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思想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思想論文范文第1篇

一、理財的必要性

理財對于政權的穩固，國家的興衰，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所謂“《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半理財。”可見中國自古以來就把理財列為治理國家的大事。宋代的蘇轍曾說：“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南宋葉適更是指出：“財者，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可見理財與否，理財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寧，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危和民族的興衰。重視理財并善于理財，就能富國裕民，國盛民興。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以“相地衰征”、“向壤定籍”、“官山海”等理財措施而使齊國迅速強大起來，確立了齊國的霸主地位。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開阡陌而賦稅平”，“訾粟而稅，上壹而民平”，從而充實了國家財政，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雄厚的財力基礎。西漢的桑弘羊通過統一鑄幣權、實行鹽鐵酒專賣和“均輸”、“平準”等政策，統一了國家財政，成功地解決了當時十分沉重和緊迫的財政需要，對完成漢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連不贊許他的司馬遷也不得不承認他的財政成績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唐朝的劉晏在發生安史之亂國家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以“轉運、鹽法、稅制與常平”等財政措施，恢復了由安史之亂所摧毀的唐帝國之經濟繁榮。北宋的王安石一反以往儒者服官“恥言財利”的舊傳統，推行了多項財政改革，極大地改善了宋朝的貧困狀況，使宋朝一度出現中興景象。可見，理財好壞直接關系一國財力的強弱。若理財不善，勢必是民不聊生，社會動蕩，政權傾覆，國家滅亡。秦朝由于賦役征收過急、過重，同時支出又十分浩大，最終僅建朝十五年就被漢朝所取代。元朝因不屑于財政的籌劃,以致于自建元以來,國家財政就是一塌糊涂。不用說“盡究其本末”,就是進行一些簡單的策劃,也是淺嘗輒止,最終偌大江山在財政的崩潰中而滅亡。明朝自中期以后，統治者日趨腐朽，政以賄成，財政積貧積弱日漸加深，最終明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清朝后期，由于統治者理財不善，加之政治上的腐敗，使中國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可見，理財關系社稷安危，百姓幸福，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理財，不可小視。

在中國古代的理財思想中，有一種理財觀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即“諱言財利”思想。該思想認為，不用理財，理財就是頭會箕斂。如：孔子曾明確地肯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表示了其以社會倫理規范制約人們獲取財富活動的傾向。孟軻對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國”的答復就是“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宋代的司馬光提出君子“固不能言利”，并認為“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明代的方孝孺認為“以理財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其實，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這種思想是不對而應加以批判的。從理論的角度來說，該思想就站不住腳。理財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裕民。如果不理財，甚至“諱言財利”，那么國家的財源從何而來，國家如何能夠長治久安？如果不理財，甚至“諱言財利”，難道任由統治者揮霍無度而坐視不管嗎？國家的興盛必須有強大的財力做支撐，而財力的強大則要求必須重視理財，善于理財，理好財。否則，將淪入國將不國的悲慘境地。從實踐的角度來說，財盛國興，財貧國衰的眾多事實已有力地證明了“諱言財利”思想的局限性。這一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諸多消極的影響，造成了人們普遍的不敢名正言順的追求財利，不敢理財或不屑理財。這一思想也成為中國古代財政經濟發展的嚴重阻礙。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很多理財家對“諱言財利”思想進行了批判。其中，北宋的李覯否定“貴義而賤利”的傳統觀點，指出“圣賢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的反傳統觀點。他不僅認為“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還認為“欲”也應該談，因為“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南宋的葉適從功利主義角度出發，根本否定了傳統的諱言財利的思想。他認為理財是天經地義的，不善于理財，就不能成為圣君賢臣，從而對"圣賢不為利"的古老命題進行了批判。他說：“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竭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明朝的邱浚認為不能以聚斂為借口反對理財，諱言財利。他認為財用是不可一日缺少的“國之常經”。如諱言理財而使國用不給，“終不免于橫取于民，則是以理財為諱者乃所以為聚斂之張本也”。意思是說，以聚斂為名，反對理財，而不做好生財工作，那么當國用不足時，必然要橫征暴斂。所以，諱言財利，其實是為聚斂開了方便之門。

二、理財的涵義

思想論文范文第2篇

一、工作方法單薄

就現階段我國農場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展開的現狀而言，其主要方式還是沿用傳統的教育方法進行，即將援用組織起來進行統一安排，在統一的時間由農場內部的管理人員組織進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相關文件的宣讀，大部分時間多集中與站場的工作時間，那么這一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對員工的日常工作造成了影響，所以多數員工僅僅是敷衍了事，無法產生教育的效果。

二、員工得不到個性發展且缺乏創造性培養

在日常的工作中管理人員應該對員工進行積極的引導和鼓勵，但是一旦出現過分強調經濟效益的情況，那么員工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將會大打折扣。就目前的現代化發展情況而言，這種情況是非常不利于員工的個性化發展的，同時也會使員工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產生抵觸。同時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往往是以“說教”為主，其無法深入到員工生活之中，對于員工實際的思想問題了解不透徹，繼而產生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缺乏實時性、創造性，無法產生教育效果。

三、針對目前存在的農場政治思想工作存在的問題提出的應對策略

1.強化農場領導的政治思想工作意識。農場內部管理人員必須要有政治思想工作意識，由此才能夠便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開展，因為政治思想工作不僅是農場不可缺乏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促進農場深化發展的關鍵所在。所以為了加強管理人員的對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視，應該加強對農場內部管理人員的政治理論學習，并要求他們充分走進員工的生活、工作，為員工解決各種困難，以此為政治思想工作的展開夯實基礎。

2.優化政治思想工作方法。要想更好地進行農場政治思想工作，就必須對先有的教育內容進行充實優化，使其能夠與實際發展保持一致，由此才可以轉化內部員工的思想觀念，幫助其樹立一定的效率、競爭以及創新意識，還應該加強對員工的形式政策教育工作，使員工可以充分地認識到國內外的形式政策發展以及農場的現狀，從而幫助其樹立正確的進退決心。同時不可忽視的就是員工的職業道德與集體主義觀念的教育，以此來幫助員工樹立責任意識和風險意識。在教育手段上應該改觀傳統方法，將經濟利于與政治思想教育緊密結合，加強工作獎懲、檢查工作。

3.完善運行機制。運行機制是導致現階段農場政治思想工作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為了更好地強化農場政治思想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須要強化完善相關的運行機制，使之形成一種行之有效的科學制度，由此來解決現階段農場政治思想工作中出現的問題。

4.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渠道和空間建設。環境造就人，而良好的文化氛圍則會美化環境。就目前農場政治思想工作的現狀來看，建立良好的企業文化，強化政治思想工作的渠道、空間將會直接提高政治思想工作的質量。所以，農場管理人員應該以農場實際情況為基礎，建立一種員工認可的企業文化，在積極組織開展各種活動的同時，讓員工逐漸對企業文化進行理解，從而實現對員工行為的積極主導作用。

四、結語

思想論文范文第3篇

奈達博士是西方語言學翻譯理論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經過五十多年的翻譯實踐與理論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至今他已發表了40多部專著，250余篇論文。自八十年代初奈達的理論介紹入中國以來，到現在已經成為當代西方理論中被介紹的最早、最多、影響最大的理論。“他的功績在于：1、把信息論與符號學引進了翻譯理論，提出了‘動態對等’的翻譯標準；2、把語言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到翻譯理論中來；3、在翻譯史上第一個把效益（讀者反應）原則納入翻譯標準之中論文。”（周儀、羅平，1999：32-33）尤其是他的動態對等理論，一舉打破中國傳統譯論中靜態分析翻譯標準的局面，提出了開放式的翻譯理論原則，為我們建立新的理論模式找到了正確的方向。國內無數翻譯理論研究者與翻譯教師對之趨之若鶩，中國翻譯界形成了“言必稱奈達的局面”。這些現象足以表明奈達在中國譯界中的地位。

奈達本人對其理論進行了不斷修改與，從描寫語言學階段到交際理論階段，進而發展到社會符號學階段。對理論進行不斷的修改與深入，這是理論研究的一條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細分析我們即可看出，奈達最根本的變化還是在對待翻譯學的態度上。1964年奈達在其著作“TowardaScienceofTranslating”中旗幟鮮明地打出了翻譯的旗號；在1974年，《翻譯理論與實踐》中認為“翻譯遠遠不僅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技術，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譯說到底是一門”；1991年“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一文中說道，“我們不應把翻譯變成一門科學……大多數成就顯著、富于創造精神的翻譯家很少用得著、或者根本用不著翻譯理論……”。在“與奈達的一次翻譯筆談”（見張經浩，《中國翻譯》2000年第5期，以下簡稱《筆談》中，奈達正式宣布“我的觀點已發生根本變化”（“Myideashavechangedsubstantially”）。從最初首先提出翻譯科學到完全放棄翻譯科學，可謂是一個根本上的變化。鑒于奈達在中國譯界乃至世界翻譯界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他的思想轉變對譯學理論者至少會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時給我們正在積極興建的翻譯學科構成一次不小的沖擊。

在這種情況下，對奈達的思想轉變作以詳細的分析，找出造成奈達本人放棄理論及翻譯科學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則我們的翻譯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工作就等于后院著火，自己亂了陣腳。本來這樣一項工作應由譯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來做，不過筆者迫不及待要談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當前的一些模糊認識，還懇請譯界各位前輩批評指正。

二、奈達思想轉變的原因

1.對翻譯作用的認識偏差

在《筆談》中，奈達屢次提及翻譯理論對翻譯實踐的指導作用，如，“各色各樣的語際交流理論很少為大部分優秀的口、筆譯專業工作者所使用”、“很難運用一般原理解決具體”等。似乎在他看來，翻譯理論一提出就應馬上可以用于指導實踐（還有許多學者也持有類似的觀點，認為翻譯理論與實踐之間有脫節現象，進而否定翻譯理論的意義）。從一般角度看，理論來源于實踐，上述說法沒有什么錯誤。但不要忘記翻譯活動本身的特殊性質。我們所說的翻譯理論（或是純理論）是通過對翻譯實踐活動經驗的而提煉出來的，主要用來檢驗翻譯作品、檢查翻譯活動的效果，而并非像奈達認為的那樣，直接用來指導翻譯實踐。

為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我們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譯學理論來具體一下。在霍姆斯的譯學構想中，翻譯學被分為三大分支：描寫翻譯、翻譯理論和翻譯研究。他認為，“翻譯理論研究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寫翻譯研究的成果，加上相關學科的理論，建立用于解釋和預測翻譯過程和翻譯產品的原則理論及模式”。（張美芳，2000）在他看來，理論是用來“解釋和預測翻譯過程和翻譯產品的”。西文翻譯理論家圖瑞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翻譯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釋現象，而不是改造世界”。（陳德鴻、張南峰，2000：126）這里所說的“改造世界”顯然指的是指導翻譯實踐活動。

由此可以看出，奈達的“翻譯理論無用論”關鍵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譯理論與指導翻譯實踐的應用理論分離開來，把翻譯理論的作用等同于應用理論的作用。說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反問一句，難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來解決“具體問題”嗎？眾所周知，當今的基礎是數學，但數學中也有理論數學和應用數學之分，其中理論數學是應用數學的基礎，但對具體的實踐活動就無直接的指導作用，不能用來解決“具體問題”，它卻是數學科學的基礎，不可或缺。自然科學尚且如此，作為一門“人文科學”（楊自儉，2000）的翻譯學更是如此。

另外，“奈達在闡述自己提出的新觀點時，較少涉及具體的翻譯技巧問題，而較多的涉及翻譯中的語言學、風格學和修辭學問題。他這樣做的目的，在于從比較廣泛的范圍內對翻譯的普遍原理作進一步的探索”。（譚載喜，1991：79）奈達的研究主要是從宏觀角度進行的，探討的是普遍原理，那么不可避免地會忽略在微觀層面上對具體技巧的研究與探討，得出的理論也就遠離實踐。因此他現在過多的強調理論對實踐的直接指導作用

似乎是有悖于他的初衷的。

2.屢次強調單一的翻譯準則

奈達最初的研究認為，翻譯研究應“采用描寫性而不是規范性”（譚載喜，1983：51）。通過描寫得出的原則本身就應是開放性的。而非規范性。但在《筆談中，奈達卻一再認為別人所說的準則都是規范性的，如他說“……大多數專業譯者屢屢違反理論家們定下的許多規矩……”、“……非嚴格遵守不可的規矩。”顯然這與他最初設定的翻譯準則在性質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同時翻譯標準本身的描寫性質也注定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描寫現象范圍的限制，用描寫方法總結出的理論或標準也會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奈達描寫的現象主要集中于《圣經》翻譯文本，而《圣經》是用來和感化人的，有其特定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翻譯注重的是聽眾或讀者的接受情況，追求交際的效果，所遵循的原則是“功能對等”或“交際理論”。為達到這一目的，適當調節或改變形式是符合其原則的。如在沒有雪的語言里，人們可能不理解白如雪是什么意思，那么換成白如霜或白鷺毛等保持交際功能未嘗不可。（譚載喜，1991：273）但若換成文章或醫學文章，再去依照交際原則進行轉換肯定是行不通的。這也就說明任何準則都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尋求“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本身就是不現實的，是錯誤的。對這一目標所作的任何努力也都是徒勞的。

，越來越多的者開始認識到追求唯一的萬能的標準是不現實的，因此提出了“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辜正坤），“翻譯不確定性”（奎因，參見郭建中，2000：90-98）。楊曉榮教授主張的“條件論”就是通過對翻譯標準不定性研究而得出的結論。她認為在不同的條件下對文章翻譯標準的要求也應有所不同，每一條標準都應有其適用和不適用的情況。目前還有一些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因此各說各的理，互不相讓。其實如果將各自所研究的范圍明確限定，許多爭論就會不攻自破。

3.過多強調和依賴語言學的作用

《筆談》中他講道，“要想翻譯好就得多學語言學，其實不然。”首先筆者不清楚奈達先生說的“翻譯好”指的是“翻譯理論好”還是“翻譯實踐好”。不過不管是指哪一種，我們都要首先認識到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單憑語言學知識去搞翻譯研究是不行的。“我國一位有識之士明確指出，從語言學角度來研究翻譯理論已經使翻譯理論的研究走進了死胡同，因為翻譯與語言除有密切關系的一方面，還有毫無關系的一面，翻譯中的非語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翻譯過程決不是單純的語言活動，語言學理論難以駕馭翻譯的全過程，因而不可能把翻譯理論建立在純語言學的基礎之上。”（郭建中，2000：107）奈達從描寫語言學研究轉到交際理論，再到符號學研究這一過程充分表明他本人也是意識到了語言學角度研究翻譯的局限性，所以變換了研究的角度。但在《筆談》中他仍認為其他人從事翻譯理論研究非常依賴于語言學知識。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當前提出的闡釋學、目的論、結構主義及多元系統論等都從不同角度對翻譯現象做出了較為、客觀地。這足以證明人們研究翻譯理論不僅僅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的。

三、重新認識翻譯理論

1.正確認識翻譯學的結構框架及翻譯理論在其中的位置

眾多研究翻譯學的學者幾乎都談過對其框架結構的構想。如譚載喜提出的翻譯學結構包括“普通翻譯學”、“特殊翻譯學”和“翻譯學”三個部分；金堤提出的翻譯學分為翻譯學基礎理論、翻譯學本體理論、翻譯學專項研究和翻譯技巧研究；楊自儉主張的翻譯學包含翻譯工程、翻譯和翻譯學；劉宓慶的譯學構想框架中分為“內部系統”和“外部系統”兩部分。范守義認為翻譯學可由“基本理論”、“應用技巧”和“多視角研究”構成。威爾斯提出譯學應由“普通翻譯學、涉及兩種具體語言的描寫翻譯學和涉及兩種具體語言的應用翻譯學”構成。（譚載喜，1991：283）再加上霍姆斯的“描寫翻譯研究、翻譯理論和應用翻譯理論”，我們可以看出，這幾位學者在構想譯學框架時，雖然用的術語不一致，但無一例外地將理論與應用部分劃分開來。在他們看來，理論是整個結構的核心部分，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遠離實踐部分；而具體指導實踐活動的屬于應用部分（或是應用翻譯學、翻譯工程、外部系統、應用技巧、應用翻譯理論）。楊自儉（2000）說過，“學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理論與應用部分界限清楚、自成體系，并能為其他學科提供理論和。”我們當前的就是理論與應用界限模糊，常常有人將理論與應用混淆起來，看不到理論的作用，進而引出“理論無用論”的說法。當前我們的理論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理論研究還遠遠不夠，理論的抽象概括還差得很多。霍姆斯也說過，“翻譯研究各分支之間缺少一個清晰的界線是阻礙這一領域研究的主要障礙”。（Weissbrod,1998）楊自儉（2000）說，“理論核心抽象度高，獨立性強，是學科取得獨立地位的標志”。為早日建成翻譯學，我們還必須大力加強這方面的描寫與研究。

2.翻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為形象說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我們先畫一個簡圖：

翻譯實踐部分

應用翻

思想論文范文第4篇

關于思想品德，我有太多感觸了，總而言之：思想品德離不開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也離不開思想品德，思想品德源于生活。

一天我和我的朋友去一家外國快餐廳里吃東西，我上完洗手間洗完手出來，我沒有烘干我的手，而無意識地把手的水甩干。此時，原看似高尚的兩名中年婦女貿貿然擺著兇惡、猙獰的面目沖著我，破口大罵道：“你怎么做人的啊！一點思想品德道德都沒有，中國禮儀最基本的禮貌都不會，你有沒有家教的你！你以為我們會怕你嗎？我們兩個也可以把你打敗吧！你以為你年青就夠我們打嗎？…”她們口若懸河地說，說得很暴力，我在一開始就已經連聲說：“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覺得很突然，一時反應不過來，隨聲便道歉。她們的話過于極端了，已經不是教育和提醒人的程度了，已經論到我終身、家人及我的自尊和原則去了……

我沒有和她講任何道理。第一，我有錯在先。第二，因為我知道和她們講道理是徒勞的，何況她們的聲音也掩蓋全場。第三，我尊重她們，我尊重和我母親同輩以上的人。就算真的談到要打要怎樣的，我自身條件也是比她們好一點點，可誰會如此不理智呢？

我自認倒霉走了，她們仍然在大吼大叫……

我覺得這是關乎一個人素質的問題，她們已經談不上是有良好素質和良好思想品德的人了，動不動就要動粗似的，內在的品質掠奪了她們那高尚的外表，思想過于極端化了，很不理智，意氣用事，體現出一種很小氣、斤斤計較的內在，這種人是很少接受過優良教育的，沒有經過過教訓，往往得意洋洋，占著自己是本地人就歧視我們這些外來人士。

還有一次，在我騎著單車在上學的途中我似乎聽見有人叫我，便回頭瞄瞄，卻忘記顧著看路，前面的的士突然停了下來，我“嘣”地一下撞上去了，我的單車把他的車殼撞凹了，我也傷了。

他先是送走了客人，看見我在地上，皺著眉頭地問道我：“啊！小妹妹！你有沒有受傷啊？還好嗎？”我完全驚呆了，我本身已經做好道歉和賠償的準備了，可他卻第一時間問我的傷勢，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感覺，都關乎到思想品德中。

思想論文范文第5篇

一、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假設

對于從事國際政治的人員來說，無政府狀態一詞無疑是國際政治理論的關鍵詞，被置于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地位。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通過國內與國際的比較，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來分析國際政治的本質，認為國際政治的其他現象都是從這一特征中派生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對合作的分析也是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開始的，他要論證的是即使在一個沒有中央權威的自助體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體也可在霸權國并不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國際制度的安排，仍能夠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維斯主編的《國際政治》這本論文集中，第一部分就從無政府狀態的意義、無政府狀態的擺脫和無政府狀態的緩解三個方面論述了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他們認為，“無政府狀態代表了國際政治環境的持久概念和現象..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事實，要處理無政府狀態的后果，或者改變它，就必須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奧耶（KennethOye）在其主編的《無政府狀態的合作》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由于沒有中央權威對利益的追求進行限制，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中，并且明確地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條件，書中的作者都是以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背景條件來展開對合作的探討”3秦亞青教授對無政府狀態在理性主義學派中的意義作了簡明歸納：“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生存的競爭，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解的。這樣，無政府性就具有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爾斯·利普森稱為國際關系的羅塞塔石碑。5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是從這里開始他們的理論演繹。沒有人否認國際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也是“新新綜合”的一個方面。但應該注意的是，國際關系理論對無政府狀態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米爾納給我們提供了國際關系理論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兩種定義。6第一種定義是指缺少秩序，意味著混亂和無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對人的狀態。這樣一種定義遭到了國際關系學者的廣泛質疑。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爾則從國際的角度來理解國際體系的秩序，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著沒有秩序。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地存在著各種規則和安排，如對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對契約神圣性的尊重和對財產權保護的某些共同安排。“現代國際體系也是一種國際社會，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說，國際社會一直是國際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們不能說無政府狀態就是霍布斯描繪的自然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一書中，作者們認識到：“國際社會雖然處在一種碎化狀態。但是，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著它完全缺少組織。在一些事務領域，存在對各個行為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細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領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雖然認為國際體系處在無政府狀態中，但同樣存在著秩序。這種秩序是和均勢聯系在一起的。均勢以兩種方式為體系提供秩序。一是通過力量的平衡來防止戰爭的發生，二是國家之間反復組織起來的均勢表明，在國際政治動蕩的背后存在著秩序。就像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無形之手支配市場一樣，國家的行為總是受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無政府狀態的第二種定義是指缺少政府。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但由于國際關系學者對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對無政府狀態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華爾茲借用韋伯的觀點，把政府定義為擁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別，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兩者處理暴力的組織方式不同。一個有效力的政府，壟斷了對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國學派的學者則把政府與確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與武力聯系起來。馬丁·懷特指出：“無政府狀態具有將國際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區別的特性。國際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缺少政府體系，正如國內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這樣的體系一樣。但大致的事實是，國內政治中追求權力的斗爭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進行的；而在國際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權力的斗爭限制和支配的。”10奧耶認為國際體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去強制國家實施承諾或協定。這三種關于政府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派別的學者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盡管目前國際關系學界對這三種觀點存在著質疑和爭論，但基本上都同意無政府狀態是指國際關系中缺乏明顯的政府特征。11

新現實主義的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從國內和國際二分法的類比角度說明了國內政治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區別，從中推導出無政府狀態的邏輯。主要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121、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系，某些部分有權指揮，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關系。在形式上，每一個國家與其它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分散的和無政府狀態的。2、在國內，一個政府的武力是在權利和正義的名義下使用的。在國際上，國家則是為了保護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國內，與權威的各種關系建立起來了。在國際上，產生的只是實力關系。3、國內政治是權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國。國際政治是權力、斗爭與和解的領域。國際領域顯然是政治領域。人們描繪出國家領域各種各樣的特征：等級的、縱向的、集中的、異質的、受領導的、由人設計出來的；人們把國際領域描繪為無政府的、橫向的、分散的、同質的、不受領導的和相互適應的。這種區別使國際政治體系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結構角度建立起屬于這一領域的理論，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按照華爾茲自己的說法，他雖然保留了現實政治的主要內容，但對現實主義有兩項重要修正：1、現實主義把國家的行為視為對權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一種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而是安全。2、現實主義把因果關系看成是單向的，即主要從處于相互作用的個人和國家的單位（unit）層次上尋找原因，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為的后果是雙向產生的，既有單位層次的原因，也有結構層次的原因。而且結構層次的因素是單位層次因素發生作用的背景。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這種特征決定了國家必須時刻關心自己的生存與安全。而由于在國家之上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個現實威脅隨處可見的世界中，國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為另一方為之憂慮的根源。國家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推導出來的唯一邏輯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力政治。二、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再認識

自從華爾茲以簡約的方式建立起國際大廈后，在大約10年的時間里，這一理論雖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評，但其核心假設和基本命題并沒有撼動，依然處于霸主地位。13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國際政治理論的新思維的產生，主流理論的根基開始動搖。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命題提出了大膽的質疑，要超越無政府的難題。14他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只有一種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兩種特性。體系的性質到底是他助還是自助取決于體系中的行動者的身份。身份不同，體系的特性也不一樣。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的存在和安全就會成為最重要的。彼此之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才表現為自助的性質。但是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不會擔心對方對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脅，反而會形成一種安全共同體。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則表現為助他性。因此，在溫特看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邏輯。15國家的身份并不像華爾茲所假定的那樣，在互動之前，在形成國家體系之前就是考慮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體。恰恰相反，國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種相互關系中產生的，由相對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構而成的特征。盡管國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國家并非天生具有這種身份。國家的身份是在國家互動的過程中確立的。在互動的實踐過程中，行為體通過文化選擇的方式建立起主體間性的意義。不同的主體間性的意義造就了不同的體系特性。自助并不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特性，而是一種制度，只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認同結構中的一種而已。所以，國家體系的特性與無政府狀態沒有關系，換言之，從無政府狀態中并不能推導國際體系的特性就是自助。“無政府狀態是一個空的容器，沒有內在的意義。使無政府狀態產生意義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結構。”16如果我們接受了國際體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導致自助的觀點，那么，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這樣，國家的行為并不一定就是不斷地追求權力政治。也就是說，華爾茲的權力政治是由無政府狀態決定的論點是有問題的。權力政治并不是賦予的，無法改變的行為。如果國際體系是自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就是追求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國際體系是他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并不是權力政治的行為，不僅不會陷入安全兩難中，反而，還可以建立安全共同體。因此，權力政治是建構的產物，而不是國家行為的構成特征。溫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以前不存在互動的經歷，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現實主義所認為的那樣，對方是對自己的威脅，會發起對自己的攻擊。溫特認為并非如此。我們可能會保持高度警覺，但我們是發動攻擊還是保持警覺取決于對對方意圖的理解。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解讀和賦予意義后，也被理解為威脅，那么，威脅感就會產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種針對他者的威脅行為，那么，行為體通過不斷地再現他者和自我的威脅感，就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形式。這樣，安全困境就會孕育而生，并不斷地加以強化和依賴，權力政治就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的，自我經過認知的加工過程后，也把他者發出的信號理解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對情景的定義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脅。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個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過發出信號，解釋和反饋的過程完成了一次社會行為，并開始創立主體間性意義的過程。主體間性的意義賦予了行動者身份和利益。通過這種實踐活動，行動者在無政府狀態中，既可成為朋友，亦可成為敵人。因此權力政治是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這樣，溫特就通過對華爾茲的無政府狀態的解構，破除了新現實主義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無政府狀態并不像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那樣，它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17沒有國家的實踐活動，就沒有國際結構，也就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雖然在國際體系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但它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不是其內在的構成特性，而是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因此，從無政府狀態中不能推導出自助和權力政治的體系特性。無政府狀態不過是一種形式，國家的鮮活互動創造了豐富的。從無政府狀態演繹出來的并非只有一種邏輯，而是存在多種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種。溫特為我們刻畫了三種理想類型的無政府狀態，或者說三種無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邏輯。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社會共有知識是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質的，也可以是沖突性質的。互為敵人和互為朋友同樣是文化事實。18文化形式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角色結構，即共有觀念是指這些觀念的行為體所具有的主置格局。無政府狀態的核心不過是一種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是對自我和他者作為以某些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特別類型施動者的再現，它又建構了獨特文化體系的邏輯和再造條件。角色結構不同，無政府狀態的文化也不一樣。在溫特看來，國際體系中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敵人角色結構建構了霍布斯文化，對手角色結構建構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了康德文化。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于三種角色中哪一種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文化是敵人角色結構。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國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敵人。19敵人是由對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把他者表現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為體：1、不承認自我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2、不會自愿限制對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敵人的角色結構使國家的對外政策姿態和行為表現出以下的含義：1、國家往往會采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來對待敵人，即試圖摧毀或制服敵人。這并意味著國家的利益在于改變現狀。一個國家的利益可能是維持現狀，但是敵人的威脅可能迫使國家根據“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原則，采取看起來好象是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行為。2、決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慮未來前景，向最壞處做準備。3、相對軍事實力至關重要，實力是生存的關鍵因素。因為敵人一旦有著取勝的實力，就會發動進攻。要想和平，就需要準備戰爭。4、如果真正爆發戰爭，國家就會以敵人的方式來進行戰爭，就會無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戰爭沒有爆發，但是迫在眉睫，國家必須準備先發制人，尤其是當進攻性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的情況下，這樣，可以避免敵人通過第一次打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霍布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行為體的行為原則是不顧一切地保全生命。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行為體不能求助于其它行為體，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國家間的安全是一種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在霍布斯的無政府文化中，產生了四種宏觀層次模式或趨勢。1、常年不斷的無限戰爭。這不是說國家總是處于戰爭狀態，而是說只要國家之間的相互集體再現是霍布斯式的，戰爭就會“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2、消滅不適應的行為體。3、國家一旦強大到不至于被消滅的地步，就會制衡相互的權力。4、趨于把所有體系的成員全部拖入戰爭狀態，使中立和不結盟十分困難。霍布斯無政府狀態邏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刻畫了一段國際關系的特征。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結構是競爭，不是敵對。競爭對手像敵人一樣是通過對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為的再現而建構的。但是，這樣的再現卻不像敵人角色的再現那樣具有威脅意義。競爭對手不像敵人，他們有相互行為的基礎，即對的承認，而不是消滅對方。但這種基礎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如果體系的角色結構是競爭對手，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至少有四種意義：1、無論國家之間有什么沖突，但作為一種國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維持。即國家不會試圖奪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變得不那么緊迫，絕對收益成為國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家就不擔心安全問題，但這種擔心已經大為減弱。3、軍事實力的作用下降。雖然武力在解決爭端中仍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力量對對手和對敵人的意義是不同的。軍事實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爭端真正導致戰爭，競爭對手會限制自己的暴力行為，不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戰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這樣的限制表現為在正義戰爭理論和文明標準之中。這一體系界定了國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條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在溫特看來，華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洛克體系，而不是霍布斯體系。因為他對市場的借鑒，對均勢的強調，對國家低死亡率的認識，對國家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的假定等都是與一種相對自我約束性質的洛克文化聯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則由朋友的角色結構決定，核心內容是友誼。21在這種角色結構中，國家期望相互遵守兩條基本規則：1、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爭端（非暴力規則）；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互助規則）。友誼的兩條規則產生康德文化的邏輯：大家為我，我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就反映了這種邏輯。在多元安全共同體中（一種諸國家組成的體系），國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識使得戰爭不再被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雖然不能保證在共同體中不發生沖突，但是一旦發生沖突，成員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等方式解決，即使戰爭的代價不大的時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實現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軍事力量在安全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在競爭狀態下不同。對于競爭對手之間的爭端，軍事力量是決定結果的重要因素，對于朋友之間的沖突，其他種類的權力（如話語、制度、）則可以成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互助原則是其安全的基礎。當一個體系成員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脅，其他體系的成員應該幫助這個成員，即使是他們自己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也要這樣做。集體安全和結盟不一樣，在表面上看來，它們都是以軍事力量來維護成員的安全，而實際上，兩者具有質的不同。在結盟關系中，國家從事集體行動是因為結盟中的國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樣的威脅，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脅不復存在，結盟就隨之解體。因此，結盟的動力來自外部的威脅之劍。集體安全不是與具體的威脅或具體的時間聯系在一起。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屬于同一個安全單位，是一個團隊，與外在的壓力（如威脅）沒有多大關系。這樣，軍事力量對集體安全的成員與對結盟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在結盟關系中，成員知道，一旦結盟瓦解，盟友的軍事力量反過來就會成為打擊自己的力量。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一國的軍事實力不僅不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還是自己的安全財富。在這里個體與集體融為一體，自助也是他助。

三、對結構變化的再解讀

當建構主義把無政府狀態理解為文化，是國家建構的時候，它所理解的結構變化就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變化大不相同。在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中，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單元（國家）的排列原則、單元特征和權力分配。排列原則指結構中的因素是處于平等地位還是處于等級地位。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單元特性是指體系中的成員所具有的功能。在國家體系中，國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維護國內秩序和對外防御，國家的差異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區別。權力分配是指物質力量在體系內的集中程度，即極的多寡。在這三個因素中，只要其中一個發生變化，體系的結構就發生變化。不過，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常量，這是國際的基本特征。單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慮。因此，只有權力分配這個變量了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雖然權力分配是單元層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結構體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還原為單位層次。至于與物質實力無關的其他國家特征如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還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因此，華爾茲的結構是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是權力分配的變化，從一種權力分配形式轉變為另一種權力分配形式，即極的變化。國際體系往往是由一個在物質上屬于霸權國的大國所主導，大國的興衰決定了國際體系的演變。溫特認為，華爾茲的結構是一種結構物質主義理論。他定義的國際結構實際上恰恰不是國際結構。國際結構不是物質現象，而是觀念現象。國際體系的結構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識的分配，是一種文化。因而，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指文化的變化或無政府狀態的變化，即行動者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出新的文化，從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轉變，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建構主義的結構變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著其變化是容易的，因為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具有自加強的作用。一旦一種文化形成，行動者的身份就會被不斷的再現，從而使國際體系的結構被再生產出來。“國家越是像現實主義那樣思維，利己主義及其在體系層面的連帶結果——自助——就越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22

因此，雖然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涉及到結構變化，但其內涵是不同的。新現實主義展示的結構變化是單元物質力量的分配變化，而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國際政治的自質也就保持不變。沖突和戰爭是國際社會的固有現象和組成部分。建構主義呈現的結構變化是觀念分配的變化。雖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在繼續，但每一次變化都使國際社會發生質的變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國家不斷地使無政府狀態具有新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在實踐活動中可以發生改變。物質力量變化的意義取決于國家處在何種文化狀態之中。這種對結構變化認識的差異使得建構主義認為的結構變化如封建體系到國家體系的轉化，冷戰的結束和歐洲聯盟的產生等在新現實主義看來都不是體系結構的變化，因為它們要么沒有改變權力分配狀況，要么沒有超越無政府狀態。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源于對國際體系的本體論的理解。本體論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會因素支承的進程，還是被看做在某種意義上置身于社會時空范疇之外的固定客體。23新現實主義認為，行動者的身份和認同是不變的，與國家互動進程無關，由于新現實主義把行動者的互動層次看成單位層次，而不屬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因而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即外生于體系的結構。因此，結構對行動者的作用只是約束它的行為，而不是改變它的身份。結構一旦從行動者中脫離出來，就成為凌駕于行動者之上的力量，行動者不過是結構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變化，行動者的自利性質不會變化。新現實主義的這種結構-行動觀類似于涂爾干的功能主義的觀點。24華爾茲的結構與行動者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即從結構推導出行動者的行為。建構主義認為行動不斷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體系的過程之外，而是由體系的過程所支承。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也是體系結構層次的內容（微觀結構），而不是屬于單元層次。當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進程中發生變化的時候，宏觀上的結構（文化）就會產生變化，因為，結構變化是附著于身份變化。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就不只是結構對行動者的約束，而且還有使動的一面，即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這種結構-行動者觀點的社會學來源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如果進一步追溯為什么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對待身份和進程有不同理解，這種追問就變成了對國際政治的本體論思考：國際體系是什么構成的，結構是什么？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物質主義，權力和利益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是一種物質事實，獨立于人的實踐活動。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有目的的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是由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國家和國際體系是一種社會類別。它不僅僅是事物，而且還是進程。權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義和作用，是觀念使然。單純的物質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釋國家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