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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范文第1篇

供給側的財政政策

積極財政政策力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報告顯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效果。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空間。報告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在適當兼顧總需求條件下應將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關于地方財政經濟運行情況的調研成果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各地經濟發展促進效果顯著，同時應重視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雙重疊加的問題。

權衡考慮兩種風險

中國財科院日前開展的“地方財政經濟運行”調研，分別針對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并面向全國開展“地方財政經濟運行”在線問卷調查。

調研報告顯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效果。比如，東部地區經濟運行穩中向好、領先發展，呈現諸多積極變化，工業運行平穩，進出口降幅明顯收窄或轉正，經濟運行質量提升，結構優化升級態勢明顯。

報告表示，前3季度，東北地區經濟運行情況有所回暖，大部分調研地區的經濟運行先行指標，如工業用電量、貨運量、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呈增長態勢。

報告在肯定經濟發展諸多亮點的同時，也著重關注了風險問題。“我國當前正處于轉型升級、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在這個關鍵時期整體風險在加大。”中國財科院院長劉尚希表示，調研顯示，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

報告所述的公共風險，包括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結構性風險等，具體表現為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較大，城鎮化、老齡化、人口流動對公共服務提出挑戰，地區之間的分化明顯，傳統行業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等。

財政風險則是指財政收支面臨的壓力，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市縣財政收入負增長或零增長，收支缺口越來越大，債務增長的壓力大。這其中既有“擠水分”的因素，也有經濟下行在財源上的反應，應警惕財政運行風險。

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萬東華也認為，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就要更多地發揮財政的作用;另外，經濟下行對財政的壓力也很大，因此在政策空間方面也提出一些挑戰。

“這顯然是一個兩難問題，財政風險和公共風險的權衡組合是當前制定宏觀政策的一個基本依據。實際上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的空間，從根本上防范化解當前的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劉尚希強調。

地方債應透明規范

調研顯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近年來取得了較大進步，尤其是置換債券對于優化債務結構、降低負債成本、明確政府權利義務、降低地方政府債務的不確定性風險意義重大。

報告指出，無論是東北、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擔保債務和救助債務的規模不斷下降，政府債務的償還責任更加明確，政府債務的整體風險水平也相應降低。

與此同時，報告也揭示了一些地方政府債務面臨的問題，包括經濟下行和減稅等政策性因素影響財政收入增長、局部地區債務率偏高、地方融資平臺轉型難度大、不規范的融資行為等。

比如，對東北地區調研顯示，有的地方債務率超過了100%的警戒線。與此同時，支出剛性難以改變，收支矛盾較大。中部地區調研則顯示，不少地方“發展依賴于項目”的現象較普遍，融資平臺的政府投融資職能很難簡單免除，一些地方存在不規范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這些都可能為未來政府債務的增加帶來隱患。

報告建議，要控制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防止財政風險蔓延，具體措施包括實行債務規模限額控制，嚴格控制違規舉債行為，確保債務規模增長與地方經濟發展速度相匹配，杜絕盲目舉債;規范發展PPP模式，避免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偽PPP”“假PPP”。

“當前，加強地方債務管理，透明度提高，規范性增強，債務的增長明顯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地方的支出壓力和債務增長壓力并沒有減弱。”劉尚希指出了地方政府面臨的收支矛盾。

對于我國政府債務問題，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孫學工表示，我國政府杠桿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是最小的，風險總體可控。“以前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主要不在規模，而在于不規范、不透明。現在建立了規范透明的融資方式和防控風險的一整套制度，可以通過加強政府和市場的約束，更好地發揮專項債券的作用，支持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他認為。

用好積極財政政策

劉尚希認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還將延續。以前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更多著眼需求方面，現在積極財政政策主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角度考慮，在適當兼顧總需求的條件下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報告認為，進一步減稅降費在未來宏觀政策中具有重要性和導向性，并提出以下建議：針對關鍵環節完善稅收制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加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力度，增強企業競爭力和市場活力、落實降低社保費率政策，在現行已適度降低失業、工傷、生育保險費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費率。

“政府要為市場創造條件，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避免過多地采取各種手段直接或間接地介入市場活動領域。”報告建議，在當前化解過剩產能工作中，應更好發揮市場調控作用，減少直接行政性干預;政府投資基金的政策性或引導性應通過投資領域來體現，采取清單管理模式，將具體項目選擇權和投后管理等委托專業投資管理公司負責。

報告還對進一步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建立法治化的財政體制提出建議，認為要加快推進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積極推動《國務院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在實踐層面的落地;完善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間的稅收分享機制;探索各級財政支出責任法治化。

2016年重慶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局良好

華龍網1月17日17時訊(記者 張譯文)去年底，武隆區煤礦去產能進度加速向前推進。按照該區政策，凡在2016年之內主動申請關閉生產礦井的，在享受市級財政補助的職工安置、經濟損失等費用的基礎上，還配套“地方糧票”，加碼激勵獎補政策：每關閉一萬噸產能，可獲100萬元一次性獎勵。

“既然 小散差 煤礦早晚都得關閉，還不如早關能享受到政策。”財政在去產能中的“政策正向引導”，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把握形勢和方向上有了更明晰和正確的決擇。而這，也僅僅是去年財政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邁進的一個縮影。近日，重慶市財政局對2016年的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情況作了詳細解讀。

去產能“補”到位

去產能最大的阻礙無非兩個，要么遇到“尾大”而“死不起、不敢死”的企業;要么遇到“貪利”而“不想死、不愿死”的企業。市委、市政府對“小散差的煤炭行業、結構性矛盾突出的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造船行業、盈利水平下降的水泥行業、經營困難的電解鋁和平板玻璃行業”下達“去產能執行令”，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為此，財政既出臺了“去”的激勵獎補政策，讓過剩產能企業積極退，又出臺了“保”的社會政策托底，保障去產能不影響飯碗，穩妥處理好“去產能”與“保穩定”之間的關系。去年，我市財政對鋼鐵、煤炭等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行獎補資金就達40億元。同時，還安排5.8億元支持重點區縣轉崗培訓、職業技能培訓等，保障化解過剩產能職工安置。

去庫存“銷”到位

讓沙坪壩區2000多戶巴渝老街拆遷項目的安置居民們沒有想到的是，有785戶居然在不到一年時間里就住進了新房。這要按傳統征地還建流程，三年也只是個期望值。政府通過購買庫存商品房，將其轉化為安置房，既去庫存，又解民憂，一舉多贏，這是房地產去庫存諸多妙招之一。

按照“控增量、轉存量”的思路，我市先后出臺了20條措施。其中，提高貨幣化安置比例、延長主城區個人首次購房按揭財政補助5年的政策，支持棚戶區改造貨幣化補償安置，以及金融信貸等“組合拳”政策，商品住房去庫存達900萬平方米，去化周期控制在合理范圍內。

去杠桿“防”到位

積極財政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杠桿”，需在兩方面發力。首先是企業融資去杠桿。去年六月，我市出臺金融去杠桿防風險專項方案，明確提出，財政將通過兌現貸款貼息、政策性轉貸、擔保費補貼和風險補償等政策，多渠道支持企業置換高息債務，通過“債轉股”等措施，降低過高融資成本。

其次是政府債務置換。主要是加強政府性債務管控，防范和控制財政風險。一方面通過改革舉措，將政府債務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實行限額管控與風險預警，確保了債務警戒線安全;另一方面，發行置換債券1164.4億元，保障到期債務償還和高息債務置換，節省利息支出約55億元，有效緩解了區縣到期債務償還壓力。同時，以銀行貸款利率下調為契機，協商債權人調整平臺公司政府性債務合同利率，降低債務融資成本33億元。

降成本“減”到位

確保所有行業稅負 只減不增 、要積極為企業減稅減負。重慶軌道交通集團在近四年的“營改增”試點中嘗到了甜頭，已累計減少稅負1.3億元，且還不包括18億的留抵稅款。

過去一年，我市財政不折不扣執行市政府出臺的減輕企業負擔的“組合拳”政策，兌現營改增、西部大開發、小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等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了企業稅負，為企業休養生息騰出了空間。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單位繳費費率，拓寬困難企業低費基社保繳費政策覆蓋范圍，落實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減免政策，向企業和個人普遍性降費125億元。據統計，去年累計為企業降低各類成本達500億元以上。

補短板“立”到位

“在家門口就把錢賺了，一年就脫貧。”得益于政府在基礎設施上的大力投入，藏在石柱縣黃水鎮深山中的“窮山惡水”，因一條公路而變成避暑游的“金山銀山”。與此同時，財政每年還安排1000萬元專項持續支持。如今，“黃水人家”已經成為一個響亮的品牌，幫助當地老百姓走出了貧困。

以“補”求進。去年，市財政從“三農”最急需、最薄弱的環節入手，著力于脫貧攻堅、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文化等短板，進一步加大投入，精準施策，托起了社會發展的底線，提升了社會發展的環境條件，讓老百姓享受到發展實惠，為社會發展夯實了根基。市級籌措390億元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和公益項目建設、全年有59.6萬人實現脫貧、25件民生實事所需資金足額保障、社保、醫保等各項提標政策逐一落實、各年齡段學生資助政策全覆蓋……

開局良好，后程可期。一年來的實踐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藥引和酵母”作用越發明顯，我市煤炭、鋼鐵正加速去產能，供需關系得到改善;商品房庫存持續減少，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措施陸續出臺，有效化解金融風險;營改增等清費減稅政策，讓企業成本逐步下降;擴大有效投資，推動脫貧攻堅，補短板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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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范文第2篇

一、堅持動態的財政收支平衡

在財政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擴大財政投資，勢必會擴大財政赤字。對于是否以及如何堅持財政收支平衡的問題，學術界提出預算平衡論、功能財政論、周期預算平衡論和充分就業預算論。要根據一定時期的資源狀況（如短缺或閑置）以及宏觀經濟運行過程出現的矛盾，正確地處理財政收支平衡的問題。

我們認為，必須認識和運用財政收支矛盾和平衡規律，實行財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則。但這并不意味著每一個年度都要強求預算平衡，而是可以實行動態平衡，即在一定條件下可每隔若干年實現一次財政收支基本平衡。由于財政政策效應存在著時滯，財政的一些經濟性支出增加后，可能造成當年財政赤字，但這些支出最終會形成生產力，從而會增加以后年份的預算收入。還應看到，由于經濟發展呈現周期性，不同年份經濟的繁榮或蕭條以及供求狀況不會一成不變，如果固守年度財政的平衡原則，就可能不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因此，要區分兩種類型的財政赤字。一種是結構性赤字，它是假定經濟達到充分就業以及政府取得充分就業的收入時出現的預算赤字，是對經濟周期性因素加以調整后的赤字，這在一般情況下應予以杜絕。另一種是實際赤字，這是緣于經濟運行尚未達到充分就業水平所產生的財政赤字，是未對周期性因素加以調整的財政赤字。在出現經濟蕭條，資源大量閑置和失業嚴重的狀況下，可以實行“逆周期”調節，實行適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借以擴大總需求。在經濟效益提高和稅制較為完善的情況下，資源的充分利用和經濟的增長，有利于最終實現預算平衡或盈余。因此，根據經濟周期變動和資源狀況，在一定的條件下，可實行動態的財政收支平衡原則。1998年我國中央財政赤字960億元，中央財政共發行國債3891億元（不含財政部向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國債收入主要用于擴大公共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1999年，我國在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同時，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宏觀經濟學認為，在資本存量超過黃金律的情況下，經濟中的資源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優，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減少資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根據在離散時間或連續時間下的凱恩斯——拉姆齊規則，資本的邊際產量相對于時間偏好率（或主觀貼現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費水平而在以后享有更高消費水平，這越劃算。財政可運用國債這一經濟杠桿，合理調節儲蓄、資本存量和消費。在公共財貨是消費品的模型中，典型的行為者具有“幸福函數”（即瞬時效用函數），且所有的物品為正常的，政府支出一般會是順周期的（費萊明，1987）。政府支出的水平將受到征稅的邊際成本的影響。要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用于投資品（如基礎設施），就會被視作是對經濟受到擾動的反應。在均衡條件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也可作為當前生產的投入（布蘭查德、費希爾，1989）。1986~1997年，我國最終消費年均增長率8.2%，低于GDP年均增長率9.8%，我國消費率在“八五”期間和1997年分別為59%和59.9%（1991——1995年間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8%~79%）。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996、1997年分別為62%和60.6%。目前我國只有在擴大投資的同時擴大最終消費，才能使投資最終獲得市場和效益，也才能增加投資的乘數效應和加速數。不過，目前我國應主要擴大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其中，財政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轉移支付。還有，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一次性住房貨幣補貼，這將有利于促進關聯強度大、帶動效應明顯的住宅業的發展。另外，據測算，如果我國農村人口消費水平達到城鎮人口的消費水平，至少要增加33，400億元購買力。因此，必須加快農村城市化步伐，提高農村人口收入水平。國債資金應主要繼續用于基礎設施。其原因是:基礎設施具有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的特點，且目前我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人均資本存量較低。此外，對符合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和某些高新技術項目，國債資金也可給予必要支持。必須加強國債資金撥付和使用的管理和監督，提高經濟效益。

二、國債的效應和適度規模

（一）要正確地看待國債發行同貨幣供應量變動的關系

國債的發行能否以及會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貨幣供應量變動，這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一是要看由誰認購國債，二是政府是否及時動用國債收入，三是國債的發行對商業銀行準備金變動的影響。

如果由公眾（個人和企業）用現鈔和活期存款購買國債，流通中的貨幣就會以相等的數額減少，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會變少（原因是公眾為購買國債而開出商業銀行的支票）。但當財政支用國債收入后，又會增加商業銀行準備金，其所形成的貨幣供應量同公眾購買國債前的貨幣供應量是等額的。

倘若由商業銀行購買國債，就由商業銀行開出由自己支付的支票，使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減少。俟財政動用這項國債收入，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又會等額地失而復得，致使貨幣供應量保持不變，但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卻發生了變動。然而，要是商業銀行以所認購的國債出售或抵押給中央銀行，中央銀行購買國債或給予再貼現，就會使商業銀行在認購國債時所減少的準備金得到等額補充。不僅如此，在財政動用這筆國債資金時，還會增加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

至1998年末，我國全部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為95698億元，各項貸款余額為86524億元。因此，財政部可通過向商業銀行發行一些長期國債，將一部分儲蓄存款轉化為投資。這有利于提高商業銀行資金運營效益，減少國債發行費用，并調節產業結構。這一般不會增加貨幣供應量。還需說明的是:如果這一部分國債資金被束之高閣的時間長于這一部分儲蓄存款的閑置時間，就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收縮;要是商業銀行以所認購的國債出售或抵押給中央銀行，且財政動用了這筆國債收入，會導致貨幣供應量擴張。因此，在確定國債規模、償還期限和國債收入的動用時限以及在辦理再貼現時，必須顧及由此而引起貨幣供應量變動的問題。其中，國債收入應優先用于在建項目。

如果由中央銀行直接認購公債，中央銀行給財政部開具支票，當財政部用以支付商業、勞務和其他支出時，作為賣方的公司、企業、個人將所得收入存入商業銀行，使商業銀行的存款及其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得以增加，從而會產生派生存款。簡言之，當中央銀行直接認購國債時，會增加高能量貨幣的投放。這是中央銀行實行債務貨幣化，它在總需求特別嚴重不足時并非絕對不可用，但目前我國不宜強調采用這種方法。

（二）要消減國債的“擠出效應”

當國債的發行引起利率上升以及由此導致企業和個人支出（特別是投資）減少時，就出現“擠出效應”。它會減弱政府支出增加的擴張效應。在以國債彌補財政赤字時，若用貨幣融資法（即由中央銀行直接認購或在公開市場購買國債），就會增加名義貨幣存量。因之，利率趨于降低，投資隨之增加。而在采用債務融資法（由個人、企業和商業銀行認購國債）時，由于名義貨幣供應量不會增加和赤字財政所造成的價格上升（由總需求和國民收入增加所使然），以及一部份流通中的貨幣用于購買國債，導致實際的貨幣供應量減少和利率攀升，從而減少了個人和企業的投資以及由此產生的公債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投資的利率彈性和投資乘數。由于我國尚未實現利率市場化，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有著自己的特點。目前我國物價水平較低，信貸資金供過于求，且自1996年以來已七次調低銀行貸款利率。這些都有利于消減國債的擠出效應。應在增加財政投資的同時，采取措施（包括銀行貸款、在必要時的稅收優惠以及發揮財政資金的補助和貼息等導向作用在內），根據產業政策，鼓勵集體、個體和社會其他方面增加投資，以形成投資需求的持續性。此外，要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以阻遏利率上升。這既有利于克服國債的擠出效應，又能增加財政投資的配套資金。

還應看到:第一，在資源閑置和存在失業的情況下，隨著產品需求的擴大，實際收入和產量也會增加，因而擠出效應是不完全的。再者，由于儲蓄水平隨收入的上升而做到“水漲船高”，利率（因貨幣需求的利率反應性）不會上升到完全抑制投資的地步。儲蓄的增加有可能為較多的預算赤字融資，而無需完全取代私人支出。第二，當實現充分就業時，擠出效應就可能成為現實。這時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總需求擴大，會導致物價上升而非產量增加。目前我國資源閑置嚴重，社會就業壓力較大，在此情況下，不會出現完全的國債擠出效應。

（三）要適度確定國債規模

確定國債規模，應考慮多種因素。國債規模不能超逾政府的償債能力和國民的應債能力。可主要用以下兩類指標來衡量國債規模是否適度:一類是反映國債與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關系的指標，其中，較重要的有債務負擔率（國債余額占當年GDP的比率）;另一類是反映國債與財政收入關系的指標，其中較重要的有財政債務依存度和償債率。

從我國情況看，1994~1997年，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為52.14%、53.68%、55.61%和51.5%，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為20.3%、22.7%、24.9%和26.9%，而國際公認的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和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的警戒線分別為15~20%和25~30%（目前發達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一般只有10~15%）。我國財政債務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是偏高的。另一方面，1991~1998年我國國債負擔率分別為5.14%、5.25%、5.5%、5.21%、5.45%、5.6%、8.1%、10.3%，遠低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和發達國家的公債負擔率（如美國在1993年為69.2%，日本和法國在1992年分別為52.7%和29.6%）。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而國債負擔率又偏低，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1997年為11.56%）;二是發達國家龐大的公債余額已歷經數百年之久，相形之下，我國國債余額（到1997年末國內債務余額為5511億元）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三是我國國債償還期限平均說來偏短。為了適度確定我國國債規模，應當考慮多種因素。國際上公認的幾種用以反映應債能力和償債能力的警戒線都是可以參酌的，尤其是債務負擔率的警戒線值得參考。我國國債規模的控制，要考慮我國資源閑置的狀況，要顧及財政收支平衡同社會總供求平衡的關系以及財政與信貸統一平衡等問題，而不宜僅用單項指標來衡量。

要解決我國財政債務依存度偏高和債務負擔率較低的矛盾，并遵循國際上較為公認的公債管理中宜減少公債換發的原則，一要逐步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二要適當延長國債的平均償還期限，其別要適當增加長期國債所占比重。與此同時，要合理確定短、中、長期國債的結構，以利于降低國債發行成本，均衡各年份國債還本付息的負擔，并使中央銀行能靈活機動地利用國債市場而調控經濟，以國債期限結構變動來緩和經濟周期波動。另外要發展國債貼現和再貼現業務。

根據宏觀經濟理論關于政府預算約束的數理分析，稅收的預期現值等于在經常項目上的政府購買的預期現值加上政府最初的凈債務。資本帳戶支出不會影響對現值預算平衡的預期（薩金特，1986）。為了使我國在今后若干年內能實現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使當前的債務水平等于將來某個時刻出現最初盈余的貼現現值，提高償債能力，必須做到:（1）經濟增長率一般宜高于國債增長率，降低債務——收入比率。該比率取決于實際利率、產出增長率和非利息預算盈余之間的關系。（2）要提高經濟效益，強化稅收征管，穩步推進“費改稅”，完善稅制，并把現有的預算外資金中由財政部門管理的那一部分納入預算內管理，以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財政收入的彈性系數（根據我國歷年數據測算，經濟每增長1%，財政收入增長不及0.7%）。（3）要做到“量出為入”與“量入為出”相結合，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保證重點，壓縮一般。（4）要建立償債基金。其資金來源主要擬為:從稅收收入中劃出一部分;從上交財政的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回有償使用的那一部分國債資金的本息。借鑒歷史上歐洲國家實行“減債基金”（即償債基金）的失敗教訓，必須控制國債規模，并嚴禁償債基金被挪用。（5）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在條件具備時采用國債銷售發行法，可試行市場購銷的償還法，即政府通過中央銀行等金融機構在證券市場上陸續收購某種國債，在該債券到期前逐步給以清償。

主要參考文獻:

（1）[美]薩金特:《宏觀經濟理論》，中譯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財政政策范文第3篇

一、財政政策調節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

從理論上說，當總需求不足時，一般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入手，通過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響消費、投資，擴大總需求，以達到供求平衡。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調節是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兩方面來實現的。收入方面對投資總量的調節主要是減稅和稅收優惠。通過減稅和稅收優惠可以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增強了他們的投資能力，擴大其投資需求，從而增加投資總量。支出方面對投資總量的影響首先表現為財政自身的投資支出，這項支出規模占總投資比重的大小決定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程度；其次財政投資的帶動效應，通過財政投資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進而引起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擴張來影響投資總量。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如下：政投資支出增加財政支出帶動社會投資增加財政政策的運用投資總量的擴大減稅和稅收優惠社會投資能力增強，投資增加當然，確保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地影響投資總量需要滿足一系列的約束條件，一是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財政投資要有充裕的財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內使用，不能指望長期通過無節制發債、大規模減稅、擴大赤字規模來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和國際經驗一再表明，持續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是引發通貨膨脹和造成本幣幣值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我們應從中吸取教訓。二是在國家財力有限、財政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如果財政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效應不明顯，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效果必定大打折扣。當今各國財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給，財政直接投資的份額在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不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財政的直接投資關鍵在于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三是財政投資擴張要避免對其他社會投資主體投資的“擠出效應”。

二、積極財政政策在影響投資總量中存在的問題

從1998年下半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確保了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與此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1.受國家財力約束，財政投資支出在總投資的比重過低，對投資總量影響作用甚微。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困境日益加重，滿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設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幾年來，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在財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別為3.7%、3.9%、3.9%、4.0%？。1998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增發的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也只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3.5％。可見，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很低，即使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增發國債、增收節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資，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不會很大。

2.財政投資擴張未能有效調動非國有投資的積極性。1998年增發1000億元國債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本不想財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通過其他投資主體的擴張最終拉動經濟增長。令人遺憾的是，財政投資擴張只帶動了國有部門投資大幅增長，民間投資未作相應跟進。1998年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19.6％，而城鄉居民個人投資僅為6.1%，集體經濟下降了3.5%？.從過去幾年的狀況看，在經濟處于低谷時，國家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增長，非國有投資隨后跟進，二者共同的投資擴張帶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比如1989年、1989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1％、3.8％，經濟的低速增長迫使國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增長，非國有投資隨后跟進，1991年國有和非國有投資分別為14.8％、13.4％，1992年分別為32.8%、21.9%，1993年分別為17.5%、72.8%？。可見國有投資起著經濟啟動的先導作用，隨后非國有投資大規模擴張，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動那時的經濟高速增長。反觀1998年國家擴大財政投資啟動經濟時，只帶動國有投資大幅增長，非國有投資沒有明顯跟進，在當前非國有投資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單靠國有投資投資的增加來拉動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不現實的，也正說明了財政投資率先擴張未能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從而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作用有限。

3.乘數效應遞減導致利用投資擴張刺激經濟的作用不明顯。乘數效應說明了投資增加刺激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當投資增加時，經濟擴張，國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資增量，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倍數等于投資乘數；在投資減少時，經濟收縮，國民收入減少量大于投資的減少量，投資減少導致經濟收縮的倍數也等于乘數。具體表達式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數，MPC表示邊際消費傾向，MPS表示邊際儲蓄傾向。乘數公式表明，投資乘數的大小與邊際消費傾向或邊際儲蓄傾向有關。

從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來，投資乘數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僅為1.70。也就是說，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1000億元投資，最高只能形成1700億元需求，說明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依靠擴大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遠遠答不到人們原來樂觀的設想。

4.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的擠出影響不可忽視。根據經濟學中的“擠出效應”，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資，就會推動金融市場利率上升，通過發行債券形式籌集資金也會造成債券價格下跌，從而引起利率上升，進而使私人融資成本上升，導致私人投資萎縮。這樣，公共投資擴張結果卻引起整個社會投資支出的縮減。目前，我國公共投資擴張排擠私人投資的現象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政府龐大的投資計劃需要銀行信貸的支持，在銀行資金有限、風險約束增強的情況下，銀行“惜貸”勢必壓縮其他企業或私人投資信貸，部分企業或私人只能尋求較高利息的資金來源，從而增加資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資能力，還有相當部分企業則由于項目收益水平較低既無緣在銀行內也不可能在銀行外獲得融資；另一方面還表現在政府部門及其下屬機構把某一產業領域作為本單位的勢力范圍和領地，通過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資主體的進入，即使進入也對其業務進行嚴格的限制。這種行政性壟斷排擠了其他投資者的投資介入，減少了其他投資者的投資。同時，非國有經濟原來準備對某一項目進行投資，后來因國家投資同樣的項目，非國有經濟的投資被“擠出”，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設和基礎投資之后，地方項目準備不足，但又不愿意放棄中央的無償投資，便把原來與外資和私人投資合作的項目改為中央投資項目。這時，財政投資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國有投資，形成“擠出效應“。近一年多來，中央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下降、貨幣供應量一直增加，銀行的貸款能力應該說大副增強，但企業實際投資并未同步前進，從中可以看出財政投資”擠出“了私人投資。

三、我國實施的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財力不足、財政風險加劇制約了財政投資的全面擴張。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較高，財政分配是國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資的主要來源。如今情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11％左右，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明顯偏低，在安排了“吃飯”之后，能夠用于經濟建設的投資極其有限。在目前“兩個比重”仍沒有改觀的背景下，無論是通過減稅還是增發國債都面臨著國家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其一是擴大國債規模進行財政投資面臨著當前財政債務依存率和國債償債率都偏高即國家財政的債務承擔能力不足的影響。國債的財政承受能力主要通過債務依存度和國債償債率來反映。由于在中國國債的發行和償還有中央政府承擔，所以，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更能準確地反映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從我國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來看，自1994年以來均超過50％，1997年高達57.77％，這意味著中央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舉債來維持的。同時，國債償債率也相當高，1997年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的支出高達1959億元，國債償債率達23.3％？，換句話說，當年財政收入近1/4要用來償債。由于國債與稅收在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國債的有償性，到期必須償還，因此目前過量增加國債的發行規模會加大財政運行風險。

2.全面減稅的空間有限。減稅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刺激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從宏觀稅負國際間比較看，目前發達國家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達50％。發展中國家一般也在20％－25％之間。相對寬裕的稅收收入為其實施減稅政策提供了財力支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條減稅讓利的路子，“兩個比重”不斷下降。近年來，工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維持在11%左右，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明顯偏低。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我們這樣正在向工業化國家邁進、亟需資金積累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采取減稅來刺激經濟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是不現實的。

3.去年稅收增收1000億對企業增加投資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視。通常來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增稅是實行財政緊縮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即使不能減稅，至少也不應增稅，從這個意義上說，1998年稅收收入增加1000億是與當前背景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意向背離的。雖然這些年來我國稅收負擔不是重而是輕的實證分析不時見諸報端，就現行稅制規定的稅負的確不重，但如果把各種稅外收費納入總體稅負的計算范圍，我國目前的總體稅負約占25％（楊斌，1998年），這個比例與中等稅負國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業負擔過重的呼聲不絕于耳。況且稅收增收1000億主要來自于效益較好的企業，在當前物價

連續下跌、經濟景氣預期看淡的情況下，這對效益好的企業無疑增加了額外負擔。過重的企業負擔意味著企業需求的萎縮，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意愿，尤其對硬預算約束的非國有企業更是如此。

4.“不安全預期”增強了居民的儲蓄傾向，造成了投資乘數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資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各種投資主體在投資方面的責任意識明顯增強，投資需求有原來的政府擴張機制逐步轉變為市場調節機制，由于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較為嚴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資主體的投資意愿均減弱，從而導致投資乘數下降。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機構改革的逐步推進、人員分流和國有企業改革下崗人員的增加，迅速改變了廣大消費者的收入預期；而住房、醫療、教育等體制改革又大大改變了廣大消費者的支出預期。因此，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的增強，形成了當前的“不安全預期”，造成居民儲蓄傾向增強和消費預期降低，引起投資乘數偏低，政府投資擴張效應難以充分顯現。

5.政府投資于產業鏈條較短的基礎設施，引導社會投資的效果不明顯。政府投資支出的增加，不僅會因投資拉動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而形成乘數效應，還有可能因投資于某一產業而引起關聯投資，即投資的波及效應。投資的波及效應大小取決于產業鏈的長短。投資于產業鏈長的項目，雖然形成有效供給的時間跨度大，但在一定時序內，由投資波及效應所激發的投資需求乘數也相應較大，對于國民經濟增長也相應較大。而投資于產業鏈條短的項目，則波及效應相對較小，就不可能激發更大的投資乘數。1998年和1999年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投資，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設施、糧食倉庫建設、公路交通等基礎設施。這些投資的產業鏈條短、關聯度小，所需要的投資品主要是鋼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關零部件、配套件極其有限，只帶動了相關部門和行業的投資。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幾年在發展輕紡工業、家電工業、汽車摩托車工業時所出現的波及效應。

四、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選擇

為了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積極調節作用，緩解當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確保國民經濟長期持續增長，建議當前財政政策實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財政支出政策的選擇應遵循支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促進產業升級為原則，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需求的同時，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基礎。我們知道，總量和結構問題是經濟生活中兩個最基本的方面，經濟增長表現為總量問題，但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經濟結構合理和協調的基礎上，否則，增長就失去了堅實的基礎，經濟的大起大落難以避免，我國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實踐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點。當前的總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不簡單地表現為總量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多年來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引起的供給不能有效地滿足需求的結果。因此，財政投資的擴張如果不遵循優化產業結構的原則，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復制并放大出來，反而加劇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財政投資最能體現國家意志，它不僅可以直接集中社會資金進行重點配置來解決經濟結構問題，而且能間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不是簡單地緩解需求不足的制約，國家更注重了結構優化這一原則，加大了對農業、能源、交通、水利設施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入，這對緩解我國多年來的基礎設施“瓶頸”大有裨益。同時國家還應加大技術改造和高新技術企業、先進技術企業投入，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促進產品的升級換代，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加快費改稅步伐，增強國家財力，切實減輕企業負擔，發揮企業的投資潛力。我國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較低和企業實際負擔并不輕并存局面的出現，其中主要原因是當前政府收支不規范、稅外收費現象嚴重。因此，加快費改稅步伐，將某些行政性收費和基金納入規范的稅收軌道，堅決取締一些不合理的收費。這樣既可以保證我國國家財政收入有所提高，強化財政投資的財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的投資能力。

3.在全面減稅不具備的情況下，可以嘗試結構性減稅和稅制的完善來刺激企業的直接投資。雖說我國現階段大規模減稅既不可能，又不現實，但是，我們可以采取有選擇的局部性減稅措施。豁免中小企業的舊欠稅款，采取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給高新企業減稅的方式，以刺激企業直接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現增值稅的轉型，完善我國增值稅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確保稅制不應成為企業投資的障礙。

財政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 稅收 宏觀調控

一、 財政政策的定義和目標

（一）定義

財政政策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情況，對我國經濟發展進行的調控措施。該調控措施以提高就業水平、減輕經濟波動、減輕通貨膨脹及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為目的，通過調整政府支出、稅收和借債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實現目標。言而總之，財政政策是系統化的財政措施。

（二）目標

1、加強人民民主政權

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財政的本質就是為國家或政府職能的實現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2、促進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發展

財政和經濟就如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主觀能動的反映經濟基礎的狀況，對經濟基礎的發展起著巨大作用。同樣財政對確定分配關系、穩定物價、發展對外貿易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外，財政政策無論是對微觀經濟效益還是宏觀經濟效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3、促進社會事業的發展

我國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社會保障等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的。這就兩者要同時發展，共同提高。

4、促進社會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門、各種所有制企業、集體、個人及個體經營者之間的財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來進行的。

二、 財政政策分類和工具

（一）財政政策的分類

根據財政政策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財政政策可分為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據情況自動發生的經濟波動不需要外包穩定政策是自動穩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經濟狀況的波動來產生調控作用。如稅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動穩定政策。與自動穩定政策剛好相反，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則需要通過外部經濟力量。

根據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財政政策可以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赤字，如減稅、增支，以增加社會總需求。相反，緊縮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通過增稅、減支進而減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財政分配方式，減少社會總需求。

（二）財政政策的工具

稅收工具，稅收作為國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強制性、無償性等特征，因此也成為實施財政政策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

公債工具，所謂的公債也是債券的一種，它的發行主體是國家或政府。作為發行主體，國家或政府以其信用為基礎，向國內外舉借債務來取得的收入。

經常項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對社會公共的支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購買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勞務的購買，轉移性支出包括社會福利支出和政府補貼。

三、財政政策與稅收的關系

經過以上的分析，稅收在財政政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擴張性財政政策還是在緊張性財政政策中都有著很大的調節作用，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不僅是國家財政收支的基本來源和保證，也是政府執行社會職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規范的形式，不僅為社會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財力支持，更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

稅收在財政政策中的主要意義有以下幾點：第一，稅收可以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關系，從而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平衡發展。第二，稅收可以調節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第三，稅收可以調節收入，實現公平分配。

在宏觀調控方面，稅收是一種自動穩定政策，在稅收體系，特別是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反應相當敏感的經濟活動水平的變化。舉例來說，如果政府預算平衡，稅率無變化，經濟低迷，國民產出將減少，稅收收入會自動下降。稅收乘數的大小與財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關系，稅收乘數表明的是稅收的變動（包括稅率、稅收收入的變動）對國民產出（GNP）的影響程度。

其中b 為邊際消費傾向。

稅收乘數為負，稅收和國家輸出增加或減少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稅時，國民產出減少，減少量為稅收增量的b/（1-b）倍。假定邊際消費傾向b為0.8，則稅收乘數為-4。可見，如果政府采取了減稅的政策，雖然可以減少收入，但將成倍提高社會有效需求，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

四、如何更好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財政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消費需求財政因素政策建議

近年來，我國經濟以兩位數增長速度在發展，僅2007年GDP達到24.66萬億元，比2002年增長65.5%，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1]。經濟的發展使人們消費需求得到不斷滿足，但是投資與消費關系不協調的問題也更加突出。2007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為137239億元，占GDP比重55.6%，高于2006年的52.5%。可見，近兩年我國經濟過度依賴投資，消費需求不足的狀況亟待改善。

一、影響消費需求的財政因素

（一）收入分配政策

目前中國貧富差距有擴大趨勢，最高與最低收入者收入差距達到18倍左右，我國20%的高收入家庭擁有80%儲蓄存款。城鄉收入也從1978年的2.58：1提高到2007年的3.32：1，如果再加上醫療、教育、失業等保障等非貨幣因素，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達到六七倍。如果用基尼系數衡量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根據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提供的標準：基尼系數在0.4以上為差距過大，而我國2007年基尼系數為0.48。收入差距與居民總體的平均消費傾向是負相關關系，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在居民總收入中的比重越高，居民總體的平均消費傾向就越高[2]。

（二）稅收政策

在不考慮進出口條件下，社會總需求由居民消費需求、廠商投資需求與政府購買支出三部分組成，其中消費需求是國民收入和稅收的函數，投資需求是真實利率的函數。假設廠商投資需求與政府購買支出不變，只改變稅收，在居民消費需求是稅收減函數的情況下，減少稅收可以使居民消費需求擴大。

不同的稅種的影響方式與程度不盡相同：個人所得稅。增減個人所得稅，是調節居民收入水平、從而調節居民消費和儲蓄行為最直接的手段。提高個人所得稅，減少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削減居民消費支出，具有抑制消費需求的效應；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增加，通過減少股利所得而具有抑制居民消費支出的作用。在公司所得稅可以轉嫁的情況下，產品價格上升，導致實際收入下降，因而具有抑制消費需求的作用；消費稅。消費稅增加，使產品的含稅價格上升，導致消費者實際可支配收入減少，造成居民消費支出減少。消費稅增加對低收入階層的課稅負擔加重，由于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一般較高，故消費稅的增加將會降低消費者需求總量。

（三）社會保障政策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打破了傳統的“廣就業、低工資、高福利”以及由政府和企業“統包”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戰略從補貼和福利轉向市場，公費醫療、義務教育、全面就業等都面臨著解體的危脅。這既降低了居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又直接要求規避風險內生化，人們必須調整收支結構及消費與儲蓄的比例，可能推遲消費而增加儲蓄。社會保障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和擴大消費需求，而且其再分配的效果是明顯的，如1982年英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與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稅前收入比為120:1，經過社會保障等的再分配后，最終收入比變為4:1，收入差距縮小幅度相當大。

二、刺激消費需求的政策建議

（一）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努力增加居民，尤其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

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方面，要加強對城鎮困難群體和低收入者的補助，完善城鎮“低保”制度，全面落實最低工資制度，根據物價上漲情況，適時調整和提高“低保”與“最低工資”的補助標準。另一方面，要加大對再就業工程的投入。我國低收入人口占城鎮居民20%以上，而下崗是低收入階層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下崗職工的安置和再就業培訓應成為各級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3]。

農民增收的根本出路在于“非農化”。一方面，要延長農產品加工鏈條，實現生產產品的“非農化”；另一方面，要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步伐，鼓勵農村居民進城務工和定居，實現農村居民的“非農化”。要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和水利設施的投入，實行對農民種糧和購買化肥的直補政策。要加強農村商品流通設施和商業網點、水電路以及通訊設施等建設，進一步改善農民的居住和消費環境，為農村居民擴大消費創造良好條件。

（二）強化稅收杠桿對居民收入分配的調控、平抑和監督作用

可以考慮在現有稅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扣除標準，擴大累進程度，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征稅辦法，加大收入由高收入階層向中低收入階層轉移力度。2006年元月起我國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有專家估計，僅此一項政策可使居民當年消費的增長速度提高0.5個百分點[4]；調整和完善消費稅。適當調整征收范圍，將普通消費品逐步從稅目中剔除，將一些高檔消費品、資源消耗品、不利于環保的產品納入消費稅征稅范圍。同時，要優化稅率結構水平，根據經濟發展和消費結構的變化情況，對需要加大調節力度的適當提高稅率。通過開征物業稅、燃油稅，規范房地產、汽車交易環節等相關稅費征收政策，以減輕消費者購買汽車、住房等稅費負擔，抑制房地產投機等各項措施，將潛在的消費轉化為現實的消費行為，刺激居民消費需求[5]。總之，要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緩解社會貧富懸殊矛盾，體現社會公平。

（三）建立健全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制度

本著“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其重點是要構建覆蓋城鄉貧困人口的全國統一的社會救助制度，將社會保障制度覆蓋到全體社會成員。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首先，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對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逐步做實個人賬戶；對于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按照“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政府給予政策”的原則，建立個人賬戶積累式的養老保險。其次，加大財政對科技、教育事業的支出比重。要適當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對義務教育和職業培訓支出比重，要完善義務教育的免費教育和非義務教育學生的資助制度，要建立中央對中西部地區基礎教育轉移支付力度。最后，穩步推進城鎮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醫療衛生系統，加強管理，提高醫療服務。在農村，進一步完善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對患病的農村困難群眾進行醫療救助。此外，建立重大公共傳染疾病的防治保障制度，也是完善醫療保障制度急需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1]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

[2]黃久美，居民收入差距影響消費需求的實證研究，商業時代，2006年6期

[3]李俊霖，莫曉芳，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統計與決策，2006年5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