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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物理學習 思維定勢 綜合分析能力

在中專物理課程的學習中，相當多的新升入中專的學生都流露出一種畏難感。究其原因籠統地說是因為這些學生基礎差，底子薄造成的，深入研究發現造成物理難學的原因中很大比例是由于這些中專生長期在物理概念和物理規律的學習與運用中出現一些障礙，盡管這些障礙產生的原因錯綜復雜，但歸納起來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由學生的認知結構造成的。一類是由學生的心理因素造成的。

一、由學生的認知結構造成的障礙

認知心理學家們認為，學生學習的過程是學生頭腦中原有的知識結構與新知識相互作用，使新知識與原有知識形成一定聯系，把新知識融匯到原有知識結構中去的過程。

1.先入為主，即錯誤的前物理觀念在起作用

所謂前物理觀念，是指學生在接受物理學教育之前，通過自己的觀察，體驗與思考，對各種物理現象與物理過程的理解與認識。前物理觀念有些是正確的，有助于學生在物理學習中形成概念和掌握規律，但它畢竟源自于生活經驗，是在觀察和思考的基礎上自發形成的，沒有經過嚴密的科學分析與實驗證明，因而多數是膚淺的、模糊的、帶有片面性甚至是錯誤的。例如，學生常常認為“力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物體受力越大，速度越大”。要想從觀念上徹底糾正這些錯誤并非易事，因為學生得到這些經驗是有大量“事實”作依據的：一輛靜止的車子，人推它以后動了：靜止不動的樹枝，風吹它以后動了。如果不推、不吹，這些物體就停了下來。其實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首先，學生在分析物體運動原因時只考慮了推力、吹力的因素而忽略了阻力的因素。其次，日常生活中物體受力后由靜而動的情況容易觀察到，而且現象明顯，所以學生印象深刻；而物體受力作用后速度由小變大的現象不明顯，因而學生印象不深。實際上物體由靜而動、由動而靜和物體運動由慢而快、由快而慢本質上是一回事，都是物體運動狀態的改變。可是學生卻不能把他們聯系起來，認識它們的本質，從而產生了錯誤的觀念。

2.新知識與原有的知識記憶相混淆，互相干擾，從而產生認識上的錯誤

有些學生對一些形似質異的概念公式記憶混亂。例如，分不清速度的變化和速度的變化率，磁通的變化量和磁通的變化率；有的學生死記物理公式，對公式中各物理量的意義及公式的適用條件理解不透，造成死搬硬套公式的情況。如什么情況下動量守恒，什么情況下動能守恒模糊不清；還有些學生對一些互有聯系而且數值上相等的物理量往往被認為是同一回事，比如常把物體受到的重力跟物體對支承面的壓力混為一談等。

3.學生頭腦中原有的認知結構沒有相應的概念，不能同化新知識

如“電勢”、“電動勢”的概念，學生很難理解，因為他們以前頭腦中沒有“勢”這一概念，不知道什么是“勢”，也分不清電動勢與電壓究竟有何不同。

二、由學生的心理因素造成的障礙

學生在概念和規律的理解和運用中出現的困難，在許多情況下是由于在思維過程的某個環節上出現了障礙，因此從心理傾向和思維規律入手對其進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1.思維定勢的消極作用造成的影響

思維定勢是指人們在思維中按一種固定的思路去思考問題。它表現為學生思維的一種趨向性和專注性。它對學生學習過程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

（1）生活常識的思維定勢對物理本質的干擾

剛升入中專的新生在學習物理之前往往從自己狹隘的生活經驗出發對一些事物形成一定的看法和觀點，即形成思維定勢干擾了他們對物理現象和本質的認識。

（2）初中物理和中專物理在教材的深度和廣度上存在很大差異

認識過程中不同階段的差異性和同一階段內認識的相對穩定性存在著矛盾，從而使學生的認識發生困難。

（3）學生習慣于單向思維和順向思維，不善于發散思維和逆向思維

例如，分析這樣一道計算題：一個質量為2千克的物體，以初速度30米/秒向上拋出，5秒后的速度為50米/秒，求物體在5秒內的動量改變量（不計空氣阻力）。許多學生由去求動量的改變量，有的學生因不知初末速度方向而一籌莫展。學生對于定律，公式常常習慣于順向應用，不善于ΔP逆向思維到FΔt,結果是舍近求遠。

2.由直覺思維產生的認知障礙

外部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而產生的一種思維，心理學上稱為直覺思維。這種思維方式是在沒有獲取充分的證據或沒有進行充分的邏輯推理的情況下來認知新事物的。因而是表面的、膚淺的，甚至是不可靠的。比如學完摩擦力一節后問學生：自行車是如何停下來的？相當一部分學生都會回答是因為閘皮和鋼圈之間的摩擦力使其停下來的。因為直覺告訴他們確實如此。由于有了這種錯誤的生活經驗，他們就根本不會去仔細分析研究對象，不會聯想到內力、外力及其效果，更不會想到剎車后滾動摩擦變為滑動摩擦，摩擦力增大，是車輪和地面之間的滑動摩擦力使自行車停下來的。

3.用數學概念替代物理概念形成的思維障礙

有些學生在分析物理問題時，往往用數學概念替代物理概念，把數學公式和物理公式等同起來，忽視物理公式所表達的物理意義。在教學過程中，凡涉及到這些容易給學生造成思維混亂的物理公式時應著重講清其物理意義，公式適用條件，將清物理公式和數學公式的區別，使學生逐步養成科學的分析方法。

4.忽視隱蔽條件形成的思維障礙

學生處理的實際物理問題，常常是多條件的，有些條件題目已經給出，容易引起學生的重視，有些條件是隱蔽在題目的文字敘述或所給的物理現象或物理過程中，通常給人以條件不夠的感覺。運用物理規律分析實際問題時若不能充分發掘這些隱蔽條件，往往形成思維障礙，造成解題困難。

5.由于缺乏比較鑒別及綜合分析能力而造成的思維障礙

因為物理概念是從物理現象和物理過程中抽象出來的本質特征，往往需要通過比較鑒別的方法找出事物的本質特征，形成物理概念。比如質量和重量，平衡力與作用力反作用力，動量定理與動能定理等等。缺乏比較鑒別力的學生，抓不住這些概念規律的本質特征，找不出其中的差異，從而造成對一些概念的混淆。

學生由于缺乏分析綜合能力，在遇到較為復雜的問題時，難于厘清物體系統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不能恰當找出研究對象，從而理不清解題思路，感到無從下手。

三、結語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第2篇

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延續，人口生育就成為必然。而作為組成社會的人口，生育行為又必須遵循社會秩序與規范，維系社會秩序的良好發展，這就是科學的生育決策所負有的使命。在我國人口生育已全面進入低生育趨勢的情況下，如何把握低生育的運行與發展同人口再生產的內在關系，充分預見持續低生育的社會后果，適時實施細分化生育決策，這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是值得關注的重大問題。

一、 我國人口持續的低生育水平

我國人口在政策因素條件下的低生育現象，是對歷史前期的高生育現象的制約與調節。由于高生育水平所帶來的人口增長后果，在一個歷史時期內難以得到遏制的情況下，堅持實施低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和完全必要的。據資料顯示，我國在大力開展計劃生育的1975年以前，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ite, TFR）一般都在4―5的水平，最高的1963年，TFR高達619（見表1）。在我國強有力的計劃生育國策推進下，到2000年人口普查時，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下降至TFR=1.22的低生育水平，進入低生育水平的省市自治區的覆蓋面已高達97%（見表2），由此表明我國人口的生育水平已全面進入低生育時期。

所謂低生育，一般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水平而言。［2］①因為，處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人口，反映在人口真正（內在）自然增長率（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上，其表現為負增長的人口；反映在代際關系上為新一代人口較上一代呈縮減型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計量描述方法有二：②一是用總和生育率（TFR），一般認為，在當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死亡水平條件下，TFR=21,即認為可實現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其具體含義為，平均一對夫婦一生中生育21個孩子，當這些孩子成長到再成為新一代父母時，在扣除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死亡因素后，其子女一代與父母一代的人數規模恰好相等，故稱可實現生育更替水平。另一可用凈再生產率（Net Reproduction Rate, NRR）進行描述。由于NRR是已經考慮了死亡因素的指標，所以，一般認為，當NRR=1時，即可認為所研究的人口可實現生育更替水平。其內在含義為，某一婦女群所生育的女兒人數，在她們存活到能夠真正接替其母親的生育職能時，其人數規模同母親一代完全相等，由此而可實現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所以，生育更替水平就成為研究與界定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生育水平高低屬性的基本標準。

從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獲悉，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22的水平，其值已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的基本標準，由此表明我國人口已全面進入低生育時期。人口的低生育現象，是相對于人口高生育水平而言，據此我們可以按總和生育率高低的不同，把我國的計劃生育發展歷程，劃分為前后兩個性質不同的時期，即前計生時期和后計生時期。在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水平下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時期，對此時期即可稱為后計生時期。后計生時期的此前時期，則稱為前計生時期。所以我們稱低生育現象是后計生時期的標志性特征，或者人口的低生育現象，標志著我國的計劃生育事業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這一劃分，還不僅僅是在時期稱謂上的差異，而更重要的意義，是在我們計生決策的指導思想、方法與措施上，更加體現不同時期的方針與特點，從而使我們的計生事業更加科學、有序地發展。很顯然，當我們的計生工作已進入后計生時期時，如果在計生的指導思想與實踐中，仍然沿襲前計生時期的做法，顯然是不合時宜的。關于這方面的問題本文在后面還將專門進行討論。

(二)我國進入低生育時期的時間認定

上面已述，低生育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即表現在總和生育率上為TFR＜21以下，反映在凈再生產率上為NRR＜1以下的生育水平。出于資料采集上的方便，本文在計量分析上，采用TFR數據來進行闡述與說明。這里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在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低于21時究竟出現在哪一個年份？因為，這個年份既是觀察我國低生育水平延續的時間，又是確切界定后計生時期起始時間的基本依據。［3］

在人口生育統計上，最權威的統計資料是人口普查資料，而又由于人口普查資料的時間間隔較長，所獲取的資料只反映了普查年份的人口狀況，所以，對TFR＜ 21 出現的具體年份，尚不能直接得到反映，為此，我們采取依據人口普查資料，通過數理分析手段來獲取說明。

從1981―2005年間人口普查資料（包括抽樣調查資料）的TFR數據的變化趨勢看，表現為一個典型的下滑指數趨勢曲線（見圖1），由此這就為我們研究這一時期間不同年份的生育水平提供了理論前提。亦即我們可以把我國這一時期總和生育率的變化趨勢描述為下述指數模型：

TFR0+i=TFR0ert (1)

式中，TFR0+i為從基年到最終觀察年份的總和生育率；TFR0為研究所依據的基礎年份的總和生育率；r為從基年到最終觀察年份期間總和生育率的變化速度；t為從基年到最終觀察年份所經歷的時間，即年份。

上面已述，我們的研究目的，在于找出我國低生育水平出現的具體時間（年份），亦即總和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出現的具體時間（年份），由此以確切觀察迄今為止我國低生育水平運行的時間長度。

具體做法是對（1）式兩端取對數：

ln TFR0+i= ln TFR0+ rt （2）

為實現這一研究目的，首先需要找出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那個TFR值，由此其所出現的相應年份，也就可以確定了。為此，我們需要將TFR0中的腳標0改寫為z，即低生育水平可能出現在0+i期間任意一個年份，于是再將（2）式改寫為：

ln TFR0+i=lnTFRz+ rt (3)

為實現上述研究目的，我們將（3）式直接表達為：

lnTFRz= ln TFR0＋i- rt (4)

為了實現TFR即低生育水平具體值的計算，必須先計算式中總和生育率變化速度r。r的計算，可據（1）式并整理為：

r=ln TFR0+i-ln TFR0t(5)

t為從0―i所經歷的時間（年份）。

又從表1資料可見，我國低生育水平出現的時間，只可能在1989―2000年這一時期內發生，所以，我們只需計算這一時期TFR的變化速度就可以滿足我們的研究目的。現將（5）式具體描述為：

r=ln TFR2000-ln TFR1989t=ln122-ln 22911=-0057245

計算結果表明，在1989―2000年期間，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每年以平均572%的速度下降。據此我們即可依據（4)式計算出這一期間每一個年份的總和生育率值。當然，我們最關心的是TFR＜21出現的年份。

由（4）式：

lnTFRz= lnTFR0+i－ rt

于是，lnTFR1990= lnTFR2000－r×10 = ln122-(-005724)×10=07713

對其取反對數得：TFR1990=216

同理，可計算, TFR1991=204

因為，204＜210，所以，據此我們可以認為，我國低生育水平出現的年份為1991年。此后則繼續走低，直到2000年時總和生育率僅為122，較之生育更替水平TFR=210來說，低了088個總和生育率值。值得人們關注的是，在2000年以后，由于一些省市區對生育政策進行了一些微調，因此反映在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時，總和生育率較2000年時有所上升。依據這一變化趨勢，我們運用（1）式，即可以計算出2011年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即：

TFR2011=TFR2005ert

先計算2000―2005年間TFR的變化速度r：

r=ln TFR2005-ln TFR2000t=ln 133-ln 1225=001727

所以，TFR2011=133e00173×6=148

由此可知，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即便是按照2005年的發展趨勢繼續上升的話，到2011年的人口總和生育率也只為148，亦即繼續表現為低生育水平。由此我們可以得到，我國從1991年進入低生育時計算，到2011年時，我國人口進入低生育水平的時間已經運行了20年！

二、 持續低生育的嚴重后果――去慣性后生育僵化反應

由政策因素形成的人口低生育現象，與此始終相伴隨的另一人口現象――人口慣性現象。我國自1975年大力開展計劃生育以來，一方面，人口高增長勢頭得到迅速遏制，人口生育水平逐步下降，直到當前，如2005年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遠遠低于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133的水平。另一方面，反映在人口自然增長率上，卻又表現為一直保持繼續增長的趨勢，③這種增長趨勢反映在人口總量上，即表現為緩慢增長趨勢。這種在生育控制決策下，人口總量表現為繼續增長的趨勢，即為人口慣性所使然，亦即只要在生育決策上有控制因素存在，人口慣性因素將始終相伴隨而存在。為此，對于持續低生育，人口慣性與去慣性后的人口生育特征問題，將是下面要進行開發討論的許多新的、深層次的人口現象與問題。

(一)低生育、人口慣性與去慣性

低生育在我國是人口控制決策的結果與表現。美國人口學家安斯雷?寇爾（Ansley J Coale）在1980年代初曾形象指出，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就像是在激流滾滾的江面上筑起了一道堤壩，［4］這道計劃生育堤壩使我國一直居高不下的生育水平得到了迅速遏制，計劃生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可喜成就。直至1991年，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實現了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以下的低生育水平，從此我國人口進入了低生育的發展時期。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與計劃生育堤壩同時共生的另一人口現象――人口慣性也就應運而生了。所謂人口慣性，是指在生育控制條件下反映在人口總量上繼續呈增長趨勢的人口現象。人口慣性有如下基本特征：（1）人口慣性的產生是與生育控制決策的實施為前提的，并與生育控制決策實施過程的始終相伴隨，直至生育控制措施的取消才會相應自動消失。（2）在人口慣性發生作用過程中，反映在人口總量上即表現為呈繼續增長的趨勢。這是因為我國現行的生育決策為一對夫婦一般生育一個孩子。同時又由于我國育齡婦女人數規模大，自1981年以來，每年的出生人數一般都保持在1500―2000萬人左右，而每年的死亡人數為600―700萬人上下，因此，這就為我國雖然在生育控制條件下，人口總量繼續保持增長具備了基本條件。（3）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為一直保持走低的趨勢（如表1資料所示），這是我國實行生育控制決策取得巨大成效的表現。由此表明，人口慣性只對人口總量產生影響，而與生育水平沒有直接聯系。因為，生育水平的高低只與育齡婦女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大小，即人數規模具有密切聯系。同時我們已經知道，人口慣性與生育控制決策乃為兩個相伴而行的人口事件，且人口慣性依附于生育控制決策的起始與終結。而生育控制決策實施的目的與任務，就在于使過高的生育水平逐漸地降下來，因此，人口慣性對生育水平的影響也就不具有直接意義。

由于具體生育決策具有可變性，對于我國來說，我國現行所實施的是生育控制的決策，當我們為適應經濟、社會與人口發展的客觀特點而改變現行生育控制決策時，前面已經提及的與生育控制決策相伴隨的人口慣性，也就會隨之而相應消失。人口慣性隨生育控制決策的取消而消失的現象，本文稱之為去人口慣性現象。因為，對于一個實施生育控制決策的國家，在改變生育控制生育決策后，依附于生育控制條件而產生的人口慣性也就會相應消失，這個時期的生育特征，也就表現為去慣性特征。由于去慣性的前提是對原來的生育控制決策的取消，因此去慣性后的生育特征，相對于原來的低生育特征而進入一個生育復蘇期的生育特征。但當去慣性后我國人口生育是否為人們所想象或者所顧慮的那樣，馬上會進入一個生育膨脹期或新一輪生育熱潮？這是接下來要討論的亦為人們所關注的問題。

(二)去慣性后人口生育的僵化反應

去人口慣性的基本前提是放開現行生育控制決策，因為，人口慣性的產生是與生育控制決策的實施而出現的、且為與其始終相伴隨的人口現象。而放開現行生育控制決策，又是以持續的且為較長時期的低生育趨勢為其背景的。因此，在這樣一個人口背景下來討論放開現行生育決策問題，這立刻給人的第一反應乃至本能的反應是，我國又將出現新一輪生育熱潮。對此，我們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因為，我國人口現實表明將不會出現新一輪生育熱潮，而是將產生去人口慣性后的生育的僵化反應。所謂生育僵化反應，是指在持續低生育形勢下，人口生育行為在短期內不為生育政策放開因素所驅動的生育停滯現象。出現生育僵化反應的基本原因是，我國人口在生育控制決策因素條件下，經歷了較長時期的低生育，因此，人們對生育數量的觀念已經逐步淡化，并且隨著經濟發展與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在權衡生育數量與生活質量提高的選擇上更加理性。所以，新一輪生育熱的顧慮是不成立的。

1去慣性與人口生育僵化反應的時間特征。去人口慣性后，亦即在放開現行生育控制決策后，我國人口生育趨勢走向的僵化反應具有明顯的時間特征。對時間特征的討論，首先應明確所涉及時間的起界點。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從1975年算起，已經經歷了35個年頭，亦即我們是在這一時間背景條件下來討論去慣性后人口生育趨勢的特征問題。去慣性后人口生育趨勢的基本特征是：去慣性的時間愈遲，人口生育僵化反應會愈嚴重；反之，去人口慣性愈及時，人口生育僵化反應就會愈輕。從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實踐看，在我國的一些大城市，在前些年就已出現一些育齡人口不愿接受計劃內的生育指標，這一事實已經反映出在一些人群中已經出現了生育僵化反應的苗頭。試想，如果我們現行的低生育決策再繼續推行20年，到那時再來考慮放開我們現行的生育決策，那么我們就會從現在一些地區出現的人口生育僵化信號，預知那時的人口生育僵化現象可能出現的嚴重程度。因此，我們在人口生育決策上，能及時做出科學、合理和有序調整，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人口生育僵化趨勢對我國人口健康、安全發展帶來的影響。

2去慣性與人口生育僵化反應的地域特征。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經濟與社會發展具有較大差異，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也就具有相應差異，例如，就我國當前已經進入低生育水平而言，有的地區已經進入了極低的低生育水平，而有的地區則剛剛邁進低生育的門檻，所以，就低生育水平而言，在全國不同地區也有高低不同的明顯差異。因此，我們在討論去人口慣性問題，亦即放開現行生育決策時，就應當充分考慮人口所處的地域特征，這樣才能使我國計生工作的開展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地發展，不至于因未顧及地域特點而帶來的被動后果，以致出現為顧及一些地區的生育僵化反應，而導致另一些地區可能出現的生育反彈，干擾了整個計生工作健康、有序發展的大局。

3去慣性與人口生育僵化反應的人口素質特征。人口素質特征可以從多重角度進行描述，如受教育程度、思想品德、身體健康狀況等，而與本文研究最為密切的是人口的受教育狀況。一般來講，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反映在生育態度上是有明顯差異的。從我國歷次的人口普查資料已經表明，人口生育水平與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關系是：受教育程度愈高，生育水平愈低；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生育水平則愈高。其兩者之間的相關關系，表現為高度負相關關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差異，反映在生育僵化反應程度上也有著明顯的差異，亦即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應的程度即愈高；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應程度則相對較低。由此可見，受教育程度高低同生育僵化反應則表現為呈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反映在對生育數量選擇上，一般都選擇少生育，甚至有部分高學歷婦女選擇不生育。所以，當在去人口慣性后，反映在生育僵化反應程度上，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應程度則會愈高。具體來說，即便是放開現行生育控制決策，對于這部分人群來說，其結果也只能是一種淡化反映，而不會因放開現行生育政策而對生育局勢有所沖擊。由此可見，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對生育僵化反應有著明顯差異，這也為我們在考慮人口生育決策細分化問題時，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依據。

三、 生育發展趨勢決策的細分化思考

我國是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存在地區差異較大的國家。從1975年開始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已經經歷了35個年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并已形成了持續的低生育特征。我國人口生育這一特點，也就提示我們，我國人口發展將如何繼續往前走，這就需要對我國的基本國策的具體內涵，再度進行思考與決策。這也是本文提出生育決策細分化研究的初衷和動因。

(一)人口多元化特征呼喚生育決策細分化

人口多元化特征，在客觀上要求生育決策由單一性向多元性轉化，特別是在后計生時期，這種轉化的思想基礎、經驗積累和管理能力都已具備和成熟，由此為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奠定了充分可行的基礎。細分化原本是市場營銷學中的一個概念，其基本含義是指以消費人群為對象，并根據消費人群的不同消費差異，將其劃分為不同類型的消費群體，即消費市場，由此來設計商品種類及門類的配置的營銷策略與方法，最終實現經營效益的最大化。本文把細分化概念引入生育決策研究，即以對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實施有差異的細分化生育決策，由此實現全面統籌人口發展目標的最優化。

由于人口具有多元化特征，因此，根據不同研究目的和使用不同標識，可以有不同的分類。依據生育決策細分化的要求，可以作以下一些基本分類。（1）按人口居住的地域標識分類，可以分為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兩類。（2）按人口所處的地域方位分類。（3）按人口所屬民族分類。根據人口普查的人口民族分類，我國共有56個民族，由此可分為56個不同民族的人口群體。（4）按人口的居住形態分類，一般可以分為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兩類。

由于人口具有按不同標識可以有不同分類的特征，因此在以人口為對象的生育決策上，充分考慮人口的多元特征，實行生育決策細分化，對于統籌人口的全面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生育發展趨勢細分化決策的基本設想

1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可分三種基本類型。 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目的，是在于根據人口群體的不同特征，實施相應的生育決策，由此而求得最優的實施效果。所以， 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的基本內涵應該是：有放、有控和繼續保持三種基本類型。

所謂放，是指根據人口發展對總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標要求（具體發展目標本文在后面有關部分將要作具體討論），而在具體實施地區的現實人口生育水平，低于目標水平者，即應考慮實行相應放開的生育決策，以便實現全國的均衡發展。

所謂控，即繼續實施必要的生育控制決策。具體是指根據人口發展對總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標要求，若具體實施地區當前仍為較高生育水平時，即應繼續實施必要的生育控制決策。

所謂繼續保持，是指在那些具體實施生育決策細分化地區的人口生育水平，與人口發展目標要求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基本相當的地區，即應考慮繼續保持按當前的生育水平發展，亦即實行既不放、也不控的方針發展，這也是保持全國總生育水平均衡發展的一種重要的生育決策與方式。

經過以上這樣“對號入座”的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對于確保人口生育的總體發展水平按照預期目標發展，理順人口生育與人口綜合發展的內在關系，增強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2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可分三步走。前面已述，人口在再生產過程中的最佳生育更替水平應該是：TFR=21，或為NRR=1（本文主要使用TFR=21進行論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過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使人口發展中的生育水平，始終保持在生育更替水平的最佳狀態。鑒于我國在較長時期的持續低生育之后，已進入超低生育水平的情況下，要使當前的生育水平逐步恢復到生育更替水平的要求，還需要有一個時間過程，包括人們的心理適應過程。要實現這一過程的目標要求，為此，就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可將總和生育率恢復到15；第二步，將總和生育率恢復到18；第三步，將總和生育率恢復到生育更替水平21。

第一步，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目標，TFR=15。這一步為較為艱難的起步階段，其所面臨的客觀背景是，我國經歷了較長時間的低生育時期，在一定范圍內人們尚存在著較嚴重的生育僵化反應。所以，要從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逐步恢復到15，就是我們所面臨的比較艱難的一步，特別是在那些當前的總和生育率僅在1以下，甚至離低于1尚為較遠的那些地區更是如此。

第二步，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目標，TFR=18。在經過第一步的艱難跋涉之后，已為第二步的決策實施奠定了基礎。進入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生育關系已基本理順，生育僵化反應已逐步淡化，人們的生育觀念更加趨于理性。為此，依照上述TFR=18的決策發展目標，再依據不同地區人口生育差異進行細分化的基礎上，對于高于發展目標者，即控；對于低于發展目標者，即放；對于相當于發展目標水平的地區，即實行繼續保持的原則，由此為下一步的決策實施奠定基礎。

第三步，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目標，TFR=21。這一步是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過程中把關的一步。經過前兩輪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人們在生育愿望和生育態度上已經到了起暖回春的階段，因此，在生育決策的掌控上很容易出現不上就下、同生育失控的風險相伴隨的現象，這是在生育決策把握上難度較大的一步，而這一步又是為保證實現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推進人口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一步。

(三)生育發展趨勢細分化決策的宏觀思考

生育發展水平的宏觀定位是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的前提和依據。亦即我們所討論的生育決策細分化，是指在以某一總和生育率水平為宏觀定位條件下的生育決策細分化，而且作為宏觀定位的總和生育率，又為在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過程中進行宏觀調控提供了可能與條件。

1生育水平的宏觀定位與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生育決策細分化就其性質而言，它系屬于技術層面的方法或手段，其具體實施必須是以對生育水平的宏觀定位為前提，亦即我們所說的生育決策細分化，一定是指在某一宏觀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決策細分化，離開生育水平宏觀定位這個前提，生育決策細分化就是一個不明確的概念。生育水平的宏觀定位，通常是用總和生育率（TFR）來表述的。因為，總和生育率是一個具有反映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人口發展水平的國情指標。同時還表明，總和生育率指標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應用與否，它又是反映一個國家人口學的研究水平與政府在人口管理領域執政理念的重要標志。

2行政建制要素與生育決策細分化。行政建制要素是生育決策實施的保證與條件。由于生育決策的細分化過程，需要依據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差異，人口生育水平的不同特點，人口居住的不同形態，以及人口的不同民族區分等要素，就需要對所實施的生育決策進行細分。很顯然，上述這些細分后的生育決策的付諸實踐，行政建制要素就成為絕對重要的保證條件。根據我國行政建制的特點，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可按全國和省市自治區兩級進行。亦即從全國來說，可根據不同省市自治區的差異，分別實施有差異的細分化生育決策；對于省市自治區而言，可根據本省、本市和本自治區人口生育差異與特點，實施相應的細分化生育決策，由此保持人口生育持續、健康地發展。

3后計生時期：保持人口生育持續、健康發展。前面已述，低生育決策，其本身只是也只能是某一歷史時期背景下的特定概念，因此，它在決策理念與實踐中也就不具有一般意義。在我國人口生育水平已經下降至TFR=12或TFR=13的情況下，如果再繼續提為堅持低生育的生育決策，這在人口再生產理論要求上和在對維系人口生育更替水平需要保持TFR=21的客觀要求來說，都是不合適的。因為TFR=12或13，就已經較遠地背離了TFR=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基本要求。所以，將現行人口生育決策的稱謂提為保持人口生育持續、健康發展，這無論在人口發展實踐和在人口再生產過程中的理論要求來說，都是符合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基本國情的。所以，我們強調，我國的人口生育決策，應當是保持人口生育持續、健康發展，應當把保持人口生育持續、健康發展理念，作為我國在改革開放后30年的經濟、社會與人口發展實踐中的基本目標與指導方略。

注釋：

① 具體的界定與表述，可參見鄔滄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② 參見李永勝主編：《人口統計學》，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第217頁。

③ 如1981、1989、2000和2005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分別為14.55‰、15.11‰、5.46‰和5.89‰。主要參考文獻：

［1］馬贏通人口統計分析學［M］.北京：紅旗出版社，1989．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第3篇

關鍵詞：需求學派；供給學派；生育經濟學

1）生育行為：需求方面的解釋

首先，從靜態的角度看，人類的生育行為建基于家庭靜態效用函數和靜態預算約束函數。Becker（1960）認為，人是在理性地考量個人生育行為成本和收益的基礎上，做出生育決策。子女對于父母來說，是一種消費品，同時也可以作為生產品在未來為父母提供收入。父母對子女的需求分別為數量上的需求和質量上的需求，它取決于如下因素：父母對子女的偏好；子女的質量；父母的收入；子女的成本。在此基礎上，Becker & Tomes（1976）引入“子女稟賦”這一概念，著重探討了子女由遺傳和運氣得到的能力等因素對孩子需求的影響。他們認為，在“子女稟賦”不變的情況下，父母收入的提升會使其對單個子女的開銷大幅度提升，這有助于提升每個子女的質量，也有助于降低父母對子女數量的需求。因此，我們所觀測到的質量收入彈性較高，而數量需求彈性較低，甚至為負數。在此基礎上，Schultz（1969）進行了拓展，他認為，家庭的生育行為取決于如下三點：家庭規模目標；死亡率；不確定性。其中，與子女出生率、死亡率相關聯的生育不確定性會促使家庭多生育或者少生育。

但是，靜態分析是遠遠不夠的。Nerlove（1974）認為，這一分析范式主要有兩大問題：第一，家庭欲最大化的效用函數為靜態的，違背了先前出生的子女也是家庭生育決策參與人這一基本事實；第二，子女在未來所帶來的收益值是靜態的，這也不符合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會對子女生產能力產生影響這一事實。而Leibenstein（1981）則對“需求學派”靜態分析范式的新古典基礎進行了批評，他認為人們在生育決策中，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最大化一個目標函數，我們無法從他們的生育行為中倒推出人類的最優化決策過程。同時，人類完成最優化決策的諸多條件也不可能滿足。為彌補這兩方面的不足，我們需要從如下兩個方面拓展分析視角。

第一，我們需要考慮人類生育決策的動態性，將Becker建立的基礎生育決策模型動態化。Becker & Barro（1986）在構建具有利他特點的家庭效用函數基礎上，將家庭預算約束函數和家庭效用函數動態化，他們發現代表性家庭各代生育數量與真實利率、父母的利他程度成正比，與各期的消費增長率成反比，將上述基礎模型拓展后，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代表性家庭的生育行為，他們認為，生育率與世界的長期真實利率、父母的利他程度以及孩子的存活概率正相關，生育率與世界的技術進步速率和社會保障體系完善速率負相關。

第二，我們需要拓展生育行為的理性假設。Leibenstein（1981）在其本人對新古典生育經濟理論批評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思路。他認為，在分析人類的生育行為時，需要用“過程理性”假設來取代“真實理性”假設，需要將經濟學的分析范圍由“決策結果分析”轉變為“決策過程分析”。這一分析范式認為，人做決策的過程是理性的，但由于諸多原因，人的決策結果卻不一定是理性的，因此，他認為對人類生育行為的分析應該著眼于人類的生育決策過程。人類總會衡量不同決策方式的成本和收益，進而最大化自己所做決策的收益。具體說來，人類的生育決策過程經歷如下四個模式：（1）基于道德原則的生育決策；（2）基于一系列傳統行為的生育決策；（3）基于些許算計的生育決策；（4）基于縝密邏輯演繹和全面計算的生育決策。這四種決策模式的成本越來越高，且其結果也越來越接近于“理性經濟人”的決策結果。Leibenstein認為，人類的生育決策無非是在上述四種模式中做出的，但很少有人通過第四種模式來進行生育的決策。

2）人類生育行為：供給方面的解釋

我們也可以從供給方面來解釋人類的生育行為。在對上世紀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美國人口生育率、收入、勞動參與率等數據進行分析的基礎上，Easterlin（1966）發現，不同年齡組的女性的生育率與“代際相對收入”指數呈現正相關關系，這一發現顛覆了“需求學派”的“人類偏好穩定性”假設。從供給的角度解釋，他認為，人類生育行為由如下三大因素決定：家庭對孩子的需求；家庭潛在生育率；節育成本。其中，家庭對孩子的需求取決于自身對孩子的偏好，同時也取決于家庭收入、撫養孩子的成本等經濟因素；家庭的潛在生育率主要取決于父母的生育能力和其所處社會對生育行為的規范；節育成本則取決于節育帶來的心理不適成本和實際開銷。在這三大因素下，家庭進行生育決策。若家庭的潛在生育率低于家庭對孩子的需求，則會出現生育需求過剩，此時，家庭不需要進行節育措施，他們會通過收養子女或者加大對已有子女的花費，以滿足其生育需求。若家庭潛在生育率高于其對子女的需求，那么該家庭便出現生育供給過剩，此時，家庭會采取相應的節育措施，以保證實際子女數與其期望相吻合。（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參考文獻：

[1]Gary S. Becker， Nigel Tomes，1976，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23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低生育水平；經濟增長；現實考察

一、引言

人口問題是宏觀經濟變量中的一個重要剛性因素，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會問題之一，決定了經濟體在一定時期內的增長過程。直觀一點分析的話，人口數量決定了參與勞動的人員數量與經濟市場的消費規模，人口的年齡分布與變化決定了人口紅利水平、儲蓄水平以及資本的形成。而低生育水平作為一個新的人口現象，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深切關注，成為學界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本文重點探討低生育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剖析生育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我國低生育水平形成的影響因素

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域時常會提及“低生育水平”這一概念，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我國的生育水平已經位于更替水平之下。明確低生育水平的影響因素，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清低生育水平形成的機制，而且可幫助我們預測低生育水平的發展方向，從而為制定有效的政策指明正確的方向與著力點。

筆者認為，低生育水平的形成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響，分別是：社會經濟、制度、人口學。其中，社會經濟因素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進行分析的，主要側重于生活水平、城市化發展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流向方向等；制度因素則是從公共政策、制度變化層面進行理解的，如：計劃經濟的轉變、計劃生育政策的完善等；而人口學是從人口統計學變量進行分析，如生育的意愿率、非意愿生育率等等。從這些因素進行分析可見：低生育水平的形成是可行且必要的。

1.低生育水平形成的制度與社會經濟因素

制度與社會經濟因素可視為一個整體，因為兩者是互相制約、互相影響的，一方面制度的改變會遷動社會經濟的相關變量，另一方面社會經濟模式的變化會誘致制度的調整。在計劃經濟階段，家庭功能弱化，子女撫養費大部分是由國家或者集體機構承擔，經濟決策也主要由國家或者集體完成。

而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家庭需要承擔的子女撫養費越來越高，家庭經濟決策也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自主性與靈活性，同時教育成本的不斷上升，生產生活模式的改變，醫療體制的變化，子女的養育成本會提高，對孩子“質量”的追求也會逐漸代替對“數量”的需求，驅使父母自覺限制生育。勞動者的體力付出已不再是生產受益的主要手段。勞動方式的改變使得人數優勢、性別優勢逐漸地減弱，經濟的多元化也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可能性，從面使得家庭對孩子數量和性別的偏好逐漸淡化。對獨生子女潛在的風險認識不足，或獨生子女風險未完全顯現出來，也是人們放棄二孩生育的原因。此外，我國在流動人口控制方面有了較大幅度的改變，已經逐漸放松戶籍政策，這大大增加了國內的勞動力。城鄉間的勞動力流動一方面更好地滿足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勞動力需求，促進了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生育水平不穩定、外來人口管理、消費文化與觀察等一系列問題。

2.低生育水平形成的人口學因素

（1）從意愿生育與非意愿生育角度分析，我國生育意愿總體上還處于比較低的水平，丁克家庭數量在增長。從性別偏好來看，性別偏好對生育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由于我國生育政策的諸多限制條件，再加上生育意愿率的下降，我國生育性別偏好已經由原來的多生模式轉變為借助于性別鑒定與人工流產模式。所以當這些現象增多的時候，性別偏好并不會對生育率的提高起到促進作用，同時還會導致生育推遲和生育間隔大等問題。

（2）從不孕效應分析。現代生活步驟加快，不少人由于受到環境、壓力以及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影響，不孕不育癥的發生率逐年上升。另外，由于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競爭也在不斷加劇，不少年輕人為了在社會立足，選擇晚婚晚育，甚至是不生育，這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國的生育率。

三、低生育水平下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方向

1.調整生育方面的政策，保證人口的均衡發展

人口可推動經濟長期穩定發展，但需根據現實進行適度挖掘與調整。在我國低生育水平的現實情況下，應尋找可行的方向性人口方案，采取分步走的政策調整戰略。比如：加大對低生育水平的深入研究，理解現實水平，為調整生育政策提供真實的依據；考慮到我國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之間的差距以及存在的人口慣性的影響，應該分地區、分階段逐步放寬生育政策。

2.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一方面可逐步將依賴于勞動力、資本的粗放式數量擴張型轉變成以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人力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集約式質量效率型。因為我國的經濟增長仍主要依賴于資本與勞動力等要素。另一方面，要推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將促進消費與擴大內需作為主要任務，將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作為重要方向，實現產業布局與人口布局間的均衡。要根據經濟發展的要求平衡掌握區域人口和產業的容納能力，實現產業布局與人口分布的均衡。只有這樣，一個不斷調整變化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才能保持自己的產業發展活力和競爭力。

四、總結

綜上，低生育水平能夠緩解資源壓力，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進整體改革的步伐，但持續的低生育水平也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若干現實風險，比如：勞動力短缺、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的消解等。所以思考低生育水平下如何挖掘新的增長源泉，如何應對未來的風險是極其重要的，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生育率的概念范文第5篇

17世紀時，荷蘭科學家安東尼•范•列文虎克就預測他的家有100萬人口。而且，他還通過地圖計算出人類居住地區面積是荷蘭土的13385倍，并且根據當時荷蘭的入口過密狀況分析，世界人口如果接近極限，總數將高達133.85億。

據估計，在列文虎克所處時代，地球上的人口僅有5億。盡管此前的1000年間全世界人口在不斷增加，但真正開始提速是從17世紀60年代，也就是列文虎克所處年代。150年以后，人口迅速增至10億。一個世紀后的1930年左右，人類再度增加一倍，達到20億人。

此后，世界人口增加速度驚人。直到進入20世紀之前，老年人口從未出現過翻番增加的現象，但是，如今全世界的老年人口已經增加了3倍，即使勢頭漸緩，人發性增加的步伐也不會停止。因為，不僅人類平均壽命增加使老年人數量增加，而且全世界的育齡婦女人數已經達到18億。盡管每位女性一生中的生育數量有所減少，但由于女性絕對數量急劇增加，因此至少在今后的數十年內，世界人口仍將持續增加。而如果每位女性平均生育數量減少A，到2050年，全世界人口將控制在80億之內，比此前預測的105億大大減少。不過，據聯合人口統計小組稱，這個數字可能居于兩者之間，也就是說，全世界總人口到2045年將達到90億。

現在，每年要增加8000萬人口，人類已經面臨危機：地下水水位下降、土壤流失、冰河融化，漁業資源也逐漸消失。目前，全世界有接近10億人不能解決溫飽，而且，數十年之后這個數字將增加至20億。屆時，地球將如何支撐這些人的生存呢?

人發的原因

長期以來，人類都對人口過剩抱有危機感，從這點上來說或許還有得救。法人口統計專家埃爾貝•魯布拉很久以前就說過，人口過度增加是人類在自取滅亡。魯布拉在論文中說，人口增加本身就意味著世界末日的來臨。1798年，英牧師、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發表了《人口論》，提出了糧食增長跟不上人口增加步伐的“馬爾薩斯法則”。馬爾薩斯指出，由于戰爭、疾病和饑餓，人口不可能永遠增長。實際上，歐洲在14世紀就因黑死病大流行造成人口銳減。然而，歷史學家稱，自那以后，世界人口數量就再也沒有減少過。

在馬爾薩斯提出人口持續增加言論200年之后，發達家開始出現人口急劇增加的現象。玉米、馬鈴薯等從新大陸引進的農作物栽培面積不斷擴大和化肥農藥的使用，使得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從饑饉之中擺脫出來。19世紀后半期以后，給排水管道得以改善，霍亂和傷寒等感染性疾病銳減。就在馬爾薩斯提出《人口論》當年，英人埃德華德•金納成功研發出天花疫苗。之后，各種預防感染疾病的疫苗和抗生素也相繼被開發出來。由于營養和公共衛生狀況的不斷改善，發達家的平均壽命由當時的35歲提高至70歲以上，目前已經達到77歲。

在這種令人可喜的進步中，美斯坦福大學人口生物學家埃里克看到了人類面臨危機的萌芽。他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彈》一書中提到，“醫學的進步對人類的致命一擊就是人炸”，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恐怕有數億人會被餓死”。顯然，用糧食增產無法治療人口增加這個“腫瘤”，似乎只有通過減少人口這一“手術”才能將其切除。

盡管《人口炸彈》與《人口論》這兩本極其暢銷的書籍所預言的事情當時并未發生，人類也沒有遭遇到其它的災難，但農作物品種的改良和化肥的普遍使用等不斷推進農業技術進步的“綠色革命”使農作物產量倍增。因此，雖然目前仍然有許多人營養不良，但卻沒有引發大范圍的饑餓現象。

如果說醫學的進步使人均壽命提高、人口數量急速上升，那么埃里克的預測就是正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青霉素和天花疫苗在預防醫療領域的迅速普及，印度人的平均壽命從1952年的38歲提高到了現在的64歲，中也由同期的41歲提高到73歲。

18世紀的歐洲和20世紀初的亞洲，女性人均生育6個子女。由于孩子多半天折，她們不得不靠頻繁生育來繁衍后代。如果嬰幼兒死亡率降低，每對夫妻生育的孩子自然就會減少。然而，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間要想獲得平衡，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時間。而就是在這段時間里，人口出現了急劇增加的趨勢。

人口統計學將這種變化稱為“人口轉換”現象。盡管時期不同，但每個家的人口都會經過這樣一個階段。地球上的人發可以說是這個過程中出現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實際上，就在埃里克提出這種警告時，人口增加率已經達到峰值。上世紀70年-代初期，全世界的人口出生率開始以CA意想不到的速度下降。從那時開始至今，人口增加率一直都低于40％。

各情況不盡相同

法是最早進入低生育率狀態的家。到18世紀初，貴族女性率先將生育數量控制在兩胎以內，這得益于“避孕法”。到19世紀末，避孕法已經非常普遍，不僅僅是王公貴族，連普通女性也將生育胎兒數量控制在3個以下。

據巴黎立人口統計研究所朱•皮松指出，出現這種趨勢不僅因為避孕法的普遍使用，而且還因為女性在觀念上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婦女接受啟蒙教育之前，她們認為生育孩子“數量由神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人口合計出生率下降的現象在歐洲其它家開始出現。盡管戰后嬰兒潮時期的人口出生率急劇上升，但之后再度大幅下降。發達家陸續遭到少子化沖擊，總和生育率(TFR，指假設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也紛紛低于21。上世紀90年代末期，歐洲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至1.4。荷蘭人口綜合研究所所長弗蘭斯•比勒肯斯說：“到2050年，這些現役老人將無法支撐起家的年金制度。”

在發達家，出生率低于總和生育率之前往往要經歷數代人，但新興家與發展中家的少子化程度則要遠遠快于這個速度。占世界總人口2成的中至今仍然處于人口持續增加狀態，然而，1979年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近20年來出生率―直低于總和生育率。1965年以前，中女性平均生育數量為6人，而今已經降至1.5人。20世紀80年代初以后，伊朗的出生率下降了70％以上，基督教徒眾多的巴西的出生率也降至50％以下。聯合人口部部長哈尼亞•茲羅托尼克說：“不明白在許多社會和文化宗教地區，為何出生率會如此下降。”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女性平均生育數量至今仍保持在5人左右，但是，其中17個家的人均壽命在50歲以下。然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少子化程度都在加劇。據聯合推測，到2030年全世界的出生率將低于人口的總和生育率。

距離2030年還有19年的時間。在這期間，達到生育年齡的女性人數將史無前例的多。即使每位女性平均生育不足 兩胎，今后的25年全世界人口仍將不斷增加。屆時，人類能夠避免爭奪資源和不對環境造成巨大壓力27回答這個問題并非易事，但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印度將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家，其人口占地球人口的1／6。

盡管人發這個概念容易理解，但作者切身感受是在兩年之前在印度德里度過的一個悶熱難耐的夏日――滿大街真是人滿為患：吃飯的、洗滌衣物的和睡覺的。乞丐向行進緩慢的出租車窗內伸手乞討，道路堵塞不通，公共汽車上擠滿了人，還有追趕牲畜的人們。總之一個字：人、人、人。1966年印度只有約5億人，而現在已經增加至12億。城市周圍的人們不斷進入城市，并在市中心周邊建起一個個貧民窟，使德里的人口暴增，目前它已經擁有約2200萬人口。

據聯合中期統計稱，到2050年，印度人口將超過16億。市民團體、印度人口財團原理事長A•R•南達說：“印度人口到2030年不可避免地要超過中。”目前，印度流行的避孕方法主要由女性接受絕育手術。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政府呼吁男性接受絕育手術，因為這種手術既簡單又便宜。

由于政府的控制生育政策，印度人口增長趨勢得到控制。但在有的地方，由于女性幾乎沒有避孕方面的法律意識，很多人18歲就結婚了，而且生育子女也多。在德里南部的拉賈斯坦、畢哈爾和烏塔爾•布拉迪由等省，那里的出生率高達3～4，人口幾乎占到全印度的近五成。這些地區性別歧視非常嚴重，如果不能生育，女性會被人瞧不起，而且，這里的人喜歡男孩兒，有的女性不斷生育，為的就是要生男孩兒。

人發：地球難負之重

2010年4月，集中了世界各人口統計學者的美人口學會年度總會在達拉斯召開，全球規模的人發現狀成為此次會議的主要議題。與會專家們認為，人發時代到本世紀后半葉將結束，人口增長速度放緩，進入人口減少時代。

專家們在此次總會上說，如果世界人口密度與紐約相同的話，只需一個德克薩斯州就可以容納下世界上的全部人口。到2045年，即使地球人口達到90億，除了南極大陸外，地球上的人口密度也不及法目前的一半。法人口密集程度之嚴重令人無法想象，但其它家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同樣也非常高。目前，世界上人口達1000萬以上的城市有21個，到2050年，這個數字還將增加。

許多人擔心的是，全世界形勢如果變得真的像馬爾薩斯預言的那樣，地球能否承受90億人口。華盛頓智庫、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萊斯塔•布勞恩說，不得不考慮糧食不足可能毀掉地球文明。土地流失、地下水枯竭等因素導致糧食產量無法增加。他在自己的著書中稱：“解決家庭(生育)計劃問題(即夫妻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有計劃地生育小孩兒)是最為迫切的全球課題。”如果不能降低出生率、將全球人口控制在80億之內的話，取而代之的恐怕是高死亡率。

80億人口是聯合預計世界到2050年的最低數值。按照這一預測計算，孟加拉屆時的人口出生率為1.35，將增加2500萬人。盧旺達的出生率盡管可能仍低于總和生育率，但其人口也將增加至大屠殺之前的兩倍以上。如果將這個數字當成是樂觀形勢的話，人類的未來恐怕會陷入無可救藥的地步。

但是，有人認為，控制人口數量并非是最有利于未來的方法。高度集中在城市邊緣貧民窟中的人們需要幫助是毫無疑問的，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并非人口過密，而是貧困和社會基礎設施的不完善。盡管讓所有女性了解家庭(生育)計劃的知識和信息非常重要，但無論怎樣積極地推進控制人口政策，孟加拉的海平面上升、盧旺達的大屠殺等等因素使全世界的人們難以從危機中徹底地解脫出來。

地球溫暖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盡管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劇增加，但出生率已經低于總和生育率卻并未為抑制人口數量起到多大作用；而在人口增長率最高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美人的百分之幾。也就是說，即使控制人口數量，對氣候的影響也微乎其微。

美立大氣研究中心的布萊恩•奧尼爾說，如果2050年全球人口被控制在74億以內，可以減少25％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然而，《新人口論》作者喬埃爾•科恩認為，“將人口問題視為所有問題的起因是錯誤的，只能說它是導致其它問題發生的主要原因。”且不說人口增加的規模，要想阻止溫暖化進程，人類應該從使用化石燃料向替代能源轉換。

未來思考方式逐漸改變

人口問題自然重要，但重新認識人類應該如何消費資源的重要性遠大于它。為了人類與地球的未來，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一邊努力減少對環境的負荷，一邊盡可能多地扶助窮人是非常重要的。據世界銀行稱，雖然除發達家之外的中產階層2005年時只有4億人，但到2030年將超過10億人。生活富裕是件好事，但當新涌現的中產階層如現在的美人同樣吃肉和開汽車之后，情況會怎樣呢?這些人如何生產、消費食物和能源，從今往后開始改變其生活方式或許還不遲。法人口統計學家盧布拉說：“與其說多生孩子，還不如減少肉類消費更在理。”

地球到底能夠承受多少人137為了尋找答案，科恩多年來尋遍了所有文獻。“結果我發現，這個問題是當今知識無法解釋的”，因為，文獻所列舉的數字到底只是“為了說服人們的政治數字”。幾個世紀以來都存在一種悲觀論調，那就是人口再增加的話，世界末日將來臨。不過，也有人樂觀地認為，人類一定能夠找到解決之策。從整體來看，至今世界都似乎一直生活在樂觀的氛圍當中，但未來未必如此。人口將增加到一個怎樣的數字，人們將如何生存，我們的選擇和思考方式等都將逐漸發生變化。例如，就像科恩所說的“如果全部孩子沒有足夠營養、不能在學校受到充分教育、無法成為一個解決困難的大人的話”，世界的未來將發生巨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