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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環境特征范文第1篇

一、 宏觀市場分析

1. 宏觀經濟環境分析

2. 宏觀社會環境分析

3. 宏觀政策環境分析

4. 宏觀經濟、社會、政策環境對辦公市場的影響

二、 辦公宏觀市場分析

1. 上海總體辦公市場分析

2. 行業宏觀發展態勢分析

三、 區域辦公市場特征分析

1. 區域概述

2. 供應、銷售（租賃）、空置分析

3. 銷售（租賃）價格分析

4. 產品特征分析

5. 主力客戶分析

6. 典型案例分析

四、 項目地脈研究

1. 項目地塊特質分析

2. 項目地塊周邊市政、規劃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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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項目初步定位建議

1. 初步市場定位建議

宏觀環境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內生績效；外生績效；產業環境；宏觀環境；資源；合作結構模式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7-0269-03

引言

本文力圖以企業戰略聯盟理論為基礎，初步探討中非中小企業的合作績效及其受哪些因素的影響，以促進雙方企業更好的開展合作，增加合作績效，規避合作風險，最大程度實現企業合作目標。

一、理論基礎及研究思路

1.合作績效。根據企業合作作用對象的差異，本文將中非中小型企業戰略合作績效分為內生績效和外生績效兩部分，并使用筆者所在課題組近年研究開發的內生績效、外生績效刻畫指標（李薇、龍勇，2010）進行分析。其中，外生績效（指企業的合作對企業外部或合作體外部所產生的績效）采用產業集中度、行業技術進步、競爭結構改善、社會資源節約等指標對其進行刻畫；而內生績效（指企業的合作產生對企業自身或合作體內部的產生的績效）采用利潤水平、盈利能力、創新能力、管理能力、對合作的滿意度等進行測量。

在以上對合作績效劃分的基礎上，我們仍然依照筆者課題組近幾年所開發的分析指標，分別從外生因素和內生因素兩個方面考慮影響中非企業合作績效的因素（李薇、龍勇，2010）。其中，對外生因素，我們擬從產業層面（即產業吸引力）、經濟體層面（即宏觀經濟狀況）兩方面建立刻畫指標；而內生因素則主要考慮企業內部資源特征。這里，鑒于筆者所在課題組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發現“企業合作結構模式”（李世清、龍勇，2010）對合作績效具有重要的影響，即可能存在對內生因素與合作績效關系的中介效應，所以本文也把其作為內生因素之一予以考慮。

2.產業競爭強度。本文使用波特的“五種競爭作用力”模型（邁克爾?波特，1997）所列舉的五個競爭力量，即產業競爭者、潛在進入者、替代品、供應商以及購買者，作為描述“產業競爭強度”的五個因素。本文認為這五種力量對企業的是否選擇進入某個行業尋找合作對象的決策有重要影響，即本文選用這五種力量作為對中非企業合作所面臨的產業吸引力進行刻畫的指標，并將其命名為產業競爭強度。這種分析也適應于非洲國家的市場狀況，具有普遍適用性。

3.宏觀環境特征。根據戰略管理理論，企業面臨的宏觀環境因素可以概括為政治和法律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和文化因素、技術因素等四類。而當前非洲國家的突出實際情況是，政治上部分國家政治環境仍較為復雜，各政黨派系斗爭依然激烈，社會治安較差，法制很不健全；經濟上多數國家仍主要依賴資源輸出，經濟結構單一，經濟基礎薄弱，社會就業率較低；技術上包括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術總體水平都還較低，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和主動性都還存在很大不足。因此，本文選擇政治和法律水平、經濟水平和技術水平三個指標對中非企業合作所面臨的的宏觀環境進行刻畫，并將其命名為投資環境指數。一般而言，企業面臨的宏觀環境越有利，投資環境指數越高，越有利于企業合作的進行。

4.資源特征。一般而言，資源穩定性程度會影響企業對合作結構模式的選擇（李世清、龍勇，2010）。在中非的中小企業進行合作的過程中，一般中方企業投入的多是相對先進的技術和較先進的管理水平，非方企業投入的多是具有優勢的市場營銷網絡和同當地政府的關系資源。顯然，這兩種類型資源穩定性并不相同，由此導致企業為獲取對方資源而選擇合作結構時可能會有不同的傾向。此外，因為不同資源對不同企業有不同的重要性，所以，在企業合作過程中，一方企業投入的資源不同時，對另一方企業則意味著獲得利用不同重要性資源的機會，雙方都會因此產生對對方所投入資源的不同態度及對伙伴企業重要性的不同評價，從而導致合作伙伴之間的關系風險不同，并產生不同的內生績效。

5.合作結構模式。目前對企業合作結構模式的分類多采用的是股權合作、契約合作兩種模式（李薇、龍勇，2011；李世清、龍勇，2010）；其中，股權合作的結構包括單邊持股、相互持股和合資企業三種模式，契約合作的結構則包括單邊契約、雙邊契約兩種模式。這里，契約合作的企業間關系緊密程度較低，合作組織較為松散，合作成員之間的關系不太正式，相應地合作各方的協調管理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而股權式合作要求組成具有法人地位的經濟實體，它的合作緊密程度較高，組織較為穩定，有利于企業獲取合作伙伴的先進知識和技術。本文根據這兩種不同合作結構模式所導致的不同合作緊密程度，作為描述合作結構模式變動的思路，即采用結構緊密程度來刻畫合作伙伴間關系的特征，其中，根據筆者所在課題組前期研究的描述方法，以下幾種合作結構模式的緊密程度依次增強：單邊契約、雙邊契約、單邊持股、雙邊持股、合資企業（李薇、龍勇，2011；李世清、龍勇，2010）。

在相關文獻分析的基礎上，以上對中非企業合作績效及其相關影響變量進行了概括分析。接下來本文將分別探討各變量對企業合作績效的直接影響，以及它們如何通過影響企業合作結構模式的選擇從而間接作用于內外合作績效，亦即研究企業合作結構模式在這其中發揮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假設和關系模型分析

1.產業競爭強度與中非中小企業間的合作結構模式。在非洲市場上，某個產業競爭強度越大，意味著該產業中的廠商數量越多，產業內的競爭也越激烈。對于中國企業來說，這意味著可以較容易地選擇不同非洲企業進行合作，即中國企業選擇和更換非洲企業進行合作的成本較低。所以，在產業競爭強度較大的非洲某個行業市場上，中方企業可以選擇結構較為松散的契約合作形式。反之，對于非洲中小企業而言，當它們所面臨的產業競爭較為激烈時，為借助中國企業的技術和管理優勢提高產品競爭力，獲取競爭優勢，它們更傾向于選擇結構較為穩定的股權式合作結構模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第一個假設：

H1a：非洲的某個產業競爭強度越大，中國企業在該非洲產業中與非洲中小企業進行合作時，越傾向于選擇較為松散的契約合作結構模式。

H1b：非洲的某個產業競爭強度越大，非洲中小企業在該非洲產業中與中國企業進行合作時，越傾向于選擇較為穩定的股權合作結構模式。

2.宏觀環境特征與合作結構模式。由于非洲國家的特殊國情，許多國家在對非投資和與當地企業進行合作過程中都會慎重考慮宏觀環境這一影響因素。在根據相關理論和非洲現實的基礎上，文中用投資環境指數來描述非洲國家宏觀環境特征，具體包括政治和法律因素、經濟因素和技術因素。當某一國家的政治環境較為穩定，法制較為健全，經濟結構較為多元，技術學習和發展較為積極，我們即認為該國投資環境指數較高，外來企業適宜于同當地企業開展長期合作。在中非企業合作過程中，對中國企業而言，非洲國家投資環境指數越高，其所面臨的投資風險越低，企業可以將主要精力專注于同當地企業的合作本身，而不用過多擔心外部環境問題。因此，為更充分利用合作伙伴的市場優勢，提高產品銷售市場占有率，中國企業往往會傾向于選擇較為長期和穩定的股權合作模式；而較好的投資環境也降低了非方企業為獲得合作伙伴信任所付出的溝通協調成本，中方企業在合作時所要求的承諾和保證也會減少，企業間合作壁壘大大弱化，進而促使非洲企業選擇更為緊密的合作結構。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投資環境指數越高，中國和非洲企業都越傾向于選擇較為穩定的合作結構。

3.資源特征與合作結構模式。如前文所述，本文用資源的不可模仿性、不可轉移性和不易吸收性所描述的資源穩定性，來刻畫中非合作中雙方企業的資源特征。在中非中小型企業合作過程中，中方投入的多是技術、管理和資金資源，非方投入的多是市場資源和關系資源。不同的資源，其資源穩定性并不同。甚至同一種資源，相對于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其資源穩定性也可能不相同。中非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均應根據實際情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作出最合理的選擇。總的來說，若伙伴企業投入的資源相對于自身較為穩定，則企業往往傾向于選擇穩定緊密的合作結構，以便在合作過程中充分學習和利用這些資源，提高合作績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資源穩定性越高，中非雙方企業都越傾向于選擇較為穩定的合作結構。

4.外生績效。如前文所述，本文的外生績效是指企業的合作對外部市場產生的影響，如提高行業集中度、促進技術進步、節約社會資源等。一般來說，企業合作結構越緊密，企業的合作層次越深，相應地合作創造的協同效應越大。在中非企業合作的具體實踐中，雙方合作越緊密，越有利于合作中的非方企業獲取相對于其他非洲中小企業的競爭優勢，進而迅速發展壯大，擴大市場占有率，提高市場集中度。同時，中方帶來的技術優勢能促進非方伙伴企業的技術進步，進而帶動同行業的其他非洲中小企業革新技術，有利于推動整個產業技術升級、提高資源利用率、節約社會資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4：合作結構緊密程度越高，中非企業合作的外生績效水平越高。

從產業環境特征角度看，某一產業競爭強度越大，產業內各非洲中小企業為獲取獨特的競爭優勢與具有技術和管理資源優勢的中方企業合作的意愿越強。為獲得中方企業的青睞，成為中方首選合作伙伴，產業內各企業會彼此競爭提升自己的實力和資源整合能力，甚至非洲當地企業之間還會產生抱團組建小型聯盟的行為，以便互補優劣，對中國企業形成較強的吸引力。這些都有利于改善非洲當地無序紊亂的競爭結構，促進行業技術進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5：產業競爭強度越大，中非企業合作的外生績效水平越高。

類似地，非洲當地整體宏觀環境越好，投資指數越高，中國企業進行對非投資與合作的意愿也越高，為尋求高質量的合作伙伴，中方企業之間彼此也會開展激烈的競爭，在與非洲伙伴合作過程中付出的努力程度與協調水平也越高，這將有利于促進非方企業的技術學習與能力提升，并通過技術的正外部性帶動整個行業的技術進步，提升雙方的合作效益。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6：投資環境指數越高，中非企業合作的外生績效水平越高。

5.內生績效。如前文所述，本文使用利潤水平、盈利能力、創新能力、管理能力、合作滿意度作為刻畫指標，來表達內生績效水平。在中非雙方企業合作的過程中，隨著合作結構的緊密程度增高，雙方企業投入的核心資源逐漸增多，彼此間的溝通協作更加頻繁，合作過程中的沖突與矛盾也會減少，雙方為實現整體利潤的最大化而一致努力，使得利潤水平、盈利能力以及合作滿意度不斷增加。此外，通過與中國企業進行更加緊密的合作互動，非洲企業也能逐漸提高自己的創新能力和管理能力，從而有利于雙方開展更高層次與水平的合作。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7：合作結構緊密程度越高，中非企業合作的內生績效水平越高。

除合作結構模式外，中非企業在合作的過程中投入的資源特征也會影響內部合作績效。如前文所述，當企業投入的核心資源具有較高的穩定性時，伙伴間的關系風險水平會較低，即企業所投入的資源具有較顯著地隱性資源特征時，因為資源穩定性較高，意味著資源越不容易被對方模仿或轉移，導致企業出于防范合作伙伴竊取資源的努力減少，并提高合作的效率和關系質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8：企業投入合作的資源隱性程度越高，即資源穩定性越強，則中非中小企業合作所產生的內生績效水平越高。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構建出如圖1所示的概念模型。

結論

本文以非洲市場為研究背景，討論了在不同的產業環境特征（產業競爭強度）、宏觀環境特征以及企業資源特征下，中非雙方企業各自對合作結構模式的選擇傾向，以及不同的合作結構模式對內生、外生合作績效的影響；同時也分析了產業環境特征、宏觀環境特征如何直接影響中非企業合作外生績效，企業資源特征如何直接影響合作內生績效。提出的主要假設是：產業競爭強度越大，中方企業越傾向于選擇松散的契約合作結構，而非方則傾向于選擇緊密的股權合作結構；宏觀環境形勢越好（投資指數越高）、企業的資源隱性越強（資源穩定性越高），則中非雙方企業都越傾向選擇結構緊密的股權合作模式。合作結構越緊密，內生、外生合作績效都越好。而且，作為外生因素的行業環境、宏觀環境都直接正向作用于外生合作績效，作為內生因素的資源特征也直接正向作用于內生合作績效。中非中小型企業在實際合作過程中可以根據當地具體環境和自身資源特征選擇合適的合作模式，以達到對彼此都最有利的合作效果。

此外，本文主要是對中非企業合作績效進行初探性研究，由于相關資料數據的缺乏，并未對本文所提假設進行實證分析，未來研究可從實證角度進一步深化。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與非洲的經貿合作[N].人民日報，2013-08-30.

[2] 阿迪?瓦勒?西第?.中非貿易發展及問題研究[D].沈陽：遼寧大學學位論文，2011.

宏觀環境特征范文第3篇

關鍵詞本科教學方法模塊化具象化

1問題由來

宏觀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分支內容。它是人們認識與理解總量經濟現象與發展規律，解決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基礎。在市場化日益深入的國際環境下，大多數國家普遍展開了宏觀經濟學的普及教育。教學活動是知識及其架構體系的傳承過程，也是一項智力互動的過程。教學包括兩個主體：傳授者與承受者。然而，兩者在知識架構與思維邏輯能力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傳授者一般具備完整與體系化的專業知識架構，在抽象性思維邏輯方面能力較強，承受者則顯著較弱。因此，互動雙方是不對稱的，故教學活動存在“短板效應”。同時，宏觀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在教學中涉及較多的邏輯推理與數理模型。其抽象性及嚴密的邏輯性會對學生造成較大壓力。如何解決抽象問題，化抽象為具象，引導學生完成由具象邏輯思維上升到抽象邏輯思維是宏觀經濟學教學中亟待解決的方法問題。

2教學內容及教學對象的特征

2.1教學內容的特點

2.1.1時代抽象性

宏觀經濟學的出現與發展具有時代的歷史特征。在農業居于主導地位時期，斯瓦魁奈編著《經濟表》一書，從農產品生產環節分析財富的起源。在市場競爭自由化時代背景下，亞當•斯密編著《國民財富的起源與性質》一書，強調自由市場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20世紀初期，英國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市場自由化已經不能解決現實經濟蕭條問題，凱恩斯提出了需求管理理論，鼓勵政府干預市場。綜上所述，宏觀經濟學中的理論均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教學中，應對理論產生的背景進行描述，加深學生對理論淵源的理解。

2.1.2理論的抽象性

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個復雜的經濟系統。例如，在四部門經濟環境下，為什么政府支出乘數會比三部門經濟環境中的乘數更小。對于該問題，需要對產品市場的國內國外需求進行介紹。在四部門經濟環境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轉化為對國外產品的需求，即政府支出存在外部漏出。另外，各種變量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在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教學中，對各種變量之間復雜的邏輯關系的梳理尤為重要。同時，在宏觀經濟學理論中，從一種關系到另一種關系的推導比較多見。例如，從IS-LM模型到總需求曲線的推導，從總供給曲線到菲利普斯曲線的推導。這樣的問題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完成這樣的教學內容需要培養與提高學生對問題的發現能力與思考能力。

2.1.3學科內容的非實驗性

宏觀經濟學區別于其他學科（包括微觀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特征為非實驗性。該學科所描述的規律及各種理論觀點都是基于發展歷史總結而來的經驗內容。因此，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內容具有濃厚的主觀經驗色彩。對于歷史發展中的總量經濟問題，不同的觀點與不同的解釋共同構成了宏觀經濟學的主體。由于其內容不可實驗，只能通過對歷史數據的經驗論證實現對經典內容的科學支撐。而在本科階段，學生的模型構建與論證能力基礎較為薄弱，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行性。

2.2教學對象的特征

2.2.1思維活躍，積極進取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信息化與科技化水平日益提高。當代大學生在思想內容與思維方式與早期大學生存在顯著的差異。與后者相比，前者獲取知識與信息的渠道更多。互聯網海量信息使得當代大學生掌握了更多關于周圍世界的知識。在思想方面，當代大學生具有更多的內容和更豐富的觀點。在大學，自由與民主思想非常活躍，這些思想內容和思維方式被更積極地表現在生活與學習中。活躍的思想成為現代大學生適應校園生活與學習的動力，并促使他們更加廣泛地探索與學習各種文化理論知識，并積極參與社會實踐。

2.2.2思想更加多元化

在教學過程中，不同性格的學生同時存在，對教學內容與教學風格的要求也出現了差異。相比較于規范的課堂教學，學生越來越熱衷于網絡遠程教學視頻。隨著慕課時代的到來，學生對傳統課堂教學的重視程度呈現下降的趨勢。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改進教學方法與內容，使學生重新正視傳統教學的地位意義深遠。

2.2.3自我意識較為強烈

現代大學生的自我意識更加強烈。現代大學生具備了更豐富的閱歷和更高的認知能力，自我肯定與排他性更明顯。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心理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這種心理與自信可以有效地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和提高自我探索的能力。另一方面，這種心理使得學生對課堂教學重視程度在下降，從而導致課堂教學的效率與質量逐步下降。

2.2.4青春期的心理與生理特征特別顯著

大學生面臨著人生的重大轉變。首先，他們要在心理上擺脫依賴心理，在心智上發展為獨立的社會人。但是不成熟的心性使得大學生容易出現躁動的“逆反”心理。這往往會對教學秩序提出挑戰。另外，大學生處于向成年轉變的關鍵時期，必須保證合理的作息時間。保證教學與作息平衡，對課程內容、教學進度及作業量提出了新要求。

3教學方法創新

隨著時代的進步，傳統教學方法的弊端已初見端倪并日益顯著。網絡化與信息化的到來，改變了人們獲取知識信息的模式。與此同時，人們對獲得更多更新知識信息的渴望程度不斷增強。在這種形勢下，傳統的教學方法必須加以改進以適應時代的變化與要求。

3.1體系化與課程組管理建設

網絡化與信息化帶來了“知識爆炸”的新時代。然而，互聯網所提供的信息與知識是碎片式分散的。課堂教學區別于其他形式的學習活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在于課堂教學是體系化與模塊化的教育方式。在這種方式下，受教育者能夠得到從理論框架到具體知識點的專業指導與思維邏輯的培養。體系化與模塊化教育使得學生在認識與理解學科理論方面更加專業化。因此，在現代教育教學中，應該重點突出教學內容的體系化建設，引入課程組管理，強化專業理論和知識的體系。在此基礎上，將這種理論體系完備地傳授給受教育者，使其能夠將各個知識點進行體系化的邏輯推演與再造。

3.2人性化

目前，多媒體技術已經被普遍應用于教學環節。新的教學手段可以有效地激發了受教育者視覺與聽覺的積極性，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但是，在實際教學中，我們對基于硬件環境下的軟件內容的應用缺乏了解和操作，使得新的教學方法達不到既定的效果。例如，在展示教學PPT環節，我們對色差的應用方法不科學導致界面顯示效果較差，重難點內容不突出。另外，刻板的背景與靜態的頁面設計使得教學PPT界面的友好性較差，不足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得學生對觀察與分析PPT內容的興趣不高。當然，在教學環節中還存在其他若干技術性問題。對此，我們應綜合提高自身的軟件應用能力，充分發揮硬件設施原本的效率。

3.3具象化

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純粹的理論講授比較抽象，難以讓基礎較為薄弱的本科學生充分掌握理論的中心思想。故在教學過程中，應積極運用具體案例對理論內容進行解讀，讓抽象的理論變得具體化與可視化。例如，在介紹菲利普斯曲線教學中，為什么在短期內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表現為替代關系。我們了解到短期內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如果單純地介紹這樣的知識點，難免會對學生正確理解這樣的內容造成壓力。在教學中，我們結合實際情況，把這種現象解釋如下：當失業率較高的時候，勞動力市場閑置的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企業隨時可以從勞動力市場獲取足夠多的勞動力替代現有的勞動力。此時，對失業的恐懼迫使企業中的勞動者沒有足夠的信心提出上調名義工資的要求。所以，名義工資上漲率較低。反之則反是。在薩繆爾森的解釋下，產出在增長率為零，名義工資上漲率等于通貨膨脹率。由此，我們得到了高失業率對應著名義工資較低的上漲率，而低失業率則對應著名義工資較高的上漲率。

參考文獻

[1]陳銀娥,王毓槐《.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來自課堂外的思考[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

[2]池建宇.宏觀經濟學教學中邏輯體系探討[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2(8).

[3]華慧婷.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實證研究——以西安培華學院為例[J].當代經濟,2013(5).

[4]楊金磊.微宏觀經濟學實踐教學改革與創新研究[J].北方經貿,2013(2).

宏觀環境特征范文第4篇

[關鍵詞?演經濟波動 ; 內外失衡 ; 通貨膨脹 ; 供給管理

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內外需結構性平衡、經濟周期波動、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上，并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 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 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 cpi 、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 1992年~ 2009 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 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 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總體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 1970年～2008 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

宏觀環境特征范文第5篇

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迥異，宏觀經濟政策政策也大相徑庭，對企業經營和外部融資環境產生重大影響，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融資。

（一）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研究 王風云（2005）等認為經濟波動頻繁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頻繁調整。付一平（2005）等通過對財政政策與經濟周期波動之間關系的判斷，描述結構VAR模型中財政政策的作用和反饋過程，結果發現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操作過程中體現出了一定程度的相機選擇性和對經濟周期階段的依賴性。而楊召舉（2007）從經濟周期角度考察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實證研究發現：貨幣政策不是經濟周期產生的原因，經濟周期也不是貨幣政策變動產生的原因；但貨幣政策變動會對經濟產生影響，劇烈的貨幣政策波動將使得經濟也產生同向的波動。劉士宇（2007）圍繞總需求角度，運用多種時間序列分析方法研究改革以來引起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以及這些沖擊對經濟系統的影響。其分析結果表明：在總需求的三大構成要素中，投資波動是引起我國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雖然學者的結論并非完全一致，但本文認為經濟周期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對企業投融資產生了影響。

（二）經濟周期與企業投融資行為的研究 基于宏觀經濟環境，從經濟周期角度解析企業投融資問題得到了諸多學者的關注。Altman（1983）發現，在經濟衰退時期，公司更容易陷人困境，經濟增長、股價指數和貨幣供給量對公司陷人困境的可能性有顯著影響。Bae（2002）以亞洲金融危機為背景，證實宏觀經濟狀況通過銀企關系影響公司財務困境的可能性。Myers & Majluf（1984）分析了不完美資本市場對企業融資的影響，基于逆向選擇提出了融資偏好理論。沿著此思路，Levy & Hennessy（2007）從管理者利益角度研究了經濟周期中管理者的投融資決策。為避免沖突，管理者多數持有較多權益，但在經濟收縮時期，管理者傾向于用債務代替權益來維持管理者權益，在經濟擴張時期則正好相反。圍繞經濟周期的變化，許多學者也從實證角度驗證了宏觀經濟政策對公司投融資行為的影響和公司價值的意義（Deangelo & Masulis，1980； Nejad

malayerz，2002；Korajczyk & Levy，2003；Drobetz et al，2006）。

（三）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融資行為影響的研究 我國目前專門針對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周期對企業投融資行為影響的研究成果比較少見。一些學者對宏觀經濟因素與企業投融資的關系進行了描述（王強，2002；原毅軍、孫曉華，2006）。蔡楠、李海菠（2003）認為企業投融資行為不僅要考慮微觀經濟因素形成的技術約束影響，還要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形成的市場約束的影響，并驗證了宏觀經濟因素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有著顯著影響。Chen等（1986）認為，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化會影響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即不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對于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而Beaver（1966）認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越高，其陷入財務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鑒于我國企業的特征不同，可能對經濟周期波動的敏感程度不同，企業投融資行為也不同。王克敏、姬美光、趙沫（2006）的研究表明，宏觀經濟環境對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公司對于工業增加值和實際利率水平等變化越敏感，就越容易受到弱化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而陷入財務困境。應惟偉（2008）研究認為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迥異，政府實施的財政貨幣政策大相徑庭，這些對企業的經營和外部融資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對企業投資產生顯著影響。這些研究都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周期是影響企業投融資政策的重要因素，這對于理解我國企業的投融資行為具有積極意義。

（四）企業投融資行為與企業價值之間關系的研究 有學者圍繞融資結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進行研究，如劉星、楊益民（2006）以我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整體樣本融資結構與投資支出顯著負相關，融資結構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在不同成長機會的企業中存在顯著差異。郝穎、劉星（2009）的實證研究結論表明，股權融資的依賴程度越大，企業投資水平對股票市價的敏感性越高；股權融資的依賴程度小，則內部人控制下的企業投資行為傾向于大規模擴張。圍繞融資結構對企業價值影響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債務比率與企業價值負相關（李洪波、趙宇、楊秀苔，2002；皮毅，2004），股權集中度與企業價值的關系（Boyle & Eckhold，1997；Frank & Goyal，2003；Hirota，1999；Booth，2001；Harold Demsetz & Belen Vilialonga，2001），研究結論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