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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鴻溝”是否越來越
今天,發展網絡經濟已不單純是一個信息技術的動作和商業模式選擇問題,而是適應國際經濟環境變化、融入全球經濟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的必然結果。網絡大潮雖經歷了波折,但仍迅猛地向我們涌來,它的巨大潛力已不容我們漠視。
在網絡推動經濟發生變革的關鍵時期,我們卻發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作為著名的IT評論家,胡泳曾指出,網絡經濟本身造成一些輸家也造就一些贏家。這種輸贏的差距表現在一個國家之外,就是國與國之間的技術進步與發展方面的鴻溝,而發展中國家就可能在種新的經濟秩序中輸掉所有的東西。
那么,作為世界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我們與世界發達國家的“數字鴻溝”到底有多深呢?
根據美國《僑報》發表的、關于中美兩國“數字化”程度比較的文章,截至2000年年中,中國的電腦擁有量為1590萬臺,平均每萬人88臺。同期美國的電腦擁有量為1.6億臺,平均每萬人擁有近5000臺,是中國每萬人擁有量的57倍。從1995年開始,一些學者就嘗試建立信息化指數模型來對信息化進行社會測度。據相關計算,2000年中國信息化指數達到145.3,而美國在1997年的指數就已達到了1006.9。
用好網絡關鍵在觀念
面對巨大的數字鴻溝,面對低谷中期待再爬坡的網絡經濟,我們現在該做些什么?這個問題正是這次會議探討和爭論的焦點。
來自南京的經濟學家盛曉白提出,縮小數字鴻溝,轉變觀念是首要之舉。他認為我們目前急需轉變的幾大觀念是數字觀念、時間觀念、創新觀念和風險觀念。
他認為,網絡經濟強調要快速反應,搶占先機。在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實力上,印度均不如中國,但正由于印度政府搶先對網絡經濟采取了積極扶持的政策,使印度無論在高速計算機還是軟件開發等關鍵領域上都領先于中。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創新與靈活性是企業的生命線。但迄今為止,中國網絡經濟的成就主要來自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與模仿。有人將中國的網絡比喻成“互抄網”,成千上萬個網站提供的內容大同小異。中國電腦市場國有品牌的占有率在提高,而技術含量并未提高。
盛曉白特別指出,在我國,對網絡經濟的態度有一種很不成熟的忽冷忽熱的感覺。網絡經濟興盛時,熱浪鋪天蓋地;網絡經濟低迷時,處處寒氣逼人。在美國則不同,無論網絡經濟是冷是熱,投資者的反應都比較冷靜。而正是這種風險觀念上的落差,導致了資本市場對網絡經濟發展的支持程度的不同。美國至今投入網絡經濟的風險投資超過400億美元,而中國這方面的投資全加起來,也不到40億元人民幣。
有專家認為,我們應利用目前網絡經濟正在低谷調整的時機,迅速提高網絡基礎建設的水平。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倪月菊介紹,目前美國為保持其網絡經濟“領頭羊”的地位,仍在不斷加大對網絡基礎設施的投入。其他發達國家同樣不甘落后,不完全統計,歐盟成員國目前每年投資信息產業280多億美元,日本每年投資約250億美元,韓國也制定了中期投資發展計劃,到2004年投資將達到4萬億韓元。
低谷中更顯政府力量
網絡崇尚自由,網絡帶給經濟的最大變化就是消除了時間空間的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還能做些什么?在這一點上,人們曾有很多模糊認識。這也因此成為本次會議討的焦點。
會上各方人士普遍認為,政府在網絡經濟發展與治理過程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為規范各利益主體經濟行為的政策、法律、規章制度都要由政府來制定。而政府在行使這些權力的時候,應依靠市場的力量,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基礎作用。
正像經濟學家烏家培指出的,那種認為隨著網絡經濟的發展,政府的作用會減弱的意見,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即使美國研究網絡經濟的經濟學家們,如保羅.克魯格曼也認為“大力倡導政府干預”是必要的,因為網絡經濟中還存在著很多市場失效的事例。何況在像中國這樣市場經濟發達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適度的政府干預就更為必要。
專家們對政府如何在網絡經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進行了廣泛的探討。他們認為首先政府要加大自身的改革,使其改造成一個適應性強、靈活、友好、采用新技術、不斷創新、業績驅動和負責任的政府。專家還提出,網絡經濟時代,應實行“政府讓權,企業接盤”。這里“政府讓權”是指按照“小政府”原則(機構小而效率高),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將本由政府承擔,但沒有現實財力支持或效率保證的部分公共責任,轉移給負責任的事業或企業分擔。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
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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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設計教育 實踐環節 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3)07(a)-0187-01
在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從市場上優秀的工業產品可以看出:設計教育的發展對經濟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本文從分析廣西柳州屬于廣西重要的區域文化和經濟中心的優勢,分析得出:由于大工業汽車零部件機械化生產的內部需求,急需大批的設計、生產、銷售、物流等創新應用型人才隊伍。創新設計教育中的實踐環節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就是我們設計教育者當今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1 設計實踐教學的現狀
1.1 設計實踐環節定位分析
隨著21世紀前10年的數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人類已生存在一個信息化迅速發展的社會環境中,已深刻改變著人類的學習和工作的生活方式。在此我們研究信息化背景下設計教育實踐環節人才的培養是有意義的,特別是針對研究以西部地區的實踐環節應用型本科人才的培養也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創新設計教育一直是擺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棘手問題。現今大學里的課程體系是設計教育教學知識和課程的最基本內容,而校企合作形成的產學研基地共建模式還沒有真正意義上全面推廣普及。
2013年初廣西柳州成為繼北京、上海后第三個汽車年產量超過170萬輛的城市,是中國第一個市區人均年生產汽車超過一輛,城市人均生產汽車最多的城市之一。“2011年2月16日上午,廣西柳州汽車城奠基暨上汽通用五菱轎車基地、東風柳汽商用車基地項目啟動儀式在柳州舉行。這將大力提高廣西汽車產業的資源集成能力,形成泛北部灣地區巨大的經濟圈,成為世界重要汽車生產基地行列。預計2015年底,該汽車城將形成百萬輛整車生產規模,實現工業產值1600億元。”廣西柳州目前有廣西科技大學(原廣西工學院與柳州醫學高等專科合并為廣西科技大學)、柳州職業技術學院、柳州高等專科學校等屈指可數的大學與職業院校,如何更好的為北部灣經濟發展帶、柳州汽車城提供智力支持、以及為廣西區域經濟培養更多合格的應用型人才,是擺在廣西區內各大院校特別是柳州高等院校面前共同探討的時代問題。
德國教育學家斯普朗格說過:“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傳授已有的東西,而是把人的創造力量誘導出來”。教育技術的東西可以傳授,而創造能力只能靠啟發和引導。通過對廣西區內的特別是柳州、桂林的設計教育教學資源的共享,提出設計工作坊以及研究室的策略,整合資源,擴大設計教育的影響力,對設計前沿的知識和信息進行交流和分享,來構建新的課程知識體系,使教育教學實踐環節成為一個動態的隨時代變化的實踐教學體系。
1.2 現代設計教育發展的使命
我國的設計教育處于模仿國外的設計教育體系,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是努力改變為建立國際上平齊發展的新學科,使中國的設計教育走出自己的特色和風格。為培養更多的優秀設計教育家和設計師做出努力,為經濟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現代設計教育對經濟的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在21世紀的今天,隨著國家十二五的規劃,高校的設計教育也面臨著深刻改革。現在正處在信息爆炸的社會,現代設計教育的發展,傳承了德國包豪斯的設計教育體系,從德國的包豪斯的教育理論和實踐從中獲得到所需要的information,使我們對現代設計教育有了更好的理論依據,即: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實踐三位一體的教育模式,利用這一模式充分行使到高校為社會服務的歷史使命。
2 設計教育的融合創新
2.1 設計教育在社會中的地位
進入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社會后,對于帶有工業化時代特征的設計教育,如何高質量的培養符合時代需要的創新型應用人才是設計教育對社會中設計行業的重大研究課題。總體來說:單個學科的教育落后于社會發展的進程,而落后社會發展的教育教學是要被歷史所淘汰的。設計教育在社會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不符合社會潮流的教育體制終究會被歷史所拋棄。
2.2 社會環境與設計教育的關系
從信息教育產業的成長和發展方面出發,強調信息教育產業在社會環境中的地位和作用。數字信息化下的實踐人才培養,應積極發揮社會環境以及數字信息化技術條件的優勢,整合資源使得設計實踐教學環節更加直接和活潑。國內環境要求我們要發展,必須改革設計教育適應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完善設計教育教學體系已經迫在眉睫,也是時代和社會發展的內在需要。
3 建構特色的設計教育體系
3.1 重視創新型人才培養
現在處于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今天,設計教育者和創新型設計師所面對科學技術與市場經濟的急劇變化,如果沒有很強的組織溝通和適應能力的話,沒有一套適應的實踐設計教育設計案例程序,那就對設計而言是紙上談兵。重視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設計師和設計教育者同樣重要,設計教育為培養更多的優秀設計師打好基礎,夯實其設計理論依據,為設計教育發展產生良好的互動作用。
3.2 設計教育的當代反思
在信息化背景下的時代,生產的目的是追求利潤與環境最大的達到和諧值。全球正處在數字信息社會發展的關鍵轉型期,開放包容一體化為主要特征。隨著全球數字信息化的進程加速,數字文化與數字技術正在從根本上改變著社會意識形態。在數字信息化下探討如何對設計基礎課實踐環節和數字信息技術的融合是急需解決的研究課題。
4 結語
我們應該把設計教育推向市場,讓市場來驗證設計人才是否合格。設計就是要解決矛盾,所以關鍵地方應該越細致,越具體越好。設計教育要多角度、多維度、深層次,發現定位矛盾,才能根本上解決設計教育實踐環節人才培養的瓶頸。
參考文獻
[1] 王偉軍.信息化管理理論與實踐[M].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關鍵詞:互聯網;經濟管理模式;企業;創新
一、傳統企業的管理現狀與互聯網技術
(一)傳統企業的經濟管理現狀
現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下,傳統企業經濟管理模式已經存在相當的弊端,由于我國傳統企業經濟思維模式還處在較為落后的階段,一直以一種老態化的形式在現代經濟社會中掙扎,雖然作出了人員管理上的一些變革,但是仍舊不能把握時代主流。并沒有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思路,企業管理模式的落后直接導致了企業經濟發展的滯后性。管理體制中缺乏年輕的活力思想,在企業經濟體制變革中形成了阻力。創新性的思維方式難以得到重視,但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日益嚴峻。如果還是依照這種老舊的經濟管理模式的話,企業就會很快被現代經濟發展的洪流所淘汰。第二點,企業管理模式中數字化營銷模式滯后,現如今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數字化營銷想要打開市場經濟環境,但是因為對于數字化營銷還停留在基礎階段,沒有深層次的融合網絡宣傳技術,就呈現出了數字化營銷套路落后的情況。數字化營銷是一種良好的企業營銷手段,但是在傳統企業的應用中,沒有與之配套的相應經濟管理體系,數字化營銷無法發揮出其真正的影響力。可謂是治標不治本。在營銷道路上雖然借鑒了國外的先進經濟營銷體系,但是在核心管理中卻還保持著傳統的管理模式。這就使得國內傳統企業的經濟日漸下滑。
(二)互聯網技術
互聯網技術是當前社會應用在各行各業,生活工作中的新型信息技術。在經濟方面,互聯網可以有效的調動信息經濟的發展,通過自身的信息傳遞交流性,對社會經濟起到了一個帶頭作用。同時在現階段的社會發展中,“互聯網+”作為一種互聯網的廣泛應用技術,已經和教育、經濟、生活所息息相關。互聯網通過它的強大計算能力,運行整個現代經濟模式,“淘寶”、“京東”新型互聯網營銷已經占據了現代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互聯網不僅可以提升企業對于現代經濟信息的敏感程度,同時也能夠發揮出互聯網所獨有的創新能力和巨大的信息生產力。當時網上經濟交易初見眉頭的時候,許多企業也保持觀望的態度,但是互聯網憑借著不可阻擋的勢頭一躍成為中國經濟產業的支柱,帶給了傳統企業融合變革的機會。在生產要素的配置與集成中互聯網能夠將創新深度融合進企業經濟管理模式中。
二、互聯網技術對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促進作用
在傳統企業經濟管理模式中引進互聯網技術,能夠有效的促進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和創新。互聯網通過其特有的信息傳遞技術,把企業產品信息與管理階層相結合起來,便捷化,創新化的管理。有助于促進企業完成由老舊的經濟管理模式轉型為新型的互聯網經濟管理模式。在目前國內頂尖的企業經濟管理體系中,互聯網作為重要因素被廣泛應用,不僅僅是阿里巴巴,騰訊這一類的電子商務型產業。互聯網設計了社會生活中各個方面的企業經營,在網絡上產品信息,吸收大量的有效促進意見,對產品的完善和銷售都有很大程度的幫助。同時對于企業文化而言,互聯網也能夠幫助企業打造相關企業文化,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和工作環境。企業文化是企業的原動力,也是企業經濟管理模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互聯網的信息聯播,向社會群眾宣傳企業文化,讓員工們也能夠了解到企業文化和學習企業文化。在這個過程中加強了內部管理的平衡性,積極調動了員工的生產工作熱情,這都是互聯網技術對于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積極促進。再一個通過銷售之后的產品效果調查,網上征求意見無疑是要便捷許多,從互聯網上對產品效果調查進行統一的數據收集管理,以此為基礎進行創新式的思維發散。打造新理念,新模式的互聯網經濟管理模式,推動企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跟上社會經濟的總方向。
三、互聯網技術在企業經濟管理模式中的應用
通過互聯網對企業產品,人力資源,營銷化管理以及數字化經銷的革新和改進。在企業產品方面可以充分的利用互聯網龐大的宣傳特點,對產品的生產、經銷產生一個量化的作用效果,擴大產品經銷思路,多樣化的創新生產。在人力資源方面要集中人才管理制度,通過互聯網招聘募集相關技術人才,集中管理和培養,為企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同時利用信息化便捷的互聯網對營銷管理模式進行改革創新。大數據背景下的企業數字化經銷可以通過互聯網技術繼續深入發展,要考慮到其中的便利性和數字化的基本特征。從互聯網的角度深入變革,推進企業經濟管理的不斷完善。
四、總結:
在互聯網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企業經濟管理體制變革離不開互聯網的幫助和融入,當代企業要熟練運用互聯網的創新特征深入探求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新方向。
參考文獻:
關鍵詞:數字出版;經濟特質;啟示
以互聯網、移動通訊、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興技術迅速普及,使出版業的生產模式、產品形態、傳播渠道出現深刻變化,網絡與數字化閱讀成為人們重要的媒介消費方式之一,出版業正經歷一個快速轉型期。數字出版不僅是當今傳媒業的新興領域,而且也是傳播學界關注的熱點。就數字出版經濟研究來說,當前從經濟學視角對數字出版傳播的特征和規律進行分析的研究還較少,對諸如數字革命是否改變了出版經濟的基本規則等關鍵性問題的研究較為匱乏。數字出版具有明顯的創新特質、外部經濟性、邊際效益遞增特征和復合經濟效應,這些特征對傳統理論框架有所突破,將為傳媒經濟理論注入新的內容。
一、數字出版經濟中存在激勵創新以追求競爭優勢的特殊機制
當前數字出版業成為世界出版產業變革的“前沿陣地”。據專家預測,到2020年,全球范圍內網絡出版的圖書銷售額將超過傳統出版的圖書①。隨著網絡及手機普及率的持續提升,中國數字出版產業的發展前景被普遍看好。有預測數據顯示,到2020年,中國網絡出版的銷售額將占到出版產業的50%;到2030年,90%的圖書都將出版網絡版本②。
然而,傳統出版向數字出版轉型的最大難題并不在于資金和技術問題,而在于能否把握數字出版的特質,探索發現其規律,勇于創新,進而建立起相應的商業模式。一種有效的經營模式才是一個企業或整個產業獲取經濟利益、贏得市場優勢的制勝法寶。當前在世界范圍內,數字出版行業的經營模式、盈利模式還有待繼續探索、創新。
經濟學家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經濟發展理論》中創造性地提出并闡釋了“創新理論”。熊彼特認為,創新(Innovation)不僅是新的,還要能帶來利潤;創新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是一種均衡被打破的過程③。經濟學家弗里曼也認為,創新就是新產品(思想)或新工藝的首次成功的商業化④。因此,創新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它是技術與市場交互作用的結果,具有強烈的商業利益驅動趨向。按照以上觀點,所謂技術創新,其實質是通過新的技術運用向市場提供新的、能帶來利潤的產品或服務。
網絡經濟、數字經濟是一種創新型經濟,創新機制是促使數字經濟不斷發展的動力源泉。在這種經濟環境中,企業將新技術、新創意、新思想轉化為新產品、新工藝,或實現組織創新、制度創新,形成自身核心競爭力,從而鎖定消費群體,通過路徑依賴贏取一定時期內的競爭優勢,實現占據市場優勢地位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繼起的創新又使持久的壟斷永不可能出現。因此,在數字出版經濟中不創新則亡,企業若不持續創新將難以為繼,企業的競爭優勢需要持續的創新來維系,而創新局面則依靠競爭來推進。
啟示一:數字出版的發展貴在創新,不應因循、拘泥于固定模式。
新媒體的發展貴在創新,而創新沒有固定模式甚至要求打破既定模式,所謂模式,多是出于研究、教學需要而進行的事后總結。中國出版業的數字化并非始自近年,而是已循著“印刷革命電子出版網絡出版復合出版”的歷程發展了數十年,以往的經驗和教訓表明,按照模式化的思維和方法來指導實踐,不是畫地為牢就是錯失良機。例如,我國長期依據載體模式來劃分出版業務,便出現了這樣的局面:音像產品萎縮音像出版社就完蛋,電子出版物被盜版電子出版社活不長,網絡出版沒有載體出版社沒法干,復合出版跨越載體出版社在觀望,數字出版日漸成為非出版機構的施展舞臺⑤。出版界應形成這樣的意識:即使數字出版形成了一些范式,也仍會不斷變化,因為數字出版的本質與核心就是革新原有出版業態。
二、數字出版經濟中邊際效益遞增規律的作用范圍擴大
所謂邊際效益遞增規律,即在經濟投入產出系統中,隨著投入的增加而邊際產出(邊際效益)呈遞增趨勢。傳統經濟形態中,當物質生產尚未達到一定經濟規模時,邊際效益遞增規律也是存在的。而在新興的網絡經濟、數字經濟中,信息資源具有可再生性和重復使用特性,它的成本不隨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從信息產品或服務的特點看,信息產品的沉淀(固定)成本高、復制成本低,這使得邊際成本趨向于零,而信息產品的共享程度越高、流行程度越廣,其價值就越大,從而形成銷售規模報酬。信息資源和信息商品的上述特征,使邊際效益遞增規律在數字出版經濟中的作用范圍更為寬廣,即由于數字環境下交易邊際成本遞減趨勢的存在和數字信息價值的累積增值及傳遞效應,使數字出版的邊際收益呈現規模遞增趨勢。
當然,在網絡經濟、數字經濟形態中,并非只有邊際效益遞增規律,當信息產品生產遇到技術方面等問題時也會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甚至為零或負的現象。新的經濟形態所改變的主要是邊際效益遞增或遞減規律發揮作用的范圍。
啟示二:在技術研發及內容資源的版權洽談、加工整合等數字出版的前期環節需加大投入,給予這些環節的活動主體以足夠的發展空間。
目前,許多IT企業看好數字出版市場,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成為數字內容資源的加工商、技術供應商和服務商:有的深層介入數字出版產業鏈核心環節,有的為傳統出版機構提供數字出版平臺,或為出版機構開展相關網絡服務。而中國傳統出版業已經在出版流程的多數環節實現了數字化技術的應用,一些出版機構的數字化進程更是走在前列,少數先行者已從中嘗到甜頭。如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旗下的易文網開展數字化信息服務、網絡出版業務,E-book的收費閱讀和“工具書在線”是其中的亮點;高等教育出版社建立的內容管理系統,將各種出版資源進行系統化管理,實現資源的社內共享和繼續利用,同時內容的結構化為在線信息服務提供了良好基礎。從政府層面來看,中華字庫工程、國家數字復合出版系統、國家知識資源數據庫出版工程、中華古籍全書數字化出版工程、數字版權保護技術研發工程等數字化出版工程正穩步推進,從中可見中國政府對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
三、數字出版經濟具有非常明顯的網絡外部性
數字出版的外部經濟性來源于網絡的組織系統性、數字信息流的交互性和信息基礎設施的長期壟斷性。反映信息網絡具有外部效應的梅特卡夫法則(Metcalfe Law)適用于數字出版經濟。梅特卡夫法則得名于計算機以太網的發明人梅特卡夫,這一法則表明網絡價值等于網絡節點數的平方,它概括了網絡的效益隨著網絡用戶的增加而呈指數增加這一基本價值定律,即經濟學所稱的“網絡效應”或“網絡外部性”。
互聯網為人類的出版活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傳播平臺和商務平臺。在一個網絡出版平臺上,用戶可以按照一對多、多對多的形式傳播信息,網絡用戶數量的增加使信息得以在更大范圍的用戶之間傳遞和共享,這不僅增加了信息本身的價值,而且提高了所有網絡用戶的效用,進而實現網絡出版平臺的各種潛在價值,提升網絡平臺的總效用。這種網絡外部性在數字開放存取出版、博客和網絡閱讀社區等多種數字出版傳播形式中均有體現。因此,梅特卡夫法則也適用于網絡條件下的出版經濟活動。梅特卡夫法則從一個方面說明數字出版傳播的邊際成本是遞減的:雖然數字出版的技術平臺搭建、數字出版產品前期研發的固定投入較大,但每新增一個用戶的成本,并不需要新的基礎設施投入,而且可以均攤原有投資成本,消費者越多,相對成本就越低。
啟示三:信息資源版權構成數字出版產業的核心價值體系;保障數字出版產業健康、穩定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實現著作權人利益、信息傳播以及公眾利益的平衡。
在數字媒介社會中,知識、信息共享程度的提升,有利于社會發展和進步。現代社會制度強調效率和公平的結合,在“版權保護”與“合理使用”的矛盾之間需要尋找到平衡點。版權,是出版界最為關注的焦點之一,但目前數字版權體系的發展現狀并不盡如人意。一方面,新環境下數字版權制度發展的滯后,將直接導致數字出版內容的缺失,從根本上阻礙數字出版產業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在數字出版技術領域,各企業之間缺少溝通與協作,技術資源無法通過有效競合實現優化提升,而數字版權制度的發展也沒有與數字技術的發展保持同步,導致某些技術廠商成為多種角色的承擔者,既是數據制作商、技術開發商,同時也是內容整合商及銷售商,這樣既增加了企業各項成本,也不利于企業自身保持技術領先優勢,更不利于數字出版產業整體發展。完善數字出版行業規則和數字版權制度、健全基于數字版權的著作權委托組織是目前亟須解決的問題。
四、數字出版經濟中存在反映優劣勢強烈反差的馬太效應
所謂馬太效應(Matthews Effect),簡言之,即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馬太效應得名于《新約全書·馬太福音》中的一句話:“因為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數字出版經濟是以數字化信息流為核心,信息流組織與支配商流、資金流、物流、技術流、人才流的新興出版經濟形態。而在信息流產生的活動中,由于人們的心理反應和行為慣性,在一定條件下,優勢或劣勢一旦顯現,就會不斷加強且自行強化,出現滾動的累積效應。因此,在數字出版經濟發展過程的部分階段,極易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局面,甚至還可能發生強者統贏、勝者通吃的現象。由于互聯網的特性,后來者很難搶占先行者的市場份額。
盡管前文提到數字出版經濟中存在著激勵市場主體創新的特殊機制,但創新意味著“創造性的破壞”,意味著顛覆已有的均衡格局。而另一方面,對于最早的創新者而言,往往存在巨大的風險,對于源頭創新、高端創新和力求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自主創新來說,更是如此。因此,在網絡環境下,一旦某一領域形成較為穩定的市場格局,反映優劣勢強烈反差的馬太效應將在市場中發揮作用。就數字出版行業而言,如果數字出版機構在技術條件、收費模式等方面的問題都得以解決,并形成成熟的消費市場,那么消費者將逐步形成較為穩定的閱讀方式和消費習慣。而要讓一個穩定的消費群體改變較長時間形成的消費習慣,重新適應一套新的閱讀方式和消費習慣,則需要一個為時較長的過程。例如,由于一些出版機構的數字出版產品或業務項目在推行初期是免費的,現在出現一個令出版界頭疼的難題:如何讓讀者愿意為這些數字出版產品或服務付費。這正是互聯網環境下“耍猴經濟”所形容的一種境況,當“耍猴”表演在進行時,觀看者人頭攢動,熱情頗高,但當表演結束、開始收錢時,不少觀眾迅速散去。
啟示四:內容資源正向數字出版領域的少數優勢企業高度集中;數字出版企業惟有盡快建立差異化的商業模式,才能在市場上長久立足。
國內外數字出版業發展格局可印證這一趨勢。當前,亞馬遜和蘋果公司在國際數字出版領域具有領軍者的地位。而在發達的信息技術支持下,歐美傳統出版機構則率先涉足數字出版領域,在世界范圍內,施普林格出版集團(Springer Group)、里德·愛思唯爾集團(Reed Elsevier)、湯姆森集團(The Thomson Corporation)等以其龐大的傳統出版資源為基礎,對資源重新加工和整合,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平臺,發展數字出版業務,占據數字出版領域的優勢地位。同時,谷歌(Google)、維基百科(Wikipedia)等新媒體平臺也加入數字出版的行列,重新布局數字資源市場,給數字出版行業增添了更多變數。目前中國出版業總體市場和大部分細分市場是一種壟斷競爭市場,即競爭程度較大而壟斷程度相對較小的一種市場結構類型。中國傳統出版業的市場集中度低于西方國家出版業,但中國數字出版業的市場集中度相對較高。目前,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正在穩步轉型的大型出版機構專注于“整合內容”,方正阿帕比、書生公司等技術商采取“追逐內容”的策略,紅袖、起點中文等原創網站則注重“積累內容”,內容資源正加速向少數優勢企業集中。海量內容資源是數字出版行業實現規模生產的首要前提,在完成資源集中后,對數字內容的整合、組織、挖掘能力及內容傳播模式和服務能力將成為決定數字出版機構成敗的關鍵。因此,數字出版機構需盡快建立差異化的商業模式,惟有如此,才能在市場長久立足。
(吳赟,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編號:12CTQ015)、浙江省社科規劃“之年社科學者”課題(編號:11ZJQN050YB)、新聞出版總署重點科研項目(編號:C-8-1)的成果之一。
注釋:
①
②陳丹.出版業迎來數字時代 商業模式有待探索[N].中國改革報,2008-05-06.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③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