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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個體功能
學習化社會理論所具有的個體功能主要表現為能夠促進學習者的個性化和社會化發展,提高適應社會發展的謀生能力。學習化社會提倡學習者的自由發展和個性化的實現,個性化的核心是學習者在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獨特性的形成。學習化社會能夠促進學習者自由、個性和全面的發展,個體的社會化是學習者個性和全面發展的體現。個體的社會化主要體現在學習者的價值觀、行為習慣、生活方式以及生存所必要的生存技能等方面。學習化社會的最終目的是要提高學習者的謀生能力和生命品質。高校通過促進學習者的社會化發展,學習社會生存的規則和行為方式,強化其社會角色,通過在高校期間的學習來提高社會生存的技能和手段,提高在未來社會生活中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學習者的生命品質。學習化社會理論能夠引導學習者樹立科學的生命觀念,改變其生活方式和人生的發展方式,能夠幫助學習者滿足其精神上的需求。
1.2社會功能
傳統的教育觀念認為隨著學校教育的結束也就意味著學習者的學習進程也已結束。但是,學習化社會理論則認為,隨著社會知識的增長和科技的進步,人們在其短暫的學校期間的學習是不可能獲取人類所有知識的,即使是某一專業領域內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也是不可能全學完的。學校的教育具有相對的滯后性,這就決定了學校教育不可能使學習者獲得可以享用一生的知識和技能。所以,這就決定了學習者在結束學校教育之后,要不斷的接受該專業領域的持續學習,將學校、工作和日常生活相融合進行終身學習,不斷的促進學習者實現其社會化。
2對體育教育專業發展的啟示
2.1實現有效教學
體育教育應該注重多元化的教育與創新,充分利用各種教育資源,發揮教育資源的最大化,有效提高體育教育專業的教學質量。這是體育教育專業發展的根本目標也是發展的動力坐在。只有提高了教學質量才能夠實現體育教育專業發展的突破。首先,這要重視師資力量的培養。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教師水平的高低對教學質量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對體育教育專業而言,需要教師言傳身授,沒有高水平的理論知識和標準的動作指導很難達到有效教學的目的。其次,要提高教學的資金投入。對體育教育專業而言,不僅需要專業的訓練場所,更要在教育軟件方面的投資。例如,現場觀看職業球員的訓練、錄像教學等等,這些軟件方面的投入對提高教學質量有著重要的幫助。
2.2強化學習者的主動學習
傳統的體育教育學習最突出的方式是填鴨式教學,教師通過言傳身授讓學生學會最基本的專業技術和理論。在這種教育觀念下教師居于主導地位,學生只能被動的接受學習,學生的學習主動性不高,學習效果不佳,技能考試甚至成為了一個過場。學習化社會理論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赫欽斯認為:“教育不再是一種義務,而是一種責任[2]”。這就意味著體育教育專業需要以人為本,改變傳統的填鴨式教育方式,教師由原先的主導者變為引導者。教師通過“問題—構建”的教學方式,針對教學目標結合錄像觀察等方式提出學習中的重點與難點,引導學生去聯系。其次,還要針對不同學生的身體素質來訓練和指導學生,并幫助學生自我分析所存在的問題,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實現自我學習和自我教育。這些都有助于學習者由被動的學習轉變成為積極主動的學習。
2.3注重培養與完善學生的人性教育
培養人性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理想。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在不斷的提高與發展,大學生更加注重個性的發展與張楊。體育教育專業的學生表現的更為明顯,這就需要更多的關注學生的主體要求,挖掘學生的潛質,培養其健康完全的人格和品質。不僅要教授知識與技能,更要通過細節觀察來發現學生的心理需求,并及時的給予引導與疏導,幫助學生健康成長。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學習觀、價值觀,在日常生活學習中通過素質拓展、知識競賽等形式來傳播正確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促進學生人性的發展與完善。
論文關鍵詞:社會學;常識;知識社會學;社會學智商測驗
論文摘要: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但當今社會學概論教科書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卻往往存在偏誤。本文從學科、專業/常識的角度、教師(研究者)與學習者的角度和專家與大眾的角度對社會學與常識關系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評述,指出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不僅僅是對立的關系。只有綜合三種不同角度的觀點,才可以更為全面、深刻的理解這對關系的涵義。
社會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之一。其中,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和社會學家從事專門職業時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它也是社會學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對這個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社會學家們在林林總總的教科書中多少都進行過論述。不過,國內專家在介紹這個問題的時候往往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注意不夠,要么三言兩語一筆帶過,要么是只論述其中一點,而不顧及其它,造成誤會甚至偏見。由于教科書面對的對象主要是大學生,他們是未來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書的偏誤不可小視。本文在以往學界對社會學與常識關系問題的探討的基礎上,從三種不同的角度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進行梳理和綜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會學教科書中能夠較為全面的介紹這樣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
一、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透視
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透視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是指從專業/學科分類體系中怎么確立社會學自身的立足之地這一點來考慮問題的。社會學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從19世紀社會科學建立和發展起來以后,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來。在已經擁有制度化支撐的社會科學諸學科面前,社會學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須擁有與其他先制度化的社會科學諸學科更為獨特的地方。
在經典社會學家那里,從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會學”概念到涂爾干(EmileDurkheim)最先獲得法國大學的社會學教職,早期經典社會學家雖然沒有明確就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進行說明,但實際上他們有一個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設,就是科學自然優于常識。比如孔德,他把人類觀念進步的階梯分為三個階段,即神學的階段、形而上學的階段和科學的階段。孔德認為,社會學在時間上是最晚出的,在邏輯層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學科都為它做了準備,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學科作為源泉。在他的科學分類里,所牽涉到的問題不包括常識,因為在科學理性的關照之下,沒有任何屬于常識的藏身之地。
涂爾干則在孔德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一書中,涂爾干指出,“孔德這種用歷史發展的觀念來解釋社會的方法,與人們用常識來解釋社會的方法沒有多大區別。從表面上看,歷史提供了社會進化的一個簡單程序……因此,對于解釋社會進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這樣來解釋社會,不僅是陷入意識形態決定論,而且是將與社會學毫無關系的概念當作社會學對象了。”涂爾干認為,“社會學方法要求人們不要用常識代替科學,凡是未經科學檢驗的概念,不能隨便使用,更不能用來代替事物本身。”在涂爾干看來,由于社會現象的異常復雜性,所以當時的人們就用常識來解釋它們。可是,社會學家不能這樣,他指出,“社會學者在決定研究對象時,或者在講授他的研究結果時,都不能亂用科學以外或沒經過科學研究檢驗的概念。社會學者還應該清除常識導致的謬誤和前人傳下來的習慣中成為科學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應該明白這類常識和習慣是毫無價值的東西,才不致于讓這類東西在學說上占據重要地位。”
涂爾干關于社會學的方法論的主張,在其《自殺論》一書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涂爾干挑選了一個常識看來無非是極端個人化的行為,如自殺現象進行研究。通過對自殺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識關于自殺的很多觀點(當然也包括當時心理學界關于自殺的很多觀點)。通過這樣具體的研究成果,涂爾干清楚的表達了他在社會學與常識關系問題上的立場。
總之,在這些經典社會學家的眼里,樹立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顯然是要把它不僅與常識而且要與其他已存的社會科學的學科相區別,這在他們說來顯然不僅是樹立學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須的(我們只要看到孔德、涂爾干、馬克思和韋伯在創始社會學時在將她和其它學科區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從學科、專業/常識的角度看,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也不僅僅存在于經典社會學家那里,在社會學家作為專門職業的層面,也需要考慮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社會學作為社會學家從事專門職業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很多社會學家為了求證社會學研究自身對于常識的合法性,往往對此加以說明論證。據美國社會學家的看法,常識性知識和科學知識有三個基本的區別:(1)目標。常識性知識關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動,是怎樣以一種有意義的、可以預料的方式從事這些活動。相反,科學知識的基本目標是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識。當科學家出于個人的原因而盡力“證明”某種理論時,指引著他的就是常識,不是科學。(2)支持其理論的證據。常識性知識建筑在現行事物的基礎上。科學則需要遠為廣泛的證據,他們是按照明確的規則收集起來的。在積累知識的過程中,科學家們甚至將努力證明其理論之不成立。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科學家們才能向任何一個接受所運用的證據的規則的人提供系統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證據,證明其理論之成立。(3)系統性。科學理論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過系統闡述的,而常識性理論則是想當然的,并且可能難以用文字來表達。
常識性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這種區別也同樣適用于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上。
二、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透視
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主要是指社會學家作為教師怎樣在教學中闡明這對關系。在現代大學教學體系中,社會學概論課程是很多大學生的必修/選修課,對學習社會學、社會工作等專業的學生來說,則是必修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在這門社會學的入門課里,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同學們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問題之一。理解好這個問題,可以為同學們以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學習者所關心的重要問題。
在社會學最為發達的美國,幾乎每一本社會學的入門書都會涉及到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比較經典的例子是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E.Snizek為美國大學選修社會學概論課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會學智商測驗(SociologicalI.Q.Test)。
這份測驗由30個陳述組成,依一般常識來看,進行判斷是沒有問題的,難度似乎不大。但根據社會學的科學調查或社會實踐表現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這些陳述的對錯與常識的觀點幾乎都是對立的。這份測驗其具體內容,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其結論不一定還適合已經變遷了的社會情境。但同時,這種測驗的思路體現了撰寫教材的專家們在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上希望透露給這些專業修習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們希望通過這樣的一種測驗,使學生們能夠理解,常識的種種觀點和看法并不一定經得起社會學研究的推敲和考驗。
在大陸,目前很多社會學概論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國社會學教科書的思路,提出了社會學知識可能迥異于常識的觀點(甚至在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證也是與美國教科書所引用的例證相同)。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中,社會學家劉少杰就在訪談中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進行過評論,其主旨也是與美國社會學概論教材的提法沒有什么兩樣。國內近幾年來出版的一些社會學概論教材,如張敦福主編的《現代社會學教程》、風笑天主編的《社會學導論》,朱力主編的《社會學原理》,王思斌主編的《社會學概論》等等,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大體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國內教科書中關于社會學與常識的評論,仍是立足于社會學與常識的對立或者至少是有優越性的地方。也許,在他們的視野里,社會學當然與常識不同,甚至與常識的觀點正好相反,否則就沒有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從專大眾的角度透視
如果說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和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這還是從知識本身的角度來考察這對關系的話,從專家與大眾(門外漢,layman)的角度來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則遠遠超出了知識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討論了社會學與常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從使用的角度來看,社會學知識至少不比常識擁有更多道德優勢。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會學與常識到底有多大的差異,而考察他們各自在社會生活中所應用的范圍、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體的作用機制等等。
20世紀70—8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社會學進步的重要障礙是,錯誤地認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類的所有實踐,包括象科學、哲學、法學、藝術等實踐,因而具有“元”科學的性質;社會學家這門專業,其無意識的動機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門力圖成為“元”科學的職業。布迪厄認為,社會學的“元”科學性質,“始終應當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對自己進行反思,確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對自己立場的了解。這樣就能消除由于無反思所引發的各種偏見,努力探尋各種機制的知識,一方面推動科學的進步,另一方面進一步改善反思的條件。
此外,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也對社會學知識本身以及社會常識做了建構論的解釋。比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把常識定義為行動者關于社會生活的陳述性信念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他認為主流社會科學——慣以糾正常識為己任,這就是偏見。在吉登斯看來,正統共識的支持者“設想社會科學的實踐內容具有一種技術形態。社會科學糾正行動者關于社會行動或制度的虛假信念。如發生在自然科學中的情況一樣,隨著我們對社會的了解不斷加深,我們就可以改變它。”但是,這樣一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的確包含了對常人行動者所持的關于社會世界虛假信念的批判。但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論得以構成的背景、其實踐的意涵與自然科學的(概念)大為不同。社會科學關注持有觀念和創造觀念的行動者,他們會對他們的行動以及如此行動的條件做理論概括。社會科學涉及一種雙重解釋,因為在那里發展出來的概念和理論,理論要發生效力的那個世界,是由進行概括和理論思考的個人的各種行動構成的。社會科學不必向身處其中的行動者解釋社會世界的意義。正相反,社會科學的技術觀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觀念之上的。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概念是被制造來分析社會世界的,卻又反過來被納入這個世界。因此,社會科學的實踐影響并非主要是技術的影響,而是通過社會科學的概念被吸納到社會世界中并成為它的構成內容來發揮作用。當社會科學概念為常人行動者所接納并融人社會活動中,它們自然成為社會例行實踐中人人諳熟的要素了。這從社區、社區建設、社會指標、社會發展、弱勢群體、社會支持等等社會學的專業詞匯逐步推廣到變成大眾的日常用語的一部分這樣一個過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來。所以說,社會科學的概念不可避免地為常人行動者的理論和實踐所熟悉,它不會局限為一種專業的話語。
吉登斯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平也認為,與自然不同,在社會一人文環境中,每一個被專家視為“外行”的社會成員作為具有掌握知識和技能的行動主體都在時時處處參與著社會的建構過程;并且,這既是行動的過程,也是闡釋的過程,而他們對在自己的行動參與下建構起來的社會生活的闡釋,若照專家看來也許無非是“常識”而已。不過,情況也有正好調轉過來的時候,所謂的關于社會一人文的專業知識,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來,也不過是用某種學術語言講述的常識。而最重要的問題還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識者和闡釋者,任何一種關于社會一人文的專業理論都是在被常人從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斷進行再闡釋著。正是這種“雙向闡釋”構成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質。
因此,從反思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等角度來看,常識與社會學的關系就不像前人所認識的那樣是簡單對立的。這些方面的認識,也使我們更加關注社會事實的主觀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與生活,因此,實際上也是對我們社會生活的更深刻的認識。
四、結語
總的來說,從以上的三個角度考察社會生活中的社會學知識與社會常識的關系,我們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會學知識與常識性知識二者之間種種變化的關系。從這種知識社會學的考察結果來看,我們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社會學與常識之異
社會學包括的不僅僅是社會學的知識,還包括社會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思考方式。常識也包括常識性的知識、直接經驗的獲取知識的方法、直覺從眾的思考方式。社會學與常識的區別關系也可以參照前述的常識性知識和科學知識之間的區別來看待。由于社會上大多數人是憑個人經驗和普通常識來處理日常事務與解釋社會現象,這種方式也可以發展出知識來,就像傳統社會以經驗累積與傳承來建構知識一樣。“社會學”不必也未必能“導正”所謂“偏頗”的想法(因為“正”與“偏”是相對地),但至少能提供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解釋”,而這個解釋通常是經由實證資料的搜集來支持或是經由理論邏輯的推演結果。由于現代知識的建構方式,通常強調“系統”而不是零散,重視“累積”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統”與“累積”的知識成為現代學術的特色。“社會學”的特色就在強調“系統與累積”,主要能提供我們一般性(即大數法則)的知識。當然這并不能說是“正統”知識,只不過是能透過現代“科學”技術或程序的“實證資料”來加以支持的說法而已。透過社會學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有助于我們了解“一般”現象(而不是和一個人的想法),這或許可以幫助一般人跳脫出以自己經驗為主的“認知”與視為當然的“常識”。同時,熟悉(常識)使我們“視而不見”,“去熟悉化”則是社會學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開我們的社會觸覺,讓我們“見人所不能見”,看清楚這個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幾乎是命定的必須以“常識”為探討對象的社會學讓人們往往以為社會學并無舉足輕重或者對實際人類社會貢獻——甚至有些人直覺地就去質疑(或者否定)社會學的科學地位。但其實,社會學的知識具有強烈批判品格(盡管社會學之中的某些說法被視為是保守、靜態且傾向于維系“現狀”(htestatusquo)的),社會學的這種批判品格也是常識所不具備的。
另外,在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由于早期的社會科學家在其研究和理論中,也使許多他們那個時代的相當普遍的常識性假設成為理所當然(take—forgranted)的東西。社會學最近幾十年的進步,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就是對常識性假設進行再考察,對它們做出批判性評價,在必要的地方以經過科學的證據嚴格驗證的觀點來取代。
因此,現在也有一些關于“社會學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會學庸俗化”問題提出來,希望使社會學學科的特性更加凸顯。在這些論者看來,對社會學家而言,常識只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的一個題目,而不是社會學理論的源泉。這種提醒顯然是必要的,由于社會學家們都生活于常識的世界里,他們對自己所利用的常識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這樣一來,他們在自己的社會學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識當成了社會學知識(當然,反過來說,有些社會學家不是從學科、專業的角度出發做出的社會評論,我們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會學的知識或者社會學的理論成果)。
2.社會學與常識的聯系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學對社會的介入越來越廣泛、深入,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也由原來的似乎理所當然的“社會學與常識相對”的態度要變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會上,一方面,社會學家通過電視、廣播、報刊雜志、書籍等等媒介傳播自己的思想觀念,似乎什么樣的情況下社會學家都可以發言且常有驚人之語,另一方面,有些輿論把社會學家的工作稱為“花大量的錢財去發現盡人皆知的事實”,把社會學家在大眾傳媒中傳播的很多“從社會學的角度”、“以社會學的視角”所作的分析稱為“庸俗社會學”。社會學家對社會現實的全面介入與社會輿論對社會學的譏諷之間的張力使得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又重新成為社會學家反思的對象。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社會學危機”,更是促進了人們對社會學與常識(實際上從更為寬泛的角度來講也可以說是社會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作出反思。
如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香港的社會學家張德勝在其著作《社會原理》中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評論。張德勝的基本觀點是“道不遠人”,社會學的規律來自于人們的社會生活,因此,它自然不會與人們的常識認識太過疏遠。
我國目前正處于計劃經濟暨集權政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暨民主法治社會轉型時期,在體制變革、社會轉型的時期,社會中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處于非均衡狀態,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隨著貧富分化的增強及利益的進一步分化,地區發展不平衡、分配不公、就業難、看病難、房價過高、反腐壓力大、教育公平問題、階層固化問題、環境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等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大量出現,一方面,我國公民權利意識不斷覺醒與提高、權利訴求與利益表達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我國現有體制或體制轉型中的“真空地帶”卻無法或難以有效滿足公民的權利訴求與利益表達,民眾在權利救濟渠道匱乏時不得不以種種非常規方式來維護權益,就是所謂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弱勢群體利益訴求渠道受堵,導致不滿不斷積聚,就會使利益沖突這種現實性沖突演變成破壞性極大的非現實性沖突甚至政治沖突。
二、中國式維穩目前存在的思維悖論和現實困境
筆者通過觀察發現,目前中國式維穩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維穩概念擴大化、寬泛化。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對“穩定壓倒一切”的理解呈現出了“片面化、簡單化、紙面化”的趨勢,即片面地理解“穩定”即是“不出事”、單純地壓制“社會不穩定因素”“維穩”近年來在部分地方呈現出擴大化趨勢和泛化趨勢。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就表示,現在的中國社會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話題和“敏感”時期,甚至把一些國計民生的問題,都搞成了所謂的“敏感”問題。
(2)維穩方式運動化、組織化。事實上,在各級政府實踐“維穩”工作的過程中,在應對時,缺乏主動、及時公開信息的思維邏輯,而是采取一些簡單化的處理方式,要么封鎖消息,要么遮遮掩掩,故意視而不見。很多地方政府時至今日仍然沿襲著計劃經濟時代行政大棒處理所有問題的管理思路,仍采用運動式的辦法來應對。
(3)維穩手段政治化、行政化。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剛性穩定的政策指導下,地方政府形成了“上訪等于不穩定”的思維定勢。“不發生,無大規模上訪,無人進京上訪就叫穩定”,并以此為重要指標評價干部能力和政績。這種嚴苛的倒逼問責機制使得有些地方政府頻繁動用國家工具甚至勾結黑惡勢力,采取諸如、毆打、拘留、罰款、勞教、判刑、連坐以至于公然在北京雇傭私人保安公司開設“黑監獄”等手段壓制上訪群眾,嚴重侵犯了他們的各種合法權益,甚至造成上訪群眾人身和精神的巨大傷害。
三、探尋維護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新模式
(1)科學的穩定觀和社會沖突觀是構建轉型中國維穩新模式的理念基礎。科學穩定觀是堅持以人為本、動態、公正、民主、和諧、可持續的法治穩定觀。穩定觀的現代轉型主要體現為:①從簡單的“管控人”轉向真正的“以人為本”是科學穩定觀的核心;②從機械穩定轉向有機穩定;③從回避沖突到正視沖突。
(2)公平正義是構建轉型中國維穩新模式的價值之基。社會公正是政治穩定的價值基礎,是一種支撐社會政治穩定極其強大的內在心理力量。社會公正是人的基本權益需要,有助于人民維護和發展其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①牢固確立公民權平等的制度基礎,通過制度和政策的調整與改善實現每個人生存、發展機會的平等化;②努力消除一切有違機會公正的體制和機制障礙,統籌效率與公正、機會公正與結果公正的關系,統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與社會之間的發展與穩定,防止社會的兩極分化。
(3)現代國家制度體系是構建轉型中國維穩新模式的制度支撐。制度建設不僅有利于節約社會交易成本和國家治理成本,而且還能有效緩解社會不滿情緒,具有預防和化解社會沖突的功能,合理的制度設計能夠吸納、疏導和緩解社會不滿,實現社會政治秩序的和諧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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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支持;失獨老人;養老問題
運用社會支持理論,分析失獨老人存在的養老困境,著力構建失獨老人養老服務社會支持體系,對于增進失獨老人的福祉,豐富和完善當前我國養老保障體系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社會支持理論視角下失獨老人面臨的養老困境
(一)生活照料支持缺乏
失獨老人在失去自己唯一的孩子后大多數選擇獨居,因而在生活上會遇到很多困難,有些身體狀況較差的老年人們面臨的問題會更加嚴重,做飯、洗衣、拿藥、家務都不能獨自完成,日常生活無人照料就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二)經濟保障支持不足
任何一個家庭,基本的經濟狀況是決定該家庭生活水平的首要因素。對失獨家庭的父母來說,子女的缺失直接導致他們在經濟上得不到額外的支持,再加上自身年事已高,收入來源單一,使得他們的生活狀況不容樂觀。而對于政府發放的失獨補助金,絕大多數人都表示標準過低,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三)精神慰藉支持匱乏
孩子的離去帶給失獨父母巨大的傷痛,有些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接受這一事實。失去唯一子女的失獨老人,身體和心理都受到嚴重的創傷,我們無法體會到失獨老人那種傷心和絕望的程度,他們往往選擇逃避,精神變得極度敏感,甚至出現自我空間極度封閉的情況。
(四)社會交往支持斷裂
失獨老人普遍表示自從孩子去世后,就感覺一切都變了,變得不愿意和人接觸、交往,對外界比較排斥。他們的社交圈子變得非常狹小、正常的社會交往能力退化,這種情況亟待改變。
二、社工介入失獨老人養老服務的策略
(一)失獨老人方面
失獨老人是社會工作者開展服務計劃的核心人物,因此社會工作者在與失獨老人進行個案會談時,要用理解、尊重、真誠、關懷、接納等態度,這是服務計劃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社會工作者可以在不同時間段參與服務計劃,訪談時間約為每一周安排一次,了解失獨老人的生活現狀以及服務計劃介入后的改變,及時發現失獨老人出現的問題,幫助案主梳理現有的資源網絡,更好地提供服務。
(二)家庭成員方面
家庭是一個人生存的基本單位,所以家庭成員對于失獨老人來說意義重大。每個個體的行為舉止以及心理狀態的體現都會受到其家庭生活狀況的深刻影響。社會工作者要深入了解失獨老人與家庭成員的生活現狀以及他們的相處模式和溝通模式,包括各個關系網絡的親疏遠近,讓失獨老人與家庭成員站在彼此的角度考慮問題,共同協助失獨老人走出生活的困境,健康快樂地生活。
(三)社區方面
根據人在環境中的理論,如果家庭是失獨老人日常生活的小環境,那么社區就是失獨老人日常生活的大環境。社會支持理論也表明社區是失獨老人社會支持體系的一項重要分支。所以,要想了解失獨老人生活狀態,離不開社區。社會工作者可以向失獨老人所生活的社區、居民等進行訪問,全面搜集失獨老人的社區生活資料,及時發展社區可利用的資源,以便為失獨老人提供必要的幫助。
三、完善失獨老人養老服務的建議
(一)呼吁政府部門盡快完善失獨家庭保障制度
失獨家庭養老問題的解決不僅包括經濟救助,還包括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治療等。因此,在政策幫扶中,應呼吁政府探索并建立對失獨家庭的全面照顧政策體系,積極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和獨生子女保險制度,加強獨生子女家庭抗風險能力,為失獨家庭提供強有力的多重保障。做到切實維護獨生子女家庭合法權益。
(二)注重心理輔導和情感關懷
失獨老人在失去自己唯一的子女后,內心的痛楚是我們常人無法想象,只有切身經歷的人,才會感受到失去子女生命的心理創傷難以彌合。如果失獨老人得不到有效的情緒舒緩與心理治療,悲傷苦悶長期在心理生根,會逐漸失去與外界聯系的信心。社會工作者可以通過陪伴與傾聽,要用同理心開展服務,不斷疏導悲傷情緒,提供情感支持。
(三)組織失獨老人抱團取暖實現自救
社會支持理論認為,參與社會活動積極性高的老年人比參與社會活動積極性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滿足并更能適應社會。失獨老人在進行小組活郵保要有社會工作者進行指導,以區域、年齡等標準進行分類,通過社會力量的支持,讓失獨老人們學會自救,互相鼓勵相互救助,促進失獨老人自我組織活動,提高他們的活動水平,達到抱團取暖的互助效果。
(四)發動社區社會力量營造關愛失獨的社會環境
社區工作人員要及時發現失獨老人的生活現狀,并進行全面的資料登記備案,當上級民政部門有補助探訪時,要積極如實申報,讓失獨老人感受到政府關懷。社區應經常開展老年人文娛活動,社區工作人員可以鼓勵失獨老人參與社區活動,多和其他老年人溝通交流,提高社會參與度,感受社區力量,使得對社區擁有心理歸屬感。
從社會支持理論視角出發,一個人擁有的社會支持網絡越強大越廣泛越能夠更好地應對內在的困境和外在的挑戰。失獨老人面臨養老困境,需要政府、社會、社區、社工、家庭成員以及失獨老人自身的相互配合。只有各方力量兼具,共同為失獨老人養老困境做出努力時,才能保障失獨老人的晚年生活。
參考文獻:
[1]方曙光.社會斷裂與社會支持:失獨老人社會關系的重建[J].人口與發展,2013(05)
[2]冉文偉,陳玉光.失獨父母的養老困境與社會支持體系構建[J].新視野,2015(03)
[3]馮慶林.探討“失獨”家庭養老服務社會支持體系的合理建構[J].社會福利(理論版),2015(11)
關鍵詞:社會文化理論 初中語文教學 小組互動
在目前的初中語文教學中,作為教學實施關鍵性環節的小組互動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教學的有效展開。大多的小組互動中,雖有小組的形式,但缺乏生生之間的有機合作,部分學生往往在交流中掌控著話語霸權,而另一部分學生則成為了聽眾和陪襯。另一方面,生生之間缺乏思維碰撞的對話過程以及自我的反思過程,許多小組互動在表面看起來轟轟烈烈,可一節課下來,卻發現學生什么也沒學到,更別談個人認知的發展。基于此,探析社會文化理論視域下小組互動的內涵,進而提出促進初中語文教學中小組互動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社會文化理論:社會共享活動向內化過程的遷移
維果斯基是社會文化理論的代表人物。社會文化理論不是關于人類生存的社會層面或文化層面的理論,而是關于人類認知發展的理論。社會文化理論把語言習得看做是將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1]語言發展產生于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中學習者積極建構意義,并通過該過程獲得發展。可以說,發展即是“社會共享活動向內化過程的遷移。”
維果斯基認為,所有的人類活動都是在文化背景中發生的,人的發展離不開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對維果斯基而言,認知的發展過程不是兒童獨自完成的,而是在和外界環境的不斷接觸中完成的。從本質上講,知識的習得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是在與他人交往的環境中,透過經驗分享和價值協商后達成的一種共識。同時,維果斯基強調個人所擁有的主觀知識不是傳遞和復制來的,而是個體在自身經驗的基礎上主動建構知識的。不管是個人本身擁有的主觀知識還是在溝通、分享、并對他人的觀點檢驗、評判后形成的新知識都是個人內化的表現,整個過程都要求個人主動發揮自己的建構能力。由此,維果斯基指出,兒童與他人之間的交互是認知發展的基礎,稱為“智力之間的活動”;兒童對雙方之間的交互,協商,爭論的過程進行內化,稱為“智力之內的活動”,學習就是智力之間和智力之內的活動的結合。[2]
二、社會文化理論視域下的小組互動學習的內涵
(一)小組互動的目的在于促進認知發展
社會文化理論視域下的小組互動的核心目標是促進認知發展。即,小組成員的互動不是傳遞預設答案的過程,而是在相互溝通和理解中促進新知識的生成。維果斯基認為,教學就是要立足于學習者的現有水平,促進未來發展。個人認知發展的過程可歸納為下圖:
從上圖可以看出,個人認知的發展經歷了他人提供支架式幫助,個人通過有意記憶脫離幫助,內化為無意識的行為這三個階段,是一個無限遞歸循環的過程。在小組互動中,小組成員通過外化的同伴交往活動及個體內化的過程來獲得對事物的正確認知,最終達到促進個體認知能力的不斷發展的目的。因此,課堂上的小組互動絕不是看起來氣氛熱烈,學生滔滔不絕卻一無所獲,而是要了解認知發展的過程并能真正促進學生的發展。
(二)小組互動過程的有機合作性
社會文化理論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最近發展區。該理論認為,學習者的問題解決能力不僅在作為成人的教師和一定的專家指導下,而且在有更高能力的伙伴存在的場合,能夠提升到更高的發展水準。[3]維果斯基詳細解釋了“更高能力的同伴(more capable peers)”,他指出,不需要每位小組成員在所有方面都表現到最好,因為大部分的活動都包括一系列的任務,某一成員在他擅長的部分可以給予他人幫助,同時在其他不擅長的部分也能得到他人的幫助。即使同伴之間的能力相當,但一個小組集合了所有成員的個人貢獻要比獨自一人更能建構一個解決方案。
小組互動過程的有機合作也意味著每個成員集體責任感與合作精神的培養。這里學習不是“個人自掃門前雪”的個人活動,學生不再是學習中的“單干戶”,相反,每個人對自己負責,也對他人和集體負責,達到利益相關、彼此共贏的格局。在這樣一個社會關系網中,學生既能形成正確的自我認知,又能欣賞同伴,關心他人,彼此自尊自重,互信互愛,獲得思想上的成長和精神上的滿足。
(三)小組互動過程的對話性
課堂教學歸根結底是一種“以對話為媒介的交互作用的文化實踐活動”,知識是隨著對話的繼續而被不停地生產出來的東西。[4]對話的過程存在著大量的討論行為,學生總是在分享和交流所需的資源和信息,總是在提供有效的反饋和幫助。
在小組互動中,由于每個學生的背景知識、認知結構都不盡相同,在與同一信息相遇時,就會產生不同層次的理解和各有特點的反饋。通過小組交流,又喚起了他人不同的或相似的觀點和見解,或是責問,或是補充,或是質疑,或是批判,從而對某一問題產生了更高質量的理解。當然,這一理解并不一定要最好、最正確,重要的是在解決這一問題時小組成員通過智慧的碰撞、思想的交通衍生出大量的協商,以及為克服表達上或是內容理解上的障礙而做出的會話性調整。正是這種同伴之間的對話引導著互動過程不斷深入,實現了知識的分享和情感的共融。長此以往,學生就會逐漸擺脫原有認知的局限性,超越自我的能力水平,思維得到發展。
(四)小組互動的反思性
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理論的獨特之處在于同時考慮社會活動與內化過程并將兩者聯系起來,使之相互促進。因此,課堂上的小組互動不僅包括學生間的討論、交流,也包括學生觀察、感受和傾聽他人解決問題的態度和方法并加以模仿、內化和應用的過程。將學生機械的分組,簡單的組內交流不一定會對學生產生真正的影響,也不一定會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所以,要讓學生的行為發生實質性的改變,還需要具備一定的反思能力。
反思是指在小組互動中,生生之間不斷的內化彼此的觀點,吸取他人解決問題的經驗策略,再與自己原有的知識和經驗進行對比,發現認知沖突,擴展和修正認知結構,從而形成對事物更高層次的理解。小組互動中,生生進行反思的主要手段是對比。對比不是一個孤立的,靜態的教學階段,它總是內隱于生生的對話、協商、感知和領悟之間,正是在不斷討論和探究中,實現著反思的過程。反思沒有好壞之分,關鍵在于生生在智慧的碰撞中發現自己思維的局限并改進的過程。
三、社會文化理論視域下初中語文小組互動式教學的策略
(一)營造一種促進平等、合作與探究的心理和空間環境
社會文化理論視域下的教學就是要創建一個致力于關心、合作、對話、意義生成的課堂學習共同體。[5]在初中語文教學中,教師應為學生提供一個平等、合作的心理環境。小組成員之間沒有地位高低之分,任何一方的觀點都不是絕對的權威,每個人都有機會獨立思考并暢所欲言。同時,教師在面對學生的不同聲音時,不能以自己預設的答案來判斷學生的回答正確與否,而要抱有一種尊重、民主的心態,認真傾聽和反思,鼓勵學生勇敢表達。此外,語文課堂應該充滿對學生具有挑戰性的各種真實的探究機會。學生可按照自己的節奏,結合自己的經歷,自我調控地去發展。只有當學生們真正享有解決問題的自時,小組互動才能從真正意義上營造出平等、民主的氛圍。
小組互動是在一定的空間環境下進行的,教學場景的布置應體現合作與創新。在分組方面,根據學生的性別、性格、學習態度、動手能力等智力與非智力因素劃分為互補性的小組,每組4-5人。教師可對小組內成員分配角色,如,匯報員、記錄員、監督員、檢查員、組織員等。在座位設計上,盡量為“田字格”形結構,這樣有利于生生、師生之間通過手勢動作、面部表情來進行互動。
(二)創設開放性問題,開展任務型學習
任務最主要的是關注意義,關注學生如何表達想法,傳遞想法。在語文課堂教學中,教師應選擇學生感興趣、有話說的話題,并圍繞這一話題設計一個完整的任務鏈,任務之間由易到難,逐步推進。如教師在教授李白的《行路難》一詩時,可以設計以下三個任務來幫助學生理解。第一:“你心中的李白”。這個任務學生主要通過了解李白的生平以及回憶學過的李白的詩來談談自己的感受。第二:“走進李白”。 讀文是為了閱人,那么在這首詩中你看到了一個怎樣的李白。可以從文章的主旨以及字詞句理解的角度來談,如“冰塞川”象征著作者面對的艱難險阻,“拔劍四顧”暗示了作者不甘消沉,奮勇直前,“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又唱出了作者充滿信心與展望的強音。第三:“李白與我”。這首詩表現了詩人怎樣的志向?我要從詩人身上汲取怎樣的品質?擺脫了傳統的詩歌教學僅停留在背誦,字詞翻譯等知識層面上,這節課上的非常成功,人人都置身并享受完成任務的過程,興趣濃厚,情感充沛,你來我往,討論熱烈。
此外,在任務的完成中,教師也要多提富有開放性及探究性的問題,以便引發學生展開積極的交流與合作。如,和李白經歷相似人物,你還知道哪些?他們有著怎樣的經歷?這類開放性的問題答案是不唯一的,不唯一性使得不同觀點的學生在思想的交鋒中來展示各種觀點并最終達成共識。當然,相對結果來說,更重要的是智慧碰撞的過程,既提高了學生的表達能了和思維能力,又能培養學生的合作意識和交際能力。
(三)設計開放性和探究性的問題
語文課堂中教師要多提開放性及探究性的問題,以便讓學生進行發散思維,引發生生之間展開積極的交流與合作。如,在教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時,教師可以提問“老北京胡同有什么特點?”進而思考:“老北京與其他文化名城有什么區別?”要回答這一問題,學生就需查閱資料,了解我國的文化名城,進行比較,進而深入討論。又如,在教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時,小說中的阿Q以丑為榮,盲目自大,自我陶醉于虛偽的精神勝利之中。但在現實生活中,精神勝利法造就了人們積極寬容的處世心態,面對困境時要多考慮積極的一面,忽略消極的一面,請同學們就精神勝利法談談自己的看法。像這種開放性和探究性的問題答案是不唯一的,不唯一性使得不同觀點的學生在思想的交鋒中來展示各種解決問題的策略。當然,相對結果來說,更重要的是智慧碰撞的過程,既提高了學生的表達能力和思維能力,又能培養學生的合作意識和交際能力。
(四)采取促進學生合作與發展的評價方式
語文新課程標準的核心理念是“關注人的發展”。這就決定了在語文課堂中,評價不僅局限于學生可以量化的知識,還應把態度、情感,合作意識,反思能力等作為評價的內容。
課堂測試是一種最普遍的評價方式,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課堂測試更多關注的是學生的個人提高分以及個人在小組中的得分。以提高分作為對學生評價的依據,改變了以往那種為了個人名次而爭輸贏的模式,使學生清楚的認識到,不論以往成績如何,在一個學習共同體中,只要不斷努力,力爭超越自己就能不斷進步,就能為小組做出相應貢獻。這樣,學生的自尊心、學習態度、合作意識也會相應的發展。
描述性評價也是一種很重要的評價方式。與傳統的評課方式相比,描述性評價尊重每一位學生的差異性與獨特性,僅僅如實的描述現象,如學生的參與程度,互動狀況,是否有創新的觀點等。每一位學生都能通過其他小組成員或老師所提供的信息描述來調整自己的學習狀態和學習策略。用描述性評價來構建相互依賴的合作關系,同時促進自身積極反思,將是促進學生合作與發展的重要法寶。
注釋:
[1]高瑛:《認知與社會文化理論視域下的課堂互動話語研究述評》,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09年,第4期。
[2][5]Wells:Dialogic Inquiry:Toward a Socio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ory of Educa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