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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國直接投資風險的類型
根據不同的標準,國際投資風險可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加拿大銀行家納吉根據六類標準將對外投資風險劃分為不同的類型:(1)按地理位置和國別劃分,以特定典型國家給國際投資風險命名,如美國投資風險、英國投資風險、泰國投資風險、印度投資風險等。國際投資風險首先作為一個地理概念而存在。(2)按籌資主體的性質來劃分國際投資風險為風險(政府或國家風險)、私營部門風險、企業風險、個人風險等。(3)按風險的觸發因素將國際投資風險劃分為政治風險、社會風險和經濟風險等。(4)按資金用途將國際投資風險劃分為貸款風險、出口融資風險、項目風險、國際收支風險和開發投資風險等。(5)按風險嚴重程度劃分國際投資風險有高風險、低風險、一般風險等。(6)按風險發生的原因分類,國際投資風險包括拒付風險、否認債務風險、債務重議風險等。
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分類的細化和完善過程是隨著人們對國際投資風險的認識而逐步加深的。目前通常根據風險的重要性將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劃分為以下幾類:
1.國家風險。國家風險也叫政治風險,是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由于東道國政府在政權、政策法律等政治環境方面的異常變化,導致投資環境的惡化,進而給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活動造成經濟損失的可能性。國家風險是國際投資者面臨的最具威脅性的風險,因其發生一般都比較突然,難以識別和預測,單個投資者更難以控制其發展。往往給投資者造成巨大的損失。從理論上講,國家風險對外國投資者的影響是雙重的,既可能產生有利影響,也可能產生不利影響,現實中以不利影響居多。一般來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風險較大,發達國家的政治風險較小。
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東道國的國家風險主要包括:國有化風險;戰爭風險;政策變動風險;轉移風險;制裁風險等。
2.金融風險。金融風險是指在國際投資中,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變化,導致國際金融市場上各國匯率、利率的變動,或國際信用的變動而引起國際投資者資產價值變化的可能性。金融風險主要包括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兩類。
1)匯率風險又稱外匯風險,是指在國際投資活動中,因匯率的波動而導致跨國企業在東道國投資的資產或負債價值發生變化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既可能給投資者造成損失,也可能帶來收益。企業在跨國經營中遇到的匯率風險主要有交易匯率風險、折算匯率風險和經濟匯率風險三種。
2)利率風險是指國際投資所涉及的國家由于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變化導致利率變化,直接或間接引起外國投資者資產發生變化的可能性。
3.經營風險。經營風險是指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整個過程中,由于市場條件的變化或生產、管理、決策的原因導致企業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經營風險的類型較多,主要包括:價格風險、營銷風險、信用風險、財務風險、組織風險和技術風險。
以上這些風險始終貫穿于跨國投資的整個過程,而且彼此之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20世紀80年代,一些跨國公司在墨西哥、阿根廷等國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當時這些國家相繼發生了金融危機,國內市場發生了長達近10 年的蕭條,使跨國公司遭受了金融風險、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等一系列打擊。
在跨國投資的各種風險中,政治風險和金融風險是由外部不確定因素導致的,可控性差。經營風險是由于內部不確定因素導致的,其管理融于對外投資者日常經營活動的各個環節之中,可控性較好一些。
二、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防范
1、針對國家風險的防范:在投資前期辦理海外投資保險,與東道國政府談判,并達成協議,以盡量減少政治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在投資中投資者通過生產和經營方面的戰略安排,如控制原材料及零配件的供應;控制產品的出口市場及產品出口和分銷機構,使得東道國政府實施征用、國有化或沒收政策后,無法維持原公司的正常運轉,從而避免被征用的政治風險。同時,投資者通過對企業融資渠道的有效管理,積極爭取在東道國金融市場上融資,達到降低國家風險的目的。
2、針對金融風險的防范:1) 交易匯率風險與折算匯率風險的防范對策有,利用遠期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套期保值。在對匯率變動進行正確預測的基礎上,采取提前或推遲支付手段,合理選擇軟、硬幣,盡量使用對投資企業有利的幣種結算,以規避外匯風險。2) 防范經濟匯率風險的最佳管理模式是通過調整銷售收入和投入品的幣種結合,使得未來銷售收入的變化與投入品成本變化兩者可以相互抵消。主要的規避風險技術有分散化經營策略,跨國公司將經營業務深入到各個不同國家和不相聯的各個行業中,通過分散化經營降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使整個公司業務現金流的波動較小。生產管理營銷戰略是指當跨國公司子公司所在地貨幣貶值時,母公司應安排子公司用國內投入品替代成本上漲的進口投入品,從而維持其生產成本的原有水平;或通過擴大銷售額及提高產品定價來增加銷售收入,來降低經濟匯率風險。
3、針對經營風險的防范:應采取風險規避、抑制、自留、轉移的策略。跨國企業在投資過程中應事先預測風險產生的可能性程度,判斷導致其產生的條件及因素,對風險進行正確的評估,避免風險或改變風險的流向。如改變生產流程或產品、改變生產經營地點、放棄對較大風險項目的投資等。風險規避是控制風險最徹底的方法。
風險抑制是指采取各種措施減少風險實現的概率及經濟損失的程度。對外直接投資者在分析風險的基礎上,力圖維持原有決策,減少風險所造成的損失而采取的積極措施。
風險自留是跨國投資者對一些無法避免和轉移的風險采取現實的態度,在不影響投資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自行承擔起來。應注意企業需要定期提取一筆資金作為專向基金,以供將來發生意外災害或事故時抵償損失之用。
風險轉移是指風險的承擔者通過若干個經濟和技術手段將風險轉移給他人承擔。如投資者向保險公司投保或在投資初期要求東道國銀行、合作企業、政府為其擔保,一旦發生損失后,可以從保險公司或擔保者那里獲得一定的補償。
關鍵詞:東盟;直接投資;外匯風險;區域化;完善策略
外R風險也稱外匯暴露,是指在國際經貿合作中以外幣計價的收付款項、資產與負債由于匯率變動,承擔損失或得到意外收益的可能性,形式主要有交易風險、折算風險及經濟風險。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全面實施,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規模逐步擴大。2017年1月9日,商務部了《201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提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實現連續14年快速增長,創下了189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其中,對東盟十國的直接投資額較多,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近10%。雖然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規模較大,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外匯風險,不利于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與雙邊貿易發展。因此,加強外匯風險規避,對促使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順利進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外匯風險的表現
(一)投資初級制造業領域風險較小,金融領域風險較大
隨著中國經濟水平逐漸加強,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由行業單一階段步入投資領域多樣化時期。現階段,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范圍雖然較廣,但仍相對集中在資源型和初級制造業領域,在金融領域直接投資較少。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08-2016年上半年,在初級制造業領域,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超過50%;而對東盟金融領域的投資額占投資總額的7%。雖然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一半以上是集中于初級制造業領域,但是該領域存在的外匯風險較低,而金融業由于自身屬性,投資時存在的外匯風險較高。例如,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晉瑋金融投資柬埔寨金融服務,之后受英國脫歐事件影響,美元指數上漲3.19%,人民幣貶值1.31%;而中柬雙方以美元結算,由此導致中國晉瑋金融承擔了巨大損失。相較而言,我國投資柬埔寨制造業領域的峰億輕紡有限公司,并未受到太大的沖擊。截至2016年底,該廠的產值已超過3500萬美元,同比增長約2%。
(二)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面臨的外匯風險種類多樣
現階段,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面臨的外匯風險種類多樣,交易風險、折算風險及經濟風險均有所涉及。例如,2016年3月,中國溫州某房企在柬埔寨進行投資,在柬埔寨開發99年產權地塊,鑒于開發商實質上只擁有該地塊以及地上附著物99年的使用權,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永久產權,按照金融行業相關規定,銀行及金融機構無法對該地產項目提供任何的貸款及融資,導致中國房企在開發該地塊過程中發生經濟風險,即因無法獲得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與融資而致使資金鏈斷裂,交易無法完成。2016年1月,中國江蘇某造紙企業對越南進行投資,由于越南盾總體貶值約為1.1%。導致該企業面臨著折算風險,從而帶來了大量經濟損失。2016年4月,中國上海某企業對泰國汽車行業進行了投資,但2016年11月泰銖貶值,致使企業未來現金流量折現值出現損失。
(三)折算風險在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中最為普遍
近幾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正逐步向更高階段發展,與此同時,企業所面臨的外匯風險也更加急迫與復雜。中資企業在“走出去”初期,通常選擇在境外設立窗口公司方式進行雙邊貿易,其匯率風險體現于人民幣與當地貨幣之間。并且,對東盟投資企業在與中國母公司合并報表時,都會因匯率波動而造成會計賬簿上出現折算風險。據商務部消息,2016年1-7月,我國企業在東盟共實施并購項目69個,涵蓋15個行業領域,包括軟件、信息傳輸、制造業和信息服務等,實際交易總額達85億美元,在同期對外投資總額中的占比為8.8%。經官方統計,所有參與并購的企業由于會計制度不同,折算風險發生的概率達90%以上。再以阿里巴巴投資東盟國家為例,據韓聯社2016年12月30日報道,阿里巴巴于2016年4月收購新加坡Lazada集團。在此收購中,阿里巴巴將共投資大約65億元人民幣,購買Lazada的新發行股份與部分股東所持股份。當時新加坡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約為1:4.80,而在收購之前到2015年底新加坡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約為1:4.54。因此,阿里巴巴公司對該集團的收購顯然面臨著折算風險。
(四)新加坡、印尼、緬甸是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匯率風險的頻發地
近年來,中國對東盟各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新加坡、印尼、緬甸。據商務部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8月,中國對上述三國的直接投資總額占對東盟十國投資的64%。其中,對印尼和緬甸的投資額分別占13%、10%;對新加坡直接投資額最多,占投資總額的41%。受直接投資額較多影響,新加坡、印尼和緬甸也是我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發生匯率風險最多的地區。具體而言,當前,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大多是使用美元結算,所以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一旦發生較大變化,相關投資者將受到極大地影響。據鳳凰網報道,在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美元指數上漲了5.00%,人民幣貶值2.55%。人民幣貶值給我國投資東南亞企業帶來了較大的經濟損失與利潤減值。例如,我國南山集團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與印度尼西亞簽訂了一筆以美元計價結算3個月交貨的出口合同,其中,企業組織生產投入的原材料與人工等,均使用人民幣支付。然而,至12月底合同履行并收到貨款時,美元兌人民幣即期匯率貶值,致使該企業因遭受受匯率風險而利潤降低。
二、外匯風險發生的原因分析
(一)外匯管制不利于企業盈利正常匯出
中國企業在對東盟直接投資盈利或虧損的程度,易受外匯管制的影響。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涉及到11國貨幣,由于貨幣種類較多且各國管制嚴格,在使用及兌換時,發生外匯風險幾率較大。現階段,除了柬埔寨與印度尼西亞沒有外匯管制外,泰國、緬甸、文萊、新加坡等8個東盟國家都在采取外匯管制,致使我國面臨較大的外匯風險。例如,2015年12月,緬甸對《外匯管理法規》作出新規定,杜絕出口商拋售外匯,進出口商必須通過銀行進行外匯交易。但緬甸銀行系統美元存量較少,因此,雖然我國與緬甸可以交易貨幣,但是數量遠遠不夠,不利于中國在緬甸直接投資企業的盈利正常匯出。
此外,很多東盟國家的匯率制度與美元關聯,經濟狀況易受美國牽制,匯率波動頻繁。為了穩定匯率,各國均采取了一定的外匯管制。如2016年,受美聯儲加息等事件影響,緬甸賬戶持續赤字,貨幣貶值嚴重,經濟下行壓力大。因此,緬甸中央銀行頻出外匯管制措施,阻礙中國對東盟投資企業盈利正常匯出。2016年3月,我國萬寶礦業對緬甸進行礦業投資,后期由于緬甸央行美元不足,導致盈利不能及時匯出,給企業造成了較大損失。
(二)特殊浮動匯率體制致使匯率波動^大
在匯率波動各影響因素中,匯率制度的變化通常會引起匯率異動。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部分東盟國家被迫放棄內部匯率制,開始采取浮動匯率制度,增加了中國企業對東盟投資的外匯風險。而之后泰國、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國相繼發生政治動蕩,使近年東盟各國經濟極為蕭條。因此,為了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等國紛紛對外匯行為進行干預,致使匯率波動較大。以泰國為例,2008年美聯儲開始實施量化寬松計劃后,外國資金通過增加對泰國證券的投資,導致泰國在外國資金流動起伏和利率處于上升的局勢下,整體負債比例增加。2015年全年,馬來西亞的外匯儲備從1200億美元下降至950億美元,這些資金被主要用于外匯市場干預。受到馬來西亞政府外匯匯率上升(約增加0.8個百分點)影響,我國安徽海螺水泥廠2015年12月到2016年6月損失收益2.5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東盟主要國家的外匯干預使匯率波動幅度增加,這給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帶來了巨大的外匯風險。
(三)中資企業缺乏跨境結算硬通道
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本金與利潤回收周期較長,而時間越長,匯率波動風險越大,加上雙邊業務跨境結算缺乏便捷的硬通道,致使中方企業在遇到金融沖擊時,缺乏抵抗能力,外匯風險提升。目前,東盟各國貨幣只有新加坡元可以與人民幣直接交易。盡管從2014年10月28日開始實現了人民幣對新加坡元直接交易,但是這遠不能完全滿足中國在東盟投資結算需求。
此外,雖然2015年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向國際化邁進。但這主要體現在對外貿易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仍然受較多限制。據中國金融新聞網相關調查報告顯示,目前中國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在結算時,人民幣的使用率僅有20%。因此,中國在東盟直接投資的本金及利潤回收只能更多依賴于美元,致使美元幣值穩定直接影響中資企業利益。可見,由于中資企業缺乏跨境結算硬通道,不僅使人民幣中間匯兌手續繁雜,也使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收益受美元波動影響較大,增加了投資的外匯風險。
(四)投資規模擴大增加外匯風險
外匯風險的影響程度與投資規模呈正比,因此隨著投資規模逐漸擴大,外匯風險也隨之增加。近年來,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規模逐年擴大。據新浪財經報道,2008-2016年,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從24.8億美元增加到150億美元左右,增長了6倍。尤其是自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后,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得到極大提升。并且,隨著一系列政策實施,未來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2015年11月,中國與東盟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正式簽署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談判成果文件――《關于修訂》,代表雙方合作協議內容更加豐富、合作層次將更加深入。中國與東盟國家在產能合作、產業園區建設等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斷推進。同時,東盟各國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范圍內,是我國開展經貿合作的重點對象。并且,亞投行于2015年底建立,東盟各成員均屬于創始成員國,這為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規模將不斷擴大,但是,中資企業面臨的外匯風險也會隨之增加。
三、外匯風險的有效途徑
(一)分散直接投資風險區域, 提升企業投資洞察力
企業對東盟直接投資面臨較大外匯風險,這與東盟成員國經濟發達與否密切相關,經濟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和引進外資的制度較完善,規模較大,外資優惠措施較多,限制措施較少,而經濟欠發達的國家與地區則相反。所以,中國企業在對東盟國家實施投資之前,應該對東道國投資環境進行深入調查與研究,探析多種可能發生的風險因素。針對于此,應分散風險頻發的新加坡、印尼與緬甸等區域的直接投資,降低外匯風險投資。同時,要重視相關資信調查,對交易端的信用和業績等方面實行綜合考察,盡量精確測算成本和預期收益。針對目標市場的整體投資環境實施客觀評估,科學決策,減少跨國投資外匯風險。另外,中國企業應該了解目標國競爭對手和服務對象,以便能夠避實就虛,占據有利市場。
(二)靈活制定經營策略,促使風險轉移機制多元化
中國企業應該制定靈活的生產經營策略,實現風險轉移機制多元化,減少外匯風險,確保中國企業直接投資效益。在風險轉移方面,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企業應增多融資主體,擴展銀行借款、金融機構融資與證券融資等渠道。借助發行股票或債券,或向商業銀行貸款,多渠道開展融資活動,從而分散企業風險。并且,中資企業需完成商品生產與銷售多元化,提升企業新產品科技含量與產品附加值。從不同國家進口原材料,有效引入國際現代化科技研發技術,在低價且高效率的子公司所在國進行產品生產安排,分散東道國外匯風險。
此外,應該充分運用轉移價格以規避風險,如果對東盟直接投資企業面臨東道國政治風險時,中方企業應以較低價格,將物資出售至相關子公司,由此將資金從東道國轉移,安全收回投資成本和利潤,防止產生破壞與沒收等事件。同時,為防止因匯率頻繁波動而遭受大額損失,我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企業需靈活支付時間,按照當時匯率變動情況,提前或者推后付款時間。中國企業在遭受金融沖擊時,運用多元化風險轉移機制,提高抵抗外匯風險的能力。
(三)完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作為一種政府保證,其保險人既有政府機構性質,且與政府投資保證協定聯系密切。因此,我國應不斷完善海外投資保險體系,更好地維護對東盟投資者的合法利益。并推動中國保險審批機構與業務經營機構升級,即從“合一”模式轉向“分離制”。在項目審批方面,應充分發揮各國家部門對國際投資的綜合作用,包括商務部的監管與指導作用、財政部支持作用,以及外交部的外事關系協調作用等,建立完善的投資保險體系,降低額外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在險種設置規劃方面,應進行多層面的設置。除現有的匯兌限制、戰爭、政治暴亂、征收及政府違約等幾種國際通用的險種外,還應擴充營業中斷險、并購限制險等險種,豐富我國企業對東盟投資時所需要的保險保障。
(四)建立和完善預警機制,有效控制外匯風險
當前,中國企業對東盟投資產業結構和地區選擇仍較隨意,宏觀管理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缺乏完善的風險預警機制,應對外匯風險的能力較差。因此,針對對東盟各國直接投資面臨的外匯風險,中國企業內部應建立完善的外匯風險預警機制,從風險戰略、偏好、計量及評估等方面,整體把控外匯風險。在投資決策前,應有效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全面預測對外直接投資可能發生的各種外匯風險。當發生外匯風險發生時,應有針對性地及時選擇對策,將損失降到最低程度。中國應該根據國際市場變化,建立本國外匯風險預警機制。同時,在對東盟進行直接投資時,中國企業應加大對目標國企業的科學管理,建立東盟各企業信息數據庫,并通過各種渠道,搜集目標國外商投資信息,逐步完善外匯風險預警機制。在選擇投資目標國及項目之前,通過信息數據庫評估投資外匯風險,進而實現對外匯風險的有效控制。
(五)更新貨幣組合,降低會計風險頭寸
對東盟直接投資活動中,中國企業應及時與精確了解和熟悉外幣變動情況,篩選可以促使自身利潤最大化結算貨幣,達成防范外匯風險目的。在篩選結算貨幣時候,盡可能選擇本幣作為計價結算貨幣。中國企業應防止過分依賴美元結算,減少美元匯率浮動對中資企業利益的影響。在外匯債權與債務方面,應使幣種、規模與時間盡量匹配,致使其自身防御由匯率變動引起的風險。并且,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管理會計風險方面,要采用對資產負債保值方法。完成在資產負債表上,受險資產數額等于受險負債數額,從而使會計風險頭寸為零。此時,匯率變動將不帶來任何折算損失。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企業應該使用這種方法,使會計風險頭寸為零,從而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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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類型;應對策略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4392(2011)09-0068-02
我國中小企業已成為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大型企業一樣,中小企業投資時也面臨著利率風險、購買力風險等系統風險。由于存在種種不利因素,中小企業投資承擔著較大型企業更大的風險。
一、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我國在全部4021萬個工業企業和生產單位中,中小企業約占3980萬個,占99.2%。中小企業以其機制靈活、相對技術、相對區位等優勢越來越多地活躍在對外直接投資的舞臺上。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中國已有海外投資企業在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境外企業(中資類金融企業除外)7470家,協議投資總額150多億美元,其中中方協議投資額113.27億美元。在7000多家的海外投資企業中,投資規模在300萬以下的中小企業占將近60%的比重,它們已經成為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成敗會直接影響到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
二、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類型及原因分析
(一)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類型
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有多種分類方法,如按風險發生的原因、風險發生的對象、風險能否投保等標準進行劃分。按照風險發生的原因為基準分類,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類型主要有: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經營風險、政策風險、社會風險、治安風險、市場風險等。
(二)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產生原因
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產生原因分為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內部原因與企業自身有關,外部原因來自東道國、母國或整個國際環境。
1.內部原因。中小企業規模較小,可控資源數量有限。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這種資源的限制降低了中小企業抵抗風險的能力,也使它們在與同行業大企業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一是資金短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是中小企業資金的主要來源,但中小企業吸引外部金融機構的投資或借款比較困難。二是管理資源匱乏。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決策過程,有許多偶然事件發生并需要及時處理,使中小企業十分有限的資源管理顯得不足。三是缺乏國際經驗。缺乏國際經驗是大部分國內企業在進行國際化所具有的通病。這類問題包括選擇不適當的投資場所或合作伙伴,生產不適當的產品,忽略有利的法律規定以及無法融入當地主流社會等。四是追求短期目標。由于自身規模較小,對外直接投資所占資源的比重要比大企業多得多,所面臨的風險也更大,所以它們總是希望盡快收回投資,很少考慮這是擴展自身規模的必要過程。五是競爭優勢轉移困難。通常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的中小企業都是同類企業中的佼佼者,已經在國內市場上確定了自己的競爭優勢。然而它們在國外設立分廠后,經常發現在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無法轉移到東道國子公司。
2.外部原因。與大公司相比,中小公司更易受到外部環境的不利影響。這些不利影響有的來自母國干預,有的來自動蕩的國際局勢,更多的來自東道國限制。一是利率的升降。利率受國家宏觀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及市場行情等因素的影響,經常處于不穩定狀態,或升或降,引起投資企業的收益波動起伏。二是購買力的變化。這是由于通貨膨脹造成投資企業的投資到期或中途出售時,所獲現金的購買力下降而帶來的。三是被投資方因素。企業將自己的資金、資產等投資于被投資企業,希望獲得較好的收益,但由于被投資方經營管理不善而出現經營性虧損,或無法按期向投資企業支付紅利或償還本息,勢必給投資企業帶來風險,造成經濟損失。四是東道國對中小企業直接投資行為的控制。大多數國家,外國投資者要建立新投資項目或并購本地廠商,須得到批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少數發達國家還建立了系統篩選外國投資的程序,以法律和行政手段來規范和指導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行為。五是東道國客觀因素的制約。基礎設施落后。交通設施不完善,缺乏現代化的通訊手段,銀行及金融機構效率低下,沒有安全的法律保障等。政治風險。這里的政治風險是各種政治力量使一個國家商務環境發生劇烈的變化并影響具體企業的利潤及其他目標的實現。特別是那些缺乏國際經驗的中小跨國企業,由于不能對政治風險進行正確評估和預測,它們無法把握政治風險中存在的商務良機,卻往往成為風險中最無力的受害者。
三、中小企業對外投資風險應對策略
(一)建立企業融資風險管理機制
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要靈活運用各種融資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資風險。盡量在東道國融資,尤其是境外企業所需短期流動資金,應盡可能爭取在東道國當地解決。當地融資,當地使用,當地償付本息,使用同一幣種,可以回避匯率變動的影響。跨國企業應善于利用國際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種創新工具,對境外融資風險進行積極的防范。利用遠期外匯或外匯期貨交易;利用互換交易,包括利率互換、貨幣互換等,通過互換交易增強跨國企業金融資產的流動性。還可以推廣運用國際項目融資和國際租賃融資來降低融資風險。國際項目融資是一種有限追索權的融資方式,由于貸款抵押物僅限于項目本身的資產,因而能減少項目舉辦國政府的直接債務或擔保義務,降低籌資風險。因此,應該盡快推廣運用這種國際融資方式。
(二)建立完備的監管組織體系
一方面針對目前管理混亂的局面,建議建立專門的海外投資管理機構,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管理。海外投資機構總部可以設在國內,在其它國家依托駐外國的中國大使館,設立相應的分支機構。海外投資管理機構可以集規劃、立項、審批、協調、管理、咨詢、服務于一體。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資審計與績效評估機構。建立單獨的審計與績效評估機構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審批和審計職能分開,以利于相互制約;中國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是國有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很容易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必須加強對這些國有企業的監督。
(三)進一步加強監管制度建設
要加強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法制建設,應盡快制定一部保護、鼓勵和管理海外直接投資的綜合性基本法即《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法》。該法應明確規范政府部門對各類海外直接投資的管理權限以及投資主體的權利和義務,同時應表明政府對海外投資的基本態度和應采取的激勵或限制性措施。在這些法律法規的制定中,要做到實施的可行性與實際需要相結合。比如當務之急應確定對外直接投資具體的量化審批標準,如可以擬訂企業綜合評價表,通過一系列財務指標衡量企業所得分數,規定超過一定分數的企業才可以投資某一項目,對大宗海外投資項目應限定一些必要條件。
(四)建立完善的服務體系
企業在國內獲得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審批和使用外匯的審批需經過繁雜的行政程序。中資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還面臨著諸多的困難和挑戰,如商業策略、融資渠道、品牌發展、信息管理和人力資源等問題。各級政府應針對中國企業的切實困難,建立完善的服務體系,包括政策咨詢、商機、規劃立項、項目審批、協調運作、融資扶持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國外市場信息的咨詢服務和必要的技術幫助。
(五)培育核心競爭力的行業體系
依照投資額計算,在全部對外投資中,初級加工制造業、服務業等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占主要地位,貿易型投資比例高,產業結構高級化尚未成為主要的投資,反映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層次水平低,我國企業的整體競爭力還比較弱。政府在資金、政策等方面要給予大力傾斜和扶持,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抓手,培育龍頭企業,形成支柱產業,逐步形成一定規模的行業體系,提高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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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關不通過,其它一切都是免談。
數據顯示,2005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5.8%;2006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61.3億美元,同比增長31.6%;截至2006年底,我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733.3億美元。 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連續三年上漲,漲幅也越來越大,對外投資發展速度也越來越快。因此,風險保障的需求就更大。
鄭磊介紹說,對外直接投資需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風險是一般企業在進行對外貿易時最先需要考慮的一大要素。只有風險在企業可接受范圍之內,才有可能進一步考慮產品的開發、工廠的選址以及長遠的規劃等問題。但是,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也存在諸多風險是企業都難以捕捉,防不勝防的,因此,再成熟的風險評級報告也有難以預料的風險。比如說,按照評級顯示,意大利是相當成熟的市場,風險級別很低,但是卻也出現過企業貨物被燒的風險。“對于一些人力不可預知的風險,解決的關鍵就不在于如何評級警示風險,而在于提供相應配套的保險保障。”鄭磊認為。
據記者了解,在歐美等發達國家,針對對外投資風險防范和保障方面,無論是保險公司還是政府的防御措施都相當成熟。而我國由于起步較晚,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經驗貧乏,政府方面在對外資貿易風險方面的工作也很薄弱。資料顯示,由商務部提供的對外投資數據以及外部投資環境,在時間上以及內容上均相對分散,缺乏整體性和可觀性。
“以前企業進行對外投資貿易,大部分風險警示都是由商務部或外資司不定期,隨機性很強,而且基本上也都是能預料到常規風險。比如說,匯率的風險,戰爭的風險等。當一個企業在一個地方已經有巨大投資的時候,不定時的風險預警出現,企業也不能馬上就撤資。這種風險預警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性。”鄭磊說。
《報告》的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是我國惟一一家承辦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業務的金融機構,業務主要是海外投資保險業務、來華投資保險業務和租賃保險業務。投資保險的產品種類包括,海外投資(股權)保險、海外投資(債權)保險、來華投資(股權)保險、來華投資(債權)保險、海外租賃保險和來華租賃保險。
“《國家風險分析報告》對企業開展跨國經營評估,規避海外政治性風險提供指導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海外工程承包和海外投資平穩發展。”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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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資料引自匯率網(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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