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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經濟發展；制度創新；地方政府；微觀主體

從廣泛意義上來說，經濟發展不是簡單地運用現行的市場機制，而是在矯正制度缺陷以及彌補制度的缺失，從而不斷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過程。制度是為了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設定的一些規則，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從制度本身上分析，不同的制度安排會產生不同的理性經濟行為，進而產生出不同的經濟績效。隨著產品和要素價格、市場規模、科學技術等的變化，原有的制度均衡就會打破，就會出現新的獲得機會，從而產生新的制度。可以說，制度的創新同技術的創新一樣，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基本源泉。一個社會將通過什么樣的制度變遷方式，主要受制于這個社會的社會偏好結構以及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權力結構。

根據現代經濟學和政治理論學以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可以看出，政府制度的創新是推動和引導社會經濟發展的強有力的杠桿，而且隨著政府進一步的接近具體的環境，政府進行直接創新的動力就會越大。

一、我國經濟發展中地方政府制度存在的現狀

在我國漸進式的改革的初始階段，在既定的制度與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制度的選擇行為可以用博弈論來說明。博弈主要是指參加競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微觀主體，他們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作為當代中國的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擔著不同的創新任務。

1.中央政府方面

在社會總產出和壟斷租金最大化這兩個目標的驅動下，通過發展社會經濟，保持社會穩定來降低交易成本和競爭約束，盡可能持久的維持政權的穩定。中央政府的制度創新能力和制度創新意愿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向。但是，從理論上，由于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的內在規律性，在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方面存在著一些難以解決的障礙。并且，在制度變遷的開始階段，中央政府對于制度變遷的相關知識的認識不夠，因此，中央政府主動制度創新的動力不足，進程將十分緩慢，而且有可能存在改革的極限。因此，作為理性的最大化的中央政府希望有一個低成本的知識積累以及傳遞知識的媒介，并且可以組織實施相應的制度供給。

2.微觀主體方面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制度的創新與社會上的微觀經濟主體是分不開的。微觀主體，力求追求機會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當市場經濟充分自由時，市場上的獲得利益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但是，社會上的微觀主體畢竟每一個主體的力量甚微，其自主制度創新受到各個方面的約束，比如，受到政治風險障礙，成本的約束等。而且，社會上的微觀主體往往缺少能和中央政府談判，難以及時反映其對制度創新的需求的有效地渠道，同時廣泛的搭便車的心理導致社會上的微觀主體很難將強烈的制度創新需求的愿望轉化為制度創新的集體行動。所以微觀主體渴望能有一個廉價的可以代表他們的制度創新需求的集體行動機制或者是組織。

3.地方政府方面

地方政府自身具有推進本轄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強烈意愿，而這種意愿表現在實際中往往是超前的，當轄區內存在的制度安排與社會發展目標不相適應時，這時就需要地方政府發起創新行動。而相對于中央政府，同時也需要地方政府在一些領域，比如經濟發展措施、行政體制改革等等方面進行先行先試。這樣，這些地區既給予了一些發展的鼓勵政策，還可以作為改革的“試驗田”。從轄區內居民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必須回應本地居民提出的各種需求，當社會和市場遇到環境變化而出現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民眾就會期望政府能夠進行制度創新，并同時施加不同程度的壓力給政府。地方政府的優勢在于地方政府在地方上能夠替代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能夠克服中央政府對社會需求的不敏感性，大大節約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成本，但是，因為無論在任何時候資源都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和其他政府之間也會像在市場上一樣，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著競爭，而且這種競爭也同樣會影響到制度方面，最終逼迫當地政府不得不考慮進行制度的變遷行為。

作為地方政府，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的制度變遷成本也相對于中央政府和社會微觀主體要小得多。制度，可以作為一種規則、程序或者行為規范，在制定的過程中要需要一定的人員成本，時間成本，技術成本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進行的制度變遷的安排是最佳的，因為地方政府連接著中央政府和社會微觀主體之間，能很好的起到一種媒介或者是橋梁的作用。

二、我國經濟發展中地方政府制度建設出現的問題

地方政府在進行制度創新時，可能會產生兩種不同的效應，并且可能會導致地方政府的創新行為變得毫無效率。首先是將誘發地方政府的尋利行為，這是由于優先的進入權力可以帶來壟斷的租金，只要一個地方突破并且進入壁壘，其他的地方就會看到他獲得的利益而一起開始模仿，這樣就能很容易的造成壁壘被全部突破，最終導致壟斷租金的消失。

從地方政府方面考慮，地方政府作為理性的“經濟人”，當出現中央政府的一些調控政策和地方上實際的經營之間發生矛盾時，往往地方政府就會采取一系列的行動，比如：（1）和中央政府的討價還價。（2）故意誤解一些政策規則。“用足用活中央政策”，大多數地方政府都是在這樣的名義下來解釋中央政策的，時不時的和中央政府打一些有利于本地區利益的“球”，而且又不會與中央政府之間產生明顯的沖突問題。（3）表里不一。就是會有一些政府為了不與中央政府產生沖突矛盾，表面上會表現得服從維護中央政府的權威政策，但實際上背地里卻是另有一套和中央政策沖突或不同的實際的經營政策。（4）公開抗衡。當一些地方上的利益在中央強制性的宏觀控制政策下受到了嚴重的損失，這就會造成一些地方政府會產生嚴重的抵觸情緒，甚至有時還會私底下的不滿慢慢發展成為公開與中央政府的抗衡。

從地方政府的官員方面考慮，地方政府官員在任職的期間內，往往急功近利，不去進行長遠考慮或者根本就缺乏長遠考慮的能力，只是一味的求能夠盡快盡早的做出一些能看得見的所謂政績。在社會經濟發展速度上，地方政府官員總是要求要快，而且和其他地方進行相互的攀比；在投資的規模上，地方政府官員要求投資要大，因此爭著去找投資，爭著去中央要項目，最終導致經濟過熱一次有一次的發生；在投資項目上，地方政府官員總是想著投資那些發展花錢少的，經營周期比較短的，而且見效比較快的項目，卻把一些基礎設施項目、基礎農業項目像農業、交通運輸業、能源等置之度外，最后導致了地方上的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經濟發展的“瓶頸”突出。真正具有潛在的長遠利益的制度創新只是靠這些短期行為，是根本無法進行的，而且還會使經濟發展陷入一種不可持續的困境中。

從地方上的微觀主體方面考慮，地方政府和微觀主體之間，在市場經濟制度過渡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種隱形的合謀性契約：地方政府通過與中央政府的討價還價和自主的制度創新為微觀主體提供有利于擴大微觀主體自和保護產權的制度環境，微觀主體則以實際的制度創新行動和提高市場競爭力間接地為地方政府官員實現可顯現的政績最大化創造條件。1當微觀經濟主體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去獨立的承擔制度創新產生的成本時，有獨立的產權的微觀經濟主體就會不再需要依附于地方政府，他們就會脫離地方政府自己進行制度的創新以此來獲得更多的獲得利益的機會。這樣的話，地方政府就會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關于決策權的分享以及剩余索取權的分配等方面產生很大的沖突。這時，地方政府官員就會利用其手中的政治權利進行干預，參與到利益分割中區：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員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利來干預通過增加微觀經濟主體的利益，認為的創造出租金，誘使微觀經濟主體為了獲得這種權利而分割出一部分的利益給他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員為了威脅微觀經濟主體，逼迫微觀經濟主體拿出一部分的利益與其分享，會故意的制定出一系列會使微觀經濟主體受到損害的政策規定。這種政府官員故意分割微觀經濟主體利益的腐敗行為，已經嚴重的扭曲了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引起微觀主體的強烈不滿，給社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并且嚴重阻礙了制度的創新。

從地區公共問題管理方面，其一，行政區行政的的管理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其封閉性和機械性總是能完完全全的體現，更是缺乏足夠的靈活性。其二，按照行政區劃分的地區來治理，基本上都是各自為政，很少關注其他區域甚至是相鄰區域的問題。其三，地區內的行政區行政，可以說是壟斷性的，管理區域內公共事務的主題只有政府，政府處理一切的公共問題，制定政策并執行，以及區域行政區內的一切大小公共事務。其四，行政區行政的關于公共問題治理的基本法則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等級制度，因而一些不屬于本等級上的區域公共問題，就會被排除在此等級治理層次以外。

三、為完善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方政府制度建設提出幾點建議

首先，誘致型和強制型的制度變遷交替進行。

一方面，誘發促使微觀經濟主體進行需求誘致型的制度創新。政府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考慮到自身的限制，包括知識、實踐等方面的限制，為了可以降低制度創新過程中的風險、成本，可能會對自身所處的位置進行重新的調整，其中直接退出制度創新就是一種簡單的途徑。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關于制度變革的經驗總結來看，往往當改革處于后期的時候，政府的作用就會明顯的減弱。而且隨著政府的地位慢慢變弱，也就會逐步的退出制度創新以及漸漸地社會上排他權利的確立，關于新的制度是否會出現，這就會主要的取決于社會上微觀主體在新舊制度非均衡的條件下，能夠獲得外部利潤的預期收益以及成本的大小。顯然，要想使這種制度變遷的方式能夠有效率的運行，還必須能夠克服在新舊制度轉換的過程中一些外部性的“搭便車”行為的問題。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壓力問題，會導致在招商引資、市容建設等方面會有很強烈的愿望進行發展，且創新的主動性就會大大加強。同時，經濟發展的指標和地方上的市容生態環境方面也是中央政府以及上級政府考核的主要內容，所以地方政府可以在這些方面采取一些強制性的制度變遷模式。這樣就可以節約一些成本，而且由于是政府強制的，中間可以避免協商過程中時間的浪費，行動實施起來的速度也會很迅速，并且最后的效果也會很明顯的。不過，這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模式，如果沒有很好地處理，很容易導致政府的失靈，所以要謹慎進行。

其次，地方政府要轉變公共治理的理念。

地方政府制度的創新，要突破簡單的行政區行政，確立一種新的治理理念或者是新的治理思維方式，就是把行政區行政轉變為區域公共管理的思維方式，這樣就可以避免行政區行政區劃的一種剛性的約束以及行政區行政的缺失問題。首先，區域公共管理的社會是一種開放的社會，符合全球化、國際化的要求，是現如今現代化、工業化進程中必須要經歷的階段。其次，區域公共治理，彌補了傳統的行政區行政的弊端，可以最大化一些區域的“外部性”“外溢性”問題，促進社會的快速發展。再次，區域公共管理的治理理念，要求彼此之間是一種合作的，交叉的關系，而非傳統的上下級的關系，可以通過相互之間的合作、協調、談判等方式實施對區域一些事物的治理，。

最后，要對政府官員進行政治、經濟、社會績效三方面的綜合的考核。

地方政府制度的而創新，其目標要簡單有效，而且要監督與執行相協調，要真正的進行改革，轉變政府的職能，完善政府的管理方式。還有，在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方面，要真正能夠提升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滿足區域地方上的產品服務的供給與需求水平。一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處于較高位置的地方政府，其管轄區內的人民群眾也都會認同本地的政府官員的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成績的政治績效，還必須要以經濟社會績效為基礎的。地方官員就不能一味地追求短期的經濟績效，或者一些對長遠發展會產生不利因素的項目建設。

注釋：

①資料來源：黃永炎.地方政府創新行為的制度分析[J].理論與改革，200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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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謝慶奎.職能轉變與政府創新[J].新視野，2003.

[5]趙景來.政府創新與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研究述略[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6.

[6]嚴榮.公共政策創新及其限度[J].理論文萃，2005.

[7]張志辰.我國地方政府創新行為的制度分析[J].蘭州大學學報，2011.

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關鍵詞]建構主義；方法論；多元主義；整體主義

[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構主義理論于20世紀80-90年代興起以來，已日漸成為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國際政治理論之一。當前國內學界對于建構主義基本理論的探討已趨成熟。但對于其方法論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學研究的方法論通常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一般科學方法論，即帶有一定普遍意義，適用于許多學科領域的方法理論，就社會科學范疇中的國際政治學而言，主要是指相對立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和后實證主義的解釋學方法論；二是具體科學方法論，即研究某一具體學科，涉及某一具體領域的方法理論，在建構主義話語體系中，主要是指國際政治研究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本文將圍繞建構主義方法論的這兩個層面展開具體論述。

一、方法論分歧的本體論根源：物質本體論與社會本體論之爭

方法論的選擇是和本體論密切相關的，方法論的分歧本質上反映的是本體論上的差異。實際上，國際政治學者在面對所有的研究問題時，潛意識里都有一種先在的本體論假定。國際政治研究的客體不外兩種類別：自然事實和社會事實。自然事實，其本質是一種獨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觀實在，這一點在國際政治理論界，除了一些激進的后現代主義者以外，幾乎是不存在爭議的。但至于社會事實，在本質上究竟是一種獨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觀實在，還是一種依賴于人的意志的主觀建構，卻是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的。這種分歧，正是物質主義本體論與理念主義本體論分歧，或稱物質本體論與社會本體論的分歧。

理性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不論是新現實主義學派還是新自由主義學派，都是持物質本體論的觀點。這種觀點源自法國社會學家孔德，它把包括國際政治領域在內的社會世界理解為同自然世界一樣的物質實在，這種物質實在是獨立于人類的話語和觀念、獨立于人類的互動行為的，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基于這樣一種本體論假定，理性主義認為社會科學領域理論研究的任務，同自然科學研究一樣，在于因果問題研究，在于發現客觀規律或者像華爾茲所說的對客觀規律的解釋。他們認為國際關系學者可以像尋求自然界的規律一樣，能夠對國際政治行為體的行為及其規律加以把握和認識。這種觀點，是理性主義學派實證主義認識論的本質和實證性研究方法的理論根據。

然而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無論是主流的溫和建構主義還是非主流的激進建構主義，都是持社會本體論的觀點。這種觀點源自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它認為社會世界并不是完全獨立于人類話語和觀念的客觀實在，而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是由人的觀念和言語行為不斷創造和再造的。這種理念主義的本體論重視人的主體性，認為社會的深層結構是由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構成的，強調物質因素是通過觀念和話語的作用而產生意義的，社會實在只是一種主觀的外化。基于這樣一種本體論假定，建構主義認為，國際政治領域作為一種社會類別，本質上也是一種行為體互動中的社會建構。所以國際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學一樣只注重因果問題研究，還應該重視建構問題研究這種研究議程的重新設定決定了在國際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學領域那種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萬能的――后實證主義的詮釋性方法，應當受到成有的重視

二、研究方法的“中間道路”：方法論多元主義

本體論的分歧導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質本體論的觀念導致了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傾向，將發現客觀規律作為研究目標，在研究方法上側重于說明(explanadon)，側重于實證性方法；而社會本體論的觀念則導致了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后實證主義傾向，將理解社會意義作為研究目標，在研究方法上側重于對社會事實和社會意義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詮釋”(intcrpreta-tion)。在國際政治學界。作為主流的理性主義學派屬于前者，作為非主流的反思主義學派則屬于后者。

在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的論戰中異軍突起的建構主義學派在方法論問題上則力圖調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條新的“中間道路”。建構主義盡管在本體論上和反思主義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認同反思主義在方法論問題上的單一主義觀念，而是持一種方法論多元主義的立場。實證性方法與詮釋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對立不可調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種工具。建構主義認為科學研究應該以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以方法為導向。因果問題研究(why的問題)離不開實證性方法，而建構問題研究(what和how的問題)則需要詮釋性方法。因此建構主義在研究實踐中超越了理性主義與反思主義無謂的方法論爭議，綜合運用兩種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類方法。

這種方法論多元主義的立場使得建構主義在保留了主流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同時，也大量借鑒了被理性主義所忽視和否定的后實證主義的詮釋性方法，包括符號學、譜系學、敘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認知圖譜法等，這些方法都是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所不具備的。

雖然建構主義學派在方法論上持這樣一種多元主義立場，但幾位主要代表人物在兩類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勻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側重的：溫特的理論以科學實在淪為認識論基礎，所以較多地采用了實證性方法；而卡贊斯坦和江憶恩的建構主義文本都是實證性和詮釋性方法同時使用，既有說明變量關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會意義的內容；魯杰、奧努夫和克拉托齊維爾則更多地是從理解意義的角度人手，較多地采用了詮釋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齊維爾為代表的德國建構主義學派，大量地使用了語言學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強烈的后實證主義色彩。

值得關注的是，國際政治研究中的這種語言學方法曾經長期為中國學界所忽視，它是建構主義多元方法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語言學之所以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得以應用，也是由于建構主義對國際關系的社會本體論理解：語言對于社會事實具有先在性，它不僅描述社會事實，而且還建構社會事實，話語是觀念擴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體間性意義的建構必須依靠言語行為來完成。以語言學的理論方法來詮釋社會建構問題，是當代后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特色。國際政治研究中的語言學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歐洲(尤其是德國)的建構主義學派之中，在美國(除了佛羅里達建構主義學派之外)應用并

不廣泛。

三、方法論的社會學轉向：從個體主義到整體主義

建構主義在研究方法上對理性主義有兩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論多元主義對單一方法論的超越，還有就是國際政治研究中整體主義方法對個體主義方法的超越。個體主義方法強調個體的作用，并以個體特征解釋整體特征；而整體主義方法則強調整體的作用，根據整體特征解釋個體特征。個體主義是經濟學常用的方法，而整體主義是社會學偏愛的方法。¨’

理性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深受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的影響，在方法論上一般采用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以個體主義的角度和經濟學的概念來解釋國家的行為。其中新現實主義主要借鑒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方法，華爾茲就曾經以市場結構來類比國際政治結構，以公司來類比國家；而新自由主義則主要借鑒制度主義經濟學的方法，基歐漢就曾經以成本一收益分析來考察國際制度。理性主義的這種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選擇理論為指導思想，把國家視為“經濟人”，根據成本一收益分析來選擇利益最大化的決策，并經常使用博弈論、系統論甚至數理統計等方法來研究國際問題。

這種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認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慮被假定為理性利己者的國際行為體在給定利益驅動下的行為，只注重單元層面的利益權衡和戰略選擇，而忽視了作為主體的能動的人的作用，忽視了社會結構和社會互動對行為體身份和利益的建構作用。更不用說它忽視了主體間性的存在和社會意義的觀念建構問題。但世界是作為一個國際社會而不是一個市場體系而存在的，所以這些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單純的經濟學方法是不足以解釋復雜的國際社會的。這種借鑒自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無法解決的缺陷，使整體主義的社會學理論方法引人國際政治研究成為必要。這個方法論革命的任務，就是由建構主義完成的。

建構主義的主要理論來源是社會學，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和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所以它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國際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論上也是采用社會學中普遍使用的整體主義方法。整體主義認為，整體對個體的作用，不僅僅是個體主義所強調的因果作用，還包括個體主義所忽略的建構作用。也就是說，國際體系，不僅像華爾茲所認為的那樣決定國家行為，還有建構國家行為的意義。同時，整體主義將個體屬性視為整體結構的社會建構，而不是像個體主義那樣將這些個體屬性視為與整體結構無關的外生的給定變量。也就是說，國際結構不僅影響國家行為，而且影響到國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體主義的社會學方法將研究重心放在建構理論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論研究上。它以社會學的視野和整體的角度來考察國際政治，分析社會結構和社會互動的建構作用，分析施動者與結構的相互建構，分析文化、規范和認同的形成與作用。它把包括權力、利益和無政府狀態在內的所有被理性主義視為先驗的給定的概念都變成了研究的課題，并分析其社會建構的過程，原來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起點成為建構主義研究的問題。國際政治研究方法的社會學轉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出現的。

建構主義以社會本體論為哲學基底，因此不僅關注因果問題研究，而且更加強調建構問題研究。這種研究議程的特點決定了建構主義方法論多元主義的立場：在保留了傳統的實證主義方法的同時，大量借鑒了后實證主義的詮釋性方法。也正是這種對國際政治的社會本體論理解和對建構問題研究的強調，決定了建構主義只能采用社會學的整體主義方法，從整體的性質來理解個體的屬性與行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義的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建構主義這種方法論上的變革，為國際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徑。它為我們創造了一個重新觀察世界的新視角、一種重新解讀世界的新話語、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這正是建構主義方法論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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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J]，國際政治研究，2006，(3)。

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世紀3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世紀8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

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 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基歐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

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

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PBL教學法；“國際政治學概論”；策略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6）05-0001-02

一、PBL教學法簡介

與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傳統教學方法（Lecture-based Learning，簡稱：LBL）不同，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方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PBL），最早由美國神經病學教授布勞恩（Barrows）于 1969 年應用于加拿大的麥克馬斯特大學醫學院的醫學教學中。其理論基礎屬于建構主義的理論范疇，其教學理念是 “問題是學習的起點，也是選擇知識的依據”。

與傳統教學法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強調學生的主動性學習，要求將學生的學習置于復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景中，通過學生的自主探究和與他人的共同合作解決問題，學習隱含在問題背后的科學知識，掌握解決問題的技能，提高自主學習的能力。

二、“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現狀

“國際政治學概論”是大學政治學、國際政治學和外交學專業本科生必修的專業基礎課，主要講授內容是國際體系中各個國際行為主體之間的政治關系及其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其教學目的在于，通過本課程的講授，使學生初步具備運用國際政治學的基本理論方法觀察分析國際關系歷史與現實的能力，進而為政治學、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和外交學專業本科生學習本專業和其他相關專業課程奠定理論基礎。

“國際政治學概論”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專業基礎課程，其授課對象是剛剛踏入大學校門的本科一年級學生。考慮到從高中到大學的知識銜接，新生尚未完全適應大學的學習與生活等因素，故而 “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大都采用以教師個人講授與知識灌輸為主要特色的教學方法。

從當前“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現狀看，課堂教學過程中往往缺少授課教師與學生的互動，缺乏學生對國際政治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自主探索，課堂氛圍沉悶，學生提不起精神，教師也感到教學乏味，授課效果不佳。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中，如何引入多樣化的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興趣，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已成為當務之急。

目前在諸多學科教學中現已廣泛采用的、以問題導向為核心的PBL教學方法，為“國際政治學概論”的教學改革指明了一條新途徑。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中完全可以做到，課堂講授與隨機提問結合起來，也可以把設置問題與課堂討論結合起來，也可以將合作探討問題與自主學習和研究問題結合起來。教師也可以開展實踐教學，將所學理論應用于國際關系史上重大歷史事件分析與當代重大國際問題的分析。

如果把PBL教學方法很好地運用到“國際政治學概論”的教學，不僅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也可以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也可以做到“教學相長”。一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現的新問題、在課堂討論中提出的分析問題的新角度等也可促使教師對其進行進一步思考，使其最終轉化為教師的教學、科研成果。

三、PBL教學法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中的運用策略

下面以《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三版）》（陳岳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第三節 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教學為例，淺談PBL教學方法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中的具體運用。

有關“國家利益”的理論是國際政治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外學界普遍認為，國家利益是國際政治中影響各國對外行為最根本因素，是國家對外行為的最基本動因。幾乎所有國際政治學理論著作都會涉及“國家利益”問題。陳岳的《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三版）》就有關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問題設置了三個議題，即國際政治中國家利益的內涵、作用和特點。很顯然，僅僅通過這三個方面很難透徹地把握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理論。為此，作為輔助理解國際政治中國家利益的內容，在“國家利益及其內涵”之下設置了“君主――王朝利益與民族國家利益”，“國家、國家理由和國家利益”等內容，講述了國家利益的歷史演變與國家利益同國家、國家理由、國家榮譽的關系。最后對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作了如下界定：“國家利益是指一個國家內有利于其絕大多數國民共同生存與進一步發展的諸因素的綜合。”依據這一概念，分析特定時期某個國家國家利益時，學生依然難以準確把握特定國家、在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下的國家利益。在“國家利益理論”教學中實際上學生感到最難的是國家利益的生成機理、國家利益的層次和優先次序、國家利益的認知與判斷等問題。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國家利益的作用和特點就比較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中為了讓學生掌握上述難點，透徹地了解和掌握國家利益理論，在教學中教師為學生設置了如下四個問題和三個案例。其一，國家利益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二，國家利益是“有利于其絕大多數國民的共同生存與進步”綜合性的“好處=利益”，那么它都包括那些“好處”？有層次，有輕重緩急嗎？其三，某種“利益=好處”是不是“國家利益”是由誰來認知和判斷的？其四，一國“國家利益”都受哪些因素的影響？

結合上述四個問題，筆者向三組學生（每一組約15個人）具體布置了三個具體分析案例，中國、“朝核問題”和“克里米亞問題”，用國家利益理論分析上述案例中相關國家各自的國家利益及其認知過程，上述國家采取的具體行動以及上述行動所折射出的各自的利益訴求和博弈結果。經一周的準備之后，各組首先派一名代表在課堂上匯報本組的學習成果，之后就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課堂辯論。學生對國家利益是否具有階級性？不同層次的國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國家利益應該是什么？國家利益的抽象性和具體性、國家利益的客觀性與主觀性以及國家利益是否受到約束和限制等問題結合案例展開了熱烈討論。極大地活躍了課堂。縱觀學生的匯報發言和辯論，盡管他們的發言不夠全面、甚至是片面的，但總體上已觸及到了核心問題。雖然在辯論中也出現了偏離研究主題的現象，但在教師的及時提示和糾正之下也很快回到了討論的主題。最后，教師對上述學生的課堂匯報和辯論作了點評，對學生的積極主動參與和敢于提出問題的探索精神給予了肯定，并結合整個討論環節，對國家利益的作用、特點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通過上述學習和辯論，讓學生深刻認識到，在當代民族國家體系之下國家利益的認知和最終確認是需要過程的，并通過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最終獲得確認。但有時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所標榜的未必是真正的國家利益，階級利益并不等同于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是分成次，分輕重緩急的。國家利益可劃分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國家榮譽等，其中國家的安全利益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國家利益根據輕重緩急可分為重要利益、次要利益；當前利益、長遠利益等。不僅如此，一國在某一問題上的國家利益還受到地緣、時間、空間、國際環境及相關其他國家利益的制約等。

從PBL教學法的實施效果來看，應該說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和效果。通過問題導向性的PBL教學，克服了過去教師單方面講解理論，單向度地向學生灌輸知識，學生被動學習和接受理論、知識的弊端，使理論導向性的“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變得更加生動，師生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增加了，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了學生對“國際政治學概論”的學習熱情。

四、反思

PBL教學法是一種比較符合現代教育理念的教學方法，但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的具體實踐過程中，還存在以下困境。

其一，教學任務與授課課時之間的矛盾。“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大綱安排的課時是72（72×40分=2880分）學時，而陳岳的《國際政治學概論》教材共7章加導論和結束語大概相當于8章的內容，每章平均學時為時，但采用PBL教學之后，《第三節 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一節內容就耗時達4學時。如果每個章節都采用PBL教學法，教師就很難完成教學大綱規定的教學任務。因此，一學期72學時的課堂教學中， PBL教學法的運用次數不宜過多。教師只能根據教材內容，一學期安排兩三次PBL教學即可。

其二，課程性質、要求與師生綜合素質之間的矛盾。“國際政治學概論”是理論導向性的課程，邏輯性、思辨性很強，這要求教師和學生都必須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而這些剛剛步入大學校門、尚不知大學學習為何物的高中畢業生，在當下應試教育指揮棒下，無論是知識面，還是視野都比較狹窄，無論是對國際關系史的基礎知識，還是對當下國際熱點問題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加上他們剛剛在高考壓力下解放出來，在遠離父母、沒有教師督促的“無人約束”的自由自在的大學環境里，除了“玩兒”，對學習根本提不起精神，甚至很多人對學習本身產生了厭煩情緒。因此，重新調動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讀書熱情存在諸多困難。

另外，PBL教學法對教師的教學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它要求教師不僅透徹地掌握教材內容，而且還要花很大的力氣閱讀相關材料熟悉案例，并結合案例精心設計相關問題，這對那些初涉講臺的青年教師而言，是一種不小的自我挑戰。此外，PBL教學法對教師的課堂管理能力、教學組織能力、討論掌控能力等也是考驗。一旦出現偏差，課堂很容易就變成“雜談”和“閑聊”，而這恰是大學一年級新生最喜歡和“最擅長”的。

總之，無論是LBL教學法、還是PBL教學法，畢竟都是一種教學方法和手段，并不是教學目的。每一種教學方法都有其合理內核和值得推崇的一面。因而不論運用何種教學手段，只要能讓學生聽明白、看明白、學明白所學理論知識和研究方法，并能靈活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和研究方法解決實際問題，才是課程教學改革的“王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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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4：127.

[2]皺俊，張芳.PBL教學法在公共政策學教學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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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鄭振峰.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課程教學問題初探[J].廣

西教育，2013，（9）.

國際政治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從本質上分析，貿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實保障世界范圍內各個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從而不斷增加各個國家在經濟方面的福利。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講，貿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經濟學考慮的貿易政策，其強調的并不是立足于經濟學理論上成本與收益的簡單效率計量，而是與各種政治因素緊密聯系的復雜性貿易決策或方針。由此可知，無論是國際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是國內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就貿易政策的本質而言，其最終應用的目的都是為了確保國家內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貿易政策中國際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

 

就貿易政策而言，其國際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又可稱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對這一概念進行分析時，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方法，而是國際層面上的現實主義方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際現實主義應運而生。這一主義的出現從某種程度上對經濟大蕭條時期，工業化國家以“以鄰為壑”這一貿易政策為福利的舉措進行了客觀解釋。以現實主義者為例，其主張的觀點主要包括：1.國際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單位是國家。2.理性占主導的國家所追求的是權利在自身層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國家整體而言，其整體利益更為重要，所以各個國家的政府便是保障這一整體利益的有效途徑。 3.成本與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國家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選擇和決策的主要依據。除此之外，有由金德爾伯格、庫拉斯納以及格爾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權安定理論”，是貿易政策在國際層面上較為有力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該理論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之中，一個國家的地位能夠直接決定這個國家對外部國家采取的經濟政策。也就是說，一旦在國際這一綜合體系中，出現了一個軍事、經濟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個體國家時，這一國家必然會要求并嘗試構建一個相對開放的國際化貿易體制，從而通過報復、制裁等一系列強制手段進行相關規則、條例的執行和實施。

 

二、貿易政策中國內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

 

貿易政策，不單單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結果，還是各個國家自身內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因素整合影響和綜合作用的最終結果。從這一角度理解，貿易政策便是各個集團利用政治進行利益決策的真實反映。在國內層面上，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包括以下理論：

 

1.人們在政治領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為政治這一市場的需求者，選民會直接投票選擇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進和擴大的候選人。而作為政治這一市場的供給者，無論是總統，還是議員，這些決策者都會盡可能追求當選或是連任。在貿易政策決定中，這一理論的應用，需要對經濟市場進行假定，即競爭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簡單多數的直接投票原則決定當選者、零投票成本以及決策者選擇自由貿易政策。

 

2.斯托帕爾-薩繆爾森定理。該定理認為，當一個國家在勞動者數量上大幅度超過資本所有者數量時，如果其密集型勞動產品屬于出口，而密集型資本產品屬于進口，那么，政治層面的決策者便會以絕大部分勞動者的主觀要求對貿易政策進行自由化開放。反之，如果這個國家的密集型勞動產品屬于進口，而密集型資本產品屬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貿易政策便會使得絕大部分勞動者利益受到損害，故此，該國家會產生自我保護的傾向。這就是國際貿易政策中經常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

 

三、貿易政策中綜合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應用

 

(一)研究DUP經濟

 

DUP，其實是與非生產性尋租直接的活動的簡稱。克魯格表示，與經濟學理論上單純的尋求社會財富增加不同，這不是簡單的尋利行為。雖然這種直接且不具備生產特性的尋租活動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業價值，也不能間接增加其勞務價值，但是，卻可以通過特殊形式尋求并收獲最大化的綜合利益。在國際化貿易活動中，這一理論便有典型表現。通過一系列的院外活動，利益集團可以直接對相應產業實行兩個貿易管理措施，以此確保集團可以獲得相應的利益。其一，最高規格關稅的實行。其二，進口、出口配額的直接保護。通常情況下，這種院外活動的開展和進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個，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實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結果。就關稅政策而言，其存在的價值就是保護整個民族工業的全面發展。但是，當國內市場出現一定程度的企業壟斷現象時，其他企業便會失去提升質量、改進技術、增強市場核心競爭力的能力和激勵，故此，關稅政策便會自然成為保護尋租行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進口許可證制度、匯率高估管理制度、進口配額、外匯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隨進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條例，也會產生相應的經濟租追求活動。從資源應用的角度分析，雖然這些活動屬于對社會經濟資源中有效資源的消耗和浪費，但是，這也從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社會成本的貿易保護，并逐漸發展成為其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選擇貿易政策工具

 

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廣泛使用的貿易政策其實是與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分析是相背離的。事實上，之所以讓國外直接承擔例如反傾銷稅、自愿出口限制、反補貼稅等系列保護成本造成的大規模福利損失，而不直接運用在政策上可獲得最優化經濟效率或次優化經濟效率的工具，是因為政治決策者考慮其影響因素、影響范圍、影響程度時，不僅要從經濟層面上深入考慮，還要從政治層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貿易政策決策

 

綜合分析發現，發達國家中，絕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兩個相對獨立且彼此分離的政策性領域。其中，一個領域是產業部門，另一個領域是國民經濟。按理說，政策焦點原本應該屬于宏觀理論上的國民經濟管理，但實際上，卻是偏向于單個且微觀的產業部門的。針對這一點，行政部門之間的一系列活動體現得較為顯著。以行政部門之間的內部或外部妥協，以及行政部門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爭奪為例。這便是美國現行寡頭政治最核心的特點，正是由于行政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牽制，反而阻礙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貿易優化政策的實施。在政治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就各大產業而言，其反對外國進行貿易競爭保護的具體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實利用經濟計量這一科學合理的方法進行分析和判斷。針對這一方面，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研究試驗。同時，這些豐富的文獻和研究也為貿易政策中保護性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堅實可靠的理論基礎。

 

四、結束語

 

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關重要的。無論是自由貿易政策，還是反對自由貿易政策，其最終決策都需要經過宏觀和微觀的綜合分析。當然，利用科學有效的經濟計量方法進行其他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計算和預估，也是保障國際貿易雙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說，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提升自我國家在要素配置和經濟福利方面的收獲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