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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債務危機解除范文第1篇

關鍵詞： 地方政府； 債務危機； 破產監管； 機制設定； 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 D7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973（2014）03-0034-05

地方信貸市場的發展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已經成為其重要的資金來源渠道；二是地方個體資本的興起在地方財政中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程度甚至超過了傳統的銀行借貸。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響，地方信貸市場的發展仍處于薄弱狀態，其中最主要表現為地方債務及其債務違約問題。國外的地方政府或是新興市場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例如俄羅斯在1998至2012年間的89個區域政府中至少有57個區政府發生債務違約，導致俄羅斯整體經濟的下滑；美國在經濟大蕭條期間，全美4770個地方政府的違約金額總計達到了28.5億美元。直至2013年，美國的“汽車之都”底特律更是因為負債185億美元而宣布破產。地方債務引起的地方破產會嚴重影響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同時還會壓縮地方財政資金投入以及阻礙地方資本市場的發展，由此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雖然目前我國對于地方政府債務的事前借貸建立了相應的監控體系并且采取了諸多限制，例如設置了平衡預算、限制債務比例以及債務償清率比例等規定，但這些限制和規定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要建立配套的事后破產機制來作為相應的補充。因為事后破產機制建立的清晰規則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信用度，恢復地方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并且促使無償債能力的地方政府回歸可持續發展的財政路徑，從而確保公共服務的供應。因此，對國外地方政府債務破產機制進行評述和總結，有助于我國更好地面對和處理地方政府因債務違約所帶來的后續問題。

一、國外地方政府事后監管機制的設立

（一）美國

美國自19世紀40年生第一次地方債務危機后，便對地方政府借貸制定了一系列的監管改革。《市政破產法》是其制定的重要法律制度，雖然同期實施的還包括基礎設施融資法以及取消無稅融資等規定，但《市政破產法》至今依然是美國政府實施破產機制的主要法律制度。即當債務出現違約后面對債務償還的問題，美國的做法是由法院“訓令書”來征收新稅。“訓令書”類似于一種法院命令，要求公共部門采取某種行動的通知，“訓令書”會要求通過立法機構對市政機構權限內的所有財產進行征稅來用作對債務進行償還。[1]但在實際中，增加新的稅收通常會導致高稅收者或是企業的外逃反而使稅收降低。在此情況下，假如地方政府整體對債務無力償還，那么市政官員便會采取各種行動來逃避債務償還的責任，極端情況下還會導致當屆政府的集體辭職，此時“訓令書”便失去其效用。因此，美國政府在為了制約這種債務逃避無法鉗制的情況下制定了《市政破產法》，又稱為《美國破產法》。該法律是專門針對美國各州下屬地方政府債務破產機制而設立的，它規定了一種程序化的處理方式，使得債務在違約的狀況下依然可以進行債務重組程序，進而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破產問題。《美國破產法》為美國各州地方政府在制定或選擇破產程序時提供了一個參考框架，依據此框架美國各州地方政府設立了相應的事后監管機制。美國50個州中有21個州采納了《美國破產法》，3個州在采用的同時附加了重要條件，另外21個州是根據其框架結合地方自身的狀況制定的。美國市政破產機制建立的成功之處在于美國擁有成熟的政府間財政體系，以及基于以市場導向為主的金融體系關系，其建立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解決債務鉗制的問題。但相對于政府間財政體系仍在發展和完善的國家，采用美國地方破產機制還需考慮其政治和經濟因素的相關影響。

（二）南非

南非制定地方政府破產機制的動機不同于美國，美國的破產機制主要是基于處理政府間財政體系以及在金融體系背景下市場導向的鉗制問題，而南非則是基于國家政治結構和市政體系發生變化的背景下制定的地方破產機制。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白人區政府和黑人區政府是各自獨立治理的，相比之下白人區政府不論是在信用可靠度還是債務違約率上都要強于黑人區政府治理。但在廢除種族隔離后，新的市政邊界劃分使原來富有的白人區與貧困的黑人區合并在一起，由于存在不同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得新合并的地方政府增加了財政困境和債務違約的不確定性，其中包括在種族隔離時期遺留下的債務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南非的經濟發展，致使南非金融市場上私人資本市場發生萎縮停滯，地方融資只能依靠公共部門的貸款，從而使地方政府的債務不斷增加。在此狀況下，南非政府致力于建立一個統一的框架來治理合并后的地方政府經濟，經過反復辯論和修改最終頒布了新的《市政財政和管理法》。其中破產程序便是該框架中核心部分，包括處理債務及財政調整。南非制定的破產政策明確了債權人及債務人的權利義務和補救方式，這對于地方政府建立具有競爭性的私人資本融資市場具有保障作用，同時對于擴寬多樣化的金融市場也具有重要意義。

（三）匈牙利

匈牙利構建地方政府破產機制的動機主要是出于對債務借貸的約束以及預防地方政府財政惡化這兩個目的。匈牙利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為了促進本國經濟的增長而頒布法案批準地方政府擁有獨立于中央的財政管理權，這一制度意味著匈牙利地方政府在財政管理方面具有完全自由化而不受中央財政管轄的權力，之后地方政府開始利用長期貸款為短期經營赤字融資，同時加大對商業活動的借貸融資。這在短期內造就了地方政府財政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加大了債務違約破產的風險。直至1995年宏觀經濟的衰落致使地方政府在經濟上發生惡化導致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大量資產變成壞賬，巨大的地方債務壓力迫使匈牙利地方政府面臨解體的局面。在此情況下匈牙利中央政府一方面緊急限制借貸并且加強債務的監督；另一方面促使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進行債務重組談判。盡管這種非正式談判能夠引起債務調整，但卻不能規范債務重整的程序。因此，匈牙利政府于1996年制定了《市政債務調整法》來解決地方政府因債務違約帶來的財政危機。這部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其制定了具有創新性的地方破產機制，其中包含了地方政府在申請地方破產后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保護債務方和債權方的權力、地方預算制定的規則以及明確債務借貸限制和違約后果等規定，是一部具有財政透明度和可預測性的債務調整法律。

（四）巴西

巴西在地方破產機制的設定上略有不同。美國、南非和匈牙利的地方破產機制設定偏重于司法作用，而巴西則傾向于運用行政程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西先后經歷過三次大的債務危機。第一次是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際債務危機，負債資金高達190億美元。此次危機致使巴西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無力對債務進行償還，最終以聯邦政府出面與債權人協調后將累計的州、市債務以及剩余本金一起合并作為國家債務進行償還。第二次危機發生于1993年，此次債務危機規模超過第一次債務危機但解決辦法依舊是聯邦政府進行集中償還。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危機發生于1997年，這次債務危機致使聯邦政府重組了相當于本國GDP的11.5%的州債務進行集中賠付。至此之后，聯邦政府對各州政府提出了財政改革意見，要求加強對各州政府債務進行監管，并要求各州政府遵守財政改革方案，其目的是逐步引入財政透明度并最終制定一套適合財政和債務調整的詳細方案。在此要求下聯邦政府與25個州政府達成一致，最終頒布了“9496號法令”。此法令明確規定了債務借貸與收入之比、基礎財政收支、資金投資上限以及企業私有化轉讓等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債務調整協議中規定了各種債務償還的抵押品，一旦州政府出現債務違約，中央政府有權扣留并處理。[2]之后巴西政府又進一步對決議進行修改，重新為債務借款、償還及債務存量設置了固定的上限，并最終制定了《財政責任法》，將債務的限制與監管結合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中，解決了債務破產的深層原因。

二、地方政府事后監管機制設立的核心要素

國外地方政府會基于不同的國情而制定不同的破產監管機制，但相同的是都會具有幾個相對核心的構成要素，這些要素是設立地方政府破產監管機制的核心。

（一）申請破產程序

地方政府財政困境可以由各種指標來衡量，如財政收支平衡、財政占總支出占比等，而償債能力也可以用地方政府財政赤字以及債務償還占總收入比重大小來衡量是否具有債務償還能力。地方政府可能會因為逃避債務償還或是避免責任而對外宣布破產，因為不論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支付債務償還或是確實沒有能力償還，申請破產程序都可以使其解除債務償還權力，致使其債務進行重組或是減免。所以，對于地方政府破產的申請具有嚴格的程序，絕非申請就能獲得通過。美國的破產申請條件是債務人在債務期限到期內由專業人員對債務進行審核查驗，如果確認債務人實屬無力償還才能申請破產。南非對地方破產的申請則分為“嚴重財政問題”和“持續性財政債務”兩階段。當地方政府觸及第一階段“嚴重財政問題”時，省一級政府可直接對地方經濟進行干涉。當地方財政涉及第二階段“持續性財政債務”時，則由國家政府出面進行干涉。[3] 因此，地方政府的破產申請不論是美國、匈牙利還是南非，都具有嚴格的申請審批程序，其共同點都是要求在法律規定下符合破產申請條件才能夠申請實施。同時，為了規避地方政府的惡意申請，法律還規定了如果地方政府在申請破產程序中具有償還債務的能力，那么對地方政府破產后的債務不能采取債務減免措施，這就避免了地方政府出于逃避債務而申請地方破產的意圖。

（二）財政調整與債務整頓

地方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往往是其破產的根本原因。如果地方政府在處理財政問題上不能發現產生危機的原因并且及時解決，那么即使債務通過重組或是減免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地方政府依然會再次陷入另一輪財政困境和債務危機，所以財政調整和債務整頓是解決財政問題并且實現財政恢復的先決條件。美國紐約市1975年的財政危機就是由于政府財政管理不善，導致財政赤字不斷上升最終引起地方政府破產。地方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在地方經濟增長和地方基礎財政收支的影響下，會使得地方財政調整變得相對復雜，加之地方政府的財政調整不同于中央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無權自行發債，這就使地方政府無法通過自行發放地方債券進行融資來解決債務問題，同時地方財政調整還依賴于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從而導致財政調整的困難，所以只能加大對債務的依賴卻反而使債務增加。另外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對金融市場的借貸，而銀行對地方政府的信貸通常超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可控范圍，加之還存在預算軟約束和缺乏透明的財政審計制度，進而造成地方債務的不可控性。因此，對地方政府財政進行調整和整頓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變其財政職能而是要幫助地方政府恢復其財政健康，為重新進入金融市場做好準備。

（三）債務重組與減免

對不同國家的破產機制進行分析會發現，債務重組通常是破產程序的核心。如果地方政府提出破產申請，在獲得申請批準后上級政府首先會將地方債務重組為期限更長的債務工具。例如美國紐約市的債務危機就是通過發行較長期限的州債券來償還該市到期的短期債務。但是，債務重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因債務壓力而無法運行的一種方式。因此，債務重組還必須具有相配套的財政緊縮或財政調節政策才能發揮其效用。而債務減免同樣也是化解地方債務的一種方式，債務重組往往要依據行政程序才能進行而債務減免必須通過司法機制才能實現。因為債務減免要考慮債務違約的外生因素影響，不同的外生因素會對債務的償還和重組造成影響，所以只有司法機制才能確保債務減免的公正和平等。但是，不論是債務重組還是債務減免，最為關鍵的是債權人和債務人能否就債務解決方案達成協議，假如不能達成協議那么債務重組或是債務減免就無法起到解決債務危機的作用。美國的市政破產法規定，在債務調整中不論是債務重組還是債務減免，債權方或債務方至少有一方必須接受協調方案。所以，不論是債務重組還是債務減免都是個復雜的過程，它雖然不能彌補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缺陷，但卻是財政改革制度中必須存在的一部分，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債務危機的問題還必須要配合具體的財政調整和債務整頓才行。

三、國外地方政府事后監管機制設計的經驗分析

（一）區別地方政府破產與公司企業破產

公司企業往往在其負債超過其資產或是無力償還到期債務時便會通過變賣資產以償還債務，而地方政府卻不能像公司企業那樣被清算，除非有另一個實體來承擔其政府職責。因此，區別二者破產不同的核心就在于公司企業在破產后能夠自我解散但地方政府卻不行，地方政府的職責決定了地方政府在申請破產后還必須履行其法定的政府職責，繼續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職能。目前現有的地方政府破產機制都是進行重組，破產重組程序會依法對負債進行調整或是減免，從而允許有活力的實體重新開始。重組后的實體繼續存在并且仍在政府的管轄內，同時保留部分公共資產確保政府職責的履行。所以，地方政府破產程序的總體目標在于改善債務的財政狀況，對部分負有債務的實體提供保險功能，從而減少公共服務降低帶來的影響，而不是像企業公司一樣對債務進行清算。

（二）對地方財政實行硬預算約束

破產監管機制的建立有助于強化對地方政府財政的硬預算約束，硬預算約束會使地方政府嚴格控制財政收支及資金收益。同時，地方財政硬預算約束還有利于降低中央與地方間的道德風險，當地方政府因財務管理不善陷入財政困境時，中央政府往往會對地方政府提供無償的財政救助，這樣地方政府就會因為有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而產生道德依賴行為，從而發生對債務違約的失責行為。加之缺乏嚴格透明的地方預算機制，軟預算約束的增加會扭曲市場的價格信號，使市場上的實體經濟受挫，這不僅會增加中央政府的潛在負債危機，還會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或有債務。美國對于地方財政的硬預算約束源自1842年，當時包括佛羅里達州在內的11個州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其原因就是因為地方政府財政存在軟預算約束以及中央政府的無限財政救援政策。這場危機促使美國聯邦政府對各州政府實行了新的財政限制，包括對財政硬預算約束的限制。因此，破產機制對于強化地方政府的財政硬預算約束以及對完善和設計政府間財政體系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三）制定明確的破產規則

地方政府事后監管機制必須具有明確的破產規則，其規則的設定主要基于兩個目標，一是建立具有透明且可預測性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系統，防止道德風險的產生。二是調整或者重組地方政府財務和債務狀況，從而恢復地方政府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假如缺少明確的破產規則，那么地方政府對于債務的調整和重組就必須經過與債權人進行談判來確定，但是根據國外政府破產的經驗顯示，談判的過程往往是漫長而且具有不可控性。這種不可控性表現在地方政府為了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的運行，必須保留大量的公共基礎設施或是服務部門，而債權方則希望最大限度確保償債的履行，兩者利益的不同必然會導致談判協調的破裂。因此，制定明確的破產規則首先是要確保地方政府債務會有效地進行調整和重組，不會因為債權方因為鉗制問題而使債務重組失敗。其次是確保地方政府不會因為債務違約而放棄基本的公共服務職能。破產規則的制定保護了公共服務項目不因地方政府破產而遭受損失，當地方政府提交破產申請時確保公共服務項目不會因資金問題停止其公共服務職責。

（四）明晰債務償還責任

明晰的債務分擔有助于防止道德風險并促使債務人對違約風險負責。原則上對于債務危機的解決應該是合理分擔責任，但實際中往往是中央政府最后承擔所有的債務負擔。國外經濟學家曾提出對于地方政府破產應該實行債務絕對優先規則，因為規則的制定和實行首先是對權利和義務的保障。假如按照規則制定的順序來對債務進行償還，并且償還過程中不存在插隊，那么債務償還的成本就不會增加并且債務的償還還在地方財政支付的可控范圍內，因此可以大大降低其風險的增加。[4] 但是在現實中，世界各國都不存在債務優先償還規則，其原因在于該規則存在一定意義上的理想狀態，盡管絕對優先權可能會對地方債務的償還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但該規則的實施會影響新增借貸的融資。因為根據優先償還規則，所有借貸的債務必須按照其先后順序來償還，這就為新增借貸的償還期限產生不可預期的效應，從而無法再融資新增貸款。但是優先權并不意味著是一種不能實現的規則，優先權對于債務償還的順序具有明確性，這能加速了債務的理清和重組。并且優先償還權還能使得債務方可以提前預見債務借貸償還的期限和預期的損失，從而對債務的借貸起到理想的制約作用。因此，優先償還權對明確債務償還責任還是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優先償還權只是作為一種政策的選擇并不能作為一種明晰的規則來實現對債務的清償。因為地方政府破產后的選擇并不局限于一種規則，它往往會根據其所涉及的政策和社會價值來選取最適合的方式。所以，制定明晰的償債規則不僅會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管理責任還會加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權力及義務。

（五）破產程序方式的選擇

地方破產的程序方式一般分為司法途徑、行政途徑以及混合途徑三種方式。司法途徑是指在地方破產程序中將司法機關作為程序的控制實體，法院在其中作為主體負責，包括制定破產的程序、地方債務違約解決的啟動時間及方式、債務重組賠償的先后順序、區分公共服務的屬性和判定以及債務如何減免等方式。由于債務的解決和處理相對復雜，在重組中司法途徑有助于緩解因政治壓力帶來的阻擾。但是因為地方政府的債務處理不同于普通的公司或是企業的債務處理，地方政府債務的處理還需要經過一定的行政審批權，這就使得司法途徑并不能完全獨立于行政程序而自行執行，司法途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調整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受到限制。匈牙利在破產程序方式的選擇上側重于選擇司法程序，主要是緩解債務重組期間來自政治的壓力，所以基于民利的考慮必須將法律權力放在首位。行政途徑是指由中央政府或上級政府介入到所涉及財政困境的地方政府，暫時對地方政府的財政管理及公共服務運行進行監管或是調整。如果說司法途徑是由法院引起，主要針對的是破產，那么行政途徑中的上級政府或中央政府直接干預則是為了防止地方政府因財政困境惡化導致破產。巴西在破產方式的選擇上采取的是行政途徑，聯邦政府在地方政府申請破產后會直接對破產的地方機構實施救援，起到一定緩解后中央政府再直接對地方財政和債務調整采取直接管理和重組等方式來解決。混合途徑是指采用司法途徑與行政途徑相結合的方式來解決危機，這種方式的優點在于既存在行政干預又確保有司法監督。美國一般選擇采用這種相結合的方式，美國《地方破產法》是專門針對各州政府下屬的各級機構債務重組而專門設立的，其中包括建立防止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困境的債務預警體系和事后干預恢復債務償債體系。[5]這樣當美國各州地方政府出現債務問題后既可以通過行政途徑進行干預還有專門的法律體系保障，有助于地方財政困境和債務調整的解決。

地方債務危機解除范文第2篇

商自然人是指按照法定構成要件和程序取得特定的商主體資格，獨立從事商事行為，依法承擔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個體。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父債子還”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對“破產”的法律概念相對陌生。現代意義上的破產是指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所使用的償債程序和該程序終結后債務人身份地位受限制的法律狀態。“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指“支付不能”，是對全部債務不能清償的綜合概括狀態，是債務人無力支付的客觀狀態而不是債務人不愿或出于惡意而拒絕清償的主觀行為。商自然人破產是商自然人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法院對其宣告破產并對其全部破產財產進行清理分配或和解。商自然人破產并不是把不能清償債務的商自然人的身份地位“破”掉或者是把其破產財產分掉，而是及時切斷商自然人的債務負擔，為其提供“重生”的機會，避免債務惡性地無限膨脹，保障經濟秩序的良好運行。商自然人破產的根本目的從微觀上說在于通過法定的程序，確認商自然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事實狀態，并使其所有債權人能夠得到公平受償；從宏觀上說在于通過優勝劣汰建立和維持良好的市場秩序。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商自然人如果不能進行優勝劣汰，破產法的全部價值就無法真正實現。世界各發達國家的破產立法，無一例外都承認商自然人的破產。

二、商自然人破產的必要性

我國的《企業破產法》（草案）并不承認商自然人破產。但是目前大量的商自然人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中來，產生非常復雜的債權債務關系，并出現越來越多的“百萬負翁”。現實社會需要對商自然人的破產進行立法。筆者認為以下原因都可以說明商自然人破產的必要性：

（一）現代破產制度的社會功能由單一關注債權人的利益，轉為不僅關注債權人的利益，同時也關注債務人的利益。

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應該允許商自然人破產。因為一方面當商自然人陷于債務不能清償時，商自然人有可能將自己現有的有限財產優先償付給與之有特殊利益或關系的人從而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個別債權人也可能先通過法院強制查封或變賣破產人有限的財產，從而使自己優先獲得受償從而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商自然人也可以利用其不能被宣告破產而無限期地承擔連帶債務的特點，利用虛假合同、抵押等方式，在債務出現危機時，隱匿資產或對抗債權人查封拍賣請求，惡意不償還債務，使債權人即使訴諸法律也無法實現其債權。

同時商自然人可以破產也能保護商自然人的利益。因為在一個經濟運轉正常的社會中，允許商自然人破產可以使其通過破產免責，解除剩余債務從而獲得新生，重新投入到社會經濟生活中去；如果背負沉重債務的商自然人不能申請破產，當他繼續參加社會交易時，往往形成一連串的債務不能清償，影響社會交易的安全，最終使債務人成為社會的負擔。如果允許商自然人破產，就可以使商自然人從沉重的債務壓迫下脫離出來，重新開始事業，減輕社會的負擔。另一方面，對于法院而言，如果商自然人可以破產，則可以一并解決針對商自然人的全部金錢訴訟，避免了執行難的問題，也減少了法院及當事人的訴訟。

（二）法律應對同是市場主體的商自然人和企業同樣對待，提供同樣的市場準入機制和同樣的淘汰機遇，設定同樣的破產后果，提供同樣的破產保護。公平競爭原則是市場經濟基本原則，所有經濟主體，無論大小、強弱、所有制形態如何、其市場主體地位都應平等、一致，都應在公平的基礎上展開競爭,得到平等的法律保護。市場經濟要求其主體按照市場規律的要求有序運營，也要求不合格的主體退出市場，否則就極有可能使其他不了解該主體具體經濟狀況的市場主體同其繼續進行商務往來，最后可能會導致無法正常回籠資金，陷入債務危機。同時，立法中如果不確立商自然人破產的話，陷入債務危機的商自然人的相對人（即債權人）的財務帳面中就會體現出債權，但是這種債權卻因商自然人無力償還而長期存在。這樣市場主體的真實經濟狀況因無法實現的債權而處于一種虛幻狀態中，當這種虛幻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在整個社會中積蓄到一定程度時，必將對市場秩序產生嚴重的破壞。

（三）商自然人破產也是一個國際化的趨勢。經濟全球化和破產程序域外效力屬地主義轉向普及主義的趨勢，使得在一國法院提起的破產程序會涉及債務人位于國外的財產，我國入世后對外開放的力度會更大，國際間各種商事主體的經濟合作會增多。如果我們不承認商自然人破產，那么將會產生或者在我國境內的外國商自然人陷于無力清償到期債務的境地時，我國將無法根據債權人的申請宣告其破產；或者在外國境內的中國商自然人達到了破產的界限，被外國法院根據其國內法宣告破產并將效力擴展到我國時，我國債權人無法請求國內法院的救濟，也難訴諸國外法院的情況，這對我國的債權人來說都是非常不利而且是很不公平的。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我國立法應遵循國際慣例，擴大破產主體的范圍，認可商自然人的破產。

三、商自然人破產的可能性

我國目前存在的商自然人破產的客觀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商自然人債務危機的客觀存在為商自然人的破產提供了現實基礎。當一部分商自然人因無力償還到期債務而陷入債務危機，而數個債權人又同時要求清償債務時，商自然人便產生了經濟上的破產可能。市場為商自然人建立了市場準入機制，也應該為其制定相應的市場淘汰機制。當商自然人資不抵債時，其財產已不能使全部債權都獲得清償，債務清償矛盾便由債權人與商自然人之間擴展到了債權人相互之間。債權人為了各自的利益，爭先恐后地對商自然人采取一些合理不合法的自力救助行為，比如扣押債務人的財產或拘禁其人身以滿足自己的債權。這樣訴請在先的債權人有可能得到清償，而處于同一序位的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可能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因此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促使人們走向合理合法的公力救助，要求債權人在財產的分配形式和程序上保持平等，最終公平受償。商自然人破產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因為通過破產，可以依法強制分配商自然人的破產財產、公平清償債務。商自然人破產也成為了維護交易安全，保障交易公平有序的有效手段。

（二）隨著國家票據管理制度的逐步健全及銀行票據交換電子化水平的提高、現金管理制度和財務會計制度的嚴格執行，支票匯票等銀行票據交易結算支付手段和電子支付手段必將日益成為社會經濟交往中的基本支付手段，國家對各經濟主體，尤其是商自然人的監督管理方式和水平必將由此產生重大改觀，使商自然人的財產管理逐漸規范，對其財產的管理、監控變為可能，個人獨資企業法、合伙企業法等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也使商自然人自身的組織和活動日益規范，為建立商自然人破產制度提供了條件。

（三）破產制度得以制訂和實施的條件之一就是個人財產有明確的界定和分配。我國在這方面是比較落后的，但隨著我國物權法的頒布，我國個人財產權屬不清，界限不明的狀況已有所改變，并且我國個人的信用體系也以極快的速度在建立之中。商自然人通過與外商大量的商務往來，也接受了西方社會先進的信用觀念，并體會到了誠實經商，信用經濟的潛在利益。另一方面，人們對破產的相關知識了解得也越來越多，懂得破產既能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也能保護債務人的利益，所以交易雙方的利益都需要破產法來調節。

（四）現行的企業破產法將破產標準定為：“經營管理不善造成嚴重虧損，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債務”。司法實踐表明，“經營管理不善造成嚴重虧損”很難認定和操作，根據這一情況，草案將“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與“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列為破產原因，草案對破產原因的認定將更加明確，更具可操作性。而國際上通行的破產條件之一也是“債務人不能清到期債務”。這說明我國在認定破產條件時已經和國際接軌了，這也是我國商自然人破產立法時機成熟的一個體現。

有些學者認為把商自然人破產是外來制度，把它移植于我國，必定與我國本土文化有很多不相容的地方，并認為目前我國商自然人破產立法的時機也尚未成熟，所以不宜匆忙立法。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以下幾個方面：

地方債務危機解除范文第3篇

這幾乎是2009年以來最為寬松的房地產信貸政策，其中不少條款的力度超出市場預期，包括重現歷史性的7折利率、對首套房的認定“看貸不看房”等等，而取消對購買三套房的房貸限制以及允許銀行自行決定三套房首付比例等條款，甚至了以往根據投資者的屬性來施行房地產政策的邏輯。

就7折利率而言，因為按揭貸款利率水平是決定買房者的杠桿能力的核心指標，在房地產下行通道中，刺激居民增加杠桿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增長，實際上此前各地政府已或明或暗地放開限購、限貸和一些首付限制。

今年上半年一般貸款利率下滑，但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不降反升，反映了商業銀行在吸儲漸難、息差收窄和地產走勢堪憂的情況下，并無意愿降低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利率，所以最終商行按照7折利率執行的可能性非常低。

《通知》中還提出，通過發行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來增加按揭貸款。

根據中國的市場現狀和技術性水平來判斷，短期內MBS不會有特別大的進展。業界推測，MBS未來可能由國開行牽頭試點，例如由國開行購買市場發行的MBS債券，并以此為抵押品向央行融資。

相較之下，對于“認貸不認房”這一條款，各大商業銀行更容易達成共識以及確認執行。

所謂“認貸不認房”，是指監管部門對首套房貸的認定標準大幅放松，對擁有一套住房并已結清相應房貸的家庭，再次購買住房依然按照首套房貸政策執行。

這顯然能釋放出一些被抑制的購房需求，根據此前規定，已經擁有一套住房的申請人，即使結清貸款也只能執行二套房貸政策，即首付需要支付60%-70%，利率為基準利率的1.1倍至1.2 倍。業內大致共識是，這一政策變動最大能釋放出約30%的新增需求。

個人住房按揭貸款本就屬于銀行的優質資產，而剛需客戶的還款能力通常低于改善型客戶的還款能力，因此這一政策符合銀行本身的利益訴求，銀行更傾向于貸款給這類優質客戶。

央行此舉就是通過釋放此前被抑制的需求，來解決房地產行業供應過剩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救地方政府債務危機之急。

最后一項對北上廣深之外所有城市三套房的放開，等于為多套房貸款的申請人提供政策出口，此前是對已有兩次貸款記錄的購房者停止發放貸款。這說明，投資性購房也在此次政策鼓勵的范圍之內，為了刺激行業回暖，政府已放棄區分購房者的屬性。這些政策比2008年都要寬松。

迄今為止，政府通過解除限購等措施試圖挽回地產頹勢的努力宣告無效。2014年以來，中國房地產進入下行調整期，大中城市房價幾乎全部淪陷，8月北上廣深的房價環比跌幅均超1%。

房地產疲弱已經拖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也成為中國經濟低迷的重要原因。

政府需要通過促進地產回暖來對沖整體經濟下滑，通過房地產對經濟形成更強的支撐，從而為改革尋求空間。

可以預期，在《通知》下發之后，短期內居民的購買力得到提高、商業銀行放寬信貸標準，房價下行趨勢得到緩和以及房企銷售進一步穩定。

地方債務危機解除范文第4篇

余永定

作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美國是世界最大的債務國。令人詫異的是，作為世界最大債務國，美國的投資收益依然是正值。欠了別人大量債務，不但不需要向別人付息，反而要從別人那里收取利息。怪不得經濟學家要討論經濟“暗物質”的存在。在不得不對美國人的精明表示佩服之外，我們必須說，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不公正安排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中國未經年輕債務國階段就直接進入了成熟債務國和年輕債權國階段。由于存在經常項目順差和投資收益項目逆差，中國可以算作債務償還國。與此同時，中國還是資本凈輸出國，是凈債權國。因而，中國本來應該有投資收益順差而不是逆差。所以，可以說中國是一個擁有凈債權的“債務國”。

顯然，中國的國際收支結構恰恰是美國國際收支結構的“反題”：兩者是共生物。沒有后者也就沒有前者。反之亦然。我一直十分擔心，隨著在華外國直接投資的不斷增加，中國投資收益逆差將不斷增加。除非中國對外投資收益迅速增加，為了維持經常項目平衡，中國必須維持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但是，中國進一步增加貿易順差的可能性將受到世界經濟增長狀況等外部因素的限制。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如果中國不能通過增加海外直接投資等方式提高其海外資產的收益率，即便中國的凈債權因外匯儲備的增加而進一步增加，中國的投資收益項目依然可能是逆差。

筆者十多年來一直呼吁遏制中國經濟的雙順差，理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系。遺憾的是這種狀況并未扭轉。如果這種情況不發生變化，中國就永遠無法從債務償還國過渡到年輕債權國。因而，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由于中國海外投資進展緩慢，隨著外國股權投資的增加，投資收益逆差最終超過貿易順差。經常項目逆差的出現，意味著中國將會從債權國倒退回債務國。在這種情況下，外資是不會大量流入。目前，中國已進入老齡化階段。在今后10－15年內，贍養率的上升將導致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下降。如果屆時中國投資收益項目逆差增加，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必將進一步下降。贍養率上升和投資收益逆差的增加將使中國因投資不足而陷入經濟停滯。為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必須依靠從現在開始逐年積累起來的海外資產所提供的投資收益順差來彌補因老齡化造成的儲蓄之不足。如果中國在未來10－15年不能實現投資收益的大量順差，中國經濟就將因資源跨代配置的失敗而陷入困境。

如果我們同意中國確有改變雙順差格局的必要，則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對這些政策進行調整。我本人比較傾向于人民幣逐步升值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中國可以發揮資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資因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大量流入。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對資本項目自由化持十分謹慎的態度，認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應該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后一步。為了避免危機的發生、發展并對經濟造成致命的打擊，我們需要建立多道防線。第一道防線就是確確實實要吸干過剩的流動性，以確保經濟穩定，不發生嚴重通脹和資產泡沫。第二道防線是要堅持把銀行改革做下去。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并不穩固，因為如果宏觀經濟形勢逆轉了、變壞了，我們的銀行是否還能有非常好的表現呢?第三道防線就是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必須要加強。現在由于資本是流入，所以大家不太有危機感。但資本進來是會有問題的。必須明確資本管制或者資本管理在中國是有用的，有一些人說資本管制無效，干脆扔掉算了，筆者認為不應該這樣。中國銀行體系有不少問題，但中國沒有發生危機，就是因為我們有資本管制，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我們的管制有很多的漏洞，但實際上還是有效的，這是已經被證明了的。另外，對“嚴進寬出”這樣的提法我們要做更為全面的理解。現在投資資本正在源源流入中國，以便人民幣升值一旦到位，便在充分獲利之后迅速撤離。如果我們能夠使投機資本確信，想跑并不是那么容易，投資資本的流入將會大大減少。有關方面應該在這方面制定出可信的有威懾力的方針。資本管制是中國金融穩定的最后一道防線，這一道防線守住了，中國絕對不會出事，這道防線守不住，那我們就有可能出事。而資本管制的徹底放棄，即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應該是我們所有市場化改革的最后一步。

固定匯率當代龐統的連環策

周其仁

從經驗上看，固定匯率屢屢釀成大禍。導致這些災禍的原因很一致，就是固定匯率造成的穩定使一批恐懼波動的國家樂在其中，可是，一旦被掩蔽的貨幣不穩定的本性發作，被固定匯率連為一體的經濟，反而遭受更大的危機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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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東亞貨幣在此前的十多年里一直采取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固定匯率論”的另外一位旗手麥金農(R.Mckinnort)論證說，正是這些貨幣與美元的穩定聯系，成為維系這些國家國內價格水平的“名義錨”。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韓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本來最容易出的錯，就是在各種壓力下濫用自己的貨幣發行之權，最后導致物價不穩定。現在好了，匯率盯住美元，再以匯率目標控制國內貨幣供應，豈不就等于給各自的貨幣龍頭加上了一道鎖?只要誰也不超發貨幣，物價穩定，這些后起之秀就很容易在國際上發揮比較優勢，外向驅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東亞模式就此形成了。

好是好，也的確好了很多年。1993年世界銀行發表《東亞奇跡》，高舉東亞的發展經驗，還要在理論和發展政策的層面將之一般化。不知道有意還是無意，世行的總結沒有關注東亞國家匯率盯住美元的經驗。更不知道幸還是不幸，恰恰是以美元為錨的亞洲匯率與貨幣制度，僅僅在《東亞奇跡》發表后不過4年之后就守不住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不就是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國的貨幣紛紛“跳水”嗎?很奇怪，盯住美元的匯率固若金湯，為什么守不住了呢?

人們紛紛到這些出了麻煩的國家里尋找其內部的原因。卻很少有人想，那構成東亞貨幣之錨的美元本身會不會有什么問題。這也難怪，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美元還是全球強勢貨幣。一方面美元還在享受著我想稱之為的“保羅?沃爾克效果”，即美國國內物價的長期穩定(這是與黃金脫鉤后的美元，由一個負責任的央行行長充當了貨幣之錨的結果)，另一方面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前蘇聯，在全球范圍壯大了美國的國威。人們當然難逃思維定式：與美元掛鉤的貨幣及經濟出了問題，當然要到這些經濟的內部尋找原因。這就是說，美元之錨絕不可能出錯，那些下了美元之錨的東亞之船又一次大搖大擺，問題一定在這些船上!

果不其然，一通手忙腳亂的國際救助，再加一通或深或淺的東亞體制改革之后，穩下來的東亞經濟重新又與美元掛上了鉤。麥金農說，這是亞洲“向高頻率盯住匯率制度的回歸”。這里所謂的“高頻率盯住匯率”，就是按每日或每周名義匯率變化――而不是按每月或每季那樣所謂低頻率――做出來的統計回歸，可以看到亞洲各 國在金融危機之后，不但沒有擯棄危機前的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反而更加穩固地盯住了美元。特別是，對解除亞洲金融危機做出重大貢獻――在危機沖擊中承諾并兌現人民幣不貶值――的中國，也加入了高頻盯住匯率的俱樂部。這很符合固定匯率論者的分析，亞洲金融危機不但與固定或盯住匯率無關，而且只要提升亞洲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強度，擴大高頻盯住匯率的范圍，亞洲和全球經濟一定有更好的表現。

這些論斷似乎又一次得到了驗證。東亞經濟沒有因為那場危機而雄風不振，更因為中國在1997年之后維系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不變，“中國奇跡”甚至比當年的東亞經驗更為耀眼。堅持固定匯率論的理論豸科門看來更有把握做出以下結論：在美元本位下，亞洲和中國最好的發展之路，就是更固定、更高頻、更大范圍地盯住美元。

可惜又一次遇到“意外”。滿打滿算離開亞洲危機不過10年，全球金融危機就來了。此次危機的爆發地點是美國，也就是那個為全球、亞洲與中國提供穩固的貨幣之錨的國家。危機的特征是錨先大動，然后禍及被那高頻盯住匯率綁到一起的經濟體。還是沒什么人問：被邏輯推得頭頭是道的高頻盯住匯率制，為什么還是守不住了?這回人們倒開始關注“錨”本身的問題，諸如貪婪的華爾街、無比復雜的高杠桿游戲，以及漏洞百出的金融監管。但是，見到了樹木的，不等于也見到森林。我倒是欣賞有人提出的一個問題：世人可以痛罵華爾街的酒鬼喝得個爛醉，但是，那么多的酒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

2

9008年危機之中筆者為文指出，倘若沒有脫離金本位的自由美元，沒有美國過于寬松供應出來的美元，僅用貪婪的猖獗和監管不當不能解釋美國的次貸、以及為什么美國的次貸之火可以燒向全球市場。現在看，通行亞洲和中國的高頻盯住匯率，是形成美元流動勝全球泛濫的一個重要機制。如果說亞洲金融危機還不能幫助人們看清這一點，那么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總可以提醒人們注意其中的關聯了吧?至少，當年那位美國副財長以率真的傲慢口吻講出來的“名言”――our money，your problem(“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現在總也應該讓美國人認清，正是他們的貨幣給他們帶來了大麻煩。

其實，以為在更大范圍內以更固定可靠的匯率連成一個貨幣的構想，在世界的另外一個地方也已經付諸實施。這就是歐元的實驗。歐元當然比亞洲的高頻盯住匯率制度更合乎固定匯率論者的理想。不是嗎?那么多歐洲國家――發達的和不那么發達的――經過協議形成了一個統一的貨幣區，使用的是同一個貨幣。對于歐元區各國而言，最超級的高頻匯率就是完全無須匯率，因為橫豎只有一個貨幣，貨幣間的匯率就多此一舉。對于固定匯率論者來說，歐元的試驗當然比亞洲的高頻盯住匯率“更高級”。問題是，歐元的實驗算大功告成了嗎?讓我們等這場希臘債務危機塵埃落定之后，再看能不能得出靠譜的結論吧。

不過，無論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還是當下的歐元區債務危機，都沒有降低固定匯率論者兜售“以固定匯率連接統一貨幣”主張的熱情。蒙代爾身為歐元之父，對自家“孩子”深具信心，我以為完全是人之常情――換了誰都會是這樣的。不過，在美元、歐元一起大搖大擺的歷史關頭，還希冀“實現美元、歐元、人民幣的穩定關聯”，以此“終止這種大幅度變動匯率的不穩定”，卻可能是過度自負的表現了。真有那么大的把握，把尚未得到檢驗的推斷，作為經世濟民之策拿出來嗎?

理想主義者似乎是不可戰勝的。因為只要現存的安排與理想不一致，他們永遠能夠“論證”，只要采用更理想的做法一定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固定匯率守不住了嗎?那就是因為范圍還不夠大，強度還不夠牢，或承諾執行的時間不夠長，以至于人們的預期還不夠固定。對策也簡單――更大范圍、更長時間、更可靠的承諾和更固定的匯率就是了。他們回避基本的歷史和現實，即原本統一的貴金屬貨幣制度就是因為守不住了，才引出匯率問題的；而恰恰是試圖以固定匯率解決貨幣幣值不穩定的麻煩，才屢屢釀成大禍。也許是成功地回避了歷史與現實，他們的“主張”才顯得如此滔滔雄辯。

3

怎樣揭開這里誘人的面紗呢?我想到了三國演義里的一段故事。說的是曹操帶大軍在三江口與吳國決戰，卻苦于北軍戰士不習水性，在搖搖晃晃的船上無法發揮戰斗力。這時，被蔣干帶人曹營的龐統巧授了一計。那就是鼎鼎大名的連環之策了。江中風浪不穩，客觀條件無法更改；北兵不慣坐船，一時也變不過來。剩下立馬改了就可以生效的，就是用鐵環將大小船只連成一體，讓本來搖晃的船只穩定下來。如斯，鐵索連舟，渡江如履平地，還有什么好怕的呢?曹操聽得在理，下令照辦。再后來的故事，各位熟知：老將黃蓋帶二十只小船詐降，靠近曹軍水寨后一齊發火，那被鐵環鎖住的曹寨船只一時盡著，無法逃避，“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

曹操是何等人物，怎么會中龐統的連環計?原來龐統授計之后，曹操手下即有謀士提醒，連環策固然可以穩船，但要防備對手火攻。曹操回應，火攻要借風，當時隆冬時節，有西風北風，沒有東風南風，而曹軍居于西北之上，若吳軍用火攻，豈不是燒了自己?這說明，曹操知道火攻的危險，他只是看錯了一項約束條件――風向。是的，黃蓋之所以能夠點著曹軍水寨，是因為諸葛亮在七星壇祭來了東南風。

如果把這段故事里的陰謀論元素全部去掉，固定匯率主張就是當代的連環策。客觀衡量，用固定匯率把多國貨幣連成一體，正如用鐵環把多個搖晃的船只連成一體，當然有很多好處。問題是獲取好處要不要付出代價，而更致命的問題是所有收益成本得以實現的關鍵約束條件。那么，涉及匯率和貨幣制度安危的當下世界，究竟刮的是什么風呢?

是財政赤字風!

反觀美國、歐洲、日本組成的發達世界，政府統統超高額負債。歷史經驗說，高額負債的國家因為承受不了縮減財赤的短期痛苦，很容易傾向通過貨幣貶值來“化解”政府債務。道理簡單：貨幣幣值的縮水可以直截了當地勾銷公共債務!我的理解，這也是為什么擁有貨幣控制權的國家，可以超越實際的“還款能力”實現高額負債的原因。最起碼，“財政虧空貨幣補”在短期內似乎還行得通。這就對任何貨幣權力的掌控者構成了致命的誘惑。從這一點看，美國、歐盟和日本之所以擁有當下全球最多數量的公共負債，與他們控制著美元、歐元和日元有關。作為當代三個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供應國，他們擁有更高負債的“本錢”，因為一旦需要，他們就可以主動貶值貨幣，直接削減債務。這樣一來，由貨幣控制帶來的高額政府負債，反過來就以貨幣貶值威脅貨幣體系自身的穩定了。――點燃固定匯率之連環舟的“東風”，其實早已齊備。

中國很可能會進入通縮但高房價的時代

郭　凱

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大概最廣為人知的一句名言就是：通貨膨脹永遠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個貨幣現象。對這句話存在不少的解讀，拋開細節不說，一個普遍 接受的解讀是：通貨膨脹總是由于過度的貨幣供應導致，當市場上有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通貨膨脹就發生了。

如果把弗里德曼的話，和中國去年接近10萬億的新增貸款和接近30％的貨幣供應增長聯系起來，再聯想到去年下半年就開始的通貨膨脹率由負轉正，到今年開始的通脹率逐步提高，極有可能在一兩個月內越過3％，以及一些農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再考慮很明顯已經溫度很熱的房價(雖然房價是不是應該計入消費價格指數存在很大的爭議，而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不計入)，不少人十分合理的開始擔心，中國很快就要進入一個高通脹時代。

在承認擔心通脹合理的同時，我想說，由于中國獨特的市場結構，更確切的說，因為中國存在著的金融壓抑，中國在經過短暫的通脹率上升之后，更有可能會進入一個低調脹甚至通縮(對普通消費品)但高房價的時代。

多年來，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始終存在十分明顯的投資饑渴，無論是投資建廠也好，還是投資于股市和房地產。有時候這樣的投資行為似乎看上去極不理性，一些行業可能已經明顯產能過剩，在不同的時點股價和房價看起來可能已經明顯背離基本面。當然，這可以被解釋為中國的投資者就是不理性。但在我看來，這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無論你是有自有資金，還是屬于那些幸運的能夠拿到銀行貸款的企業和個人，因為投資的(機會)成本極低，無論投資建廠，還是投資于股市和房地產，總得來說都是一件劃算的事情。

投資的(機會)成本低，最直接的體現就是中國的存貸款利率水平很低。這個世界很多國家的真實存貸款利率都是高于真實經濟增長率，而中國則是遠遠低于，真實存款利率現在甚至為負。存貸款利率低意味著，對有自有資金的企業而言，在沒有別的投資渠道的情況下，把自有資金繼續投資建廠，或者扔到房市和股市里，要比存在銀行里劃算。同樣道理，對于那些能夠拿到銀行貸款的企業而言，銀行的那點利息微不足道，貸款建廠或者貸款炒房炒股，雖然有點風險，但總的來說不是賠本買賣。這件事情的反面是，絕大多數存款者只能拿到很低的回報，那些能夠大量創造就業、但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卻未必能夠拿到銀行貸款。這些最終都是金融壓抑的體現。

中國的金融壓抑，在2009年應對危機的過程中，被天量的信貸增長更加明顯的暴露出來。銀行放開了信貸的閘門，便宜的貸款一下涌進市場，這對那些一直投資饑渴的微觀經濟主體，毫無疑問有如天降甘霖。并不讓人感到出乎意料的是，這些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并沒有因為全球危機就發生改變，有了錢，而且是一下有了很多錢，那就蓋廠，炒股和炒房。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行為對于價格走勢的含義是截然不同的。蓋廠，意味著增加產能，意味著增加供給，在中國的宏觀產能整體并不吃緊，甚至可以說不少行業存在過剩的背景下，這會讓未來的價格有下行的壓力，也就是最終是通貨緊縮，而不是通貨膨脹的壓力。而炒股炒樓，最終帶來的是資產價格的上漲。股價和樓價波動很大，短期內有漲有跌很正常，但大量資金涌入的最終結果還會是價格的上漲。

地方債務危機解除范文第5篇

【正文】

增長減速

為了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的增長出現了什么情況，我們來看看美國在整個“二戰”后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最初的20年，美國全部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平均增長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間的增長率與1950-1970年間的增長率相比，明顯放慢。減慢的意義可以從這樣的事實看出來：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長率不持續地減退，那么美國經濟在2000年將比其實際水平高出大約20%。

這種顯著的放慢也是伴隨著技術的重大飛躍（所謂“新經濟”）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剝削的全球化的擴大而發生的。像計算機、因特網等信息技術的進步，即使考慮它們對辦公室工作和庫存管理等的所有影響，也仍未提供資本主義維持較高增長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未接近主導了20世紀大部分經濟史的以汽車為中心的地面交通體系的發展所帶來的長時間的刺激效果。

盡管有停滯趨勢，但核心國家的資本確實從近幾十年的全球化趨勢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這可以從以下三點看出：(1)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般工業國的增長率普遍下降；(2)富裕國家對初級產品需求的快速增長對于剛經歷非殖民化的窮國的較大增長作出了貢獻；(3)然而，不平等交換和欠發展的進一步惡化等狀況很快抓住了這些貧窮國家。它們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勵的戰略：增加制造業出口（由尋求低工資勞動力的多國公司所促進，并由尋找新的貸款市場的外國銀行融資）。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剩余作為利潤和債務利息流向富裕國家。不利的貿易條件、相同市場上日益增加的競爭和核心經濟體的增長放緩，共同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和增長率的決定性下降，同時很多貧窮國家出現負增長。

因而第三世界國家除少數例外在增長率上遭受了20年的嚴重下降，而且很多國家降到零以下。現在，隨著一個新時期的全球增長減慢，它們的狀況已從嚴重發展到嚴峻了，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經濟危機和最大的外債拖欠為證。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2000年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寫到，使金融不穩特別是威脅欠發達國家的潛在問題還沒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亞洲的金融／外債危機很可能是三幕劇的前兩幕。2001-2002年圍繞阿根廷比索的災難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開始，——但是該劇的剩下部分如何展開，我們仍不得而知。

資本過剩的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經濟學家指出，商業周期已成為過去的事物。“信息時代”的“新經濟”如此有效，以致資本家在對當前和未來狀況有更確定的了解的情況下，將作出更理性的決定。然而，卡爾·馬克思的洞見，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障礙是資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經濟增長減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資率趨向于超過最后需求的增長。在經濟上升期中，為了滿足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增加市場份額所需要的產出的快速增長導致創造出過剩的生產能力（閑置的工廠和設備）。當需求的增長不能達到設計規劃時，公司會出現大量未使用的生產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貨。于是進一步的投資被抑止了，因為面對相當多的過剩生產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資——這有時被稱為“資本過剩”。

應當清楚的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問題沒有真正的解決辦法，因為資本不斷地面對這一事實：投資的主要障礙是投資本身。盡管投資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產品市場的最終飽和所限制。每一個大公司在競爭的持續推動下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而斗爭，最終使投資的有用貢獻轉化成為其反面。在這樣的環境下，過剩資本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任何一次經濟減速中都發揮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尋求保護它們利潤空間的大企業往往通過減少其生產能力的使用而不是減價（主流經濟理論引導人們如此期望）來保護它們的利潤空間。

制造業生產能力的使用最高點在1964-1975年的10年間，而最低點在1975-1984年間。初步的數據顯示，自1983年以來，2001年是生產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過剩資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極不愿意在面對相當數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時投資，增長減速是自我強化的。這種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別是在電信領域特別明顯。

生產力萬應靈丹

面對增長減速，經濟學家經常轉向以提高生產力作為萬應靈丹。生產一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動機，因為它被期待著能作為內在機制運行以推動這一體系的自我擴張。它被設想成這樣運行：(1)技術的提升和／或勞動密集程度的提高產生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2)相應的資本剩余的增加被用來降低價格和／或提高工資；(3)其中任一種方式將導致需求增長；(4)需求的增長又成為資本擴大生產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間真實發生的事情和這種教條根本不同。從1980年開始價格沒有下降，也沒有出現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義增長的工資增長。植根于實際工資停滯的每小時產出和每小時實際工資之間的鴻溝意味著，從1980年開始從生產力增長中獲得的幾乎全部好處被資本作為剩余價值剝奪了。制造業部門既沒有降低價格，也沒有提高工資，以跟上每個工人產出的增長。這（和新的工廠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為產出的增長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業持續地在服務部門擴大，而服務業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資極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債務

債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通常的、必然的組成部分。它在這些方面發揮作用：推進對外貿易，為季節性產業提供運行資金，補充對私人企業的投資，而且當然也通過國債的方式幫助在稅收和支出之間達到平衡。債務也能刺激經濟。例如，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積蓄購買新房、汽車或居室家具。當以信用卡購買時，沒有房產抵押、信用卡貸款就不能發生的經濟活動發生了。當資本家貸款建立一座新廠或一個零售店，或一家醫院貸款建設一棟新病房樓時，經濟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崗位的創造所刺激，后來由新機構中的人員充實和供給所刺激。

債務作用的重大變化發生在1980-2000年間，正是在這一時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決定性地減速了。從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償還債務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當穩定。主要和“二戰”開支聯系的政府債務下降，但相應的別的債務，如公司的、消費者的和金融機構的債務卻增長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經濟相對較快的增長越來越大地依賴私人債務的作用。這種債務刺激消費者購買并推動建立生產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償還的私人債務的增長以更快的速度飆升。也就是說，它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償還私人債務總額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債務（私人加上政府）達到GDP的3倍。生產性經濟現在全部地依賴于如山的債務，這種依靠債務而維持的經濟生命需要越來越多的債務。

而且金融部門持有總債務的越來越大部分。這里我們又一次將1980年看作經濟變化的一個關鍵點。從1945年到1980年，金融債務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單單金融部門的未償還債務總額現在幾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償還債務總額的35%。

到衰退階段消費部門債務仍在增長，這是這次衰退迄今為止表現得相對溫和的主要原因。盡管十多年來實際工資沒有增長、失業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圖維持開銷。然而要這種情況持續很長時間而不被突然打斷是不可能的。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家庭債務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賭博資本主義

如上所述，服務部門是投資和就業的重大領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機，實際上，這只是賭博的另一個說法。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部門不再局限于生產、雇傭和投資的需要的范圍之內。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它已變成一個不斷增長的自主掙錢形式，這在衍生市場尤其明顯。一種金融衍生工具從另一種金融工具衍生出價值。例如，一種金融期貨就是在未來某一時刻購買某種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債券的協定。衍生工具傾向于放大收益和損失。如果一種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價上升了，通過衍生工具獲取的利益將飆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資產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價值可能驟然跌落。金融價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個體參與者的風險，同時也增加了整個金融部門和整個經濟的風險。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產凸顯出衍生市場已變得多么大。圣地亞哥法學院教授弗蘭克·帕特諾伊(Frank.Partnoy)說：“不規范的場外交易衍生市場，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現在卻構成了總衍生市場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險……安然在1985年創立時僅僅是一個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為一個脹破肚子的場外衍生交易企業。僅在2000年，它的與場外衍生工具有關的資產和負債上升了5倍多。”

美國公司包括金融機構債務的大規模擴大顯然是和這種廣泛而日益增長的投機活動相關聯的。安然只是這種情形的一個放大的例子。結果是，如果作為基礎的經濟變衰，或推遲結算日子到來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沒有經常地引進，那么金融結構就越來越搖搖欲墜，越來越易于釀成災難。

無人知曉這將導向哪種結果。最好的情形是，債務堆積和債務結構日益增加的不穩定性將限制經濟從周期性的下滑中擺脫出來。最壞的情形是，一個嚴重的金融崩潰可能進一步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生產能力過剩和金融不穩定在一個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幾乎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經濟學家》雜志2001年8月25日載文說，“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個世紀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這次衰退面更廣。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國經濟下降，但是日本、德國和新興的東亞繼續繁榮，從而緩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這次衰退還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多國家同步發生的衰退。這中間有很大的風險。近些年，通過貿易和投資，經濟越來越連為一體……由于美國和日本投資崩潰，這些國家大幅削減從東亞的進口。但是東亞國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導致它們相應地削減不僅從美日而且從歐洲的進口。一個更長時期的美國（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處于體系邊緣的窮國在世界經濟的普遍危機中受到的傷害將最嚴重。如前所示，不發達國家在過去20多年中人均經濟增長率停滯了（除極少幾個例外），這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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