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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走向范文第1篇

關  鍵  詞：經濟集中/反壟斷法/域外適用/反壟斷立法

反壟斷法的產生，在于不信任過分集中的經濟力量；反壟斷法的核心在于反對經濟力量的過度集中。由此揭示了反壟斷法與經濟集中之間有著某種深刻的關系。在反壟斷法發展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各國主要致力于通過反壟斷法的國內實施來控制國內的經濟集中。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合并的迅猛發展，國際范圍內的經濟集中日益嚴重。從一般集中角度考察，早在1980年時，35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的25000家子公司（25%以上）的銷售額就達26360億美元，大約為所有市場經濟的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的28%。[1]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也是相當驚人的，在全球范圍內，一些跨國公司占據了整個行業的重要地位。例如，30多家跨國機械公司占據了國際機械市場份額的70%；20家跨國電腦公司幾乎壟斷了整個世界的計算機市場；而在國際商用飛機市場，則只有美國波音公司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兩強爭霸。（注：此組數據引自1994年1月19日《中國稅務報》，1997年7月25日《南方周末》，1999年4月8日《國際商報》。）這樣，反壟斷法所賴以存在的經濟環境已從國內競爭走向了國際競爭、從國內經濟集中轉向了國際經濟集中，隨之，反壟斷法近幾十年來也悄然發生了變化，集中體現為“把規制的重心由國內經濟集中轉向國際經濟集中”這么一個發展趨勢，即反壟斷法內國控制日益弱化，國際控制日益強化。

一、反壟斷法發展趨勢之一：內國控制的弱化

反壟斷法內國控制的弱化是指各國從現實出發，逐步放松管制，放寬反壟斷法的實施，使得包括國內企業合并在內的許多壟斷行為很大程度上趨于合法化。例如，波音公司合并麥道公司（美國）、迪斯尼公司合并美國廣播公司（美國）、克虜伯公司合并蒂森公司（德國）、汽巴嘉基公司合并山都士公司（瑞士）這樣的合并大案，在過去是不可能的，但現在都得到了支持，這充分說明了反壟斷法內國控制的日益弱化。反壟斷法內國控制的弱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得到充分實現：

（一）從結構主義走向行為主義

反壟斷法有結構主義與行為主義之分。依結構主義的方法認定提議中的企業合并是否是壟斷性合并時，僅要求審查市場集中度和參與合并企業的市場份額，如果市場集中度迅速上升或者參與合并企業的市場份額過大，那么就被認為是壟斷性合并而遭禁止。很明顯，這種單純以結構主義方法認定壟斷性合并是相當嚴厲的，近乎于有罪推定。按照這種思路，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不僅禁止了一些大的企業合并，而且對一些中小企業市場上的企業合并（如1962年的“布朗鞋公司案”）以及一些大企業僅提高了一點市場份額的企業合并（如1963年的“羅姆·凱布爾斯案”）也堅決予以制止。實際上，市場的高集中度和若干企業的高市場份額可能是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獲得的“競爭發展過程中的暫時效率壟斷地位”，但當競爭對手一旦開發出類似產品或掌握了同樣的技術或利用自己的技術取而代之的話，那么該優勢或遲或早將被打破。[2]因此，單純以市場結構為標準來控制企業合并有著相當大的缺陷。美國自1974年“合眾國訴通用動力公司案”開始，表現出了摒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走向行為主義分析方法的趨向，市場集中度和合并企業的市場份額不再是決定性因素，而僅是確定市場勢力的重要標準。[3]1984年美國司法部一個合并指南，徹底拋棄了單憑市場結構認定壟斷性合并的有罪推定原則，指南認為，判斷企業合并是否限制了競爭，除了市場份額和部門集中度外，還要考慮市場競爭條件的變化，包括新技術的開發、企業的資產狀況，以及合并后的經濟效益等。1992年的橫向合并指南進一步降低了市場集中度在判斷壟斷性合并中的地位，把它與潛在的反競爭效果、市場的進入、效率和破產并列為判斷壟斷性合并即“合并是否會產生或者加強市場勢力，或者推動行使市場勢力”的五大判斷標準，行為主義色彩越加濃厚。

國內經濟走向范文第2篇

在2011年復雜變化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2012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走向格外引人矚目。2011年12月14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圓滿閉幕，會議明確提出了2012年“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宏觀調控的重點也將從去年的“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轉向了今年的“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穩定價格總水平”已不再處于突出位置，凸顯政府穩增長的決心。經濟增速放緩，”穩增長”是重點

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201 1年第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8.9％，增幅為兩年來新低；整體經濟增速已經連續四個季度下降，從2010年第四季度的9.8％，到2011年第一季度的9.7％，第二季度的9.5％，再到第三季度的9.1％。不少機構普遍預測2012年我國經濟增速面臨著“保八”甚至“保七”的嚴峻挑戰。

廣發期貨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宏觀經濟研究員許江山表示，“GDP連續四個季度的增速下滑或許只是初幕，2012年經濟增長才會受到真正考驗。因為作為‘三駕馬車’中對經濟增長起到真正貢獻的進出口和投資在2012年都非常不樂觀。

據海關統計，2011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36420.6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22.5%，外貿進出口總值刷新年度歷史紀錄。貿易順差1551.4億美元，比2010年凈減少263.7億美元，收入14.5％。

“出口增速持續回落，而2012年增速的回落可能會進一步加大。歐美的實體經濟增長或其內部經濟結構調整都將進一步抑制中國出口。從長期來看，我國出口的增速都將處在一個下降的通道中。因而，長短周期的疊加，預示著2012年我國的出口形勢必然嚴峻。”許江山還表示，2012年投資增速的下滑也是國內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國內經濟的諸多矛盾都將在投資上得到反應，并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

如果說2011年的“穩”字重點在于抑制通貨膨脹，那么201 2年的“穩”則注重于調結構，維持經濟平穩增長，防止中國經濟出現過大的起伏。隨著2011年1 2月CPI同比上漲4.1％，較11月回落0.1個百分點，創15個月以來新低，并表現出持續下滑的態勢，業內人士認為，在通脹壓力減輕的情況下，2012年“穩增長”的經濟政策透露出國家不愿意國內經濟過快下滑，將把調控重點放在防止風險和波動上，因此，采取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會通過財政減稅、增加信貸投放等方式，減少中小企業的負擔，給予貨幣政策更多彈性調整的空間。

貨幣政策將適度放松

由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許江山表示，“貨幣政策的轉向會有一個過渡期，在2012年上半年，主要以政策態度的變化、政策預期的變化和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為主，利率不會出現調整。”

分析人士認為，2012年的貨幣政策應解讀為“中性偏松”，在保經濟的目標明確后，銀根松動的腳步會加快，預計近期可能再次下調準備金率，不過由于通脹水平仍有可能反彈，大規模的釋放流動性可能性不大，以適度、靈活微調為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表示，在基調不變的條件下，貨幣政策開始預調微調，央行將在穩健貨幣政策的框架下，做一些階段性、結構性的放松。

上海金融學院國際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肖本華認為貨幣政策將以定向寬松為主。“只有嚴格執行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才能夠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若只采取簡單的全面寬松則無法保證流動性有效流向中小企業。”

國內經濟走向范文第3篇

關鍵詞：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匯率制度改革；貨幣政策

作者簡介：趙鵬(1976～)，男，河南鄭州人，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金融理論與實踐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4-0132-04　收稿日期：2008-06-06

一、加息與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兩難困境

我國自2004年陷入了以抑制通貨膨脹與保持人民幣不升值二者不可兼得的兩難困境，困難首先來自人民幣的升值預期。

(一)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從實際上看，我國采取的是有浮動的準固定匯率制。當人民幣匯率與經濟運行相背離、和市場預期發生較大偏差時，人民幣就產生了貶值或升值的壓力。自2003年始，市場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對人民幣產生了很強的升值預期。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　美元貶值。不斷增長的經常項目逆差以及財政赤字導致了連續多年美元對其它世界貨幣的不斷走軟。由于人民幣實際實行的是與美元掛鉤的準固定匯率制，所以人民幣對其它主要世界貨幣隨美元一同貶值，因此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也因此高漲。

2　購買力平價顯示人民幣低估。購買力平價從長期決定著兩國貨幣的交換比率。國內外學者和機構對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做了很多有益的研究，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測算結果包括：任若恩估算1991年人民幣購買力平價水平為1美元等于1.41元人民幣，郭熙保估算1994年的這一水平為1美元等于2.26元人民幣，易綱和范敏估算1995年的這一水平為1美元等于4.2元人民幣。由于涵蓋了被統計的GDP中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目前被認為最權威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由世界銀行進行的。根據世界銀行《2003年世界發展指標》，2001年人民幣購買平價水平為1美元等于1.9元人民幣(楊長江，2003)。

也就是說，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看，即使考慮到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因素，人民幣仍然嚴重低估了。

3　長期國際收支順差。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外部均衡的基本格局可以用“雙順差、高儲備”來概括。除個別年份。這一國際收支格局基本上都保持不變，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始終保持雙順差狀態。這種持續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形成了外匯市場對美元的長期超額供給，給人民幣帶來了最直接的升值壓力。

4　預期因素。我們在前面講過，在固定匯率制下，超額的外匯供給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會轉化為外匯儲備的增加，然后再通過基礎貨幣投放造成物價上漲，最終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的上升。由于國內已經出現了持續的物價上漲，所以人們認為國家會繼續采取措施抑制國內通貨膨脹。采取的措施最可能包括：一是使人民幣匯率在更大區間內浮動從而導致人民幣加速升值；二是提高名義利率，改變實際負利率的狀態。但不管采取哪種方案，都會強化升值預期，帶來更多的資本流入。

綜合以上諸多原因，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非常強烈，以致于我國外匯儲備近年來急劇增加，給貨幣政策帶來了巨大困擾。

(二)固定匯率制下我國貨幣政策受到的沖擊

從1994年以來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經歷了從經濟過熱到通貨緊縮再到如今投資過熱的大幅波動，尤其在1997年還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人民幣匯率除了在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以外，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在此后長達10年的時間里始終穩定在1美元兌8.28元人民幣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因此在1999年將人民幣匯率制度轉列入固定釘住制。

但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卻給我國的貨幣當局帶來兩難。1997年美元升值和東南亞發生金融危機，周邊國家貨幣相繼貶值，人民幣貶值壓力增加，國內的部分資本通過一些渠道流出境外。而這時我國國內經濟處在抑制投資過熱后適當放松銀根的宏觀政策時期，人民幣存款利率連續7次下調。不斷下降的人民幣利率加劇了資本外逃。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人民銀行被迫在外匯市場拋售美元，這樣又縮減了基礎貨幣的投放。銀根的被迫緊縮直接導致國民經濟陷入了長達數年的通貨緊縮與消費低迷，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問題加重。

隨著東南亞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的影響逐步消退以及國內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逐漸顯現，國內經濟于2003年出現拐點。在寬松的金融政策環境下，CPI呈現持續上漲態勢，持續多年且有加速跡象，這使得貨幣當局不得不采用緊縮的貨幣政策予以干預。然而由于美元相對其他主要世界貨幣大幅貶值、中國國際收支的長期順差以及人們對央行將運用加息政策抑制通貨膨脹的預期等因素，人民幣表現出很強的升值壓力。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人民銀行被迫大量購買美元，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供給的主要渠道，從而造成人民幣的大量投放，而這又加劇了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

(三)走向浮動是未來人民幣匯率的必然選擇

克魯格曼(1998)在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提出了開放經濟的三元悖論，又稱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形，指的是對一個國家而言，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保持貨幣政策獨立這三個政策目標只能同時選擇兩個，不可能三者得兼。“不可能三角”直觀地表達了模型的結論，如圖1所示。

圖1中三角形的三個角點分別表示自由的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獨立及匯率穩定這三個具有積極意義的宏觀經濟目標。如果實現了自由的資本流動，可以實現國際金融一體化，提高資本在國際間的配置效率，貨幣政策獨立則意味著貨幣政策自主于外部因素，可以有效地針對國內產出和價格水平的波動進行調節，如果實現了匯率穩定，則可以有利于國際貿易和投資。如圖1所示，在貨幣獨立、匯率穩定和完全的資本流動之間，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這三個目標，必須得放棄三個目標中的一個。

不可能三角的三條邊清楚地表明：(1)要想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就必須放棄匯率穩定而采取浮動匯率制。(2)如果一國在保證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又要穩定匯率，那么它只能放棄貨幣政策自，不過這只在理論上成立，因為一國的外匯儲備總量再大，與規模龐大的國際游資相比總是微不足道的，這種風險在一國貨幣貶值時尤為可怕。一旦一國的中央銀行為維護固定匯率而耗盡外匯儲備卻無法扭轉國際投資者的本幣貶值預期，不僅匯率無法繼續穩定，而且由于外匯儲備的消耗導致國內貨幣供給銳減，對經濟的破壞巨大(許文彬，2003)。(3)要想實現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穩定，國家需要嚴格的資本管制。克魯格曼為亞洲金融危機

后東南亞各國開出的加強資本管制以保持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的藥方就是以此模型為理論基礎。

我國接近上述“不可能三角”的右邊所描述的狀態，匯率保持穩定、資本半自由流動，但喪失了一定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雖然資本流動仍受到嚴格管制，但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隨著我國經常項目可兌換、貿易依存度的日益提高以及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和合格境內投資者(QDII)制度的推出，國際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流出我國的難度在逐漸減小，規模日益擴大，于是貨幣政策受到外部的沖擊也越來越明顯，國內經濟受外部因素干擾容易大起大落，不利于經濟長期快速、穩定、健康地發展。另外根據我們對固定匯率制下利率對匯率影響的討論，維持固定的名義匯率效果有限，因為在資本流動條件下實際匯率會隨著國內價格的變化而變化。

在新近的一個研究中顯示，153個國家1970年～2001年的數據顯示，真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和進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有限浮動匯率制度地區平均值位于第一，同時有限浮動匯率制度下通貨膨脹率最低(Reinhart et al，2004)。以此看來，有限浮動的匯率制度在實踐上有一定優勢。所以比較來看，人民幣匯率在國內經濟條件成熟時向有限浮動的匯率制度調整是比較好的選擇。

(四)利率市場化和放松資本管制也是完善傳導機制的需要

為應對國際資本流動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沖擊，僅僅調整匯率制度還不能完全解決利率、匯率傳導不通暢的問題。利率和匯率的相互作用能夠促使市場自動達到重新均衡，但這必須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場體系基礎之上。這其中至少包含三個條件：自由的國際資本流動、國內利率市場化和能夠反映真實供求的外匯市場(田文錦，2004)。

由于我國還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市場體系尤其是資金市場并沒有完全市場化，所以也不具備上述理論中所要求的相互傳導的條件和基礎，因此很容易使我國陷入內外經濟不均衡時無法自主調節的情況。國際收支的長期不平衡與缺乏靈活的匯率、管制的利率以及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不無關系。

二、匯制改革、利率市場化及放松資本管制過程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一)匯率浮動必須在國內經濟條件成熟時才能進行

外部均衡是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政府面臨的四大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之一，其含義在于實現國際收支的合理結構。而我國長期以來都在維持著這樣一個不均衡的國際收支結構。這種收支格局有它深刻的國內經濟背景。

1　人民幣官方匯率的決定――邊際換匯成本。總需求不足與生產相對過剩一直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難題，它的根源還在于制度因素。一方面，在國有企業改革仍未完成，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政府行為和政府職能沒有發生根本轉變、包括國有銀行改革在內的金融體制改革也沒有徹底實現的條件下，預算軟約束的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仍然患有“投資饑渴癥”，過度的投資和重復建設極容易造成產能過剩，從而給社會帶來相當多的無效供給。另一方面，由于三農問題惡化，收入分配的嚴重兩極分化，產品結構不合理，廣大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傾向強化等多方面因素導致社會上出現了消費需求不足的局面，相當部分的社會潛在需求無法轉化為實際有效需求，因此相對過剩的國內產品只能以低價向國外輸出(潘英麗。2004)。

盡可能促進出口，增加就業是我國在改革過程中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但是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出口產品，人民幣的邊際換匯成本就很高，國家為保證出口企業盈利則不得不把外匯名義匯率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這就是人民幣官方匯率決定的基礎。

2　制度變遷依賴外商直接投資。勿庸置疑，FDI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巨大。這不僅僅表現在給中國帶來了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同時也給中國引入了健全的微觀經濟主體。外資企業在國有經濟因體制原因增長困難時，拉動國民經濟快速增長，解決了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問題，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順利進行創造了條件。因此，政府以優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符合改革和穩定的需要。由于受到國內經濟條件的制約，政府已經對FDI產生相當強的依賴。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國家維持這種國際收支格局是由其可獲得的收益與其付出的成本所決定的。國家維持這種國際收支格局可得到的直接收益包括出口過剩產品獲得外匯、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間接收益包括拉動經濟增長創造的就業機會、帶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優化國內微觀經濟主體結構等。而為維持這種格局的顯性成本包括外商直接投資因優惠政策所獲取的高額利潤、外匯儲備因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損失，隱性成本因匯率扭曲所造成的資源浪費和效率損失。假定間接收益與隱性成本保持不變，我們考察直接收益和顯性成本可以看到，一方面，由于外匯儲備結構以美元為主，投資的也主要是美國國庫券和美國國債，大幅增加的外匯儲備隨著美元不斷的貶值和美元利率的連續下調損失巨大，雖然經常項目持續增長，但相對于巨額外匯儲備的貶值和投資收益的減少，增長的經常項目差額是比較小的；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引資政策非常寬松，過多的甚至是惡性競爭式的優惠政策導致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很高。Hale(2003)的研究表明，美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為這些公司帶來的收益比他們在任何其它發展中國家得到的收益更多。據余永定(2003)測算，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收益率約為13％，遠高于我國投資美國國庫券約3％的收益率。

不過由于漸進改革還在繼續，國內經濟總需求不足的狀況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對FDI的依賴依然很強。如果人民幣在國內經濟條件不成熟時盲目大幅升值或放開匯率自由浮動，很可能造成中國的通貨緊縮、國際直接投資減少、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并帶來財政赤字、失業壓力等許多問題，這對中國而言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二)利率市場化的同時要注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改革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市場出清的價格必定會引起效率損失。在官方壓制利率的情況下，我國的資金市場始終呈現出超額的貨幣需求，這說明資金市場未出清，那么必然導致效率損失。在現實中這種效率損失就主要體現為銀行的不良貸款。

國內經濟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要實現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徹底改變，就必須實現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這就要求利率必須能夠充分實現其價格信號的作用，引導資金的高效率配置。這就是麥金農等在金融深化論中所提到的核心問題――利率市場化。

不過市場化的利率要想充分起到價格信號作用和有效配置資源，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微觀經濟主體必須對利率敏感。在當前體制下，占有70％以上金融資源的微觀經濟主體仍然是國有經濟部門，它們對利率是很不敏感的，這就意味著只要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法律環境不健全、政府職能不轉變，利率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所以在實施利率市場化的同

時，注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改革是相當重要的。

(三)資本流動管制必須循序漸進

雖然國際資本流動是利率和匯率共同調節經濟均衡的基本條件之一，但在國內經濟矛盾還未有效消除的情況下，對資本流動管制的放松必須循序漸進，不可放松得過快。這是因為人民幣在未來仍存在貶值的可能性，一旦發生持續的大規模資本外逃，后果將是災難性的，對此我們必須有高度的防范意識。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

1　銀行不良資產是人民幣可能貶值的最主要因素。樊綱(1999)的研究認為包括政府最終負責的債務和銀行壞債等隱性債務之后所得到的“國家綜合負債率”已達到50％左右。花旗集團2002年的研究更是認為中國政府的“或然性負債”高達11萬億人民幣，相當于當年GDP的114.9％。其中銀行重組的估價成本為45000億元，社保基金的估計成本為25000億元，僅此兩項就占到GDP的73％，而當年累計的公共債務和外債分別為15500億元和15000億元，分別占GDP的16.2％和15.6％，另外還包括其它債務共9700億元，占GDP的10.1％。

由于包括社保基金在內的其它各項債務基本可控，那么最嚴重的問題仍在于國有銀行體系。其巨大的不良資產規模存量與不斷新生的不良資產增量是國家最大的隱性債務來源。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以上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和軟約束貸款。我們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國有經濟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就是必需的，那么在未來，新的政策性不良貸款的產生也是不可避免的(趙鵬，2000)。

2001年后貸款規模急劇增長證實了以上觀點。為拉動經濟增長解決就業問題，政府放松了金融貨幣政策，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對投資的饑渴導致了新一輪的貸款規模迅猛增長。而由于新增貸款主要集中房地產、汽車、鋼鐵等基礎設施和重化工業，重復建設也相當嚴重，而國內消費需求卻無法有效啟動，所以未來的產能過剩很可能導致新一批銀行不良資產的積累。要想根治銀行不良資產問題，需要從制度改革的層面去考慮。總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體系改革的滯后導致的國有銀行體系內金融風險的不斷積累是人民幣未來貶值的最大壓力。

2　投資過熱帶來的生產過剩也會促使人民幣貶值。中國經濟從2003年開始的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為比較明顯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我們知道投資具有兩重性，它是當期的需求，下一期的供給。如果沒有最終消費來吸收本期投資所供給的產品，就會在下一期出現進一步的生產過剩。如果不斷地以下一期投資來消化上一期投資所形成的供給，那么在缺乏最終消費的情況下必然會出現泡沫并最終導致經濟崩潰。由于在多種原因的制約下，中國國內消費需求仍然不足，并且隨著中國加入WTO后貿易壁壘的減少，快速增長的進口會進一步壓縮國內總供給的有效需求，因此投資過熱很可能帶來新一輪生產過剩。如果國內總需求無法同步增長，生產過剩會導致通貨緊縮和國內物價水平的下降，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升值預期將可能發生逆轉。

三、結論

構建起一個完善的、有效率的、有助于調節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資金價格體系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因為資金價格體系改革牽涉到經濟的方方面面，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增加農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健全社保制度等等。同時，資金價格體系改革在相當程度上又取決于其它方面改革的突破，例如國有企業改革、國有銀行體系改革、政府職能的轉變。這些問題錯綜復雜，都需要系統的研究和解決，在此不再贅述。

國內經濟走向范文第4篇

在這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鄭曉東無疑是處于金字塔頂尖的那一批富人，他們大多在改革開放初期第一批下海經商，現在大都四五十歲，面臨“干不動”和“交班”的憂慮。

過去，源源不斷的資本流入推高了中國的資產價格，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人們傾向于拿人民幣資產。如今，他們開始擔心投資的回報率和財富安全，紛紛把手中的人民幣資產拋售，換成美元資產。

看淡國內經濟前景

為何資本撤離中國？這背后的情況很復雜，鄭曉東選擇在此時投資美國資產的原因很簡單，“看衰國內經濟增長前景”。鄭曉東一臉鄭重地告訴記者：“一旦情況不好，立馬撤。”

胡潤百富榜創始人胡潤的觀點是，中國的富人正在尋求讓自己的財富多樣化，他觀察到中國的企業家正在投資商業房地產和股票，并在房地產領域進行個人投資，主要是在美國和香港，他認為未來10年可能將繼續保持這一趨勢。

資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或許可以歸咎于中國企業家正在走向海外，跨境投資活動增多。今年浙江一位私人企業老板關閉了國內的工廠，轉而投資加拿大一家上市公司，一位外資銀行家給這位私企老板提供了咨詢服務，他對《新財經》表示：“他在國內市場不好掙錢，相比而言，國外的經營環境和資產都比較便宜，有合適的利潤空間和投資價值。”

上述人士告訴記者：“企業是哪個地方便宜、有利可圖就去哪里，民營企業關閉潮早已有，而一些大的跨國企業也在撤離，背后的原因，比如投資環境惡化，人力、物流和隱形成本在上升，都在挑戰企業利潤。”

這位人士認為，過去中國經濟依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很多企業賣的是海外市場，原本就是微利，一旦海外市場疲軟，沒有稅收優勢、產業無法成功升級，就只剩下關門一條路。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負面影響已經體現在今年上半年銀行的財務表現上。

數據說明現實的險峻，中國銀行業形勢已經從年初的“暴利”走向“危險”境地。根據8月15日中國銀監會公布的數據，中國內地商業銀行第二季度不良貸款余額4564億元人民幣，按季增加182億元。其間，不良貸款率維持首季0.9%，凈息差按季收窄0.1％～2.7%。

在一些富人和企業家想辦法把資金轉移到海外的同時，一些境外投資者也正在將資金抽離中國。

今年3月至今，美國消費品巨頭佳頓、卡特彼勒等世界500強企業將部分產品從中國代工企業撤走；福特汽車公司將1.2萬個工作崗位從中國和墨西哥遷回美國；星巴克把陶瓷杯制造從中國撤回到美國中西部；7月18日，體育服裝巨頭阿迪達斯宣布關閉在華的唯一全資工廠。

鄭曉東分析道：“現在避險需求明顯，出于風險多元化控制的考慮，資金將會流入安全的環境。這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面臨的問題，現在資金都在從新興市場流回美國。”

專家分析認為，中國過去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強大的出口能力和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優勢還在，只不過中國的這些優勢正在逐漸消失。商家轉移資產是為了控制風險，降低成本，使利潤率不下降。”鄭曉東說：“今年5%的企業撤走不做了，明年可能是10%，后年也許30%，到時你會發現突然某一天就到一個經濟無法忍受的極限了。”

對美元需求強烈

外匯占款數額變動可窺見資金流動的方向性變化。外匯占款是衡量中國境外資本流入、流出的一個重要指標，流入內地的外匯會被賣給央行。

8月14日央行的數據顯示，7月中國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占款余額較上月減少人民幣38億元，約合5.97億美元。自從去年四季度起，中國外匯占款即告別月均2000多億元的持續高增長時代，進入到低增長甚至負增長階段。

《華爾街日報》的Tom Orlik發現，過去10個月，中資銀行有5個月成為美元的凈賣出方，在此期間，企業結匯數量僅達到人民幣1450億元，大大少于通過貿易順差流入中國的外匯結余，相當于人民幣9050億元。有市場分析人士認為，外匯占款持續減少的背后，是因為一些外貿企業減少了與中資商業銀行的結售匯活動。

衡量資本流入、流出的另一個指標是匯率變動。而在美元走強、人民幣持續貶值的背后，是企業對中國經濟前景憂慮的表現。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2012年8月15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6.3482，再創年內新低，貶值趨勢持續。而剛剛過去的二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已經跌了0.88%，創下自1994年以來的貶值最大值。

分析公開數據可以看出，中國2011年的10月、11月和12月，2012年的1月、4月、5月和7月的資金流出尤為突出，引發市場對于國內經濟和人民幣國際化前景的憂慮。

花旗銀行(Citibank)外匯策略師賀偉晟認為，隨著人民幣繼續貶值，企業選擇持有美元的這個趨勢在未來幾個月不會改變。盡管央行一直在外匯市場上抑制貶值趨勢，但不少市場人士判斷人民幣對美元貶值還將持續。大唐電信集團總會計師接受《新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企業在海外市場都直接向銀行貸美元，盡量不拿人民幣，“美元在升值，企業當然更愿意拿著美元資產，大型的跨國企業對資金的管理尤其嚴格。”

“這是趨勢性的變化，出口企業向來愿意拿預期升值的貨幣。”鄭曉東擔心信貸和房產泡沫可能即將到來，語氣異常沉重的背后，是不愿意離開的真實愿望。“中國經濟的問題很多，結構性難題恐怕短期內也不大可能解決。”

國內經濟走向范文第5篇

【關鍵詞】國際經濟貿易 貿易戰略 趨勢

一、前言

在不斷變化的世界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應及時促進政策和制度的完善，運用科學的制度來促進我國國內市場經濟的前進，在科學的制度保障下，要將我國的國際貿易經濟結構進行優化。另一方面，要想使我國能夠得到不斷的經濟進步和發展，必須加強同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將其他國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學習，并結合自身實際，將其進行完善，在學習其他國家技術的基礎上提高我國的科研能力和水平，運用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來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積極發展。

二、我國國際經濟貿易發展中遇到的困難

（一）落后于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步伐

伴隨著不斷加快的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我國在進行國際貿易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受到世界市場貿易走向的嚴重影響。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促使我國的國內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然而仍然無法徹底改變我國傳統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貿易發展的步伐，使我國經濟貿易的發展嚴重落后于世界經濟貿易。同時，在較開放的世界經濟市場當中，為了能夠取得更快更好的發展，在進行國際經濟貿易的過程中要采取積極的發展態度，并采用積極的發展方式，將更方面的資金和技術等條件進行充分的調動和利用，促使資源實現優化配置。

（二）無法確定國內經濟產業發展趨勢

伴隨著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出現了越來越明確的世界市場分工和更加自由的經濟貿易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極大的擴大了經濟全球化涉及的范圍，導致當今世界中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參加到世界經濟貿易市場當中來。不斷加強的經濟全球化深度，導致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現狀會對我國的國內市場發展產生嚴重的影響。國際市場當中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各種貿易壓力，我國在促進自身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時候無法避免的產生了一定矛盾，其中包括促進最優化在世界資源配置中的實現和對國內經濟市場發展進行保護之間的矛盾。同時，區域化的經濟發展趨勢出現在了國際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這是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另一種影響。近年來，我國為了能夠提高自身在國際經濟市場當中的競爭力，不斷提高自身企業的技術和科學水平，同其他科技國家加強了交流與合作，從而加強貿易關系，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促進共同發展在區域化中得以實現。然而，相應的經濟矛盾也會隨之產生，因此現階段，我國必須促進貿易經濟優勢在我國企業中的體現。

三、我國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戰略方向

我國是資源和人口大國，在發展國際經濟貿易的過程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始終是我國最重要的優勢。然而現階段重大的變化發生在國際經濟貿易市場當中，這是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不斷加深的影響而導致的結果。現階段主導地位在市場當中的體現主要是知識產業。所以，我國在促進發展國際經濟貿易的過程中，必須優化和調整現階段的產業結構，并結合實際，充分考慮現階段我國企業在市場當中的發展形勢，促進對全新的貿易發展戰略的探索。

（一）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不斷發展

高新技術產業的不斷發展是我國企業綜合能力提高的基礎，也是我國企業在世界經濟市場中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條件，還要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聯系進行協調。同時，由于近年來出現了國際經濟區域化發展的趨勢，我國應充分利用這一便利條件來促進和發展本國的國際經濟貿易，加強同區域內國家的合作，將他國的先進技術進行充分的學習和掌握，并結合本國實際，對技術實行創新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夠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當中的競爭能力，同時有利于貿易形勢的豐富。

（二）促進國際經濟貿易法律體系的完善

我國在進行國際經濟貿易的過程中要能夠建立科學和完善的法律體系，才能夠對我國企業進行保護，促進公平性在國際市場經濟貿易活動中的體現。所以，相關的法律政策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這些法律和政策要能夠有效的針對國際經濟貿易，將我國企業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提高國際市場中各項經濟貿易活動能夠公平進行，減少其他國家在進行經濟貿易的過程中侵犯和損害我國的正當權益。

四、結論

伴隨著科學和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各國之間的經濟都取得了飛快的進步，為了促進可持續發展，我國積極加入到了世界經濟的市場競爭當中。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我國國內企業要面臨越來越激烈的世界市場競爭環境。然而我國要積極抓住挑戰和機遇，跟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在促進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加強同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努力學習先進技術，并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將其進行創新和完善，用技術的進步來提高我國企業在世界市場當中的競爭實力。

參考文獻：

[1]陳曦.國際經濟貿易發展趨勢與我國對外貿易戰略選擇[J]. 財經界（學術版），2014.

[2]陳曦.國際經濟貿易發展趨勢與我國對外貿易戰略選擇[J]. 財經界（學術版），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