,為中國進一步經濟增長提供要素支持。同時也是中國當前緩解流動性過剩,減輕國內通脹壓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然而,由于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起步晚,企業對國外的投資環境還不甚熟知,對國際經濟形勢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臨的投資風險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視,近年來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績效仍不高,投資風險事件頻發。中國企業在把握東道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投資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時,中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存在跟風現象。國內許多企業在選擇投資目的國、投資項目和投資方式都存在相似性,這直接導致了國內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惡性競爭情況。因此,如何借鑒經驗,避免重復錯誤,選擇一條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業值得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