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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直播盈利模式范文第1篇

近日，微信宣布將進軍直播行業的消息再次表明，直播行業的混戰將進入到白熱化的階段。而在這個錢途大好、體量巨大的新興市場中，各平臺如何才能笑到最后呢?

春秋版圖進入戰國時代，資本力量將決定平臺成敗

不可否認，現在的直播市場仍然是春秋時代的版圖，參與者極多、市場混亂、同質化現象嚴重。從直播的發展趨勢上看，未來的同類直播可能僅會留存幾個實力雄厚的平臺，那些沒有特色的平臺將面臨淘汰。而隨著阿里、騰訊等資本帝國的加入勢必將直播行業拖入合縱連橫的戰國時代。

他們不僅會祭出微信、QQ這樣擁有海量用戶流的大殺器直接參與競爭，還會動用資本的力量大肆收購、不斷整合從而進行集團作戰。如阿里巴巴除了擁有自己的嫡系部隊天貓直播外，也投資了微博、光圈直播等項目。未來的直播行業必將進行資源整合，淘汰生命力脆弱的小平臺，留下戰斗力強、盈利模式成熟的項目。

有專家表示，直播平臺的競爭拼到最后，其實就是比拼三樣東西——流量、IP資源和資本。用戶流量的導入、寬帶運營的維持、盈利模式的探索等等都需要海量資源的支撐，而這將決定平臺的最終成敗。因此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小平臺只能走抱團取暖的路線，進行強強聯合才能有希望殺去一條血路。

開拓“直播+”模式下新領域，生產機制成為致命武器

直播仍然是一個新興的行業，在互聯網大潮的影響下仍然有很多新領域可以探索。尤其是移動網絡的崛起使得移動直播成為了可能，這賦予了“直播+”模式以無限的可能性。之前的平臺直播主要集中在電競、女主播等領域，而現在“直播+旅游”、“直播+電商”、“直播+綜藝”等正在不斷地涌現出來。諸如近期燦星和江蘇衛視聯手打造的《蓋世英雄》就是直播+綜藝”的典型形式，全新的玩法為其帶來了客觀的用戶流量。

新領域可以打造新熱點，吸引網民的觀看和關注，先入為主之下直播平臺會有更大的幾率走到該領域的前列。然而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還需要直播平臺培養起可循環的生產機制。如果將直播看成一個生產線，那么主播、內容的生產無疑至關重要，這也是衡量一個平臺能否走到最后的關鍵指標

斗魚直播是直播界的老牌強者和元老級平臺，擁有百萬級的活躍用戶量。而面對業內瘋狂的挖角，斗魚始終沒有傷到筋骨就是因為它有了一套培養主播、拓展內容的成熟生產機制。而其他平臺要想突圍也需要建立生產機制，以新內容、新玩法留下大量活躍用戶、不斷培養用戶粘性，為平臺留下生存和盈利的火種。

內容制造才是王道，盈利模式仍需探討

陳鐳認為，未來直播已經是PGC時代，伴隨著觀眾的日益成熟，制作精良的內容漸漸會成為直播的主流。新玩法可以在短時間內聚集人氣、打造熱點，但是也很容易被其他平臺復制。只有內容是不可復制和代替的，騰訊花費30多億元拿下NBA5年轉播權，這就是獨一無二的資源。而在未來對于稀缺資源和專業資源的爭奪將會更加激烈，

此外，直播內容還依附于主播個體，明星IP也是稀缺資源的一種。諸如papi醬的視頻瀏覽量過億，已經嘗試直播的她能長期做下來將能產生極為客觀的用戶粉絲量。直播平臺雖然可以培養網紅、生產主播，但是優質IP卻都有著自己的獨特內容，這才是papi醬不可替代的根本原因。因此，直播平臺勢必將更加激烈的挖人，優秀主播的身價還將不斷上漲。

目前的直播行業還處于瘋狂燒錢的狀態，這樣做僅僅是為了淘汰競爭對手、爭奪用戶粉絲。但是更重要的是，直播平臺亟需建立起自己的盈利模式，尤其是在競爭日漸激烈的情況下，主播身價的看漲、寬帶運行的啟高都為平臺帶來了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各直播平臺亟需探索新的盈利模式，開發周邊經濟、植入購物鏈接、進行品牌合作等形式正在涌現出來但是還不足以實現強大的盈利。因此，培植成熟的盈利模式將成為平臺走到最后的關鍵因素。

網絡直播盈利模式范文第2篇

“內容為王”是媒體成長發展的公理和鐵律。但從產業的角度看媒體的內容建設與其盈利模式密切相關。沒有投入不可能制作出有價值的內容，但有價值的內容并不一定必然盈利（除非不要求盈利），而能否盈利或暴利則取決于媒體盈利模式的建立與選擇。同時，媒體盈利模式也決定媒體內容的整合與取向，如電視頻道專業化等等。

總之，媒體內容建設與媒體盈利模式之間存在互動的邏輯關系，這種關系最終決定媒體的可持續發展。

“內容為王”與媒體盈利模式

盡管遇到重重困難，但網絡媒體還在發展，網絡的技術服務在不斷優化，內容服務更是日益豐富。但是，這就像一個吝嗇而饑腸轆轆的食客面對豐富的自助午餐，飯菜可口，選擇性強。如果**他可能立刻動手，而如果付錢他也許調頭就走。目前網絡媒體的內容提供就像這**的自助午餐，食客雖然越來越多（我國網民已達3370萬，比上年增長49.8%），但是并不能盈利。雖然餐廳周圍也有不少廣告牌，這些廣告牌甚至有礙觀瞻和方便，但食客并不在意，也許看都不看一眼。食客就餐的這種自由方式決定這些廣告不可能值錢，因為它們并不能吸引食客的注意。

所以，如果設問人們對網絡媒體是否有需求，是否有依賴性等問題，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更不用說未來寬帶的誘人前景。但如何收回午餐成本才是網絡媒體最頭疼的問題，否則**的午餐不可能持久。網絡媒體的盈利模式也許確實存在，但至今還沒有人能使其付諸實踐并產生顯著效益。如果這個盈利模式建立不起來，網絡媒體在內容上就只能是傳統媒體的延伸和整合，而不可能獨立，原因是網絡媒體目前還無法承擔內容獨立的成本。網絡的文字內容如此，網絡的視音頻內容更是如此。而一旦網絡媒體在內容上不能獨立，我們還能稱其為獨立媒體嗎？如果當初與報紙相比廣播沒有獨立的原創內容，電視與廣播相比也沒有獨立的原創節目，那么廣播電視還能稱其為獨立的第二、第三媒體嗎？因此網絡媒體是新媒體，而且從技術層面說網絡媒體確實有傳統媒體不具備的諸多優勢，但其能否成為獨立的第四媒體還是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不僅要視網絡媒體在閱讀和收視技術上的獨立，而且還要視其在內容上能否獨立。而獨立的前提是網絡媒體能否找到適位的盈利模式。

媒體具有經濟產業和文化政治的雙重屬性。經濟產業屬性是指媒體可以盈利，文化政治屬性是指媒體傳播的內容可以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并進而控制社會。如將這種雙重屬性具體到操作層面就可以看出媒體總是把這兩種屬性相互作為前提和手段。媒體的性質不同決定各自選擇的目的和手段正好相反。例如，美國商業電視媒體關注的是其經濟產業屬性，以盈利為目的，但必須以節目（文化政治屬性）為手段，因為，沒有節目就不可能**。而中國中央電視臺作為國有媒體關注的是其文化政治屬性，以社會效益為目的，但又必須以盈利（經濟產業屬性）為手段，因為，沒有足夠的資金就不可能制作有社會效益的電視節目。

早在網絡熱還在持續的時候，2001年1月4日，世界傳媒巨頭——新聞集團就帶頭“撤離”互聯網。同時，默多克斬釘截鐵地宣布：新聞集團根本不會考慮收購雅虎。不知默多克作出上述決策是否與其看不到網絡媒體的盈利前景有關。

人們常把互聯網與信息高速公路聯系在一起。這使人想起我國的高速公路建設速度。為什么十幾年前高速公路對我們來說還是一種奢望，而目前我國的高速公路卻已四通八達了呢？原因很簡單——設卡收費。否則，如果高速公路都是**使用，高速公路建設不可能快速發展。雖然高速公路邊上能看到廣告牌，但如果不*收費而是指望這些廣告收回建設成本，豈不是天方夜譚。

以此比喻網絡媒體似乎恰當。資料表明，在網絡媒體的總收入中，廣告收入占80%。另據報道，新浪網的廣告收入在十大網站中名列前茅，但2001年的廣告收入僅為一千萬左右。與其巨大的投入相比，商業網站的內容基本是**午餐，離盈利預期還有相當的距離。盡管最近有網絡媒體負責人聲稱其今年將盈利或持平。

網絡媒體內容豐富，適位性強，但以什么模式實現盈利仍是目前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從網絡媒體的第一次銷售（銷售載體）看，要讓網民付費點擊還不現實，至少現在如此。而網絡媒體以廣告模式（媒體的第二次銷售）盈利可能也是錯位的，原因是在廣告方面傳統媒體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強制性比網絡媒體更有優勢。

電視頻道專業化能走多遠

盈利模式問題正困擾著網絡媒體的發展，但受困于此的也有傳統媒體。就頻道專業化而言，電視媒體的盈利模式也存在錯位問題。

“千臺一面”、“專業頻道不專業”是業內、甚至觀眾見怪不怪的一種電視現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國2000多家電視臺在形態上大同小異，數千個電視頻道在節目內容上個性少而共性多呢？盡管一些電視臺主觀上在按專業頻道設計，但客觀上是專業頻道不專業或專業化程度很低，一些電視臺甚至就是名義上是專業頻道而實際上是變相的準綜合頻道。此外，這種趨同性還可以從一些電視臺所屬各頻道之間的欄目形態、內容取向、風格定位等諸多特征上一目了然。例如，“南北笑星火辣辣”、“真情對對碰”等欄目不是出自湖南衛視頻道，而是出自湖南經濟頻道。又例如，許多電視臺都設有財經頻道，但目前中國還沒有一個財經頻道能與CNN的財經頻道（CNNFN）相比。相差之處不在于內容的采訪制作水平，而在于頻道結構的欄目設置和內容的對象性。CNN財經頻道的觀眾對象是投資者，而我國電視臺財經頻道的觀眾對象卻大都是消費者和投資者，且以消費者為主，而幾乎每個觀眾都是消費者。這樣的觀眾定位很難使我們的財經頻道專業化。目前歐美，甚至我國港臺等地的電視頻道專業化程度已經很高，“國家地理”、“科學探索”、“歷史”這樣的專業頻道我們已經不陌生。美國還有“電視指南頻道”、“氣象頻道”、“機場頻道”、“宗教頻道”等等。

有人認為，中國電視出現上述現象的原因是主觀因素造成的，是缺少專業電視人才，是電視策劃者和決策者缺少辦專業頻道的決心和水平，我認為實際情況并非完全如此。

從客觀上說，各個電視臺的決策者都明白頻道要專業化，對象化，個性化，而且這些決策者大都是業內精英，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影響我國電視頻道的專業化進程呢？

主要癥結就在于前面提到的媒體盈利模式問題。

媒體盈利基本上有兩種模式，也就是媒體的兩次銷售。媒體的第一次銷售是銷售載體。如印刷媒體第一次銷售的是報紙或雜志本身，它們都有定價。廣播電視第一次銷售的是頻道或節目，它們也都是有價格的。媒體第二次銷售的是讀者或觀眾，也就是發行量或收視率，具體說就是廣告。但從歷史上看，印刷媒體最先盈利是*第一次銷售，而電視媒體最先盈利是*第二次銷售。在國外，無論是印刷媒體還是電子媒體，兩次銷售都是同時存在，有時是合并使用。

我國印刷媒體的盈利模式與國外基本相同，而電視媒體的盈利模式與國外差別很大。這就是，我國的電視媒體只銷售廣告（收視率）而不銷售電視頻道（載體）。據統計，目前國內各電視臺95%左右的收入來自廣告。例如，中央電視臺2000年總收入為57.4億元，其中廣告收入為53.6億元，占總收入的93%以上。

廣告收入基本上是與收視率呈正向互動的，而收視率又與大眾化密切相關。這就是說廣告商投放廣告要看收視率，收視率的提高必須使節目大眾化，而大眾化與專業化背道而馳。

這就是我國電視頻道不能專業化的根源所在。

我們主觀上是想辦專業頻道，但媒體使用的卻是大眾化（廣告）的盈利模式。這種錯位而單一的盈利模式導致了一個悖論：要頻道專業化就可能影響收視率并降低廣告收入，而要增加廣告收入就必須使節目大眾化進而提高收視率。大眾化的結果致使各頻道都追求綜合化或準綜合化，頻道由此而雷同。

單一的廣告盈利模式對大眾化電視頻道是適位的，而對專業化電視頻道卻是錯位的。例如，當地的電視頻道許多都有新聞節目、娛樂節目、影視劇節目、體育節目等等。因為一旦沒有這些節目，頻道就無法提高收視率，就無法吸引廣告。從這一點分析，像“陽光衛視”這樣的文化歷史頻道雖然整體內容不錯但即使允許在內地落地，由于其非大眾化定位也不可能只依*廣告盈利，更何況目前只允許其進入三星涉外賓館了。所以，除非出現奇跡，否則“陽光衛視”不可能在中國內地**。那么，為什么國外與“陽光衛視”類似的“歷史”頻道、“國家地理”頻道和“科學探索”頻道能生存并可以盈利呢？原因是這些頻道都不使用單一的廣告盈利模式，而是使用在銷售頻道（數字電視）的基礎上銷售廣告的雙重盈利模式。在美國1999年有線電視收入結構中，頻道付費收入為47.5億美元，而廣告收入則為26.82億美元。前者是后者的近兩倍。

付費系統決定電視頻道專業化進程

在目前的地面電視（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和衛星直播電視三種電視廣播中，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選擇。美國以有線電視為主，擁有有線電視用戶7600萬戶，是衛星直播用戶的七倍。日本則以直播衛星用戶為主。但不管選擇那種電視廣播形式，從經濟產業的角度看電視的進一步發展必須依賴對用戶的控制。否則，電視媒體只能*單一的廣告或銷售節目實現盈利。

要實現對有線電視用戶的控制首先必須建立用戶管理系統，把用戶的需求分為不同層次。用戶要得到額外層次的服務就必須支付額外的費用，這就是所謂的數字電視。數字電視目前分衛星數字電視和有線數字電視。我國的政策取向是發展有線電視。原因是人口密集的特點本身就適合發展有線電視，而更關鍵的因素是有線電視是今后互動電視的必然載體。資料表明，2000年我國有線電視用戶已達8000多萬戶，而且每年還在以20%的速度增加。按此計算2001年我國有線電視用戶已超過1億戶。2005年將超過2.5億戶，約占當時我國電視總戶數的70%。這正是目前美國有線電視用戶占總家庭戶數的比例。而根據目前政策，我國將在2004年后才開始實施直播衛星電視。由此可見，有線電視將是今后一段時間我國最主要的電視廣播形式。

頻道專業化是國內外電視媒體發展的潮流。這個理念已在我國電視節目制作者、策劃者、決策者之間形成廣泛共識。但有趣的是目前還沒有發現與“專業頻道”相對應的英文詞匯。境外的中文媒體有稱主題頻道（THEME）的，但并無“專業頻道”之稱。特納國際亞太有限公司的梅燕女士告訴我，她也曾經遇到過如何把中文的“專業頻道”翻譯為英文的困難。她說“專業”一詞英文中只是指學科的門類，用于電視頻道會使人產生誤解。梅燕女士無能為力最后只好將“專業頻道”簡化為“頻道”。她說，美國只有頻道之稱，而并不把頻道分為綜合頻道和專業頻道。我認為，不管國外如何劃分頻道類別，我國使用“專業頻道”和“頻道專業化”這樣的概念是準確的。一是“化”本身是一個過程，目前我們正處于這個過程之中。二是用“專業”一詞可以更準確地表達電視頻道細分的總體狀況和形態。這里的“專業”一詞不是指科學的門類，而有“專門”、“專用”和“專題”之意。

當明確了“頻道專業化”和“專業頻道”這兩個概念之后我們可以發現，像美國的“發現”和“歷史”等專業頻道本身是與有線電視密切相關的。可以說，沒有有線電視就不可能有專業（主題）頻道。原因是這些專業頻道都是有線電視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的產物。而我們現在用無線電視辦專業頻道和在有線電視中**提供專業頻道的方式也許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美國的有線電視萌發于50年代初期，而大發展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之所以在這個時期涌現大量的專業頻道，是因為有線電視由小鎮進入大城市之后在這時具備了大發展的幾個前提。一是通信衛星出現后，由衛星發送的信號同時把不同地區的小有線網聯成了大的有線網。二是技術上有了巨大突破，可以用一根同軸電纜傳送50套以上的電視節目，使得頻道資源迅速增加。三是有線電視得到了經營額外數字電視的政府許可。額外數字電視就是，除有線電視的基本業務付費之外，用戶如需要另外的頻道服務需要額外付費。

由此可見，開辦專業頻道沒有以上三個條件是不可能的。前兩個條件我們都不陌生，但后一個條件我們還沒有真正認識和理解。

根據目前國內外電視頻道的現狀和形態，除地面（無線）電視的綜合頻道之外，我暫且把電視專業頻道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大眾化專業頻道，如新聞、電影、電視劇、娛樂、體育等頻道。第二是分眾化專業頻道，如財經、歷史、探索、國家地理等頻道。第三是小眾化專業頻道，如機場、高爾夫等頻道。由于這三種專業頻道的價值和受眾面不一樣，其收視率和占有率大致呈依次降低的趨勢，廣告價格和份額也依次遞減，這體現了供求關系決定價格的經濟規律。當然，專業頻道的價格也不僅僅取決于廣告的多少，它還取決于頻道本身的價值，如電影頻道的價值就很高，這樣的頻道在數字電視系統里即使沒有廣告也有很好的盈利空間。目前，我國能盈利的專業頻道都只能停留在第一個層次，如CCTV—2經濟生活服務頻道、CCTV—3綜藝頻道、CCTV—5體育頻道、CCTV—6電影頻道、CCTV—8電視劇頻道等等。這些頻道都可以通過廣告盈利，至少有盈利的潛力，因為它們都是大眾化的。

依據目前我國電視媒體單一盈利模式的狀況，我個人認為中國電視頻道專業化的進程將相當緩慢。中國的電視媒體不可能進入像“歷史”這樣的分眾化專業頻道，更不可能進入像“機場”這樣的小眾化專業頻道階段，否則就將步入雷區，付出沉重代價。現在有些電視臺開辦少兒頻道就存在這種危險，除非他們承擔起非盈利的公益或公共的義務。

得出這個結論的根據是，目前我國幾乎所有電視頻道都是**入戶而只采取單一的廣告盈利模式，但這種盈利模式與專業頻道的經營是錯位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在此方面，專業頻道發展較早的美國已有前車之鑒。

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美國人托馬斯P.索斯威克著的《美國有線電視50年》一書非常值得中國電視媒體人士一讀。美國電視經歷過的許多經驗教訓可令我們茅塞頓開。托馬斯說，80年代初期，美國三大廣播網看到有線電視發展紅火也想在有線電視系統辦自己的頻道。

第一個嘗試的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于1981年10月開辦了有線電視文化頻道，而且在開播時還舉行了一場特別盛大的晚會。頻道內播出的節目也都精致完美。但不到一年，在虧損了大約3000萬美元之后就關張了。步其后塵的是全國廣播公司，只是其經營時間更短（僅九個月）就以失敗而告終。

托馬斯得出結論說，“地面（無線）電視網歷來是鼓勵在節目提供上大量花費，然后完全*廣告獲得經營收入。這個常規對有線電視來說行不通”。“有線電視的優勢在于雙重收費模式”。托馬斯說的雙重收費模式是指，專業電視頻道要*用戶的額外付費和廣告來同時盈利。

這一教訓對我國的電視媒體來說應該是相當深刻而耐人尋味。

但托馬斯在其著作中也同時告訴我們了一個同樣耐人尋味的成功案例。這個成功案例就是專播探險紀錄片的“發現頻道”。這個頻道由亨德理克斯于1984年創辦。頻道開辦初期每況愈下、岌岌可危。但后來在四家有線電視網組成的財團向“發現頻道”注資后，奇跡出現了，原因是他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盈利模式。這就是：用戶的所付費用可以維持“發現頻道”的所有運營開支，廣告則體現為利潤。而且“發現頻道”還做了一個經營發明，按過去的有線電視運營慣例，廣告全部由節目提供商所得，而作為節目提供商的“發現頻道”卻拿出廣告的一部分與網絡服務商分成。這樣可以刺激網絡服務商不斷擴大用戶，擴大用戶的反作用就是廣告的增加。

目前在我國，有線電視用戶管理系統正在建立之中，數字電視幾乎是零。全國所有電視臺的所有頻道幾乎全部是**進入各有線電視網，甚至有的上星頻道要進入異地有線網不僅不能收費而且還要交費。按目前政策，全國只有中央電視臺的3、5、6、8套節目經國家計委批準在進入有線網時允許收費。但各地有線網普遍通過瞞報用戶數量的方式只把部分收入付給中央電視臺。2000年中央電視臺所得收視費只有3億元，而同期全國有線電視的總收入為118億元。資料表明，1999年在美國有線電視總收入構成中，基本業務收視費占63.72%，額外業務收視費占13.08%，而廣告收入只占7.4%。

由此可見，在有線電視網絡中，數字電視系統看起來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但它卻關系到中國電視的發展進程，更關系到電視頻道專業化的走向。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專業頻道的運作經驗和教訓來分析我國的頻道專業化前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國有線電視（包括未來的衛星直播電視）用戶管理系統建立和額外數字電視政策出臺之前中國的電視頻道專業化不可能有長足發展。即使已有的專業頻道，如影視劇、體育、娛樂、新聞等頻道也是大眾化的。分眾化，甚至小眾化的專業化頻道對中國觀眾來說只能是想象而已。不是觀眾沒有需求，而是電視媒體沒有能力只依*廣告回收其成本，這是由目前單一的電視盈利模式決定的必然結局。

當然，數字電視系統一旦建立并投入運作，內容提供商或電視臺就面臨理念和決策方面的變革。以廣告盈利就必須追求收視率和大眾化，而以用戶付費盈利就必須考慮如何才能捕獲訂戶并提供有效的服務，從而滿足他們專業的對象性需求。

單一盈利模式制約電視媒體發展

媒體經濟學或媒體產業化研究是時下的熱門話題，國內外的諸多資本也在關注媒體市場的動向。尤其是一些合資媒體的成功和電視媒體廣告效應的巨大誘惑，更使人們認為媒體是暴利的行業。甚至有人斷言，“媒體是大投入大產出，小投入不產出”。但近一年多來的實際運作情況并非完全如此，至少電視媒體的情況不是這樣。例如，湖南經濟頻道的“南北笑星火辣辣”銷售得不錯，但湖南電廣傳媒號稱投入8000萬巨資制作的“財富中國”，據說2001年回收資金還不到100萬。北京銀漢傳播公司的起步投資比北京光線制作公司的起步投資大得多，但其經營效果遠不如后者。而就光線公司本身而言，幾十萬元起步經營的“中國娛樂報道”（娛樂現場）曾經紅紅火火，但其再投入更多資本制作的“中國網絡報道”等節目并不能盈利。印刷媒體的情況似乎好一些。去年新創辦的《北京娛樂信報》和《京華時報》等都經營不錯，前景看好。但我認為，社會資本介入印刷媒體的情況之所以好于電視媒體主要原因是印刷媒體已經打破壟斷，而且政策相對寬松，更重要的是印刷媒體不僅僅是依*廣告這種單一的模式盈利。有資料表明，在中國期刊的總收入中，87%是發行收入（銷售載體），廣告收入只占13%。報紙的發行收入比例雖然不可能這么高，但其至少也能回收相當的成本，加上廣告就可以盈利。

而電視媒體的情況則完全不一樣，無論是媒體自己制作節目，還是社會制作公司提供的節目都只能依賴廣告盈利。從這一點分析，像“財富中國”和“網絡報道”這樣的非大眾化欄目想*廣告盈利是錯位的，出現經營困難完全在意料之中。

80年代初，美國廣播公司和W集團有線電視公司曾合力對特納有線電視新聞網發起攻擊并相繼開辦了兩個新聞頻道。他們的想法是利用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的新聞采訪能力，會同一批地方地面電視臺為這兩個24小時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制作節目。一個頻道每半小時播出不斷更新的新聞，另一個頻道則把專題節目和深入報道合在一起。這些節目**向全部有線電視系統提供，還按照每個訂戶50美分給簽約的有線電視系統發獎金鼓勵。但在特納的強力競爭下，美國廣播公司和W集團在不到兩年的運營中虧損了一億多美元。托馬斯說，兩個頻道都**向有線電視網提供節目，但他們不可能銷售出足夠量的廣告來維持龐大的節目制作費用。特納則相反，他有每個訂戶的收視費和廣告費兩個收入來源，所以他能打敗比他強大的對手。梅燕女士說，在CNN各頻道的收入中，所有頻道都是用戶費大于廣告費，CNN財經頻道更是如此。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CNN財經頻道才比我國的財經頻道辦得更專業，觀眾對象定位才只是投資者而不是一般消費者。

中國電視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對用戶接收來說現在已經由無線傳播方式進入了有線網絡傳播時代。在這個時代，美國電視媒體的任何教訓都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鑒。也就是說，我國電視媒體單一的盈利模式必然制約電視媒體和電視產業的發展。

首先是單一盈利模式制約了電視頻道專業化進程和電視節目的多樣化。這種模式迫使各個電視臺和電視頻道都追尋大眾化路線，最終結果是“千臺一面”。在電視臺內部則是大眾化節目資源的浪費和惡性競爭。一個電視臺內部不同部門都制作相似內容和形態的節目，如新聞節目、娛樂節目等等，以致出現同一新聞現場有同一家電視臺的七八套攝像機。同一部電視劇由于不同頻道的競爭使其價格不斷提高。而同樣是因為頻道之間的競爭，廣告的價格正好相反。這種“剪刀差”效應使許多地方電視臺深受其苦。

其次是制約電視媒體做強做大。一個社會的廣告總額是與這個國家的GDP互動的。也就是說，在一定時期內廣告總額雖有消長，但它是有規律可尋的，額度是一定的。所不同的只是這個總額在各媒體之間的分配比例。從這一點看，不管電視臺的廣告額每年增長多少都只能視其為常規發展。電視媒體的大發展必須擺脫這種單一依*廣告的常規發展模式，而轉變為既要掏企業的腰包，也要掏用戶（觀眾）的腰包。這就是所謂的數字電視。這是目前除電視廣告市場之外的另一個巨大市場，也是電視媒體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一個新的重要增長點。當然，要讓觀眾付費看電視并不能是無理的索取，而是要提供可令其自愿付費的節目和服務。按目前我國1億有線電視用戶計算，每個用戶每月用10塊錢購買一個他所需要的頻道，一年就是120億，兩個頻道就是240億。即使按十分之三的用戶有此需求計算，效益也相當可觀。

再次是制約電視節目制作公司的發展。我認為，在真正的電視專業頻道形成規模之前，社會電視節目制作公司很難有大的作為。具體說就是，在目前單一的廣告盈利模式下，各個電視臺不可能把黃金頻道和黃金時間段交給社會節目制作公司，同時也不會把容易拉到廣告的節目形態交于社會節目制作公司制作。而且許多電視臺對社會節目制作公司提供的節目是否在當地經營廣告十分敏感，原因是如果這樣會沖擊當地電視媒體在當地的廣告份額。所以，地方電視臺與節目制作公司簽約時都有類似“不能經營本地廣告”的明確條款。據了解，在社會化的電視節目市場中，除電視劇和部分國外進口的專題片之外，大部分社會節目制作公司制作的專題或專欄性節目都是以帶貼片廣告的方式在各級地方電視臺播出。這就是說，社會節目制作公司也是在本已你死我活的廣告市場領域與電視媒體競爭。如果這樣，優勢肯定不在制作公司一邊，原因是社會制作公司拿到的一般都是下腳料或拾遺補闕的時段。此外，由于社會制作公司使用的盈利模式與電視媒體相同，這必然導致這些公司制作的節目與電視臺的節目一樣也必須追求大眾化，這種節目取向完全重復和趨同的結果就是留給社會制作公司的空間相當有限。現在看，目前經營較好的一些社會節目制作公司制作的節目大都是新聞和娛樂類的，這些節目的供應對象基本是一些對此類大眾化節目有需求，但又不能自己制作的地市級電視臺。根據國家將要出臺的撤銷此一級電視機構的政策，在整個電視媒體制播分離體制建立之前，社會制作公司的下一步發展空間將更加嚴峻。

網絡直播盈利模式范文第3篇

互聯網直播的監管政策終于落地。11月4日，國家網信辦醞釀許久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下稱《規定》），網絡直播行業又迎來一次“史上最嚴監管政策”。

《規定》首次對平臺和主播提出了“雙資質”要求，即平臺需要牌照，主播需要實名。同時，明確了“先審后發”、“即時阻斷”的運營管理要求。針對新聞信息直播服務的“總編輯”制度意味著，一些中小直播平臺，以及非專業新聞機構將不再具備進行新聞直播的資質，直播平臺將集中和規范化。

目前國內提供互聯網直播服務的平臺超過300家，伴隨著資本的熱捧和輿論的關注，這個數量可能還會增加。此前，由于缺乏明確的范圍界定，即使監管政策層出不窮，平臺方仍心存僥幸，行業亂象屢禁不止。

監管缺位帶來了直播行業的同質化和污名化。要想解決這兩大隱患，外離不開監管的規范，內離不開平臺自身對新業務模式的探索。 監管升級

2016年是全民直播元年。根據CNNIC第3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今年6月，中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到3.25億，占網民總體比例高達45.8%。

以2005年成立的9158網為代表的多人網絡視頻聊天室誕生，成為網絡秀場模式的“鼻祖”。自2012年起，以YY為代表的語音聊天室開始嘗試多元直播形式，直至海外上市成為行業霸主。去年開始，中國在線直播平臺數量目前已經超過200家，活躍在這些平臺的網絡主播更是多到無法統計。

此前，大部分直播平臺只要擁有文化部頒發的《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則可依據“網絡表演”相關規定，開辦直播業務，因此平臺數量增速較快。這讓直播平臺的內容審核成了一大頑疾。

直播平臺映客的一位前運營高層人士告訴《財經》記者，一個規模中等直播平臺每月大約產生1萬多條違規內容，原因在于人工審核團隊建設不足。即使號稱擁有最強大審核團隊的映客，其實也只有300多名專職審核人員，而非對外宣傳的“千人規模”。

違規頻率如此之高，源于直播平特的商業模式和球生意：直播平臺推出虛擬商品消費模式，房間或頻道所有者及主播的收入主要來自兩類業務的分成，一是用戶贈送的虛擬商品，二是讓用戶付費購買等級稱號。為了獲得更多收入，美女主播除了口才和歌喉，有時還會提供更大尺度的“服務”：暴露的衣著、的語言甚至。

監管也是在此時開始變得強勢，意在倒逼行業向理性發展。

4月，文化部查處了斗魚、虎牙、YY、熊貓等19家網絡直播平臺，隨后頒布了《關于加強網絡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設立黑名單制度，一批涉嫌提供含有、暴力、教唆犯罪、危害社會公德內容的互聯網文化產品被列入查處名單。

6月，國家網信辦首次對網絡直播出擊，了《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涉及直播平臺相關管理細則。緊接著，北京市網信辦又責令映客、花椒、一直播、小米直播、六間房、快手、在直播等直播網站進行全面整改。

7月12日，文化部再次出手，集中查處26個網絡表演平臺，關閉嚴重違規房間4313間，整頓違規表演房間15795間，解約嚴重違規表演者1502人，處理違規表演者16881人。

8月17日，國家網信辦“八項要求”，強調對網絡直播進行安全評估。

9月，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直播平臺按規定持有“視聽許可證”，沒有資質的不能開辦網絡直播節目。由于“視聽許可證”申請要求高，其釋放出的監管信號比以往更為強烈。

雖然以上多部門都在各自的管轄范圍內出臺了相應措施，但由于直播平臺既涉及到網絡表演（如秀場表演等，歸文化部監管），又涉及到網絡視頻服務（如賽事直播、自制節目等，歸廣電總局監管），存在交叉和模糊的領域。

面對一系列高強打擊政策，直播平臺的反應并不如預料中強烈。癥結在于相關部門并未在政策出臺后給出明確解讀，也缺少實質性動作查處違規行為。

一位視頻直播平臺運營高層人士告訴《財經》記者，每次有監管政策出臺，各家平臺的法務部門就抓緊研究政策邊界。例如9月“視聽證”要求出臺，一些主打才藝秀場的平臺還心存僥幸。“之前的政策，我們和媒體的理解常常有出入，相關管理部門也沒給出明確的解讀，我們心里沒譜。”

來瘋運營總監李晨光此前公開表示困惑：每一個部委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給平臺下規定，令行業面臨困難。“我們希望能有一個統一的監管政策，扶持行業發展。”

對比今年來各部委下發的相關規定、通知，不難發現，在內容監控、人員管理等方面，諸多條款反復重申。監管和執行的長期博弈，加劇了多重管理的困難和風險。

11月4日，國家網信辦《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對平臺、直播、用戶行為都有了界定和要求。

浙江騰智律師事務所麻策律師告訴《財經》記者，《規定》是首個專門針對直播領域的頂層設計，它對直播的架構有了梳理，在內容、資質上作出了要求。以后再出臺直播領域的規范，應該參考《規定》，不能各有各的口徑。

《規定》明確了“分層監管、分類實施”的原則，其中國家網信辦是最高監管機構。《規定》表示，互聯網直播，是指基于互聯網，以視頻、音頻、圖文等形式向公眾持續實時信息的活動，幾乎覆蓋了網絡直播的所有形態。

《規定》的出臺表明國家網信辦在直播領域的監管站在了統籌、協調的位置上。但網信辦的強勢能否持續，還要看《規定》的落實情況。

網信辦是否將主導網絡直播行業？《財經》雜志記者就此向網信辦相關人員求證，并未得到明確答復。

多頭監管的局面倘若就此結束，可預見的是監管的常態化和效率的提高；但若不是，多頭監管、監而不管的局面也將繼續。

政策一出臺，映客、一直播、花椒等主流平臺立刻聲明支持，但如何操作仍需觀望。 平臺洗牌

外界看好未來直播市場機會。艾瑞咨詢預計，到2020年直播行業市場將有望突破1000億元。未來在直播市場，很可能將會誕生千億元市值的大公司。

大型直播平臺生長非常迅速。近期，映客直播投資方昆侖萬維擬以2.1億元出售映客3%的股權。以此計算，映客的估值高達近70億元，相比年初的3.78億元，八個月時間內身價暴漲17倍。

另一大直播平臺YY和虎牙直播的母公司歡聚時代自2012年上市以來，營收和用戶量級增長飛速。在2016年前兩季度，其凈營收已達人民幣36.29億元，同比增長44.8%。截至2016年6月，其付費用戶人數已達420萬人，同比增長54.5%。這樣的業績超出分析師預期。

2015年以來，資本和巨頭爭相入場，直播市場體量驟增。在A股市場，目前擁有直播平臺的上市公司有包括巴士在線（LIVE直播）、樂視網（章魚TV）、暴風科技（暴風秀場）、宋城演藝（六間房）等8家。

BAT順勢強力布局。騰訊在直播領域的動作最大。通過投資+自建，騰訊旗下的直播平臺已達9家。其中自建平臺有NOW直播、QQ空間直播、騰訊直播、企鵝直播、花樣直播。

騰訊在投資布局方面也出手闊綽，于半年內相繼投資了游戲直播平臺龍珠直播和斗魚TV。此外，還擁有秀場直播平臺呱呱視頻和直播平臺紅點直播。

參與斗魚投資的一位騰訊投資經理告訴《財經》記者，其中的邏輯在于防微杜漸。一方面騰訊需要直播平臺作為其游戲的入口；另一方面，他們必須先下手，搶在對手前形成比較完整的游戲體系。

BAT不會放過搶占內容和流量的入口，這在視頻網站的競爭中已經被印證。也有直播平臺人士認為，在洗牌的過程中，抱住BAT的“大腿”不失為明智之舉。但對于那些希望獨自做大的平臺而言，無法找到商業模式快速獨立成長的話，就難逃被收購的命運。

各大直播平臺難以跳出燒錢的怪圈。微博CEO王高飛算過一筆賬：直播的流水要一個月2億-3億元才會有利潤。平均每個用戶每天2元的帶寬成本，假如有20萬人在線，一天成本就是40萬元。

YY母公司歡聚時代2016年Q2財報顯示，二季度寬帶成本為人民幣1.507億元（約合2270萬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322億元，折合每月超過5000萬元人民幣。

對于傳統的秀場類直播，無論是PGC主播模式或者UGC模式，都面臨著內容主題標簽缺失的問題，以及由之而產生的用戶黏性及留存率的問題。

直播的盈利模式到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閉環，很多平臺在融資后都在積極拓寬道路，甚至尋找轉型的機會。

例如，切入垂直領域，除了已經較為成熟的直播+體育、游戲之外，直播+旅游、教育、財經等機會嶄露頭角。目前斗魚已經設置了教育分類頻道、YY也推出了知牛財經平臺，平臺轉向創造知識共享的經濟價值。

在C端市場“賠本賺吆喝”的情形下，另一些直播企業開始轉戰B端市場。以微吼直播為例，截至9月，其直播活動場數突破200萬，剛成立半年就實現了盈利。

網絡直播盈利模式范文第4篇

“高麗”舶來品

對于人們日常關注的優酷、土豆等傳統視頻網站來講，互動視頻社區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概念。說起互動視頻社區在國內的發展，互動視頻行業的另一巨頭9158應該是中國互動視頻社區的行業鼻祖。

國內其實很早就有互動視頻社區的雛形網站，但一直處于邊緣境地，并不為廣大互聯網用戶所熟知。早期的51網可以算是互動視頻社區最早的嘗試，可惜發展道路頗為坎坷，羽翼還未豐滿時便夭折了。真正將互動視頻社區帶入用戶眼眸的是2005年由傅政軍學習韓國“十人房”視頻聊天模式創辦的9158聚樂網，它也許不如SoLoMo(此概念由硅谷創投教父、美國KPCB風險投資公司合伙人約翰·杜爾提出，他把現今最熱的三個關鍵詞整合在一起，即為Social社交、Local本土、Mobile移動)那樣平地驚雷，也名不見經傳，但卻如黑馬一般，以獨有的優勢發展壯大。

“十人房”的視頻聊天模式就是由網站提供聊天室及各種附隨功能，用戶通過付費租用成為聊天室室主，有權招聘雇用管理員來組織聊天室中的各種活動(如唱歌、跳舞、炒股、教育等等)，并對聊天室里的秩序進行管理，而普通用戶在聊天室里如果想要使用諸如喝彩、送花等附隨功能，同樣需要付費。

這種模式的出現，迎合了我國三四線鄉鎮網民及城市打工者的娛樂需求，一舉成功。隨后，六間房、呱呱社區、YY也都跟風運營了類似業務。此外，一些個體戶小老板也是互動視頻社區的忠實用戶，他們有著極強的網絡消費意愿。

正是因為9158龐大的用戶基礎，促成了9158與新浪的合作，如今9158的運營商天鴿除了運營9158外，還接手了新浪SHOW平臺的運營工作。目前，天鴿旗下網站合計擁有2萬多個視頻聊天室，注冊用戶高達2.5億，活躍用戶數千萬。而眾多網站對互動視頻社區的涉足，除了其廣闊的市場之外，清晰的盈利模式是另一大原因。

盈利模式清晰

以歡聚時代為例，2012年上半年，在線游戲營收為1.5億元，占46%；YY音樂營收為9272萬元，占29%；在線廣告營收3096萬元，占15%。在這幾塊業務中，于2011年3月推出的YY音樂是這兩年增長最為迅速的業務，2012年上半年的收入是2011年同期的9.6倍，而游戲業務的收入只是去年的2倍多。

顯然，YY平臺上娛樂頻道(YY音樂)、游戲頻道、教育頻道三大類頻道，他們的盈利模式是根據聽眾產生的虛擬物品消費，由頻道所有者與YY官方按比例進行分成。可以說，這種模式是互動視頻社區的普遍盈利模式。而對于用戶來講，無論是愿意將自己大部分收入投入到自己興趣上的打工者，還是愿意為自己喜愛的主播一擲千金的老板們，都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他們的消費更多的是心理層面的需求，而他們的付出成就了互動視頻社區的快速盈利模式。YY的成功上市也正得益于普遍適用于其各個業務鏈條的此種盈利模式。

除了YY因此“發跡”，早期在網絡視頻競爭中險些走向破產邊緣的六間房也通過適時的轉型得以重生，在主流視頻網站抱團取暖、共謀生存大計之時，六間房依靠此種盈利模式輕松實現了3億元的營收目標。

如今，在真金白銀的驅使下，急于盈利的視頻和音樂類網站紛紛將希望寄托于該盈利模式上。搜狐視頻在今年下半年開通了以美女主播視頻聊天為主打的“秀場”平臺；隨后，優酷旗下土豆網對音樂頻道進行改版，也加入了類似的功能；酷我音樂也于近期了類似于YY音樂直播房間的K歌直播功能。

無數業者的相繼進入，讓互動視頻社區一時成了香餑餑，也讓更多創業者傾盡創造激情與奮斗熱情。然而，在中國互聯網的大環境下，創業者們除了要解決資金投入問題，整個互動視頻社區的發展也同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監管壓力較大

網絡直播盈利模式范文第5篇

隨著“中星9號”的成功發射，直播衛星（Direct Broadcasting Satellites，DBS）再次在國內引發熱議。幾年前人們還在認識直播星的覆蓋、成本、容量優勢，討論其在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上的意義，如今發展直播衛星是我國廣電業發展的必然逐漸成為共識。美國DirecTV、英國BskyB等的大踏步發展，更是或多或少讓我們對當初沒能抓住時機盡早發展直播衛星感到些許遺憾。

劉勰在《文心雕龍》里有“跡堅求通，鉤深取極”的表述，意即在分析問題的時候，緊緊圍繞重點、難點進行深入探求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是探求萬事萬物規律性的一個基本方法。那么我國的直播衛星在未來發展中“跡堅”之處何在，又如何“求通”呢？

確定盈利模式

“中星9號”的升空恰逢我國廣電、電信領域的數字化浪潮，在有線數字電視、移動多媒體廣播、IPTV等的重重包圍下，為直播衛星的社會角色和業務范圍作出定位，是使其能夠“盈利”——既收獲應有的社會效益，也獲取較好的經濟效益——的基本前提。

國外直播衛星電視大多為付費的商業頻道，我國則不同，目前被定位為公益平臺。衛星采購、發射及維護成本全部由國家財政支出，一期48套標清數字節目、48套立體聲數字廣播和數據廣播業務全部免收上星費，購置了終端接收設備的用戶可免費接收。換句話說，作為完全出資人，國家對直播星一期建設的要求很明確，即擴大農村地區覆蓋，解決全國已通電但廣播電視不通達的20戶以上自然村收聽、收看的問題。

國家“十五”規劃要求解決50戶以上自然村的廣電覆蓋，“十一五”規劃則把這一要求提高到20戶以上自然村。多年來，政府依靠地面推進“村村通”，這一做法初期取得了一定得效果，但由于我國地域廣闊、地形復雜，最后5%左右的人口覆蓋遲遲得不到有效解決。利用直播星傳輸節目是提高我國廣播電視人口覆蓋率、改進信號傳輸質量、避免與境外節目共星的最經濟、最有效的手段。這也是為什么政府首先把直播衛星定位為公益平臺，計劃調撥13億專項資金支持直播星“村村通”的原因。

但細思量，這一定位還有許多值得推敲之處：首先，實現偏遠地區人口覆蓋意義固然重大，但放棄城市人口顯然沒能使先進的技術手段和巨大的經濟投入產生的社會效益最大化；第二，“中星9號”一期運營只使用了22個轉發器中的4個，剩下的18個轉發器長期閑置，不僅將面臨資金壓力，也讓人對沒能充分利用直播星產生社會和經濟效益感到惋惜；第三，僅完成政府要求的“規定動作”并沒能充分發揮直播星在大容量、交互、移動等方面的性能，而缺乏真正的直播星業務的廣播電視業是不完整的；第四，從帶動經濟發展、解決就業的角度看，發展直播星及相關產業潛力巨大，如按全國20戶以上的71.6萬個自然村，每個村以20戶、每臺接收設備以300元計算，僅“村村通”帶來的終端硬件銷售額就近43億元，此外還有衛星制造、發射、維護，節目生產、銷售，直播星增值服務等等產業鏈上巨大的“作為”空間。因此，直播衛星電視顯然不能只是作為有線電視覆蓋上的補充、解決偏遠地區的“村村通”，也應該進入城市，參與數字電視市場的競爭；不能只是作為公益性的平臺，而應定位于“公益平臺+商業運營”，只有這樣才能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上皆有所獲，從而擺脫依靠“輸血”的狀態，形成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

直播衛星的管理、運營通常分為空間段和地面段兩部分。空間段相對簡單，主要負責衛星發射及運行測控；地面段負責的內容比較龐雜，包括接收終端、節目內容、用戶體系、各類服務等等。空間段和地面段的運營關系構成了直播衛星不同的管理運營模式：合一運營，即衛星的正常運營、用戶管理、售后服務各環節都是運營商獨立運作，以美國為代表；分段運營，以歐洲為代表，歐洲各國有關衛星的法規不甚相同，因此一般都是各國衛星公司租用國際衛星組織的轉發器，然后自行運營地面段。

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直播衛星的空間段和地面段將分開運營。根據國家規劃，空間段實施公司體制的市場化運營，2007年12月成立的中國直播衛星有限公司是直播星空間段運營的惟一主體(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和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各占50%股份)；地面段則由廣電系統負責。借鑒推行付費電視的經驗，有關部門必須盡快明確地面段的運營主體和開辦條件，并在開辦主體、合作主體方面有所突破，充分利用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允許各類市場主體進入地面段運營競爭，這樣才能有效推動直播衛星電視步入健康發展軌道。

從“公益平臺+商業運營”的定位出發，地面段也可以分為公益運營和商業運營兩類。

目前公益部分采用“專營、專控”的方式運行，還沒有涉及內容生產。問題在于，直播衛星電視應該不會永遠只是地面頻道和節目的上星，有朝一日直播衛星開辦新的公益性頻道靠什么運行？政府投入？還是廣告？法國總統薩科齊今年初提出一項針對廣播電視領域的動議，意欲打造可與BBC國際頻道和CNN比肩的法語新聞頻道。為了提升公共頻道品質，禁止其播放廣告，由此造成的每年6億美元廣告收入的流失，將通過對法國私營電視臺廣告收入、手機通信費或互聯網接入服務費收稅來彌補。公共電視臺員工擔心廣告取消后收入將難以跟上，舉行了大規模的罷工。為此，薩科齊已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研究法國公共廣播電視取消廣告后的資金來源問題。法國公共電視面臨的問題中國也遲早要面臨。公共廣播電視中廣告的口子一開，公眾利益便難免受到商業的侵蝕，那么拒絕廣告如又何生存？我國直播星作為公益平臺如何運營的確需要認真研究。

商業運營部分則應按市場規律、行業提點和觀眾需求出發，實現通過“訂制費+增值服務費”發展自身、服務公眾。在節目銷售方面，衛星直播電視要比有線電視更靈活。前者既可以將若干頻道組合在一起打包(Package)付費、也可以選擇頻道個別簽約(Premium)或者按次付費(PPV)，價格亦可以依據頻道和節目的質量分級；而后者則是捆綁銷售，每年必須繳納固定的收視費，為自己不喜歡的節目掏錢容易導致用戶流失。

實現直播衛星電視商營部分“訂制費+增值服務費”的盈利模式，更重大的意義在于其對整個電視產業盈利模式的影響。電視的傳輸模式分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三種，不同的傳輸模式有不同的盈利模式：無線主要靠廣告，有線主要靠收視費，直播星主要靠訂制費。我國已有的無線和有線電視基本上屬于免費收看（有線電視的收視費只是一種象征性收費），近30年來，媒體依賴壟斷性資源在相對封閉的經營環境中靠廣告收入維持運行。這種單一結構的盈利模式存在明顯的局限性：一是廣告市場總量有限，一旦廣告市場告別高速發展或有更多的競爭者進入，電視媒體的收入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滑坡；二是媒體經營開拓的重點一旦集中于廣告，難免會忽略對內容的挖掘和新技術的探求，我國電視業節目市場遲遲培育不起來和數字技術推進的不盡如人意，不能不說與單一的贏利模式沒有關系。國際上成熟的直播衛星產業多數由用戶付費支撐，大容量、多樣化的內容和互動性的服務使付費電視的現實產出已經遠遠超過了傳統的電視廣告。面對不進則退，甚至是進得慢則退的國際媒體競爭態勢，中國廣電業迫切需要增強自身實力迎接挑戰，而尋找新的收入來源是一個有效途徑。對于已經習慣于免費或低收費的無線和有線電視來說，改變既有的盈利模式絕非易事，而直播衛星電視作為一個新的領域，如果能在最初定位時恰當地把握好盈利模式，將有可能帶來整個產業鏈條的深刻變革，促成電視業結構更為合理的“廣告收入+收視/訂制費+增值服務收入”多元盈利模式。

處理競合關系

直播衛星電視必然帶來收視市場的重新分割，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有線電視受到的沖擊最大。的確，直播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存在不可回避的競爭關系，兩者的市場交集明顯。長期以來，以一地一網模式發展的有線電視一直沒有競爭對手，雖然國家目前把直播星作為有線的延伸和補充，但有線已感受到了競爭的壓力。按照目前的態勢看，廣電部門有意借直播星的技術準備和運營磨合，為有線再保留一段發展時間。如果說這是因為有線電視正處于數字化的關鍵階段，還可以理解，但若意欲長期通過行政指令規定二者的競爭空間和業務領域，最終會錯失產業發展的契機。畢竟，競爭并不僅僅來自廣電業內部。

當前，全球有三個較為普及的信息入戶終端：電視機、計算機和手機。廣電、電信、互聯網等行業拓展業務、掌握終端、爭奪用戶、占領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電信積極調整發展戰略，正在由通信運營商向“綜合信息服務提供商”轉型。為了能在未來的“三網融合”中取得優勢地位，電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利用“村村通”工程的契機，積極推進和完善農村地區的光纖網絡建設，開展IPTV實驗等等。一旦政策放開，若廣電地面網絡和衛星只能傳輸廣播電視基本業務，不具有綜合數據業務能力，電信網絡便能夠以“裝電信寬帶，能打電話、上網、看電視，還能享受綜合服務”的優勢，將廣電用戶轉化為自己的用戶。互聯網企業則躍躍欲試，不僅把計算機作為自己的終端，還力圖憑借自身內容豐富、數字化程度高的優勢把電視機、手機作為自己的終端。

然而，這些依舊不是競爭態勢的全部。

英國的經歷頗值得借鑒。長期以來，公營的BBC與商營的ITV（英國獨立電視臺）競爭激烈，并逐漸形成了BBC1臺對ITV、BBC2臺對第4頻道的雙頭壟斷體系。隨著有線電視和直播衛星電視的發展，情況發生了變化。1990年天空衛視與BSB合并為BSkyB，默多克成為BSkyB的最大股東，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改變花較少的錢收看公共電視臺節目的習慣，愿意花訂制費收看BSkyB的節目。BBC和ITV終于意識到他們真正的競爭對手并不是對方，而是那些想盡辦法去贏得觀眾的國際商業媒體，而此時BSkyB已經從他們手中搶走了大量的用戶。

英國的經歷提醒我們，切不可缺乏戰略眼光，人為地壓縮自身的發展空間，為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使整個行業陷入內耗局面。有線網絡整合就是一個教訓，盡管已經進行了多年且耗資巨大，但目前仍是一張沒有互連互通的散網，毫無整體優勢；“三網融合”也值得反思，不少國家在天上也初步實現了三網合一，而我們還在因為不同部門的利益難以調和而裹足不前。我國廣電業應該一開始就將事業的發展置于國際競爭的大環境中加以考量，既要積極競爭，也應善于合作，要在競爭與合作中增強行業的總體實力。有關部門也考慮到了這一點，試圖將衛星與地面的優勢結合起來，走聯合發展戰略。但這也存在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技術上如何將機頂盒做成“地面+衛星”雙模產品，或者通過電視一體機實現雙模接收？直播星與有線的成本相差甚大，利益如何分配？兩者聯合，會不會因缺乏競爭喪失活力并傷害公眾利益？等等。

直播衛星的發展還需要許多“合作”。節目制作及提供商、節目集成及播出機構之間需要合作，設備與軟件的制造商以及網絡建造和運營商之間需要合作，廣電、電信、互聯網也需要合作……，這樣才能使產業鏈條順暢，為用戶提供優質的服務，推進國家信息化建設。

實現政策法規匹配

直播衛星電視發展十余年來，美國、歐洲、日本、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韓國、印度等數十個國家都開展了DTH（Direct-to-Home）業務。各國政府也都適時修改相關法規或出臺政策，規范市場行為，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在我國，有線電視在政策法規上得到了很多支持：《廣播電視有線數字頻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更多體現出支持和鼓勵的態度，三部委（發改委、財政部、稅務總局）為鼓勵有線數字化的積極性，在稅收、財政上給予了一定的照顧……而直播衛星電視的發展卻首先面臨著是否合法的問題。

1993年國務院頒布了《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管理規定》（129號令）及其《實施細則》，明確指出：未經許可從事衛星地面接收設施的安裝和使用均屬違法行為，利用衛星地面接收設施接收、傳送電視節目，必須取得接收許可證；禁止利用各種傳輸載體向居民住宅傳送境外及港澳臺地區的衛星電視廣播節目。從該規定出臺的背景看，其監管的核心重點主要在“境外頻道”，因為當時我國沒有上星節目，衛星地面接收設備接收到的都是境外節目。但“個人不得安裝和使用衛星地面接收設施”客觀上限制了直播星的發展，致使十幾年來我國在該領域的發展幾近于零。因此，有關部門已著手進行129號令的修訂，這是直播星正常運營的基本前提。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此次修訂有必要為直播星的商業運營預留下發展空間，否則政策滯后將使已經落后一大截的我國直播星事業越落越遠。

商業運營部分首先面臨著憑借什么吸引用戶掏“訂制費”的問題。對于包括直播星在內的整個數字電視產業來說，內容是盈利之本。直播衛星電視對節目數量和質量的要求都很高，沒有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內容，付費收視就無法實現。這在有線電視數字化的過程中已經得到了驗證：有關部門靠付費電視推動有線數字化的設想并沒能達到預期效果，其原因說白了就是用戶對現有的付費頻道的內容不買賬，這才有了“青島模式”、“佛山模式”帶有政府色彩的整體置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美等國家直播衛星電視恰恰就是依靠的內容贏得一席之地的。比如BSkyB將市場細分，對200多個頻道實施專業化定位，其中，定位于原創節目和劇集的天空1頻道、側重關注重大國際時事的天空新聞的、長于提供賽事直播的天空體育以及天空電影類頻道最受用戶歡迎。BSkyB豐富而細分的內容獲得了回報，上一財年（截至2007年6月）訂戶接近860萬戶，成長率約5%，本財年（2007/2008）僅第一季度公司總收入就達11.85億美元，同比增長11%。

可見，必須大力解決廣電業內容市場發育不良，內容生產和發行機制殘缺不全，內容管制手段相對僵化，內容經營在經營活動中所占比重不足等問題，否則直播星靠訂制費運營的設想就無法實現。其實，有關部門早已意識到了內容的重要性并出臺了一系列規定，特別是2004年的《中外合資、合作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企業管理暫行規定》開始允許外資媒體公司入股中國的廣電節目制作經營企業，開展節目制作發行業務。但是幾年過去了，效果并不是很明顯。分析原因，與節目平臺、傳輸平臺開放程度不配套相關。可見，單純鼓勵內容生產、交易還不夠，政策出臺還要講究配套。另外，在制度供給上還應改變以往“鼓勵”、“提倡”等偏“虛”特點，通過一些具體的規定加大可執行性。比如英國政府早在1987年出臺了一項規定，要求國內兩大廣電壟斷媒體組織BBC和ITV播出的節目中必須有25%來自獨立制作公司。幾十年來該節目配額政策有效地保證了電視節目在形態、內容、風格等方面的多樣化，并有助于BBC和ITV在競爭中保持活力，值得我們在為直播星發展供給制度時借鑒。總之，要盡快出臺一系列政策和法規，在保證公益平臺不受侵害的基礎上，打破媒介資源壟斷，改變我國電視業傳統的“前店后廠”的生產方式和“自產自銷”的播出方式，推動社會力量介入直播星的節目制作，打造公開、公平和暢通方便的市場環境，完善節目市場和流通渠道。

直播衛星產業的另一個盈利點是增值服務。在這方面，特別需要通過政策、法規推動技術創新及其應用。因為新技術及其應用直接影響著增值服務的種類與水平，更為重要的是，積極有效的開發利用可以使其轉換成巨大的現實效益。2007年美國兩大直播星公司DirecTV和EchoStar就通過開展高清電視業務贏得了訂戶數的迅速增長。目前美國直播星用戶已占到電視家庭的1/3，在與有線電視的競爭中已經牢牢地站穩了腳跟。

就我國直播星的發展策略來說，用好節目推動其發展這一國際上普遍的發展思路不一定最快見效，因為在中國，相對稀缺的高質量原創內容集中在開路頻道中，因此通過為用戶提供包括節目預約、節目背景信息、逛商店、銀行、交友、游戲、公共信息、遠程教育和電子郵件等增值服務尋找盈利空間未嘗不可作為一個發展思路。這就需要用政策推動寬帶、移動性、交互、多媒體等數字技術的開發與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