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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旅游資源概況范文第1篇

一、教材處理生活化——滲透新課程理念

新課程改革要求教師不僅成為課程研究者,而且成為課程設計者。筆者倡導的教材處理生活化是指結合學生的認知水平,對教材進行科學的取舍、整合并進行一些生活化的處理,力求改“教教材”為“用教材”。筆者在教學中始終瞄準學生的生活實踐和已有知識,根據學生心理發展規律,聯系實際科學處理教材,選擇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基礎知識,設計富有情趣和意義的教學活動,引導學生從現實生活的經歷與體驗出發,體會學習地理的快樂。引導學生在生活中發現地理問題,提升生活品味,增強生存能力。同時引導學生從地理的視角思考問題,關注家鄉,為培養具有地理素養的公民打下基礎。從而充分體現“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和“學習對終身發展有用的地理”的理念。

例如,筆者在8月份參加江蘇省教師網絡團隊比賽時,針對“澳大利亞”一節中“世界活化石博物館”和“騎在羊背上的國家”,在教學設計中運用“生活化”的處理方法,滲透家鄉的特有動物丹頂鶴、麋鹿,引用生活中常見的“羊毛衫的標識——澳毛”等學生生活中的地理內容,贏得評委青睞,榮獲一等獎。又如,筆者參加江蘇省初中地理優質課評選時,對八年級上冊“土地資源”一課進行教學設計時結合當地新農村建設和學生生活實際,重新編輯制作了一段MTV視頻——《在希望的田野上》,用它創設情境,導入新課,引人入勝,學生倍感親切。在認識土地資源的類型和探究土地資源的特點后,筆者話鋒一轉,“誰不說俺家鄉好!你對家鄉知多少?”把同學們的思維牽引到“感受家鄉土地”上來。

所以,生活化地處理教材,既能滿足學生好奇心,又能激發學習興趣;既能活躍課堂教學氣氛,又能活躍學生思維;既有利于發展學生智能,更有助于提高地理課堂教學有效性。

二、教學內容問題化——體現新課標要求

蘇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靈深處,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個發現者、研究者、探索者。”而長期以來,學生大多“沒有問題”、創新能力“先天不足”。因為書本上的一些結論是教師講出來的,不是學生學出來的。為此,筆者認為在進行教學設計時要將教學內容問題化,即根據課程標準,把所要傳授的教學內容分解成一個個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的問題,以及鼓勵并指導學生在充分預習的基礎上,多角度、多側面地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教師應在學生提問的基礎上,設計一些開放的、發散的、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建構一個問題系統,將一個大問題分解為一系列子問題,然后引導學生通過對這些子問題的思考,自主合作探究,通過實踐、設計、實驗等方式驗證、應用所學,既能夠體現新課標的要求,也能夠充分體現“構建開放的地理課程”的理念。從而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地理思維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

例如,在學習“西南邊陲的特色旅游區──西雙版納”一節時,可按照“是什么?——為什么?——怎么做?”的思路,精心設計三大問題——“西雙版納的旅游資源有哪些?為什么西雙版納的旅游資源十分豐富?怎么開發利用西雙版納的旅游資源?”,然后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讓學生通過自主合作探究,去分析和解決問題。又如,在學習“水資源”一節,可以設計三個環環相扣的問題——“我國缺水嗎?”(水資源匱乏)——“我國水資源匱乏的原因”(時空分布不均)——“我們怎么辦?”(節約和保護水資源);再如,在設計“我國的人口”一節時,可以提出“根據對身邊居民分布及遷移情況的了解,你認為我國人口增長與分布有什么問題?你知道或你認為應怎樣解決?”這樣不僅利于學生對所要學內容的整體把握,也利于學生創造性地使用教材、探究性地自我發展,從而實現課堂教學有效,甚至高效。再如,在學習“天氣對人類的影響”時設計:“你能舉例說出天氣對你的生活的影響有哪些?”等問題不僅利于激發學生參與話題討論,還利于引導學生注意在生活規劃中關注天氣,形成使用地理知識、技能指導生活、生產的意識。在進行“中國的行政區劃”一節教學中,指導學生進行34個省級行政單位的查找識記,為避免枯燥機械,可以設計“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指的是哪的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位于哪個省?”等富有人文色彩的問題,不僅利于激發學習興趣,還利于拓展知識視野,感受學習地理的樂趣,增強學習地理的意識。

三、教學環節活動化——凸顯新課改特色

《地理新課程標準》指出:“要根據教學目標、教學內容特點、學生年齡特征、學校條件以及教師自身特質選擇合適的地理教學方式,注意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幫助學生學會學習。應堅持啟發式教學原則,提倡探究式學習,培養學生探究意識,引導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自主學習,體驗解決地理問題的過程,逐步掌握分析和解決地理問題的方法。為此,筆者認為在進行教學設計時要將教學環節活動化。所謂教學環節活動化是指著眼于學生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的培養,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注重教學環節的活動化,給足學生學習時間,留足學習空間,讓學生成為課堂的真正主人,使“教室”成為真正的“學堂”。

例如,“巴西”第一目“大量混血種人的社會”的學習內容可設計成旅游活動:行程路線一,走進巴西國家——說出巴西的位置和面積特征;行程路線二,走進巴西家庭——探究巴西的人種特點及成因;行程路線三,走進巴西街頭——感受巴西的多元文化及其影響。又如,“澳大利亞”一課可設計成參 觀學習活動:第一站,走進動物世界王國;第二站,走進澳大利亞;第三站,走進牧場生活;第四站,走進工礦企業。又如,“黃河的治理”一節可設計成主題教育活動:主題一,你對黃河知多少——黃河的概括;主題二,母親河的貢獻——豐富的資源;主題三:黃河的憂患——黃河帶來的危害;主題四,我為黃河把把脈——造成危害的原因;主題五,我為黃河繪藍圖——黃河的治理。再如,“長江的開發”可設計成課堂探究活動:課堂活動一,飲水思源——探尋長江源流概況;課堂活動二,靠水吃水——探索長江開發方向;課堂活動三,涌泉相報——探求長江治理措施。這樣活動化的教學設計,既符合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獨立思考能力,更符合新課程理念,拓寬學生地理學習空間、增強學生地理實踐能力,從而達到構建開放地理課程的要求。

四、教學過程信息化——展現新技術魅力

巴西旅游資源概況范文第2篇

[作者簡介]李正歡(1979―)，女，福建三明寧化人，華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管理2004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旅游企業管理；鄭向敏(1954―)，男，福建泉州永春人，華僑大學旅游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本文對利益相關者理論在國外旅游領域研究的緣起、研究概況、研究內容進行了總結。研究發現，國外旅游領域時利益相關者的研究大多沿襲了傳統利益相關者理論已有的研究基礎，集中在利益相關者的界定、利益相關者的權力、利益和關系等幾個方面；研究涉及范圍廣泛，無論是具體案例的分析，還是對基礎理論的探討，研究開始深化和細化，研究方法趨于多樣。同時，本文對目前研究中所顯現出來的一些局限性進行了歸納分析。

[關鍵詞]旅游；利益相關者；國外；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17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6)10―0085―07

1　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領域研究的緣起

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是一個管理學概念。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研究的真正起步始于20世紀60年代，它極大地挑戰了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股東至上理念”，隨后得到管理學、倫理學、法學和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的關注，但企業一直是該理論的絕對研究主體，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后，其研究主體開始從企業擴展到政府、社區、城市、社會團體以及相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等。

利益相關者理論中的利益相關者是指“任何能影響組織目標實現或被該目標影響的群體或個人”(Freeman，1984)。這一理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引入旅游研究領域。其實，在旅游研究領域正式引入利益相關者這一概念之前，部分學者便開始從大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協作旅游(collaborarivetourism)、伙伴關系(partnership)等角度研究旅游。如洛斯勞等(Rosenow et al．，1979)便強調在旅游目的地管理與發展中有必要引入公眾參與。許多早期的旅游研究文獻也開始研究單個的利益群體，如居民和游客。楊(Young，1973，轉引自墨菲，1985)認為，每個既定的旅游區域都存在一個飽和水平，一旦超過這個水平，旅游的成本將超過收益。道克斯(Doxey，1976)根據楊(Young)的飽和水平理論，提出了著名的“憤怒指數模型”。墨菲(Murphy，1985)提出在未來的旅游業發展中，要盡力讓社區參與到規劃中。從此，社區作為一個關鍵的利益相關者得到了較大的關注，尤其是對社區參與旅游規劃與管理決策、公平分享旅游利益與公平分擔旅游負面影響等問題特別關注，而這些與社會責任、公平倫理有關的問題與利益相關者理論強調管理的社會責任和倫理是相呼應的(周玲，2004)。

利益相關者在旅游領域研究的緣起，與可持續旅游的發展也是分不開的。早在1984年，《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WCED，1987)便指出在可持續旅游的過程中有必要理解利益相關者，可持續旅游發展是個困難的過程，在讓部分人受益的同時，勢必影響到部分群體的利益，因此，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WCED，1987)明確指出，引入利益相關者理論是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要求之一。旅游地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內涵至少強調：①在保護和增進未來發展機會的同時，滿足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當前的各種需要。②旅游業帶來的效益要廣泛滲透到社會之中，尤其應當對當地居民帶來裨益。③強調發展機會的公平性，強調本代人之間、各代人之間應公平分配有限的旅游資源，一部分人旅游需要的滿足不能以旅游區環境的惡化為代價，當代人不應以滿足自己的旅游需求而損害后代公平利用旅游資源的權利。而這些內涵與利益相關者理論所強調的倫理、公平也是相呼應的。

2　研究概況

以Elsivier文獻庫的sciencedirect為引擎，在期刊名含“tourism”的期刊中，以“stakeholder”為檢索詞進行檢索。其中包含了旅游研究中權威的兩種雜志《旅游研究紀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AOTR)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TM)。檢索結果如表1所示。

2．1　早期研究文獻

在期刊名含“tourism”的期刊中，全文中最早出現“stakeholder”的時間是1988年，是發表在AOTR1988年第2期的《社區中負責任和響應靈敏的旅游規劃》(Responsible and Responsive Tourism Planning inthe Community)，主要研究旅游規劃中的社區參與。

關鍵詞中最早出現“stakeholder'’的時間是1995年，是發表于AOTR 1995年第1期的《協作理論與社區旅游規劃》(Collaboration Theory and CommunityTourism Planning)，主要探討社區旅游規劃中利益相關者的協作問題。

篇名中最早出現“stakeholder”是1996年，是發表于TM第7期的《從股東到利益相關者：旅游營銷者的關鍵問題》(From Shareholders to Stakeholders：Critical Issues for Tourism Marketers)，主要探討利益相關者理論對旅游營銷觀念轉變的意義。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益相關者引入旅游領域研究的時間大概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但是旅游領域對利益相關者的明確關注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左右。

2．2　文獻的年份數量分析

由表2可知，對摘要、篇名、關鍵詞3種方式聯合檢索得到的文獻是40篇，這40篇文獻的年份分布數量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篇名含“利益相關者”的文獻共9篇，1999年以后的文獻就占了8篇。從聯合檢索來看，1999年后的文獻數量是30篇，占總篇數的66．67％，表明從1999年開始，研究者在旅游領域對利益相關者的關注較多。與此相關的是，1999年“利益相關者”這一概念正式列入世界旅游組織制定的《全球旅游倫理規范》(世界旅游組織，2000)，表明這一概念得到旅游官方文獻的正式認可，這也推動了研究者對利益相關者概念在旅游領域的研究。

2．3　利益相關者在旅游領域涉及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興趣

對摘要、篇名、關鍵詞3種方式聯合檢索得到的文獻進行分析，其應用研究對象涉及社區旅游、校園 旅游、生態旅游、國家旅游、高爾夫旅游、區域旅游、野外旅游、遺產旅游、山地旅游、鄉村旅游、自然旅游、酒店、旅游商、旅游目的地管理部門、旅游營銷者、旅游政策制定、旅游目的地競爭力、環境倫理、可持續旅游等眾多方面。從研究關注的興趣來看，“community(社區)”、“collaboration”(合作)、“sustainable(可持續)”、“destination(目的地)、“equity(公平)”、“ethic(倫理)”相伴出現的概率較高，反映出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領域的研究興趣所在(見表3)。

3　主要研究內容

目前對旅游領域對利益相關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大類：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與管理方法研究、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規劃與目的地(或旅游企業)管理中的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規劃與目的地管理中的應用效果評價。

3．1 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與管理方法研究

綜觀旅游領域關于利益相關者的研究文獻可以發現，目前已有的研究出現了兩種明顯的研究思路。第一種思路是借鑒利益相關者管理的傳統理念，首先對利益相關者進行界定，然后有關部門在制定政策和實踐過程中應該根據利益相關者的權力和影響來考慮其利益，而且，擁有更多權力的利益相關者應該得到更多的考慮(Rosenow，1979；Markwick，2000)。第二種關于利益相關者的研究思路出現于近幾年，涵蓋了合作思考(collaborative thinking)等內容。這種研究思路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規范方法，它暗示應該考慮每一個利益相關者群體，某一個利益相關者不應該比其他利益相關者擁有優先權(Sautter& Leisen et a1．，1999)。

無論采取何種研究思路，旅游領域對利益相關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相關者的界定、利益相關者的權力(power)、利益(interest)和關系(relationship)等幾個方面，在關系的研究上包括了利益相關者的協作與沖突問題。

3．1．1　利益相關者的界定

利益相關者的界定是將利益相關者理論運用到旅游領域的基礎，而旅游業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產業，比其他大部分行業所涉及的利益相關者都要多，因此在利益相關者界定方面顯得復雜而困難得多。不同類型的旅游組織或旅游地，對利益相關者的界定不盡相同，而且以不同的行為主體為中心會涉及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例如，簡?羅伯森等(Jane Robsonet al．，1996)以旅游經營商為中心列舉出12個利益相關者，以當地政府旅游市場營銷者為中心列舉出18個利益相關者。桑特和雷森(Sautter & leisen，1999)根據弗里曼(Freeman)的利益相關者圖譜，勾勒出一幅以旅游規劃者為中心的8個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圖譜；布蘭威爾和夏蒙(Bramwell&Sharman，1999)提出目的地在制定“旅游發展規劃”時需要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及合作，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一個評判目的地旅游發展規劃是否合理的“利益相關者系統分析框架”；瑞恩(Ryan，2002)則給出了旅游經營者在旅游開發經營活動過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利益相關者基本圖譜；彭斯等(Bums et a1．，2003)則針對野生動物旅游，以澳洲野狗為中心列舉了10個利益相關者。

希翰等(sheehan et a1．，2005)認為，大多文獻中對利益相關者的界定，只是指出了應該關注哪些利益相關者，但對于如何從眾多的利益相關者中界定重要的或關鍵的利益相關者，并沒有提供出一個具體的方法。因此，該文運用問卷調查，以實證方式對北美在旅游目的地的CEO進行了調查，從32個列舉出的利益相關者中選出了目的管理組織(DMO)的12個核心或重要利益相關者，并發現酒店協會似乎是目的地管理組織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3．1．2利益相關者的權力、利益

很多研究文獻都闡述了權力在利益相關者理論研究中的重要性(Jamal et a1．，1995；Reed，1997；Bramwell et a1．，1999；Taylor，1999)。里德(Reed，1997)引入組織理論論證了權力關系對社區旅游規劃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社區旅游中，權力關系是了解社區旅游規劃特點和因果關系不可或缺的因子，權力關系會改變協作行動的結果，是協作成功或失敗的一個變量。但是對于權力關系的具體表達，少有文獻涉及。

“利益”是聯結利益相關者的核心紐帶，旅游涉及到的利益相關者眾多，而且利益之間存在較大的異質性，因此，對利益的具體表達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也是少有文獻涉及。大多文獻定性地分析了利益相關者不同的利益主張(Reed，1997；Bramwell eta1．，999)。

馬克溫克(Markwiek，2000)對馬耳他一高爾夫球場建設項目中出現的發展派和保護派進行了調查與分析，結果發現構成兩派的利益相關者在對待成本和收益上存在著不同的利益主張，于是借鑒孟德魯(Mendelow)的利益相關者權力一利益矩陣(stakeholder mapping)來分析其利益相關者問題(如圖1所示)。

3．1．3　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與協作

由于各自追求的利益不同，平衡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于是利益沖突問題便顯得尤為突出。因此，在旅游發展中，如何讓利益相關者參與進來，有效協作以減少沖突是利益相關者理論運用實踐中的重要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經常會借鑒社會學與管理學中的組織理論、溝通方法、公眾參與等理論與方法進行分析，以尋求解決問題的理論框架和提出利益相關者管理對策與建議(周玲，2004)。

其實，“協作”對于利益相關者理論來說并不是一個新名詞。弗里曼(Freeman，1984)曾指出，有效管理利益相關者需要理解3個主要焦點，即有效識別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組織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交流管理。

在利益相關者協作問題的研究上，部分研究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的協作有助于制定旅游目的地規劃、政策和管理，或有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Santter等，1999；Fisun，1999；Ritchie，1999；Markwick，2000；Ryan，2002)。費森等(Fisun et a1．，1999)指出，盡管協作規劃是費時和困難的，但它可以證明是能夠“長期內可以避免沖突成本，政治上更合理，并能夠建立利益相關者的知識庫和能力”。此領域涉及到的研究有關系與協作的組織形式(Jamal et a1．，1995；Reed，1997；Lindermberg，2002)、協作的方法(Ritchie，1999；Markwick，2000)、利益相關者協作中的權力關 系(Reed，1997)、協作關系(Lindermberg，2002)等。

里德(Reed，1997)引入組織理論論證了權力關系對社區旅游規劃的影響，研究結論認為：在社區旅游中，權力關系是了解社區旅游規劃特點和因果關系不可缺少的因子，權力關系會改變協作行動取得的結果，甚至是阻止協作行動，因而協作理論應將權力關系融合為一解釋協作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的變量，研究權力關系是如何影響基于社區的旅游，而不是如何尋找消除權力的機制。

里奇(Ritchie，1999)對加拿大班芙博峽谷(Banff-Bow Valley)國家公園價值驅動遠景(value-drivenvision)設計過程進行了研究，并在方法上有所創新。該文探討了多個利益相關者合作參與的“基于利益的談判”和“共同決策”的圓桌會議程序和方法，研究認為共同決策過程雖然緩慢而艱難，但這一過程能夠考慮到某決策影響到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而具有社會歷史性意義。

馬克溫克(Markwick，2000)則建議研究者、政策制定者與管理者根據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他們與各種環境的、經濟的有利和不利的利益聯系來了解旅游開發中的沖突，并可借助權力一利益矩陣這一成熟的利益相關者分析方法，來識別和解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根據特定利益來實現占主導地位的途徑。

林德伯格等(Lindermberg et a1．，2002)研究了巴西Costa Dourada項目中的合作關系對欠發達國家中區域旅游協作的影響，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雖然規劃中力圖讓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參與，但由于經濟、政治和行政等方面存在困難，規劃仍采用了傳統的政府決策模式，參與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各級政府和政府各部門，而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商業部門和當地居民的參與非常有限。因此，該文在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提出了旅游發展中合作關系進程的分析框架。

桑特和雷森(Santter＆Leisen，1999)探討了如何將利益相關者理論作為一個規范規劃模型(normative planning)，來促進旅游規劃中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由于旅游規劃中涉及到眾多的利益相關者，而且存在很多的兩兩關系分析(dyad)，如政府――居民之間關系、居民――旅游者、旅游者――企業、居民――旅游企業等等，于是借助市場營銷中基于過程的關系型取向戰略和基于結果的交易型取向戰略的理念，構建了利益相關者取向矩陣。任何兩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都可用這個矩陣來解釋。利益相關者對旅游開發的價值取向一致性可以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即圖2中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而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取向不一致則意味著沖突，所以規劃者的任務是找出和維持共同戰略取向的利益相關者關系以實現協作。而且，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戰略取向是動態變化的，如可能從圖2中第一象限變化到第二象限。

3．2　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規劃與目的地(或旅游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3．2．1 利益相關者理論對旅游規劃與目的地或旅游企業管理的作用

大多文獻認為，讓利益相關者參與是一個地區旅游業獲得成功的關鍵，因此必須理解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并讓核心利益相關者能夠參與到旅游發展的過程中(Jamal et a1．，1995；Jane Robson et a1．，1996；Reed，1997；Bramwell et a1．，1999；Sautter et a1．，1999；Fisun，1999；Lindermberg et a1．，2002)。費森等(1999)強調目的地尤其是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地進行旅游開發規劃時特別需要考慮、兼顧利益相關群體的利益，廣泛征求、聽取他們的意見，接受他們的監督。

部分文獻探討了利益相關者理論對旅游規劃的重要性(Jamal et a1．，1995；Reed，1997；Bramwell eta1．，1999；Sautter et a1．，1999；Fisun，1999；Lindermberget a1．，2002)，一些文獻則探討將利益相關者理論運用到旅游企業，可以有效地促進與當地社區的互動(JaBe Robson et a1．，1996)。

利益相關者理論對旅游規劃與目的地管理的作用可以減少沖突，增強合作，以及促進旅游規劃的更好實施。但同時，利益相關者理論在運用到旅游領域時，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如增加了規劃和管理成本、合法利益相關者難以界定(Reed，1997；Bramwellet a1．，1999)、利益相關者參與能力(Reed，1997；Lindermberg et a1．，2002)、權力大多被控制在當地的精英(elite)和經常發出“聲音”的人的手中，沉默的大多數和當地少數民族的利益會被忽視(Taylor，1995；Tosun，2000；Christina et a1．，2005)。大多數研究者都強調利益平衡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具備參與所必備的能力(Reed，1997)，尤其是在一些欠發達國家，專家就可能無法有效地參與到旅游中(Brohman，1996)。而且，對利益相關者參與旅游最大的批評在于協作旅游存在于一個假設，即簡單地理解為讓所有的利益集團參與到旅游中，就可以解決利益分配和權力平衡問題。但這忽視了權力和資金分配的基礎約束(Reed，1997；Fisunet a1．，1999)。另外，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利益相關者參與的程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如在發展中國家，對社區參與有操作上、結構上和文化上的限制(Tosun，2000)。

3．2．2　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規劃與管理中的應用方法

研究者主要采用訪談(interview)(Fisun et a1．，1999；Burns et a1．，2003；Sheehan et a1．，2005；Christinaet a1．，2005)、問卷調查(survey questionnaire)(Christinaet a1．，2005：Sheehan et a1．，2005)、利益相關者圖譜(stakeholder mapping)――權力―利益矩陣(Markwick，2000)、圓桌會議(round table)(Ritchie，1999)等方法，來了解利益相關者對旅游規劃與管理政策或措施的態度和看法。

3．3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實施效果評價

此領域的研究主要考察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領域運用的效果(Williams et a1．，1998；Bramwell eta1．，1999；Andrew，2003；Christina et a1．，2005)，部分研究對多個利益相關者協作制定政策或參與旅游項目實施的效果進行了評價(Williams et a1．，1998； Christina et a1．，2005)。

威廉恩斯等(Williams et a1．，1998)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對旅游利益相關者參與土地利用戰略規劃中的共同決策的情況進行了評估，研究發現，一些代表缺少共同決策的責任感，政府對旅游利益相關者的微弱支持，以及缺少進行談判的資源等，阻撓了旅游利益相關者參與共同決策的過程。該研究對于旅游規劃與管理中利益相關者共同決策的程序設計、組織和管理具有借鑒意義。

布蘭威爾和夏蒙(Bramwell & Sharman，1999)則綜合運用組織間協作理論、規劃中的溝通模式理論、公民參與理論，構建了“地方協作政策制定程序(local collaborative policy-making process)的有效性”的評估框架，并結合案例對此評估框架進行了檢驗。

安德魯(Andrew，2003)評估了環境倫理背景下利益相關者對自然界的行為，結果發現當前大多數利益相關者的環境保護倫理觀仍然是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環境思想，環境只是人類實現人類自身利益的工具性存在，而很少有進一步走向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觀。

克里斯蒂娜等(Christina et a1．，2005)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挪威政府在世界遺產地老撾瑯勃拉邦(Luang Prabang，Laos)實施的一個利益相關者合作項目的效果進行了評價，以檢驗利益相關者合作是否實現了項目設立的4個目的：是否促進遺產保護與旅游之間的協作、是否實現遺產與旅游組織之間的溝通渠道、是否為遺產保護管理創收、是否讓當地社區參與到旅游活動中。研究結果發現，本項目并沒有實現當初設項的目的，當地居民在此項目中并沒有獲得多大的利益，真正獲利的是那些政府官員或代表當地居民利益的所謂“精英”，大多數居民是“沉默的”或“無權力的”。

4　結論與展望

總結國外對利益相關者在旅游領域研究的歷程、興趣點、內容和方法，可以發現此領域的研究呈現以下特點：

4．1 國外旅游領域對利益相關者的研究大多沿襲了傳統利益相關者理論已有的研究基礎，集中在利益相關者的界定、利益相關者的權力(power)、利益(interest)和關系(relationship)等幾個方面。

4．2　研究范圍廣泛，涉及社區旅游、校園旅游、生態旅游、國家旅游、高爾夫旅游、區域旅游、野外旅游、遺產旅游、山地旅游、鄉村旅游、自然旅游、酒店、旅游商、旅游目的地管理部門、旅游營銷者、旅游政策制定、旅游目的地競爭力、環境倫理、可持續旅游等眾多方面。

4．3　研究興趣主要與旅游協作、社區參與、旅游可持續發展、旅游倫理、旅游公平等研究主題相關，尤以利益相關者協作問題與可持續發展為關注焦點。

4．4　研究從前期理論引進探討到以案例的描述和分析為主，無論是具體案例的分析，還是對基礎理論的探討，研究開始深化和細化，研究方法更加多樣。

4．5　研究中所顯現出來的一些局限性也是未來研究所面臨的挑戰。利益相關者作為一種理念和分析方法，理論上對于解決旅游規劃與目的地管理等問題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實踐中是否真正有效、如何保證有效是該領域研究的挑戰，如利益相關者的劃分依據、利益與權力的明確表達以及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作方式、協作程序、影響利益相關者參與的變量以及利益相關者理論實施效果的實證評價等等，都是未來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化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