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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一批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如云南白藥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紅塔集團等企業,設立了博士后工作站,這些企業具有先進的技術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已先后開發生產云南白藥系列,燈盞系列,蒿甲醚組等產品,有較好的經濟效益和市場占有率以及較高的生物資源研發及產品的深加工。現在,云南生物多樣性的深入研究,植物化學,生物資源的再保護,動物藥品的研發,原料生物的活性成分提取技術,生物產品開發等領域的研究目前處于國內領先水平。
2發展綠色經濟的科技創新建議
2.1政府在綠色科技創新的引導作用
綠色文明是追求人類和自然界的和諧統一,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它需要對綠色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資源利用不能超過替代資源的發展速度;污染排放量不能超過自凈系統的自然規律,科學合理地利用資源。科技創新、綠色文明符合中國當前可持續發展的總體要求,是發展綠色循環經濟的思想基礎。各級政府部門應發揮職能作用,從宣傳和倡導綠色技術創新的概念著手,環境因素以及生產全過程,引導企業和消費者關注綠色產品。通過政府綠色采購,對企業和公眾消費者的行為產生積極的影響。政府采購,優先采購具有生態設計的產品,在使用的過程中,保持節約和多循環利用,形成一個綠色消費引導綠色技術創新,綠色科技創新促進綠色消費的良性循環體系。
2.2發揮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調節作用
發揮經濟、社會、綠色技術為國家帶來的產業環境效益,運用綠色技術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整合落后傳統產業。
2.2.1增強綠色科技創新研究的投入與研發工作政府要引導和規劃綠色技術的創新,綠色技術創新要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優惠綠色項目的審批、資金及人員配置,設立綠色技術轉讓和推廣交易中心,建立綠色技術資源信息網絡便于交流。
2.2.2健全綠色科技創新的激勵和保障機制人才是創新的關鍵所在,創新人才的激勵機制顯得尤其重要,融資機制,風險投資體系的建立,是保障科技創新的外部環境,提供足夠的人員和資金,綠色技術創新才能發展的更好。政府應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時期,考慮成本和效益來調整政策,以鼓勵有發展前景的綠色技術發揮作用,更要突出“以人為本”。政府通過政策來計劃和稅收、優惠、擴展等各種行政工具的組合,加強政府采購中鼓勵綠色創新產品的應用,也要特別注意各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的作用。
2.2.3促進建設綠色科技創新的中介組織科學研究機構是為社會發展成果,技術擴散,創新決策與管理咨詢,技術評估,創新資源的配置等專業服務組織,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和技術創新體系。面對新的綠色技術,科技中介機構傳統的進一步改革,以適應新的行業的要求,促進了一批整個系統的科研機構的科技中介機構資格;組織科研單位,高等院校是基于科學研究設備和人才優勢,建立各類科技中介組織;充分利用社會資源,指導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為政府決定軟科學研究機構的過渡機制,同時,開展科技咨詢,面向社區的評估活動;大力推行“行政決策咨詢”制度,重大決策的重要工作,重大項目示范和部署進一步依靠科技中介組織,以支持其獨立,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政府應建立支持系統和服務體系覆蓋的成果的政策轉變的全過程,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率,包括人員,資金,信息,市場開發等系列服務。
2.2.4運用法律和經濟政策為企業開展綠色科技創新施加壓力把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市場價格準確地反映環境成本的經濟活動,改變過去的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免費使用,和社會上的環境代價的情況下,迫使企業改善過程中的經濟利益,節能降耗,降低環境成本,綠色科技創新發展和推廣。
3結語
1.1人地矛盾突出庫區目前人口約2540萬,農耕地195588hm2,人均耕地0.05公頃,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的人均0.053公頃警戒線,農業沿襲傳統“糧豬型”二元結構運行,產業空心化,農業比較利益低,80%的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農村缺勞力,土地撂荒面積擴大,201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6540元,人均糧食354kg,人民生活貧困。
1.2地形崎嶇——自然災害頻繁,農業基礎條件差三峽庫區大部縣屬秦巴山區和武陵山區貧困落后縣,地質災害嚴重,據不完全統計,僅庫區重慶段地質災害總數有755處,總體積約12.59億m3,從70年代起洪澇災害年年都有發生;伏旱頻率高,大部分地區頻率≧60%。政府對農業固定資產投入不足,農業基礎設施滯后,水利年久失修,農田保灌面積僅占31.96%,糧食產量低而不穩。
1.3森林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嚴重庫區由于植被稀少,大片的荒山沒有綠化,導致水土流失嚴重。目前水土流失面積達5.1萬km2,土壤侵蝕模數3775.59t/km2•a,每年進入庫區泥沙達1.4億t。嚴重的水土流失使耕地減少變薄,坡耕地土地生產力下降,制約了糧食生產。
1.4水土污染嚴重,農業生態環境惡化三峽庫區產業空心化,近年來沿江縣市采取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因此,鄉鎮企業星羅棋布,聚集中心城鎮,2013年城鎮人口已超過51%。每年庫區生活垃圾約380萬t,工業固體廢物3000多萬t排入江河,常在庫區回水區形成污染帶。在農業上每年每公頃耕地施化肥、農藥(折純)720kg和2.72kg,致使水土受重金屬Cu、Cr、Pd、Zn、Hg的污染,河水水質惡化,魚類種群減少。據在云陽澎溪河采水樣測定,亞硝酸鹽氨30㎎/l,水土污染后,土地生產力下降,食品不安全,影響人們身體健康。
2、三峽庫區發展綠色低碳經濟
農業模式根據庫區立體氣候的特點,提出以下四種發展模式
2.1山地丘陵區立體開發利用模式庫區山地丘陵占總面積95.7%,由于復雜的地形地貌,獨特的立體氣候,農業生產模式應分層布局多樣發展。平壩淺丘陵區,土地資源不足,但質量高,是水稻、小麥、玉米主產區,為保證庫區2000多萬人有糧食吃,要建設基本農田,推廣良種良法,加強水利建設,改造中低產田土,測土配方施肥等綜合配套技術,提高單產,確保糧食安全。在丘陵低山緩坡地帶,溫、光、水條件好,因地制宜種植柑桔、蠶桑、油桐、李桃等經濟林木,并推行農林復合(Agroforestry)經營,實行林糧間作、果糧間作、林藥間作,林下還可圍網養雞養羊,提高經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對高山地帶,氣候寒冷,水土流失嚴重,應建設水源涵養林用材林,控制水土流失,實現山青水秀,林茂糧豐,改善生態環境的目的。
2.2生態養殖模式庫區溪河縱橫,水域遼闊,為魚類生物提供了良好棲息條件,應大力發展草魚、鯉魚、鯽魚。庫區還有86617hm2稻田,在水源條件好的地方,推行稻田養魚,既增加農民收入,又能促水稻增產。
2.3發展城郊觀光旅游農業三峽庫區歷史森林文化景觀有1000多處,巫山的小三峽、奉節的白帝城、云陽的張飛廟和龍缸、忠縣的石寶寨、豐都的鬼城、涪陵的白鶴梁等等,在全國都頗有名氣,要精心策化,發展鄉村旅游,建立農家樂,吸引人們參觀,增加經濟收入。
2.4發展庭院經濟模式庫區農民居住分散,每戶村宅占地約0.03hm2,土地肥沃,便于管理。應充分利用這些閑散土地發展種養殖業和加工業,形成不同類型的村鎮庭院經濟模式,因地制宜發展小果園、蔬菜園、畜禽園、花卉園,為城市提供無污染綠色生態食品,既增加了農民經濟收入,又改善了農村生態環境[2]。
3、推行綠色低碳經濟農業的對策
植物通過光合作用能吸收C02釋放O2,根據科學研究估計,我國農作物與草本植物每年要吸收115萬噸C02釋放80萬噸O2[3],因此實行科學管理,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如何減少化肥、農藥、畜禽養殖糞便排放,實行節能減排,清潔生產,對改善環境提高農作物產量具有重大意義,為此,必須采取以下對策。
3.1實行新能源發展戰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隨著我國工業迅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加快,高能耗需求將呈剛性增長。為了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須調整產業結構和產業轉型,淘汰高能耗企業與節能減排結合起來,通過技術創新,實施新的新能源戰略。首先要減少燒煤發電,積極利用水資源、天然氣資源、太陽能資源、風能資源來發展新的能源,減少石油高碳能消耗,實行清潔生產,特別要加強林業建設,綠化荒山,減少碳的排放,這是發展綠色低碳經濟農業的關鍵所在,應普遍推行。
3.2推行免耕,減少化肥用量根據資料介紹,我國土壤含碳量約為18.57萬t(土壤平均深度0.88m),是植被碳庫容量的30倍[1]。因為農耕地有著巨大固碳潛力,通過土地利用方式,改變傳統翻犁方式為免耕,能保存土壤中的碳含量,免耕還減少農機械使用,減少化肥量的使用,間接減少農碳的排放,能改善土壤生態環境。
3.3實行稻田水旱輪作,減少CH4的排放種植水稻是CH4的排放源,庫區有86000多公頃稻田,應通過改制,實行水旱輪作,這是因為稻田CH4排放通量比冬水田低50%以上。各地應根據水源氣候條件,可推行稻麥輪作,稻菜(油菜)輪作,稻薯(馬鈴薯)輪作。這種耕作制度能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復種指數,既能增加糧食產量,又能減少CH4的排放。
3.4推廣沼氣凈化池,發展農村新能源庫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溫度在15℃以上,適宜沼氣發酵。目前農村約有50%的農作物秸桿被燒掉和漚火灰,釋放大量CO2和煙塵,污染了環境,污染了空氣,增加了霧霾天數。今后應推行秸桿過腹還田,以人畜糞尿為有機原料,大為發展沼氣凈化池,使農村糞便得以科學處理,既增加了農村新能源,又改善了生活環境。
3.5發展高效生態循農業庫區溫、光、水資源充足,建設節能日光溫室設施農業,有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溫室采取微滴灌技術和反光幕補光技術,發展高附加值的蔬菜和名貴中藥材,如在棚內種三季蔬菜,番茄、花菜等,也可種黃連、天麻、半夏等各種名貴藥材,既能提高經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又能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4]。
近幾年隨著湖南省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長株潭一體化以及衡陽承接產業轉移區的建設,衡陽市及其周邊衡南縣、衡陽縣、蒸湘區等縣區綠色現代農業園區的經濟得到了快速地發展。衡陽市充分利用武廣、湘桂高鐵、在發揮大湘南中心城市優勢,整合社會資源,突出發展特色等方面,重點建設多元化的現代農業示范園區。然而,衡陽市現代農業園區也存在諸多不足,需要進一步完善。
1、政策扶植力度不強
政府相關配套的政策支持力度還不大。如在現代農業園區企業的稅收優惠、三農財政資金扶持、人才引進等方面政策仍不夠完善。同時,在引導上、下游聯動方面,沒有形成成熟的上下游產業鏈,且在給予綠色產品的綠色通道方面也沒有相關的政策支持。
2、人才儲備不足
綠色經濟視角下現代農業園區運作的人才儲備不足,高層次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不多,經營管理機制滯后。高校、科研機構在這方面研究的成果不多,對農業園區的經濟模式、生態模式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園區的生態鏈和產業鏈比較短,也還沒有形成相關得理論知識,這導致企業經營管理者、農業產業工人、農民、政府公職人員、消費者等都缺乏對新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系統學習。
3、沒有形成區域特色
衡陽城區、城郊結合部的城中村以及周邊衡南、衡陽縣等農村地區,政府相關部門沒有制定農業產業園區發展規劃和目標,園區建設缺乏必要的可行性論證和科學的總體布局,項目建設重復較多,布局的隨意性太大,甚至項目因人而定,造成同質產品泛濫,市場差異化程度低,競爭力低下,造成了區域性的優勢資源無法充分發揮優勢。
4、服務體系不完善
相關軟、硬件服務體系不完善,硬件建設不多,軟環境建設較差,招商引資能力不足。與現代農業園區發展密切的相關產業服務體系還尚未形成,行業間、部門間、企業間的溝通不暢,缺少有實力的龍頭企業,農業產業化鏈條不長,難以帶動周邊農民致富。
二、衡陽市現代農業園區的發展模式
經過多年實踐,衡陽市在改變傳統農業發展模式方面,積極探索并嘗試適合區域經濟特色的現代農業園區發展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導型、企業主導型、農戶主導型等模式。
1、政府主導型
政府在總體規劃、發展方向、政策資金上給予一定的指導和支持,委托完全市場化的主體開展具體的農業產業化的工作。此模式的優點在于農業園區的發展方向與政府的發展目標相穩合,農業開發區可以摒棄眼前的利益,朝著規模化、集約化、科技化、綠色化的方向發展。例如,衡陽市各縣區設立的農業開發區是由有關職能部門利用財政資金設立的市場主體,全面負責園區的規劃、建設、招商引資和經營管理等各項事務。
2、企業主導型
依托由民營資本參與投資建立的農業龍頭企業,按照“公司+基地+農戶”的產業化經營模式,政府部門堅持“圍繞產業扶龍頭、圍繞龍頭建基地”的思路,緊緊圍繞優勢主導產業,統籌安排土地治理和產業化經營項目,一手抓改善農業基本生產條件,一手抓扶持產業化經營,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如祁東縣黃花集團、香芋集團、金鵬草席集團等。此模式是比較適合于資源豐富、旅游觀光農業等特色農業園區。
3、農戶主導的合作生產模式
農民以土地使用權作為出資的主要方式,或者提供自己的勞動力。此模式農戶負責園區的基礎設施、土地使用費及經營管理,通過以自己的土地使用權出資,或者把其他周圍農戶的土地使用權租賃過來,實現規模經營,既保證了農村土地在農民自己手中的流轉,又保證了生產效率。例如,衡陽縣角山鎮的水稻園區生產的水稻,該品牌以水稻農業合作社為依托,將20畝以上的大戶和零散的農戶相結合,以農業合作社為平臺,打造“角山米”這一大米品牌,促進水稻的銷售。
三、綠色經濟視角下衡陽市現代農業園區發展策略
1、完善軟環境與硬件設施,搭建現代農業的公共行政信息平臺
由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專題調研,充分利用衡陽市及縣市區的綠色經濟發展的資源條件合理規劃現代農業園區空間布局,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形成“一鄉一品,一縣數品”的現代特色農業產業園區發展格局,避免項目重復、惡性競爭發生。運用政府職能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給予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相應的優惠政策,以吸引人才流入,對于區域內職業院校涉農專業給予重點扶持,完善人才吸收機制。政府、企業搭建現代農業的公共行政信息平臺,讓產業鏈各環節的信息共享實現全方位、零距離。
2、注重產品多樣化,建立混合縱向一體化的聯結機制
農業產業園區應根據區域自然資源條件、人力資源、區位優勢吸引支持綠色經濟發展模式的農業企業或機構,實現企業規模和種類的多樣化;同時建立混合縱向一體化的聯結機制,以一家核心龍頭企業為主體進行產業鏈設計,帶動其上下游產業聚集和發展,不同利益主體通過獨資、控股或參股的形式參與產業鏈各環節的投資經營,將某種環節以某一利益主體,而又不與其他利益主體在某一功能環節以合同契約進行聯結。如衡陽市雨母山農產品龍頭企業的發展,起到了帶動區域的整體產業鏈及旅游、餐飲等行業的發展,形成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的趨勢。
3、加強市區與周邊郊縣的良性互動
從生態經濟角度出發,在現代農業發展上進行合理規劃,充分發揮市區、城郊、縣域地理環境不同的農業區域的比較優勢,現代特色農產品在城市的商業規劃、行政管理、企業發展、產業一體化中,系統地進行規劃,重視市區和周邊區縣之間的互動和交流,避免基礎設施和農業項目的重復建設,以防出現同質產業園,同時避免惡性競爭導致本地區經濟利益受損,應當發展本區域有特色、有潛力的農業產業,實現綠色經濟和農業園區的雙贏局面。
4、建立“公司+園區+農戶”的組織形式
1.1綠色建筑綠色建筑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體現在建筑全壽命周期內,綠色建筑應以建筑物的存在時間向前、向后延伸,涉及從建筑材料的開采、生產到建筑的報廢、建筑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等方面,貫穿于從項目選址、規劃、設計、施工到運營、拆除處理、后續環境影響等全過程。第二,在綠色建筑的建設與推廣過程中,要兼顧經濟效益與資源利用的有效統一。綠色建筑不僅遵循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規律,也遵循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第三,綠色建筑完全遵循環境的承受力規律。在建筑物產生和報廢的過程中,當以自然的再生能力和凈化能力為前提。即在成本、收益均衡的基礎上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
1.2建筑項目全周期成本建筑項目的全壽命周期成本是指在勘探規劃、設計、施工、使用、維護、翻修和拆除等整個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費用的總和。建筑項目的全周期成本根據不同的標準有不同的分類方法。從單純的建設內容上分,建筑項目的全周期成本可以分為投資成本、效用成本、運行成本和其他相關成本;從時間上分為初始成本和未來成本;從成本類型上可劃分為資金成本、環境成本、社會成本。因此,建筑項目的全周期成本具有多階段性、多主體性和復雜性特征。在全周期成本視角下,建筑項目各階段的成本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因此建筑項目的全周期成本不是簡單的疊加,建筑項目全周期成本管理的對象也不只是建設期內的成本。
2綠色建筑成本與效益分析
2.1綠色建筑成本全壽命周期內綠色建筑成本可分為設計決策成本、建造施工成本、使用維護成本和回收報廢成本。
2.1.1設計決策成本在前期的設計決策階段,不僅包含項目策劃、信息收集、可行性研究和方案選擇成本,還包括市場調查、資金籌措等方面的成本。由于綠色建筑的項目還涉及到項目后期運行、節能環保、拆除影響等論證分析,因此,決策成本較一般傳統建設項目會相應增加。
2.1.2建造施工成本綠色建筑的施工建造是最重要的環節,在這個階段發生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設備成本和管理成本及各種稅費均屬于建造施工成本。施工建造階段的政策變化、材料價格和市場供需變化將對整個綠色建筑的全周期成本產生直接的影響。整個施工階段的質量控制,也將直接影響綠色建筑項目在后續使用、維護及拆除方面的項目成本。
2.1.3使用維護成本在綠色建筑較長的使用階段,業主、物業管理等部門將需要付出人力、能源和維修保養等方面的成本,因為維護時間較長,此階段支付成本在建筑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中占有較大的比重。
2.1.4回收報廢成本回收報廢成本根據不同的回收方式而有所不同,當然,其對環境和生態所產生的影響也將是不同的,綠色建筑的報廢與回收成本與建筑材料有很大的關系。
2.2綠色建筑效益根據效益的不同性質,綠色建筑效益可分為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1)經濟效益通常可以根據量化的財務指標進行分析,即為顯性效益。比如,通過能耗分析與傳統建筑對此可以計算出綠色建筑在節能方面所產生的經濟效益;2)環境效益則表現在對室內和室外環境的優化方面。綠色建筑可以排除室內污染,減少污染物或者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產生環保效果;3)社會效益體現在綠色建筑在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方面,創造健康舒適、安全的居住空間和居住環境。良好的居住環境將更加增強民眾的環保意識、生活和消費理念,為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具有良好的作用。
2.3綠色建筑經濟效益評價
2.3.1評價方法綠色建筑經濟效益評價是指在全壽命周期內,對建筑項目的各種經濟因素、方案投入與產出的相關財務數據、經濟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和預測,并對建筑方案的經濟效益進行分析和評價。在多方案比較的基礎上,對綠色建筑項目進行可行性、合理性的分析和論證,得出評價結果,為綠色建筑項目的科學決策提供依據。從經濟評價的角度、范圍和作用等方面來分析,建筑項目的經濟評價有國民經濟評價和財務評價兩個層次。其中,國民經濟評價是從國家整體角度考察項目的效益和費用,用影子價格、影子工資、影子匯率和社會折現率等,計算項目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凈效益,評價項目經濟上的合理性。財務評價方法是指站在投資者的角度,結合國家現行的財稅政策和市場價格,對綠色建筑項目的投資費用、產品投入、銷售收入及相關稅費進行測算,得到建筑項目的經濟評價指標,預測期盈利能力并判斷項目實施的經濟可行性。綠色建筑項目是通過節能環保技術等為社會和人類創造價值,財務評價是國民經濟評價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
2.3.2評價指標評價指標的合理性將影響綠色建筑項目經濟評價結果的有效性,除了項目基礎數據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也決定著綠色建筑經濟評價是否與實際相符合。綠色建筑經濟評價指標的選取不是唯一的,這與項目能夠搜集和提供的資料有很大的關系。一般情況下,可以按照資金的時間價值、評價指標的類別和經濟評價指標的性質分類。本文主要選取增量成本和經濟效益測算兩個指標進行財務評價和分析。其中,增量投資回收期是指綠色建筑相對于傳統建筑,在能源消耗方面的節省量來彌補增量投資的年限;投資內部收益率是指兩個項目在整個計算期內各年現金凈流量的現值累計等于零時的折現率,而增量投資內部收益率是指兩個方案的凈現值相等時的折現率。這兩個評價指標均采用兩個互斥型的投資方案比較測算的方式來進行分析。
3綠色建筑增量成本與經濟效益測算
3.1綠色建筑增量成本的測算增量成本是指增加一定產出量而增加的投入成本。根據《綠色建筑技術導則》,綠色建筑有六個方面的增量成本:節地和室外環境、節能和能源利用、節水與水資源利用、節材與材料資源利用、室內環境質量和運營管理。節地和室外環境技術的增量成本,主要表現在綠色建筑的公共服務設施、舊有建筑的利用、聲熱風等物理環境、地下空間和廢氣場地的利用等方面;節能和能源利用的增量成本,主要表現在住宅采光通風、照明節能設計、能源回收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節水和水資源利用的增量成本主要有雨水入滲、節水灌溉和采用非傳統水源技術所增加的成本;節材與材料資源利用的增量成本,主要是預拌混凝土、高強度鋼筋等建筑材料方面的成本;室內環境質量和運營管理的增量成本,主要表現為室內空氣質量、室內熱、聲、光環境等。總之,在綠色建筑項目中,新興材料、智能化管理系統等新技術的運用所需的成本均較傳統建筑成本高出許多。在測算增量經濟成本時,可以采用互斥型的方案,分別進行計算和分析。
3.2綠色建筑增量經濟效益的測算根據計算綠色建筑項目在節約能源方面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測算出綠色建筑的增量經濟效益。“四個節約”是綠色建筑增量經濟效益測算的主要對象。綠色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太陽能、風能、地下冷熱源、生物能等為代表,目前綠色建筑中對太陽能的利用較為普遍,對太陽能的光熱利用和光電利用技術發展十分迅速。沼氣等清潔能源的使用也是綠色建筑節能技術的發展方向。在地理位置特殊的地區,當其他的電力來源成本相對較高時,綠色建筑對風力發電或者潮汐能發電等節能技術的運用也是較為常見的。本文以節能和綠色照明技術為例,對綠色建筑增量經濟效益測算進行具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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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能源和環境是無法繞開的兩大問題,因此,本文在利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理論進行地區經濟增長績效問題研究時,將此兩因素置于TFP研究框架之中。數據包絡分析法(DEA)作為研究TFP問題的首選方法,具有不必先設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和無需考慮各類投入產出及環境污染之價格信息的優點,所以本文也采用基于DEA方法的盧恩伯格生產率指標測算江、浙、滬三地2003~2012年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1.1改進型盧恩伯格生產率指標(MLPI)本文在構造技術前沿面時,以江蘇、浙江、上海三地為決策單元。本文采用的基于差分結構的盧恩伯格生產率指標(MLPI),是一種非徑向和投入松弛導向的方向性距離函數。MLPI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可以將各投入要素利用生產率在綠色TFP增長中的貢獻分解出來,因此,采用MLPI進行研究可以挖掘隱藏在我國地區經濟增長背后的更多深層次信息。假設在T時間段內有N個決策單元,使用M種投入獲得S種產出,針對待評決策單元o,則可以通過以下線性規劃計算得到在t時刻的方向距離函數。
1.2改進型盧恩伯格生產率指標(MLPI)的分解利用MLPI所具有的特點,可以在全要素框架下對TFP進行分解,從而得到各投入要素的生產率。
1.3環境污染的處理由于自然環境也是一種資源,其吸納和沉積環境污染物的功能發揮了社會資本的作用,可以視環境污染為決策單元獲得期望產出所必須承擔的環境成本投入(陳詩一,2011)。所以本文將環境污染視為一種生產要素投入。
1.4生產前沿面的構造本文在構造生產前沿面時,采用的是序列DEA方法。
2數據及變量描述統計
本文選擇浙江、江蘇和上海三地區作為生產單元,投入產出變量的選擇及數據來源界定如下:第一,資本投入。本文用資本存量作為資本投入量指標。以1952年不變價格對2003~2012年三地區的資本存量進行了換算。第二,勞動投入。由于無法準確獲得勞動時間投入以及勞動報酬方面的數據,因此本文以各地區年末就業人數作為勞動投入指標。第三,能源投入。本文用各地區能源消費總量來衡量能源投入,數據來源于2003~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已經對不同類型的能源進行了折標煤計算。第四,環境污染。在已有研究中,對環境污染變量的選擇具有較大的彈性。分析江、浙、滬地區的產業結構,可以看出是一種主要環境污染物,因此本文以排放量作為測度環境污染的指標。第五,經濟產出。本文采用三地GDP作為經濟產出指標。以1952年不變價格對2003~2012年三地區的GDP進行了換算[3],確保統計口徑一致。三地投入和產出變量數據的描述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
3實證測算及結果分析
3.1全要素總體視角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時期,將能源與環境因素引入到地區TFP測算之中,能更全面、客觀地反映地區經濟增長質量水平和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同[4]。如表2所示,2003~2012年三地區綠色TFP實現了年均0.96%的增長,累計增幅達到8.64%。但樣本期內技術效率持續退化,年均降幅0.85%,累計降幅為7.65%;然而技術進步指數一直保持上升態勢,年均增長1.92%,與基期相比,實現了17.28%的累計增幅。由此可知,技術進步在2003~2012年江、浙、滬三地綠色TFP增長中發揮了主要作用,而技術效率則起到了阻礙作用。這說明技術進步特別是要素利用、節能減排領域的工藝改革與設備更新能夠有效促進綠色TFP增長。資料來源:根據2003~2012年各期《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以及江、浙、滬三地區統計年鑒整理得到。
3.2各投入要素視角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分解利用盧恩伯格生產率指標的可加性,將2003~2012年江、浙、滬地區綠色TFP進行分解,綠色TFP及各要素利用生產率的分解情況詳見表3。進步。2003~2012年,資本、勞動、能源和環境利用技術效率全部出現負增長,年均分別下降0.79%、0.26%、0.38%、0.72%,其中資本利用技術效率下降負面的影響最大,而勞動技術效率下降的影響最小。2003~2012年間,資本、勞動、能源和環境利用分別實現了年均1.29%、2.92%、1.15%、1.56%的技術進步,其中勞動利用技術進步對整體技術進步促進是最大的,能源和環境利用技術進步對整體技術進步的貢獻也超過了39%。從發展趨勢來看,正如表3所示,要素利用的技術進步指數不斷上升形成了江、浙、滬三地區綠色TFP增長的主因。
3.3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地區差異性江、浙、滬三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相對應的綠色TFP增長也存在地區差異性。因此將江、浙、滬三地分開,分析地區綠色TFP增長的地域差異,結果如表4所示。從江、浙、滬三地分別來看,如表4所示,2003~2012年間地區綠色TFP年均增長率均為正值,表明這三地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明顯增強。其中,上海的綠色TFP增長速度最快,達到了年均4.41%,說明上海的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關系更為和諧。而浙江的綠色TFP年均增長率還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只有1.15%,這也充分說明地區綠色TFP增長呈現出異質性特征。
4結論及政策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