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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第1篇

一、經濟體制改革

在這一部分主要是我閱讀了《中國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著）這本書后的想法。

我國傳統的經濟模式是由三個基本方面構成：⑴以重工業為優先發展目標的經濟發展戰略；⑵以低利率、低匯率、低工資和低物價為主要特征的宏觀政策環境；⑶以計劃分配資源、重要部門的國有制和體制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管理體制。傳統模式的這三個主要內容具有形成上的歷史因果關系和運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賴的邏輯關系。

解放后，我們曾面臨著如何在缺少外援和貿易的條件下迅速實現工業化的歷史選擇。從當時的客觀環境和主觀認識出發，我國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帶動整個經濟建設，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而我國當時是一個資金稀缺的經濟，不利于發展重工業，為了解決重工業發展的要求和現實經濟實力之間的矛盾，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來抑制市場的作用，人為壓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成本。因而，當時便形成了以壓低利率、匯率、資本品價格、工資和消費品價格為主要內容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進一步還需要解決將稀缺但相對價格被扭曲的要素投入到政府置于優先發展目標中的部門，因此便形成了集中分配資源的計劃體制，與此相應產生的則是工業部門的國有化和農業的化，以便將經濟剩余集中到工業部門。

這種偏向于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目標以及由此產生的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信號的政策環境，不利于我國資源比較優勢的利用，形成了“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產業結構；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和單一的所有制格局，抑制了競爭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造成了企業經營不善、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足，從而整個經濟的低效率。

感想：對于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政策的認識僅僅只是停留在過去的課本上，只知道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對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哪些特征、以及計劃經濟體制給中國帶來了什么等等之類的問題一直很困惑。而在讀了以上段落后，讓我的眼前豁然開朗起來，對于過去我國實行經濟政策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實行計劃經濟是歷史的使然，社會主義國家必然要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但計劃經濟體制有其諸多的弊端，如價格扭曲、效率損失嚴重等等，這些都造成了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慢。另外我國的經濟政策還與當時對國際政治環境的判斷有關。我國之所以要實行以重工業優先發展，帶動其它工業發展的戰略是和當時的政治環境，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下，我國只有靠自身力量來發展，以實現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目標，并且還要應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威脅，使得我國不得不選擇走這條所謂的“捷徑”，而并沒有真正根據自身的情況，去選擇優先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使得我們從一開始走的“捷徑”變成了一條“彎路”。

正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中國在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但中國的改革沒有他國的經驗可借鑒，是“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漸進式改革。

中國漸進式改革具有如下特征：

⑴增量改革。即不從對資產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著眼于在資產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來越多的市場機制的改革方式。這種改革方式是我國漸進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被證明是成功的。

首先，對于矯正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增量改革可以避免一個調整成本。經濟改革獲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政策上的持續性，有賴于它能夠帶來即時的收益和支付盡可能少的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改革最佳的軌跡應該是使增長直線上升而避免一個J字型的增長。

其次，增量改革有利于維持改革過程中穩定與速度兩種要求的平衡。

⑵試驗推廣。我國的經濟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國范圍內同時推展的，而是每項改革措施都從較小范圍的試驗開始，在取得成果并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加以局部推廣，由點及面，不斷總結和觀察，進而擴大其實行范圍。所以，這種方式也意味著我國改革的局部性特征。無論是對于自上而下自發式的改革措施，還是對于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這種試驗推廣的特征都存在。前者如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行過程，后者如企業承包制的試行和創建經濟特區等。

這種改革方式的主要優點是:①盡可能地減少改革風險；②這種試驗性的自發改革，與增量改革相結合，能夠及時提供在哪些領域進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號；③為市場的建設和發育創造了一個過程。

⑶非激進式改革。實行非激進式改革，首先能夠充分利用已有的組織資源，保持制度創新過程中制度的相對穩定和銜接。其次可以避免大的社會動蕩和資源浪費。激進式改革必然強烈地損害到某些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會招致猛烈的抵制，同時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最后，不實行以私有化為中心的改革方式，避免了資產存量再分配過程中出現的不公平以及由此產生的沖突，因而可以保持接近于共同富裕的社會分配狀況。

感想：漸進式改革是中國明智的選擇。雖然漸進式改革也有其弊端，如價格扭曲會仍然存在，因而導致效率損失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改革方式卻是成本最小的，不會引起太大的社會動蕩，這適合于我國的國情。因為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沒有受到損失，不會引起他們的抵制。相比之下，激進式改革一夜之間將原有的缺乏效率的經濟體制推倒，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價格扭曲能在很快的得到糾正，效率得到重新恢復，但是這種改革的成本卻是比較大的，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收到損失，引起他們的抵制，必然導致嚴重的社會沖突，社會動蕩。

二、關于改革阻力

改革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不可能不會遇到阻力。這是因為改革是一種制度變遷，它更一般的是非帕累托改進，必然會涉及到利益的調整和重新分配，這就會引起利益受損人的抵制，阻礙改革的進行。關于對改革阻力的認識，我主要是通過閱讀樊綱教授的文章中了解。

（一）相對阻力與絕對阻力

所謂“相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團會在改革過程中受到利益的損失（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損失），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對改革，從而構成對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相對阻力有以下兩種具體形式：

第一，社會成員分成明顯的利益集團：能夠在改革中受益從而擁護改革的集團；因改革會給他們帶來損失從而抵制改革的利益集團，無所謂的中間勢力。這時，對改革的阻力表現為明顯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

第二，社會上每個人都認為舊經濟體制應該改革，每個人都稱自己為改革派，但每個利益集團都根據自己的特殊利益或從自己所處的特殊地位出發，提出符合各自需要的改革方案—每個人都想把體制改得對自己更為有利；人人都在喊改革或深化改革，但各個人的不同含義，結果是大家爭論不休，改革遲遲進行不下去，或發生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沖突。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方都可能指責其他人是改革的阻力，但事實上可能每個人都同時構成對有效的改革的一種阻力。

改革的絕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損失，從而每個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動機。這重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發生的改革“陣痛”而引起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可能因對改革在初期階段所會引起的震蕩、引起的生產下降而產生對改革的疑慮與恐懼，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感想：對于相對阻力來說，如果受損利益集團的勢力越強大，那么改革遇到的阻力就會越大。而對于絕對阻力，只能用經濟的發展，讓人們都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或者說服人們相信改革定會給他們帶來足以彌補眼前損失的好處，消除人們心中恐懼時，人們才會相信改革，才會支持改革，至少不反對改革。

（二）可消除的阻力與無法消除的阻力

不可消除的阻力有:⑴一些無法通過物質補償而消除的精神損失所引起的對改革的抵觸；⑵無法徹底消除的相對損失所引起的對改革的抵制；⑶與改革“陣痛”有關聯的阻力。

除以上情況的阻力都屬于可消除的阻力。

感想：對于可消除的阻力，一般可以通過補償或者贖買的方式來消除。但問題的關鍵是怎樣補償、該補償多少才能消除阻力，這是一個難操作的問題，因為如何衡量補償的量是個難題。再者政府是否具有這個能力去補償呢？當然如果能夠解決以上問題，那么改革的阻力也必然會消除，使改革接近于帕累托改進。此時改革可稱之為卡爾多—?？怂垢倪M，即當改革收益者的收益足夠彌補改革受損者的損失，并有剩余時，這樣的改革是有效率的。對于不可消除的阻力，更多是一方面通過經濟發展來降低，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教育、勸說的方式來降低。

三、后記

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第2篇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F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紤]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耙淮擞幸淮说臍v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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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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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轉型發展理論》，厲以寧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內容提要：

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第3篇

總之，無論從產值、從資本還是從就業結構看，總體呈現民營企業、三資企業和國有企業三分天下的局面。當然，也有統計學專家經過分析認為我們的純國有企業占的比重也就是20％左右。所以從產權角度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大體實現，更準確應該說，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同時，國有企業的機制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入了不可逆的局面。

從改革角度看，我覺得下一步的主要任務應該不再是破除舊的計劃經濟和所有制結構，主要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講改革的成果大家講得很多，問題在于我們要注意分析既有的改革和發展路向中存在的問題和將來的走向。一是剛才講的，我們國家的增長格局是由市場化、外向化、城鎮化拉動的，這同時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首先是就業。國企改革造成4000多萬工人下崗，城鎮化發展占用了近2億畝耕地，4000多萬農民失去了土地。兩個4000萬人要安排就業，每年還要增加1000萬的進城農民，還有每年新增幾百萬城市勞動力和畢業生。我們國家在高速的經濟成長中間，如何容納這么大規模的就業壓力，這仍然是將來長期面臨的一個問題。

其次是社會貧富分化的問題，這個問題討論較多，是否存在貧富的嚴重分化、分化的機制和成因，分化的后果等問題，有很多不同意見，但是貧富分化是客觀存在。

貧富分化又具體表現在三農問題和東西部發展的差異問題上。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還要考慮到資源的能力和環境的容量，所以存在種種問題。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提出“五統籌”，統籌城鄉、統籌區域、統籌經濟和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的關系、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五統籌”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我個人對科學發展觀是非常認同的，我認為這也指出了我們國家當前在經濟高速增長、市場化、外向化增長中間比較基本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社會上關注不是很夠。我們國家已經成了世界工廠，很多重要的工業品占了世界的1／3甚至一半還多。在世界上各大工業國已經把我們看成一個威脅，但同時我們工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還沒有擺脫對外國資本、外國技術的依賴。這一點可能有很多不同意見，比如有人認為現在我們的關鍵問題是解決就業問題、解決初級工業化問題，發揮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的問題，但是我們作為一個世界大國，要對世界負的責任越來越大的國家，不僅是要解決一個生存的問題，還要解決使國家變強的問題。李敖說過，普通百姓對國家的期望更多是解決挨餓問題，而上層精英對國家的期望同時也要注意到不要挨打的問題。使國家具有更強的自主的工業和科技的能力，就是不挨打的問題，這可能應當把它放在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關系當中來考慮，當然也不能完全涵蓋。

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第4篇

，就是研究經濟現象發展變化的規律，認識經濟現象發展變化的規律；經濟活動的實踐，就是把握經濟現象發展變化的規律，運用經濟現象發展變化的規律；經濟發展政策，就是引導經濟活動按照經濟現象發展變化的規律去發展，使經濟活動的邊際效益最大化；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制度創新，不斷地廢除低效體制、低效機制，建立起更適于經濟社會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企業發展的四個規律

企業是經濟的細胞，是人類進行現代經濟活動的基礎性活體。一國經濟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在該國企業的活力上，而企業是否具有活力又體現在運行機制、管理體制和組織形式上?？梢哉f，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始終處于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地位。因此，研究經濟發展的理論與政策，必須研究企業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只有從規律的層次上把握企業的發展變化，才能制定合理的經濟發展政策，才能為新體制定位，也才能切實有效地推動企業的改革與發展。

溯本追源，從18世紀中葉世界上誕生第一個以水為動力、以使用機器為標志的近代工廠算起，企業已經走過了兩個半世紀的歷程?？疾炱髽I250年來的發展，實際上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無論是資本的積累與籌集，還是組織形式，或者是管理體制、治理結構、市場運營等涉及企業發展的諸多方面，都在變革中漸趨科學合理，日臻成熟完善，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也開始被人們認識、把握。通過對企業發展演變過程的方方面面進行歸納、整理、和理論上的升華，我們可以抽象出企業發展的四個規律：資本社會化的規律、組織形式股份化的規律、管理專家化的規律和市場國際化的規律。而且，企業發展的這四個規律，已經為當今企業發展的實踐充分印證。

一、資本社會化的規律

適應現代經濟發展和運行機制的要求，企業創業資本及擴張資本的籌集，已經從當初依靠單個資本的積累，演變為從社會籌集。無論是間接融資還是直接融資，融資行為的社會化已經越來越普遍，這在大企業、大工程、大項目方面表現最為明顯。正如馬克思在論述資本的積累和集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時所言：“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瘪R克思在這里講的資本的積累和集中，無疑就是資本的社會化，而且資本社會化的發展使人們的資產愈來愈多體現為證券化。

二、組織形式股份化的規律

這是與資本社會化緊密相關的一個規律。企業從社會上融通到資金，必須在組織形式上體現出投資者的權益。如何體現？這就必須有一個能夠體現投資與權益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即以股份制的組織形式來實現投資者在企業中參與決策和分紅的權與利。由于股份公司這種組織形式在企業運營機制上表現出其他企業組織形式所不具有的優越性，已成為現代企業所普遍采用的一種組織形式，并在股份制公司的基礎上建立起現代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

三、管理專家化的規律

這是由資本社會化規律和組織形式股份化所派生出的一個規律?，F代企業與過去的企業相比，不僅在籌資方式上和組織結構上發生了較大變化，而且生產經營管理的理念、方式、也與小商品經濟和不發達的市場經濟大不相同，對企業的戰略決策、生產技術、經營方略、管理技巧、資本運營等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一般投資者在素質上已經不能適應現代企業發展的要求，需要懂生產、懂技術、懂經營、懂、懂、會管理且視野開闊的專家型人才來打理企業，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企業管理專家化的特征日益顯現。世界盛行的MBA，就是適應管理專家化規律，專門培養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

四、市場國際化的規律

企業因市場而生存。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以市場為舞臺，在適應市場需求的過程中發展，適應市場的變化而不斷進行創新。同時，市場也因企業而發達、而精彩。企業活動在受市場所左右的同時，也不斷地以產品和服務的創新而創造市場、豐富市場。正是有了企業的發展，市場才發展成為市場經濟。市場作為企業重要的生存發展環境，主要包括各種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隨著現代業、現代物流業、現代金融業和信息業的蓬勃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經濟活動全球化已發展成為時代潮流。在這種大背景下，企業從資源的配置到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所面對的市場已經從昔日封閉的地方性市場或國內市場演變為開放性的國際化大市場，面對的是來自全球性的激烈競爭，其發展無不需要從全球的視野做出決策。于是，企業變成國際化的企業，市場變成國際化的市場，跨國經營的步伐勢不可擋。

我國國有改革的軌道

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國有企業根本不是真正的企業，具有典型的“政府工廠”性質，因此可以說，在當時我國只有“政府工廠”而無企業。經過改革春風的沐浴和洗禮，我國由“政府工廠”轉制為企業的改革在探索中不斷前進?；仡櫋罢S”向企業轉制的二十多年改革歷程，經歷了以利潤留成制、廠長基金制、一步利改稅、二步利改稅、稅利分流、承包制為主要改革的“放權讓利”階段，這是在整個體制改革目標還未明確之前的探索階段，也可稱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則是在中央做出了建立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性決定之后，國有企業改革大步推進。第一階段的改革實踐使我們意識到“放權讓利”的探索僅是淺層次的、初步的改革。“放權讓利”改革的局限性就在于不可能做到政企分開，“企業”仍在政府的控制下而不是市場機制下運營，形不成“產權明晰、政企分開、權責明確、管理”的企業治理結構。改革的實踐使我們認識到，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方向，遵循企業的，從產權制度改革入手，通過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才能逐步建立起“產權明晰、政企分開、權責明確、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才能跳出“放權讓利”的窠臼，走上“還權創利”的正途，還“政府工廠”的企業性質。國有企業股份改革的實踐已經證明，企業素質和經營機制不斷改善，經濟效益明顯提高，民營經濟空前發展，競爭發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國有經濟的活力、主導力、控制力和國家的綜合國力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日漸增強。

資本市場推進我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

從層面檢討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是伴隨著對“資本”認識的深化進行的：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不僅反映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且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強大推進器。資本不僅挑戰體制，而且選擇機制。資本對經濟發展推動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受資本的配置效率所制約，而制約資本配置效率的正是體制和機制。

企業運營必須講利潤、講效率。企業如何才能高效率地實現資本的社會化？于是資本市場便應企業資本社會化規律而生——為企業實現資本的社會化建立了一個有效的機制和適當的平臺。這個平臺不僅是投資者的重要投資場所和企業重要的融資場所，還是企業價值發現、產權界定、改革重組的場所。廣義的資本市場包括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和長期借貸市場。這三大市場以信用為基礎，在企業的融資體系中既各自以其獨有的特點發揮作用，又互相聯系、互相補充，共同為企業提供資源配置服務。狹義的資本市場一般指證券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券市場。股票市場是服務于企業的股權融資而產生的，債券市場則是企業債權融資的產物。二者的最大區別就在于隨著融資量的變化，債權融資不會而股權融資會引起企業控制權、決策權的變化。所以就體制和機制轉換而言，股票市場對企業改革的推動作用遠大于債券市場。

我國證券市場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其大背景是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所有制結構調整成為改革與發展的主旋律。同時，我們也認識到，企業改革是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微觀基礎，需要體系提供一個支持企業改革的平臺——資本市場。證券市場的建立正是適應了我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的重要標志，標志著國有企業改革深入到產權變動的層次。也正是有了證券市場，國有企業改造為現代企業才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形象一點講就是，資本市場塔臺，國有企業改革唱戲，非公經濟發展，競爭格局形成，市場經濟框架建立。反過來講就是，沒有資本市場這個平臺，國有企業改革這臺大戲就不能真正唱起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就缺乏有力的支撐。實踐證明，發展證券市場對國有企業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都意義重大而深遠。其重大意義不僅緩解了企業發展中所面臨的資本不足困境，增強了國有經濟的吸附力、控制力和主導力，更重要的是切實有效地推動了企業發展體制和運營機制的轉變與改善，競爭力提高，活力顯現。并且隨著股民隊伍的擴大，市場經濟、市場機制、競爭意識、風險觀念深入人心，徹底地驅除了計劃經濟的觀念與體制，極大地提升了我國金融體系，使之由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轉變為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配套。十多年來，我國證券市場發展成就斐嫩（見表1、表2），上市公司（A、B股）股票籌資累計7360億元，加上H股則達到8835億元，計劃內企業累計債券籌資1879億元。如果再考慮到非上市股份公司籌資和企業集資等情況，數額會更大。實踐已經證明，資本市場在推動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已經發揮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今后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資本市場的地位會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

股票市場的發展要素及其政策含義

股票市場作為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產生與發展無疑是企業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是企業資本社會化的重要實現條件。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發展變化特點一樣，股票市場也不例外。探討股票市場的發展特點，對于我們如何推動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范文第5篇

在匯率研究范圍內有不少可供選擇，本文以匯率均衡為研究對象，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匯率均衡研究在西方匯率理論中仍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也就是一個很有“挖掘”潛力的理論課題。如果我們能用的，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論但又高于西方理論的匯率均衡研究成果，將是有理論意義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為數不多的匯率研究中，尚沒有發現對匯率均衡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的成果，可以說這還是一個“空白”領域。而現實是，經濟中總存在著“均衡”運行的問題，西方國家如此，我國也是如此。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就強調經濟總體和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現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更需要重視經濟的均衡運行。而經濟的均衡運行是由許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組成的，匯率便是其中之一。匯率均衡是保征我國對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條件，對國內經濟的其他方面也將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論為前提，以現實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建立我們自己的匯率均衡理論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我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瀏覽了國內外關于匯率研究的大量和搜集了關于人民幣匯率的有關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論述采取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分為匯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匯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兩大部分。

主要如下（按各章順序）：

首先，對全文的中心議題、指導思想、基本思路及有關概念作概括說明，并對西方匯率理論中關于“均衡匯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紹，這些構成緒論的內容。

在上篇中，我們首先將匯率均衡納人整個宏觀經濟體系中，建立了匯率這一經濟變量與經濟其他主要方面之間的均衡關系。這些均衡關系包括；匯率與價格水平的均衡、匯率與貿易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貨幣供求的均衡、匯率與利率的均衡、匯率與國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匯率與財政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資本流動的均衡。這些內容是我們論證匯率均衡的理論基礎。

在闡述了匯率與各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之后。我們又將匯率均衡置于匯率政策目標下，對匯率政策進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匯率均衡既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又是一種目標體系。它應成為匯率政策的主要目標，輔助宏觀經濟發展總目標的實現。作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匯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義。對此，我們進行了3個層次的分析，包括：內部均衡與對外均衡、局部均衡與總體均衡、短期均衡與中長期均衡。

匯率均衡不是一個靜態概念，而是一個動態概念，其內容既會因匯率及各種經濟變量的變化而不同，也會因匯率政策的調整而不同。匯率政策調整對匯率均衡起著決定性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于匯率政策取向上。匯率政策取向是一個帶有一定主觀色彩的概念，它引致匯率均衡向著某一個由政策確定的方向變化，這個方向有時是根據客觀經濟變化而定的，更多的時候是政府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而作出的決策。無論如何，取向性的匯率調整可能會導致匯率均衡在現象上出現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確的，是符合經濟發展目標的，這種“偏差”就是匯率均衡過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進行了宏觀經濟環境下和匯率政策條件下的匯率均衡分析之后，我們對有關的匯率指標作了系統性的分析。這些指標包括：購買力乎價、實際匯率、有效匯率（多邊有效匯率和雙邊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等，還有可以估價匯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國際收支法。它們能夠從不同方面分別測量匯率的真實水平或客觀水平。作為量化的匯率指標，它們可以為匯率均衡程度檢測、匯率政策調整提供明確的、可行的依據。

在上篇的一般理論分析基礎上，我們展開了人民幣匯率的特殊均衡分析。這構成下篇的內容。

首先，對于人民幣匯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簡要說明。人民幣匯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匯率目標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應地，人民幣匯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義。

對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分析，是從其歷史回顧開始的。在第7章中，我們系統地介紹了人民幣匯率的演變過程，同時對伴隨人民幣匯率歷史變化的原因進行了評價和分析。

人民幣匯率政策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經濟體制的許多方面都密切相關。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80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匯率政策與我國貿易體制、價格體制、貨幣供求關系、財政稅收等方面表現出日益密切的相關趨勢。一方面，匯率政策對于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或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對匯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標內容上、政策手段上都進行相應的變革。

在論文的第9章中，我們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進行了系統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幣購買力平價之評價、人民幣實際匯率分析、人民幣有效匯率分析、出口換匯成本分析、以及對作為“平行匯率”的貿易內部結算價、黑市匯率、外匯調劑市場匯價進行的分析。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分析可以為我們提供官方名義匯率所不能表現出來的許多東西，可以從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幣匯率變化的真實軌跡及其存在的問題。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能為匯率政策的歷史評價、匯率政策的改革調整和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檢測提供現實的依據。

根據上篇理論分析的思路，我們在第10章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分析。人民幣匯率均衡是我國匯率政策的目標，它與一般理論分析下的匯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內容，就其本身而言，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也會有不同的內容。我們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步驟劃分出近期的和中長期的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標適應干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階段，是匯率政策改革的現實選擇。它取決于3個大前提：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外向型貿易發展戰略，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中長期的均衡目標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匯率政策目標選擇，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較遠期的目標方向?？梢栽O想的是，中長期匯率均衡目標將是一個包含更多變量的、較寬的匯率目標區間，是由許多個近期目標區域構成的連續運行軌跡。

在論文的最后一章，即第11章，我們就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有關作了探索性的。這些問題包括：關于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探討；統一匯率形式、建立健全外匯市場；對人民幣可兌換性的探討。這是我國外匯體制與政策改革中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就這些方面提出的觀點或建議是在本文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一定的基礎上闡述的個人觀點，也是作者希望將匯率研究運用于現實分析的具體體現。

論文在就上述各方面進行了論證之后得出的基本結論是：

（l）匯率是宏觀體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僅僅是一個“價格形式”，匯率均衡也就應體現出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內在的、有機的“因果鏈”關系，而不只是一個匯率水平問題。由此決定了匯率均衡研究必須從匯率與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入手，將其納人宏觀經濟體系的“大環境”中進行。

（2）匯率均衡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從匯率政策角度來研究，它就是一種目標體系。匯率政策必須以匯率均衡為目標來確定其具體、手段和調整方向。而作為目標體系的匯率均衡應是全面的、動態的、多層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觀經濟目標所決定，又因各種經濟因素和政策取向的變化而不斷地得到調整。

（3）匯率均衡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均衡匯率，均衡匯率是量化的匯率均衡水平。由于匯率均衡是一個全面的、動態的概念，均衡匯率作為具體化了的目標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個“水平點”，而只能是一個由不同時間長度等因素決定的、寬域不同的、動態的、最佳匯率區間，這個目標區間就是匯率政策的“目標靶”，而且是一個可移動的“目標靶”。

（4）對于人民幣匯率來說，同樣存在著匯率均衡問題，只是傳統經濟體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幣匯率均衡研究在內容上、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對其評價也沒有一致的標準。特殊的經濟體制造就了匯率均衡以特殊的內容和含義。對人民幣匯率均衡進行的特殊分析應著眼于目前和近期的發展，在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匯率均衡已成為經濟均衡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條件之一。匯率政策應該樹立匯率均衡的目標體系，并根據宏觀經濟發展目標來確立其內容。為了實現人民幣匯率均衡這一政策目標，改革匯率調節機制、發揮匯率的市場調節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匯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導，但政策取向不應以主觀決策為主，而應順應經濟發展，作出有利于市場經濟改革的選擇。

在整個論文的構思寫作過程中，作者力求對匯率均衡這一題目進行有創見性的研究。指導思想有兩條：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雖借鑒它們的一些基本理論，但重在用的、辯證的方法形成獨立的研究體系；二是將理論研究服務于現實經濟生活，唯其能為我國的匯率政策和經濟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

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試圖作突破性的研究，這些方面是：

（l）將匯率納人宏觀經濟體系中，確立匯率與多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由此得出了更為全面的匯率均衡概念。

（2）指出匯率均衡與均衡匯率之間存在的辯證統一關系；并提出匯率均衡作為目標體系，是一個動態可調整的特定匯率區域的論點。

（3）提出匯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這一概念，對政策取向的特征、含義及其客觀必要性進行了分析。

（4）對于西方匯率理論中出現的一些匯率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們觀念中對這些指標模糊的或錯誤的認識。

（5）對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其中有些是應用國際上已有的指標模式進行的現實分析，有些則是對我國外匯體制下的特殊匯率指標進行的分析。它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幣匯率存在的偏差和匯率體制存在的問題。

（6）對當前人民幣匯率改革面臨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同時，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論述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有不少屬于因個人理論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導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觀條件限制所致。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沒有得到更理想的發揮或更深人的論證。這些地方主要包括：

對于匯率均衡的目標模式，本文只是著重了涵義和基本思路和刻劃，而沒能建立起一個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匯率均衡理論還缺乏數量分析方法的進一步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