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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經濟學的理論范文第1篇

按照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在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世界，比較利益決定國際貿易模式，而人口增長等外部因素則決定經濟的增長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貿易和長期經濟增長的現實表現展示出一個與新古典理論所預測的相當不同的經濟圖景。標準國際貿易理論主要以新古典經濟學所假設的世界為基礎，即標準化的靜態均衡模型、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對以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和歷史積累作用為基礎的聚集經濟沒有任何理論上的解釋空間。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在解釋行業內貿易、專業化和無限增長方面獲得長足進展，對傳統貿易與增長理論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補充。新貿易理論所揭示的專業化與貿易機制及新增長理論所闡明的“無限增長”原理與傳統經濟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現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這三方面理論之間的距離。以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理念為基礎的新的方法開始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特別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將張伯倫壟斷競爭形式化之后，催生了新貿易理論與廠商的區位選擇論。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建立了一個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模型(Dixit-Stiglitz，簡稱D-S模型）。在該模型中，運輸成本以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①形式內生。對于消費者而言，他喜歡多樣化的消費，而對于生產者而言，由于產品生產的規模越大成本越低，因此產品的品種越少越好。為了實現足夠的規模經濟，每個企業都想使自己的產品獨占一國的消費市場，為使運輸成本最小化，他便傾向于將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場需求又取決于所有其他企業的區位選擇。由此，該模型的邏輯結論是，一個統一的規模擴大的市場更能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從而使這一兩難沖突的解決空間增大。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費者對多樣化消費的偏好意味著消費品種類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產上的規模經濟，廠商應該盡可能把一種產品的規模做大，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把一種產品規模做大，意味著消費品種類減少，或者說增加消費品種類，意味著產品生產規模的縮小，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就存在兩難沖突；如何解決這種兩難沖突，辦法是使人口規模和（或）資源增加，而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正具有這種功效。這一模型講述了一個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沖突的故事，他們發現即使兩國的稟賦條件相同，也沒有李嘉圖的技術比較優勢，但如果存在規模經濟，則兩國也可以選擇生產不同的專業，開展分工和國際貿易。D—S模型為解決復雜的經濟地理問題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克魯格曼曾說“天賜神物或來自真實世界的神物很驚喜地在經濟地理和國際貿易理論這個獨特的領域中被發現。”

自20世紀 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 (D—S模型)和新貿易、新增長理論研究的三次波濤的強大推動，作為經濟學領域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長。如果說，赫爾普曼(Helpman.E.)與克魯格曼(1985)關于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的著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和格羅斯曼(Grossman)與赫爾普曼(1991)關于內生增長的著作《全球經濟中的創新和增長》促成了這一新的研究領域的形成并為其發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魯格曼(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和藤田(Fujita M.1988)在《區域科學和城市經濟學》上發表的《空間集聚的壟斷競爭模型：細分產品方法》，則完成了對D—S模型空間意義的解釋，可被視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開山之作。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源于20世紀80年代對新國際貿易理論和競爭優勢經濟學的研究。這種“新經濟地理學”吸收了城市經濟學、區域科學和經濟區位論等有關空間經濟的傳統思想，結合產業組織理論有關不完全競爭和收益遞增模型的最新進展，試圖構建“空間經濟”的理論體系。它比較注重國際經濟學與地理區位及運輸費用（貿易壁壘）的關聯，強調規范的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復雜的空間經濟模型，以模擬產業集聚的向心力和離心力的相互作用，尋求產業集聚持續發展和多重均衡實現及被打破的條件，強調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歷史和偶然事件、路徑依賴等在產業集聚和區域發展中的作用。從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來看，它與傳統（或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相比較，最大的特點是吸收了經濟區位論關于空間集聚以及運輸費用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它強調由規模經濟和運費的相互作用產生的內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產要素的不可移動性等帶來的與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二者對空間經濟活動的影響（見表1）；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報酬遞增思想、復雜科學所強調的路徑依賴和“鎖定”等概念以及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模型（D-S模型）。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主題主要有兩個，即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的“空間集聚”和“區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數學定量分析，將現實中的現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了大量的數學模型，這些模型包括：中心—外圍模型、國際專業化模型、全球和產業擴散模型、區域專業化模型及歷史和期望對區域發展影響的模型等。

二、克魯格曼對產業集群的有關論述

產業經濟學的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信息經濟學

學科體系傳統經濟新型經濟

[分類號]F062.5

1　信息經濟學提出的背景

信息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末發端于美國，其啟蒙思想最早出自凡勃倫的《資本的性質》(1919年)。1959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J.馬爾薩克發表《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提出信息經濟學特有的信息范疇問題，使用了信息經濟學這一概念，標志著信息經濟學的誕生。而其作為正式的學科概念則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喬治?丁?斯蒂格勒(c.Stigler)1961年在美國《政治經濟》雜志上發表的《信息經濟學》一文中提出來的。喬治?丁?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價值、信息對價格和工資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影響，第一次將信息作為經濟活動的要素和經濟運行的機制結合加以研究。信息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始于20世紀B0年代中期，在經濟學、信息科學、圖書情報學、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等多個學科領域的關注和介入之下取得了眾多成果，但對于信息經濟學的理解及其所屬研究領域的認識尚未實現統一。存在著不同的解讀。我國理論界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研究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從經濟學角度研究信息和信息活動；從信息科學角度研究經濟與經濟活動；前者側重于微觀，偏重理論研究；而后者側重于宏觀，偏重應用實踐。從研究整體情況看，前一理論體系似乎更為人們所接受，國外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自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獲得197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更有多位信息經濟學家5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信息時代的到來、信息經濟的發展、信息資源戰略地位的凸顯、信息產業主導地位的形成、信息市場作用的加強，迫切需要我們盡快形成和發展信息經濟學的理論，以指導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桂學文、婁策群編寫的《信息經濟學》(以下稱為“桂著”)于2006年7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與讀者見面。該書是桂著作者經多年的教學經驗和科研積累，并借鑒和吸收了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編著而成的，下文將對其特色進行詳細闡述。

2　桂著的亮點與特色

2.1

有機融合了兩種理論體系的研究內容

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一個開放的動態體系。面對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信息經濟正經受著各種波動與考驗，作為研究信息經濟的經濟學，信息經濟學還沒有形成穩定的學科范疇與學科體系，新現象、新問題隨時出現，需要相應的理論歸納與理論指導。有學者認為，隨著時代的變遷，必須賦予信息經濟學新的含義，不能僅局限在源于信息不對稱而引進的一系列經濟問題的研究，也不能把信息產業或知識產業的分析排除在外，只有把眾多信息經濟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將互有聯系但又有差別的內容加以融合，找出其中的內在聯系，才能最終推動信息經學的發展。

桂著在前言中提出：信息經濟學是從信息科學角度研究信息活動中的經濟問題的學科，在其發展過程中，需要把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經濟學研究成果有機地融入到這一研究體系中來。

該著作的內容安排正如上述所言，對信息不對稱角度的信息經濟學研究與信息科學角度的信息經濟學研究進行了有機的融合。全書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有三章，介紹與信息經濟分析有密切關聯的一些經濟學基本知識，包括信息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研究體系、研究內容。研究對象、信息經濟學的實踐基礎、理論基礎、不完全信息與非對稱理論等。第二部分四到八章，主要講信息經濟活動。按照從小到大的信息經濟活動的遞進序列，分別闡述信息資源、信息產品、信息商品、信息市場、信息產業等內容。第三部分第九章講解信息經濟活動的效果反映與評價，內容為國民經濟信息化。

2.2對信息經濟學學科體系提出新的見解

信息經濟學的發展歷程較短，學科體系尚未定型，桂著在借鑒他人觀點的基礎上重新構架了信息經濟學學科體系，認為信息經濟學學科體系是一個復雜的層次結構。就其門類而言，信息經濟學由普通信息經濟學和專門信息經濟學兩大門類構成，每一門類又是由不同層次的分支學科組成的知識群體。普通信息經濟學將信息經濟領域中帶有普遍性和共性的問題作為主要研究內容。探討信息經濟和信息經濟活動領域中的一般原理與共同規律。專門信息經濟學是將普通信息經濟學，尤其是宏觀信息經濟學的成果應用于專門的信息領域，對某些專門的信息經濟活動進行研究而形成的分支學科。這種體系分類方式比較新穎，國內尚未有同類提法，體現了桂著作者的創造性與豐厚的理論知識積淀。與其他學者提出的信息經濟學學科體系相比，如按研究性質將信息經濟學學科體系劃分為理論信息經濟學與應用信息經濟學；按研究層次或范圍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將信息經濟學學科體系劃分為廣義信息經濟學和狹義信息經濟學等，更具有直觀性。這種體系分類方法對信息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進行理論與實踐研究具有指導意義。

2.3專門闡述了信息經濟對傳統經濟的影響

桂著從信息經濟對傳統經濟組織的影響、信息經濟對傳統經濟結構的影響、信息經濟對傳統經濟理論的影響三個角度進行了論述，便于讀者對信息經濟與傳統經濟的辯證關系有更清晰的了解。對傳統經濟組織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傳統企業的影響，改變了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手段(由價格競爭轉向非價格競爭)、企業工作方式、企業生產方式和管理手段，其次對企業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傳統經濟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推動第一產業不斷升級、第二產業不斷升值、第三產業不斷增長。對傳統經濟理論的影響主要是對生產力要素理論、邊際效益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廠商理論、經濟周期波動理論和通貨膨脹與事業理論的影響。在信息經濟時代，傳統經濟應該如何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傳統企業該如何應對信息經濟時代產生的種種問題?桂著對信息經濟對傳統經濟影響的闡述為企業家解決以上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

2.4辨析信息經濟與其他新型經濟的辨證關系

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產生了許多新概念，如數字經濟(digital economy)、比特經濟(bit ooono一my)、知識經濟(knowledge―b8sed economy)、智能經濟(intelligenoe―based economy)、后工業經濟(post indus-trial eoonomy)、新經濟(new eoonomy)等。人們對這些

概念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但這些概念的定義并不清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似之處，容易引起混淆。有學者認為“數字經濟、比特經濟、知識經濟、智能經濟、后工業經濟、新經濟都是對信息社會經濟的不同稱謂。”桂著在第一章中對信息經濟與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信息經濟與網絡經濟(economy 0f net_work、network economy或intemet economy)的關系進行了詳盡探討，便于讀者對信息經濟與知識經濟、網絡經濟有更好的認識。

桂著認為信息經濟與知識經濟既有聯系也有區別，聯系表現在以下三方面：①從關鍵資源來看，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都是以信息、知識為主要經濟資源；②從內容范圍來看，知識經濟是信息經濟的組成部分；③從發展趨勢來看，知識經濟是信息經濟的高級階段。兩者的區別表現在關鍵資源、產業結構、核心能力和組織方面：信息經濟強調信息資源和信息技術資源，以信息產業為主導，而知識經濟強調知識資源與智力資源，以科技產業為主導；在核心能力方面，信息經濟強調信息資源和信息技術的開發與應用能力，而知識經濟強調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能力；在組織管理方面信息化管理是信息經濟時代主要的管理內容和管理手段，知識經濟則是知識經濟時代重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內容。

對于信息經濟與網絡經濟的關系，桂著認為兩者同樣既存在聯系也存在區別。聯系主要表現在兩者都是信息革命的產物，有著共同的目標，并且網絡經濟是信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別在于兩者產生的時間和研究的出發點不同。

2.5對信息產業經濟學進行闡述

桂著中雖沒有明確提出信息產業經濟學(informa-tion industry eeonomics)研究內容，但根據靳娟娟在《信息產業經濟學的經濟學基礎及方法論研究》一文中對信息產業經濟學定義的描述：信息產業經濟學是一門以信息產業為研究對象、以信息產業結構為研究核心、以當代西方經濟學、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宏觀及微觀)為經濟學基礎。系統研究信息產業的形成與發展、結構構成、分布與成長、關聯與組織、控制與優化的一門獨立的信息經濟學的應用學科。桂著在第八章用大量文字對信息產業的概念、特點、地位、經營與管理及信息產業結構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可以認為這部分內容是對信息產業經濟學的介紹。

2.6注重基礎理論，強調實際，采用案例教學

桂著繞開枯燥的理論和復雜的模型，結合國內外信息經濟發展的實例，大量運用事實、數字、生活化語言，把抽象的理論具體化，把深奧的道理淺顯化，把零散的材料系統化，給讀者以閱讀的享受。如對信息不對稱理論的闡述和對信息經濟學原理的論述，具有綜合性、實用性、先進性。另外，在信息產業發展的集團化、規模化及國民經濟信息化等問題上，一直聯系我國社會現狀，用實踐印證理論，把經濟學、情報學的理論與方法和經濟學界、信息學界的思維意識、具體行為相聯系，并重視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與實際經驗，這些論述對我國信息產業商品化的開拓發展，尤其是對其生產經營及產業運營具有指導意義。

3　桂著不足

桂著除有以上特色與亮點之外，也存在著不足，主要有兩點：①在不對稱信息經濟的研究中未提及博弈論的理論。博弈論作為當前主流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與信息經濟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是因為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使得信息問題在經濟學中變得日益凸顯，經濟學越來越重視對信息的研究，特別是重視信息不對稱對個人選擇及制度安排的影響，而這種關注與重視則直接導致了信息經濟學的產生并推動其向前發展，這部分內容沒有被桂著所囊括，是其不足之一。②缺少對信息經濟學新興起的研究領域的介紹，如電子商務經濟學、信息系統經濟學、信息機構經濟學、信息資源經濟學等。

4　總結

總體來看，該著作觀點新穎，見解獨特，內容通俗易懂。在實踐上，對我國信息經濟建設具有指導意義。在理論上，桂著中的一些獨特見解，將對信息經濟學學科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有助于信息經濟學走向成熟。

參考文獻：

[1]靖繼鵬.信息經濟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2

[2]肖勇.對信息經濟學的不同解讀.圖書情報工作,2008，52(4)：134―137

[3]肖勇.中國信息經濟學二十年研究綜述.荊州師范學院學報，2001(3)：66―69

[4]桂學文，婁策群.信息經濟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5]賴茂生，王芳.信息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1

[6]駱正山.信息經濟學.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序

[7]朱雪剛，李春梅.情報學視域下中國化信息經濟學的研究維度.情報雜志，2008(5)：10―12

產業經濟學的理論范文第3篇

 

一、對中國農業經濟學有重要影響的三種農業經濟理論

 

目前對中國農業經濟學影響較大的理論大致有三種:一是由前蘇聯農業經濟學教科書演變而來的中國農業經濟學，也被稱為“傳統農業經濟學”;第二種是以美國的農場管理理論和西方農業理論為代表的西方農業經濟理論;第三種是二戰以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中的農業理論。

 

所謂的“傳統農業經濟學”是在中國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中國農業經濟現象進行解釋的過程中形成的。從形成的淵源上看，它有兩個理論來源。一個是來自前蘇聯的農業經濟學，這是以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融進了前蘇聯農業政策解釋。到20世紀50年代己經演變成了一個教條體系。第二個淵源則來自中國經濟建設政策的詮釋，是在中國農業政策尋求理論解釋過程中對引進的理論的改造結果。“傳統農業經濟學”就是這個體系較常用的稱謂。

 

也正因為這個體系有上述兩個主要的理論淵源，所以，這個體系理論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論的邏輯演繹，注重從“經典”出發進行理論的推演，表現出極強的思維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對現行政策的解釋，這種解釋往往又與己有的理論嚴重脫節，顯得十分牽強而缺乏理性。這種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幾乎貫穿了傳統農業經濟學體系的全部，成為它的一個主要特征。

 

另一個對中國有較大影響的農業經濟理論是西方的農業經濟理論。作為現代農業經濟理論，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國并發展起來，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該種理論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具有強烈的經濟理性。就其理論本身而言，它由兩方面的內容構成:一是以美國的農場管理理論為代表的農業經濟微觀理論。這種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觀農業政策為前提，立足于農業微觀行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農業企業(農場)的微觀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西方農業經濟學的這種微觀研究己經有越來越多的微觀管理理論滲透其中，出現了與管理學理論合流的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國家農業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論經濟學者，也就是說，農業的宏觀經濟理論在西方己經融于一般的經濟理論之中，任何農業經濟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經濟系統的運行狀況為背景，而農業經濟理論只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內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中，沒有相對獨立的農業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第三個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有重大影響的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學是以發展中國家的開發與發展為目標，用西方的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増長與發展，并在這個研究過程中逐漸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學領域。嚴格地說，發展經濟學是一個“理論群%它是由眾多學說集合而成的。在發展理論中，農業經濟理論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為發展中國家幾乎都是不發達的農業國，農業在這些國家的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份額。研究這些國家的經濟増長與發展，不可能不以農業的増長與發展為其開端和立足點。發展經濟學是西方經濟理論系統中的一個內容，它的理論源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發與社會發展。發展經濟學的進展己經越來越多地引起發展中國家農業理論研究者的關注。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研究的深入，發展經濟學越來越多地與其他相關學科融匯在一起。西方學者在研究發展問題時更傾向于使用“發展理論’，他們主張將經濟開發與社會進步的研究融于一體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視角研究經濟開發，成為發展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由于其他相鄰學科一如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對發展問題的積極介入，引致發展理論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創新，使發展理論的研究進入了微觀領域所提出的宏觀政策主張更注意其微觀基礎和可操作性。

 

二、三種農業經濟理論的評價

 

對經濟理論的評價如果離開了特定的背景、目標和準則，評價將不可能科學地進行。對三種農業經濟理論評價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發展趨向和路徑，這個探索應該植根于中國現實的經濟運行和深遠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對這三種農業經濟理論評價也是立足于中國經濟的現實和中國的文化價值觀。這個評價應該在三個層面上的進行:理論的目標、研究方法和經濟學的價值觀。

 

“傳統農業經濟學”是建立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之上的，受到政治經濟學追求社會公平的價值取向強烈影響。因此，它作為“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將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農業經濟體系，并為此進行了大量的探索。這個探索因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而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50年代初，中國從前蘇聯引進經濟學理論以及原封不動地復制過來，并在以后的本土化過程中不斷地被強化和走向極端。相反，蘇俄時期那些有價值的農業經濟理論，如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理論(或被稱為小農經濟理論)卻從未為中國的農業經濟理論研究者們所關注。因此，中國農業經濟理論探索從開始就進入了一個人為的誤區，這個探索除了人為的設置了許多禁區外，在研究方法論上也帶有強烈的主觀傾向，即從“經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優解”，然后設法尋求達到這個最優解的路徑，而從根本上忽視了這個‘最優解”的基本前提。在這種方法論引導下的理論探索，只能越來越遠地脫離中國農業經濟運行的實際狀況，不可能對中國農業經濟運行作出準確的描述、分析和判斷，最終必然遠離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的目標。

 

中國農業經濟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蘇聯的農業經濟理論，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固有的平均主義特質是一個重要原因。前蘇聯的農業經濟理論中突出的追求社會公平的價值取向，和中國傳統的平均主義價值觀有較高的一致性。前蘇聯的經濟理論在中國沒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價值觀的暗合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潛在功能。

 

“傳統農業經濟學”在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演變，到今天己經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釋傾向，這種越來越強的政策解釋和政策解釋取向，使中國農業經濟理論陷入停滯和封閉，日益脫離作為其母體的理論經濟學的發展。

 

西方農業理論(在中國被稱為西方農業經濟學)是以西方理論經濟學為基礎的，它甚至沒有相對獨立的理論體系。西方經濟學是在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逐漸完善起來的。也就是說，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是在解決其工業化的問題中完善起來的。因此，西方的經濟理論從其開端即具有較廣闊的視野，它隨著國民經濟的一體化逐漸將其理論延伸的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在西方經濟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由于較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一體化過程，很少有前蘇聯和中國這樣的條塊分割的經濟現實，所以，不可能有相對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如工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等，但卻不乏將一般的、抽象的經濟理論運用于部門經濟分析的理論框架。西方的農業理論就是以一般的經濟理論為基礎的農業經濟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論經濟學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農業理論被引進中國時，人們往往愿意農業經濟理論的時候，斯大林模式的農業經濟理論被將西方的農業理論“拿來”直接解釋中國的農業經濟現實，企圖在這種解釋中完成對傳統農業經濟學的改造。這種努力多歸于失敗。在傳統的思維模式引導下，將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一個部分的農業理論割裂出來作為“西方農業經濟學”學習和應用是不可能收到預期效果的。

 

效率優先是西方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不可能不影響西方的農業經濟理論和農業微觀管理理論。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經濟學領域曾發生過的關于“公平與效率”的討論，其實質就是傳統經濟學面臨西方經濟學大舉“入侵”時的一種必然的、本能的反應，即兩種價值觀的沖突，并不是真正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與效率”的討論。在研究的技術路線上，西方的農業理論更傾向于用實證的方法，以效率為目標去選擇技術途徑，而不是企圖用制度去創造技術。

 

發展經濟學沿襲了西方經濟理論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中，同樣表現出強烈的經濟學理性，這種經濟理性以西方的價值觀為基礎。所以，在早期的發展經濟理論中蘊涵著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價值沖突。這種沖突在發展理論切入了發展中國家較深層次問題時就凸現出來。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早期發展理論引導下，雖然獲得了短暫的經濟増長，卻付出了沉重的社會發展代價，最終延遲了經濟増長。

 

早期發展經濟學是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經濟結構的研究，而沒有進入微觀領域。這種研究其實是以發展中國家具有與發達國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觀結構為隱含前提的，這個前提下的宏觀研究提出的政策，在發展中國家也許能暢行一時，但在進入更深層的經濟領域涉及到社會、經濟資源的重新分配等領域時，這個經濟理論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發展經濟學一旦進入了發展中國家微觀經濟結構，立即強烈地意識到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研究，僅僅有經濟學的理性是不夠的。經濟學的理性可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結構規律，但在結構的深處，卻可能遇到諸如價值觀這樣的非理性因素的強烈抵抗，這是經濟學的理性無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經濟學的理性具有解釋和消融這種非理性因素的擾動的能力。所以，現展理論的外延遠遠超過了“發展經濟學”所能覆蓋的范圍。影響經濟増長與發展的諸多非理性因素進入了這個理論的視野，強調基本價值觀的融合在經濟増長與發展中的意義;注意非經濟行為對微濟増長和發展的拉動或阻礙等等，這些都引起發展經濟學者的廣泛關注和興趣。發展理論的這種變化，己經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產生了微妙的影響。近年來，中國的農業經濟學者越來越多地開始關注農村微觀社會的非經濟因素與經濟増長和發展關系，“農業經濟學”己經悄悄地演變成為“農村經濟學”。

 

與此同時，發展理論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許多變化。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如邊際分析在發展經濟學中的統治地位仍是不可動搖的。但是，現展理論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經濟學的經典方法外，越來越多鄰近學科的方法論被吸收成為發展理論方法論體系的內容。其中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對社會結構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經濟學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觀和宏觀的層面上研討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的互動關系。這樣，發展經濟學在進入微觀領域后就突破了經濟學的傳統邊界，與其他社會人文學科相融合。這種方法論上的突破己經影響了中國的農業經濟學者，從而對中國農業(農村)經濟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帶動中國農業經濟學全面突破舊的理論和方法論框架。

 

三、中國農業經濟理論未來的展望

 

傳統的農業經濟在過去20中己經逐步地開始了對自身的理論改造。這個改造過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①將農業經濟作為國民經濟整體的一個產業部門，農業經濟學逐漸成為產業經濟學的一個部分，農業經濟學也因此漸漸融入理論經濟學之中;②將農業經濟現象與農村社會結構結合在一起研究，農業經濟學的研究逐漸由過去的“部門經濟學”演變成為區域經濟學，農業經濟學漸漸地演變為農村經濟學;③由政策解釋功能轉變為政策研究功能。

 

(1)農業經濟學融入理論經濟學。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業經濟。在舊的條塊分割體制下，特別是50年代以來形成的二元經濟格局中，農業經濟的運行相對地獨立于其它經濟部門，具有較強的封閉性。在對這種具有相對獨立性、封閉的農業經濟運行過程的解釋中形成的傳統農業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和封閉的研究方法。這種傳統的研究領域和方法對中國農業經濟理論研究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雖然如此，現代經濟學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己經很深入的影響了傳統農業經濟學，并逐漸地改造了它，農業經濟學作為現代產業經濟學的一個部分正在融入現代經濟(2)由部門經濟學向區域經濟學轉變。傳統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按國民經濟部門的分工來劃分的。這種學科劃分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條塊分割的經濟運行狀態是一致的。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后，這種條塊分割的局面被沖破，農業經濟的研究對象被擴展為農村經濟。傳統農業經濟學要繼續解釋農村經濟的新情況，就必須改變舊的研究框架，適應新形勢的要求。農業經濟學的研究在對改革過程的不斷跟進和解釋中，逐漸朝具有區域經濟理論特征的方向演變。

產業經濟學的理論范文第4篇

1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信息經濟學是針對“信息”這一對象分析如何優化資源配置的交叉科學，融管理學、經濟學、系統科學、運籌學和信息科學于一體。當前信息經濟學的體系構建主要依照兩種研究思路來進行。

思路一：信息經濟學的“二分法”。它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按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產生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經濟學的學科交叉性。在微觀部分強調經濟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性，使得價格的搜尋需要付出成本，買賣雙方的私人信息會影響決策，個體有限理性。價格不再是唯一的市場調節手段，運用契約理論或機制設計理論的激勵約束手段與機制不可或缺。而宏觀部分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對信息時代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與地位。

思路二：信息經濟學的“三分法”。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3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中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重點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中觀信息經濟學，即產業信息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國際信息經濟與本國信息經濟的關系等。按照3個層面的劃分，使得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研究體系保持一致和良好銜接，因此信息經濟學又稱為西方信息經濟學、理論信息經濟學、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工業經濟學。

2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盡管不同學者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有著不同的見解，但是整體上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可以分為以下6個方面：

(1)經濟信息。研究不對稱性和不完全性信息對于行為人的影響，探討某種信息條件下行為人相互作用的經濟問題，如非對稱信息下分析模型、委托一理論、不利選擇與道德風險、廣告模型、市場信號模型、不完全信息分析模型、完全信息下的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下的動態博弈等。

（2）信息商品。信息商品的特質屬性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共享性。信息商品即使在消費后，也不會消失，而且通過加工提煉，會形成新的信息。二是時效性。時間會使得信息價值消失。三是不對稱性。所謂的委托一和逆向選擇。四是知識性。同樣的信息，使用者不同，信息商品的價值不同。五是獨創性。如知識產權保護、著作權保護等都是信息獨創性的表現。六是效用動態性。信息商品通過傳播被更多人認可，可能效用會增大；如果被惡意擴散則效用可能降低。七是相對性。不同的信息需求者對信息商品的價值認識不同。

(3)信息社會。人類文明進入到信息社會，也稱為后工業社會，社會經濟的主體由制造業轉向以高新科技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即信息和知識產業占據主導地位；勞動力主體不再是機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交易結算不再主要依靠現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貿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國內，跨國貿易和貿易全球化成為主流；由傳統的金字塔形組織管理結構向網絡形的組織管理結構轉變；信息和知識生產成為社會生產的重要方式；數字化的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正在形成；信息化對抗衍生出了信息化的新戰爭形態。

（4）信息經濟。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信息經濟是通過產業信息化和信息產業化兩個相互聯系和彼此促進的途徑不斷發展起來的，出現了新形式的勞動對象、勞動關系和經濟結構。有人稱搜索引擎為互聯網經濟的車輪，預測搜索引擎將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基于Web2.0這種創新的信息技術和創新的理念，電子商務和電子政務實現了網絡經濟環境下新的商業活動交易和辦公模式，將會成為未來人類經濟活動的中心。

（5）信息產業。工業信息化、農業信息化以及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建立在基于信息技術的智能化設備的基礎之上。“世界是平的”信息產業發展與全球化和一體化，加強了全球分工。信息產業催生新興行業，引發了全球“物聯網”和“數字地球”的研發，成為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帶動全球經濟增長。

3信息經濟學的新發展

（1）新組織信息經濟學。IT技術的發展，使得組織的體系結構和運作方式發生了較大改變，需要研究新的信息資源配置方式，新組織的信息機制設計和信息效率分析，IT作用下新組織的委托理論和激勵約束機制，虛擬企業和戰略聯盟中的信息不對稱等。

（2）網絡信息經濟學。網絡信息的外部性更大，網絡經濟的開放性和競爭性更加強烈，由此，網絡信息經濟學已經成為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如網絡信息傳送與交流、網絡信息價值評價、網絡經濟政策和網絡經濟法規的制定等，其中一個重要研究內容為建立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的網絡平臺，實現各種有價值的交流互換、共享而改變行為方式促進“協同交易”。

(3)國際信息經濟學。隨著全球一體化的形成，各國之間的聯系日趨緊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要擴展到國際領域，討論世界信息經濟的生產效率、信息資源配置效率，國際信息政策對比、評判與預測研究，各國信息經濟依賴程度與跨國信息經濟比較等內容。

（4）交叉地帶信息經濟學。信息經濟涉及通信、經濟、管理、計算機等多種學科，各學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特點，分析信息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聯系與區別，探討各學科之間的異同點，從而揭示科學發展的內在規律。

4結語

信息經濟學是隨著社會經濟信息化而發展起來的經濟學與信息科學的交叉學科，帶有明顯的綜合性和邊緣性，同時它也是—門與時俱進的理論，其研究范圍廣泛并不斷擴展深入。

產業經濟學的理論范文第5篇

拉豐1947年生于法國圖盧茲。1973年秋，他在獲得應用數學博士學位后，前往哈佛大學，師從經濟學大師肯尼思•阿羅。他僅用一年半的時間就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這在哈佛大學的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1979年，拉豐教授的專著《公共決策中的激勵》（與格林合著）出版，確立了他在公共經濟學領域的學術地位。

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拉豐開始探索將信息經濟學與激勵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應用于壟斷行業的規制理論。在批判傳統規制理論的基礎上，他和梯若爾（Tirole）創建了一個激勵性規制的一般框架，并以1993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購與規制中的激勵理論》完成了新規制經濟學理論框架的構建，從而奠定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學術領導者地位。

拉豐非常重視經濟學理論的應用與檢驗。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他和梯若爾就努力將新規制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應用于諸如電信、電力、天然氣、交通運輸等壟斷行業的規制問題，分析各種規制政策的激勵效應，并建立了一個規范的評價體系。拉豐積極參與并領導了法國電信改革的實證研究工作，并擔任了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的電信改革的顧問。2000年出版的《電信競爭》一書（與梯若爾合著），作為對十幾年壟斷行業規制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總結，成為這一領域最為權威的著作。

拉豐認為激勵問題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因而他一直獻身于激勵理論的研究與應用，三卷本的巨著《激勵理論》是集這一理論40年發展之大成之作，標志著激勵理論的一個統一的標準的理論框架的形成。

作為一個杰出的經濟學家，拉豐在機制設計理論，公共經濟學，激勵理論和新規制經濟學等領域的突出貢獻和成就已經獲得經濟學界的公認，為此他被推選為世界經濟計量學會主席（1992年），歐洲經濟學會主席（1998年），美國經濟學會榮譽會員（1991年），美國科學院外籍榮譽院士（1993年），并于1993年第一個獲得歐洲經濟學會的Yrjo－Jahnsson獎（該獎與美國經濟學會的克拉克獎齊名）。學界普遍認為，他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僅有一步之遙。

1977年，拉豐放棄了在美國一流大學任教的機會，毅然回到家鄉圖盧茲，開始了他艱難的振興法國經濟學的歷程。

經過十幾年孤獨而又艱苦的創業，拉豐于1990年創立了法國產業經濟研究所（IDEI）。在他的愛國熱情的感召下，包括讓•梯若爾在內的一批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法國經濟學家都來到IDEI， 使它的學術水平和教育質量獲得了空前的提高。如今的IDEI已經成為經濟學界公認最為權威的產業經濟學研究中心，并且形成了其獨特的學術風格，學術界將其稱為“圖盧茲學派”。圖盧茲學派的主要特色是注重博弈論、機制設計理論和激勵理論在當代經濟學各個領域的應用和推廣，并且注重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因此，圖盧茲學派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論已經站在了主流經濟學的前沿上，并為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拉豐領導的主流經濟學派已經完全改造并控制了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經濟學界，使得今天的歐洲經濟學會已經完全能夠和美國經濟學會分庭抗禮。

拉豐傳播經濟學的熱情并不局限在法國，他尤其關注發展中國家發展過程中制度變革所帶來的激勵問題。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制度變革的選擇最終決定了該國的發展道路，而要順利地完成一個合理、有效的制度變遷，必須要有一批真正的經濟學家參與這一過程。為此，他不遺余力地為發展中國家培養年輕的經濟學者，并要求他們學成后回國積極投身經濟制度改革。本文作者之一的張昕竹就是出自拉豐門下的第一位來自中國的經濟學博士。

從90年代初起， 拉豐就開始在中國講學， 并尋找在中國傳播經濟學的基地。

2000年秋天拉豐在北京講學時，遇到了他的哈佛大學的校友鄒恒甫教授。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IAS)和法國產業經濟研究所（IDEI）建立了長期的雙向合作與交流關系。2002年8月，拉豐在武漢大學進行為期三周的講學，為來自國內著名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學者系統地講授激勵理論。此后的一年里，包括梯若爾在內的十幾位來自IDEI的學者陸續來到武漢大學講學，內容涉及到激勵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和金融理論的各個前沿領域，這極大地擴展了中國學者的視野，加速了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

2004年5月5日，圖盧茲地方政府為拉豐舉行隆重的葬禮。在馬賽曲的音樂聲中，一個偉大的靈魂將伴著他的誓言永遠地留在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