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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主義范文第1篇

1990-2007年，全球實際貿易額的增速平均為GDP增速的2倍;但從2009年開始，全球貿易額增速急劇放緩;到2011年，其增速與GDP持平。

勞倫斯?薩默斯提出的“長期性經濟停滯”理論對于理解全球貿易增速放緩十分重要。該理論認為，儲蓄過多、投資過少是拖累發達經濟體增長的主要因素。由于利率接近于零，儲蓄和投資之間的關系難以平衡，投資低迷成為定局。

投資低迷影響了貿易走低，并且貿易疲軟又影響了跨國投資的不景氣。貿易約有80%是商品交易，亟需投資支撐。2010年-2014年，發達國家的私人投資同比增長為2.1%，遠低于經濟危機前的3.3%水平。隨著投資放緩，發達國家進口減少，影響了新興市場的出口放緩，進一步導致了新興市場投資的減少。過去兩年中，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等新興市場的投資占GDP比例經歷了嚴重下跌。由此，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不可避免地受投資影響陷入到衰退的陰霾中。

支持自由貿易協定推動貿易增長，世界能夠創造大量的投資機會，逆轉經濟下滑趨勢。從這個角度來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的出現正是時候。這些大型區域協議將創造新的商機，提升私人領域的投資。同時，隨著貿易的擴大，投資機會還有可能在區域內擴散。因此，貿易自由化將是解決目前經濟增長困境的方案之一。

南南合作國家需統一合作理念認知

德國發展研究中心《南南合作的全球推動力及其不確定性》（4月11日）

2016年3月，印度成功舉行了第二次南南合作全球會議，標志著南南合作已經成為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方式。

但是南南合作仍存在不確定性。各國在對南南合作理念與定義的解讀以及如何采取集體行動方面仍存在較大分歧。中國和拉丁美洲國家選擇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共資金的方式促進其發展;但印度與其他國家政府則更傾向于更加綜合性的手段，例如技術轉讓、開放貿易、采取和平行動以及向私人領域提供貸款等。拉丁美洲國家傾向于制定統一的行動框架合作，亞洲國家卻認為合作的形式應該趨于多樣化。

只有南方國家達成了對南南合作理念、目的和定義一致的認識，南南合作才能切實為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社交媒體成為美國大選利器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在臉書上跟蹤大選情況》（4月13日）

數據顯示，2016年美國大選的政治資助將達到114億美元，其中流向數字媒體的為10億美元，約是2008年的50倍。利用社交媒體進行個人營銷、爭取選民的方式最早始于奧巴馬。2007年和2012年，奧巴馬成功通過推特、臉書與選民互動對話，爭取到“千禧一代”或少數民族等難以觸及的選民的支持。自那以后，社交媒體在大選中成為爭取目標群體和中間投票人的有效工具。

2016年大選中，幾乎所有候選人都注重利用社交媒體與選民溝通，彰顯其個性和主張。研究者們收集了2016年2月28日以來臉書上兩黨排名前三的候選人與選民的互動數據，試圖分析候選人通過社交媒體與公眾互動的方式及其對大選成敗的影響。

研究發現，候選人發帖量與帖子的點贊、轉載和評論數量并沒有太大關聯。其次，帖子的形式有照片、視頻、狀態、鏈接，但形式的多樣化未必能吸引更多的選民。對于更新選舉狀態的帖子，選民喜歡點贊或留言評論;對照片和視頻，選民喜歡分享。分析顯示，特朗普在臉書上與選民互動的活躍度（包括互動人數以及點贊、分享和評論的數量）3倍于希拉里和桑德斯，5倍于黨內競爭對手克魯茲。而在內部，希拉里和桑德斯在臉書與選民互動的活躍度相當。

相較于選民無法與電視競選辯論賽中的候選人溝通，在社交媒體平臺上，選民可以同時與多位不同黨派的候選人交流討論關注的議題和帖子。

社交媒體已成為政治家與公眾溝通的新途徑，人們在平臺上與候選人就具體議題進行政治討論。關注社交媒體在總統競選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幫助我們理解政治全局的動態變化。

這只是經濟復蘇的開始

徐高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經濟今年在1季度末開始了復蘇進程。3月投資增長進一步加快，帶動工業生產明顯加速，制造業景氣明顯回升。地產與基建投資繼續成為復蘇的引擎。

盡管各方對高庫存壓力下的地產行業一直心存疑慮，對地產投資前景持謹慎態度，但今年1季度的地產銷售、新開工、投資數據均表現出了類似于前幾輪地產周期那樣的強勁復蘇勢頭。地產投資前景看起來愈發樂觀。而考慮到政策對基建投資的扶持作用剛開始顯現，基建投資前景看好。今年1季度出口雖然不理想，但從歷史經驗來看，人民幣匯率近期的貶值將對出口有明顯帶動作用。

將這些因素綜合起來看，中國經濟剛剛進入復蘇的早期，2季度復蘇勢頭將會更加強勁。

在這一過程中，資金將繼續脫虛入實，從而給包括股市和債市在內的資本市場帶來壓力。（4月17日）

非典型經濟周期

彭文生 中信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投資加速、信貸大幅擴張預示著新一輪經濟周期已經啟動。到底該如何理解本輪經濟周期呢？本輪周期與以往的周期有何異同？背后的驅動因素是什么？未來會如何演變，需要警惕哪些風險？

一、房地產和基建雙發驅動宏觀經濟企穩，背后則是金融部門信貸擴張的大力支持。信貸大幅擴張主要受益于宏觀審慎監管放松和債務重組。

二、與傳統的經濟周期不同，當前的經濟回暖發生在金融周期下半場。

三、在金融周期還處在下半場調整的早期階段。展望未來，有幾個可能的因素誘發政策緊縮，包括擔心泡沫過度膨脹和通脹風險。在結構日益失衡、信用風險加大、債務調整壓力大的背景下，政策緊縮將對經濟產生較大的負面沖擊。

四、金融周期下半場的理想的宏觀政策組合是“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2014-2015年基本是這樣的路徑。

五、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需要優化宏觀政策組合、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宏觀政策應回歸“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尤其應避免通過宏觀審慎監管放松來刺激信貸擴張。

宏觀審慎監管是穩定金融系統的工具，不應成為逆經濟周期的調節工具。結構性政策方面應推進財稅等體制改革，降低貧富分化，提升消費率;同時應大力促進生育率回升，提高少兒撫養比，中短期增加需求，長期提升供給。（4月20日）

債轉股應與供給側改革相適應

沈建光 瑞穗證皇紫經濟學家

近日有關中國即將推行債轉股的話題引發不少熱議。

其實，債轉股并非新鮮話題，早在17年前，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當時國有企業面臨虧損和銀行信貸不良資產增加，政府便通過債轉股方式化解銀行債務危機，即將國家開發銀行和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一部分貸款剝離給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將銀行對企業的債權轉為公司對企業的股權。其中，國家開發銀行的一部分貸款直接轉為對企業的股權。

自由貿易主義范文第2篇

一、阻礙作用

(一)非貿易利益的獲取

Perroni and Whalley(2000)認為那些包括大國和小國的非對稱FTA或CU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小國會向大國支付一部分利益，從而使得大國從FTA或CU中獲得的利益高于其成本，這部分利益主要是非貿易領域的，例如，NAFTA中加拿大作出的保護外國制藥廠商(主要是美國)專利的承諾和墨西哥作出的加大環境保護和強化國內政策改革的承諾，以及能源價格等。歐盟也是如此。這種小國的讓步可能是顯性的也可能是隱形的，但是做出讓步的主要都是小國。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小國的談判能力和國際貿易中的報復能力比較低(詳細分析見Johnson，1954；Syropoulos，2002)，為了能夠進入大的市場和防范貿易戰的損失，小國通過非貿易領域等的讓步和大國建立貿易協議來獲得一種保險。全球貿易沖突風險越大，則大國的價值越大，而大國則會利用這一點不斷以區域貿易協議的方式來從小國獲得“保險費”，從而比傳統的對稱性或互惠型區域貿易協議更有可能破壞多邊貿易自由化的穩定性。

Limao(2007)同樣認為EU和美國提供貿易特惠的核心動力是從PTA伙伴國那里獲得非貿易領域的讓步，主要包括勞工標準、人權、知識產權保護、移民控制和禁毒等，甚至包括在反恐上的合作。與Perroni和Whalley(2000)不同，他將其中的有些非貿易問題一般化為區域性公共產品：在一個區域內，一個大國和一個PTA合作國，存在會發生外溢的區域公共產品，合作國由于權重問題，導致提供的公共產品低于大國的要求，而大國可以使用關稅來抑制合作國的出口，它們便可以通過PTA來內部化這些效應。如果大國稍微增加PTA產品的多邊關稅水平，由于貿易條件因素，并不會導致額外成本增加，并可以為合作國提供特惠，使其增加公共產品，并從中獲益，但對于非PTA產品，則不存在這種效應。Karacaovali and Limbo(2008)以EU為例分析了這種非貿易利益對多邊自由化的影響途徑：如果EU通過特惠協議給某個國家提供某些產品的免關稅市場進入的特惠，則該國在這些產品(稱為PTA產品)上會比其他競爭者有關稅上的優勢，如果EU取消這些產品的多邊關稅，則會消除PTA對該國的價值，所以該國會一直反對EU的多邊貿易自由化，而EU為了獲得該國在非貿易領域的讓步，也會在這些產品上放慢多邊自由化的步伐。他們還指出如果PTA可以實現完全進人(即EU擴大成員國)，則不會影響多邊貿易自由化，因為EU可以很容易地通過對特惠伙伴國的直接現金轉移來抵消由于多邊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特惠邊際的減少。在他們的模型中，PTA對多邊自由化的影響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特惠關稅是零，不能夠繼續降低，因此他們建議：在禁止PTA不可行的今天，為了最小化這種影響，應該放松對特惠關稅的非負性限制，允許進口補貼，通過特惠授予國、接受國和非參與國之間合作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

(二)第三國的外部激勵效應

Ornelas(2005a)認為考慮到外部國家的激勵和反應，FTA依然可能會損害多邊自由貿易，其基本機理是：(1)FTA外部關稅降低到某個程度會提高非參與國對FTA的市場進入。卻不需要減少自己的貿易壁壘，而這是多邊貿易自由化必須要求的，這表明FTA的建立減少了非參與國從多邊自由化所獲得的“額外”收益，從而降低了非參與國對多邊自由化的支持；(2)如果FTA的參與國政府更偏向于某些特殊利益，可能會進一步減少外部關稅，加強了貿易創造效應，強化了上面的機制，而非參與國在政治上偏向生產商的話，便會加劇減少非參與國對多邊自由化的支持；(3)如果FTA的潛在國預期到這種效應，希望通過推遲FTA的建立來促使非參與國加人多邊貿易協議來提高自己的利益，而非參與國則可能希望推遲多邊貿易協議來促使FTA的建立，這樣便形成了“消耗戰”博弈，每個國家設定非合作的關稅來彼此施加壓力，除非非參與國作出讓步，否則會一直阻礙多邊自由貿易。

(三)“意大利面碗”和WTO規則的變動

該術語最早是由巴格瓦蒂在國際貿易領域內使用的，它一般指的是國際貿易規則的不統一會給自由貿易帶來損害，也是巴格瓦蒂反對區域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后來的學者研究對巴格瓦蒂的分析進行了擴展。Estevadeordal等人(2007)認為“意大利面碗”的核心是原產地規則，并最早對“原產地規則”進行了定量研究，他們調查了58個RTA的原

產地規則，結果發現，雖然原產地規則呈現出區域性收斂，但是在許多產品上還是存在廣泛的差異，平均起來只有1/3的RTA會在某個給定產品上具有相同的原產地規則。

這種規則的不統一不僅僅體現在“原產地規則”上，還包括WTO規則和RTA規則的差異。Pauwelyn(2006)做了一個實例研究，他分析了美國和加拿大的軟木及與墨西哥的甜料爭端，是NAFTA和WTO在貿易爭端處理上的規則之間的沖突，他認為這種WTO國際法和區域貿易協議章程之間的差異會引發無休止的訴訟等法律問題。盡管作者并沒有分析這種差異對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影響，但是規則的沖突和重疊無疑會影響貿易的自由化。

有些學者從WTO規則的變動分析了RTA的阻礙作用。Lloyd and MacLaren(2004)認為由于RTA中許多超越GATT/WTO的內容和規則也被納入其中，例如烏拉圭回合中的有關服務、知識產權的規則以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協議最初都是在RTA中出現和發展起來的，尤其是EU和美一加FTA，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EU和美國利用RTA的網絡來形成聯盟，并將它們的觀點逐漸轉化為WTO的新規則。這有可能會加強發達國家的力量并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從而使WTO的規則不利于合理的多邊貿易。Davis(2006)同樣指出：PTA的存在會把一些貿易爭端處理從多邊轉向雙邊，交給RTA的組織機構，使得大國有更多的選擇，減少了小國的談判力量，在爭端處理上可能會不利于小國，這是由于WTO的爭端處理機制更透明，并且容易和具有共同看法的國家形成聯盟，以平衡大國的力量。

二、促進作用

(一)多米諾效應

Baldwin(1994)認為一個國家的政府是否決定加入區域集團是由“反加入”和“親加入”兩種力量的平衡決定的，“親加入”力量主要是向該集團出口的企業，“反加入”力量主要是進口競爭型企業以及非經濟目標。由于集團區域一體化的深化，會對非成員國企業的利潤產生不利影響，一方面會面臨更多的歧視，另一方面無法進入一個更大市場所導致的機會成本增大，因而鼓勵出口商利益集團加強對政府的游說等政治活動來推動加入區域集團，而“反加入”的力量也會上升，只要出口部門的產出高于進口部門的產出。由于政治力量與部門規模相關，從而打破原先的力量平衡，使國家加入到集團中。隨著集團的擴大，非成員國的成本劣勢不斷上升，引發新一輪的非成員國內的“親加入”政治活動，從而導致集團的進一步擴大，產生“多米諾”效應。Baldwin與Rich-ard(2006)進一步詳細分析了打破這種力量平衡，從而加強“多米諾效應”的三個方面：一是Olson式的游說不對稱性。他利用Melitz(2003)和Eaton等人(2004)發展的新新貿易理論，指出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企業出口，而小企業只在國內銷售產品。互惠貿易自由化增加了大的出口企業的利潤，同時，由于國內市場的競爭加強，減少了同類行業中只在國內市場銷售的小企業的利潤，導致一部分企業退出，減少了該類企業的規模，而大企業會從外國市場獲益來抵消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此外，國內小企業的部分退出也會帶來收益。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由于小企業數量眾多、分布分散、從關稅削減中損失較小等原因，不如大企業那樣更容易在政治上組織起來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而區域貿易集團的建立和擴大正是影響這些具有游說優勢的出口企業的利益，最終形成Olson式的”部門內特殊利益政治”的不對稱性。二是母市場效應。在貿易成本很高的情況下，一國加人一個區域貿易集團，從而形成一個更大的市場，產生對產品的更大的需求，根據克魯格曼的“母市場效應”理論，會使得企業的數量增加程度超過市場需求擴大的程度，為了滿足一個更大的需求和規避關稅等貿易成本，其他國家的企業會轉移到該區域內，從而形成投資轉移和企業區位轉移，對未加入的國家產生壓力。即使在關稅等貿易成本很低的情況下，區域貿易集團的建立和擴大必然會惡化未加入國家企業的市場進入，也會導致企業的區位轉移。三是不可逆投資。雖然McLaren(2002)和Freund(2000)認為不可逆投資與沉沒成本會阻礙一個國家對多邊貿易自由化的選擇，但是，Baldwin則認為當一個區域集團外國家的企業在區域集團內的一國的不可逆投資已經變成沉沒成本，并且構成企業的準租金，此時，區域集團一體化的深化會破壞準租金，因為一體化的深化意味著對非成員國投資的新的歧視，推動跨國企業游說本國加入區域集團，強化“多米諾”效應。

Egger and Larch(2008)利用1955年-2005年的面板數據對Baldwin的理論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支持了“多米諾”效應的存在，還發現過去的PTA形成會明顯引發新的PTA的建立，但同“多米諾效應”相比要小一些，已有的PTA或新建立的PTA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效應隨著貿易成本增大而減小，證明了貿易轉移效應是導致這種影響的重要因素。

(二)“輪軸與輻條”式擴張

雖然Baldwin認為“多米諾效應”會最終實現全球自由貿易，但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其他國家可以自由加入貿易集團的假設之上，Yi(1996)和Goto and Hamada(1999)認為貿易集團的擴張由于已有參加國的反對可能會停止吸收新的成員國，從而構成了“多米諾效應”理論的挑戰。Hiroshi Muku，nok和Kentaro Tachi(2006)則從“輪軸與輻條”型FTA這個角度分析了FTA是否會導致多邊貿易自由化。他們構建了一個線性需求函數和古諾壟斷競爭的三國對稱模型，使用序貫擴張博弈方法，結果表明：通過新成員加入的方式無法達到多邊自由貿易，但是通過“輪軸與輻條”型FTA的方式，多邊自由貿易是惟一的馬爾科夫完美均衡解，基本的邏輯是：如果集團已有的成員國不歡迎外部某個國家的加入，集團中的一國A會和該國簽訂雙邊貿易協議，從而使A國成為“輪軸”，其他國家成為“輻條”，由于軸心地位使得本國可以提高消費者福利，并能夠自由進入新的合作國的市場，從而抵消本國市場上廠商利潤減少帶來的負效應，而輻條國的總福利則明顯下降，甚至有可能會低于沒有區域貿易協議情況下的福利，所以會刺激輻條國簽訂“輻條一輻條”型協議，盡管輪軸國會預期到這種可能對自己不利的結果，但是短期利益依然會促使其成為軸心，此外每個國家也會簽訂新的貿易協議來避免成為輻條，這樣增加了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可能性。他們據此還指出FTA在達到多邊貿易自由化方面要優于CU。

(三)“戰略效應”和“分配效應”

Ornelas(2005b)認為兩個方面會使產生導致外部關稅下降的力量：一是“戰略性效應”。由于兩國簽訂FTA協議，一國的企業可以自由進入到另一國市場中，也會獲得由于該國高關稅帶來的保護效應，而原先這些保護只是給本國企業的，這種貿易保護的“轉移”會削弱FTA參與國增加外部關

稅的刺激。二是“分配效應”。假定政府容易受到要求增加貿易保護的國內廠商力量的游說，效用采取GH形式，政府使用關稅作為一種分配手段，將部分消費者剩余轉給生產商，由于FTA的簽訂，另一國廠商自由進入本國，增加了在本國市場上的份額，所以政府將消費者剩余轉給本國廠商的能力下降，還會將其部分轉給FTA合作國的廠商，從而可能會導致政府降低外部關稅，提高消費者剩余，從而增加政府總效應。在其構建的寡頭壟斷競爭的政治經濟學模型中，假定成本和需求函數線性條件下，由于外部關稅導致的貿易創造效應會高于貿易轉移效應，會同時促進和FTA伙伴國與第三國的貿易量，從而FTA對所有方都是有利的。

(四)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

傳統的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集中于對國內利益集團或投票者的分析，但Hansen and Mitchell(2000)指出外國企業對政府的游說強度和游說支出和本國企業基本相似，Gawande等人(2006)進一步指出，外國企業的游說也會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尤其是行業的關稅結構。從某種意義來說，外國游說也可以看作是國內貿易保護力量的一種表現形態。Stoyanov(2009)第一個分析了FTA條件下，外國利益集團的游說對FTA參與國外部貿易壁壘的影響。他認為FTA伙伴國的利益集團在FTA建立之后，會像本國利益集團一樣對政府進行貿易保護游說，會抵消甚至會大于Ornelas(2005b)所認為的效應，從而產生更高的FTA外部關稅的壓力。由于大部分的國家至少是一個特惠貿易協議的成員，所以貿易協議伙伴國的游說會增強FTA的貿易保護傾向并阻礙多邊貿易自由化，即使WTO限制FTA設立后的外部關稅提高，外國利益集團的游說可能會影響未來的關稅減少，并有可能促使政府使用反傾銷和反補貼方法來加強貿易保護，而這種阻礙作用在一個大國和小國的FTA中的小國表現最為明顯。

三、不確定

(一)時間動態性

Bagwell and Staiger(1997a)分析了自由貿易區的“轉換期”(即一個區域貿易協議談判到正式執行的時期)對多邊關稅合作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表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會導致暫時性的多邊自由貿易政策的倒退，在轉換期內，由于非參與國預計到區域貿易協議實施以后的貿易轉移作用，參與國對多邊貿易伙伴的依賴程度降低，而在轉換期內貿易類型由于時滯沒有改變，使得之前的形成的合作博弈均衡的平衡被打破，所以多邊關稅水平將上升，但是當區域貿易協議對多邊貿易的影響已經定型以后，初始的均衡將重新出現，多邊自由貿易政策將恢復，關稅水平甚至有可能低于初始水平。BagwelI and Staiger(1997b)使用相似的方法，分析了關稅同盟的市場力量效應對多邊關稅合作的影響，并得出相反的結論：在轉換期內，關稅同盟的預期會對多邊自由貿易政策產生“蜜月”效應，多邊關稅水平降低，但是轉換期結束后，關稅水平會恢復到原先。這是由于關稅同盟提升了參與國的市場力量，參與國發現采取更高的關稅將有利，這是對非參與國不敢采取對峙或發動貿易戰的威懾，而在轉換期內貿易類型由于時滯還沒有改變，從而降低多邊關稅，但關稅同盟實施后，市場力量已經發生作用，新的關稅合作均衡將形成，多邊關稅將提高，并可能超過初始水平。他們同時指出，導致這種不同效應的原因在于，對非參與國來說，自由貿易區只有貿易轉移效應，而關稅同盟還包括市場力量效應。如果同時考慮兩種效應，結果將比較模糊，取決于兩種力量的大小。

Bond等人(2001)分析了一個關稅同盟內部自由化的深入對貿易集團與第三國之間的多邊貿易協議的穩定性的影響，這樣便剔除了貿易談判中市場力量的作用。構建了一個三國三產品的對稱的關稅同盟模型，所有的消費者具有不變替代彈性，貿易自由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同盟與第三國的多邊協議由一個無限重復博弈過程來決定。隨著集團內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導致貿易轉移，從而減少了第三國保持原先多邊協議的吸引力并提高了違反協議的動力，為了阻止多邊協議的崩潰，關稅同盟必須降低其外部關稅。他們指出芷Cobb-Dou出s偏好形式、初始多邊協議是激勵相容的等條，牛下，伴隨著Kemp-Wan關稅調整的關稅同盟內部自由化的深化將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激勵相容的，沒有國家有動力來違反初始的多邊協議，即不會阻礙原先的多邊貿易自由化。在他們的模型中，決定這種激勵相容性的關鍵因素是關稅同盟內產品和第三國產品之間的消費替代彈性σ，而關稅同盟的稟賦結構和相對規模則沒有影響，如果σ≤1則是激勵相容的，否則Kemp-Wan關稅調整是不可維持的。而使用歐盟1986年數據，估計出σ為0.85，表明歐盟內部自由化的深化可以通過對外部關稅的Kemp-Wan調整來保持多邊協議的激勵相容。此時，關稅同盟內部自由化的深化不會影響原先的多邊貿易協議，反而會降低關稅同盟的外部關稅，從而促進多邊自由化。此外，他們按照Grossman and Heloman(1994)的框架將同盟的共同關稅由特殊利益集團的游說內生決定對模型進行了擴展，在游說對稱性(如同盟內各國進口競爭部門的游說是對稱的、同盟內各國出口部門游說的力量是相等的、第三國內不同進口競爭部門游說的組織是相等的)的假定下，發現要保持這種激勵相容可能要求同盟對外部關稅作出的調整不等于Kemp-Wan關稅水平，具體調整幅度由游說部門的相對組織程度、比較優勢大小和關稅同盟的相對規模來決定。此時，關稅同盟的深化有可能增加多邊關稅水平，阻礙多邊貿易自由化。為了獲得和提高對非成員國的貿易條件收益會有“戰略性”動力來限制成員加入，即最大的CU的規模會有一個上限。此時，CU的建立會阻礙多邊貿易自由化。使用相似的模型，Yi Sang-Seung(2000)分析了FTA對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影響，分析表明：無論在哪一種規則下，全球自由貿易并不一定是惟一的均衡解，是否會導致和維持一個全球FTA，嚴重依賴于產品替代程度和國家數目，究其原因，在“開放型區域主義”規則下，他認為是由于FTA建立中潛在的“搭便車”問題：假設一開始有一個全球FTA，其中一個國家偏離自由貿易，并對未偏離的國家征收福利最大化關稅，當N很大時。這種偏離的收益會大于其他國家對該國征收的關稅所帶來的福利損失，每個未偏離國都想搭其他國家來制裁偏離行為的便車，從而使得全球自由貿易不穩定，但是當N值較小時，偏離行為的收益較小，所以沒有國家會偏離自由貿易；在“一致同意型區域主義”規則下，他認為原因是：雖然單個國家可能沒有動力偏離自由貿易，但是存在幾個國家聯合構建FTA以最大化其福利，從而偏離全球自由貿易的動力，由于其他國家無法加入到該FTA中去，也可能會自己組建新的FTA，從而形成幾個FTA共存的局面。

四、實證研究

(一)支持性的經驗研究

關于“區域主義”對“多邊主義”影響的最早的實證研究是Foroutan(1998)所做的，她發現烏拉圭回合之后參與PTA的拉美國家有更低的平均多邊關稅水平。但由于：一方面，她沒有控制其他變量，另一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拉美放棄進口替代戰略，實施了相當程度的單邊貿易自由化，所以一般認為，她的發現并不能說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Mag，ee and Lee(200i)利用1968和1983年51個行業平均外部關稅變化的51個觀測值，認為EEC(European EconomicCommunity)的成立使得成員國降低了外部關稅。近期比較有影響的支持性的實證研究主要包括：一是Bohara等人(2004)利用1991年一1996年阿根廷的貿易和關稅數據，分析在Mercosur貿易協議下，巴西(較大的FTA伙伴)的進口滲透和貿易轉移對阿根廷外部關稅的影響；二是Estevadeor-daI等人(2008)研究了1990年-2001年10個拉美國家的情況，發現FTA的形成促進了外部關稅的減少，一國在某個部門給伙伴國的關稅優惠越大，該國越可能在這個部門減少外部關稅，但關稅同盟的這種“關稅互補”效應很小甚至沒有。

(二)反對性的經驗研究

Limao(2006)使用美國貿易數據發現，美國從PTA進口的產品的關稅減少小于那些只從非PTA進口的相似產品的關稅減少，他認為美國PTA的一個直接效應是導致PTA產品的MFN(most-favored-nation)關稅高于不存在PTA時所做的合理的反事實模擬值，平均起來，一個非美國PTA國的出口商向美國出口一個PTA產品與出口相似的非PTA產品只能獲得52％的利益(以價格增加來衡量)，當某種產品全部是從PTA進口的或者該產品在PTA伙伴國向美國的出口中的比重很大時，這種作用更加明顯。美國通過PTA還會產生間接效應，指的是美國由于PTA沒有降低MFN關稅，而GATT多邊談判的基石是互惠性，所以美國的多邊貿易談

Bond，Riezman and Syropoulos(2004)用類似的方法分析了FTA動態變化的影響，并強調了不同國家之間的互動。他們構造了一個三國模型，兩個對稱、相同的國家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假設外部關稅由每個國家在一個單期非合作的博弈條件下最大化各自國家福利來內生決定，結果發現當未參加國保持關稅不變時，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會導致成員國的外部關稅低于Kemp-Wan關稅水平，使第三國貿易條件改善，并提高了第三國的福利。當第三國采取最優化行動時。FTA參與國外部關稅的下降會提高第三國的關稅，即FTA的外部關稅與第三國關稅是戰略替代的，這是由于FTA的外部關稅的增加會減少對第三國產品的需求，降低了其出口的市場力量并提高需求的價格彈性，但是FTA內部關稅和第三國的關稅是戰略互補的，隨著FTA內部關稅逐漸降低，第三國的關稅將逐漸降低，所以第三國關稅的變化取決于FTA是否處于“轉換期”。

(二)貿易集團形成規則的差異性

Yi Sang-Seung(1996)區分了“開放型區域主義”和“一致同意型區域主義”，前者指只要外部某個國家遵守同盟的規則都可以自由加人該同盟，包括兩種具體形式：同步行動博弈和有限期界序貫行動博弈，后者指某個國家要加入某個貿易集團必須征得所有成員國的同意。通過構建包括N個對稱國家的世界模型，消費者消費一個基準品和一組差異化產品，并采用擬線性效用函數，首先，他發現一個效用最大化的CU的建立會使非參與國福利惡化，并且一個CU參與國的福利與CU的大小正相關，然后，他證明了，在“開放型區域主義”規則下，全球自由貿易是同步行動博弈的惟一的純策略納什均衡解，同時當CU的規模不對稱時，也是序貫行動博弈的惟一子博弈完美均衡解，這是由于一國會不斷脫離小的CU來加入大的CU，最后形成一個全球CU，此時，CU會促進多邊貿易自由化。在“一致同意型區域主義”規則下，全球CU則并不是一個穩定解，這是由于大的CU的成員判國對來自于美國的產品提供更少的關稅減免，而那些出口同類產品的其他國家也會面臨該國的更高的MFN關稅，從而阻礙多邊貿易自由化。Karacaova|i and Limbo(2008)使用東京回合與烏拉圭回合之間的產品水平上的關稅數據，發現EU的PTA阻礙了其多邊貿易自由化，具體來說，EU對那些不受PTA影響的產品的平均多邊關稅減少的估計值是PTA產品的兩倍，而EU在上世紀80年代和1995年的擴大沒有明顯影響其多邊貿易自由化。對于樣本的PTA產品集來說，沒有特惠條件下反事實估計出的關稅應該是1.4％，而現實則是4.7％。Limao(2007)研究了通過實證數據，研究了美國通過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CBI)和Andean TradePreference Act(ATPA)兩個貿易協議向加勒比地區和安第斯地區的國家提供一系列產品的單邊優惠，以獲取在勞工標準、知識產權和禁毒合作等非貿易目標上的收益，對美國相應產品的MFN關稅的影響，獲得了類似的結論。

Stoyanov(2009)利用加拿大加入NAFTA前后的數據實證研究了外國游說對加拿大多邊關稅的影響，結果表明，美國企業在加拿大加入NAFTA之前游說加拿大政府削減貿易壁壘，而在加入NAFTA之后則相反，平均來說，美國企業游說會增加關稅0.21％，非關稅壁壘1.87％，保護份額4.26％，雖然比不上加拿大國內企業的1.33％，7.31％和7.81％，但是NAFTA的建立無疑會通過外國游說影響了多邊貿易自由化。

Estevadeordal等(2008)分析了為什么他們的研究和Li-mao(2006)以及Karacaovali and Limao(2005)的研究結果相反，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前者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后者研究的是發達國家，由于前者關稅較高，貿易轉移的成本以及對自由化的動力要遠大于后者。另一個原因在于后者分析的是由多邊貿易回合導致的外部自由化，而前者分析的是單邊的外部自由化。最后的原因在于特惠的目的，發達國家經常利用特惠來獲得非貿易領域的讓步，而發展中國家的特惠一般是相互的，主要以貿易為目標。

五、評論與啟示

可以看到，在“區域主義”影響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問題上，從克魯格曼、巴格瓦蒂的論文直到現在，爭議一直不斷，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但答案依然和Winters(1996)所說的那樣：我們并不知道。但是經濟學家們在某些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共識，如評判“區域主義”的影響需要綜和多種力量的影響、國內政治力量的變化是影響多邊自由化的重要渠道、發展中國家的RTA的作用偏重于促進而發達國家的RTA(尤其是PTA)則偏重于阻礙，區域主義是否促進和阻礙多邊主義的判斷嚴重依賴于模型的假設前提等。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也許會有更多的共識產生。

自由貿易主義范文第3篇

不過，凱托學會的貿易研究員西蒙?萊斯特并不這樣認為。他在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中說，中國發起的RECP對于TPP并非威脅。盡管在勞工和環境方面標準不同，在本質上RECP和TPP都致力于減少貿易保護主義。而且，地區自貿協定牽涉多個國家，中國提倡的貿易規則并不牽涉國家資本主義。美國應認識到，無論是誰主導自貿談判，最共贏的方式其實是多邊主義。 2014年5月19日，新一輪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部長級會議在新加坡舉行。

自貿協定遭遇“文明的沖突”？

對于TPP，美國總統奧巴馬曾經這樣說：“我們必須確保美國――而不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制定本世紀世界經濟的貿易規則。”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泰勒?考溫也曾說：“貿易協定要不由美國制定，要不由中國制定、美國不參與。”

中美在自貿協定上真的如此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嗎？萊斯特認為，美國主流輿論在自貿協定上的意見好似“文明的沖突”再現：中國的重商主義與“專制”，對決美國的自由市場與民主。實際上，如果對中國發起的RECP仔細考察，中式自貿協定和美式自貿協定根本不存在“文明的沖突”。

中國于2012年發起的RECP參與談判的國家有16個，包括東盟十國，澳大利亞、中國、印度、日本、韓國與新西蘭。萊斯特說，讓中印兩國達成自貿協定的難度本身就非常大，遑論參與RECP談判的16個國家。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RECP是對TPP的一種反應，如果TPP談不成，那么RECP多半也談不成。因此，直白的講，美國完全沒有必要對RECP感到恐慌。

更重要的是，中國發起的自貿協定不是美國價值觀的“邪惡威脅”。盡管RECP還在談判階段，許多細節仍未可知，但中國不可能在RECP談判中“任性”。近至東盟國家、新西蘭，遠至冰島與瑞士，中國都有貿易協定可作參照。

其實，中式自貿協定的訴求與其它自貿協定非常相似：降低關稅，開放服務業，鼓勵人口自由流動。以中國與新西蘭的自貿協定為例，在貨物貿易方面，中國承諾降低從新西蘭進口的96%的貨物關稅;在服務貿易上，中國對新西蘭開放大部分市場;人口流動上，中國給予新西蘭人更多便利。

由此來看，中式自貿協定“”并不成立，中國并沒有在自貿協定中倡導重商主義，其貿易協定與其它國家并無二致。反過來，如果中國追求的自貿協定與其它國家一致，則可以達到雙贏局面，甚至美國也可以因市場繁榮而獲益。

自貿協定應回歸多邊主義

宣稱中式自貿協定會威脅美式自貿的一個觀點認為，中國在勞工和環境問題上的標準沒有美國高，這會威脅美國的價值觀。萊斯特認為，這種觀點根本站不住腳。

一方面，勞工和環境標準是否應該納入自貿協定的談判中，至今還無定論。發達國家在發展初期，并沒有強制要求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而當它們發展起來后，卻要求發展中國家達到勞工和環境相關標準，這聽起來有點殖民主義。

另一方面，即使中國在勞工和環境上的標準與美國不一樣，中國推進其自貿協定也并不會影響美國。中國的自貿協定不會強迫越南等國實現某些勞工和環境標準，也不能阻止這些國家接受美國標準。唯一的風險在于，越南等國可能因中國寬松的要求而拒絕美國的自貿協定談判，但基于美國強大的市場吸引力，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非常小。

另外，美國對于在貿易協定中勞工權利、環境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上的堅持，并非源于其自由市場的價值觀，而是因為利益集團的游說。例如，美國要求在貿易協定中對國有企業加上諸多政策限制，但對補貼政策卻很少規范。這是因為美國沒有什么國有企業（中國和越南擁有很多國有企業），而在國內大量采用補貼政策。

宣稱中式自貿協定會威脅美式自貿的另一個觀點認為，貿易協定應成為外交政策的工具，因此，TPP作為美國重返亞洲的經濟工具，不能與RECP共存。

萊斯特認為，貿易協定作為外交政策工具的現象很普遍，可經常被誤用，甚至損害經濟利益。美國就曾與澳大利亞簽訂自貿協定，而把新西蘭晾在一邊。美國為什么在貿易上歧視新西蘭，限制貿易開放的范圍？因為它要獎勵澳大利亞對伊拉克戰爭的支持，懲罰新西蘭的不支持態度。

在貿易協定中加入太多外交考量，其實并不是一件好事。貿易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改善經濟狀況，只有以此為目標，貿易政策才能發揮作用。讓亞太地區實現自由貿易本身是一件可以共贏的好事，可讓外交在貿易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純屬本末倒置。外交不應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貿易政策的出發點。

萊斯特說，無論是TPP還是RECP，地區貿易協定其實不利于全球自由貿易，因為地區貿易協定會有很多扭曲自由貿易的規定，這會損害商品和服務的自由流通。

自由貿易主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美國；外貿政策；國際貿易規則；貿易立法

中圖分類號：F7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IX(2009)05－0184－02

一、引言

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區域經濟體，中國必將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中國外貿政策如何制定和執行?中國如何應對紛繁的國際貿易糾紛?尤其是如何應對來自美國的貿易糾紛?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鑒于此，筆者通過考察二戰以來美國外貿政策的制定與發展，分析隱藏其中的深層次問題，希望能夠對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某種思路。

二、美國外貿政策演變的三個階段

(一)自由貿易階段

二戰結束后，美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主張通過多邊自由貿易體系推動世界貿易向自由化的方向發展，對建立區域性經濟貿易集團基本上持否定態度。戰后10年，是美國經濟競爭力最強盛的時期。當時，在經濟實力、勞動生產率以及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美國都處于絕對優勢地位。1950年，美國人均C,DP是西德的4倍、日本的15倍；美國市場容量比排名世界第二的英國大9倍以上；其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幾乎也是獨一無二的。正是這種絕對優勢決定了當時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核心是推動國際貿易的自由化，為此，美國推動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通過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發達國家之間制成品的關稅率普遍由1947年的40％降到東京回合之后的5％～8％。

(二)調整階段

新貿易保護主義。正如保羅?肯尼迪所說：“在世界事務中，領先國家的力量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和歐洲已經在從汽車、家電到半導體的廣泛領域內奪取了競爭優勢，美元頻頻發生危機，最終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1974年美國通過《貿易法》是美國貿易政策的轉折點，其中就包括所謂“301條款”。20世紀70年代中期，新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開始出現，80年代下半期其思潮幾乎席卷全球，成為一種國際思潮。

管理貿易。石油危機以后，美國在國際貿易中大量運用管理貿易政策，可以概括為：國家制定各種對外經濟貿易法規、條例和措施，對本國進出口貿易加強有秩序的管理。所謂管理貿易，是指建立在協調基礎上，以政府干預為主導，以蹉商談判為手段，對本國進出口貿易關系進行干預、協調和管理的一種國際貿易體制。

公平貿易。1985年9月23日，以里根總統宣布“貿易政策行動計劃”為標志，美國貿易政策開始了從自由貿易向“公平貿易”的轉折。“公平貿易”的概念歷經卡特政府的醞釀、里根政府的提出和克林頓政府的完善，現已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基本原則。1993年2月17日，克林頓將公平貿易作為美國擴大貿易的國家經濟戰略的一部分，這標志著美國的貿易政策已徹底完成了由自由貿易向公平貿易的轉變。

區域主義。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國的政策發生了根本轉變，開始積極籌建北美自由貿易區，并把推進西半球經濟的一體化作為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轉變有其深刻的背景。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空前加快，歐盟整體實力的不斷增強，開始挑戰美國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不斷增強。2003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簡稱AITFA)建立；2005年，東盟一中日韓(10+3)會議聯系機制已經啟動，東亞合作機制逐步成熟。

(三)多元化階段

1993年以來，克林頓政府實施以新貿易主義為核心的對外貿易政策，打進國外市場和對付外國不公平貿易的行為成為美國貿易政策的兩個主軸。

多邊貿易談判。美國積極利用GATT與WTO的多邊談判機制來推助其打進國外市場及不公平貿易的政策目標，可謂不遺余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烏拉圭回合協政策。第二，烏拉圭回合協定在反傾銷及政府補助的規定上，與美國本身的法律差別不大，十分有利于美國打擊其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區域性貿易機制。美國在推動全球多邊貿易機制時，利用與其周邊國家形成自由貿易區的策略來配合之。美國在此方面的努力有三個明確的主軸：第一，西半球經濟貿易集團，即包括所有美洲國家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第二，亞太自由貿易區，即以美國為核心的橫跨太平洋的亞洲太平洋自由貿易區(APFTA)；第三，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美國利用北美自由貿易集團與歐盟進行對話，組建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TAFTA)。

雙邊性談判。美國對一些雙邊問題特別突出、保護色彩特別濃厚的國家，則尋求以雙邊貿易談判的方式打進這些國家的市場。美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主要策略在于用其絕對優勢的談判力量，各個擊破，一個一個地達成雙邊貿易協定。美國最根本的目的還是借此創造一個有利于美國產業出口擴張的“公平競爭”環境，以確保美國商業利益。

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1)貿易單邊主義。20世紀80年代，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形成了一種特征，即注重以國內立法形式強調單邊管理，使貿易保護法律化、制度化；同時，美國常常無視其他國家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轄制度較為普遍采用的利益分析原則。(2)貿易霸權主義。美國司法機構往往勒令提供域外的文件或要求外國證人出庭作證；高達3倍金額的反托拉斯法案件罰款判決更使許多國家都難以接受。美國甚至宣稱，其貿易政策重心將進一步向按美國模式統一國際貿易競爭規則傾斜。

三、美國外貿政策演變對中國的啟示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先后經歷了自由貿易、保護貿易、管理貿易、公平貿易等多個階段；對外貿易重點也經歷了從要求開放市場到公平競爭的轉變；對外貿易政策先后呈現出多邊主義、區域主義、雙邊主義以及單邊主義色彩。美國外貿政策的轉變，表面上體現了美國人的靈活性，實質上揭示了美國經濟實力與國家競爭力相對下降的客觀事實。然而，在外貿政策運用方面，重讀美國外貿政策的演變歷史，依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正確對待國際貿易規則。國際貿易規則是一種約束雙方的機制，這要求我們正確對待國際規則。一方面，在規則制定上，要努力把反映本國利益的條款增加進去；同時，盡可能規避負面條款，如果直接規避不了，可以通過區域和雙邊機制繞過不利條款，進行間接規避。另一方面，在規則執行上，要堅持對等原則，即締約雙方都要按照規則辦事。要成立相應的機構來監督外方執行貿易規則情況，對執行良好的要給予一定獎勵，相反，惡意設置障礙的，要給予一定的懲罰。

自由貿易主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 國際貿易 后危機時代 多變自由貿易制度

此次金融危機是經濟史上影響最嚴重、規模最大的經濟危機之一，其后果導致全球需求急劇減少，使得國際貿易全面萎縮，甚至出現負增長。由于我國 金融市場尚未完全放開，國內金融機構對海外金融市場的投資參與程度不高，因此，次貸危機對我國金融體系的直接影響十分有限。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隨著次 貸危機引發的美歐經濟放緩甚至衰退，我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特別是我國外貿依存度不斷提高，貨物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將首當其沖的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次 貸危機通過貿易渠道對我國經濟的間接影響不容忽視。其所引起的國際貿易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一）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

全球金融危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措施，導致貿易保護措施泛濫，且頻繁發生，貿易摩擦增多，阻礙了國際貿易發展。新一輪貿易保護將呈現多樣化、隱蔽化、綜合化等特點，并且從傳統市場向新興市場擴散。

（二）國際貿易方式發生一定變化

一方面，由于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網絡貿易方式方興未艾；另一方面，傳統的貿易方式受到挑戰，一些傳統貿易方式已不適應當代國際貿易的發展， 一些傳統貿易方式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受到挑戰，如信用證、托收等結算方式的風險越來越大，由于進口商資金鏈出現問題，導致進口商欠款很普遍；使出口商的壞賬 率越來越高，這就迫使企業必須采取更加安全、保險的貿易方式。

（三）貿易融資困難

商業銀行惜貸在短期內將成為其經營行為。雖然各國央行不斷降息，向銀行注入流動性資金，但銀行不為所動，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失效。國際貿易主要依賴短期信貸融資，但是，目前貿易融資市場形勢已嚴重惡化，各國進出口企業獲得短期信貸融資越來越困難。

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到來，如何減輕其對國際貿易的不利影響，恢復正常的貿易秩序成為世界各國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本文僅從如下幾方面提出幾點建議措施。

(一)推進多邊自由貿易制度建設

在金融危機中，經濟衰退是實行貿易保護的重要根源。經濟衰退與貿易保護好像一對孿生兄弟。貿易保護會造成出口國貿易及經濟急劇下降、報復性貿 易措施增多，還會產生破壞已形成的經濟全球化格局，而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多邊自由貿易協定體系的構筑。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衰退的經驗表明，貿易保 護主義和經濟孤立政策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世界各國的貿易戰爭，放大經濟危機的破壞力，導致新的危機爆發。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積極推進 多邊自由貿易，可以有效遏制貿易保護主義蔓延，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實施多邊自由貿易政策還能有效增強危機下的國際合作、減少貿易戰爭，降低危機傳染，尤 其可以給予受到危機沖擊的國家以通過貿易得到恢復的機會。

(二)開展貿易談判，增強貿易融資

金融危機從多種渠道影響各國貿易，極易導致國際貿易秩序的混亂和惡性競爭。貿易談判與合作是各國在危機發生后減少貿易巨大波動的重要舉措。世 界各國在面臨金融危機時，通過貿易談判，利用合理的多邊貿易規則約束和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能有效解決潛在的貿易爭端，并創造良好的國際貿易環境，減 輕危機對貿易的消極影響。有相關學者認為，地區貿易合作是貿易談判的積極成果，這有助于減少貿易的不平衡和金融的不穩定。特別是在金融危機后，積極展開貿 易談判有助于地區經濟的復蘇。

(三)優化貿易結構，改善貿易條件

對外部所發生的危機做出快速反應，把危機帶來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就應加快調整本國的經濟結構，其中優化貿易結構是重要的一項選擇。面對金 融危機，世界各國應互相主動進行貿易產品結構的優化與調整。各國可在體現自身自然稟賦與技術優勢的基礎上，創造可以彌補他國市場需求的產品，通過彼此協商 調劑產品進出口余缺；同時貿易出口結構應盡可能多元化，增加貿易渠道，以此來“稀釋”在危機沖擊下的貿易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