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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文化與人格理論 中國國民性 儒家思想

所謂國民性，指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總體表現出的品性，即一個國家國民最普遍表現出的人格類型，是對一國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針對正常人格而言。這種品性，既源于種族特征的不同，也可來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各個國家中不同的國民性。國民性與典型人格類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調查實踐與復雜數據，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籠統性，故較易實行。

對國民性問題的研究在西方二戰時期曾一度興起。由于全球化的影響以及西方文化的滲入，現代中國的國民性已變得較為混雜難以表述，甚至某些已與中國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馳，西學的傳入與過度應用更使現代中國國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國本土的代表性。本文僅從中國古代儒學角度對中國人的傳統國民性進行分析探討，從信仰體制、道德準則和人格培養三方面將國民性概括為忠君愛國、仁義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體制：忠孝統一

從信仰體制上看，中國古代社會中主要以信仰中國傳統宗法性宗教作為全民性的國家宗教。其宗法觀念與天人合一觀念從信仰層面進入到社會生活中各個方面，對國民性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

中國人普遍重視家族觀念，祖先意識強烈。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不僅體現在中國人祭祖的隆重儀式上，更表現在中國人“以孝治天下”的觀念上，這早在先帝舜時期就有了很好的體現。

中國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現孝子，則會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注與贊揚。漢朝時期的選官制度就以“孝”作為最基本的選拔標準，由眾人推舉，稱“舉孝廉”。中國儒家傳統“十三經”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經典――《孝經》，是關于孝的理論的集大成者。

在中國人家族傳統中，是以父權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親請教過問，包括婚姻問題，大多是父母包辦，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請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進行，否則就會有被社會指為不孝而被邊緣化的危險。

中國人如此重“孝”，包括統治者也宣揚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與維護。中國人認為，以孝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會歸順于君主，孝是忠孝仁愛信義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也。”《論語》中的此言正是體現了“孝”的一系列好處，孝子極少有犯上作亂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見“孝”是忠君愛國思想的前提。這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忠孝二者相統一的觀念，也是國民性之一大特點。

二、道德準則：仁義之上

前面討論的中國人所重視的忠孝觀念，但這種忠孝觀念是以仁義的道德準則為前提的。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就曾說過，忠孝都要“以義為先”。不符君子道義的事萬萬不可做，而這道義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仁”的實現是孔子認為最理想的社會狀態。“仁”是最重要的品格，萬事都應符合“仁”復歸于“仁”。“義”則由“仁”衍生而來。所謂仁義禮智信都是以“仁”為根本的。孔子主張回歸“仁”的道路是“克己復禮”，通過嚴格要求自己回到禮的道路上來。西周時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禮是與封建等級制度相應的。“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儒家主張以禮治天下，這其中就要以統治者實行“仁政”作為基礎。實行仁政，人民就會溫順并且厚道，像先帝堯舜時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應以仁為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儒家主張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仁義道德理念。孔子認為，“恭而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這樣即可實現仁。仁不僅應作為社會的基本原則和統治者的根本統治手段，更是作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準則的基礎。

孔子還認為，“剛毅木訥，近仁。”這可謂是對接近仁的狀態的外在表現的較為細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國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國人普遍具有老實內斂，逢人不愛張揚，遇事不愛爭搶的特征，卻給人一種溫和敦厚的親近感。古代社會中的中國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鴻銘先生認為中國人精神的最大特點就是溫良，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響的結果，這也是“仁”在國民性格中的一大體現。

三、人格培養：中庸之道

中國古代社會中對人才的培養，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視專業技能培養，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氣節與道德觀念的樹立。中國古代社會中儒家思想幾乎是持續占據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對“君子”的推崇也成為中國社會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標準。

所謂君子，可用“中庸”來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經過歷史發展逐漸成為一種民族氣節，體現在忠君愛國的觀念中。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可見中庸的品質在中國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質的概括，并形成一種價值趨向體現在中國人的國民性中。用孟子的話概括，這是一種“浩然正氣”。

中國古代注重對人才的培養，不僅體現在后來的教育中，也體現在在童蒙教育。所謂童蒙教育，指中國古代7～12歲的教育，即灑掃應對等基本禮儀和倫理道德的學習。其作用不可忽視，是為后期儒家系統教育、為日后學習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礎，是中國古代社會人格氣質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環。

中庸之道同樣表現在禮上。儒家主張以禮治天下，禮節是人與人之間交往乃至統治者治國平天下的核心原則。它處處體現了中國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觀念基礎上，體現了中國人高尚的修養，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種外在表現。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導的中國古代社會中，在文化與人格理論的視角下所探見的中國人國民性具有忠孝統一、仁義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僅體現在傳統的等級宗法性制度中，更體現在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普遍文化群體中。中國人特有的文化與品格特征，區別于西方，自古以來就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包括政治思想、社會制度以及豐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們更應弘揚這種文化特性，弘揚中庸之道，選擇傳統并適合我們國民性的東西，而不是盲目學習西方的科技、制度，這有中體西用，才能使中國人得以重新閃耀于世界之林。

參考文獻：

[1]林耀華.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辜鴻銘著.李晨曦譯.中國人的精神.上海三聯書店，2010.

中國歷史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型企業文化；終身學習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0-0033-02

知識經濟條件下成功的企業將是學習型組織，組織層面的學習行為越來越成為企業生命的源泉。培養企業的學習型文化，對企業的生存、發展以及競爭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傳統文化在組織建設以及學習修煉等方面都蘊藏著豐富的內涵，對于現代學習型企業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學習型企業文化的基本特征

“企業文化是企業全體員工在長期的創業和發展過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標、價值標準、基本信念及行為規范。” [1]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企業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是在企業文化發展過程中導入學習型組織的理論。學習型企業文化高度重視人的因素，既重視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又重視企業和員工的協調發展，旨在通過建立共同愿景，形成共同價值觀，激勵自我超越，以學習力提升創新力。與其他類型的企業文化相比較，學習型企業文化具有自身的明顯特征。

1.學習型企業文化強調學習型的思維方法。這些思維方法主要是系統思維方法和心靈轉向的自我超越，這是學習型企業文化源源不斷的主體創造來源。在這種企業文化中，企業組織成員從最高管理層到普通員工都能系統、全局、動態地思考與認識企業各種價值鏈，都能注重成員自身的反省與體悟，是對分割的、片段的、靜止的形式主義和經驗主義思維方式的超越。

2.學習型企業文化與組織學習具有密切的聯系。學習型組織是在知識經濟和信息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它所面臨的競爭更殘酷，唯有通過提倡終身學習、全員學習、全過程學習來提升組織的學習和創新能力，從而提升組織在激烈競爭中的優勢。因此，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顯著特征是普遍的學習。在學習型企業文化組織中，員工都在進行各種各樣的學習，不僅有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文化、科學技術學習，而且更主要的是在進行修煉式的學習。

3.學習型企業文化重視組織成員的發展。在學習型組織中，人真正成為組織的中心，組織存在的目的不僅僅是為利潤，為了資產增值，更是為了給每個成員創造一個能施展個人抱負、進行自我超越的環境。因此，我們說學習型企業文化更關注員工的發展，它比傳統組織更多地營造適合員工發展的組織環境，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本管理。

4.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一種鼓勵個人學習和自我超越的企業文化。倡導員工個人學習和鼓勵自我超越是學習型組織企業文化的基礎。在學習型組織中，學習包括三個層次，即個人學習、團隊學習和組織學習。其中，個人學習是組織信息獲取和加工的基礎。在學習型組織中，通過企業經營理念和價值觀的塑造，積極引導員工加強自我學習和能力提升，同時倡導員工樹立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企業全體員工在這種學習型文化的影響下，建立與企業愿景一致的個人學習目標，全心投入，不斷修煉，自我超越，將學習作為個人的終身學習。這樣，企業就以個人追求不斷學習為起點，引導形成學習型組織的價值觀和人文精神。

5.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一種建立共同愿景的學習文化。員工學習過程要實現自我超越，必須將個人目標和組織愿景聯系起來，建立企業的共同愿景。企業文化中的共同愿景可以使組織成員的價值觀、工作和學習的目標趨向一致，激發出員工的創造力、進取心和信任感，有助于團隊學習精神的形成。因此，培育一種促進建立共同愿景和團隊學習的企業文化是學習型組織的使命，也是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建立學習型企業文化的啟示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與現代學習型企業文化具有諸多相通之處。現代企業在建立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過程中，充分挖掘和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是一項非常必要的工作。

（一）中國傳統文化與共同愿景的建立

在中國古代，《孫子兵法》中指出，兵家的制勝之道，以“主孰有道”為首，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 [2]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論斷。可見，我國古代就非常重視共同目標的建立，并希望通過“上下一心”來強化組織的整體意識，激發組織成員的共同理想，從而形成眾志成城、摧城拔寨之勢。

共同愿景是組織中人們所共同向往的意象，包括組織的目標、價值觀和使命感。它是人們心中一股令人深受鼓舞和感召的力量，為組織學習提供了焦點和能量。共同愿景創造出眾人一體的感覺，并傳導到組織各環節中，從而引導人們團結協作、共同進退，提高組織的整體性和效益。共同愿景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理念，能夠喚起人們的希望，特別是內生的共同愿景，能夠在員工心中注入活力，促進員工素質和企業文化的提升。

共同愿景是建立在個人愿景之上的，個人愿景的力量來自于個人對愿景的關切和信心，共同愿景的力量同樣來自于組織成員對愿景的關切和信心。所以，共同愿景應該是人人衷心向往的愿景。在共同愿景下，每個組織成員都能自覺遵守組織的規章制度，從而達到精簡機構、效率提高的目標。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團隊學習的形成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和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為人處世的原則。同時，“和諧”觀也要求人們傾力合作，精誠團結。“和而不同”揭示的就是不同特質的事物、不同特點的人之間，可以通過和合的方式，達成一個完整、和諧的存在。先哲們的這一思想與現代的“團隊”意識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另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強調“活到老，學到老”，“溫故而知新”，對于當今提倡團隊學習精神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所謂團隊學習，它是建立在“和諧”和“好學”的基礎上，是發展企業員工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的能動過程，它鼓勵人們相互幫助，共同學習，形成整體大于個體的學習效果。

學習型組織強調終身學習的理念，這是學習型組織最本質的特征。團隊學習是學習型組織的重要提升方式，也是一種增進團體智慧的過程。團隊是最佳的學習單位，它必須學會如何萃取成員的智慧和才能，確保整個團隊既具有創新性，又能協調一致地行動。團隊學習是發展團體成員“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的過程。它不但可以改善團隊的搭配與和諧，減少組織成員內部的消耗和磨損，還可以共享知識，產生創意，使團體智慧遠遠高于個人智慧的總和，而且在復雜的問題上，能夠做到比個人更有洞察力，更為聰明。

（三）中國傳統文化與心智模式的改善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本位文化，注重對自身的反省。如“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理念都首先要求端正自身心態，然后對他人進行判斷。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也一樣，員工們不能總以原有模式來觀察和分析世界，而應該不斷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思維方式來解決企業中的實際問題。

心智模式是指人們的思想方法、思維習慣、思維風格和心理素質的反應，是人們在長期的生活中的經歷的積累，包括社會道德倫理觀、世界觀、人生觀、社會閱歷和歷史傳統等。這些長期的積累導致不同的心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人們的內心深處。改善心智模式可以幫助我們避免錯誤，獲得成功。人們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檢驗心智模式的正確性，才能不斷改善個人的發展水平和方向，獲得進步和成功。

（四）中國傳統文化與整體思維方式的構建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傳統哲學提出的“氣一元說”、“陰陽五行學說”，甚至中醫理論提出的經脈論、脈象論等，本質上都是系統論。這些理論的目的就是要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是一種系統思考的方式。企業組織也是一種系統，是由一些部門、人員等相關因素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這些因素通過多種復雜的方式和渠道相互之間發生影響。系統思考的修煉方式，就在于要求擴大人們的視野，站在企業全局的角度理解企業面臨的各種問題，能夠顧全大局，從企業整體利益的角度處理面臨的問題和危機，找到持續有效的解決對策。

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系統思考，就是把需要研究的事物看作一個系統，分清其中的組成部分和相互聯系，并從總體的角度把系統中的人、物、能量和信息加以處理和分析。根據系統思考的方法，對管理要素、管理組織、管理過程進行系統分析，旨在優化管理的整體功能。對企業組織現實問題進行觀察、分析、控制和協調的時候，不能局限于細節和局部，而應該從全面和系統的角度來進行思考，以把握長期和近期、全局和局部、靜態和動態之間的關系。

（五）中國傳統文化與自我超越的實現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3]在孔子看來，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可以視之為個人思想道德的成長過程，以及個人品性的修煉過程。儒家所推崇的“為己”和“為人”的思想，注重“內圣”的追求，也是人格的完善過程，其目標是要達 到理想的精神境界。道家的修煉思想與儒家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道家中的代表人物莊子所追求的“逍遙”境界，就是要求人們擺脫各種名利的束縛，回歸人的本性，這本質上也是一種思想的自我修煉。

自我超越的目的在于創造。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自我超越的理念要求企業員工突破極限，通過技巧的精熟，戰勝自我，不斷進步，實現個人技能和人格的升華。自我超越把企業愿景作為驅使員工前進的目標。自我超越是個人成長的學習修煉，它以提高個人才能為基礎，卻著眼于更高的目標；它關注精神的升華，但又不局限于精神層面。自我超越需要人們全身心投入，不斷進行創造和超越，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終身學習。

由自我超越的員工所組成的企業組織，以個人的學習為起點，不斷向更高的學習目標前進，形成學習型組織的精神。學習型組織使組織成員從契約的關系中解放出來，即從工具性的工作，轉變成精神層面的工作，建立組織內良好的互助關系，充分發揮每個員工的潛能，提高每個員工的學習興趣，培養高尚的學習精神，從而促進學習型組織的形成。

參考文獻：

[1] 張德，劍平.業文化與CI策劃[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中國歷史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露絲·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書中認為文化特質的復雜交織是導致文化差異的主要原因，“這些特質的相互滲透現象，時隱時現，而且其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們的本質命運及其結合的歷史。······可能組合的多樣性是無限的，而且在這些多種多樣的基礎上，也同樣能夠建立起種種適當的社會秩序。”[1]秦文化的歷史正是其文化特質滲透、結合所演繹的結果。用進化的觀點來看秦文化前后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并且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大致以秦統一為界，統一前秦文化主要表現出進化的態勢，而統一后主要表現為退化，甚至在即將統一之前的時間就已表現出這種現象。

所謂文化進化，是指文化在時間上的一種持續性過程，從狹義上講，文化進化是指具有進步性的一種變化，這也是早期文化進化學派學者對文化進化一詞的定義；而從廣義上講，文化進化又可稱為文化變遷，桑林斯在《文化和進化》[2]一書中將文化進化概括為“一般進化”與“具體進化”兩個方面，他認為它們是同一進化總進程的兩種脈絡，二者結合形成一種綜合性的進化。早期的秦文化是一種區域性部族文化，處于東西部兩種內涵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交界地帶，因而在其簡單一般進化的現象之下，還存在著復雜的具體進化過程。早期秦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掙扎于西方戎狄文化與東方中原文化的夾縫之中求生存。以公元770年襄公立國為標志，在此之前秦文化主要是受西方戎狄文化影響較多，占領西周故地之后，收納了周的文化遺產。[3]自此，秦文化大量吸收東方中原先進文化，其社會形態迅速過渡到奴隸社會，秦國一躍成為西方霸主；另一方面秦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相當一部分西方戎狄文化，例如受游牧民族的好戰習性的影響，秦國尚武之風盛行，秦國軍隊驍勇善戰，被東方諸國視為“虎狼之師”。（露絲·本尼迪克特）在論證“文化是一種生物遺傳復合體”時寫道“當整個民族用幾代人的時間拋棄傳統文化，而采納另一相異風俗時，同樣的進程就會大規模發生。”[4]正是秦文化的兩部分在相當長時間內的綜合發展促進了秦的興盛。而其中與秦的滅亡有著重要聯系的是秦文化發展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退化現象。

文化退化指的是文化的退步現象，美國人類學家威尼克在《人類學辭典》[5]“文化從一種較先進和分化的水平上退到一種較不先進及不分化的水平的現象過程。”這是文化退化的狹義定義，從廣義上講，也有人將其與“文化萎縮”、“文化沒落”等同起來，泛指一種文化中某些構成元素的喪失及功能上的萎縮。[6]在秦的崛起過程中，秦文化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積極進取，崇尚實際，寬容開放的精神品質。在此期間，秦國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開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相當一部分參與改革的人是從其他國家來到秦國的，正是借助于他們的幫助，秦國在經濟、制度等方面迅速趕上關東六國，為統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但是當秦統一六國后在文化上表現出了強烈的退化現象，甚至在秦未統一之前這種文化退化現象就已初見端倪。此后，不論是焚百家之書還是坑殺儒生，從表面上看是對書籍和人的焚燒與殺戮，而實則是對諸子百家思想言論的消滅，是一種對秦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一種消滅，這正是秦文化包容性喪失的一個重要體現。“始皇帝晚年病理心理均已惡化，在宮廷的核心圈子中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始皇帝統一天下，千年偉業告成，隆重喜慶之后，似乎突然滋生了深沉的失落和不安。始皇帝的失落是失去政治目標的失落……功成名就后，海內一統，剩下的都是維持鞏固的余業。”。[7]

文化進化與文化退化在狹義概念上是相對的，文化進化代表的是由簡單低級到復雜高級的變化，是進步的，文化退化則代表了相反的變化。[8]看似這是兩種完全矛盾且不可能相容的文化現象，但實際在具體的文化發展過程中，二者是互相交織著存在，并且相伴發展的，其表現較為復雜。大體來說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在文化進化的中間同時出現進步與退步的因素，另一種情況是在文化退化中也同時包含退步和進步的兩個因素。這就如同矛盾的對立面，同時存在于事物的內部，并促進事物不斷向前發展，使之呈現出其外在的整體性文化的一般發展特征。秦文化的內部存在著西部戎狄文化的因素，同時也存在著東方中原文化的因素。在秦文化的進化與退化過程中，秦文化中的西部戎狄文化代表了一種退步的、落后的因素，而其中的東方中原文化因素在當時的社會形態中則是相對較為進步與發達的。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生長起來的秦文化是一種崇尚實用主義的文化，這種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是秦文化保留西部戎狄文化與東方中原文化兩種不同文化的原因。在秦的早期發展階段至在戰國末期其在兼并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地位之后，秦文化的這種實用主義價值取向是以能否于自身的生存及在各國的混戰中取勝有利為標準的，這就可以解釋秦文化在此階段表現出來的對外來文化的開放式態度，但同時這也干擾了其對外來文化的判別取舍，從而使得秦文化保留了大量落后的但對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贏得生存競爭較為實用的文化因素。當秦滅六國之后，社會局勢發生了變化，其一貫堅持的價值取向則不再有現實的客觀基礎，“有秦以來，數百年進取出擊的鋒芒，陡然間失去指向；親政以來，近二十年撲身掀動的戰爭風云，瞬息間中止平息。”[9]秦文化也從剛到達的頂峰急轉直下，但此后秦文化并沒有消亡，而是經過其繼承者的一些完善與改變，最終成為浩瀚中華文化中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1][4]（美）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2][7]（美）L·A·懷特等著.韓建軍，商戈令，譯.文化與進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美）查爾斯·威尼克.人類學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

[6]馮天瑜，主編.中華文化辭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中國歷史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歷史文化古村鎮；空間結構；形成原因；相關性

一、歷史古村古鎮地理空間結構形態分布簡析

作為鑲嵌在中國大地各個角落的古村古鎮，有著相同的共性，都是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我國是多民族國家，民居形式多種多樣，但又受歷史發展、地理環境、民俗文化等諸多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它們都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從地理空間分布來看，中國古村古鎮可分成北方、南方和西部三大區域系統。北方多為平原地區，古村古鎮多分布在東北平原區、長城區、黃土高原區、華北平原區4個區域；南方系統分為長江中下游區、江南丘陵區、東南沿海區、西南區4個區域；西部系統分為北方牧業區、西北區、青藏區3個區域。由此可見我國歷史文化古村古鎮總體上呈聚落型區域分布。

歷史文化古村在全國有兩個高密度區，一個是在晉中地區，另一個則是在皖南地區，這兩個古村聚集區素有“北晉中，南皖南”的說法，這兩地的人大多以經商致富，他們回鄉后便投資家鄉，興建宅地，以此來光宗耀祖。這兩個古村聚集區的形成是與當時經濟的發展有直接的關系。晉中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擁有23個歷史文化古村之多，民間故有“皇家看故宮，民居看山西”的說法。而皖南名村則包括安徽中南部、浙江大部、江西北部三大區域，這里有安徽宏村、西遞等典型徽派建筑聚集名村。其古村聚落的形成是歷史上晉商和徽商對家鄉大量投資與文化沉淀的結果，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古村的歷史文化。

不同于歷史名村的商人投資建設家鄉的形成機制，歷史文化古鎮往往與古代交通格局和商品集散動力相聯系。歷史文化古鎮在全國也集中為兩大區域，一個是以江浙滬交界帶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該區域是歷史文化古鎮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區。江南古鎮大都分布在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擁有浙江烏鎮、南潯、同里、西塘、上海朱家角等為代表的江南水鄉古鎮。江南古鎮經過長期的經濟、文化發展，形成了一種介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類聚居地和經濟與文化的交流地。江南古鎮是“小橋、流水，人家”的典型藝術載體，是江南魚米水鄉文化和絲綢文化的結晶，長期以來，它們形成了其它古鎮所無法比擬的獨特文化。

四川盆地則是另一個古鎮聚集地。四川盆地古鎮以四川東南部平原及丘陵地區為核心，是巴渝文化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的集中體現。巴渝地區丘陵眾多、水系發達，成為聯系內陸地區與西南地區的水上運輸要道，在交通節點區位逐步形成交通樞紐古鎮。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國”以及“南方絲綢之路”之稱，長期以來濟較為發達。其建筑大多依山而建，故吊腳樓成為其獨特的傳統民居形式。擁有上里、羅泉、摩西、龍華、鐵佛、西壩等名鎮。這些古鎮的形成體現了山水兼容的巴渝歷史文化以及特殊地形所形成的建筑風格和民俗風情。

二、古村古鎮空間分布的相關性探討

古村古鎮是我國歷史文化長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特色鮮明的區域文化的典型載體。中國歷史文化古村古鎮的評選對當地旅游業的宣傳和經濟的發展起到帶動作用。在古村古鎮中，大部分地區的旅游業都較發達，如江蘇的周莊、同里、木瀆，浙江的烏鎮，安徽的宏村、西遞等，旅游業已成為當地的經濟支柱產業。在旅游業快速發展的今天，重點推廣我國各地的古村古鎮參與國家級名鎮名村的評選，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但在今后的評選過程中應適當考慮旅游發展及環境保護問題情況，在以帶動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的同時，更要注重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

現代經濟與旅游發展對古村古鎮的分布并無正相關關系，恰恰相反，現代經濟和旅游開發可能給古村鎮帶來相對的改變，行為不慎就會帶來一定的破壞性。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我們需要的是切切實實把文化特色融入到旅游中去，既要讓人們飽覽異域他鄉的名勝文化，又要滿足人們對異域他鄉的歷史風情、人文習俗的欣賞和了解，而非只是對古村古鎮輕描淡寫的觀賞。古村古鎮擁有濃郁的民俗風情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必須正確認識人文旅游資源的價值。為了古村古鎮所在地區的文化傳承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謹慎地保護遺產景觀，合理地利用古村古鎮文化，確立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旅游資源共同開發的戰略，確保旅游業穩步發展和古村古鎮環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保繼剛，甘萌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旅游目的地地位變化及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學，2004，24（3）：365 - 370.

[2] 吳必虎，肖金玉.中國歷史文化村鎮空間結構與相關性研究[J].2012，7.

[3]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編著. GB，50357-2005.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規范[S].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

中國歷史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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