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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理論范文第1篇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西方傳播學與信息觀念的引入，我國新聞界開始從最基礎的概念來修正、重構新時期的理論體系。概念準確是科學研究最起碼的要求，作為最基本的邏輯起點的概念混亂，必然導致理論上的混亂。①因此，本文欲從新聞定義的研究范疇開始，通過對新聞本體的探究，借鑒并分析學者給新聞下過的定義，試圖給新聞一個較為完善的定義。

定義的范疇

新聞定義綜述。新聞的定義據不完全統計有170種。國外更有學者聲稱有300多種，可謂眾說紛紜。根據學者對新聞定義的研究，可以把目前的新聞定義整理為四大類。

一是“事實說”。如徐寶璜1919年在《新聞學》一書中稱：“新聞者，乃多數閱讀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也。”

二是“報道說”。如1943年在《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中提出：“新聞的定義，就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

三是“傳播說”。如王中1981年在《論新聞》一文中指出：“新聞是新近變動的事實的傳播（布）。”

四是“信息說”。如寧樹藩1984年在《論新聞的特性》一文中寫道：“新聞是經報道（或傳播）的新近事實信息。”

四類定義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新聞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聞學理論界雖然表現出空前的繁榮，但是對于新聞的定義這一基本概念的研究范疇尚未有明確的界定，多數學者大多從新聞的屬性和新聞實踐的具體要求出發，研究新聞的應有之義，卻忽略了研究的范疇。

范疇（category），是反映事物本質屬性和普遍聯系的基本概念，是人類理性思維的邏輯形式。②各門具體科學都有自己的范疇體系，新聞學理應有自己的研究范疇。

大眾傳播――默認的研究范疇。目前新聞學理論界所說的“新聞”，通常指的是在大眾傳媒環境下的新聞，研究的范疇主要是指大眾傳媒條件下的新聞實踐，新聞指的是大眾傳播渠道中傳遞的事實或信息。也就是說，只有進入大眾傳播媒介渠道的新聞，才是新聞事業所要研究的對象。在現代新聞實踐過程中，傳播者是播音員、報刊發行人、電視主持人等，傳播渠道是大眾傳播媒介，包括四大傳統媒體（報紙、雜志、廣播、電視）和被稱為第五媒體的網絡，接收者是有普遍意義的“大眾”，而新聞，是傳播者通過大眾媒介向“大眾”傳遞的特殊信息。新聞的定義在這里是產生于新聞事業的實踐中的，事實經傳播者進入大眾傳播渠道，通過媒介進行報道被受眾獲知后，新聞就形成了。新聞是按照如下過程形成的：事實發生及時報道受眾接受新聞形成。③因此，“報道說”默認了這樣的研究范疇：在大眾傳播的范疇之下研究新聞的定義，只有經過大眾媒體報道了的才是新聞，但是這個定義范疇失之偏窄。

研究范疇是傳播，而非大眾傳播――新聞本質屬性的要求。現實生活中，新聞無處不在，它不僅存在于大眾媒介上，而且廣泛存在于人際交往和各種社會關系中。能被稱為“新聞”的事實信息應該具有新聞屬性，比如重要性、顯著性、時效性、趣味性等。我們把這些屬性稱為“新聞性”。沒有新聞性，事實將永遠是事實，不會成為新聞，更不會成為報道。

“報道說”認為，變動產生新聞，但是并非所有的變動都能成為新聞，只有媒體報道了的才是新聞。劉建明教授在《當代新聞理論》中說：報道與否不能決定事實是不是新聞。問題在于：是先有報道還是先有新聞？“報道說”認為新聞是后于報道的，只有報道了，新聞才隨之產生，不被報道的事實信息是不會成為新聞的。筆者認為，是先有新聞，然后才有報道。

客觀世界存在各種各樣的“事實”，其中的一些事實千變萬化、不同尋常，處在變動中，具有新聞的屬性，我們稱之為“新聞”，在這些“新聞”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被選擇用于“報道”中。由此觀之，新聞產生于事實中，報道是大眾傳媒對新聞的選擇性傳播。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的說法，縮小了新聞定義的外延和研究范疇，時間上也顛倒了新聞和報道的出現順序，因此是不盡合理的。

因此，只有厘清研究的范疇，才能給新聞以一個更完善的定義。而這個范疇，恰恰是傳播，而非大眾傳播。這種傳播，可以是大眾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人際傳播，甚至可以是人的自我（內向）傳播。新聞在人與人之間的流動、傳播是容易理解的。對于單個人來說，新聞的自我傳播就是個體對“什么是新聞”、“這則新聞對自己有什么影響”、“新聞價值”的一種判斷。

新聞的本體――信息

20世紀40年代“三論”（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的創立和廣泛應用，對我國的新聞改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信息是物質運動規律的總和。從哲學的角度說，信息是事物運動的存在或表達形式，是一切物質的普遍屬性，實際上包括了一切物質運動的表征。傳播學研究的信息是在一種情況下能夠減少或消除不確定性的任何事物，它是人的精神創造物。④新聞產生于事實之中，但不等同于事實，新聞的本體應該是信息而不是事實。

事實與信息的區別。信息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反映，就新聞而言，就是對各種事物的變化和特征的最新反映。新聞屬于意識形態領域，是人們對物質現象的反映，是對事實的加工，不等同于事實，在本質上是一種信息。這種“加工”，可以是媒體的采、編、播、報；也可以是個體對于新聞的價值判斷，通過自我的內向傳播來實現。

事實與信息的區別在于：事實是從本體論，即“有”或“無”的角度提出問題，強調客觀事物運動變化的實際過程，是一種客觀存在，要求主體的認識與它完全符合。信息的概念則從認識論，特別是從人的實踐的角度提出問題，指的是能消除人們認識上不確定的東西，也是一種客觀存在。

新聞與信息的聯系與區別。新聞既不是報道，也不是事實，它是一種信息，一種關于客觀世界最新變動的信息。信息是物質運動的表現形式以及人類對它的認知或表述。⑤客觀世界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在發生著變化，當這種變化被人類感知、認識，進入了人類的認知系統，便轉化為人類主觀世界的認知信息，人類就會對它進行綜合、加工、儲存或傳播。⑥新聞與信息的聯系在于，它是萬千世界諸多信息中的一種。它來自客觀事實，但不是客觀事實本身，而是對客觀事實的感知、認識和反映。

新聞與信息又是有區別的。什么樣的信息才能成為新聞？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信息的供給與需求同樣龐大。與此對應的是越來越個性化、多樣化的信息服務，比如廣告信息、生活服務信息等。新聞則更偏重于在某一范圍內盡可能地影響更多的受眾，滿足受眾普遍的認同需求，產生一定的社會效應。因此，新聞是一種時效性較強的、提供給普通受眾群體的一種特殊的信息。

新聞――一種有新聞價值的信息。什么是新聞價值？首先，價值是一種能夠給人或社會帶來積極意義的東西。劉建明先生認為，所謂新聞價值，是指受眾接受新聞活動中滿足其需要所表現出的效用。⑦新聞價值是客觀的，它是新聞信息中固有的屬性，無論人們是否意識到和承認，它都客觀地存在并發生著作用。另一方面，新聞價值又是主觀的。它必須經過受眾的檢驗才能顯現出來，也就是說，新聞價值只有在新聞到達受眾后才能實現。因此，新聞價值是一種新聞本身固有的能夠給受眾帶來積極意義的特性。

如何正確定義新聞

定義有不同的方式，如詞法定義、情境定義、內涵定義、外延定義、實質定義等。通常使用的定義公式是：被定義概念＝屬＋種差，即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屬”概念中，并揭示它與同一個屬概念下的其他種概念之間的差別，即“種差”。按照“屬＋種差”的定義公式，筆者的新聞定義是：新聞是新近發生變動并對主體有意義的信息。新聞的屬概念是“信息”；在“信息”這一屬概念下，“新聞”和其他信息的差別是“新近發生變動并對主體有意義”。新聞的本體是信息前文已做了詳細分析，這里要說明的是“新”是新聞的最鮮明特征，新聞失去了“新”，便難以成為新聞而將成為“舊聞”，其次，對主體的意義表明了新聞的價值。新聞總是被不同的社會群體或個人需要，才能顯示出它的生命力。

注釋：

①④⑥姚福申主編：《新時期中國新聞傳播評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②楊鑫輝：《中國心理學思想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③劉九洲：《新聞理論基礎》，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⑤百度百科，“信息”詞條，http：／／baike．baidu．com／view／1527．html?wtp＝tt。

⑦劉建明：《當代新聞學原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新聞理論范文第2篇

一、大炮三型

從新聞界實踐和社會發展看，以下三種大炮正在并將繼續走紅。

大事重做型

重大新聞出現，投入精兵良將“大事重做”，集中時間、集中版面形成氣勢與規模。在抗洪、入世、申奧、神舟升空……以及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雅典奧運會……我們總能感受到呼嘯而來的大炮聲！

舉個典型案例，《天津日報》1999年“國慶50周年慶典”，一共30個版。1版以五欄80行高的位置發主席走上天安門的照片，顯示第三代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跨世紀；2版發講話，定報眉“時代強音”；3版發人民的歡欣和擁戴，報眉叫“歡騰時刻”；4版發七常委和閱兵，報眉叫“繼往開來”；5至8版突出天津，叫“海河歡歌”；9版報道三代偉人升旗，叫“莊嚴時刻”；10至12版為群眾游行盛大場面，叫“金水河畔”；13至16版報道各大兵種，報眉叫“鋼鐵長城”；17至20版報道我們的武器裝備，報眉叫“世紀之劍”；21至24版報道天安門和全國各地，叫“普天同慶”；25至28版報道國際反響，叫“五洲同慶”；29至30版報道建國以來12次大閱兵，叫“精彩回放”。①

詳細重述這個獲得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并被中國歷史博物館永久珍藏的版面構成，是因為它包含了新聞的大炮——不僅大事重做，而且包括以下各型大炮——的基本彈藥成份。

一是新聞與歷史互滲。1997年，《廣州日報》出了97個版的回歸特刊，同城有報紙不服氣，貶之為“全是舊聞，沒有新聞”。其實，貶者是酸葡萄心理，97個版，哪里可能全做新聞？新聞大炮的選材特征，正在于讓新聞與舊聞互滲，立足當前、回溯歷史，對過去新的理解同時也是對未來新的展望，這種回顧與展望的雙重視角，有助于看清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把握事態的基本走向。

二是全景與貼近兼融。沒有全景就沒有媒體的創新——背景不同，新聞的意義就不同；沒有貼近就沒有受眾的關注。像新聞大炮這種創新性極強的報道，你不能只問讀者想看什么，讀者的思路很容易想“給我多點或少點”，而他所要的更多，往往正是媒體已經給他的；讀者絕少想到報紙怎樣開辟前人沒有走過的新路。而高屋建瓴的全景布局和重點取舍，正是與其他媒體拉開差距的基本手段，明顯體現出本報的獨家創新。兼融，則要把從全局看的新聞與受眾切身感受的新聞有機結合，盡可能把重大主題轉化為離受眾最近、最熟悉的事件。《北京青年報》慶祝中國申奧成功，連續5天推出近70個版的《申奧特刊》，同時隨機應變擴大戰果，策劃了兩組貼近性極強的報道：“尋找申奧大片中的普通人”和“申奧功臣訪談錄”。

三是理性與感織。新聞與歷史是從媒體選材角度看；全景與貼近兼顧媒體與受眾；感性與理性則是從受眾角度看。盡管新聞的大炮偏于理性，尤其是其中經常包括評論、資料、新聞鏈接、表格數據、專家訪談、記者點評等等，讓理性色彩更濃，但千萬不能忽略感性，因為受眾是感性與理性的結合體。感性特別體現在標題和圖片，它們最先吸引眼球和掀動情感。1999年5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南方都市報》推出的“淚水、怒火”特刊，頭版是五個特大黑字：“最強烈抗議！”下邊一幅圖片，一個怒火萬丈的青年，左手高舉，右手拿喇叭，在美國領事館前示威。幾十米以外都可以看清，難怪被不少人選作游行標語牌！

專題策劃型

大事重做以“事”以中心，專題策劃以“題”為中心，同是大炮，但有偏重客體與偏重主體的基本區別。但是，主體絕不等于媒介隨心所欲的主觀，“專題”由媒介確定，但“問題”，特別是那些重大“問題”，從來都是由時代提出。直言之，是時代“命題”，媒介從特定角度自選“題目”來“作文”。

自主創新成為“十一五”時期的主要任務，廣東省召開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工作會議。2005年11月，《南方日報》推出60個版的“創新廣東”特刊。第1疊務虛，1～16版探討創新廣東的戰略意義、現實狀況、未來圖景、機制突破、核心技術突破、知識產權戰略、人才戰略、創新環境等等。后三疊務實，推介廣東的“創新之星”，樹典型，提供學習樣板。第2疊推介技術創新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第3疊推介營銷和管理創新的房地產企業；第4疊推介創新型城市、專業鎮、產業園區。這樣虛實結合，對廣東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戰略決策進行全方位深入解讀。

以上兩種大炮，新聞人從直覺上更重視大事重做，其實，它有更多的局限。首先，大事不可能經常發生；其次，大事與媒體定位的相關性、重做與媒體能力的可行性，都是限制因素。而專題策劃更靈活，你在時代問題中根據媒體定位選擇題目，量力而行確定規模即可。因而，它也有更多的細類。以上“創新廣東”特刊是“政策解讀型”。常見的還有：2004年12月，《重慶日報》連續16天，每天一個整版，推出《2004——科學發展觀引領重慶前進》的年終報道。那是“成就盤點型”。2004年《湖北日報》“改善湖北投資環境”系列報道，批評涉及縣一級政府：《一起典型的賴賬案》，然后開辟專欄“投資環境大家談”，歷時一個多月，那是“輿論監督型”。好多都市類報紙動輒幾十個版的“五一黃金提案”、“國慶消費地圖”，那是“生活服務型”……如此等等。

日本報界就很重視專題策劃，他們有“年度新聞策劃”。據朝日新聞社原總編中馬清福先生介紹：之所以叫“新聞策劃”，是因為報紙關于某事件和某現象的態度和想法多集中在這一欄目中。從元旦或3號開始的年度計劃格外重要，很多報社每年年末都會確定第二年的主題，以便推出下一年的專欄。以《朝日新聞》為例，1959年從元旦開始連續報道18期“發給幽默的邀請”；從元月3日起連續報道14期“消費者才是上帝”。1960年從元月4日始連續18期“為了明天的政治”。1962年從元旦開始連續51期的“創造日本”……②

這“年度新聞策劃”，也就是劉明華先生詳細介紹過的“計劃性連載”之一，劉先生對它的特點、價值、采訪與寫作要求有很好的分析，我不再重復。③只舉出一個實例，看看這種日本大炮的規模。2003年，《讀賣新聞》一共推出20個計劃性連載，篇幅最大的是生活時尚版的“幸福調色板”專題。又細化為6個分主題，一是“徘徊在婚姻門檻外”，12期，報道不愿或無法結婚的各種男女；二是“我們結婚”，12期，尋找理想伴侶的種種努力；三是“雖說結了婚”，13期，婚后家庭問題如何面對；四是“瑞典的戀人們”，6期，介紹瑞典男女的婚戀觀及狀況；五是15期的“解體家庭”，報道離婚原因及方式；六是12期“一同前行”，報道夫妻如何共渡難關。④我甚至想，不管電視、網絡有多牛，它無論如何都斗不過、甚至受不了這種聯珠大炮的轟擊！莫非，新聞的大炮更是報紙的“必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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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種合成型

前面兩種大炮嚴格限制在“報道”領域，合成型大炮的特殊在于，它是報道與“活動”的配合，于是成了兵種合成，也就是多兵種聯合作戰。合成的實質是強調有機整體，讓多兵種互相配合，成倍提高戰斗力。新聞合成戰術有“三大柱石”：活動、聚焦與炮擊，大炮只是多兵種之一。

2002年，為迎接廣東省第九次黨代會的召開，《南方日報》策劃了持續50天的“十大新聞大家評”活動，先動員讀者推薦省第八次黨代會以來發生在廣東的重大新聞，然后報社與專家共同確定15件候選新聞，再由讀者投票選出十大新聞，最后動用40個版的篇幅來解讀。這里明顯是三個階段環環相扣：組織活動造起聲勢，聚焦投票集中注意，40重炮掀起。當然，三大柱石不一定都是時間的，也有空間的或時空混合的。2005年，《深圳商報》與羅湖區政府、深圳市貿工局、深圳市旅游局聯合主辦“消費在羅湖”大型主題活動。又特別策劃了在東門廣場舉行“羅湖商業文化系列市民論壇”，為配合第一場論壇，報紙做了8個版的特別報道：“東門記憶”，系統回顧東門的商業、文化、民俗。很多讀者將其收藏。這里不仍是活動、聚焦與炮擊？這合成型大炮也真打出了威力，其他地區也向報社發出邀請，希望為它們制作類似特刊。

二、一炮走紅的秘密

新聞的大炮越來越受到青睞，是因為一炮走紅的概率很高，現在要問為什么？

首先，它瞄準讀者的異常依賴。傳播學家梅爾文·德弗勒曾提出“媒介異常依賴論”，說社會重大變化，情況不明，受眾急于從媒介了解情況，這時他就異乎尋常地依賴媒介；哪個媒介能及時充分提供信息他就依賴誰，不惜背棄自己多年使用媒介的老習慣。⑤這個理論較好地解釋了“大事重做”為何成為新聞人的共識。《京華時報》2001年5月創刊，當年7月，中國申奧成功。它一口氣轟出80個“奧運金版”！有人評論它把奧運會翻了個底朝天，做成了“奧運百科”。這80個版或許有些粗糙，有些失調，但那大而全的份量就足以成為重型武器——反過來，你要做把小而精的鉛筆刀，哪怕磨得再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據說好多北京人就因為這“金版”才開始關注《京華時報》！是啊，你瞄準異常依賴轟響大炮，給讀者烙下“風景這邊獨好”記憶痕跡，就有助于新報紙打開局面，老報紙強化品牌。

其次，它是差異化的重要手段。媒體的同質化經常被詬病，但它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中馬清福所論似乎最能命中紅心，他說大眾社會，人們生活越來越相似，首先出現了生活的同質化。這帶來信息的同質化，如果沒有同質的信息，大家都能交談的話題，很多人就會不安。相應的，報紙也逐漸同質化，假如A報沒有B報的消息，兩報讀者聊天，訂A報的人就會不滿、不安，也想換成B報。⑥他至少說清了定位于同一市場的報紙，趨于同質化是如何的不可避免。但是，悖論在于，安于同質化就會使媒體失去存在的理由，它又總要追求差異化。因而《申江服務導報》要求“一月一策劃，周年大策劃”。趨于同質化，報紙會顯得“平”，缺少個性和沖擊力；必須時不時在平原上矗起奇峰，哪怕沒有“大事”可以重做，也要靠“專題”策劃轟響新聞的大炮，有節奏掀起報道，把報紙品牌不斷“烙”進讀者記憶之中。

最后，它是鍛煉隊伍的有效方式。新聞的大炮不可能炮炮走紅，只能追求提高走紅的概率，這要靠采編隊伍苦練內功。《江南都市報》副總編輯彭平說他們“每年都要打幾場標志性的新聞大戰”，他解析其運作思路：一是建立反應迅速的臨戰機制；二是策劃先行；三是調動多兵種作戰；四是做大，形成規模和氣勢。這涉及到報社運作的方方面面。因而他說，每一次這樣的大戰，都是出水平、出人才的好機會。年輕人學到經驗，老記者添了身價，每一場大戰打完，都有人才脫穎而出。⑦不時鍛煉隊伍，才能越打越會打，這一炮沒有走紅，但使下一炮走紅的概率更大一些。

注釋：

①張建星：《新聞的創意時代——新聞操作92條札記》，43頁，文匯出版社，2004

②中馬清福：《報業的活路》，27～28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③劉明華：《西方新聞采訪與寫作》，175～19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④尹良富：《日本報業集團研究》，123～125頁，南方日報出版社，2005

⑤梅爾文·德弗勒等：《大眾傳播學諸論》，353～354頁，新華出版社，1990

新聞理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體育新聞 框架理論 戰爭框架

一、框架理論的基本內容

框架語義學是Charles J. Fillmore于20世紀70年代在格語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最先把框架概念引入語言學研究領域，并將框架定義為能與典型情景相聯系的“語言選擇的任何系統”。框架語義學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理解和描寫詞語的方法，為了準確把握語言中詞語的意義，我們必需先具備概念結構，即語義框架的知識。（江加宏，2010）語義框架是一種認知模式，這種認知模式為我們提供詞語的意義以及在話語中使用的背景和動因，通過所提供的認知背景，能夠使人們把認知范疇聯系起來，正如 Fillmore所說，“詞語代表經驗的分類，每一個范疇都以知識和經驗的激活為基礎”；“一個‘框架’在對語言意義的描寫中起作用的一個概念，是跟一些激活語境相一致的一個結構化的范疇”。（董方峰，2007）

Fillmore（1999）認為，框架應該至少符合兩點要求：1.能體現情景或事物狀態的特征；2.原則上獨立與語言上的表達。最著名的框架是“商業事件”（Fillmore， 1977b）。我們利用“框架”這個詞來表達這種結構化的方式，場景正是在這樣的結構中被呈現或被記憶的，可以說，框架使詞語意義結構化，而詞語則“喚醒”框架。范疇、語境、背景，它們自身都通過原型來理解。

二、戰爭的框架結構與體育比賽的框架結構

新聞具有轉換或傳達社會實踐的公共功能，由此看來，新聞報道中事實框限、選擇、重組都是有一定框架的，每一個框架都是由一組框架元素構成的系統，它們自身也都可以通過它們的原型來理解，下面我們來比較一下戰爭與體育比賽的框架結構。

框架名稱

框架元素 戰爭框架 體育比賽框架

事件參與者 教練：帥、掌門人等

隊員：將軍、兵、工兵、軍團、、射手等 教練、運動員、團隊等

事前準備 操練、備戰、士氣等 訓練、準備、信心等

事件類型 戰役、戰斗、運動戰、阻擊戰、拉鋸戰、對攻戰、持久戰、單邊作戰、高空轟炸等 預賽、上半場、下半場、驟死延長賽、加賽、準決賽、決賽等

事件活動區域 防區、后防線、前線等 場地、中場、邊線、中心圈、開球點、越位線、罰球區等、

事件過程 開始：宣戰、挑戰、出征、迎戰等；

發展：進攻、伏擊、交鋒、殲滅、生擒、誘敵、殺戮、殺回馬槍、狂攻、反擊、排兵布陣、調兵遣將、移師等；

結束：突圍、占領、鳴金、收兵、戰罷等 PK戰、開球、踢、越位、黃牌、進球、破門、射門、帶球、三步上籃、扣球、長傳、短傳 、跑動踢球、向側傳球等

事件目標 復仇、爭霸、奪標等 贏得名次（第一）、獎牌（金牌）等

事件結果 戰果、戰功、告捷、敗績、擊敗、死里逃生、封殺、敗將、慘敗、劫難、士氣消沉、戰局、壓倒、退役等 勝利、贏、失敗、輸、運動員受傷情況等

再來看與這些框架元素對應的一些現實例子：

（1）周末的DTM將移師比利時斯帕賽道舉行第三回合的比賽。（新浪體育新聞）

（2）實德欲三連勝，魔獸軍團很難乘勝追擊。（新華網體育版）

（3）上半場時，哈德門隊憑借老將魯納在后防線上的出色表現力才力保大門不失。下半場，哈德門隊主教練李章誅不斷調兵遣將，力圖加固中場與對手打對攻戰。（《中國體育報》）

（4）面對倫敦奧運會上的小組賽對手澳大利亞，中國男籃最終以三戰皆墨的戰績收場。《中國體育報》

（5）荷蘭隊之所以被稱為“無冕之王”，就是因為多次殺進世界杯決賽，但沒有一次贏得戰爭冠軍。《中國體育報》

（6）本場比賽第一節雙方打成17平，第二節中國男籃開始在外線部署重兵。（競賽新聞）

（7）約旦球員的體能優勢在加時賽中體現出來，數次防攻拉鋸都顯得游刃有余。（新浪體育新聞）

（8）總決賽大郅打替補逆轉廣東八一四年首次攻克東莞（新浪體育）

（9）四年一度奧運大賽，可謂全球體育熱點，稱之為“體育戰爭”，并非危言聳聽，亦非故弄玄虛。從一屆奧運降下帷幕，圣火熄滅之日始，各國政府即刻為下一屆奧運厲兵秣馬，步陣排兵，深山練劍，斗智斗勇。真是忙煞各國體育首腦，急煞各國軍師良將。（季一德）

從上面的例子中不難發現，在體育新聞中存在著大量的戰爭框架，體育比賽框架中的元素在戰爭框架中都能找到與之相對應的元素。如：軍師對應著教練，戰爭對應著比賽，重兵對應著隊員，移師對應著隊員的轉移，厲兵秣馬、步陣排兵、深山練劍這些也都是形容戰爭前的備戰詞匯。可見，戰爭和體育在結構框架上有著高度的相似性。所以，無論用戰爭來理解體育，還是用體育理解戰爭，都是可以接受的。

三、體育新聞中戰爭框架形成的原因

戰爭雖離我們越來越遠，但戰爭中的詞匯和框架卻仍然能夠在體育新聞中得以廣泛使用，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一）認知動因

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的一種暴力行為。比賽是有多人或團體在體育、生產等活動中，通過一定的規則，比較本領、技術的高低。戰爭與體育比賽的目的基本一致，即迫使敵人服從，再加上第二節所述，戰爭與體育比賽在框架元素和構造上有著很強的相似性，戰爭中的語詞才能更容易被體育新聞所吸收。

（二）修辭動因

我們即便沒有經歷過真實的戰爭，但是或多或少都能間接感知或想象到戰場上你死我活的對抗，因此，用戰爭作為框架，用帥、將軍、敵人、武器、戰場、交戰、殺戮、輸贏這些表達，比用教練、運動員、對手、戰術、賽場、比賽、得分、勝敗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使報道在效果上也具有一定的形象性，使觀眾更能感受到體育賽場上的競爭之激烈，讓人記憶深刻。其次，因為戰爭術語已有一定的年代，所以表達上也較為簡潔，語言更為經濟。此外，由于有些戰爭術語在體育新聞報道中用得過于頻繁，已經把它們默認為體育詞匯了，忘記了它們來自于戰爭詞匯，如果離開了這些詞匯，我們就會發現描述體育比賽會變得更加困難。

（三）歷史文化動因

框架作為人類認知的一種手段，是在社會文化知識的基礎上產生的。軍事話語在中國歷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戰爭話語就成了文化話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體育領域，在經濟、股市等領域中也都包含著戰爭語言的框架體系。

（四）媒體因素

我們現在接觸戰爭的重要來源就是媒體，媒體承擔著社會良知和見證歷史的重要責任，為了能夠把戰爭年代人們堅強不屈的精神傳達下去，鼓勵年青一代，大量戰爭年代的電影、電視劇充斥著我們的眼球，再加上學校中歷史、政治課的教育，所以，人們對戰爭詞匯也并不陌生。

四、結語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以真實的語料考察為基礎，從框架理論的角度出發，討論了體育新聞中的戰爭框架。可以看出，框架理論作為人類認知構建的一種手段，在國內越來越受到了重視，它在詞匯、小句和語篇等平面上對語言概念語義的表述都有許多獨到之處。從體育新聞報道所使用的戰爭框架中可以發現，框架理論不僅強調概念與意義對人經驗的依賴，而且使人們對概念和意義的認識超越了真值的判斷，把指稱的內容融入到了框架之中，同時也包含著說話者的情感和意圖。總的來看，理解框架語義這一認知方式有助于揭示其中包含著的、加以強調的元素，使讀者能夠準確把握其中所傳遞的信息。

（作者簡介：王靜，女，1988年生，漢族，陜西銅川人，西安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2011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現代漢語。）

參考文獻：

[1]江加宏.框架轉換與幽默言語意義的識解[J].池州學院學報，

2010，（1）.

[2]董方峰等.中國媒體體育報道中的戰爭隱喻[J].桂林電子科技大

學學報，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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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琪龍.語義框架和認知操作[J].外語教學，2007，（1）.

[6]Charles J.Fillmore.Frame Swmantics[M].詹衛東譯.北京：北

新聞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公共新聞；議程設置；創新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2-0020-02

20世紀90年代興起于美國的公共新聞以彌補當時新聞與公眾之間的鴻溝為目標，努力培育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筆者認為公共新聞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議程設置理論的運用，但也存在分歧。

一、作為實踐和理念的公共新聞運動

據Pew公共新聞研究中心一項調查研究稱，僅Pew中心記錄在檔的就有651例公共新聞實踐活動[1]。如今，它已不僅是一種非常規的新聞實踐創新，且成為一種新聞理念。格拉維奇和布拉姆認為，民主社會需要媒介從事“有意義的議程設置，確認當前的關鍵問題，包括議題的成因及解決的方案。”[2]

（一）作為實踐的公共新聞運動

較早的公共新聞實踐是1988年美國佐治亞州哥倫布市《紀事問訊報》（Ledge-Enquirer）發起的“哥倫布2000：發展議程”的系列報道活動。時任報紙主編Jack Swift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規措施：組織市政會議討論的問題；報社支持成立名為“協力跨越千禧年”的民間組織，跟蹤、關注和處理討論的議題。議題走出報紙、走進社區和居民是公共新聞實踐的特征之一。影響更為深遠的公共新聞創新活動包括美國堪薩斯州《威奇托鷹報》（Wichita Eagle）在1990年發起的“您的一票管用”活動和1992年的“人民計劃”活動；《威斯康星州報》、威斯康星公共電視臺、威斯康星公共廣播電臺合作在麥迪遜開展的從1991年持續到1994年的概稱“我們的人民”活動；《夏洛特觀察者報》自1992年開展的有關選舉和犯罪的報道等。這些創新性活動為探索開展公共新聞實踐提供了范例和方向。

（二）作為新聞理念的公共新聞學

公共新聞倡導者們認為傳統政治選舉報道過于注重“賽馬式”報道，破壞了公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媒介自身也陷入了危機，這直接推動了公共新聞運動興起。公共新聞歷史淵源可追溯至19世紀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關于新聞在民主社會中的角色與責任的辯論，并以19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的社會責任論、20世紀90年代協商民主理論，以及社群主義、公共領域等理論為重要支撐。

較早提出公共新聞理論的杰伊·羅森教授認為，“新聞記者不應該僅僅是報道新聞，新聞記者的工作還應該包括這樣一些內容：致力于提高社會公眾在獲得新聞信息的基礎上的行動能力，關注公眾之間對話和交流的質量，幫助人們積極的需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告訴社會公眾如何去應對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讓他們去閱讀或觀看這些問題。[3]”這一表述充滿了媒介社會責任、公眾參與、公共生活等關鍵詞，似乎是對《一個負責任的新聞界》中新聞媒介責任的強調版，但更強調新聞記者的責任不僅僅在于“告知”，積極尋求公共事務的解決之道。

二、議程設置理論的新聞學傳統視角

自1972年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正式提出議程設置假說至今，議程設置理論代表了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一大轉向，“這是一次提出假說并搜集數據、研究新聞媒介與社會的關系這一經典問題的努力”[4]，隨著戰后傳播學領域的逐步發展，涉足新聞實踐的記者也加入了大眾傳播研究的訓練和學習，由于自身媒介職業經歷，他們更容易認為新聞媒介的角色主要是“告知”，這從一個側面有助于將媒介效果研究的注意力轉向長期、間接的認知效果。

1972年，麥庫姆斯與肖“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在1977年的“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Issues”研究報告中，主題文章題目改為“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Press”。1994年麥庫姆斯在綜述中定題目為“News Influences on Our Picture of the World”（Media effect：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Bryant & Zillmann ，Lawrence Erlbaum，1994）。從Mass Media到Press，再到News，佐證了研究逐漸細化至“新聞”。“特別轉回到新聞實踐，無論作為新聞從業者還是研究者，我們都需要始終監測新聞媒介在履行其社會職能時的表現。通過媒介議程這樣一個比喻，反映在日常新聞實踐中的媒介議程在多大程度上呼應了多樣的社會價值及其效用。媒介議程中的空間和時間，以及公眾對媒介議程的關注，這些都是稀缺資源。毋庸置疑的是，對于新聞記者而言，最根本也極重要的倫理問題是他們處置這些資源的技藝水準如何。設置議程是一種令人敬畏的責任。[5]”新聞容量的有限性要求新聞記者專業地設置媒介議程。

2003年麥庫姆斯與Merritt合著的《The two W’s of journalism： the why and what of public affairs reporting》對受眾理論、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都有新的闡述，以“公共新聞”實踐為基礎，進一步拓展新聞傳播理論研究。“90年代關于公共新聞的研究都僅僅局限于描述性的研究，通常是關于個別公共新聞項目實施的個案研究。現在，即使是這樣的研究也很少見了。但是關于新聞事業的社會功能這一基本問題仍然需要解答。[6]”

三、公共新聞運動：議程設置理論的改革性踐行

（一）傳播效果：公共新聞運動更注重態度和行動層面效果

議程設置理論核心本質是媒介議程顯著性向公眾議程顯著性的轉移。公共新聞運動從理念和實踐上努力目標之一就是報道哪些議題及如何報道以引起公眾關注。在Pew公共新聞中心里有相當的調查是研究公共新聞運動的效果。一項針對“我們的人民”具體實踐的調查稱，這項活動首先使公眾對1994年選舉更感興趣，也變得更有見識；鼓勵了民眾的投票行為；為民眾提供了從泛濫的競選信息中有效評估候選人的工具；這一活動使民眾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新聞機構的工作中了[7]。大多公共新聞實踐不僅持續時間長、報道力度大，而且媒介投入規模超過一般的新聞報道活動，客觀上就引起公眾關注。從目標到效果，公共新聞運動堅信能夠產生直接的關注效果，更注重的是態度和行為層面的效果。

議程設置理論從認知效果層面驗證了媒介議程對公眾議程的顯著性。公共新聞運動作為彌補新聞媒介與公眾間隔閡、以媒介為核心的內部改革，就這個層面而言，公共新聞是以議程轉移的顯著性效果為前提的實踐。

（二）“誰來設置媒介議程”：公共新聞致力推動媒介議程、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的互動

記者應致力于促進協商公眾的形成，但“誰最有權決定公民應該探討什么問題”？，答案在實踐中有所體現：公共新聞運動提倡由公眾參與設定新聞媒體議程。典型的公共新聞報道首先進行民意調查，記者對社區居民采訪、報紙問卷回收等方式獲得“公眾議程”。始于1994年，由佛羅里達州塔拉哈西的《人》、WCTV6、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和佛羅里達A&M大學聯合發起的“人民議程”（The People’s agenda）活動，最大特點是民意調查貫穿始終。并非在獲得議程后就停止民意調查，而是在論壇、市政會議中持續關注民眾的觀點和意見。公共新聞踐行者們已經“運用了各種各樣非正式手段讓公民參與新聞議程的制定過程，例如通過進行深入采訪、焦點小組討論、在提出既定選舉活動和專門報道計劃前進行圓桌會議、定期召開會議和公民展開討論，以了解他們對日常新聞報道所涉及議題的期望。[8]”

“誰來設置媒介議程”問題開啟了議程設置的一個領域，麥庫姆斯的“剝洋蔥”比喻：從外到內的各個表層分別是“新聞來源”、“其他新聞媒介”、“新聞規范與傳統”，最核心是“媒介議程”。精英、權威、專家、公共信息官員等代表重要信息來源的人員向新聞媒介提供大量有組織的信息。精英新聞媒介對其他新聞媒介的議程也存在影響。由此，批評者認為“公民參與設定新聞議程設定”否認了新聞制定自己議程的權利，破壞了新聞的客觀性和獨立性。這種批評忽視了公共新聞興起背景之一正是新聞過于關注來自精英和專家的報道。公民參與議程設置并非掌控議程設置，而是對新聞業提出更高要求，“記者應該進一步明確新聞議程的最終確立是基于何種特定的價值觀。[8]”

議程設置理論認為“新聞媒介不是有意識地特地設置一個議題，議程設置只是新聞報道的間接效果，是副產品。[9]”麥奎爾指出，議程設置有時候必須視為媒介的一種有意識的和系統的指引注意力的方向。公共新聞是以主觀意向和導向需求，有意識地運用設置議程，致力于推進媒介議程、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的互動。

（三）達成共識：契合和分歧

媒介議程設置是大眾傳播監測社會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議程設置理論表明，整體而言，人們之間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會隨著媒介接觸行為的增加而增加。“我們關注的是意見一致，社會的個人是怎樣走到一起去規定公眾利益。[9]”從這個意義上說，議程設置在建立共識層面與公共新聞相契合。

但是分歧在李普曼和杜威的辯論時就已出現。議程設置是基于消滅選擇性以達成一致，公共新聞呈現不同選擇和觀點，在理解和對話協商的基礎上提出解決辦法。羅森認為媒介議程應該是“作為富有活力的政治進程的一部分提供討論和辯論的一種義務”。公共新聞理念強調媒介擁有設置議程的職責，如何行使好這一職責，就是公共新聞運動的創新所在。

參考文獻：

[1] Lewis A.Friedland，Sandy Nichols，Measuring Civic Journalism’s Progress：A Report Across a Decade of Activity[EB/OL]..

[2] （美）沃納·賽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鎮之主譯.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3] 蔡雯.“公共新聞”：發展中的理論與探索中的實踐——探析美國“公共新聞”及其研究[J].國際新聞界，2004（1）.

[4] （美）希倫·A·洛厄里，梅爾文·L·德弗勒著.柳海龍等譯.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5] （美）麥克斯韋爾·麥庫姆斯著.郭鎮之，鄧理峰譯.議程設置理論概覽：過去，現在與未來[J].新聞大學，2007（3）.

[6] 蔡雯.美國“公共新聞”的歷史與現狀（上）——對美國“公共新聞”的實地觀察與分析[J].國際新聞界，2005（1）.

[7] Frank Denton and Esther Thorson，Civic Journalism： Dose It Work？ A Special Report for the 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 on the “We the People”project， Madison， Wis [EB/OL] .

新聞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關聯理論、漢英新聞標題翻譯、最佳關聯性

翻譯活動是譯者在原語認知語境和目的語認知語境之間尋求最佳關聯性的過程。所謂翻譯的最佳關聯性即譯者期望譯文接受者在推導原語意圖和理解譯文時“能以最小的努力取得足夠的語境效果。筆者認為，最佳關聯性也是翻譯的最終目標和最高境界，理應作為新聞翻譯實踐和研究的指導原則。

1.關聯理論概述

關聯翻譯理論是由E.A.Gutt （1991）在其博士論文《翻譯與關聯：認知與語境》中以認知心理學和關聯理論為基礎而提出的一種翻譯理論。它源于Dan Sperber 和Deirdre Wilson （1986，1995）在《關聯：交際與認知》一書中提出的關聯理論。兩位對一般的語言交際推理模式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補充，認為人們在語言交際中采用的是“明示―推理模式”。關聯理論認為，人們在交際過程中期待產生一個最佳關聯性，即聽話者在話語理解時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獲得足夠的語境效果，這就是關聯理論的關聯原則。在關聯原則之下，每一個明示的交際行為都應設想為它本身具有最佳關聯性（Sperber & Wilson， 1986：158， 譯文引自何自然，冉永平，1998）。

而Gutt在其博士論文中將關聯理論跟翻譯結合在一起研究，提出關聯翻譯論，這個理論“集合可以刷新人們對翻譯的認識”（趙彥春：273）。關聯翻譯理論把翻譯看作一個涉及大腦機制的推理過程，它是一種言語交際行為。Gutt認為“譯文應該是同原文釋義相似（interpretively resembling）的接受與語段（Gutt， 1991：100， 翻譯引自林克難，1994）。最佳關聯性是譯者力爭達到的目標，譯者的責任不僅僅翻譯意思，更重要的是翻譯作者的意圖（翁林穎：117）。關聯理論強大的解釋力以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可以準確有效地指導翻譯實踐。

2.關聯理論與漢英新聞標題翻譯

2.1 中英文標題的差異

從詞匯上看，中文標題喜歡用動詞，英文標題偏愛名詞。相同點是兩者都喜歡用縮略語、小詞及大眾化用詞和時髦用語。

從語法來看，英文標題多用一般現在時、現在進行時和一般將來時，時態標志明顯。漢語中沒有非謂語動詞，但可以用偏正結構發揮其功能。漢語標題也有省略，可以省略主語，但英語不行。

從修辭來看，英漢標題風格各異。漢語標題更重文采，講究對仗和押韻；英文標題則顯得質樸和平淡，重在鋪陳事實。

2.2 從關聯翻譯論解讀漢語新聞標題的英譯

上述差異正是理解新聞標題的關鍵，也是新聞標題的難點和切入點。下面，筆者通過結合翻譯實踐中的實例，來解讀漢語新聞標題翻譯的原則和有效手段。

2.2.1 直譯

如果漢語新聞標題的意思簡單/直接/清晰，直接翻譯成英文后不會產生歧義，并且能被讀者接受，則采用直譯法。

例1：愛爾蘭前衛導演打造中國式喜劇

An Avand Garde Irish Director Put a Chinese Comedy on Stage

例2：去世對中國的挑戰

Kim’s Passing Poses Challenges for China

這兩個例子均采用了直譯法，因為這兩個漢語標題都是簡單的陳述句，旨在完整表達一個事件的事實，被翻譯成英文后也不難理解。所以當漢語標題是單一直接的句子，而且新聞事件的本身即具備足夠的吸引效力時，采用直譯法完全可以達到很好的翻譯效果。

2.2.2 意譯

漢語傾向于在表層意思的背后給讀者以深層感悟的留白，力求獨樹一幟，漢語新聞標題常采用修辭手段如擬人，雙關等，這樣與本國文化相關聯的標題，翻譯時最好采用意譯法，化隱晦為明示，益于讀者理解。

例3：澳新護照承認第三性別

Australian passports will now have three gender options―male， female and x.

這里第三性別如果直譯成the third gender，讀者免不了會不知所云，這時就需要在翻譯時根據意思寫出完整的翻譯。

例4：騎驢找馬：如何在職找工作

Ask the Juggle： Job-hunting While Working Full-time

這個標題中，作者引用了漢語中的常見的俗語“騎驢找馬”，很好地表現出了在職的工作者對自己目前的工作不滿意但不會辭職，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但不想竹籃打水一場空的心態。翻譯的時候，采用意譯法，用ask the juggle（請處理）以達到不錯的翻譯效果。

2.2.3 重構標題，合理翻譯

依據關聯理論，翻譯是一種明示-推理活動，推理包含了從交際者的明示中確定其交際意圖。在這一理論框架下，譯者可以靈活變通，進行語用調整，以類比移譯（趙彥春：282）。由于文化底蘊不同，能被讀者迅速找到最佳關聯語境的漢語新聞標題被翻譯成英文后并不容易被英語讀者理解，這時譯者就需要將漢語標題進行重構和編譯。

例5：11年來超千名老人曾到陳塘莊街市民學校學英語――銀發英語角，真有國際味

English Conner for the Old， showing a globalized world

漢語標題主標題過長，對于版面有限的報刊來說，顯然不能直譯。由于主標題內容在文章中已有說明，譯者可以直接翻譯副標題。抓住主要意思之后，譯者可以編譯，old 與world 押韻，達到吸引讀者的目的。

例6：整容手術成美國最流行圣誕禮物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a tummy tuck

這個漢語標題雖然清晰明了，但是直譯的話會顯得呆板無趣，于是譯者采用編譯法，在英文譯文中添加了主語I，從而拉近了與英文讀者的距離。

2.2.4 遵循漢語原文的結構或修辭特色

為力求形式美與意境美，譯者在翻譯漢語新聞標題時常常采用一些修辭手段，如對仗，雙關，比喻，押韻等，在最大限度忠實原作者的意圖的基礎上，使讀者在獲知新聞內容的基礎上通過譯者所提供的最佳關聯預警去理解原文的結構和含義。例如：

例7：在美設自由貿易區 幫中國企業走出去

Setting up a free trade area in US， Wu helps enterprises go global.

根據文章內容，譯者添加了主語，變原來的無主對仗句為完整的句子，并保持前后字數相近，這樣在視覺效果上更加容易吸引讀者。

3.結語

新聞標題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被視為新聞報導的眼睛和靈魂，能夠一下抓住讀者的注意力，同時為讀者導讀。漢語新聞標題有著自己的特點與形式，為使譯文更好地為英語讀者所理解，譯者可以在關聯理論的指導下，為英語讀者創造最佳關聯語境，從而使其有相似于原文讀者的反應。（作者單位：天津外國語大學）

參考文獻：

[1] Gutt， E.A.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Wilson， D. & Sperber， D. Representation and Relevanc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馮慶華. 文體翻譯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