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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雖然棉花這種植物從古代起就為西域綠洲的居民所熟悉，他們又是從其近東的鄰居那里獲得這一切的。棉花絲毫未引起古代漢人的注意，他們的衣著方式受絲與麻這一對基本對襯物支配。絲綢這種珍貴的織物出自蠶對桑葉的加工，當時就已經被比定為一種植物產品。它僅限于供貴族和上流社會的人穿戴，從而確保了它的一種特殊地位。與生產或制造絲線有關的所有技術操作(養蠶、采摘供幼蟲食用的桑葉、繅絲、紡紗和織綢布)均屬于“女紅”的范疇。從儀禮觀點來看，這是非常明確的。紡織絲綢是于座落在封閉院落中的作坊里完成的，對綢匹要實施非常嚴格的質量監控。平民百姓只能僅滿足于比較粗糙的纖維織物，諸如線麻或芝麻，其加工和紡織相反卻屬于可以由男子完成的“農”或“工”的勞動范疇。因此，用于制造麻布的粗纖維屬于一種不受法規條律控制的農村手工業之范疇。這些織物并不被計算在由古代社會稽核家們制訂的“標準預算”之中，因為這些稽核們首先將農民視為谷物種植者。但這并不妨礙它們很早就進入了商品流通系統，這種特征便意味著纖維植物是做為“經濟作物”而種植的，以供應自給自足的手工業生產活動。考古學家們已經發掘到了一件被斷代為后漢的文書，其中提到了商販包裹中的麻布的存在，這些商販能在不同程度上自由地往來并于市場上銷售他們的產品。相反，我們只掌握很少一點有關使用動物原料做為制作衣服的原料的資料，諸如褐布和毛皮等。

織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紀左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也就是當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稱的土地制度建立時，將它們納入到一種直到那時尚僅僅由糧食和貸幣組成的財稅收入的范疇中。我們沒有必要在此于有關確定使“糧民”獲得可耕地的程序問題上過分耽擱了，同時也無須在需要知道這些條例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確實落實的棘手問題上長篇大論了。反之，最重要的卻是要強調從此之后被接受交納第三種稅(調)的布帛那幾近于貨幣的地位，這里確實是指生絲綢帛，但同樣也有諸如線麻和芝麻那樣的粗纖維織物。除了暫時分配給農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們還會分到種植紡織原料的田，根據地區不同而分別稱作“桑田”或“麻田”，它們形成了“永業田”。養蠶業當時在比當代要遼闊得多的土地上實施，因為它明顯能大大升值。線麻和苧麻的較粗纖維僅僅在那些已證明無法生產絲綢的地區才做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織物來納稅，同樣也獲得了官方事實上的承認，它們從此之后被確定了一種法定的價格。在家庭基本經營內部，種植糧食作物、紡織纖維和織物生產的結合，使中世紀的中國農民變成了“農民一手工業者”，這與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農民一牧民則大相徑庭。但我還必須指出，當時是植樹才使農民的所有權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則很難提供明確答案的問題，則涉及到了中世紀農村社會內部的性別地位問題。一方面，如果大家還記得養蠶女工在其中嬉戲的野生桑林與耕田距離較遠的話，那么在耕田中種植桑樹的新技術則將養蠶業與谷物種植業更為密切地聯系起來了，可能有助于將女子們置于一種更為直接的社會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與紡織業有關的生產活動在古代就已經變成了在性別間進行勞動分工的對象，它們被人深信不疑地視為女性勞動。這就導致女子們獲得了對男子們的某種經濟平等地位，她們在一種布匹幾乎具有貨幣地位的經濟中成了織物獨有的生產者。

中世紀的中國人絕非是對棉花一無所知，他們可能從漢代起，在后來成為絲綢之路的道路沿途進行開拓的第一階段時，就已經發現了棉花。他們后來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進香的機會，與南亞和東南亞的關系日趨密切起來時，又在這些地區重新發現了棉花。由于經常往來于唐朝那國際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東南港口的胡族駱駝隊商人販運的貨物，棉織品傳到了中國。這些布匹織物被視為具有異國情調的珍異物，可以達到很高的價格。但在仍是高質量的絲綢大批流向西方的時代，這些布絕不會引起消費者們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這種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種成功，但棉織品的首次風靡只能斷代為宋元兩朝。當時生絲的生產和絲綢的制造又縮退到了某些地區，而這些地區在這段時間內又變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由棉逐漸取代麻的過程首先應被重新置于一種廣泛的經濟和體制的背景中。正如陳鐘毅和趙同于其《中國棉業史》中所指出的那樣，麻被取代的過程大致開始于北宋時代，當時的中國人口首次突破l億大關，而進入了一個人口增長達幾個百分點的階段。考慮到人均耕地擁有量的減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種的水稻以及推廣雙季稻，糧食產量不斷增加。這樣一來，農民們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種植谷物以及他們更喜歡的油麻品種。相反，其用途僅限于生產纖維的苧麻卻開始衰落。因此，從麻向棉(一種直到當時始終在荒蕪得難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種植的植物)的過渡。在早期的一段時間內，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將之改造為糧田。因此，對于一個已經是人口集密的農民階級來說，棉花的種植從此之后將代表著一次實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農業的機會，因為在同樣的土地面積上，棉田收獲的棉花纖維數量要明顯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纖維量。最后，棉花的種植可以使人不必去憂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態條件的限制。因為在漚麻勞作時，泡制麻桿則必須在炎熱的氣候中進行，同時還必須擁有活水。由此而產生了移植棉花的頗有意義的可能性。做為一種當年生植物，棉花適應了北方比較干旱的地區。

這種或然性在許多方面都是新穎的，明顯受到了出自近期演變的啟發。在這種演變之中，經濟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種將重點放在糧食自足上的農業政策的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這種比較不會使研究當代農業問題的經濟專家們感到驚訝。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釋這種形勢的復雜性，因為它似乎是低估了與農具有關的各種技術狀況。棉花在中國社會中獲得成功的緩慢程度，確實應與涉及到加工紡織纖維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關。兩種操作技巧顯得特別棘手：脫棉籽殼和紡紗。因棉纖維要比中國女子(由她們完成主要任務)所習慣的那種纖維短得多。意味深長的是，我們發現了加工棉花工藝的兩條主要傳播渠道：“南路”自東南亞起，經云南和海南島；“西路”則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傳播的重要時代恰恰相當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藝借鑒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黃道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傳播棉花加工工藝的“神話”傳說，可以被視為由賜婚于當地內附政權的漢公主在西域和吐蕃傳播絲綢以及與繅絲織錦的故事記述(無疑也是神話般的)之對襯。有關黃道婆的故事，在傳播一種“外來”工藝方面很明確，她是種植和紡織棉花的倡導者，可能是從海南島黎族那里學到其技術的。黎族是一個接近于東南亞的“南島人”的土著集團。

然而，我們應該指出，與蠶絲和線麻的加工相反，對棉花纖維的加工僅僅需要有一種輕巧的工具，而當時的紡麻則是以紡車來完成的，甚至有時要裝上葉輪并以水力傳動。經濟史學家吳承明津津樂道地將這種方法比定為工業化之前的機械化的初始。彈棉花纖維時使用的器械相反卻要簡單得多，一般僅由一人操縱。軋棉機主要是由兩根木輥子或鐵輥子組成，安裝在一個木框中，其中的一個輥子固定而另一個則要由一根手柄轉動，專門彈棉花纖維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裝在木架上的具有彈性的木桿，甚至還固定在操縱者背部的腰帶上。帶有一根或兩根軸的紡車以腳踏而傳動，窄織布機則分別帶有或者根本沒有梭子。此時，頗有意義的是，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器械在數世紀期間從未發生過變化。與這些機器頗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為已斷代為自元至明的多部農技論著的插圖中了。這些設備一直使用到20世紀中葉。雖然棉織品的生產是一種要比做為養蠶或種麻業之特征發達得多的勞動社會分工化的對象，但我們也只能說它僅有很少的專業特征。相反，在紡紗方面，生產率確實很低。吳承明估計，平均需要4天的勞動才可以紡織一匹約3平方米左右的標準布匹，平均需要結成一組的兩個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勞動。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縮絨)只運用于上乘質量的棉紡品，形成了一種“工業”勞動，于此當然是使用了該詞的現代之前的意義。這兩種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專業工人在動用資本的專業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別是由用來采購縮絨的巨石的資金，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達兩噸并代表著一種真正的投資。

有關加工棉花的手工業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導致我們更傾向于注意另外一種真正是社會制度的因素，它們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們的注意。由我根據吳承明輯錄的各種記述而復原的那些地圖清楚地說明：一方面是優質棉織品的生產集中到了少數地區，另一方面是絲綢和棉織品的生產中心之間的互補性。這種專業分工絕非是偶然的結果，也不是自主經濟機制的產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對“調”(布帛稅)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樣，生絲和絲綢的生產地域從唐代后半葉起就開始收縮，最終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獨厚的地區，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廣東(珠江)三角洲等地。我們由此便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大部分省份從此之后就只能生產“劣質”的紗或布了，無論是指絲線還是麻布都一樣。明初的稅制改革沉重地打擊了蘇州和松江諸府，因為這些府曾因在中國東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對手張士誠而獲罪。由于這一事實，松江地區植棉業的發展，被普遍地與該府的沉重稅務負擔聯系起來了，或者至少是與允許將部分稅收改用棉花交納的做法聯系起來了。明朝政府一舉賦予了這種紡織纖維一種與絲綢并駕齊驅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將涉及到棉織品所獲得的成功，它做為一種擺脫了在高貴紡織品絲綢與僅供窮人使用的由麻或苧麻紡織成的布匹之間平分天下的織物。眾所周知，粗棉布特別受到農民的喜愛，尤其是在夏季悶熱而潮濕時更以其輕薄而受青睞，在冬季嚴寒時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鐘情；它們以其莫列頓雙面絨呢(Mole—tonne)服裝的形式出現，既比傳統的褐布(毛織布)舒適便利，又比皮襖價格便宜。同時，細棉布的出現可能形成了絲綢的一種取代物，原則上嚴格地供上層階級的成員享用。然而，我們饒有興味地針對這一問題而指出，中國在很長時間以來就奠定了其絲綢手工業和瓷器的優勢，這是該國維持著幾乎是一種壟斷性的出口產品，其生產程序(至少在瓷器問題上是這樣的)始終嚴加保密。中國人在18世紀期間已開始發展出口“印花棉布”(細棉布，原產印度，在中國則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稱)，以至于中國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廣州的商人便通過西方貿易公司(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而開始進口數額巨大的印度纖維和紗。

此時棉花這種作物遠非僅供應地方市場并向農民提供現款的經濟作物。雖然繼19世紀的歷史大轉折時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國土上變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勞動可能會確保五分之二的家庭獲得額外收入，其纖維可以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著。但卻存在著一種地理性的專業化生產，同時在或致力于種植或從事紡紗織布的兩種地區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差別。大家都會發現，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植棉能確保一種比種植糧食作物高數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種植于包括長江三角洲不適宜種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區，其種植區沿一個圓形弓帶延伸，從京城地區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東北端、山東與河南省，甚至還到達長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與湖南)。于此同時，來自西域的棉花逐漸地征服了中國西北邊睡的綠洲，特別是黃河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

如果大家參閱吳承明的復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則形成了帝國經濟經營業務的第2個分支，面對當時只占國內貨幣收入7％的養蠶業來說，相差甚遠。這位作家認為，在前夕，棉布的總產量已增至3．15億匹布，也就是說每個居民占約3/4匹布。然而，當養蠶業成為一種主要是轉向市場的生產行業時，與棉花的生產和加工有關的業務卻首先在于滿足個人的需要。大部分農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縫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脫皮和彈花一般都是由流動勞工就地完成的。他們攜帶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門服務。紡紗以及有時還可能包括織布在內的勞動，同樣也于村莊中就地完成，它們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勞動力。各種年齡的人混雜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當地利用窄織機織布，所生產的3/4的棉紗都供當地農民消費，大部分農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經商，而僅僅是出售他們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線的形式出售。這第2種選擇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吳承明的論著中統計到的l0個主要織布中心之一周圍的家庭。對于以布的形式而獲得的產品，唯有質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躋身于國家級市場。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產品半數的數量，也就是說可能有1．5億匹布出自江南織造廠，那里的松江、常熟和無錫的三大中心(圍繞著本身卻在致力于絲綢生產的蘇州)形成了豪華手工業企業的一條帶狀地區。在中國民族經濟的軸心之一，以及與世界經濟建立了直接聯系的極少數地區之一蘇州，集中了漿布車間，當時的主要紡織品批發商均居住在那里。我們還將指出，所有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單一棉花種植區附近。在吳承明著作中已經考證清楚的其它7個中心，則分布在最新發展的棉花種植區之間。它們在當時只具有一種區域性的意義。然而，那里存在著來自北方和中原地區棉紗的大量流通，其最終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諳省組成的，那里本來都不適宜種植棉花，但卻擁有紡織勞動的大量熟練勞力，其經濟越來越轉向世界市場。從18世紀末開始，廣州地區便開始擺脫國內的流通渠道而儲備(可能是很便宜地)進口的印度棉花，它們是由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聯系并從事“從印度到印度”的貿易船舶運載而來的。總而言之，我們的這位作家始終認為，在之前的數十年間，與棉花有關的交易始終占有對外巨額貿易1/2的份額，這與絲綢和茶葉相比較，則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多年來，數倍增加的工程，清楚地證明了棉花的手工產品(土布)是一種非常強的抗磨損的產品，從而導致史學家們思考這種生產模式的有效性。據此認為，中國于簽訂的翌日，遂向西方貿易開放，可能會引起家庭手工業的破產并促使農村社會的解體，于是便加速了該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關系。在18世紀時，中國仍以先進的經濟強國的面目出現，既出口其侈奢手工業的成品(絲綢、瓷器、漆器和細棉織品)，又出口它幾乎擁有壟斷權的物品(如茶葉或生絲)。它同時又僅僅進口有限數量的“異國”舶來品，以進口白銀而結算其外貿。中國在20世紀時，在其移民地區的范圍內失去了貿易平衡，于是便出口原料和進口成品。有關棉花的研究導致我們使這種景象變得多姿多彩了。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廣州的商人從18世紀末起就已經開始進口印度棉花，利用了出自運輸費用的價格差。通過海路進口外國纖維，要比以江河小艇沿湘江和贛江逆流而上地運輸中國棉花更為便宜一些。毫無疑問，在國門開放之后，商業潮流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反向流動。因為19世紀的統計數字確實向我們清楚地表明，出口原棉，進口制成品、棉紗和棉織品。曼徹斯特的工業家們早在1830年就生產普通的棉織品，其效益要比中國的手工業主們好得多，所以他們自認為以其商品充斥中國市場處于很有利的地位。然而，如果大家注意由陳鐘毅和趙岡提出的論證的話，那么其演變實際上要更為復雜得多。與英國人的期待相反，1840年之后的中國在數十年中繼續進口印度棉花和出口棉織品，這種形勢僅僅從1880年起才開始顛倒過來。在此以后和在尚未因此而出現古老潮流之枯竭的時代，中國的對外貿易趨向于接近印度的殖民地模式，其特點是棉花纖維生產過剩、出口原棉等與進口棉紗和棉紡品的重大發展相聯系，從而彌補了當地棉紡品生產的逆差。這種新的局面卻僅僅持續了20一30年。從20世紀的轉折時期起，更具體地說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期間)，中國利用國內外資本而取得了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以至于該國在1930年左右又重新變成了一個棉花進口國和棉紗出口國，而外國棉紡品的進口商業都崩潰了。

演化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本文作者：王維冰、韋文杰 單位：重慶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重慶工商大學融智學院創意產業研究所

動漫產業發展過程中，賦予傳統文化要素新的形式，主要是賦予傳統動漫文化要素新的載體形式和新的內容形式。一是運用現代技術手段，賦予傳統動漫文化要素新的載體形式，把文學、戲劇、傳說、神話、雕塑、風俗等所包含的動漫文化要素直接融入動漫作品，使傳統動漫文化要素以影視、漫畫、游戲、衍生品等多種形式展現出來，創新了傳統文化的展現形式。二是運用創意手法，賦予傳統動漫文化要素新的內容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種方式：運用傳統藝術手法展現傳統文化，賦予傳統文化要素傳統的內容形式；運用現代藝術手法展現傳統文化，賦予傳統文化要素現代的內容形式；運用傳統藝術手法展現現代文化，賦予現代文化要素傳統的內容形式；運用現代的藝術手法展現現代文化，賦予現代文化要素現代的內容形式。

動漫產業發展過程中，運用創意手段，賦予傳統文化要素新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種方式：一是對傳統動漫文化要素與現代動漫文化要素進行結構重組。在傳統文化要素為主的動漫作品中植入現代文化要素，或在現代文化要素為主的動漫作品中植入傳統文化要素，促進傳統文化要素與現代文化要素相結合，賦予傳統動漫文化要素新的內容。二是對傳統動漫文化要素與現代動漫文化要素進行內容融合，把傳統文化要素融入現代文化要素的外殼，促進傳統文化要素與現代文化要素相融合，賦予傳統文化要素新的內容。三是在傳統文化要素的外殼中，融入現代文化要素的價值理念或涵義，賦予傳統文化要素新的主題或意義。四是對傳統文化元素進行剝離劃分，揚棄傳統文化元素中過時的文化元素，保留傳統動漫文化要素中的普世價值和通用價值內核。

國外文化是構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條件和外部資源，動漫產業發展過程中，要把引進國外文化與促進民族文化走出去相結合，借鑒國外文化的展現形式和設計手法，改造使用國外文化的外殼，融入民族文化的內核，助推民族文化走向國際市場；運用創意手段，在民族文化的外殼中融入國際文化價值內核，促進民族文化與國際文化的融合。1、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形式動漫產業發展過程中，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形式，主要是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載體形式和新的內容形式。一是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載體形式。動漫作品創作過程中，運用國際上先進的設計理念和技術手段，對民族文化要素進行動漫創作，使民族動漫文化要素中融入國際領先的技術表現手法，符合國外受眾的心理需求，進而促進民族文化的傳播，擴大民族文化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二是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內容形式。動漫作品創作過程中，借鑒世界上優秀的動漫文化要素，對其他民族動漫文化要素中對本民族充滿敬意、對其他民族充滿敵意的狹隘民族觀念進行剝離，在世界動漫文化要素的外殼中融入本民族文化要素的普世價值內核，或在民族動漫文化要素的外殼中融入代表世界普世價值或通用價值的動漫文化要素，創作出受眾心理上容易接受的動漫形象，傳播民族文化。

動漫產業發展過程中，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種方式。一是動漫作品創作過程中，促進民族動漫文化要素與世界動漫文化要素相結合，在民族動漫文化要素為主的動漫作品中植入世界動漫文化要素，或在世界動漫文化要素為主的動漫作品中植入民族動漫文化要素，進而創作出民族動漫文化要素的新內容。二是動漫作品創作過程中，運用替換等創意手法，剝離民族文化要素中不適合國際化傳播的狹隘民族觀念，保留民族文化要素的外殼，并融入世界文化要素中的普世價值內核，創意出新的動漫文化內容，促進民族動漫形象的國際化。三是動漫作品創作過程中，促進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相融合，產生新的主題或意義，促進民族動漫文化要素新內容的產生。四是對民族動漫文化要素進行剝離，保留民族文化要素中的普世價值和通用價值，融入世界動漫文化要素的外殼，產生民族動漫文化要素的新內容。

演化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態經濟倫理；藏族；傳統文化

近年來，關于人類的另一種倫理——生態經濟倫理受到廣泛關注。這種倫理既是對傳統倫理的繼承和發揚，也是一種被時代賦予新內涵的倫理觀。這種倫理有其產生的行為根源，是人類對自身行為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同時也體現了人類對人口、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渴望。藏族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態經濟倫理，對保護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導向意義，從藏族傳統文化的視野剖析生態經濟倫理，對于更深刻理解生態經濟倫理及其內涵有一定的意義。

一、生態經濟倫理及內涵

自美國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寂靜的春天》一經問世，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關于發展觀念上的爭論。而其后的《增長的極限》、《只有一個地球》等著作，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可持續發展理論是人類在追求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反思，是對“理性經濟人”、“帕雷托最優”、傳統發展觀的挑戰和革命。

針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頻頻發生，人類為滿足自身的需求，始終處于對自然的“主宰”地位，而無視自然的生存權利，直到人類受到大自然的報復，人類的環境意識才被喚醒，生態運動由此興起，并不斷發展壯大。生態經濟倫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一種新的生態經濟倫理。

早在1923年A.施韋茲曾提出尊重生物的倫理學（《文明的哲學：文化與倫理學》），在他的倫理學中，道德的基本原則：“善就是保護生命和發展生命，惡就是毀滅生命和妨礙生命”；人對其周圍的所有生物負有個人責任。后來，A.萊奧波爾德從生物倫理學發展并提出《大地倫理學》（1993），提出了兩個決定性概念：第一，倫理學正當行為概念，應擴大到對自然界本身的關心。第二，道德權利概念，應擴大到生命和整個自然界，賦予它永續存在的權利。

生態經濟倫理是適應當代人類發展的生態經濟的新時代需要而產生的一種新經濟倫理。這種新經濟倫理熔鑄了生態倫理學、經濟倫理學、生態經濟學、環境學、生態學、環境文學、環境社會學等諸多人文社會—社會科學學科的豐碩成果，代表了當代人類從道德視角審視和關注人—社會—環境關系所達到的一種新的道德視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這三重價值的有機統一、協調和平衡，把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它的終極道德關懷，體現了人類在生態危機咄咄逼人的形勢下不斷追求道德文明的執著和智慧。生態經濟倫理基本特征是：生態經濟倫理意識的特殊性，生態經濟倫理關系的獨特性，生態經濟倫理實踐的特別性。生態經濟倫理具有導向、調節、效率、教育、激勵的功能。生態經濟倫理的深刻內涵是：第一，生態經濟倫理強調環境憂患意識的重要性。第二，生態經濟倫理追求平衡、和諧的道德境界。生態經濟倫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間或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處于協調、統一的狀態。具體來說，首先，生態經濟倫理要求人類在經濟活動中尊重和維護地球生態平衡；其次，生態經濟倫理呼吁人類在經濟活動中自覺維護人類經濟系統的內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態經濟倫理要求人類在經濟活動中有效地平衡各種經濟協調手段。第三，生態經濟倫理的根本價值觀是可持續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生態經濟倫理對傳統農業經濟倫理思想和工業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超越可以歸結到一點上，這就是它崇尚一種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道德理想。其實，生態經濟倫理所關注的本質是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作為一種經濟倫理，生態經濟倫理既具有一切社會道德現象共有的一般本質、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會道德現象的特殊本質、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

藏族傳統文化的體現主要是表現在藏傳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功能，知識傳承的功能，對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構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傳統的功能，以上這些功能都集中體現于藏傳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規定：不殺生、不偷盜、不邪、不妄話、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基本囊括了人類的美德。松贊干布根據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個法典，即二十法規，二十法規對規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養和文明素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藏傳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視角是在普度眾生的前提下，世間萬物在無貴賤、高低、優劣中平等生存、發展，根據你在前世的修行進入輪回。藏傳佛教的核心在于“善”，這種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貪欲與非理，緩解了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追求一種社會和協、穩定的發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與傳統文化的相溶性，構成獨特的以精神世界為依托的藏族傳統文化。這種藏族傳統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是通過經濟主體內在的價值理性（下轉第189頁）（上接第190頁）認同過程和外在行為習慣重復過程實現的，是自覺自愿的無形過程。如在藏族傳統文化中，“三因說”作為認識論與思維方式的基礎，奠定了藏族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三因說”體現在藏族傳統文化的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與人的三因相統一。藏傳佛教認識論強調的是：“自然生存環境與生命主體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萬物諸法無我，自他不二；自然萬物依據各自業力，互為輪回轉生，同為一體生命鏈上的環節；物質生命與精神生命互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萬物的統一性、同一性和整體性。在藏族傳統文化中，人與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與環境是共同發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對對自然的損害，反對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動物。在藏族人眼里，沒有任何動物是絕對壞的，由此出現“羊要放生、狼也可憐”家畜與野生動物共生存的景觀。在藏族傳統文化中，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同生共存的現象不勝枚舉，但本質是人類要尊重自然。

從藏族傳統文化中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層面上看，藏族傳統文化已經原生性的含有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并且這種倫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從未曾經歷過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而是藏族傳統文化代代傳遞和積淀的結果，這種傳統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正是這種思想的引導，使以藏族為主體的青藏高原千百年來能保持較好的生態環境。

法國社會學家佛·佩魯指出：“經濟體系總是沉浸在文化環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環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共同體文化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盡管未必完全為這些東西所決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創造了一種適應自然環境的生存文化，這種生存文化與自然環境高度適應，其生活方式都是這種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藏族傳統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類對自然的尊重。這種對自然的禁忌，構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態經濟倫理理念，如對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樹；禁忌在神山上打獵，禁忌將神山的任何物種帶回家去……對神湖的禁忌：禁忌將污穢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邊堆放臟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撈水中動物（魚、青蛙等）。還有對土地、對家畜、對鳥類、獸類的禁忌，及打獵的禁忌。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類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時，也必須考慮到對自然權利的維護；其核心是不能觸動自然界，保護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平穩發展。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決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純粹為牟利的經濟活動方式，而是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基礎之上的節儉、適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節制、適度、保護生態環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態脆弱、地質復雜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創造了燦爛的文明。

從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禁忌和生產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在于：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主張保護自然，愛惜環境，保護生態多樣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經濟倫理思想是追求人與自然協調生存，和諧共處的一種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來依據其生存環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獨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農耕文化，但這兩種文化的表現方式卻統一在藏族傳統文化的具體內涵中，即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人類應愛護它們。這種境界早已超越了人類的生存需要，是一種萬物皆有平等生存權利的境界。藏族傳統文化中的這種珍視自然生命的內涵，是人類尊重自然的結果，在此人類只充當適應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當然，這種境界并不是我們今天所關注的生態經濟倫理，但其中包含這種元素的存在，并且影響著每一個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盡管從這點上來看，這種思想對于保護青藏高原的生態起到積極的作用，但從產生作用的面上來看，卻是關乎我國長江、黃河中下游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1]劉成武，黃利民，等．資源科學概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演化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一證券經紀人的界定

最新頒布實施的《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下簡稱“條例”）首次對對證券經紀人的概念做了界定。條例第三十八條明確規定：證券公司從事證券經紀業務，可以委托證券公司以外的人員作為證券經紀人，其進行客戶招攬、客戶服務等活動。證券經紀人應當具有證券從業資格。證券公司應當與接受委托的證券經紀人簽訂委托合同，頒發證券經紀人證書，明確對證券經紀人的授權范圍，并對證券經紀人的執業行為進行監督。證券經紀人應當在證券公司的授權范圍內從事業務，并應當向客戶出示證券經紀人證書。由此可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經紀人受證券公司的委托從事證券經紀業務，和證券公司之間是一種關系。第二，證券經紀人在證券公司從事證券經紀業務的過程中證券公司為投資人提供一些服務，但法律沒有規定證券公司必須雇傭證券經紀人來開展證券業務，而是證券公司可以按照經營方式和業務開展的需要委托公司之外的人員做證券經紀人。第三，法律規定證券經紀人首先要有證券從業人員資格，其次，要和證券公司簽定委托合同，在證券公司授權范圍內來開展業務，不能超越授權。

從目前市場實際狀況看，證券經紀人就是在證券經營機構中專門從事客戶招攬、客戶服務、產品銷售業務，其薪金所得與其所招攬客戶資產額、交易量或產品銷售量掛鉤的市場開發人員。證券經紀人主要分為兩類：一是作為證券經營機構正式員工的證券經紀人，通常稱作客戶經理；二是非證券經營機構正式員工的證券經紀人，一般稱作居間人、經紀人、營銷代表。但他們不是所聘用機構的正式員工，管理松散。其中，第二類證券經紀人未被納入證券公司員工管理，數量多且規模龐大，存在諸多管理問題，應當首先進行規范。因此，本文所探討之證券經紀人，在無特別說明情況下，專指各證券公司未納入員工管理的自然人形態的證券經紀人

二我國證券經紀人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隨著券商經紀業務競爭的日益激烈，經紀人制度作為爭取客戶與占領市場的一種競爭手段被越來越多的證券公司所采用。國內大部分券商都擁有了自己的經紀人隊伍；通過經紀人開發客戶、為客戶提供信息咨詢、根據客戶的交易量給予經紀人一定比例的傭金提成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經營模式。經紀人制度在我國證券市場已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經紀人制度實施以后，通過人員轉崗、效益與業績掛鉤等方式使普通員工逐漸向經紀人轉變，員工收入直接與交易量掛鉤，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與憂患意識都得到了明顯提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與服務質量。經紀人制度對證券公司經紀業務的發展的確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但是，不少證券公司在起用證券經紀人時，短期目標太明顯，與證券經紀人自身業務水平、道德素質相比，更多地注重證券經紀人的客戶資源，使得證券經紀人制度在實際運行過程當中存在著很多問題。主要表現在：

第一，經紀人制度的具體運作方式較不規范，呈現多樣性。我國證券市場尚處于發展初期，證券經紀人相對來說又是一種較新的事物，對于證券經紀人尚無統一行為規范。這就使得各家證券公司在經紀人制度的具體實施中采取了各種形式，甚至在同一證券公司內部也不盡相同。具體而言，這些差別主要體現在：經紀人與券商是否為隸屬關系；經紀人是否享受或部分享受原有工資福利待遇；經紀人傭金提成比例的高低；券商對經紀人的業務支持程度；經紀人之間是否存在分工與協作等幾個方面。

第二，證券公司員工實際業務水平與證券經紀人標準存在較大差距。一名成功的證券經紀人需要有全面的證券專業知識與良好的社會關系為基礎。而目前國內證券經紀人主要是由各證券公司營業部員工轉崗而來，在知識結構、信息渠道、社會網絡等方面都與證券經紀人的標準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第三，證券經紀人缺乏證券公司有效的業務支持，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發展。證券經紀人制度的實施是一項綜合工程，不是只需要一批經紀人與一個分配制度；更需要證券公司從交易支持、專業培訓到信息咨詢等多方面的支持與配合，以為證券經紀人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目前很多證券公司對經紀人制度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偏差，認為只要實行經紀人制度就一定會促進經紀業務的增長與發展，而對證券經紀人缺乏有效的業務支持與必要的管理。從而使得證券經紀人只能依靠自身力量開展業務，在客戶基礎相對薄弱與普遍業務素質較低的情況下發展就極為困難與不均衡。這就使得證券經紀人與券商存在離心傾向，客觀上導致了包括全權代客理財在內的一些違規行為的發生。

三如何規范證券經紀人的管理

目前證券市場中經紀人制度實施的現狀，亟待改善。但是條例卻沒有對證券經紀人的隸屬問題，以及如何規范證券經紀人管理作出明確的規定。在此，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來規范證券經紀人的管理。

第一，納入員工管理，建立多層次的證券經紀人管理體系

條例規定，證券經紀人和證券公司之間是一種關系。也就是說，證券經紀人與證券公司之間的關系是兩個獨立的法律主體的業務合作關系。筆者認為這種界定是存在問題的，應當將證券經紀人與證券公司的關系改變為職務關系，即將證券經紀人納入證券公司員工管理。此外，還要建立證券監管部門和證券自律組織對證券經紀人進行監管和自律管理的管理制度。通過上述安排，建立起證券業協會負責制定、落實行業內經紀人自律管理要求、證券公司負責本公司證券經紀人規范管理的實施、監管部門對證券經紀人管理進行監督的多級規范體系。

第二，建立證券經紀人資格考試和培訓制度

條例規定，證券經紀人應當具有證券從業資格。除此之外，各證券公司尤其是證券業協會還應當制定并建立完善、統一的證券經紀人培訓制度和培訓體系，提高證券經紀人整體業務水平和合規意識。

第三，建立證券經紀人注冊管理制度和信用檔案

為加強證券經紀人管理，提高證券經紀人業務行為的規范性，應當建立證券經紀人注冊管理制度，由證券業協會建立證券經紀人職業檔案，對證券經紀人進行注冊管理。

第四，建立證券經紀人規范管理的保障機制，維護證券市場穩定

在對證券經紀人進行規范管理的同時，必將打破證券市場現有狀態，使證券經紀人和證券公司承擔更多的義務。要做好新制度與原有市場狀況的銜接和過渡，消除新制度施行可能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就應當適當采取“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增加管理制度的靈活性。一方面，對各證券公司新聘用證券經紀人的資格、管理方式進行嚴格要求；另一方面，在允許證券公司和證券經紀人對聘用關系存續與否進行雙向自愿選擇的基礎上，給予不具備相應資格的證券經紀人一定的過渡期，鼓勵其取得相應資格，維護市場穩定。

第五，證券監管部門和證券業協會應當承擔更多的監管、管理責任。

證券監管部門和追求將協會應該對整個市場證券經紀人動態進行緊密關注，樹立綜合監管理念，通過證券公司、證券營業部相互競爭關系建立起相互監督體制，防止違規聘用證券經紀人的行為，特別是無證券經紀人資格的證券經紀人掛靠其他證券經紀人名下從事證券營銷活動。

第六，增加投資者的知情權。

證券經紀人薪酬激勵機制并不能完全保證證券經紀人與客戶利益的一致性。為防止證券經紀人以不正當手段誘導客戶進行不必要的交易，證券公司應當對證券經紀人客戶進行業務、風險方面的書面提示，使相關客戶了解證券經紀人行為權限，知悉自身、證券經紀人、證券公司三者間利益關系；同時，證券公司要建立證券經紀人客戶回訪機制，定期對證券經紀人客戶進行回訪，增強證券經紀人業務的合規性監督。

【參考文獻】

【1】崔勇.證券經紀業務管理[M].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01

【2】吳曉求.海外證券市場[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演化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什么是敬老文化？敬老文化是關于敬老的觀念、規范以及敬老的行為方式的總稱。尤其在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敬老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是一顆永遠閃耀著人倫之光的璀璨明珠，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是永遠值得我們大力提倡和弘揚的一種高尚美好的價值觀。

敬老觀念屬于意識形態，它由社會經濟基礎決定。

敬老內容是敬老觀念的外化和具體表現。它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漸豐富和發展的。也就是說，敬老內容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時代，敬老的具體內容都有細微的、可看得見、體會到的新變化。比如說，計劃經濟時代，能陪老人看一場電影就是老人最大的享受，可現在呢？陪老人看電影那是最普遍最起碼的小菜一碟，能讓老人天天看上電視，了解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巨變及豐富多彩的文體節目是老人更大的娛樂享受。隨著時代的變遷，老年人的需求內容不斷變化。傳統的敬老內容和現代的敬老內容相比雖有不同，但涵蓋范圍基本相似，根據人類需求的基本內容，概括地講，敬老內容大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即滿足老年人的物質需求、精神需求、政治需求。物質需求、精神需求對老年人來說更為重要，但也不可忽略政治需求。

研究敬老文化的現實意義就是要適應老齡化社會的發展，在全社會形成濃濃的敬老氛圍。為使敬老內容落到實處，就必須認真選擇可靠性的敬老形式。因為內容和形式是統一的，內容必須通過形式來表現。可見，敬老形式的認真選擇是我們實現敬老的關鍵。

1．弘揚敬老文化，促進代際和諧。弘揚敬老文化，最根。本的是靠教育，把敬老教育納入教育計劃中，未雨綢繆。教育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它是以培養人，實現人身發展與完善為目標的一種社會實踐活動。敬老教育和各類教育一樣，具有提高人的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社會功能。萬事應從源頭做起，所以敬老教育應從少年開始，教育主體要以家庭、幼兒園、學校、社區、工作單位五位一體，形成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教育內容要以尊老敬老為主，以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四德”相聯。通過深入教育，把每個學生、居民、職工、干部、領導是否尊敬老人作為衡量是否稱職夠格的重要標準，實行全方位、全過程、貫穿終生教育。要在上下兩代人中破除舊俗，樹立新觀念。即破除只享“啃老”福，不盡敬老責的不孝思想，樹立尊老敬老的好兒女形象；破除依賴老人無所作為的庸人觀，樹立刻苦學習，勤奮工作成家立業的雄心大志；破除以物代敬的片面觀，樹立真正熱愛、關心、學習老人的敬老觀；破除只“老吾老”，不“及人之老”的狹隘敬老觀，樹立普愛老人的大愛觀。老年人也要破除總是放心不下子孫，一味“孝”子，“孝”孫的思想，樹立真正負責的愛子觀；要破除苦老觀念，樹立合理消費追求養老生活高質量的養生觀；要破除自以為是的“老爺觀”，樹產不斷學習完善自己，做新時代知識老人。雙向互動，兒女從而達到敬老與愛幼相統一；生活助老與精神贍養統一；敬老與學老統一；“老吾老”與“及人之老”統一。老人要把愛幼與愛自己統一；把接受晚輩扶助與幫助晚輩進步統一；要把以身示范教育下一代與關愛理解下一代，學習完善自己統一，共建“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各諧代際關系。

2．建章立制，法律規范。傳統的敬老只是一種不具約束力的道德風尚，而在現代社會作為基本的道德倫理應該受到法律的保障。國家政府要根據實際制定法律、法規，使敬老有法可依，有據可查。《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就是一部關愛老年人的大法。各地各級政府也可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結合本地的實際和老齡化社會的發展出臺一些實施細則。諸如，老年人持優待證乘公交車、到醫院掛號、參觀文化古跡的優先政策或者全免政策等，并搞好為年人服務的硬件設施建設。通過法律法規保障及政策的引導在全社會形成“家家有老人，人人都會老，尊重今天的老年人，就是關愛明天自己”的共識。除此，政府要依法取締傷害老年人身心健康，宣傳迷信邪說，侵害老年人合法權益的非法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