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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效用論的分析方法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效用是微觀經濟學中最經典的術語之一，具有主觀性、可計量性、遞減性、可再生性等主要特性。通過效用論來論證理性的消費者能夠實現既定資源的有效配置，滿足自己的最大欲望，推導出消費者均衡的條件是:消費者應該使自己所購的各種商品的邊際效用與價格之比相等;或者說，消費者花在每一種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錢所帶來的邊際效用相等，即貨幣的邊際效用相等。

1效用的涵義和性質

1. 1效用的涵義

效用是微觀經濟學中最經典的術語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亞歷士多德的《政治學》。作為經濟范疇的效用，最初出現于費迪南多·加利亞尼1751年出版的《論貨幣》，其含義為“事物能使我們獲得幸福的屬性”。現代經濟學對效用的理解，正如薩繆爾森(Samuelson)在《經濟學》一書中所說，“可將效用理解為一個人從消費一種物品或服務中得到的主觀上的享受或有用性”。把精神的、非物質的內容從效用中“清除”出去，避免經濟學卷人倫理道德的爭論中。薩謬爾森在上述定義之后緊接著加了一句，“更準確地說，效用是指消費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務之間進行排序”。形成現在經濟學中廣泛使用的“效用”、“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效用的理解:效用是消費者從消費某種物品中獲得的滿足程度。消費者從消費某種物品中得到滿足，則是正效用，感受到痛苦，則是負效用。基數效用論者的基本理解是:效用是從消費中獲得的滿足或快樂，是幸福的增加，并認為效用可以計量和加總;序數效用論者的基本認識是:效用反映個人的偏好，是一種心理現象，不可以計量，也不可能加總求和，只能排列順序。因此，效用只能用序數來表示。

1. 2效用的性質

(1)效用的主觀性。效用是對欲望的滿足，是一種心理現象，是消費者消費某種物品時的主觀感受。首先，表現在效用因人、因時、因地不同而不同，即對不同的人，同樣的物品所帶來的效用是不同的，比如面包和飲料兩種物品，張某認為面包的效用大于飲料的效用，恰恰相反，王某認為飲料的效用大于面包的效用;對同一個人而言，同一種物品的效用在不同的時間與地點可能不同，比如同一件羽絨服，在冬天和寒冷的地帶給人們帶來的效用大，在夏天和熱帶則可能給人們帶來了負效用。其次，效用的主觀性指消費者心理上的主觀感受，而非物品本身的屬性，物品本身的屬性由其物理或化學性質決定的，一般稱之為物品的使用價值，它描述的是物品客觀屬性，不受人們的價值觀、信仰、個性特點決定。效用從物品對人的角度所進行的描述，反映人與物品之間的一種關系，受人們的價值觀、信仰、個性特點決定，強調的是消費者對某種物品帶來滿足程度的主觀感受。一件物品不論其客觀上具有多大的有用性，但對某個具體的消費者來說，效用只取決于這一物品的稀缺程度以及他在這一基礎上作出的主觀評價。再次，效用的主觀性表現在，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即改造自己的價值觀、信仰和人生理想等，克制一些無關生存的欲望，于人于己不利的欲望或者自己正常情況下無法滿足的欲望，降低相應商品或行為的效用水平。克制這些不合理的欲望不僅可以讓人們的靈魂遠離痛苦，而且還可以給人們提供比用商品或行為填滿不合理欲望的溝壑所能得到的滿足還要大。而對一些合理的、自己有能力滿足的欲望極力主張人們去實現。最后，效用雖屬主觀范疇但不含倫理學判斷。只要能滿足人們某種欲望的物品就有效用，欲望本身是否符合社會道德規范不在效用評價范圍之內。

（2)效用的可計量性。效用一詞，經濟學發展史上有過不同的表述和理解。主要有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基數效用論認為效用可以計量和加總的，序數效用論認為效用不可以計量，更不可以加總。在經濟學中，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理論往往被安排在同一章中介紹給讀者，竟可以相安無事，在其他學科中也許是絕無僅有的。其原因就在于，效用是可以計量的，無論“基數效用論”，還是“序數效用論”，分析方法雖不同但得出消費者均衡的條件是一致的，所以這兩種理論能夠和平共處。序數效用論雖然認為效用是消費者對商品滿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種主觀心理評價，反映了個人的偏好，不可以計量，只能排列順序，否認了效用的計量性，那么消費者主觀評價系統對特定商品欲望滿足程度是如何排序的呢?顯然這個問題是至關重要，薩謬爾森是認識到這個問題的第一個經濟學家，他處心積慮地構建“顯示偏好理論”，即當消費者在市場上選擇了某一商品或勞務組合，他的“偏好”就同時被“顯示”了，因此經濟學家無需數量描述，就可以證明這一組合必然是效用最大化的。其實消費者在市場上進行選擇顯示偏好，就是依據自己的主觀評價體系對欲望強度進行排序，消費者主觀評價體系認定效用作為欲望強度，存在著強弱、大小的不同，默認效用是可以計量的，否則消費者無法對商品的效用進行排序，無法在市場上進行選擇商品，由此可見，消費者主觀評價體系是效用可以計量的默認系統。所以，序數效用論認為效用是不可以計量的，指經濟學家無法也無需對效用進行計量，但消費者主觀評價體系是可以對效用進行計量的。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的分析方法正是基于對效用的共同理解，即效用是可以計量的，才會對消費者行為得出一致的結論。

(3)效用具有遞減性和可再生性。消費者連續消費某種物品時，從連續增加的消費單位中所得到的效用是減少的，但是，過一段時間后，消費者消費這種物品的效用又可恢復如初。

2消費者行為理論

2. 1消費者行為理論的假定

（1)消費者是理性的經濟人。理性指消費者將自己“付出”與“獲得”進行比較:當“付出”給定時，追求盡可能多的“獲得”;當“獲得”給定時，追求盡可能少的“付出”;當有限的資源面對一系列給定的“付出”與“獲得”時，選擇其中差距最大的。按這一“理性”行為的人就是所謂的“經濟人”。因此，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消費者在進行行為決策均符合消費者均衡條件。

(2)消費者的收人和商品的價格是既定的。不同的收人條件下，消費者購買商品的數量不同，獲得的商品的效用不同。只有在相同的收人條件下，在不同的消費決策中選擇效用最大化的消費決策才有意義。同理，商品的價格不同，導致最佳消費組合不同，只有商品的價格不變，在不同的消費決策中選擇最佳消費組合才有意義。

(3)消費者的偏好是即定的。由于效用的主觀性，消費者對同一商品組合的效用會因時、因地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因此，確定最佳消費決策，只有消費行為發生在既定的時間、地點才有意義。

(4)單位貨幣的邊際效用對消費者是相同的。消費者用貨幣交換商品，實際上用貨幣的效用去交換商品的效用，只有假定貨幣的邊際效用不變，才能用貨幣的效用衡量商品的效用。

2. 2消費者均衡

運用效用論中基數效用論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可分析得出基數效用論的消費者均衡條件，即消費者應該使自己所購的各種商品的邊際效用與價格之比相等;或者說，消費者花在每一種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錢所帶來的邊際效用相等，即貨幣的邊際效用相等。假定消費者在一定收入水平下總是購買效用最大的消費品組合，則消費者的行為可以轉化為一個求解效用函數條件極值的數學問題。設I為消費者的收人，Pi為i種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則P1X1=P2X2+…十PnXn= I為消費者的預算約束，以此條件求效用函數:U=u(X1，X2，……，Xn)(注:式中U表示消費者一定時期內消費各種商品或勞務所獲得的效用總量，X1，X2，……，X n表示n種消費品的消費數量。)的最大值，得:

式中MUn=du/dxn，即Xn的邊際效用;a為貨幣收人的邊際效用。即:消費者均衡條件是消費者應該使自己所購的各種商品的邊際效用與價格之比相等;或者說，消費者花在每一種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錢所帶來的邊際效用相等，即貨幣的邊際效用相等。

效用論的序數效用論從消費者偏好進而應用無差異曲線細化分析出消費者消費行為。應用無差異曲線，邊際技術替代率和預算線共同推導出序數效用論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條件，即所購買兩商品的邊際替代率等于兩商品的價格之比與之對應。如果消費者購買兩種商品X1，X2，且給定一個效用水平UO，則效用函數為:

UO=u(X1，X 2)

(1)

基數效用論的分析方法范文第2篇

    在古典經濟學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認為勞動與幸福是對立的。他對幸福的社會有一個最低期限標準,“有大部分成員只陷入貧困悲慘的社會、絕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簡單地說:貧窮不是幸福。如果說幸福是個衡量標準的話,他從收入和財富的角度對幸福給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條件是不貧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義語,他認為,不是在社會到頂端富裕的時候、而是在社會處于進步狀態并日益富裕的時候,貧窮勞動者,即大多數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歡樂。即從經濟角度來看,幸福感是處于收入的貧困線與最富裕線中間,而且是在一個持續的過程中,幸福具有相對性。他認識到“看不見的手”對公眾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這種革命的,卻是兩個全然不顧公眾幸福的階級(指大領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總之,斯密區分了公眾幸福與社會幸福、今生幸福和來生幸福、幸福創造和幸福享受、幸福與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財富或收入對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確否定財富或收入對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贊同財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驅逐出了經濟學。在亞當?斯密之后,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對勞動者幸福的決定性影響,肯定了市場經濟決定的工資收入對勞動者幸福的決定作用,主要強調收入對于人們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說斯密的經濟理論重在富國裕民、李嘉圖的經濟理論重在勞動價值論的形式化、穆勒的經濟學在于綜合和應用的話,那么,西斯蒙第的經濟學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斷言,財富只是人類物質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種手段;人類進行財富生產是為了滿足自身物質生活的需要,不斷地提高物質享受。因此,財富應該給所有的人帶來幸福,而且也只有全體居民的物質享受增加了,國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視在保證人民幸福的各種措施中收入同資本增長和人口增長的比例關系。當然他也認為,人的幸福是由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兩方面構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責任交給了政府,認為這是政府努力奮斗的目標,與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關系,因為高級政治學就以這種幸福作為研究的對象,它的職責是使全國所有各階級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澤,通過舉辦教育,以資陶冶公民的心性,啟迪他們的聰明;通過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來生享福,以補償現世所受的痛苦。總之,要通過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氣風發,精神高尚起來,追求的不該是一個人或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應當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獲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還是有位置的,這和斯密等經濟學家相比是一個退步。約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一書中,對幸福的關心是真實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國民幸福”、“人類幸福”、“全人類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廣的幸福概念,視野明顯大于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而且還注意到了幸福應具備的環境,比如法律環境,還對如何提高幸福水平進行了具體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擴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進行公共干預和限制遺產繼承、進行捐贈等辦法,這些辦法和看法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通過穆勒的研究,不僅使幸福成為衡量經濟活動的標準,也使幸福成為衡量政治、社會其它活動的重要標準,這是穆勒在經濟理論上對幸福研究的獨特貢獻。

    二、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幸福

    被追認的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人戈森是很關注幸福的。當他同時代的德國歷史學派的教授們關于如何同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如何提高國力的理論正在盛行的時候,戈森把個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認為人行為的目標就是使“生活享受總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與幸福是同義詞,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質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藝術品消費等),認為只有個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絕對量、提高所使用的勞動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強法制,人類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為了有助于人類實現盡可能大的幸福,他認為“唯一應該重視的是:……消除阻礙個人建立有利的生產部門和自由地運用他的貨幣的障礙”,因此他反對封建經濟而主張自由的市場經濟。另一位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人杰文斯則采用邊沁等功利主義學說的原則,認為經濟學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價購買快樂,從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認為他的經濟理論“完全以快樂痛苦的計算為根據”,并試圖用經濟方法對快樂和痛苦進行測量,認為快樂和痛苦的“數字材料比任何別種科學所有的數字材料都更豐富、更準確”,可以認為,杰文斯的快樂即幸福,提出對幸福進行測量,這在經濟學領域是重要的一步。馬歇爾難能可貴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問題,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個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類幸福等概念。這一方面是由于約翰?穆勒作為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寬泛的學術背景與馬歇爾純粹的經濟學家的學院式學術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產生以來全世界社會背景的復雜化使馬歇爾認識到追求更大范圍勻質的幸福已經不現實而采取了回避的態度,還有,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觀領域的經濟活動,本身就不存在后來的宏觀經濟問題。盡管影響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認為經濟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為,在他看來,通過追逐財富展現個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實現幸福的一個途徑,而且人在具備必要的維持生活的必需品外,還應該有更大部分的維持效率(發展)的必需品,這就意味著隨著社會的進步,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將會越來越大,因而對人收入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結果是,幸福的滿足會對經濟和社會的依賴越來越強,要靠傳統的農業經濟和農業社會已越來越難以支撐,因而馬歇爾不看好小農業生產者并有貶抑之意不是沒有根據的。馬歇爾還試圖以貨幣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經濟因素,這是企圖簡化幸福的測量以財富替代幸福的一種努力。由于馬歇爾使用了心理分析和邊際分析的方法,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經事實上提出了“邊際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長的幸福”等概念對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義。馬歇爾最關注的其實是個人的幸福,認為個人幸福高于一切,國家也不能剝奪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力。強調個人利益,特別是物質利益,是西方啟蒙文化的核心,馬歇爾的經濟學不過得以進一步彰顯而已,也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收入、財富對幸福的決定性制約作用。

    三、凱恩斯經濟理論中的幸福

    凱恩斯很少使用的幾個幸福概念卻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經濟思想:國民財富持續增加、國民的充分就業和由不間斷的消費引致的持續生產。事實上,經過經濟危機的打擊,減輕資本的危機、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復正常的消費和生產活動就是最大的幸福。凱恩斯盡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沒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為經濟活動的目的加以論述,但卻在實實在在地進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從凱恩斯開始,經濟學對幸福的關注從微觀層面真正上升到宏觀層面,真正使國家具備了關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實際辦法和手段。

    四、福利經濟學及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幸福

    在福利經濟學中,已經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發表《財富與福利》一書,他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為原則,在馬歇爾等人的一般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對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統論述,對增進社會經濟福利的途徑和相應的改良措施進行了研究和說明。他認為福利是指一個人獲得的效用或滿足,這種滿足可以由于對財物的占有而產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識、情感、欲望等)而產生;而全部福利則應該包括所有這些滿足。他把福利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福利即社會福利,它不但包括一個人對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而且包括對精神生活需要的滿足,如音樂藝術的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夫妻之間的愛情,朋友之間的友誼,以及自由、平等、正義乃至寬松和諧的社會環境等。狹義的福利即經濟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間接用貨幣尺度來衡量的那部分社會福利,由此他認為國民收人總量愈大,經濟福利愈大,富人的財產向窮人轉移有利于社會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從庇古這里開始,福利、效用與滿足已經是同義詞了,他的廣義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貢獻在于對幸福的這些外延作了歸納,而不再像前輩們那樣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點討論的狹義福利概念已經只從經濟和物質的角度討論幸福問題,認為幸福就是以貨幣衡量的基數效用,從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內容在事實上驅逐出了經濟學研究范圍,這是一種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廣義幸福的難于測量。福利經濟學在后來又對“效用”進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的爭論中,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效用是人的主觀感受,不能用基數來度量,而且也不能進行人際間比較,羅賓斯(1932)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涉及倫理的或價值判斷的問題,經濟學中具有規范性質的結論都來自基數效用的使用,因此經濟學應該避免使用基數效用。這場爭論促生了新福利經濟學,即以無差異曲線分析法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數效用論和帕累托最優化原理為基礎的經濟理論。其后經濟學家們在如何測量效用方面力圖有所突破,推翻基數效用理論測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數效用理論,企圖進行個人幸福在對不同商品消費所帶來幸福的比較,提出了福利經濟學的兩大定理,證明了自由交換的市場環境對個人幸福的必要性(盡管要證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經濟學的帕累托標準回避基數效用的計量和效用的人際比較,同時忽視收人分配問題,事實上人們并沒有得到幸福。經濟學家們注意到,效率對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時也注意到公平對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薩繆爾森提出了社會福利函數理論,認為福利經濟學不僅要以帕累托最優為原則,而且不應避免價值判斷或者倫理判斷,認為社會福利函數直接決定于每個個人的效用函數,每個人的效用極大化條件是社會福利函數達到極大值的必要條件。這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對幸福問題給予了答案:只有以個人幸福最大為基礎的社會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曼昆在其《經濟學原理》中,使用名詞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幾處,而且成為不需要解釋的僅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現代經濟學已經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說在薩伊那里,把效用理解為滿足人類需要的內在力量,在亞當?斯密那里理解為是使用價值的話,那么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看來就完全是一種主觀有用性了。但是,測量效用是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從總體上來看,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幸福也越來越具有現代的特色,但已經基本很少談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滿足等概念了。

基數效用論的分析方法范文第3篇

在古典經濟學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認為勞動與幸福是對立的。他對幸福的社會有一個最低期限標準，“有大部分成員只陷入貧困悲慘的社會、絕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簡單地說：貧窮不是幸福。如果說幸福是個衡量標準的話，他從收入和財富的角度對幸福給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條件是不貧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義語，他認為，不是在社會到頂端富裕的時候、而是在社會處于進步狀態并日益富裕的時候，貧窮勞動者，即大多數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歡樂。即從經濟角度來看，幸福感是處于收入的貧困線與最富裕線中間，而且是在一個持續的過程中，幸福具有相對性。他認識到“看不見的手”對公眾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這種革命的，卻是兩個全然不顧公眾幸福的階級（指大領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總之，斯密區分了公眾幸福與社會幸福、今生幸福和來生幸福、幸福創造和幸福享受、幸福與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財富或收入對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確否定財富或收入對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贊同財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驅逐出了經濟學。在亞當•斯密之后，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對勞動者幸福的決定性影響，肯定了市場經濟決定的工資收入對勞動者幸福的決定作用，主要強調收入對于人們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說斯密的經濟理論重在富國裕民、李嘉圖的經濟理論重在勞動價值論的形式化、穆勒的經濟學在于綜合和應用的話，那么，西斯蒙第的經濟學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斷言，財富只是人類物質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種手段；人類進行財富生產是為了滿足自身物質生活的需要，不斷地提高物質享受。因此，財富應該給所有的人帶來幸福，而且也只有全體居民的物質享受增加了，國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視在保證人民幸福的各種措施中收入同資本增長和人口增長的比例關系。當然他也認為，人的幸福是由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兩方面構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責任交給了政府，認為這是政府努力奮斗的目標，與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關系，因為高級政治學就以這種幸福作為研究的對象，它的職責是使全國所有各階級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澤，通過舉辦教育，以資陶冶公民的心性，啟迪他們的聰明；通過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來生享福，以補償現世所受的痛苦。總之，要通過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氣風發，精神高尚起來，追求的不該是一個人或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應當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獲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還是有位置的，這和斯密等經濟學家相比是一個退步。約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一書中，對幸福的關心是真實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國民幸福”、“人類幸福”、“全人類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廣的幸福概念，視野明顯大于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而且還注意到了幸福應具備的環境，比如法律環境，還對如何提高幸福水平進行了具體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擴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進行公共干預和限制遺產繼承、進行捐贈等辦法，這些辦法和看法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通過穆勒的研究，不僅使幸福成為衡量經濟活動的標準，也使幸福成為衡量政治、社會其它活動的重要標準，這是穆勒在經濟理論上對幸福研究的獨特貢獻。

二、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幸福

被追認的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人戈森是很關注幸福的。當他同時代的德國歷史學派的教授們關于如何同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如何提高國力的理論正在盛行的時候，戈森把個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認為人行為的目標就是使“生活享受總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與幸福是同義詞，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質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藝術品消費等），認為只有個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絕對量、提高所使用的勞動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強法制，人類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為了有助于人類實現盡可能大的幸福，他認為“唯一應該重視的是：……消除阻礙個人建立有利的生產部門和自由地運用他的貨幣的障礙”,因此他反對封建經濟而主張自由的市場經濟。另一位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人杰文斯則采用邊沁等功利主義學說的原則，認為經濟學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價購買快樂，從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認為他的經濟理論“完全以快樂痛苦的計算為根據”,并試圖用經濟方法對快樂和痛苦進行測量，認為快樂和痛苦的“數字材料比任何別種科學所有的數字材料都更豐富、更準確”,可以認為，杰文斯的快樂即幸福，提出對幸福進行測量，這在經濟學領域是重要的一步。馬歇爾難能可貴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問題，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個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類幸福等概念。這一方面是由于約翰•穆勒作為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寬泛的學術背景與馬歇爾純粹的經濟學家的學院式學術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產生以來全世界社會背景的復雜化使馬歇爾認識到追求更大范圍勻質的幸福已經不現實而采取了回避的態度，還有，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觀領域的經濟活動，本身就不存在后來的宏觀經濟問題。盡管影響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認為經濟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為，在他看來，通過追逐財富展現個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實現幸福的一個途徑，而且人在具備必要的維持生活的必需品外，還應該有更大部分的維持效率（發展）的必需品，這就意味著隨著社會的進步，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將會越來越大，因而對人收入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結果是，幸福的滿足會對經濟和社會的依賴越來越強，要靠傳統的農業經濟和農業社會已越來越難以支撐，因而馬歇爾不看好小農業生產者并有貶抑之意不是沒有根據的。馬歇爾還試圖以貨幣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經濟因素，這是企圖簡化幸福的測量以財富替代幸福的一種努力。由于馬歇爾使用了心理分析和邊際分析的方法，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經事實上提出了“邊際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長的幸福”等概念對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義。馬歇爾最關注的其實是個人的幸福，認為個人幸福高于一切，國家也不能剝奪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力。強調個人利益，特別是物質利益，是西方啟蒙文化的核心，馬歇爾的經濟學不過得以進一步彰顯而已，也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收入、財富對幸福的決定性制約作用。

三、凱恩斯經濟理論中的幸福

凱恩斯很少使用的幾個幸福概念卻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經濟思想：國民財富持續增加、國民的充分就業和由不間斷的消費引致的持續生產。事實上，經過經濟危機的打擊，減輕資本的危機、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復正常的消費和生產活動就是最大的幸福。凱恩斯盡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沒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為經濟活動的目的加以論述，但卻在實實在在地進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從凱恩斯開始，經濟學對幸福的關注從微觀層面真正上升到宏觀層面，真正使國家具備了關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實際辦法和手段。

四、福利經濟學及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幸福

在福利經濟學中，已經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發表《財富與福利》一書，他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為原則，在馬歇爾等人的一般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對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統論述，對增進社會經濟福利的途徑和相應的改良措施進行了研究和說明。他認為福利是指一個人獲得的效用或滿足，這種滿足可以由于對財物的占有而產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識、情感、欲望等)而產生；而全部福利則應該包括所有這些滿足。他把福利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福利即社會福利，它不但包括一個人對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而且包括對精神生活需要的滿足，如音樂藝術的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夫妻之間的愛情，朋友之間的友誼，以及自由、平等、正義乃至寬松和諧的社會環境等。狹義的福利即經濟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間接用貨幣尺度來衡量的那部分社會福利，由此他認為國民收人總量愈大，經濟福利愈大，富人的財產向窮人轉移有利于社會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從庇古這里開始，福利、效用與滿足已經是同義詞了，他的廣義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經濟學家們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貢獻在于對幸福的這些外延作了歸納，而不再像前輩們那樣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點討論的狹義福利概念已經只從經濟和物質的角度討論幸福問題，認為幸福就是以貨幣衡量的基數效用，從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內容在事實上驅逐出了經濟學研究范圍，這是一種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廣義幸福的難于測量。福利經濟學在后來又對“效用”進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的爭論中，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效用是人的主觀感受，不能用基數來度量，而且也不能進行人際間比較，羅賓斯(1932)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涉及倫理的或價值判斷的問題，經濟學中具有規范性質的結論都來自基數效用的使用，因此經濟學應該避免使用基數效用。這場爭論促生了新福利經濟學，即以無差異曲線分析法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數效用論和帕累托最優化原理為基礎的經濟理論。其后經濟學家們在如何測量效用方面力圖有所突破，基數效用理論測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數效用理論，企圖進行個人幸福在對不同商品消費所帶來幸福的比較，提出了福利經濟學的兩大定理，證明了自由交換的市場環境對個人幸福的必要性（盡管要證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經濟學的帕累托標準回避基數效用的計量和效用的人際比較，同時忽視收人分配問題，事實上人們并沒有得到幸福。經濟學家們注意到，效率對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時也注意到公平對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薩繆爾森提出了社會福利函數理論，認為福利經濟學不僅要以帕累托最優為原則，而且不應避免價值判斷或者倫理判斷，認為社會福利函數直接決定于每個個人的效用函數，每個人的效用極大化條件是社會福利函數達到極大值的必要條件。這就從另外一個角度對幸福問題給予了答案：只有以個人幸福最大為基礎的社會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曼昆在其《經濟學原理》中，使用名詞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幾處，而且成為不需要解釋的僅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現代經濟學已經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說在薩伊那里，把效用理解為滿足人類需要的內在力量,在亞當•斯密那里理解為是使用價值的話,那么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看來就完全是一種主觀有用性了。但是，測量效用是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從總體上來看，在現代主流經濟學中，幸福也越來越具有現代的特色，但已經基本很少談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滿足等概念了。

基數效用論的分析方法范文第4篇

[abstract:The calculus is on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greatest mankind's intelligence, part's begging to look like to beg the basic thought of precision with extreme limit is the foundation that studies Gao Deng's mathematics.Continuously develop and make use of a mathematics knowledge solution economic problem to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long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the usage calculus can carry on quantity to turn analysis to the actual problem i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establishment thus making policy for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executive science provides basis.To th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er of business enterprise, the method of applied calculus fixed amount carries on precision, careful decision in the economic analysis, can be decision maker and executive to provide careful of analyze method and new way of thinking, the integral calculus model has bigger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economic application, particularly is the current calculator applies of continuously expand.Passing to build up mathematics calculus model is efficiently a realization the important path of decision and science decision, is also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promotes an oneself competition ability of necessarily from of road

[關鍵詞]：微積分 邊際分析 彈性函數

[Keyword]:The calculus limit analyzes flexible function

中圖分類號： O17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微積分的基本思想

微積分是微分學和積分學的總稱，它的基本思想是：局部求近似、極限求精確。以下我們具體闡述微分學與積分學的思想。

1.1微分學的基本思想：微分學的基本思想在于考慮函數在小范圍內是否可能用線性函數或多項式函數來任意近似表示。直觀上看來，對于能夠用線性函數任意近似表示的函數，其圖形上任意微小的一段都近似于一段直線。在這樣的曲線上，任何一點處都存在一條惟一確定的直線--該點處的“切線”。它在該點處相當小的范圍內，可以與曲線密合得難以區分。這種近似，使對復雜函數的研究在局部上得到簡化。

1.2積分的基本思想：積分學的最基本的概念是關于一元函數的定積分與不定積分。蘊含在定積分概念中的基本思想是通過有限逼近無限。因此極限方法就成為建立積分學嚴格理論的基本方法。現在我們來舉一個例子——物理中運動物體經過的路程：

設速度函數 已知，求運動物體所經過的路程也是上述兩大步驟：

（1）“局部求近似”：非均勻量近似于均勻量只有在微小局部才能成立.因此要處理這一非勻速變化的整體量，首先必須劃分時間區間為若干小時間區間，再在各小時間區間上以“勻”代“不勻”，因此，這一思想需分為兩步來實現：

①“分割”：將區間 任意劃分成n份，考察微小區間 上的小段；

②“求近似”：在 上將運動近似看作勻速運動，用處理相應均勻量的乘法得： ， ， .

（2）“極限求精確”：由于所求的是整體量，因此先將局部的近似值累加起來再向精確值轉化（利用極限法實現“精確”的過程），所以實現精確的思想也分為兩步：

①“求和”：；

②“求極限”：，其中 .

可見，微分與積分雖然是微觀和宏觀兩種不同范疇的問題，但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非均勻”變化量，解決問題的基本思想方法也是一致的。可歸納為兩步：（1）微小局部求近似值；

（2）利用極限求精確。微積分的這一基本思想方法貫穿于整個微積分學體系中，并且將指導我們應用微積分知識去解決各種相關的問題。

2微積分在經濟學中的基本應用

（1）一般均衡理論中的微積分方法：經濟均衡理論是瓦爾拉斯創立的。所謂瓦爾拉斯均衡,就是對每一個商品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相等的所有均衡條件進行描述。即尋求在經濟生活中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均衡價格體系存在的條件。一般均衡分析是在構建多變量方程組的前提下,運用微積分理論對商品市場的供求進行邊際分析,從而尋求一個均衡價格體系,使經濟達到一般均衡。其思路是由商品需求和要素供給及廠商商品供給和要素需求的分析,到整個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一般均衡。首先考慮h的產品需求和要素供給,然后再將所有h的商品需求和要素供給分別相加求得每種商品的市場需求和每種要素的市場供給。h的效用取決于它所消費的各種商品數量以及它提供的各種要素數量

（2）消費者均衡理論：消費者均衡理論的核心是:消費者如何獲得效用最大化。無論是從基數效用論入手還是從序數效用理論入手,都可以得出相同的消費者均衡條件的結論:

( MU 為邊際效用, P 為價格)

其分析工具是微積分。

基數效用論和邊際效用分析法是:設TU表示總效用,以U表示邊際效用,Q表示消費者,總效用是邊際效用之和。邊際效用是指消費者在一定時間內增加一單位商品的消費所得到的效用增量。消費者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條件是:若消費者貨幣收入是固定的,市場上各種商品的價格是已知的,那么消費者應該使自己所購買的各種商品的邊際效用與價格之比相等(或者說消費者應使自己花費在各種商品購買上的最后一元錢帶來的邊際效用相等) 。

（3）彈性分析：商品價格的提高或降低會引起需求量的減少或增加，但價格變化以后，需求量所作出的反應或增減變化程度，不同的商品時不同的，同一種商品在不同的價格水平上也是不同的.所以需求的彈性可以用來衡量價格變動的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變動的比率，也就是兩者之間的靈敏程度。在經濟學中，彈性可以理解為：它是一個因變量的相對變動和一個自變量的相對變動之比。

（4）最大的生產要素組合：在生產理論中,為了簡化分析,通常以兩種可變生產要素的生產函數來考察長期生產問題。假定生產者使用勞動和資本兩種可變生產要求來生產一種產品,則兩種可變生產要求的生產函數為: L 為可變要求勞動的投入量, K 為可變要求資本的投入量, Q 為產量廠商可以通過對兩投入要素的不斷調整實現既定成本條件下的最大產量的要素組合。

（5）最優化問題：邊際分析研究的是函數邊際點上的極值。也就是研究因變量在某一點上(即邊際點) 是由遞增變為遞減,還是由遞減變為遞增的規律。這種邊際點的函數值就是極大值或極小值。邊際點的自變量是作為判斷并加以取舍的最佳點,而尋找這個可據以做出最優決策的最合理的邊際點,正是經濟研究的一個焦點。因此,微積分法是研究最優化規律不可缺少的方法。

（6）邊際分析：在經濟學中，經常會遇到邊際這一概念，如邊際成本、邊際收益、邊際利潤等等，從文獻《趙樹源.經濟應用數學基礎（一）微積分》看，經濟學中的邊際問題，就是相應的經濟函數的變化率問題，即把一個經濟函數的導數稱為該函數的邊際函數，邊際函數在某一點的值稱為邊際值，總成本函數關于產量的導數稱為邊際成本，其經濟含義是：當產量為q時，再生產一個單位（即 ）所增加的總成本 ；邊際收益是指總收益函數關于銷售量的導數，其經濟含義是：當銷售量為q時，再銷售一個單位（即 ）所增加的總收益 ；邊際利潤是指總利潤函數關于銷售量的導數，其經濟含義是：當銷售量為q時，再銷售一個單位（即 ）所增加的總利潤 .

3結論：經濟管理屬于經濟學門類應用經濟學科，主要研究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合理組織、合理調節的規律和方法，它包括兩大方面：宏觀經濟掛歷，即國家對國民經濟體系和社會經濟活動的控制，微觀經濟管理，即各類企業、合作經濟組織，各個勞動者的經營管理.經濟管理融合多種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學科知識，注重總結實踐經驗和可行性研究。經濟管理力求在盈利性、成長性和風險之間謀求一種良好的動態平衡.運用微積分將經濟管理中的問題量化之后，能比較清晰的知道經濟管理中企業規模、銷售增長、市場份額、技術領先、品牌知名度等目標的實現情況，微積分主要著眼于變量之間的變化，即當自變量每發生一個變化時，因變量的變化程度。因此，隨著金融市場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高等數學的知識越來越多地滲透到會計、審計、財務管理、市場營銷、財政、稅務、金融、工商管理等各個經濟領域.要很好的利用高等數學知識,使經濟管理走向定量化、精密化和準確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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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菊敏.微積分在經濟分析活動中的應用[J].科技信息，2009（26）：57-82.

[4]髙哲.淺談微積分在經濟中的應用[J].中國科技博覽，2009（7）：103-126.

基數效用論的分析方法范文第5篇

關鍵詞：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效用價值論；缺陷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4-0001-04

1844年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發表于《德法年鑒》，在這篇被馬克思稱之為“天才的大綱”里，恩格斯探索了價值、競爭、私有制、經濟危機等一系列重要的經濟范疇。雖然這篇早期文獻在諸多方面尤其是價值理論上存在不成熟甚至是錯誤的地方，但恩格斯對于價值的天才思想對于今天的我們厘清效用價值論的缺陷和堅持勞動價值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恩格斯的價值定義

恩格斯首先對薩伊（Jean.Baptiste.Say）、麥克庫洛赫（John.Ramsay.McCulloch），以及李嘉圖（David.Ricardo）的價值定義分別做出批判，在恩格斯看來，麥克庫洛赫以及李嘉圖認為：“物品的抽象價值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1]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如果把競爭關系撇開，沒有人會把物品賣得低于它的生產費用。”[1]此種定義的問題在于撇開競爭而抽象討論價值問題，競爭使得諸生產者以生產費用為錨確定產品價格，一旦排除競爭因素，生產者就不可能按照生產費用出賣商品。另外，排除效用因素，生產費用對于價值的決定作用受到質疑――“假定某人花了很大的力氣和巨大費用制造了一種誰也不要的毫無用處的東西，難道這個東西的價值也同生產費用一樣嗎？”[1]最后，生產費用的形成本身也就是建立在競爭之上。

在薩伊本人的論述中效用是“某種東西所具有的宜于或能夠滿足人類各種需要的固有性質”，而且“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2]由此可知，薩伊對于效用的定義偏向于客觀效用，也即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對人的有用性。而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恩格斯認為：“物品的效用是一種純主觀的根本不能絕對確定的東西，至少它在人們還在對立中徘徊的時候是肯定不能確定的。”[1]唯有競爭，才能確定商品的價值。

因此，基于競爭對于價值兩個方面形成的決定作用，恩格斯提出：“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價值首先是用來決定某種物品是否應當生產，即這種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然后才談得上運用價值來進行交換。如果兩種物品的生產費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確定它們的比較價值的決定性因素。”[1]即在考慮競爭因素下，將生產費用以及客觀效用結合以構成價值的完整定義。

二、效用價值論概述

“效用”這一概念早已有之，但包括薩伊在內的古典經濟學家主要關注商品的客觀效用，恩格斯則同時提到了“一種純主觀的根本不能絕對確定的東西”[1]和“物品固有的效用”[1]兩種概念，前者即為主觀效用，也即“邊際革命”中經濟學家主要使用的效用。主觀效用注重商品帶給人的主觀上的愉悅或者痛苦的感受，并且從戈森（Hermann.Heinrich.Gossen）開始重點從效用本身或者抽象探討商品服務給人帶來的心理滿足轉向主觀心理感受的變化量，邊際效用遞減以及等邊際法則也從戈森開始萌芽。到19世紀70年代，“邊際三杰”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瓦爾拉斯（Marie.Esprit.Walras）、門格爾（Carl.Menger）幾乎同時提出邊際效用理論，他們以主觀心理評價為基礎并引入數學分析工具對效用的變化量進行進一步規范化分析，門格爾提出價值取決于商品中最不重要部分的效用[3]，杰文斯提出價值的大小取決于最后效用程度的大小[3]，瓦爾拉斯提出價值來自于“稀少性”即“最后欲望被滿足的程度”[3]的觀點。總而言之，這一時期主流經濟學家側重于邊際分析，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支配下隨著消費數量的增加，消費者從每一次增加的消費中所獲得的效用逐漸減少，因此邊際效用決定價值的大小。

之后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Marshall）在綜合邊際革命以來各學派觀點的基礎上構建了現代意義上的微觀經濟學，以邊際效用遞減和邊際收益遞減為基礎的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成為經濟分析的最基本模型。在價值方面，馬歇爾綜合了客觀效用和主觀效用，以價格論取代舊價值論，自此主流經濟學不再關注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古典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而是以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為基礎，從局部均衡角度探討市場出清問題。數學分析工具、理性經濟人假說，邊際效用理論也成為經濟學分析的主要特征。雖然之后的經濟學家們針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存在的諸多問題，從交易費用、信息不完全及不對稱問題、有限理性、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進行了修正，但是價值問題卻再也沒有進入主流經濟學家的視野。

三、恩格斯價值定義存在的問題

《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被馬克思稱為“天才的大綱”，也是自這篇文獻馬克思恩格斯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合作。但是作為恩格斯早年的文獻，《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在包括價值定義的諸多方面尚且存在不成熟甚至錯誤的地方。在晚年書信中，恩格斯自己說道：“現在把《德法年鑒》上我的那篇舊文章重新刊載在《人民國家報》上是無論如何不行的。這篇文章已經完全過時，而且有許多不確切的地方，只會給讀者造成混亂”[4]，“……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現在已經完全陳舊了，不僅缺點很多，而且錯誤也很多。我擔心，它引起的誤解比它帶來的好處多。”[4]另外，馬克思從《神圣家族》《哲學的貧困》等一系列著作中構建并完善了自己的勞動價值論，對于恩格斯“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持保留和否定態度。

（一）對于李嘉圖生產費用決定價值的誤解

恩格斯“不是從原著而是從麥克庫洛赫的解釋間接了解李嘉圖的”[4]，因此恩格斯眼中的李嘉圖“跛腳”定義并非李嘉圖原本的觀點。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李嘉圖明確指出：“一種商品如果全然沒有用處，或者說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無益于我們欲望的滿足，那就無論怎樣稀少，也無論獲得時需要多少勞動，總不會有交換價值。”[4]由此可見，李嘉圖肯定效用前提的同時又否認效用作為價值要素的觀點。奚兆永教授認為，競爭在討論價值本質時是應該舍棄的[4]，李嘉圖關于生產費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固然存在一定問題，但恩格斯在分析時也做出了誤讀。

（二）主觀效用和客觀效用混合使用

薩伊的效用價值論所使用的是客觀效用，也即商品本身固有的對于人的有用性，效用是物質財富的構成。馬克思的使用價值實質上也是客觀效用，也指商品對人的有用性。而后來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則拋棄商品的客觀效用，著重分析增加商品的消費對于主觀心理評價增量的影響，馬歇爾雖然綜合了客觀效用和主觀效用，但是徹底回避了價值問題轉而注重價格論。可見，在價值問題上并沒有經濟學家將客觀效用與主觀效用混用。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恩格斯卻提出：“物品的效用是一種純主觀的根本不能確定的東西，至少它在人們還在對立中徘徊的時候是不能確定的。”[1]因此，“生活必需品應當比奢侈品具有更大的價值。”[1]同時，他又論述道：“是否有一種不取決于當事人雙方、不為當事人所知悉、只以物品固有的效用為依據的規定呢？這樣，交換就只能強制進行，并且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受騙了。”[1]對于主客觀效用的混用使得恩格斯在定義價值時遇到混亂，“純主觀的效用同樣應當被看作是價值本身，因為現在不可能有第二種效用。”[1]

（三）確立科學的勞動價值論

恩格斯試圖將生產費用與效用統一起來，這樣的思路符合探究商品經濟規律的科學精神，但恩格斯最大的問題在于錯誤確定價值的來源。在古典經濟學家眼中勞動、資本、土地是生產費用的三個來源，恩格斯此時并沒有區分三個要素對于價值的決定關系，盡管他著重強調了勞動的作用，但并沒有否認資本和地租作為價值來源的地位――“而勞動至少以土地，在大多數場合還以資本為前提”[1]，“這三者的作用截然不同，無法用第四種共同的尺度來衡量。”[1]除此之外，恩格斯也把效用作為價值的來源，“如果兩種物品的生產費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確定它們的比較價值的決定性因素。”面對這樣混亂的價值源泉，恩格斯只好用競爭將資本、土地、勞動、效用相統一，但競爭機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恩格斯也并沒有利用競爭形成完善的價值理論。在此后的幾十年中，恩格斯與馬克思一同完善了價值理論，最終形成了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的科學勞動價值論。科學的勞動價值論不僅成為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而且本身也解決了恩格斯所追求的生產費用與效用相統一的問題。

四、效用價值論存在的缺陷

盡管《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作為恩格斯早年作品存在諸多不成熟的方面，尤其在價值定義上并沒有確立科學的價值理論，但是這篇“天才的大綱”中所折射出的天才思想仍然能夠透視后來效用價值論的矛盾。

（一）效用無法精確測量

恩格斯指出，效用“是一種純主觀的根本不能確定的東西”[1]，精確命中效用價值論存在的第一個問題，即效用本身不能夠精確測量。消費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理性人，無法獲得關于所有商品的信息并對效用進行精確量化分析，加之每個人對于商品的偏好不同，所處的消費狀況也不同。可見，主觀心理評價對于消費者而言具有任意性與多樣性，由此根本無法確定商品的價值。除此之外，效用價值論認為價值取決于邊際效用，但現實生活中極少存在消費某種商品到邊際效用為零的情況，因而商品的價值也不可能從事實上確定。

對于這個問題經濟學家試圖建立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來解決。基數效用論通過微分的方法將主觀心理評價量化，再定義每一件商品所包含的效用數量，不過這種量化方式從數理上都難以實現，因而經濟學家轉而將效用邊際變化量精確化，但是邊際變化量的量化必須要定義初始值，而初始值的確定卻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所以經濟學家放棄了基數效用論轉而通過序數效用論確定商品的價值。序數效用論不再試圖對每件商品的效用或者邊際效用進行量化，而是通過比較商品之間的效用大小來進行效用價值的規范化。然而這相當于回避了效用無法量化的問題，并且如前所述，不同消費者對于不同商品或者同一消費者在不同時間點對于不同商品的需求和偏好都存在差別，因此不可能在全社會范圍內編制統一的序數效用表。故而，序數效用論最大的價值在于作為前提以規范的數學語言描述了供求曲線的形狀，對于價值問題卻并沒有貢獻。

價值的意義之一在于為商品交換提供統一的可度量的尺度或者比例，而這是效用價值論所倚重的主觀效用卻從根本上無法解決的問題，在社科領域由于人的心理和行為復雜性卻很難對單個人的行為進行數學描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能夠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量通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度量，因而商品價值量也就可以通過勞動時間確定比例。馬克思以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為基石揭示了剩余價值的來源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在效用價值論下資本、勞動、科技等要素共同形成商品的效用進而共同參與分配，從而掩蓋了資本主義剝削實質。

（二）效用不反映生產成本

效用是人的主觀心理評價，不同消費者對于同一商品所能帶來的愉悅程度的評價也就不同。商品的平均成本曲線與邊際成本曲線的變化趨勢，并不能夠從邊際效用的變化趨勢得到相關性解釋。

馬歇爾通過供求模型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建立生產成本決定的供給曲線和邊際效用決定的需求曲線，通過兩條曲線的交點即均衡價格描述生產成本與效用的關系，但是需求曲線是由序數效用論推導而出，由于序數效用論并不反映真實的需求情況，因而需求曲線也只能描述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下需求的變化趨勢，模型中的需求價格也就是假設的價格，假設的需求價格的大小實際上也是以供給價格為依據的。

恩格斯指出：“價值首先是用來決定某種物品是否應該生產，即這種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然后才談得上運用價值來進行交換。”[1]雖然他的價值定義存在問題，但此觀點甚至可以成為供求模型的文字描述，“效用抵償生產費用”即為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的均衡交點，馬歇爾費盡心力通過一系列復雜的數學推導所形成的供求曲線，恩格斯早已道明原理。而根據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商品的價值本身就具有成本屬性，反映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各種稀缺資源歸根結底是反映人的勞動消耗的，這樣商品的交換價值、成本都可以通過勞動時間來描述，避免了效用價值論將效用與成本割裂的問題。其實，雖然恩格斯關于價值的定義存在一定問題，但其中所蘊含的科學精神卻與勞動價值論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真理的探索需要一定的過程與曲折。

（三）效用在消費中才得到實現

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提到：“物品的效用……至少在人們還在對立中徘徊的時候是不能確定的。”[1]言下之意，效用只有在被消費者消費的時候才能實現，但實現并不意味著確定，沒有人會在消費商品之后還去評估商品對自己愉悅的改進，即便愿意評估也無法得出可比較的量化的評估結果。除此之外，邊際效用更要等到消費到一定數量的時候才能得到大致確定，但是即便此時已經得到精確的效用量和邊際效用，但消費者早已為商品支付了代價，也即商品的生產費用在交換中早已被確定。這是效用價值論割裂生產成本和效用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由于在此過程中消費者處于劣勢地位，因而消費者時常要為不能滿足需要的物品支付不必要的代價，在探尋同類商品中價值與效用大致相等的商品還需要經歷一系列的試錯過程，并且由于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在面對新商品和奢侈品時消費者要面臨更大的風險。

與效用不能精確量化相同，割裂生產與效用的關系帶來價值實現過程中交換比例不能確定的問題，商品的價值必須在交換過程中被確定，但生產所決定的價值與消費者所評估的效用在交換中由消費者承擔風險與損失，因為在實際交換中就已經存在的價值不可能由消費中才評價的效用來決定。

恩格斯“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的觀點，實質上是把商品流通各個環節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他試圖通過生產費用與效用共同決定的商品價值來解決價值實現過程中滯后或者斷層的問題，并聯系生產費用與效用以實現價值的統一。盡管這種努力由于沒有找到價值的真正來源而缺乏科學依據，但其本身也足以揭示效用價值論在無法確定商品交換比例與割裂生產費用及效用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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