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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政策的利與弊范文第1篇

【關鍵詞】剖宮產率 剖宮產指征 社會因素

剖宮產術是處理高危妊娠和異常分娩、挽救孕產婦和圍產兒生命的有效手段。近年來，基層醫院剖宮產率的升高、剖宮產指征的放寬、無明確醫學指征剖宮產的增加，給患者和家庭帶來不利影響，本文對我院近10年剖宮產率和剖宮產指征進行分析，減少無指征剖宮產的比例，將剖宮產率控制在一個科學的水平。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0年1月至2009年12月，10年間我院分娩3408人，剖宮產1161人，年齡19～42歲，平均24.8歲。初產婦2550人，經產婦858人。孕周32+2～45周。

1.2 方法 統計各年剖宮產率和剖宮產指征的構成比，剖宮產指征按胎兒宮內窘迫、社會因素、相對性頭盆不稱、試產失敗、剖宮產史、胎位異常、妊娠合并癥、妊娠并發癥、其他9大類進行統計、分析其變化。

2 結果

2.1 2000年～2009年剖宮產率逐年上升，由2000年的26.2%上升到2009年的41.5%，見表1

表1 2000～2009年剖宮產情況比較

年份

總產婦數 剖宮產數 剖宮產率%

2000

286

75

26.2

2001

297

92

31.0

2002

310

106

34.2

2003

331

113

34.1

2004

388

131

33.8

2005

387

141

36.4

2006

371

123

33.2

2007

363

115

31.7

2008

350

130

37.1

2009

325

135

41.5

2.2 主要剖宮產指征的構成變化 2000年～到2002年剖宮產指征中胎兒宮內窘迫占第一位；2003～2005年相對性頭盆不稱有增多趨勢；2006～2009年社會因素明顯增加，由2000年的10.7%上升至2009年的31.1%。見表2

表2

2000～2009年剖宮產指征構成比

3 討論

3.1 剖宮產率升高的原因

從表1中可以看出近幾年來剖宮產率逐漸升高，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社會因素的干預，孕婦及家人不愿意胎兒有任何圍產期的缺氧及產傷的風險，對陰道分娩恐懼，缺乏正確認識和信心；其次，產科醫生為避免風險而動員產婦手術產，相對性頭盆不稱未予充分的試產，年輕醫師對難產處理經驗不足，剖宮產幾乎替代了臀助產；第三，由于晚婚晚育、長期避孕、營養加強，使高齡初產婦、巨大兒、珍貴兒出生率增加，這些都是導致剖宮產率升高的原因。

3.2 剖宮產指征的變更及原因

剖宮產指征中社會因素所占比例增高，社會因素即無明顯醫學指征，孕婦及家屬要求而行剖宮產術，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1）人們在分娩認識上的偏差，過分相信剖宮產術的安全性而強烈要求選擇剖宮產。（2）社會、經濟、文化背景影響分娩方式的選擇，有的孕婦為選擇吉日剖腹出生。（3）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優生優育的愿望更加強烈。（4）醫生對自然分娩的宣教不到位。（5）產科醫療糾紛和訴訟增加，產科醫務工作者從業壓力加大，產科醫生過分重視剖宮產，減少了陰道助產技術的學習訓練。

3.3 降低剖宮產率

計劃生育政策的利與弊范文第2篇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訝絲詰睦夏耆絲諍臀闖贍耆絲冢??叩母旱J肭崾脛兀?荒苛巳弧5?綣?頤強悸塹秸飭礁霾煌?炅渥櫚牟煌?納緇峋?錳卣鰨?頤薔突岱⑾鄭?夏耆絲諍臀闖贍耆絲誆⒉皇羌虻サ?: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騁諼闖贍耆絲詡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溝謀浠?肷緇峋?梅⒄怪?淶墓叵凳且恢指?畈憒蔚難芯浚??崾刮頤悄芨?既返匕鹽杖絲詒潿?蛻緇峋?梅⒄怪?淶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0～14歲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齡中位數20歲以下20～30歲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后，各國又采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汀H嗣嵌閱殼白芎蛻??實乃?街謁搗詛。?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三、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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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衛.1994.城市化、國內遷移和人口老化.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論文

杜亞軍.1988.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與就業問題.人口研究，(3)

.1985.社會學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韓良誠.1992.中國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國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亞洲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人口學刊,(3

計劃生育政策的利與弊范文第3篇

關鍵詞：初中政治；愉快教學法；應用

當前，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仍然處在以升學為目的、僵化的、應式教學模式上，教學方法單一，教師照本宣科，學生死記硬背。這樣的課堂教學盡管教師講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學生卻聽得枯燥無味，昏昏欲睡，課堂氣氛猶如一潭死水，教學效果不盡理想。那么，如何扭轉這種狀況呢？筆者在近年來的課改實踐中，努力轉變著自己的角色，積極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新的教學方法，特別是在教學中利用了愉快教學法，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收到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一、故事教學

中學生由于心理、生理等特點，對故事有著強烈的興趣，而書上的例子大多比較簡單，有的例子與學生的實際

生活相距較遠。對此，我進行了增補，精心選擇一些與教學內容相聯系的成語故事、幽默故事、真實故事（包括一些案例）等，有課前學生收集的，也有老師課前準備的，有時由學生講述，有時由老師言傳，形式、內容豐富多樣，充分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提高了學生學習思想品德的興趣。例如：在講《逆反心理》這一內容時，我講述了一個“浙江省金華市第四中學高二學生徐力殺母案件”，故事講完后，我組織學生展開討論，引起了學生深深的思考，由此學生對逆反心理危害的理解就水到渠成了。

二、比喻教學

要激發學生興趣，教師應善于積累資料素材，善于巧妙設計問題情境，采用多變的手法，調節學生胃口，使他們感覺每節課都是新的，從而配合教師的教學活動。如在“講法律的規范和保護作用”這一內容時，我講到了“鞋”與“腳”的關系，并講了個寓言：有一天，“腳”對“鞋”說：“你總是約束我，不讓我自由。”于是就把鞋扔掉一邊，腳獨自前行，并左踢右踹，結果被地上的玻璃劃破了一個大口子，最后，“腳”動也不動了。由此，同學們對“法律的規范和保護作用”理解得更透了。

三、活動教學

新課程標準要求，思想品德課要以學生為主體，以活動為載體，以育人為目標，要淡化老師說教，應充分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給學生創設最大的自由思維空間和表現機會，使其學習的積極性大大地提高，讓學生在充分參與中獲得知識、提高能力。在教學中，我經常采用自主學習、小組討論、小品表演、話劇、游戲等多種方法和形式，讓學生在做中學，樂中學。如在教《文明交往禮為先》時，讓學生以小品表演的形式，模擬星期日同學來我家做客的情景，學生在觀察小品的同時，思考這兩位表演者用了哪些禮貌用語？在態度、舉止上表現怎樣？平日你是怎么做的？在觀察、思考、反思中學生懂得了在交往中要語言文明、態度親和、舉止端莊。另外，為強化學生的道德意識、道德行為，我還適當組織學生搞一些社會調查、訪談等實踐活動，提高學生關心社會、服務社會的意識。

四、辯論教學

馬克思說：“真理是由爭議而確立的。”在思想品德教學中，恰當地組織學生進行辯論，不僅有利于開發學生的思維，而且有利于學生通過觀點的沖突博采眾長，開拓思維空間，增長才干。如在講八年級《網絡上的人際交往》時，我讓學生針對“中學生上網利與弊”這一話題，展開辯論，各自發表自己的觀點看法，現摘錄學生片語：A：“中學生上網可以收集資料，知道更多信息，好處多多。”B：“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何樂而不為？”C：“網絡給人們帶來虛假、欺騙、誘惑，多少少年因迷戀上網荒廢學業？多少少女因網絡被騙情感？”思想的對峙，觀念的碰撞，辯論的尖銳無不昭示著學生的智慧。通過辯論，學生明白事物是辯證的，一件事物或一件事情有其利必有其弊，要學會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發點去看待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作出正確的選擇。可見，辯論不僅培養了學生的是非辨別能力，同時也增強了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真可謂一舉多得。

五、多媒體教學

現代多媒體教學設備的引入，改變了傳統的教師“講課”，學生“聽講”這種單一的教學模式，它以圖文并茂、聲像俱佳、動靜相融的表現形式，把學生帶入一種心曠神怡的境界，有身臨其境之感，有利于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有效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和效果。如在教學九年級《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時，我播放了《別擠了》（錄制的是中央電視臺的“廣而告知”節目），學生們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眾多的乘客你推我攘地擠上公共汽車的場面時，情不自禁地說：“人太多了”。此時，教師點撥說：“大家都看到我國人口的特點之一就是多，這么多人在全國是怎樣分布的？我國在人口方面的基本國策是什么？這些都是我們這節課要學習的問題。”學生很自然地將注意力集中到本課學習的重點上來。又如在講《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時，首先播放DVD，讓學生欣賞一幅生動畫面，聆聽歌曲《春天的故事》，然后再結合歌詞內容，充滿激情地向學生講述深圳那空前的改革舉措，讓學生有身臨其境之感，從感性上體會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正確性。這樣輕松自然地把理論轉化為認知，使學生進入最佳的學習境界，從而提高了課堂教學質量和效果。

計劃生育政策的利與弊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危重患者；院前轉運；風險

[中圖分類號] R459.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5）01（b）-0148-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about severe patientsin pre-hospital transpor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4， 341 severe patients of pre-hospital transport in Ji'nan Emergency Center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The age of the 341 severe patients was from 15 to 83 years old， the average was （48.6±6.96） years old. During transport， 56 cases were rescued， accounting for 16.42%. 2 patients died and 1 case happened medical disputes. Conclusion Before transport should assess transferring condition， conduct medical treatment and effective psychological prevention. During transport should strictly observe patient's condition， find the processing problems in time， then the risk of transport can be reduced. The success rate of transport can be improved. The occurrence of medical disputes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Key words] Severe patients； Pre-hospital transport； Risk

院前醫療急救（以下簡稱“院前急救”）是指由急救中心（站）和承擔院前醫療急救任務的網絡醫院按照統一指揮調度，于患者送達醫療機構救治前，在醫療機構外開展的以現場搶救、轉運途中緊急救治以及監護為主的醫療活動[1]。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生命與健康愈加重視，患者及其家屬對院前急救提供的醫療質量、出診數量和裝備要求都在不斷地提高。為患者提供迅速有效的搶救措施，維持患者生命體征的穩定，以最快的速度將患者轉運至醫院，是院前急救的目的。院前急救反應國家及社會對重大傷害疾病應急能力及公民的品格能力，反映公民對疾病的自我急救和急助他人的知識和能力，它是現代急救醫療體系的重要標志[2]。如何為患者，尤其是急危重癥患者提供安全高質轉運是院前醫療急救工作中的重點研究課題之一。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1月～2014年1月由濟南市急救中心出診進行院前急救的危重患者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

1.2 方法

采用回顧性研究法，對入選危重患者資料進行整理統計，分析危重患者院前轉運時的風險因素，探索規避風險的防范措施。通過Excel建立數據庫，采用描述性統計。

2 結果

院前轉運的341例危重患者，男175例，占51.3%；女166例，占48.7%。年齡15～83歲，平均（48.6±6.96）歲。15～60歲249人，占73%；>60歲92人，占27%。疾病種類：各類休克70例，呼吸衰竭68例，腦血管意外53例，各種中毒28例，心力衰竭27例，急性心肌梗死25例，腦外傷20例，腎功能衰竭18例，惡性心律失常17例，其他15例。從外地醫療機構轉回市內的有156例，由市內醫療機構轉出外地的有182例，其他3例，其中50～100 km的200例，>100 km的47例。在轉運過程中，患者病情發生變化的56例（占16.42%），其中發生休克加重的16例，血壓升高的9例，外傷出血加重的7例，呼吸衰竭加重的10例，惡性心律失常的9例，呼吸、心跳驟停的5例。其中，死亡2例，醫療糾紛1起。

3 討論

3.1 客觀環境的變化導致患者的病情變化

因為客觀環境的多變性和不穩定性，急救人員在急救現場，對危重患者只能進行初步的病情判斷、簡要的病史詢問、簡單可操作的體格檢查，而沒有充分的時間進行病情評估和處理[3]。尤其在轉運途中，路途遙遠、交通阻塞、緊急剎車、路況差、車輛顛簸，都可使轉運時間延長，甚至引起患者的繼發損傷，患者的病情可能會發生突然變化，如血壓不穩定、休克加重、出血量增加、神志不清、心律失常，甚至出現呼吸、心跳驟停，也可能造成護士靜脈穿刺成功率降低、輸液器脫落、心電監護設備信號不穩定等情況。此外，在戶外溫度較低時，心電圖儀、血糖儀、監護儀的靈敏度也均會受影響，使轉運途中醫療風險的發生率明顯增加。

3.2 急救人員素質和技術水平的差異造成對患者進行醫療急救效果不同

由于急救人員的學歷和經歷高低不齊、心理素質和應變能力有強有弱、基礎知識和醫療水平有限、對全科醫學和復雜問題的掌握度有差異、對戶外環境中病情變化預測經驗不同、與患者及家屬的溝通技巧存在差異、工作責任心、專注力不同，最終導致在轉運途中對患者病情的觀察、判斷和控制的效果不同。

3.3 救護車內空間及急救藥品數量的限制導致對患者的搶救時間難以持續

因救護車空間的局限性，導致車載的急救設備、藥品種類、藥品數量、桶裝氧氣數量相應受限。例如在院外急救時，如病情需氧量大，對給氧濃度需求高，而轉運路途遙遠時，很難保證足量氧氣供應，因而影響病情，給搶救工作帶來困難。醫護人員配置不足，功過強度大是造成患者不能及時轉運的主要原因[4]。而救護車狹窄的活動空間，直接限制人員配備，對于途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復雜的病情變化支持受限，對病情加重、發生呼吸、心跳驟停的患者，難以進行持續有效的搶救。

3.4 通訊設備的配備不齊全或信號不穩定，可能影響長途轉運患者轉運成功率

通訊設備的配備非常重要。如果途中遇到堵車，導致轉運時間延長，車載物資不足，這時需要用手機聯系就近的急救中心增援、補給。此外救護車輛在陌生路徑別是在大霧天氣時容易迷路，因此，如果車載電話、GPS定位系統、導航儀等設備配備不到位，將降低搶救效率[5]。

3.5 傳染性疾病對轉運的影響

現場救護應激性強，對潛在的傳染病患者及家屬無法做到有效的消毒隔離處置，醫護人員、駕駛員、甚至患者與患者之間易發生交叉感染。

3.6 轉運路途較遠導致患者的心理變化

轉運途中，患者除了要面對病痛和持續治療，還會對轉運后的治療效果和轉運所帶來的經濟負擔進行思考，在適應陌生環境之外還會對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意外狀況擔心，天氣原因也不可忽視，例如下雨、下雪、大霧等天氣，容易造成交通堵塞，患者及家屬求治心迫切[6]，對患者心理造成壓力，加重病情，使醫患關系矛盾加劇，醫療風險加劇。

4 體會

4.1 規范120調度人員接聽電話行為，提高派車成功率

呼救者往往因為缺乏醫學判斷的經驗和急救常識而出現急躁、慌亂的情緒，所以在調度員接到呼救電話時，首先應做到態度平和、思路清晰、耐心交流、語速適中，快速準確地采集并記錄患者的姓名、性別、年齡、具體急救地點、接車地點及附近標志性建筑、報警者的聯系電話、患者數量、主要癥狀、有無特殊需要等信息，以就近、就急的原則選派急救半徑內的急救人員。并可根據患者的病情，調派專科醫生出診，提醒隨車人員即時增減急救設備、藥品和儀器。在危急重癥搶救現場和轉運途中，可以調派各科專家，利用遠程監護系統為患者進行專科指導和會診，以增加轉運的針對性和安全性，提高搶救成功率。

4.2 尊重患者及家屬知情權

在轉運前必須向患者及其家屬進行轉運風險的告知，講明大致路途長度、路況、預計到達時間、途中所需醫療設備及救治措施、轉運途中可能發生的病情變化和相應的處理，明確轉運的利與弊，要求患者及家屬認真閱讀正式的轉運協議書并簽字。將已有的醫療記錄如門診病歷、化驗單、影像學檢查單、心電圖等資料以及患者門診卡、醫保卡一起隨車帶走。醫護人員應對患者進行轉運前心理輔導，安撫患者緊張情緒，鼓勵其面對治療的信心。

4.3 轉運前制訂詳細轉運風險預案，降低醫療風險

據統計，院前急救所轉運的患者中，需現場立即進行搶救的急危重癥患者占5%～15%，濟南市急救中心占到16.42%[7]。對于院前急救工作，醫療風險無處不在，醫療機構在目前的安全技術與管理下，完全杜絕醫療風險難以做到。但研究表明，盡管醫療風險難以杜絕，但大多數醫療不安全事件都可事先預防[8]。所以危重患者轉運前，應認真評估病情，制訂轉運計劃。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加以防范，降低風險發生率。根據患者的病情采用相應的急救處置，如給予氧氣吸入、建立靜脈通道、檢測血壓、血糖、血氧飽和度、并持續心電監護，必要時可做紙質心電圖留檔；對于外傷患者應先進行止血包扎與固定；對于情緒異常、躁動不安的患者應提前使用固定帶妥善制動四肢，并用軟墊對軟組織進行保護，以免在搬運過程中造成誤傷；應根據病情使用相應的急救藥品，以減輕患者的癥狀，穩定生命體征，即使暫不需用藥，也應建立至少一條靜脈通道，維持滴注生理鹽水備用；出發前必須再次檢查尿管或胃管以及呼吸機管路的暢通，避免因搬運造成的脫管，并關注患者神情和情緒變化。

4.4 轉運途中重視患者病情觀察，根據患者病情變化，做好必要的治療措施

轉運途中，對所有的危重患者都需建立至少一條有效的靜脈通道，以便及時進行藥物治療；保證治療管路和監護儀線路正常運轉，細致觀察、精力集中，密切監測患者的神志、生命體征和血氧飽和度；妥善連接并安置輸氧管，調整合適氧流量；因懸掛輸液袋的高度變化和救護車車體運動，往往引起輸液時滴速的變化，護士應隨時觀察和調整輸液速度、及時更換輸液袋；注意輸氧管、輸液管、導尿管、胃管、負壓吸引管等是否通暢無壓迫；車輛顛簸，往往引起咳痰量增多，醫護人員應隨時觀察痰液量，必要時吸痰；對脊柱損傷的患者，應先用長脊板進行固定，再將長脊板固定于上車式擔架上，避免脊柱的二次損傷；對頸椎損傷的患者則須用頸托及頭部固定器固定患者的頭部，醫生與患者交流時應位于患者的順目位，減少患者做頸部運動的可能；對路途遠、轉運時間長的患者可留置尿管并記錄尿量；對神智不清的患者，應將頭部偏向一側，防止因嘔吐引起的誤吸；對躁動不愿合作的患者，除使用鎮靜劑外，可用四肢約束帶固定，并在骨隆凸部位放置軟墊，保護軟組織；若病情出現變化應及時采取積極有效的搶救措施，當患者突發呼吸心跳驟停，應立即行CPR心肺復蘇術，必要時可行氣管插管術[8]。

時刻注意保持車內清潔衛生，為患者及家屬創造舒適可靠的治療環境。醫護人員在面對患者時應目光柔和，語氣鎮靜，主動為患者介紹車內環境和各設備用途、詢問舒適度，以減輕其緊張情緒，提高安全感。如遇患者或家屬有暈車、嘔吐現象，應及時提供污物袋、清理嘔吐物、并親切安慰。

4.5 做好院前院內的銜接工作

在將要抵達醫院時，隨車急救人員應及時聯系所送往醫院急診科的醫務人員，簡要說明初步診斷，囑其做好接車準備，可提前通知接診人員，讓實驗室、B超室、CT室、放射科等做好相應的檢查準備，為后續搶救贏得寶貴時間。

4.6 轉運后的車輛清潔消毒、維護及回訪工作

為了避免一些潛在疾病的傳染以及患者與家屬的交叉感染，每次急救轉運任務結束返回單位后，醫護人員要及時做好救護車內的消毒工作，更換一次性用品，傾倒醫療垃圾，嚴格按照消毒規范來進行消毒車內的儀器和設備。

急救物品的檢查和儀器的維護。隨時保證救護車上的急救設備、藥品、氧氣和耗材的充足和完好，每個班次在接班時應對車載設備進行檢查、清潔和維護，保證儀器電量充足；保證急救藥品和一次性用品無破損、無過期、無污染，發現問題應及時解決，每次出診后都要及時進行清潔消毒、整理和補充。

定期回訪。由于電話隨訪方法簡便、經濟及操作新好，被逐漸應用到患者延續性護理中[9]。對于轉運結束的病案，設置專職人員進行電話回訪，對患者轉院后的治療措施、效果、預后進行了解并記錄，對患者及其家屬進行滿意度調查。

4.7 醫務人員專業技能、心理素質、風險意識訓練

Kue等[10]研究表明，由專業人員進行轉送，嚴重不良事件的發生率相對較低。凡從事轉運危重患者的醫護人員，除掌握基礎急救知識和操作技能外，還必須定期接受專業急救項目培訓及考核，主要包括氣管插管術、心肺復蘇術、止血包扎術、體外除顫術、頸椎損傷的固定與搬運術等單項操作技能和集體配合技能；熟練掌握呼吸機、除顫儀、體外按壓器、吸痰器、碳氧檢測儀等急救設備的操作、調試、參數的選擇以及適應證和禁忌證等。并且利用模擬人和模擬病例進行不定期場景式模擬訓練。此外，駕駛員定期接受行車技能與安全培訓，擔架員接受搬運技巧、團隊配合技巧培訓。經過不斷地強化訓練、系統訓練，確保院前急救團隊能夠優質高效地完成救治任務。

院前急救是醫療風險發生率較高的領域[11]，是急診醫學體系的首個環節，患者具有起病急驟、病種復雜、不易判斷等特點，患者家屬對醫務人員期望高，戶外工作使急救人員體力消耗增大，急救人員在出診時處于精神緊張狀態。因此，院前急救工作者應具有健康的體魄、分秒必爭的急救意識、豐富的急救經驗、靈活的現場應變能力、較強的溝通技巧、迎難而上的奉獻精神和過硬的心理素質。

強化急救工作者的風險意識[8，11]。院前救護本身是特殊性質的醫療行為，無論從受理求救電話、啟動應急反應系統、奔赴目的地、現場救護、轉運途中、甚至抵達醫院現場交接等各個環節，都充滿風險與挑戰。并且急救者面對的患者年齡差異大，文化修養及社會角色不同，病情危重、緊急、復雜多變，稍有不慎可能會鑄成大錯。院前急救具有緊急性、高風險性、復雜性、高技術性、環境不穩定性和結果不確定性 ，院前急救人員應有針對性的接受防護教育，認真學習《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了解工作的高度風險性 ， 完善急救流程，提高預見能力，增強防范意識，做好自我保護。

4.8 爭取政府對急救中心的人力物力的扶持力度

急救中心是非營利性公益福利的醫療機構，其社會效益遠遠大于經濟效益，其付出要大大超過經濟收入，經濟水平也影響社會和專業人士對院外急救患者的評估[12]。各級政府應加大對急救中心的扶持力度，適當增加財政投入，設置相應的政策和專項資金，為救護車配備高級的救護設備和通訊設備，開設120綠色通道，提高救護車的整體質量，提升院前急救的救護能力。可以開展空中救護、水上救護，購買直升機、橡皮艇，這樣才能使院前急救體系的建設水平進一步提高。

綜上所述，危重患者遠程轉運是院前急救工作的重要環節，對擴大高水平醫院的救治范圍，搶救危重病患者生命有著重要意義[13]。隨著重大災害的頻繁發生，造成群死群傷的嚴重后果與醫院應急資源分配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在院前、院內急救鏈條中醫院急診服務體系在災害救治中占有主要的作用，建立醫院急診服務體系總的原則為整合醫療資源，優化管理模式，加強應急演練[14-15]。應盡快壯大急救隊伍，豐富急救資源，規范急救行為，推廣和完善院前急救體系建設，科學提高急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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