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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醫學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預防醫學實驗課；教學理念；改革思路

隨著生產和生活消費行為的進一步社會化，公共衛生和社會保健問題日益突出，人們為了能降低死亡病因的發生，提高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不僅要求醫院能夠治療各種疾病，還需了解各種疾病預防的知識。因此，在生活中要從自身做起，充分做好疾病的預防，以免發生各類病癥而影響身體健康，降低生活水平。下面筆者就對其進行詳細的闡述。

一、預防醫學實驗課中的教學理念

預防醫學實驗的教學理念主要傳承了我國刻苦、創新、奮斗等優良傳統，并發揚艱苦創業等精神，形成了適合我國教育的教學理念。該理念主要以學生為核心，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發揮學生自身能動性為主要目標，營造出一個良好的教學環境。同時，還需注重對學生各項能力的培養，使學生能夠具有較強的實踐能力、創新精神等，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和素質，從而為我國社會的發展和企業的需求培養醫學人才。

二、預防醫學實驗課教學改革思路

1.完善管理體制

當前高校主要實施的是校、院（系）兩級管理模式，以此來對所有相關教學工作進行管理。在校級對其進行管理時，能夠確保該實驗教學得到充足的資金支持，確保實驗建設能夠滿足實際教學需求。而院（系）級在對其進行管理期間，能夠全面優化和整合各項實驗教學資源，統一管理學校相關實驗教學活動，使實驗教學不僅穩定進行下去，還能提高試驗教學的質量。在實驗室中，還應建立較為完善和健全的規章制度，并且能根據實際實施效果進行修改，確保學校對實驗室的管理更具科學性、規范性、高效性，成為適應時展的教學方式。

2.改善教學方法

在實驗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改變以往的教學方法，采用案例教學、討論教學等多種教學方式，使教師和學生能夠產生良好的互動，有助于培養學生的思維和獲取知識的能力。與此同時，學校還應當鼓勵實驗教師在工作中收集各類典型的案例，如，環境污染、流行病、職業衛生及一些社會突發事件，然后在實驗教學中對這些案例進行分析、篩選和設計，使案例能夠滿足實驗課上教學的需求。教師對案例的使用，應以案例本身為主要線索，使學生圍繞著案例提出相關問題，然后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總結與歸納，探索出該案例中所包含的相關知識點和內容，了解其發生的規律。教師通過案例教學能有效提高學生在事件分析、總結等方面的能力，有利于學生在遇到問題時及時發現問題的本質，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對學生未來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與意義。

同時，在現代化的教學環境下，學校通常都會有先進的基礎設施，如互聯網、多媒體設備等。這些先進的教學設施能幫助教師完善教學手段，提高學生在實驗教學當中的興趣，從而促進其自主學習相關知識，提高個人技能。

3.構建優秀的教學隊伍

社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而這些人才都是由各類教師培養出來的，由此看出教師隊伍的師資水平對我國人才的培養產生直接影響，所以學校應當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學校可以聘請事業單位中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相關工作人員進行教學，在此基礎之上建設一支熱愛醫學實驗教學的隊伍，要求其不僅具有先進的教育理念和較高的專業知識水平，還應當對現有的相關技術有所了解。在醫學的教學過程中，只有將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融為一體，才能夠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基于此，我國高校應當加強醫學實驗教師隊伍的建設，并建立相關的培訓制度，在不斷提高教師個人素質和綜合能力的同時，使學校實驗技術也得到較大程度的提高。

總之，醫學實驗教學在整個醫學教學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醫學教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高校加強此方面的建設對于提高我國醫學教學總體質量具有積極的作用。本文通過對醫學實驗教學的相關教育理念和改革思路進行探討，希望改善以往在醫學實驗教學中存在的缺陷與不足之處，構建一個運行機制完善、教學方法新穎、師資隊伍強大的實驗教學基地，從而為我國醫學教學奠定良好的基礎，促進我國醫學教學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耿志輝，耿瑋崢，許宗革，等.在人體寄生蟲學實驗教學改革中培養學生創新能力[J].中國病原生物學雜志，2014，1（2）：190-192.

[2]陳國元，楊克敵，劉烈剛，等.預防醫學實驗教學中心改革效果評價[J].醫學與社會，2011，3（7）：96-99.

預防醫學概念范文第2篇

在《孟子·告子上》中，公都子向孟子敘述了當時流行的三種人性論，并且問孟子：這三種人性論都不主張性善，與孟子的性善論都不相同，難道它們全無是處嗎？

公都子曰：“（1）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2）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3）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可以看到，在孟子時代，對于人性的流行的看法主要有三種：（1）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2）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論；（3）有性善，有性不善論。三種學說都有其理論的依據。我們分別予以討論：

首先看第（1）種。公都子并沒有敘述告子人性論的理據，這是由于，《告子》篇整個都與孟子與告子的論辯有關，告子人性論的依據在前文已經有所交代。從上下文可以看出，告子的理由是：“性猶枸柳也，義猶杯盤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枸柳為杯盤”；“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孟子·告子上》）。這就是說，對于（1）而言，人性本來無所謂善，無所謂不善，而所謂善與不善都是后來人為的結果。就是說，人性猶如一堆素材，而善與不善都是用這堆素材做出來的，但是，善與不善都是加工素材而成的產品，卻不是素材本身。所以，素材無所謂善與不善。可以看出，告子的這種人性論把人性理解為一種類似于素材那樣的東西，是生之自然之資。事實上，正是在《告子上》中，我們看到告子對于人性的界定正是“生之謂性”。

第（2）種人性論的根據是這樣一類經驗性事實：“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的君主出現，人們向善；而壞的君主則把人們引向不善。就這個經驗性事實，可以說明，一般人的人性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為善、為不善，并非與個人的生之資（素材）相關，而是與環境的作用密切關聯。它強調的是良好的社會環境對于善的構成作用。但是，它并不討論，社會環境對于人性的影響，也必須以人性的接受為其基礎，而且，人的接受并非一種完全被動的過程，而是具有一定自為性的活動。

第（3）種人性論的特點是強調人性本身具有不依賴環境影響的獨立自為性。在圣明的君主堯的治理下仍然存在著如象這樣的壞人；而在瞽瞍這樣壞的父親的家庭中，仍然有舜這樣道德高尚的人。由此而言，環境的作用并不能最終決定人性。而上述的經驗性事實只能告訴我們，有些人的人性是善的，有些人的人性是不善的。

上述三種人性論表面上看起來各不相同，但是，它們卻又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就是，它們都是對于已然的經驗性事實的解釋，反過來，這些經驗事實也顯現了人性概念在這里所承擔的哲學功能。人性的理解發源于這些經驗性事實，同時它又可以完成對于經驗性事實的道德解釋。由此，人性的概念是在一種認知性的哲學框架內得以探討的。

最值得深思的是孟子對于公都子的回答，只有通過這種回答的深刻意蘊的闡發，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理解這三種人性論，從而理解孟子性善論與眾不同的出發點。

孟子的回答如下：

（A）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B）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C）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在上述引文中，孟子表達了（A）（B）（C）三個方面的內容。必須看到，長期以來，人們往往認為，孟子的上述論說是孟子在正面闡發自己的理論主張，而忽視了它與上述三種流行的人性論之間的關系。只是在王船山那里，才直接明確地揭示了兩者之間存在的意義上的深層對應關系，根據王船山的發現，[①]它們之間具有非常齊整的對應關系，不過這種對應的方式卻是：

在下文中，我們可以通過以上的對應來分別研究孟子對于三種人性論的批評。

孟子對于第（1）種人性論的批評是：“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這句話是一個省略句，它邏輯地蘊含著如下的觀念：“至若為善，亦非才之功也”。告子主張人性無善無不善，但是孟子卻極其簡明地回答：為善不是才的功勞，為不善也不是才的罪過。這里隱含著的意思是：告子所說的本來無善無不善者，不是性，而是才，人的才質沒有善與不善的區別，或者更為明確地說，善與不善并非一個針對才而言說的概念，而是針對性才具有的概念。告子的錯誤在于以才代性。所以，他的對于人性的如下理解也即“生之謂性”在孟子看來述說的僅僅是“才”而不是“性”。“才”按照《說文》的解釋是“草木之初也”，人的才就是人初生的資稟、材質，它為善的行為提供了由以出發的初始條件，也為不善的行為提供了初始條件，但是，它卻不是為善為不善的充分條件。在這個意義上，才是中性的概念，它與善、不善沒有直接的關聯。孟子告訴公都子的是，就告子的無善無不善論用來述說人的才質而言，那無疑是正確的；但就他把才作為性來看待而言，他卻是錯誤的。因此，告子不可能理解他（孟子）的性善論。換言之，通過才（即告子所說的“性”）來解釋人性的善、不善，犯下了偷換論題的錯誤，而且，沒有找到善的最終的根源。孟子的意思是，如果為不善是才的罪過，但是，天降之才是無殊的，每個人初生的材質是沒有什么差異的，這樣一來，人的才就是罪過。人人只要有才，就不能為善。這樣，就必然導致如下的錯誤觀念，也即善的行為是以對于才的敵視為代價的。這在實踐上無疑是有害的。所以，孟子堅決主張，“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但是，與此相聯系的是，為善也不是才的功勞。如果有了才，就可以為善，那么，天將之才是沒有差別的，那么，為什么還是有人為不善呢？所以，告子把人性歸結為初生之材質，但是這并不能真正說明人為什么能夠為善，也不能說明有些人為什么在現實上不能為善。從邏輯上看，告子的人性論的進一步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是充分支持盡才的觀念，也即充分實現人的才能。因為，他把人性理解為人的才質，才質本來無所謂善與不善，善與不善都是改造才質、盡才的結果。但是孟子恰恰嚴格地區分了才（能）與道德意義上的賢，一個人很有才能，但他并不即是道德（善）的。一個人可以設計制造飛機，與他是否道德的完全是兩回事。所以，告子的學說，他的正面意義，只能導致人們在發揮、培育自己的才能上下工夫，但是在導人向善方面卻有可能把人引入歧途。這就是孟子對于告子人性論的看法。

從孟子的立場來看，才與性是兩種不同的存在領域。“才”與“能”是同義性的語詞，孟子既說“尊賢育才”[②]，又說：“尊賢使能”[③]，所以，才就是能，它既是素材，也即人性善的現實依據；又意味著一種“能”，也即有待現實化的可能性。但是，在孟子的語言詞典中，才卻不是道德學的概念，孟子把道德性的“賢”與非道德性的“才”并列使用，就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例證。才與賢的分化意味著這樣一種認識：技術上的才能或者天賦再高，也與道德學上的善與不善無關。因此，從才的角度去談論善與不善的問題，在孟子看來，從一開始就陷入了一個“具體的誤置”的錯誤，也即把屬于彼領域的問題放置在此領域中來探討了。總之，對于孟子而言，告子的錯誤是一種出發點或方法論上的基礎性的錯誤，是“以才代性”的錯誤。

對于第（2）種人性論，孟子的回應是：“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這個回應更是直截了當，它指出了這種人性論的關鍵是對于善的理解。“乃所謂善”意味著你所說的善不過是如此罷了。換言之，對于善的理解是不充分的。從邏輯上看，孟子在此所說的仍然是一個省略句。這句話的完整表達應該是“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亦可以為不善也，乃所謂善也”。為什么只說可以為善，而不說可以為不善呢？因為，按照孟子的理解，任何一種關于人性善惡的學說，關鍵的不是用來證明、論證性是善的，還是不善，而是用來告訴人們如何才是善的。第（2）種觀點的實質不是性本身是善，還是不善，而是善是為出來的。通過人的為，善才存在。所以，孟子不去針對可以為不善，而是針對可以為善說話。孟子所說的“其情”，指的是“人之情”。“情”的意思歷來有兩種解釋，一是情感，指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是實，實際情況、情狀。不管取那一種解釋，都可以確定，情感與情狀，都是有跡象可尋找的，是已經表現出來的現象，是人性的實際表現。“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孟子的意思是，至于談到人性的實際表現，那么是可以為善的，這就是你所說的善。這是孟子對于第（2）種人性論的評論。這里的要點不是說第二種人性論是錯誤的、一點價值都沒有，而是說，這種人性論在根本上說的不是性，而是情。如果把論題限定在情上，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至于人為什么能夠為善，它一點都沒有提供繼續思考的余地。而且，“可以為善”意味著善是為出來的，但是，脫離了性的基礎，能否為出來呢？如果善是為出來的，那么，一個石頭能不能為出一個木桌呢？顯然，它沒有理解，以情說性，并不能獲得可以為善的根據。換言之，這種看法沒有觸及到性本身。

應當注意的是，可以為善，同時也就意味著本身不是善。如柜柳可以為杯盤，但是柜柳非即是杯盤。柜柳可以為杯盤，同時也就存在著可以不為杯盤的可能性。其情可以為善，同時也意味著人情之可以為不善。但是，這里的關鍵是善是為出來的。即使人性中沒有的東西，也可以制造出來。這樣一種觀念使得善游離了人性的根源，而可以成為從外面塞進來的東西。

需要注意的是，“可以”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表達，它與“能”不同。在孟子那里，已經可以看到“可以”與“能”的區別。在《梁惠王上》中，孟子說過，“可以王”但是“不能王”的現象：“王可以王，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我可以做某事，是否等于我能做某事呢？我不可以做某事，是否等于我不能做某事呢？可見，可以不等于能。荀子對此做了如下的區分：

涂之人可以為禹，則然；涂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④]

根據這個區分，可以進一步來理解孟子的上述斷言：從人的實際情況看，人可以為善。但這并不意味著人能善。可以為善不能解釋人能否善，更不能解釋為什么能為善。孟子說的“乃所謂善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表達。它的意思是：你所說的善，只是情之可以為善的實際表現。但是，可以為善，恰恰非即善，因此，你說的善恰恰不是真正的善。孟子的意思是，公都子所說的第二種人性論，不但沒有說出人性能善的根源，而且他實際上說的，不是性可以善（或可以不善），而是情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因此，在第二種人性論中，真正被討論的是情，而不是性。換言之，第二種人性論是以情代性。沒有觸及真正的性。“乃所謂善也”的意思是說，第二種人性論所講的那些關于人性的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只是從實然層面、跡的層面觸及的所謂的善與不善。這與孟子本人所說的性善無關。

孟子通過對于第一種人性論和第二種人性論的批判，表明了這樣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從經驗的解釋層面并不能理解人性的本質以及性善的道理。事實上，正如孟子所看到的那樣，這兩種看法，根本就觸及不到性，而是以情才取代性。“彼二說者只說得情、才，將情、才作性，故孟子特地與他分明破出，言性以行乎情才之中，而非情才即性也”。[⑤]當然，正如王船山所發現的那樣，在第一種與第二種人性論中，都內在具有以情才代性的傾向。例如，在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中，可以發現：“曰‘性猶枸柳也’，則但言其才而已。又曰‘性猶湍水也’，則但言其情而已。又曰‘生之謂性’，知覺者同異之情、運動者攻取之才而已矣。又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亦情也……”[⑥]以情才代性，構成了以上兩種人性論共同的理論特色。

關于第（3）種人性論，孟子的態度更是非常明確。它們的錯誤在于“弗思耳矣”。思在孟子哲學中有其特定的含義，這就是它是心之官能，是人之“大體”，以與耳目之官也即人之“小體”相對：“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⑦]孟子認為：性善的真理不能在耳目之官中給與，這就是說，感性所能把握到的乃是經驗性的事實，而性善卻不在其列。只有通過思的精神活動才能洞見性善的真理。

總之，孟子告訴我們，當我們把對于人性的理解，放置在經驗性事實的解釋的框架中去的時候，我們根本無法觸及真正意義上的性。孟子還把這一看法上升為人性論的方法論批判。

轉貼于 以上三種人性論，都是對于人性表現出來的經驗性事實（“已然之跡”或人性之“故”）的解釋。在這種解釋中起主導作用的是一種認知理性。它把性的問題歸結為因果知識上的說明。而孟子堅決主張，把性和善的問題交給這種理性，我們就會與之失之交臂：也就是說，真正的問題，反而被我們忽視了。對于人性的論說，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才能觸及真實的人性。這是一個言性的方法論問題。孟子在對于流行的人性論的批判的基礎上，向我們正面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孟子指出：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⑧]

一般人對于這段話的理解是：討論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之故就可以了；推求其所以然之故，就是要順其自然之理——這就是孟子提出的言性方法。這樣的解釋在現代幾乎成為定論，它根本沒有注意到，孟子在這里不是正面提供一種應當采用的言性的方法，而是指出當時人們言性所采用的方式，這是一種事實陳述，而不是一個當然判斷，或目的判斷。[⑨]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事實陳述中，隱含著的乃是孟子對于時人言性方法的不滿與批判，而不是認同。

事實上，《十三經注疏》的解釋就更為接近孟子的原意。注疏指出，孟子在此并不是指出，言性應采用“故”的方式，相反，以故言性恰恰是孟子所批評的言性方式，這種言性方式非但沒有觸及到真正的性，反而常常滿足于理智（邏輯層面）上的順通：

今天下之言性者，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若柜柳為杯盤，非柜柳之性也。（漢代趙歧）

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者也，非性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舊題為劉宋孫奭）。[⑩]

根據《注疏》的理解，孟子在此所強調的并不是這樣一種規范性的要求：以故言性，這是天下之通義。恰恰相反，孟子指出的是：以故言性，恰恰不可能觸及真正的性，其所能觸及的僅僅是“事”，是性之已經表現出來的經驗性事實，用孟子的語言來說，就是“故”。

“故”有兩個相互聯系的含義：一是“已然之跡”，也就是已經顯現出來的經驗性事實；一是所以然之故，原因，根據。從邏輯上看，“所以然之故”的意義為“已然之跡”的意義的衍生義，因為，“所以然之故”這個表達強調的是“已然”的根據，如果沒有已然的經驗性事實，那么，探求的是誰的所以然之故，就說不清楚了。在這個意義上，以已然之故（經驗性事實）言性同時關聯著以所以然之故（經驗性事實的原因）言性。二者之間具有一體性的關聯，它們都為一種認知性的哲學系統所要求。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以故言性，與以情才言性，實質上是一致的。確切地說，不論是以情言性，還是以才言性，都是以故言性的不同形式。

孟子認為，以故言性，只是以“利”為本。所謂“利”，朱熹正確地解釋為“順”，也就是“通”。[11]為什么“以故言性”必然“以利為本”呢？因為，當通過對于經驗性事實（故）的解釋、說明的方式來論說人性時，在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認知理性（理論理性），也就是對理性的思辨的運用。這種運用的規則只能是理智上的順通，也即無邏輯上的矛盾。這里涉及到的是孟子如下的重要洞見，這就是說，從經驗事實的觀察出發去理解人性，我們就把自己限制在理智（認知理性）的解釋功能之中。所以，孟子在斷定以故言性必然導致以利為本之后，緊接著忙于指出的就是理智的局限性：“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理智所尋求的解釋，僅僅是眾多的可能性中的一種或幾種，它并不能窮盡所有的可能，理智的解釋功能之所以依賴于經驗性的事實（故），就在于，在理智選取眾多的可能性的工作程序中，它是以哪種可能性所能解釋的經驗性事實最多為準則的。所以，以“故”言性，導致了對于理智（認知理性）的過度依賴。而孟子懷疑的是，人性的問題能否通過認知理性加以解決。顯然，孟子的正面主張是，不能僅僅以故言性。因為，正如《十三經注疏》所表明的那樣，以故言性，所言者可能非性也；僅僅以故的方式言性，如果言對了，那也是以其“巧”，而不是以其“道”。

以故言性，追求的僅僅是邏輯層面的通。但是通的目的僅僅是能夠對于經驗觀察的已然性事實（已然之跡）加以解釋，孟子認為這樣不能獲得真正的性的概念。因為，在他看來，即使身邊之人都在行不善，也不能說明人性就是惡的。孟子說，牛山的樹木曾經是很茂盛的。但由于它長在大都市的郊外，老是有人去砍伐它，還能夠茂盛嗎？盡管被砍伐的樹日日夜夜在生長著，不斷有新的嫩芽、長出來，但是緊跟著就去放羊牧牛，所以，牛山就變成光禿禿的不毛之地了。人們看見牛山光禿禿，以為這里不能生長樹木，這難道就是牛山的本性嗎？人為不善，不過是放其心而不求，難道能說人性就是不善的嗎？[12]孟子以這個例子來表明性的問題不能放置在經驗的認知性層面加以解決。因為，對于孟子來說，人性并不是一個經驗的事實，它不能歸結為人身上的某種東西或什么。性善也不是人的可以觀察到、推論出來的本性。

總之，孟子表明，一旦從經驗性事實出發去理解人性，我們就不能擺脫認知性哲學系統的糾纏，人性的論說就成為一個知識或理論。理論被建構出來以使我們以某種方式感知世界的意義，它以一種或明確或含蓄的方式關涉我們對于世界的進一步的認識，或者是對我們自認為已經有所了解的知識進行修正。理論所體現的是認識論的視野或框架。[13]而按照孟子的意思，他的性善論告訴我們的不是有關人性的某種知識，通過它，并不能增加我們對于人的知識，或修正我們已有的知識。性善論必須在一種非認知性的哲學系統內加以解讀。

轉貼于 孟子把人性的問題從認知性的哲學系統中加以排除，那么，其性善的觀念就必須在另外一種視野內加以理解。

勞思光先生區分了引導性的哲學（orientative philosophy）與認知性的哲學（cognitive philosophy）。認知性的哲學以建立某種客觀的知識為其目標，引導性的哲學則以達到某種轉化為其主旨。也就是說，認知性的哲學是把哲學活動視為一種追求知識及建立知識體系（也即理論）的活動；而引導性哲學則是要在世界中造成轉化，無論是自我轉化，還是世界轉化，它的目的并非是去探求知識以及建立知識體系，而是將意志，無論是個體的，還是群體的，引導到某一領域或方向上去。[14]如果用更加簡單的術語加以概括，認知性的哲學追求的是“什么”（what），而引導性的哲學探究的則是“如何”（how）。前者導向以認知論和方法論為基礎的理論的建構，后者則關聯著試圖達到存在的轉變與完善的規范性立場。

顯然，孟子的性善論并不把“人性是什么”作為它的基本問題，它并不企圖增加我們對于人性真實狀況與處境的知識，也不以理論的面目出現以解釋或修正我們的經驗。與此相對，孟子的性善論可以理解為一種規范性的系統，它為存在的轉換與提升提供一個規范的基礎。規范意義上的性不是認知的對象，而是一種實踐的方向。在嚴格的意義上，它可“明”，但不可“知”。在中國哲學的語境中，“明”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認知，一般性的認知與行為相對待，它還有待于行為才能落實，在這個意義上，它以行為而不以自身為其目的。但是“明”則是自身就是目的的理解活動，它本身就可以在行為的層面上加以理解，“明”性不是獲得了關于人性的新的知識，而是獲得了存在提升與轉化的自覺。[15]就此而言，明白了性善的真理也就是獲得了向善的意向、動力，甚至開始了向善的過程。換言之，明善也就成為人性中的善的展開方式。

在孟子這里，人性之善不能化約為具體的、已經實現了的善行。善行已經是人性藉助人之情才而獲得的現實展開。但是，即使沒有通過才情的展現，吾人依然不能否定人性之善。甚至即使一個人在為惡時，我們仍然不能否定其性之善。對于這樣的人而言，其實只是其本心陷溺，不能發現自己的真實的本性了：“非天之降才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16]道德哲學的目的不是增加倫理的知識，其本身就是一種以發現本心為中心的實踐性學問：“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7]因此，性善，不是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經驗性事實，也不是一個理論性的設定，通過這種設定，可以解釋觀察到的人性現象。它更多的是一個實踐的理念，也即一種目的性的善，它不是行為在某一個時刻要達到的目標，而是建構生活本身的一種方式，一條道路，一種方向。由此，性善就不是一個理論（認知）理性的陳述，而是一個實踐理性的斷言，它不是為了論證人是善的，而是指出人走向自身存在的道路。

總而言之，在孟子那里，性善的論說是一種引導性的概念，它具有的功能是雙重的：一方面是引導吾人獲得存在轉化與提升的自覺，一方面是為存在的轉化提供一種根本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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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船山：《船山全書》第六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第1052－1073頁。

[②] 《孟子·告子下》。

[③] 《孟子·公孫丑上》。

[④] 《荀子·性惡》。

[⑤] 王船山：《船山全書》第六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第1064頁。

[⑥] 王船山：《船山全書》第六冊，第1053頁。

[⑦] 《孟子·告子上》。

[⑧] 《孟子·離婁下》。

[⑨] 在一定意義上，這種流行的理解通過是朱熹而進入現代的，朱熹從他自己的哲學出發，誤讀了孟子的這句話。在他看來，孟子在這里所要表達的是，“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也”。參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第297頁。顯然，他把孟子所說的“今天下之言性者，則以故而已矣”錯誤地理解為規令判斷或應然判斷，而沒有注意到本文中的“今”與“矣”兩詞暗示我們孟子所說的乃是一個事實判斷，而且，它所揭示的事實還是一個在他看來應該得以更正的方向性錯誤。

[⑩] 阮元等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1），第2730頁。

[1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第297頁。

[12] 《孟子·告子上》。

[13] 尼格爾·多德區分了理論與規范，參見其《社會理論與現代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5頁。

[14] 石元康：，賀照田主編《學術思想評論》第八輯《后發展國家的現代性問題》(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188頁。

[15] 王船山對于知(行)與(誠)明作出了明確的區分：“明非但知之謂也。《或問》兼安行言之，為盡其義。如《大學》之言‘明德’，該盡緝熙敬止、恂栗威儀、具眾理、應萬事者，統以一明；與‘致知’之知，篇全迥別”。“在學則知行分，在德則誠明合”。參見王船山《船山全書》第六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第571、599頁。

預防醫學概念范文第3篇

首先要使臨床醫學生在思想上重視并明確預防醫學教學對臨床醫學生的影響意義所在,思想是指導行動的風向標,在思想上充分重視后,學生自然就會帶有明確的目的性進行學習,因此需要通過采用適當的導入法對其進行動員,引起學生的興趣和注意。經過多年對非預防醫學生教學實踐,我們認識到主要應從以下幾點進行引導,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1通過簡單舉例說明預防醫學對臨床授課內容的不足起到補充作用

臨床醫學生通過預防醫學的學習,擴大了知識面,對提高其業務水平很有幫助。一般來說,臨床課教材只從臨床的觀念側重對常見疾病進行講述,而在實際的工作中,會遇到其他涉及預防醫學問題,這時候就可以將預防醫學的概念及其所涵蓋的主要內容做一個大體的介紹,即傳統的預防醫學主要包括三大衛生(職業衛生學、環境衛生學和營養與食品衛生學)以及兩大工具(衛生統計學和流行病學)。而在行醫過程中涉及到的與預防醫學有關的最常見的問題如:某些患者得知病情后往往希望能得到膳食上的指導以及注意事項,這就需要有一定的營養學知識方面的技術支持進行膳食治療與食譜設計;對于食物中毒的正確診斷、治療及處理,也需要食品衛生學的知識,只有具備了一定的食品衛生學的常識才會及時地對防疫部門進行匯報,從而控制病例進一步增加;再有就是在進行常見或是疑難的職業中毒的診斷治療時,如果具有敏感的意識,就會對病人的職業史進行詳細地詢問,從而減少誤診;再有就是一些地方病的出現,又涉及環境衛生學的知識等等,類似這些問題在臨床講授中很少提及,而在實際工作中又經常遇到。尤其在基層工作中更是如此。

2通過預防醫學的學習有助于加深對疾病的認識,發現重大事件

通過對比明確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的區別和聯系。臨床醫學一般只談個體,即病因、發病機理、臨床表現、診斷和治療,而預防醫學則研究群體,即疾病譜、流行規律和預防措施。通過預防醫學的學習,可以對疾病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對臨床上的診斷治療都有較大幫助。例如,一個以主訴為咳嗽、咳痰、胸悶的病人入院后經胸部X線初步診斷為粟粒性肺結核,但是結核菌素試驗結果并不支持結核診斷,經詳細的病史詢問后發現該患者曾參加過小煤窯的開采,患者描述當時開采時灰塵極大,非濕式作業又無佩戴口罩,同村去的老鄉也有類似的癥狀,經診斷為煤工塵肺,該病為法定職業病。為此,對農民工的健康問題引起了社會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依法取締了許多非法經營的小煤窯,而發現這一重大事件的還是工作在第一線的臨床工作者。當臨床醫生變換從預防醫學角度看問題時,不僅能較為容易地做出正確的判斷,同時還能成為很多重要事件尤其是重大傳染病的一線發現者,如2003年發生的“非典”也是由一線的臨床醫生發現,早發現、早診斷及早治療避免了更大的災難。

3有利于基層全科醫生的培養,培養實用型的基層醫學人才

目前培養的臨床醫生,主要面向基層,尤其是農村和社區,而適應基層的需求主要是全科醫生。我國現在正在進行社區醫療改革,全科醫生的需求日益增加,在全科醫生培養過程中更是需要克服傳統醫學教育所存在的預防與臨床醫學相脫節的現象,應建立預防醫學的新理論體系,對醫學生進行宏觀指導。該理論體系包括:預防醫學貫穿在疾病自然史的全過程、三級預防的概念、全科醫學的涵義和在我國的可行性、醫學模式轉變理論與健康觀、整體醫學的觀念、初級衛生保健的概念等。不同地域、社會層面有著不同的衛生需求,如:很多山區和農村常見營養缺乏癥;衛生環境差導致的傳染病盛行;有些地區微量元素過多或過少導致的地方病。高級社區出現的某些心理問題,不健康的行為導致某些疾病的高發,慢性疾病如心血管、腦血管疾病、腫瘤將成為主要衛生問題,類似這些問題,往往需要一定的預防醫學知識。作為一名實用性人才,防治應該是一體的,通過預防醫學教學,可以使學生認識到防治的辨證關系,防為本、治為標,防治之間相互配合,才能更好的解決問題。因此,預防醫學教育不僅對培養實用型人才起到重要作用,對將來的社會發展也起到重要作用。

4通過預防醫學的學習,有利于醫學論文的閱讀與撰寫,培養科研思維

醫學論文的經常性閱讀與寫作,對提高醫學業務水平有較大幫助,一些科研論文中的數據統計分析方法,結果判斷,也需要具備一定的醫學統計知識。總結工作中的經驗,進行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也是臨床醫生必備的能力。預防醫學教學中的兩大學科:衛生統計學和流行病學是進行臨床科研的有力工具,包括如何進行醫學科研的課題設計、資料的分析等。不僅如此,預防醫學教學還可以指導學生有一個正確的思維方法。掌握了這些思維方法,使之不受一些虛假宣傳廣告等偽科學的影響。這對提高臨床醫學生的自身素質也有較大的幫助。

預防醫學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中醫學院；預防醫學；教學內容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2-0107-02

預防醫學是我國教委確定的普通高等醫學院校15門主干課程之一，我院2006年開設預防醫學課程，2011年建立預防醫學專業。在我院預防醫學短暫的發展過程中，在中醫藥文化氛圍極為濃厚的環境下，預防醫學的教學內容仍然沿用西醫院校的教材，沒有補充和突出中醫“治未病”思想，還存在較多的缺憾。為此，2012年我們對具有預防醫學課程的中醫學和護理專業學生進行了教學內容滿意度調查，以期為預防醫學課程內容改革提供依據。

一、材料與方法

1.對象。本校2012年2月～7月具有預防醫學課程的2010級中醫學專業學生共167人，2010級護理專業學生134人。

2.方法。采用現場調查的方法，對2010級所有具有預防醫學課程的學生在課程結束后進行調查。調查表采用自行設計的調查表，調查內容包括學習預防醫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教學內容設置（感興趣的、沒必要的、需補充的、重點要講解的等）、預防醫學的用途、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及預防醫學課程總體的滿意度等。調查的選項包括開放性問題和選擇性問題兩種。調查前對學生進行了調查表信度和效度的檢驗，各個項目的信度系數均大于0.82，說明調查表達到了很好的一致性，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調查表項目包括：你覺得有必要學習預防醫學嗎？你覺得目前安排的教學內容是否達到了教學目的？你感興趣的內容是什么？沒必要講解的內容是什么？應補充的內容是什么？應重點講解的內容是什么？你覺得預防醫學在實際生活中重要嗎？你對老師的教學安排是否滿意？你對老師的教學有什么意見？你覺得預防醫學對你或家人有幫助嗎？教材有助于你了解預防醫學嗎？你覺得老師的講解是否激發了你對預防醫學的興趣？你會把學到的預防醫學知識推介給別人嗎？總體，你對預防醫學這門課是否滿意？

3.統計方法。利用Epidata3.0軟件建立調查表，并進行了兩遍核對。數據分析使用SPSS13.0軟件進行。

二、結果

301名學生中有285名學生填寫了調查表，其中中醫學專業158人，護理專業127人，應答率為94.7%。沒有參加調查的16名學生均為有事或有病請假未來上課。對預防醫學教學總體滿意度為98.2%。

1.預防醫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83名（99.3%）學生認為有必要開設預防醫學課程，277名（97.2%）學生認為預防醫學在實際生活中重要，272名（95.4%）學生認為預防醫學對自己或家人有幫助，并且有275人（96.5%）會把預防醫學的知識推介給別人。

2.預防醫學內容設置的滿意度。關于預防醫學內容設置共有四個開放型問題，分別是“感興趣的內容”、“沒必要講解的內容”、“需補充的內容”和“重點講解的內容”。72%學生對預防醫學中合理營養和食品衛生問題感興趣，18%的學生對環境衛生問題感興趣，10%的學生對疾病預防、臨床預防保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問題感興趣。81%的學生認為沒有必要講解循證醫學、臨床經濟學評價和決策分析、衛生政策和衛生資源配置、衛生服務體系和衛生管理等政策性和理論性強的內容，12%的學生認為沒有必要講解論文撰寫和診斷試驗等內容，7%的學生認為沒有必要講解計算和概念等內容。98.5%的學生認為應該補充應用型的知識（包括常見病的預防、社會實踐、預防實踐、意外傷害、臨床故事、急救措施等內容），1.5%的學生認為應該補充與中醫貼近、中醫治未病的內容。97.6%%的學生認為疾病預防和合理營養、食品衛生的內容應該重點講解，1.3%的學生認為應該重點講解流行病學研究方法，1.1%的學生認為應該重點講解臨床預防服務保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內容。

97.2%的學生對教學內容的安排滿意，2.8%不滿意；67.4%的學生認為安排的教學內容達到了教學目的，32.6%的學生認為沒有達到目的；97.5%的學生認為老師的講解有助于提高對預防醫學的興趣。

3.教材的滿意度。95.8%的學生認為教材有助于自己了解預防醫學，4.2%的學生認為沒有幫助，其中98%的學生認為主要原因為與中醫治未病沒有結合。

三、討論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學生通過預防醫學課程的學習后，大部分認識到預防醫學的必要性（99.3%）和重要性（97.2%），并愿意把知識推介給別人（96.5%）。說明預防醫學的課程設置是很有必要的，使學生了解了預防醫學的重要性，才能讓其從思想和意識上重視，指導將來的臨床實踐工作。

對預防醫學教學總體滿意度為98.2%，但有32.6%的學生認為教學內容沒有達到教學目的，主要原因可能與教材的內容有關。從對教材內容設置的4個方面的問題：“感興趣的內容”、“沒必要講解的內容”、“需補充的內容”和“重點講解的內容”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到學生對教材內容還存在一些意見，主要希望教材內容貼近生活、中醫等。4.2%的學生認為教材對預防醫學的了解沒有幫助，其中98%的學生認為主要沒有與中醫治未病結合。培養學生預防觀念的教材是提高預防醫學教學質量重要的一環，教材內容與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效果。目前，盡管許多高等中醫藥院校基本都開設了預防醫學課程，但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一直沒有具有中醫特色的本科教育規劃教材，基本上采用西醫院校的教材，其教材結構及內容仍然是公共衛生專業課的微縮拼盤，未能真正結合中醫各臨床專業的特點、性質和服務對象，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中醫藥院校學生對醫學體系和“未病先防、已病防變、病后防復”中醫三大預防原則的了解與掌握，制約了學生疾病防制觀念的形成及工作能力的培養。因此，在沒有適宜的教材的前提下，開展預防醫學這門課程時，應充分發揮中醫教學資源的優勢，結合學生需求，幫助學生逐步樹立中、西醫學防治疾病的思想，突出中醫特色，進行教學內容的補充和改革。

參考文獻：

預防醫學概念范文第5篇

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不斷發展，中外在各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尤其在學術交流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中外科技和信息交流對于促進中國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有重要意義。在科學文化交流上一個重要的障礙就是語言障礙。近年來國外在預防醫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發表過許多文章，對于我國預防醫學的發展有很好的借鑒作用。但是要獲得知識方面的交流一個最主要的一個途徑就是外文文獻的閱讀，而外文文獻的理解和翻譯則是這個過程中無可避免的一個環節。預防醫學文獻在漢譯英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問題，尤其在專業術語翻譯方面，一些小的偏差很可能導致很大的錯誤。因此，預防醫學常見術語的翻譯是中外醫學交流的重要方面，正是基于這樣的作用，文章就預防醫學英語術語翻譯的問題作出相關探討。

2預防醫學常見英語術語翻譯中存在的問題

2.1原文理解誤差

原文理解偏差是指在預防醫學相關文獻漢譯的過程中，不能夠根據整句話或者正片文章的語境去正確理解文章中所涉及的術語的正確意思。從我們歷來文章翻譯的統計情況來看，“逐詞逐字”翻譯是英文文獻翻譯的過程中的一個通病，當然這個問題也存在于預防醫學文獻翻譯中。因此，在閱讀或翻譯預防醫學相關文獻時，要結合具體的語境，反復推敲，得出文章中術語的正確含義。

2.2術語漢譯的偏差

在英語翻譯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用詞表達，即能夠將英文原文中所表達的意思用漢語恰當、準確地表達出來。一般情況下，預防醫學專業人員能夠清晰地理解英文文獻所要表達的實際內容，但是在將英文翻譯成漢語使之連貫地表達一句話時卻經常出現表達不清晰、原文漢譯不明確等問題。因此，在術語漢譯的過程中，既要能夠準確地理解短語或句子所表達的內容，還要能夠選擇合適的漢語詞將之表達出來。

2.3術語翻譯專業性偏差

預防醫學所涉及的專業廣泛，因此要求預防醫學專業人員所要掌握的專業術語的詞匯量要十分豐富。在預防醫學術語英語翻譯的過程中，許多專業詞匯可能在英語層面上有多層含義，即一詞多義。這就要求預防醫學專業人員對詞匯有很強的甄別能力，能夠第一時間將英語術語與中文詞匯的預防醫學專業術語相對接，正確地理解詞匯所要表達的專業內容。因此，預防醫學專業術語英語翻譯要求對中文專業術語有廣泛的積累，同時需要對專業術語的具體含義有明確的理解和掌握，以防在遇到一些生僻的專業術語時能夠根據語義的解釋實現中英文術語的正確匹配。

3預防醫學常見英語術語翻譯實例

3.1流行病學術語英語翻譯

流行病學在預防醫學英語翻譯方面涉及的內容較多，因此對于這一方面英語術語翻譯問題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現介紹實例如下：Across_sectionalstudyreportedthatthelikelihoodofbeingobesecouldbereducedbyasmuchasonehalfwithaphysicallyactiveoccupation.在上面例句當中，有人就可能對“cross_sectional”翻譯上出現偏差。在英文單詞本義來講，“cross_sectional”是“交叉部分研究”的意思，但是放到預防醫學的流行病學科中則不能僅依據表面意思進行翻譯。根據我們所知道的流行病學知識結合具體的語言環境可以得出，這里的“cross_sectional”實際上是“橫斷面研究”的意思，是描述流行病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另外，在流行病學研究方法中還有許多要注意的問題，如“case_controlstudy”按照英文字義解釋為“案例控制研究”，在預防醫學中流行病學科具體的語言環境來講則應該翻譯為“病例對照研究”，也是流行病學研究方法的一種。

3.2關于Exposure的翻譯

“Exposure”是預防醫學期刊或文章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詞匯，在與不同的學術名詞搭配中期解釋也有所差異，如pollenexposure、chemicalexposure、exposuretoharmfulcontaminant等。對于“expo-sure”的解釋，世界衛生組織出版的EnvironmentalHealthCriteria214中給出了明確的定義：Exposureisdefinedascontactovertimeandspacebetweenapersonandoneormorebiologic，chemicalorphysicalagents.即翻譯為“exposure被定義為基于人與一種或更多生物的、化學的或者是物理的超越時空概念的接觸”。對于“exposure”在預防醫學中的具體應用選擇其中兩個實例解釋如下：Exposureassessmentistoidentifyanddefinetheexposuresthatoccur，orarcanticipatedtooccur，inhumanpopulation.此句中，“exposureassessment”是“暴露評估”的意思，是預防醫學中一個專業名詞。Chronicarsenicexposurefromdrinkingwater(groundwater)wasassociatedwithincreasedincidenceofskinlesions,evenatlowlev-elsofarsenicexposure.“arsenicexposure”是指“砷暴露”，這個名詞在一般英語日常用語是不常見的，僅僅可能會在預防醫學或衛生醫學中可能會出現這樣的詞匯，專指程度很高，因此需要在翻譯時尤其注意。

3.3病原微生物英語翻譯示例

病原微生物在預防醫學英語翻譯中出現的也比較多，尤其要注意病原微生物這些專業名詞在語句中的特殊用法，現將病原微生物的具體翻譯實例列舉如下：Polymerasechainreactionanalysisisamplifiesnucleicacidsexponentiallyandisparticularlysensitivetothedetectionofinfec-tiousagentssuchas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cytomegalovirus....在上面例句中，對于“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多數情況下人們會忽略其中的語法結構將其翻譯為“分枝桿菌肺結核”，實際上在英語語法結構和語言結構中有涉及病原體名稱的詞語通常情況下要后置，因此在這一方面要尤其注意，以免出現嚴重偏差導致整個語言結構理解的失誤。

4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