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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理論范文第1篇

一、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金融發展理論是由麥金農和肖兩人各自在1973年創立的，麥金農和肖深受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出發展中國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進主張。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亞當?(AdamSmith)等人的自由思想是麥金農和肖理論的淵源。

金融發展理論的另一淵源是有關金融對經濟發展重要性的思想和觀點。這種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經濟發展理論》(1912年出版)一書中，強調了金融發展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為了試用新技術以求發展，純粹企業家需要信貸，“他只有先成為債務人，才能成為企業家”。

格利（john Gurley）和肖(Edward Shaw) 1960 認為在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儲蓄者的儲蓄轉化為投資者的投資，從而提高社會的生產性投資水平。Hugh Patrick（1966）指出，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上，可以有兩種研究方法：一種是“需求追隨”即隨著經濟的增長，經濟主體會產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促使金融機構和相關金融服務的產生。另一種是“供給領先”，強調金融服務的供給方，金融機構和相關金融服務的供給先于需求。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 W. Goldsmith) 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奠定了金融發展理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金融發展理論鼻祖。他的理論主要包括：其一，首先提出并系統分析了金融結構概念，分析并提出金融結構衡量指標及金融結構類型。其二，研究并揭示金融深化的內在路徑和規律。這些規律對當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其三，提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問題的重要性和研究方向。戈德史密斯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有著密切的聯系，并特別強調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在金融發展中的明顯區別。

麥金農（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建立了一個分析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關系的框架重點考察了發展中國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現象。麥金農和肖放棄了以發達國家金融體系為研究對象,轉而研究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他們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兩人的不同之處在于:麥金農(1973)放棄了傳統金融理論中貨幣與資本相互替代的假設,認為發展中國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資不是依賴于外部融資,而是依靠內部融資；并且提出了衡量金融發展的一個比較著名的指標―M2/GDP(金融深化指標)。雖然這兩人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沒有從更一般意義上來討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但是由于他們認識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必然聯系,因此人們依然把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看作是金融發展理論形成的標志。

其后Kapur（1976）和Galbis（1977）等仍以勞動力過剩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為研究對象通過更加嚴格的數學模型推導和論證補充建立了開放條件下的模型旨在證明和修補Mckinno 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論。

二、最新的理論進展

1.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第一，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有關金融發展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機制的相關文獻很多,在這里不一一羅列,我們借用Pagano 1993的簡易框架,通過一個模型來概括地介紹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在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的作用機制上的觀點。正如Pagano 的模型所揭示的一樣穩定狀態下的經濟增長率可以寫作：

式中g為穩定的經濟增長率，為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比率，A 為資本的邊際社會生產率，s 為私人儲蓄率。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能夠通過促進儲蓄以更高的比例轉化為投資，通過提高資本配置效率(A），通過動員更多的儲蓄(S)來促進經濟增長。

第二，金融發展降低經濟波動性。Denizer、Iyigun和Owen的實證分析，主要采納了King and Levine（1993）提出的四項金融中介體發展指標，即LLY、BANK 、PRIVATE 、PRIVY。基于這些指標和所創建的模型，結合70多個國家的1956年～1998年的年度有關數據，得出如下結論：所有金融發展指標波動與宏觀經濟波動呈負相關關系，且金融越發達的國家經濟波動越小，說明金融發展降低經濟波動。

第三，銀行股票、市場發展與長期經濟增長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2.經濟增長促進金融發展

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Levine(1993)和Greenwood and Smith（1997）在各自的模型中通過引入固定交易費用和固定交易成本，說明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的形成與發展，只有在人均收入達到一定階段后才能出現，即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才會實現。說明了金融發展離不開經濟的增長。此外Santomero 和Seater還從經濟規模與資本市場規模資、本市場流動性的角度，探討了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作用和影響，得出結論：全社會總資本的增加同樣使資本市場的規模擴大。經濟增長對資本市場流動性的影響促進了資本市場更好發揮其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

金融發展理論范文第2篇

長期以來，金融理論的核心陣地一直被新古典學派所占據，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被排斥在主流金融學的框架之外。這種情形在2005年為之改變，就在這一年，美國經濟學家默頓和博迪（Merton & Bodie）在西方理論史上首次明確提出并定義了“（新）制度金融學”。從此，制度金融學開始在經濟學的理論圣殿上正式“登堂入室”，獲得與新古典金融學“平起平坐”的學術身份。

在新古典金融學的視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誰（銀行體系或者金融市場）來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則不同金融制度和組織結構會得到相同的最優金融資源配置結果。制度金融學可以幫助我們甄別不同金融制度環境的特征，并確定在某些特定的經濟金融發展背景下，什么樣的金融制度結構是最具優勢的。

基于這種新的理論視角，在新古典金融學那里被“外生”處理的金融體系內部的特殊制度結構和組織形式已然轉變成為“內生”的結果。重要的是，金融技術進步可以有效增進這些特定金融制度結構的效率，從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應的金融行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頓和博迪新命題的核心思想是，在一個得到良好發展的金融體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結構的一系列內生變化，新古典金融學關于資產價格和資源配置的結論是大體正確的。

默頓和博迪試圖通過彌合兩種金融學的裂痕完成金融學發展進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綜合”。與經濟學曾經的“新古典綜合”相類似，他們傾向于將制度金融學視為新古典金融學在考慮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種特例。不管金融交易過程在制度金融學那里的表現多么變化多端，最終都要歸結到新古典金融學的均衡解中來。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爾德”新范式

默頓和博迪對于制度金融理論發展的建樹與其所擁有的“冠名權”并不相稱。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為實質性的努力早在20世紀初期已在貨幣理論層面展開。傳統的貨幣理論一貫忽視信息成本、風險以及激勵等制度因素，這種忽視使得貨幣經濟學的宏觀框架長期缺乏微觀經濟基礎。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爾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貨幣經濟學的“新范式”，通過把一些關鍵性的制度因素“內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嘗試性地將傳統的貨幣理論建立在銀行行為理論的基礎之上，從而在理論上扭轉了微觀信貸市場和宏觀貨幣運行長期相互隔離的局面。

“新范式”的構建也是從挑戰所謂“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將一些被長期擱置的因素引入貨幣經濟學的框架，因此信貸和銀行因素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該理論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銀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僅為經濟社會提供和記錄信用依據、判斷當事人的還款承諾以及確保所貸資金的合理使用，而且還是一國貨幣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環節。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新范式”還進一步注意到了銀行制度結構的變遷及其影響，這就意味著該理論已經觸碰到了制度金融學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慮到金融制度結構的國別差異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競爭可以單調增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這一新古典金融學核心命題的普適性就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貨幣經濟學“新范式”的一個重要理論發現。長期以來，金融體系的市場化和自由化曾經成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借此極力“推銷”和“輸出”所謂的市場化金融體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競爭越充分則經濟效率越高”。基于這一理念，一些國家的金融體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為在那里普遍存在著與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種各樣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礙影響了金融競爭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邏輯的政策選擇就是盡快拆除這些制度障礙，重新打造競爭性的金融體系。由于這些國家隨后被認為是原本就缺乏競爭性金融體系的基本要素，因此，從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整體“引進”或者“移植”這種金融體系就成為雖然迫不得已但總歸是正確的政策選擇。

以默頓為代表的金融學的“新古典綜合”和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學“新范式”都試圖通過強調“制度”因素來修補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學或者傳統貨幣經濟學的既有框架，這種努力有意無意間為制度金融學的肇建開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開啟了觀察貨幣金融運行的微觀視角，而從某種意義上講，制度金融學就是包含“微觀金融基礎”的貨幣經濟學或者新古典金融學。

“分工均衡”貨幣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一些經濟學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經濟學特別是交易費用經濟學迅速發展的勢頭，分工問題開始重返經濟學以及金融學的核心位置。人們對分工演進與貨幣金融關系問題的重新關注和討論實際上預示著，現有主流經濟學框架將面臨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轉型。總體看來，此次轉型將使經濟學的基本分析視角回歸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命題，而制度金融學將無疑成為此次經濟學轉型的一個重要結晶。

在理論史上，經濟學家對貨幣與分工的關系早已有所察覺。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經濟學家對分工與貨幣金融制度關系的討論長期停留于簡單描述的層面，相比之下，有關分工與貨幣信貸制度更為系統深入的研究是由楊小凱（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楊小凱重建經濟學“古典傳統”長期努力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這種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為現有的經濟學框架找回制度、經濟組織等關鍵要素并形成一個全新的體系，從而重塑經濟學質樸務實的氣質。因此，楊小凱有關討論對于構建制度金融學的基礎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楊小凱的真正理論貢獻是將分工、貨幣與信貸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種因素引入一個嚴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們之間建立了可信的邏輯聯系，據此揭示了貨幣的性質以及貨幣制度演進的深層涵義。商品貨幣是一種過渡性貨幣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較低。或者說，由于它自身具有價值且“眼見為實”，經濟交易雙方對持有這種貨幣具有較低的信用需求。特別是，隨著分工水平的增進和經濟交易頻率的提高，人們覺得，繼續使用這種貨幣的交易成本會越來越高。就這樣，商品貨幣觸碰到自身無法跨越的交易效率邊界，貨幣制度也走到了一個新的起點之上。在此刻，信貸體系的重要性開始浮現，高信用含量的貨幣注定成為分工經濟的“新寵”。

不過，要用“信用因素”替換既有貨幣的“自身價值”，除了基于長期的經濟交易過程所逐步內生并積累起來的相互信任之外，還需要一些關鍵的外部條件，其中以法律和政府制度最為重要。對于貨幣制度而言，政府制度具有顯著的“雙刃劍”效應，這在理論上并非新鮮事。政府制度是一個多功能交織的復雜體系，在其效用函數中，難免存在效用目標之間的沖突。就拿維持貨幣體系的合理“信用含量”而言，它本身就時常包含著成本與收益的尖銳較量。如果政府制度出現“功能失衡”，一般是公共財政功能“擠出”了信用提供功能，則政府便可通過增發信用貨幣來向其持有者間接征稅或者搶劫公民財產。由于信用貨幣的“信用含量”與其發行量成反比，而且信用含量過低會使信用貨幣變成比商品貨幣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從而阻礙分工經濟發展，因此一個受到約束的政府總能將信用貨幣規模控制在能夠體現“均衡信用含量”的適當水平。

金融發展理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中介 金融業 銀行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8-16-04

引言

經濟學對金融中介的真正關注始于20世紀的金融發展理論。Gurley和Shaw(1955,1956)認為金融中介在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傳統的金融中介理論基于不完美市場理論，從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的角度證明了金融中介機構存在的必要性。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交易成本經濟學等經濟理論的發展，金融學家陸續提出了風險管理和參與成本說、價值增加說等金融中介理論。從西方金融中介理論的產生、發展中，我們從中可以找到以資借鑒的東西，來指導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實行綜合經營，取得改革實效。

一、西方金融中介理論研究簡述

（一）傳統金融中介理論

1．交易成本說

Benston和Smith(1976)認為在沒有任何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不可分割性等摩擦的市場上，也就不會有金融中介存在。在完善的市場上，資金供求雙方能夠得到多種選擇和最優美的風險配置。但是現實中，市場交易過程中的摩擦不可避免。如果沒有金融中介的存在，金融交易可能會因為交易成本太高而無法完成。銀行等金融中介可以將眾多存款人的資金集中起來發放貸款，通過規模經濟降低交易成本，通過分散投資降低投資風險。Benston和Smith第一次運用交易成本理論通過模型證明金融中介存在的必要性。此外，他們還證明金融中介可以通過期間內(intra-temporal)的消費轉換和跨時期(inter-temporal)的消費轉換來降低金融產品的交易費用。

2．信息不對稱說

Akerlof(1970)的二手車市場模型證明，逆向選擇的存在會影響金融市場的有效運作，導致擁有投資機會的企業無法得到外部投資者的融資。Leland和Pyle(1977)從分析借款人如何使信貸市場相信其項目的真實價值入手，強調了內部投資的信號作用。他們提出，金融中介可通過投資于他們擁有專門知識的領域以顯示其在信息方面的優勢地位。Diamond(1984)研究的是事后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認為投資者可以委托金融中介作為監督者來克服企業的道德風險，因為金融中介可以通過規模經濟降低投資者的監督成本。

3．傳統金融中介理論評析

交易成本說認為金融中介可以通過規模經濟減少投資者的交易成本，這也是金融中介相對市場存在的意義；信息不對稱說則認為金融中介具有信息處理和監督管理的比較優勢，能夠有效地減少資金供求雙方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上述兩個學說共同論證了金融中介存在的必要性。但是隨著市場的日趨完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大大地減少，金融中介機構的作用并未曾降低，像養老基金、共同基金等非存款類金融中介機構卻明顯增加。顯然傳統的金融中介理論并不能很好地解釋這個現象。

（二）現代金融中介理論

1．風險管理說

Allen和Santomero(1998)認為傳統的金融中介理論過分強調中介在減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方面的作用。而這些作用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和金融市場的完善正日益變得無關緊要。他們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金融中介的最大變化是，風險管理業務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成為許多金融中介的核心業務。傳統金融中介理論無法對此給出合理的解釋。Allen和Santomero認為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稅收的非線性，財務困境成本和資本市場的非完美性等四個原因的存在使企業(包括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有風險管理的需求，它們需要金融中介為他們規避風險提供相應的避險產品和增值工具。這也是當今金融中介廣泛開展風險管理的原因所在。

2．參與成本說

Allen和Santomero(1998)認為傳統的金融中介理論假定所有的投資者都無成本地參與市場交易，但大量事實表明市場只是一個有限參與市場，Allen和Santomero認為對有限參與市場的合理解釋是，投資者要有效地參與市場，就要花時間和精力學習市場的運作規律、資本收益的分布情況以及如何監控金融工具的跨時期變化，這就是投資者參與市場的固定成本。此外，投資者還要支付平時監控和跟隨市場的邊際成本。但是，隨著人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投資者的時間價值也相應上升，這也就意味著投資者參與市場的機會成本迅速提高。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效的辦法是讓金融中介代替投資者參與市場和進行投資，這樣可以降低投資者的參與成本。

3．價值增加說

Scholtens和Wensveen(2000)認為參與成本說不能很好解釋金融業近年來發生的一些巨大變化，諸如共同基金的發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在他們看來，這些金融產品迅速發展的關鍵仍然是風險而不是參與成本。他們認為，金融中介積極地進行金融產品創新，參與金融轉換，通過轉換金融風險、期限、規模、地點和流動性為客戶創造價值。金融中介所扮演的并不是傳統意義上介于儲蓄者和投資者之間人的角色，而是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是價值的創造者通過金融產品的創新為客戶提供價值增加。

4．現代金融中介理論評析

與傳統金融中介理論不同，現代金融中介理論不再局限于分析金融中介對于彌補市場缺陷的意義，而更多的是從金融中介提供風險管理服務和降低參與成本等具體功能進行分析。如果說傳統的金融中介理論是從市場缺陷出發，關注的是“金融中介為什么相對于金融市場而存在”的話，那么現代金融中介理論則是從投資者需要借助金融中介以更有效地參與金融活動的角度來分析金融中介存在的意義，它側重于探討“金融中介為什么會相對于投資者而存在”。

二、金融中介理論對我國金融業發展的啟示

（一）金融功能比金融機構更穩定

從現代金融中介理論的新發展可以看出，不論是風險管理論還是價值增加論，它們都是建立在功能觀的分析方法之上。金融中介功能觀的核心內容可以表述為：金融功能比金融機構更穩定，亦即在地域和時間跨度上變化更小，而且功能觀首先要搞清金融體系需要行使哪些經濟功能然后去尋求一種最好的組織機構，而一種組織機構是否最好則又進一步取決于時機和現有的技術。因此可以判斷，金融中介機構今后的發展也必定是功能導向型的。

（二）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之間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較優勢

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在提供金融產品上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較優勢。金融市場傾向于交易具有標準化條款，能夠服務于大量客戶并且在定價上能夠被交易所充分理解的金融產品；而金融中介更適合提供那些為具有獨特金融需要的少量客戶特別定制的金融產品。由金融中介提供的金融產品一旦適應了市場，或者說信息不對稱問題得到較好解決后，就會從金融中介轉向金融市場。因此就單一產品的時間路徑可以推斷：標準化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場會最終取代金融中介。但對于金融中介整體而言，這一觀點并不成立。因為，金融中介除了“提供定制的產品和服務外，還具有重要的創新和檢驗新產品的功能，是整個創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三）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的競爭表現為一種金融創新螺旋式的互動發展

當由金融中介特別定制的金融產品標準化、適合大量交易后，就會從金融中介轉向金融市場。金融中介通過創造構成新市場基礎的產品和加大市場上已有產品的交易量來幫助市場成長，而市場則通過降低生產這些產品的成本幫助中介創造出更具特色的新金融產品。市場交易的活躍和產品創新的成功會激勵金融中介更積極地進行金融產品的創新，依此循環，螺旋前進。

三、中國現代金融中介體系的構建

（一）以功能導向規劃中國金融中介機構的格局

1．由分業經營逐步走向綜合經營

從理論上來說，金融中介今后的發展方向必定是功能導向型的。銀行的發展歷史表明它是一個非常靈活的機體，因為它同時可以承載一些其它金融中介的功能，因此總能夠在不斷變革的金融系統中擁有一席之地。目前我國雖處于分業經常模式之下，但商業銀行同證券及保險公司已經開展了豐富的合作業務，這些業務被定位于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一方面它們為商業銀行創造了新的利潤增長點；另一方面良好的市場效果也促使商業銀行同證券及保險公司尋求更加深入的合作。眼下綜合經營已成為世界性的潮流，它也將是中國金融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2．由分業監管逐步走向功能監管

功能監管按照金融機構業務的風險性質開展，而不論這些業務是由單一金融機構開展還是分散在不同的機構。實踐證明，功能監管有利于業務的專項監管，有利于信息的集中、溝通和披露，有利于監管責任的明確。在功能監管理念的指導下，市場經濟國家對商業銀行綜合經營活動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監管體制。目前，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仍然是分業監管的格局。但是，中信集團、中國光大集團公司、平安集團公司等機構已經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開始了綜合經營，隨著金融業綜合經營的逐步推進，必然會對金融監管提出更高要求。對中國而言，目前在金融業綜合經營方面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與合作。目前比較好的建議是在保留功能性監管的同時，實行傘型監管或牽頭監管。傘型監管和牽頭監管要求設立一個領頭監管者來負責對整個全能銀行或金融集團的監管以便在危機出現的時候能夠及時介入。領頭監管人必須有直接處理金融問題的權威，包括有效協調各個功能監管者行為的權力。

（二）完善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的發展

1．融資結構的優化

從目前中國的貸款融資與證券融資情況來看，中介貸款融資所占比重基本上保持在80%左右。顯然，中國一直保持著以中介貸款融資為主、市場證券融資為輔的格局。而中國證券融資中股票融資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股票市場融資能力有限，尚處于發育階段，發展也不是很穩定。經濟要高速發展，一定需要非常強大的資金來支撐，因此一個極發達的金融系統是必須的。中國目前的融資結構是金融中介主導型的，相對于股票市場而言，銀行體系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資本市場的弱小與銀行過多的融資負擔又使得金融體系整體發展水平落后，效率低下。所以，加快中國融資結構的優化，突破融資障礙，充分發揮經濟增長的潛力是刻不容緩的。

2．金融結構的改善

金融中介理論的發展啟示我們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之間存在螺旋式的互動發展的關系，因此只有當它們共同發展才能使金融系統充分發揮資源配置的能力。因此，應同時改善中國的中介融資結構和市場融資結構。金融結構的改善，一方面要確保銀行等金融中介的順利改革，另一方面要堅持發展資本市場。銀行的改革關鍵是完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而資本市場的發展關鍵在于建立完整的規范制度。同時，從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到，迅速發展的金融中介機構對資本市場的發展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而資本市場的激勵作用又促進了金融中介機構的日益完善。因此，加快基金、保險、信托等機構投資者的發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路徑選擇

（一）加快銀行全能化，為客戶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

客戶的金融意識不斷提高，金融需求日益復雜多樣，即使對于銀行的需求也已不同于傳統的銀行服務，而是希望銀行也能提供綜合、高端的金融服務，包括資本市場產品或是便利他們進入資本市場的服務，以更豐富的產品和更高質量的服務爭奪優質客戶越來越成為銀行業競爭的主題。在證券化浪潮下，銀行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開始從事證券業務：本身發行、持有的證券，通過擔保、咨詢服務等形式為企業發行證券提供服務以賺取手續費等。銀行與證券、保險的業務結合與金融業的發展變遷使各業務界限越來越模糊，順應了全球金融混業的趨勢。這也可以從金融中介“功能觀”中得到一點啟示。金融中介的功能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為了在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下幫助在不同地區或國家之間，在不同時期配置和使用經濟資源。但無論業務如何結合，最終目的都是為客戶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只是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全能性銀行可能是提供服務最有效率的組織形式。

（二）加大金融創新，提高商業銀行的市場競爭力

根據Scholtens和Wensveen(2000)的價值增加學說，現代金融中介機構是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它創造金融產品，并通過轉換財務風險、期限規模、地點和流動性為客戶提供增加值。商業銀行的本質也是企業，企業的生存之道是增加產品收入，降低生產成本。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增加產品收入就是要不斷創造出新的金融產品。因此，商業銀行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注重產品創新，努力創造出具有更高價值增值能力的金融產品來吸引顧客，擴大收入來源，提高盈利能力。綜合看來，商業銀行更應該重視發展“理財師、顧問”的角色，因為它不僅有著低風險高收益的優勢，還能更好地滿足顧客的需要，因為這些產品能夠帶來更豐富的價值增加。同時商業銀行也要不斷樹立自己的品牌，從現實來看品牌作為吸引和維持客戶忠誠度工具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品牌屬于企業的無形資產，在其產品銷售中也能帶來更豐厚的利潤，即可以理解為商業銀行為自己提供了價值增加。

（三）調整銀行資產結構，積極開拓為金融市場融資活動的服務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信息成本的下降，開始出現融資非中介化，這對我國銀行業的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國銀行在盡力與大客戶保持持久聯系的基礎上還必須擺脫業務過分依賴大企業貸款這種單一的資產結構，積極開拓為金融市場融資活動的服務，加大對信用較好的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同時，由于我國仍然存在著商業信用不完全、商業票據和票據市場不完全(只有銀行承兌匯票，沒有開放商業本票，實際是由銀行信用承擔了本應由企業本票承擔的信用風險)，消費信用沒有推行的狀況，我們還可以大力發展消費信貸、消費金融，填補信用方面的這塊空白，以應對國外銀行的競爭。

（四）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

正如Scholtens和Wensveen(2000)所說，自從金融中介機構誕生以來風險管理就是它所面臨的問題之一。因此，建立一整套風險管理機制是國有商業銀行成功完成市場化改革的有效保障。

1．構建完整獨立的風險管理體系

首先，要培育先進的全員風險管理文化。我國商業銀行需要采取多種方法加強風險管理知識教育，樹立“全面風險管理、全員風險管理”的風險管理理念，讓員工充分認識商業銀行能夠通過主動的風險管理來實現風險和收益的平衡。同時全面培育健康的風險管理文化，實現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目標由“管住風險”向“為股東創造價值”過渡，將風險管理貫穿到所有員工和所有業務中去，建立良好的風險控制文化。其次，建立獨立而權威的風險管理部門，負責組織和實施銀行的風險管理工作，負責全行風險管理政策、制度和標準的執行、監督，實現對銀行風險的統一管理。最后，通過科學的風險管理模式，對各類風險實現全面管理。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和金融工具的創新，商業銀行所面臨的金融風險越來越大，風險種類越來越多，表現形式也越來越隱蔽。因此，商業銀行應建立健全全方位的風險管理體系，既在加強對信貸風險管理的同時也應將市場風險、國家風險、地區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投資風險、結算風險、財產風險、財務風險、操作風險等方面的風險納入風險管理范疇，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風險管理組織體系。

2．完善商業銀行內部控制機制

內部控制是風險管理框架的要素之一，是防范金融風險最主要、最基本的防線，也是銀行風險控制的一項專門技術。可以說，健全的風險控制，特別是操作風險控制有賴于有效的內部控制。內部控制的關鍵是要求銀行的業務操作和各項活動遵循既定的風險控制原則和授權限制，風險控制的任務和目標則是在風險識別、風險定價的基礎上，在銀行的不同業務領域分配資本，權衡風險和回報，追求風險和資本的最佳配比，或者利潤的最大化。目前應加強內部控制組織建設、加強內控管理文化建設、理順業務內部控制程序，完善崗位授權機制，加強對內部控制的監督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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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 金融 經濟增長 技術進步 內生增長

一、前言

近幾個月來，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并開始波及世界各國的實體經濟，這使得學術界不得不再次審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關系。近年來學術界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主要建立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內生增長理論通過將技術(知識)積累過程引入典型的增長模型，一舉突破了長期困擾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技術外生性問題，實現了技術進步的內生化――技術進步不再受經濟系統之外變量的控制，而是由消費者偏好、資本投資、R&D和教育等經濟系統內部因素所決定。因此，金融發展可通過動員更多儲蓄、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增加R&D投資和加速人力資本積累等方式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為增進人們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二元關系的理解，本文將沿著熊彼特主義技術創新思路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及二者因果關系作初步的理論分析。

二、金融發展與技術進步

關于金融發展對于技術創新的最早論述，首見于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研究成果。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經濟發展理論》一書，論證了貨幣、信貸和利息等金融變量對經濟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就在于創新的實現，而創新的實質則是生產要素的組合。銀行信用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體現為生產要素的新組合提供必需的購買力，這種購買力不是來源于銀行所吸收的儲蓄、真實票據的貼現和抵押，而是來源于銀行的信用創造，正是這種信用創造的能力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為金融發展理論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博奕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廣泛應用為金融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到20世紀90年代，一些金融發展理論家不再滿足于對麥金農和肖理論的修修補補，他們明顯意識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諸多缺陷，以及根據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張的過于激進。他們在吸取內生增長理論的最新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金融發展理論：對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形成機制的解釋是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了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做了規范性的解釋。

在金融內生增長理論中，關于金融對技術創新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場方面。希克斯（Hicks)在關于金融市場效率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的歷史性論述中指出，產業革命的發生最重要的條件并不是技術，而是使得這些技術能夠在較大的范圍內廣泛實施的投資，而這種投資需要恰當的金融安排才能實現，因為新技術的采用往往需要大規模的、連續的、長期的資金注入。因此希克斯提出了“產業革命發生之前有必要發生金融革命”的論斷，他認為產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是因為在18世紀早期英國的金融市場有了快速發展，為技術的廣泛運用創造了前提條件。史密斯（Smith)指出，當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較高時，一個經濟只能選擇那些發展期較短的技術。而只有交易市場的活動效率逐步提高以后，市場才會傾向于選擇那些發展期較長的技術，這些技術也暗含著高投入和高產出，當這種技術的產出效果足夠大時，就會對經濟增長帶來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金融市場的效率會直接影響到技術的選擇，從而對一國的均衡經濟增長率也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西方經濟學界針對流動性風險建立金融市場出現的模型，比較深入地探討了金融安排、流動性與技術創新之間的聯系。在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迪威格（Philip Dybvig）流動性模型中，對高回報項目投資的流動性風險創造了對流動性、低回報項目投資的激勵。隨著證券市場交易成本的下降，會激勵更多的資金投入到非流動性、高回報項目上，如果非流動性項目有足夠大的外部性，那么證券市場較強的流動性就會誘發穩定的技術創新。

三、技術進步與內生增長模型

以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以在生產中的累積資本代表當時的知識水平直接將技術進步內生化，但卻忽視了人力資本所體現的技術進步；沿著羅默的思路，盧卡斯進一步引進人力資本要素，認為技術進步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及從事人力資本建設的投入程度，但卻忽視了累積資本中所體現的知識水平。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中的累積資本(機器設備等)體現了有形資本的技術水平，這種技術水平的高低來源于研究開發部門所生產的新設計、新發明等；另一方面，從事教育、研究開發及產品生產的人力資本水平(如勞動者的素質及技能等)體現了勞動者從事生產與管理的效率水平，這種技術水平來源于人力資本的建設。技術進步本質上就是知識資本不斷積累和更新的過程，它包含了使勞動力技能提高的人力資本，以及使機器設備技術含量增加的R&D資本，這兩個部分共同推動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推動了整個經濟的持續增長。

設代表一個國家的知識資本水平，并假定知識資本水平的增加主要源自于原有的知識資本水平的高低、社會對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的投入力度(包括國家在教育、科研活動上的投入力度，企業從事技術創新的投入程度，以及個人從事在職培訓、干中學的投入程度)以及從事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所投入的勞動力份額，因而有

R&(t)

其中，是從事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所投入的勞動力份額，是社會對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的投入程度，是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的生產效率。

在經濟增長模型的數理分析中，可以在不影響分析結論的前提下對效用函數的形式作必要的假定。這里，定義跨時期消費的替代彈性為常數的效用函數如下：

效用函數，

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即使得全體消費者的消費效用最大化：

其中，p為時間貼現率，表示人們對于推遲消費的耐心程度； α為消費的邊際效用彈性的負值(α>0)。同時，將實物生產部門的產出分為消費C與儲蓄S，即：Y＝C+S，c為邊際消費傾向，且不妨假定勞動力總數即為人口總數。

因而，經濟增長的最優增長路徑可以由下述動態優化問題給出：

運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動態最優化問題，可以獲得一組微分方程系統，由此微分方程系統即確定了決定內生變量的最優增長路徑。

四、包含金融部門的內生增長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中，創新投資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升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金融發展對通過儲蓄積聚、儲蓄向投資（包括創新投資）有效轉化以及生產效率提高方面對經濟增長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盡管不同的派別思路各異，但所關注的問題的實質是共同的，都在尋求金融部門與穩定增長之間的聯系，其基本思想是，金融變量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投資資源的有效使用及生產效率的提高，完成的途徑是通過較高水平的金融發展以及有利于對投資項目的監督和資金向有效投資者的轉移的金融自由化。

早期的“Harrod-Domar”模型假定產出一資本比σ為常數，這里假定資本折舊率為0，并將凈投資I定義為資本存量的變化。因而有：

Harrod-Domar模型強調了儲蓄率s及資本的產出效率σ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但產出一資本比為常數的假定意味著資本的邊際產出是常數，與經濟現實不太相符，另外儲蓄等于投資的均衡條件忽略了金融部門在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過程中的作用。

放松這些條件后,假定儲蓄能夠轉向為投資的比例是,則

其中，是生產率；是儲蓄轉化為投資（創新投資）的比率；st為儲蓄率。金融部門通過以上三個方面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由于R&D活動風險高、成功概率低，并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一般的投資者不愿意從事R&D投資，而這就為金融系統的出現提供了激勵。金融系統不僅可通過對R&D項目事前的評估和事中、事后的監督，避免資源配置的逆向選擇和創新企業的道德風險行為， 提高了技術創新成功的概率，而且可投資于大量R&D項目，分散了投資風險，從而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具體的促進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金融發展通過提高創新的風險管理能力提升儲蓄向創新投資的轉化比率，而金融市場運行的成本將影響儲蓄一投資轉化比率，金融資源的漏出比率(1-)反映了金融市場的效率損失。金融市場的信息功能及項目篩選功能使得經濟主體能很好地選擇高收益投資項目，使資金投向回報率較高的項目上，從而提高了投資的生產效率，同時金融市場使得消費者通過多元化投資組合化解了流動性風險。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儲蓄率也將發生變化。可見，金融發展通過作用于以上三個參數，從而影響創新投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金融部門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何有效地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假定其效率表現為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比率，這一轉化比率的提高依賴于金融部門的工作效率λ，以及投入到金融部門的勞動力比例μ2，以下為儲蓄一投資轉化方程及儲蓄―投資轉化比率方程：

從而可以把上一部分關于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內生模型擴展如下：

運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動態最優化問題可以獲得一組微分方程系統，由此微分方程系統即確定了決定內生變量的最優增長路徑。

此動態優化問題很好地描述了金融發展、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作用的內生機制。金融發展通過發揮風險管理功能，促使儲蓄增加以及儲蓄向技術創新投資的有效轉化，從而有利于創新投資的增加。而隨著創新投資的增加，必然伴隨著知識的更新與技術的提高，從而提高了資本與勞動力的生產效率，進而導致產出水平的增長。產出增長導致儲蓄的進一步增加，并通過金融發展促使創新投資進一步增加，通過技術進步促使生產效率進一步提高，進而推動經濟的更快增長。

五、結論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互相促進、互為因果的關系，即金融工具、機構和市場既促進經濟增長，又被經濟增長所推動。金融部門通過發揮動員儲蓄資金、緩解信息不對稱、分散投資風險、監控企業行為和消除流動性風險等方式，鼓勵了技術創新和技術應用，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互為因果關系將導致以金融發達、經濟高增長為特征的高度均衡與以金融欠發達、經濟低增長為特征的低度均衡并存。

內生增長理論的興起為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理論框架，使人們更深入地認識到金融系統的重要性。若要深化人們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解，以下領域繼續值得深入研究，如R&D融資、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經濟政策和法律制度等對金融發展及經濟增長的影響等問題。

參考文獻：

金融發展理論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金融數學是一門新興學科，是“金融高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數學的研究目標是利用數學在某些方面的優勢，圍繞金融市場存在的問題，通過建立模型模擬為實際金融部門提供較深入的技術分析咨詢，從而解決金融行業實際運行中存在的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金融數學相關理論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為解決金融實踐中的問題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將就金融數學的相關理論及現實應用進行論述。

一、金融數學的定義

金融數學或數學金融學亦或數理金融學都是由mathematical finance翻譯而來，可以理解為是以數學為工具解決金融問題的學科。金融數學是通過建立適合金融行業具體實情的數學模型，編寫一定的機軟件，對理論研究結果進行仿真計算，對實際數據進行計量經濟分析研究的一門應用學科。

金融數學的最大特點是大量應用數學工具，特別是伴隨著控制理論和隨機過程的研究成果在金融領域中的創造性應用，金融數學——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應運而生，國際上也稱數理金融(Mathe--matical Finance)。金融數學起源于金融問題的研究。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學越來越與數學緊密相連，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廣義來說，金融數學是指應用數學理論和方法，研究金融經濟運行的一門新興學科，狹義的來講，金融數學的主要研究內容是關于在不確定多期條件下的證券組合選擇和資產定價理論，而套利、最優和均衡則是這一理論中最重要的三個概念。

金融數學從一些金融或者經濟假設出發，用抽象的數學方法，建立金融機理的數學橫型。金融數學的范圍包括數學概念和方法(或者其他方法)在金融學、特別足在金融理論中的各種應用，應用的目的是用數學的語言來表達、推理和論證金融學原理。金融數學是金融學的一個分支，因此金融數學首先以金融理論為背景和基礎，這倒并不意味著從事金融數學一定要受過金融方面的正規的學術性訓練(這確實大有益處)。盡管金融學由于具有自己充足的特征而從經濟學中獨立出來，但它畢竟是作為經濟學的應用分支學科發展起來的，因此金融數學也以經濟原理和技術為基礎和背景。由于金融還同學、財務學、稅務理論等有密切的聯系，金融數學還需要以會計原理、財務技術、稅收理論等方面的知識為基礎。

金融數學的理論基礎當然還包括現代數學理論和統計學理論，其首要環節是數學或統計建模，也就是從復雜的金融環境中篩選出關鍵因素以分辨出相關因素與無關因素，然后從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出發，推導出各種關系，最后得到結論對作出對結論的解釋。這種建模活動不僅非常有用而且極為重要，因為在金融中，假設中一個小的失誤、一個錯誤的推導、一個有誤的結論、或者一個對結論的錯誤解釋甚至都會導致一次金融的災難。此外，在金融數學的研究中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也具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綜上可見，金融數學是金融學、數學、統計學、經濟學與計算機科學的交叉學科，屬于應用科學層次。金融數學也是金融學繼定性描述階段以后的一個更高層次的數量化的分析性學科。

二、現代金融數學理論的發展

1 隨機最優控制理論

現代金融理論一個更值得重視的應用領域是解決帶有隨機性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手段是隨機最優控制理論。隨機最優控制是控制理論中在相當晚時期得到發展的。應用貝爾曼最優化原理，并用測度理論和泛函分析方法，是數學家們在本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對于這一新的數學研究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金融學家們對于隨機最優控制的理論方法的吸收是十分迅速的。70年代初開始出現了幾篇經濟學論文，其中有默頓(Merton)使用連續時間方法論述消費和資產組合的問題，有布羅克(Brock)和米爾曼(Mirman)在不確定情況下使用離散時間方法進行的經濟最優增長問題。從此以后，隨機最優控制方法應用到大多數的金融領域，在國內以彭實戈為代表的中青年學者對此也做出了卓越貢獻。

2 鞅理論

現代金融理論最新的研究成果是鞅理論的引入。在金融市場是有效的假定F，證券的價格可以等價于一個鞅隨機過程。由Karatzas和Shreve等人倡導的鞅方法直接把鞅理論引入到現代金融理論中，利用等價鞅測度的概念研究衍生證券的定價問題，得到的結果不僅能深刻揭示金融市場的運行規律，而且可以提供一套有效的算法，求解復雜的衍生金融產品的定價與風險管理問題。利用鞅理論研究金融理論的另一個好處是它能夠較好地解決金融市場不完備時的衍生證券定價問題，從而使現代金融理論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目前基于鞅方法的衍生證券定價理論在現代金融理論中占主導地位，但在國內還是一個空白。

3 脈沖最優控制理論

在證券投資決策問題中，大部分的研究假設交易速率是有界的和連續變化的，而實際上投資者的交易速率不是有界的，也不是頻繁改變的。因此，用連續時間隨機控制理論來研究，僅僅是一種近似，使得問題變得更容易處理，但是事實上往往與實際問題有較大的距離。因此，若用脈沖最優控制方法研究證券投資決策問題看似更為合適。

4 微分對策理論

現代金融理論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研究動向是運用微分對策方法研究期權定價問題和投資決策問題，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當金融市場不滿足穩態假定或出現異常波動時，證券價格往往不服從幾何布朗運動，這時用隨機動態模型研究證券投資決策問題的方法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上都存在著較大偏差。用微分對策方法研究金融決策問題可以放松這一假設，把不確定擾動假想成敵對的一方。針對最差情況加以優化，可以得到“魯棒性”很強的投資策略。另外，求解微分對策的貝爾曼方程是一階偏微分方程，比求解隨機控制問題的二階偏微分方程要簡單得多。因此，運用微分對策方法研究金融問題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對重復對策、隨機對策、多人對策理論在證券投資決策問題中的應用研究更加值得重視的研究課題。三、數學理論的應用

金融數學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檢驗什么類型的數學理論適合于運用在金融理論中以及預算新的數學理論應用于金融領域的可能性。金融系統的本質特性與系統是一致的，即經濟利益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金融實體的行為。能夠描述或者表征著本質特征的數學理論與方法就會得到充分的應用，而不能描述或表征著本質特征的數學理論與方法將逐漸被“揚棄”或者淘汰；如果數學武器庫中尚沒有這類武器的話，數學家們就會同金融學家一道去這類武器以滿足金融領域的需要。長期以來，人們用以描述金融經濟的數學模型從本質上來說只有兩類：一類是牛頓(Newton)的決定論模型，即給定初始條件或者狀態，則金融經濟系統的行為完全確定，第二類是愛因斯坦(Einstein)的隨機游動模型或者布朗(Bro~vn)g：動模型。簡單地說，即確定性模型和隨機性模型。確定性狀態和隨機性狀態也被認為是兩種對稱的狀態。

同時，所用模型的數學形式也基本上是線性的，或者存在非線性也是假設金融系統運行在線性穩定而加以一階線性化處理，這些似乎成了一種傳統和定式。尤其是近30多年來，金融界已分成兩派。一派是技術分析學者，相信市場遵從有的周期性循環；而另一派即定量分析學者則認為市場不存在周期性循環。最近的研究利用物中開發出的方法來分析非線性系統，認為真實情況介于兩者之間。這樣，金融數學至少面臨下列四個問題亟待解決：

首先，對金融經濟現象的變與動的直覺三性(隨機性，模糊性，混沌性)進行綜合分析研究，已確定從此到彼得過渡條件、轉換機理、演變過程、本質特征、產生結果以及人們所采取的相應的金融對策，尤其是貨幣政策。

其次，對以信用貨幣為核心的三量：貨幣需求量、貨幣共給量、金融資金流向流量進行綜合分析研究，對貨幣均衡和非均衡的合理界定提供正確的金融理論以及數學模型，為改善社會總量平衡關系將對財政、金融、物質、外匯四大平衡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