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圖書情報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所謂的圖書情報事業,就是指對知識以及信息的綜合管理,首先它要求對知識和信息進行廣泛的收集,進而為人們提供更多更豐富的知識和信息,達到不斷開闊人類思維、更好地指導人類活動的目的。圖書情報需要將收集到的資料進行篩選,將精華保留、糟粕去除,有效避免人類在獲取認識的道路上走彎路。還需要對選擇出的信息進行二次加工,將其與人類的需求和當今世界的發展進行結合,將陳舊的知識進行更新,并能夠很好地與其他知識和信息進行融會貫通,達到更新知識的結構體系;對知識進行分類時要按照一定的原則和要求進行,將知識進行分類與保存,便于后續的查閱,也可以有效避免在需要時能夠及時迅速地找到需要的知識,其終極目的還是為了達到傳播知識,對知識進行開發與利用,促進國家文化的建設和可持續發展,不斷增強國家實力,提升國際形象。
二、當前我國圖書情報事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當前我國的圖書館事業發展還存在很大的缺陷根據當前我國的國內壞境,整體上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有很大程度上需要提升。對于大城市、市級城市而言,其在建立圖書館工程上發展還是較為成熟穩定的,為學生和市民提供了相對較好的攫取知識的場所。然而,當前許多新型圖書館是在傳統圖書館的基礎上改造而成的,圖書館里的工作人員也多是以往的老職工,對于新的員工培訓還不夠完善和成熟。當前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是逐漸拋卻以往的傳統模式向著現代化的模式邁進,但是,在圖書館人才的需求上,因為受到行業發展的限制,所以就業問題是一個需要仔細考量的大問題。另外,我國當前對于鄉鎮圖書館的建設還不夠重視,許多鄉鎮圖書館建設過于落后,鄉鎮圖書館在不論是管理上還是福利待遇上都有很大的欠缺。從而導致很多人才并不能學以致用,新工作人員的潛能和才能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總之,諸多問題的存在導致我國圖書情報事業一直沒有很大的發展。再一個就是在硬件管理上,經濟的制約和限制,圖書館過于傳統守舊、圖書館工作人員結構穩定和年齡過大,這些都是需要利用新型科技和管理手段去加以改變的。2、圖書情報行業綜合型人才嚴重缺乏對于我國圖書情報事業來說,其良好的發展需要的是一種綜合型人才,這種人才不僅只是對于情報學科有著充分的認識,同時在別的方面也要有很好的發展。這些主要包括對其創新技能、自身素質、適應能力的要求等。我國當前雖然一些高校的圖書館專業設立相對來說時間還比較長,但是對于綜合性人才的培養上還欠缺很多,整體上大學生們主要還是偏向于理論認識研究,落實到具體的實際能力上綜合性并不是很強。對于圖書情報工作來說,它需要的知識面十分寬廣,因此其對人才的需求更多是一種對高級人才的需要,特別是當前社會網絡科技不斷發展,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圖書情報事業的從業人員只有充分的了解科技發展前端的知識,才能夠更好的理解圖書館未來發展趨勢,所以彌補圖書情報事業人員缺口這一問題也是圖書情報事業需要多加注意的一個方向。
三、知識經濟形勢下我國圖書情報事業的未來發展定位
1、對信息資源準確定位。采取多種手段廣泛收集信息資源,并對信息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和有序的組織,以最小的成本促成信息資源不斷的更新換代。當前社會信息化和數字化時代慢慢的加快,對信息資源還要能進行合理的分類及數字化呈現,從而使人們在獲取的時候更為方便快捷。2、對信息服務進行定位。“服務”這一問題隨著社會不斷人性化的發展,人們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在圖書情報事業發展中,除了要提供個性化和專業化的服務,還要能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保障資源可以共享,并運用當前社會科技優勢,為客戶提供遠程操作與“面對面”相結合的服務。3、對信息技術進行定位。圖書情報部門應當建立自己的網站,不斷對自身系統進行更新,不斷完成自身建設的自動化,在未來人們的生活中,應采用網絡服務與數字化相結合的方式為人們提供服務,盡可能降低不必要的時間及精力的損耗,達到良好發展。4、對組織管理的定位要明確。在圖書情報事業中,對資金要合理的安排,對人員要進行必要的培訓,組織的建立要穩定,保障圖書情報事業作用的持續發揮。
關鍵詞:情報科學;載文分析;引文分析; 文獻計量學
《情報科學》是教育部主管、中國科技情報學會與吉林大學共同主辦,是集理論性、實踐性和知識性于一體的學術性刊物,是我國情報學研究領域較具影響的專業核心期刊。先后被評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吉林省科技類一級期刊,并被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等著名數據庫收錄。他所刊載的論文基本反映了我國情報學領域的學術水平和研究動態。本文運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選取《情報科學》2012年(1-12)期所刊載的387(書評除外)篇學術論文為研究對象,從載文及引文兩個方面進行全面細致的統計分析,并從中總結一些規律和特點,為促進圖書情報學科研工作者學術交流提供參考數據。
1 載文統計分析
1.1 載文量
載文量就是某種期刊在一定時期所刊載論文數量的多少,是衡量一種學術期刊吸收和傳遞情報能力的主要指標[1]。一般來說,反映期刊信息含量的主要指標是期刊的載文篇數、平均每期的載文量、平均每篇文章所占篇幅頁數及篇密度等。統計結果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2012年《情報科學》總頁數1907頁,載文量為387篇,期均發文量為32.25篇,篇均頁數為4.93,篇密度為0.20。以上數據表明該刊文獻數量較多,文章篇幅適中,讀者獲取信息量相對較高,是圖書情報學科研工作者學術交流的重要學術性期刊平臺。
1.2 基金論文統計
基金論文的生產力是衡量一個學科科研實力的水平、科研組織能力及學科社會地位的重要標志[2]。基金論文率,即某一刊物所載的基金論文在刊載論文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基金論文率數值的大小,可直接反映刊物吸納基金論文的能力,同時也可從側面間接反映刊物報道本專業領域最新研究動態的能力。期刊刊載的基金論文率高,說明期刊學術水平較高,這是評價期刊和論文質量與學術水平的重要而客觀的指標之一[3]。統計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2012年《情報科學》所載基金論文192篇,占論文總數的49.61%,在同類期刊中處于領先地位,其中國家基金論文77篇,占論文總數的19.90%,有效地保證了《情報科學》明顯的創造性和較高的學術水平。
1.3 關鍵詞
關鍵詞是文章檢索點的入口,同時也是論文論述的核心及重點,它為研究該領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檢索此文獻的最便捷的路徑。統計結果表明該刊2012年全年標引關鍵詞為1468個,篇均關鍵詞3.79個。說明該刊比較注重提示論文的主題和標引深度,為用戶檢索利用和文獻的的開發與利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據。表3列出的是使用頻次前十名的關鍵詞,從表3可以看出關鍵詞詞頻最高的是圖書館和數字圖書館,這充分表明《情報科學》發表的學術論文,是以圖書情報學為主的刊物。
2 引文統計分析
引文是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能表明論文的科學依據和歷史背景,又能顯示一個學科的發展歷程以及多個學科之間在內容上的聯系與區別;另外,引文也能表明作者對前人成果的尊重以及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的提高、發展與創新[4]。由此可見,引文是衡量學術期刊信息吸收能力和相互滲透能力的重要指標。本文從引文數量、引文類型、引文語種、引文年代、引文期刊和引文專著分布等方面進行統計分析。
2.1 引文量統計分析
引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論文作者對本學科和相關學科文獻情報的了解和吸收能力。一般情況下,引文量越大,說明作者吸收文獻信息的能力越強。從表4可以看出2012年《情報科學》篇均引文量13.46條,遠高于我國科技期刊論文的平均引文量8.86篇[5]。這說明《情報科學》作者掌握的相關資料全面,注重科學知識的繼承和發揚。
2.2 引文類型統計分析
引文類型把引文分為期刊、圖書、網絡、論文集、學位論文及其他(包括報紙、報告等),統計結果見表5
從表5可以看出,《情報科學》的引文主要來自期刊,占總數的68.46%,略高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學者利用信息的40%一60%來源于期刊,期刊之所以成為引文中的主要情報來源,是與其出版周期短、信息量大、內容新穎、傳遞速度快、出版連續和檢索方便等特點分不開的,今后期刊仍將是我國圖書情報學研究人員獲取信息的首選情報源。隨著各種文獻資源開放存取的不斷擴大及人們對網絡資源的認可,網絡信息資源的重要性日益凸現,占總數的12.00%,略高于圖書。這也是圖書情報學科研工作者利用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逐步增強的具體體現。
2.3 引文語種統計分析
引文語種的分布是測試期刊發文作者利用國內外文獻和情報吸收能力的指標。從表6可以看出,2012年《情報科學》全年引文外文文獻達35.73%,說明該刊作者注重和善于吸收國外的最新研究信息,載文具有較高的信息容量。但引文語種較單一,獲取英文以外的外文專業信息不足。
2.4 引文年代統計分析
對引文年代分析可反映出文獻的傳播利用及老化規律,從表7可以看出,2012年《情報科學》引文高峰區在09-11年,這與國際公認的科技期刊的有效利用率的高峰期是三年的觀點吻合。同時普萊斯指數在50%以上,比科技期刊各學科普賴斯指數的平均值50%高[6]。說明我國圖書情報學研究人員始終站在學科發展的前沿,善于吸收和消化新知識,保證了本刊知識更新的速度,同時也說明本刊是圖書情報界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代表性刊物。
2.5 引文期刊統計分析
從表8可以看出,2012年《情報科學》引用21次以上的期刊有19種,引用次數合計達1255次,占總的期刊被引次數的35.19%(1255/3566),被引最多的期刊是《情報科學》,為174次,其次是《圖書情報工作》、《情報理論與實踐》、《情報雜志》、《中國圖書館學報》和《情報學報》,被引次數分別為165、119、105、102和94次,這六種期刊的被引次數遠高于其他圖書情報學刊物,說明這六種期刊是目前我國圖書情報學研究人員利用的主要情報源。他們代表著我國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水平和今后的發展方向,尤其是《情報科學》,被引次數最多,這肯定了其核心期刊的核心地位,同時也說明了該刊辦刊比較有連續性,有自己的學術風格和專業特點。
參考文獻
[1]董小燕.2003年《情報科學》載文、作者與引文的統計分析[J].情報科學,2004,22,(5):551-553.
[2]高 凡,王慧翔.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基金論文產出力調查研究與定量分析[J].圖書情報工作,2004,(10):12-16
[3]夏 旭.《圖書館論壇》基金論文產出力的定量分析[J].圖書館論壇,2006,(4):40-44
[4]董文鴛,袁順波.2002-2004年《情報科學》載文、作者與引文統計分析[J]. 情報科學,2005,(9):1348-1352
[5]趙陽.《圖書情報工作》1989-1996年載文、作者和引文的統計分析與評價[J]. 圖書情報工作,1998,(9):29-36
[6]王崇德.文獻計量學引論[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371.
〔關鍵詞〕知識圖譜;研究現狀;前沿分析;圖情領域
〔中圖分類號〕G250.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821(2012)09-0020-05
隨著社會信息化和知識化的迅速發展以及iSchool(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iSchool)聯盟的不斷推進和壯大,推動了圖書情報領域的研究范圍從傳統的圖書情報領域拓展到信息科技領域、研究對象從實體的圖書情報機構延伸到虛擬數字空間。這些變化使得圖書情報學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與重視,眾多專家學者對圖書情報學在社會變革和日常工作中發揮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有著更深層次的認識和理解,對于圖書情報學知識結構及其演化規律的探索也在不斷向前推進[1-2]。本文在此背景下,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國際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現狀和熱點,運用知識圖譜方法[3]對該領域的相關文獻進行以定量分析為主、定性分析為輔的研究,分析和探索國際圖書情報領域研究現狀和前沿,把握國際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脈絡,明確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的發展趨勢,為我國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重點和方向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為推動我國圖書情報學的發展和繁榮提供活力和契機,使其更好地適用于我國信息化社會的建設。
1 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的數據來源于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建立的全球著名的綜合性社科類文獻數據庫——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該數據庫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來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科學論文的數量進行統計分析的大型檢索工具,內容覆蓋社會學、法律經濟、管理系、信息科學等55個領域,具備很高的學術影響力,所收錄的文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國際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的進展和前沿。由于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呈現多方位、全面性、多學科滲透的交叉發展的趨勢,在實際研究中很難將所有數據采集完全。因此,在數據采集的過程中結合《期刊引證報告》中2006-2011年間圖書情報領域平均影響因子排名前十的期刊作為來數據采集的來源期刊,如表1所示。
確定來源期刊后,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選擇ISI和SSCI數據庫以2001-2011作為檢索時間段進行檢索,共獲取包含Article、Review、Proceedings Paper等多種類型的文獻8 975篇,選取占文獻總量70.23%的Article和Review作為分析的樣本,總計6 303條。
2 研究現狀描述
2.1 文獻信息量統計
發表文獻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某個領域的研究水平和發展趨勢。圖1展示的是所選擇的數據來源期刊10年間的發文數量。
圖1 按所選擇的數據來源期刊進行文獻信息量統計
從圖1可以,圖書情報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發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和SCIENTOMETRICS期刊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是美國情報科學與技術學會的會刊,主要發表權威專家的精辟論述,是情報學界的標志性刊物;SCIENTOMETRICS是科學計量學和情報學領域的前沿期刊,主要運用定量方法進行圖書情報領域的計量分析,反映學科的發展趨勢和典型模式。
2.2 論文著者統計分析
著者發文量和被引頻次可以識別某領域的核心作者及其學術影響力[4]。本文選擇發文量和被引頻次排名前十的作者視為該領域的核心作者和高被引作者,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從表2和表3可以看出,EGGHE L以發文量65篇排在發文量榜首,SALTON G以被引頻次453次成為該領域中被引頻次最高的著者。EGGHE L主要從事科學計量學領域的研究,所發表的學術論文大多是關于g-指數、h-指數等相關文獻學文獻,SALTON G主要從事信息檢索、現代搜索技術的研究與應用開發工作,所提出的向量空間模型、逆文檔頻率、術語頻率、術語偏離值等概念和檢索過程中的相關反饋機制,極大地促進了信息檢索領域的發展,被譽為現代搜索技術之父。更引人矚目的是LEYDESDORFF L、GLANZEL W和SPINK A等3位作者在發文量和被引頻次列表中均進入了前十名。LEYDESDORFF L主要從事系統理論、社會網絡分析和社會學創新等學科的研究,有著較高的發文量和被引頻次;GLANZEL W在被引頻次數量上超過LEYDESDORFF L和SPINK A,足見其在圖情領域中的影響力和核心地位;SPINK A曾就職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InfoSpace和Vivisimo,主要從事用戶行為和搜索引擎技術的研究[5]。
2.3 高產機構分析
統計表明這些文獻數據來自937個不同的研究機構,表4列出的是排名前十的高產機構。
遙想33年前,剛剛進入學校學習圖書館學時,缺教材、沒有參考書,這是只要經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會有的記憶。圖書館里的一本內刊《圖書館工作》,以及過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圖書館工作參考資料》,都是大家重要的爭奪目標。以至于到1980年《圖書館工作》更名為《圖書情報工作》公開發行時,我毫不猶豫地從當時每月9塊8毛助學金中拿出1毛4分錢(雙月刊,每期2毛8分,1981年改為3毛,這個價格穩定了好幾年)個人訂了一份。畢業后進了圖書館,雜志雖然由公家訂,但閱讀的傳統還是保持著。同時在任何時候,我都會有意識地向影響所及的相關機構推薦訂閱本刊,包括2009年改為半月刊后訂費立馬增加一倍而群議洶洶時依然如此。
30多年來,《圖書情報工作》給我最深的印象是視野開闊、信息量大、前沿性強。早在1977第2期,就有劉國均先生的《用電子計算機編制圖書目錄的幾個問題》文章,當時看到的感覺就是震撼。此外,每期都有的動態、簡訊,受歡迎的程度也往往超過論文。
《圖書情報工作》給我的另一個印象是主持的一些學術討論引起了當時圖書館界極大的學術關注,有些甚至還引領了整個圖書情報行業的走向。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圖書情報一體化”、“計算機系統開發”、“目錄學研究對象”、“情報需求調查”等討論即是如此。當然,討論引起注意,影響大了,如果有偏差,后果就更嚴重。比如從1984年開始、1986年達到的“圖書館有償服務”討論的最直接后果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有償服務開展得最為徹底:按冊收費,半天2毛。最極端的是過刊不裝訂,碰上半月刊,半天就是4塊8毛,讓我們這些在讀研究生捶胸頓足,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心痛的感覺。
早期的《圖書情報工作》還有一個特點是時常會有一些業外大家如呂淑湘等人的文章,雖然不是很長,但看得出他們是認真的。這個傳統今天應該加以發揚,因為一個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是其他學科對本學科的學術尊重,這種學術尊重的表現之一就是其他學科大家、泰斗的表態與聲音。
在近幾年與《圖書情報工作》合作中還感覺到《圖書情報工作》的一些規定的可敬。比如名家與普通作者在論文質量前的一視同仁,比如同一期雜志上作者只能有一個第一作者署名等等,尤其是后者,從制度上保證了我自己跨學科團隊5年來的正常合作,使得所有參加者均能得到平等的學術待遇,年輕人(包括研究生)在署名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自然就會主動投入。
縱觀《圖書情報工作》的發展歷程,有一個關鍵詞一直貫穿其中,那就是“改版”,由季刊而雙月刊、月刊,直到2009年的半月刊,畫出了《圖書情報工作》發展的完美曲線。尤其是半月刊的推出,相當時間內爭議不斷、評價多元,不過根據我的專業判斷,這大約是《圖書情報工作》幾十年發展歷程中,當然也包括未來發展中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值得肯定的決策,其價值和意義將隨著國內報刊業改革的進程而日益突顯。雖然在《圖書情報工作》領導口中,還謙虛地停留在學術方面,這可能是出于策略性的考慮,但如果將這個決策置入當今新聞出版業改革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的話,就會毫不吝惜溢美之詞來加以肯定。
關鍵詞:網絡學術資源;資源聚合;學科服務;圖書情報
中圖分類號: G250.252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60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rend of Web Academic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Abstract The utilization behavior of researchers have been changed since a surge of web academic resources in big data era. The new characteristic and trend of web academic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stud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re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Citation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itation data from 2010 to 2014 of four top journals in this field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Chinese LIS scholars further improved the utilization of web academic resources in recent five years; (b) LIS researchers indicated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citing web sources which are non-scholar resources, deep resources or resources from specific countries.
Key words web academic resources;resource aggregation;subject service;library and information
1 引言
網絡信息資源中存在著大量對科研工作極具參考價值的學術信息[1],而大數據時代更推動了網絡學術資源迅速增長[2]。網絡學術資源的價值逐漸被廣泛認可,并越來越多的出現在以學術論文為代表的科研成果中。Chen C等[3]研究指出,對網絡引文進行分析有助于研究者認識他們的引文習慣和模式,并能更好地評估引文證據的可靠性。基于此,一些學者通過引文分析的方法試圖探求科研工作者對網絡學術資源的利用行為及其規律。國外學者對這一現象關注較早,其既有對單一學科的研究[4-5],又有對跨學科的比較分析[6-8]。Yang S等[9]研究對比了不同國家的研究樣本后發現,中國學者對網絡學術資源的利用程度偏低。國內研究則大多集中在圖情學科領域,如張洋、張潔[10]分析了2003-2007年間我國四種圖情類期刊的刊載論文引文數據,從網絡引文總數、篇平均網絡引文量、域名分類和作者情況等特征量對網絡學術資源的利用情況進行了探究;丁敬達、楊思洛[11]從網絡引文的類型、分布與可追溯性角度對四種圖情核心期刊2005-2010年的引文數據進行研究;牟佩等[12]對2007-2011年圖情領域的網絡引文數據予以研究;曹樹金、李潔娜[13]在圖情期刊論文的基礎上補充了會議論文和博/碩士學位論文作為計量分析的對象。
綜觀以上研究發現,樣本數據大多集中在2010年之前,尚未有針對近五年來圖書情報領域網絡學術資源利用現狀與趨勢的研究。但大數據浪潮的興起極大地改變了網絡學術資源的體量、種類、更新速度以及價值,而其利用行為和規律的變化并沒有被發現和把握。上述這些以頻數統計為主、缺乏對數據深層挖掘的研究,使得一些潛在的關系難以被揭示。因而,筆者認為對近年來圖書情報領域網絡學術資源利用情況進行研究以指導相關資源聚合、導航等服務工作的展開,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2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公布的《CSSCI(2014-2015)來源期刊擬收錄目錄》中收錄的4種圖情領域權威期刊《中國圖書館學報》、《大學圖書館學報》、《圖書情報工作》以及《情報學報》作為樣本,研究其近五年(2010-2014年)刊載的學術論文引文情況。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和規范性,首先確定萬方數據庫為數據源,在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中采用高級檢索方式將“期刊-刊名”檢索字段分別限定為上述四種期刊,時間限定為“2010年-2014年”,對目標文獻進行檢索。而后通過編寫的爬蟲程序抓取文章簡介頁面的參考文獻和著錄信息。數據采集時間為2015年11月18日至11月22日,剔除期刊中的新聞、通告、快報、簡訊、卷首語等非研究性文章,并輔以人工檢查后,共得到文獻4763篇,其中《中國圖書館學報》350篇、《大學圖書館學報》646篇、《圖書情報工作》3022篇、《情報學報》745篇①。之后利用Excel2010和SPSS18.0統計分析工具對數據進行分析。
3 分析與討論
3.1 總體描述
本文獲取的含引文論文數(a)共4763篇,包含引文(C)89263條,篇均引文量(C/a)為18.74。其中,含網絡引文的論文(Wa)2948篇,網絡引文(W)15216條,篇均網絡引文量(W/a)為3.19條,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W/C)為17.05%,含網絡引文的論文在論文總量中的占比(Wa/a)為61.89%(見表1)。盡管與Sadat-Moosavi 等[14]對Emerald收錄的四個圖書情報領域頂級期刊的研究結論在“篇均網絡引文量”和“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②這兩個指標上仍存在差距。但對比國內學者丁敬達、楊思洛[9]對同樣四種期刊2005-2010年的刊載數據研究結果③,發現統計數據在“篇均網絡引文量”和“含網絡引文的論文在論文總量中的占比”兩個指標上有較大提高,說明網絡學術資源在我國圖情學者中的認可程度逐步提升。特別地,“含網絡引文的論文在論文總量中的占比”這一指標更是進一步貼近了Tajeddini等人[15]對國外六種圖情領域頂級期刊的研究結論④,說明國內學者對網絡學術資源的重視程度與利用能力正逐步向國際水平靠攏。
3.2 網絡引文的期刊分析
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除發文量和單篇引文量外,各期刊在篇均網絡引文量、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含網絡引文的論文在論文總量中的占比這三項指標上差別較大。為客觀地反映出各期刊刊載論文對網絡引文的利用程度,本文借鑒吳淑娟等[16]在研究北京地區高校碩博士絡資源利用情況時使用的方差分析方法進行進一步分析。為避免期刊間引文數量總體差異的影響,本文選取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W/C)作為分析對象。
首先,對四組數據進行正態性檢驗和方差同質性檢驗,Kolmogorov-Smirnov檢驗表明數據不符合正態分布,Levene統計量的值為152.972,p值小于0.01,拒絕原假設,認為四個組的數據不滿足方差齊性的前提條件。故采用非參數統計中的Kruskal-Wallis檢驗對各期刊的W/C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進行考察,結果見表2,卡方統計量為175.944,p值小于0.01,拒絕原假設,表明不同期刊的W/C具有顯著性差異。進一步了解具體是哪些期刊與其它期刊在W/C上存在顯著差異,采用未假定方差齊性的多重比較法分析,結果見表3。由于當p值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時,表明期刊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結合四種期刊W/C數據的均值圖(見圖1),得到如下結論:
(1)《大學圖書館學報》的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顯著高于除《中國圖書館學報》之外的其它兩種期刊;
(2)《情報學報》的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顯著低于其它三種期刊;
(3)《圖書情報工作》和《中國圖書館學報》的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沒有顯著差異。
3.3 網絡引文的年度分析
從2010-2014年樣本期刊刊載論文的網絡引文年度分布可以看出,網絡引文數(W)、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W/C)以及含網絡引文的論文在論文總量中的占比(Wa/a)這三項數據大致呈現上升的
趨勢,而篇均網絡引文量(W/a)更是由2010年的2.3
篇逐年增加到2014年的4.46篇(見表4)。這反映出網絡學術資源對本領域學術研究的影響作用正不斷加深。為進一步了解網絡學術資源利用情況的年度變化規律,考慮剔除掉年度發文量和單篇引文量的影響,本文選取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W/C)這一指標進行深入考察。
首先,對五組數據進行正態性檢驗和方差同質性檢驗,Kolmogorov-Smirnov檢驗表明數據不符合正態分布,Levene統計量的值為40.944,p值小于0.01,拒絕原假設,認為五個組不滿足方差齊性的前提條件。故采用非參數統計中的Kruskal-Wallis檢驗對各年度的W/C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進行考察,結果(見表5),卡方統計量為79.756,p值小于0.01,拒絕原假設,表明不同年度的W/C具有顯著性差異。進而采用未假定方差齊性的多重比較法分析,結果見表6。由于當p值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時,表明年度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結合年度W/C數據的均值圖(見圖2)得到如下結論:
(1)2013年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顯著高于前三年(2010-2012年);
(2)2010年和2011年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顯著低于后三年(2012-2014年);
(3)2012年與2014年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沒有顯著差異。
(4)2014年與2013年網絡引文在引文總量中的占比沒有顯著差異。
注:a. Kruskal Wallis 檢驗;b. 分組變量: 年度
3.4 來源網站類型分析
按照域名可以將常見學術相關網站分為7 類: .com(工商企業)、.org(非營利組織)、.net(網絡機構)、.edu(教育)、.gov(政府)、.ac(學術)、.int(國際組織)[17]。將2010-2014年四種期刊各類型網站引文數據進行整理,得到單篇論文中不同類型網站引文占全部網絡引文比重的均值圖(見圖3)。可以看出,平均被引用比重最高的四類網站類型由高到低分別為.com、.org、.edu和.gov,這與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第36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18]中的中國域名分類統計結果(.com>.net>.ac>.org)有較大差異,表明不同類型的網站提供資源的學術價值和被認可程度存在差異。從學術引文角度來看,本結論與兩份分別針對2005-2010年(.org>.com>. edu>.gov)[11]和2007-2011年(.com>.edu>.org>.gov)[12]圖情領域引文的研究結果也存在一定區別,表現為工商企業類和非營利組織類網站引用比例的進一步提升,反映出我國圖書情報領域研究注重與市場貼合的趨勢。
對七組的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和方差同質性檢驗,Kolmogorov-Smirnov檢驗表明數據不符合正態分布,Levene統計量的值為1265.620,p值小于0.01,拒絕原假設,認為七個組不滿足方差齊性的前提條件。故采用非參數統計中的Kruskal-Wallis檢驗對各類型來源網站數據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進行考察,結果見表7,卡方統計量為3050.376,p值小于0.01,拒絕原假設,表明各類型來源網站數據具有顯著性差異。采用未假定方差齊性的多重比較法分析,結果見表8。由于當p值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時,表明網站類型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結合單篇論文中不同類型網站引文占全部網絡引文的均值圖(見圖3)得到如下結論:
(1)來源于工商企業網站的引文數顯著高于其它網站;
(2)來源于國際組織網站的引文數顯著低于其它網站;
(3)來源于網絡機構和學術網站的引文數沒有顯著差異。
注:a. Kruskal Wallis 檢驗;b. 分組變量: 域名
3.5 資源來源地區分析
除國際域名(如.com、.net)和中國域名(.cn)之外,網絡引文中還多次出現其它國家或地區的域名,本文選取一項針對2010-2012年圖情領域高被引域名分布研究[13] 的前十位國家或地區域名作為研究對象,探索不同來源國家或地區引文間的利用差異以及變動情況。對這十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進行統計,得到網絡引文的頻次圖(見圖4)。與2010-2012年的研究結果比較,發現來源于日本的網絡引文頻次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其次是澳大利亞。
進一步對十組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和方差同
質性檢驗,Kolmogorov-Smirnov檢驗表明數據不符合
正態分布,Levene統計量的值為138.154,p值小于
前提條件。故采用非參數統計中的Kruskal-Wallis檢
0.01,拒絕原假設,認為十組數據不滿足方差齊性的驗對各來源國家或地區引文數據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進行考察,結果見表9,卡方統計量為817.286,p值小于0.01,拒絕原假設,表明各來源國家或地區數據具有顯著性差異。采用未假定方差齊性的多重比較法分析,結果顯示十個國家或地區按引用頻次由高到低分別是英國、德國、臺灣、加拿大、澳大利亞、意大利、香港、美國、日本、法國。(見表10)。由于當p值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時,表明國家或地區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結合十個國家或地區來源的網絡引文頻次(見圖4)得到如下結論:
(1)來源于英國的引文數顯著高于其它國家和地區;
(2)來源于意大利的引文數顯著低于除美國、法國之外的其它網站;
(3)來源于德國、臺灣、加拿大、澳大利亞、香港和日本的引文數沒有顯著差異。
3.6 資源利用深度分析
URL統一資源定位符是對可以從互聯網上得到的資源的位置和訪問方法的一種簡潔的表示。Yang等[19]指出,可以通過“/”在URL中出現的次數衡量URL的深度,即每增加一個“/”,URL的深度加1。被引URL的深度可以反映出科研工作者對以網站為載體的網絡學術資源的利用深度[13]。故本文嘗試對網絡引文數據樣本的URL深度進行統計分析,以期揭示我國圖情學者對網絡學術資源的利用深度規律。統計發現,URL深度為3的引文最多,其次是深度為2和4的,URL深度最大達到16,但從9開始,引文量明顯減少(見圖5)。
進一步按年度整理各URL深度引文在全部引文中的占比,觀察其年度變化。由于URL深度大于8的數據量較少,本文將URL深度為9-16的數據合并統計。根據統計數據可知,2010年、2011年URL深度為2的引文占比最高,2012-2014年則是URL深度為3的引文。從區間上來看,URL深度小于3的引文比例有所減少,尤其是URL深度為1的引文大幅下降,相比之下,URL深度大于2的引文比例增多,URL深度大于8的引文更是逐年增加(見表11)。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圖情學者對網絡學術資源探索和利用深度的逐步增加。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10-2014年圖書情報領域四種權威期刊的引文數據為研究樣本,通過定量的引文分析方法揭示大數據時代我國圖情學者對網絡學術資源利用的情況與新趨勢。
整體來看,盡管五年前本領域研究者已發現網絡引文的增長以及學者對網絡學術資源利用意識的提高,這一趨勢在大數據時代沒有改變甚至更為明顯。雖然作為研究樣本的四個期刊由于載文量、篇幅限制、主題風格等因素導致了指標間的差異較大,但總體而言,網絡學術資源較之以往更多的出現在圖情領域的研究論文中,一方面表現為利用網絡學術資源的論文占比的增長;另一方面表現為單篇論文中的網絡引文量的增長,且這兩項指標的增長幅度都超過了五年前。可見,我國圖情領域學者對網絡學術資源的認可程度進一步提高。可以推測,大數據環境下隨著網絡學術資源的激增和資源獲取成本的降低,研究者對學術資源的獲取與利用行為、習慣已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這一變化將伴隨著資源數字化浪潮愈加深刻。但是,需要承認的是,大數據也會帶來網絡學術資源的認知超載,甚至導致科研工作過程中的信息迷航。為提高學術資源獲取的便利性,建設與開展面向學科領域、服務科研活動的網絡學術資源深度聚合與服務則顯得尤為迫切與重要。而為提高學術資源獲取的精準性,學科服務主體應充分把握大數據環境下科研工作者對網絡學術資源的利用偏好與特征。
本研究發現近年來我國圖情學者的網絡學術資源利用行為呈現出以下突出的特征:
(1)從網站類型來看,我國圖情學者對不同類型的網站提供的網絡學術資源在利用上呈現出一定的選擇性。這側面反映出各類型網站提供資源的學術性、利用價值和可獲取性以及研究者偏好上的差異。相較以往,以工商企業類、非營利組織類和政府類為代表的“非學術類”網站資源在圖情研究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這反映出我國圖情學者在研究過程中越來越重視產業資訊、行業數據與政策法規的價值,使圖情研究更加貼合市場熱點。因而,在對網絡資源進行聚合時,不僅要考慮傳統的“學術”類網站,更要考慮一些諸如政策類、財經類的“非學術”高被引網站,而此類資源常表現出的實時性和動態性則是聚合時的難點與關鍵點。
(2)從資源來源地區來看,除了來自中國大陸地區網站的資源外,大量的其它國家或地區的網站資源出現在我國圖情學者的研究中,表明其外文資源利用意識與能力的提升。在本文研究的十個國家或地區中,英國網站資源被引頻次顯著高于其它國家或地區,而來自于日本和澳大利亞的網絡學術資源在近幾年我國圖情研究的引文中也有較大增長。因而在聚合時應考慮根據以上特征對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來源網站賦予不同權重。
(3)從資源利用深度來看,URL深度的持續增加反映出圖情學者對網絡學術資源探索和利用深度的逐步提高。因而相關網站主機的子目錄資源在聚合時更應得到重視。
參考文獻:
[1] 黃奇奇,鄧仲華.高校圖書館網絡信息資源利用現狀及評價體系研究――以推薦學術站點為例[J]. 圖書館學研究, 2013
(22):44-49.
[2] 蘇新寧.大數據時代數字圖書館面臨的機遇和挑戰[J].中國圖書館學報,2015(6):4-12.
[3] Chen C,Luo B,Chiu K,et al.The preferences of authors of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articles in citing Internet sources[J].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2014,36(3-4):163-170.
[4] Rumsey,Mary.Runaway train:Problems of permanence,accessibility,and stability in the use of web sources in law review citations[J].Law Library Journal,2002,94(1):27-39.
[5] Zhang,Yin.Scholarly use of Internet-based electronic resource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2013,52(8):628-654.
[6] Herring S D.Use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s:A Citation Analysis[J].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2002,63(63):334-340.
[7] Kousha K,Thelwall M,Rezaie S.Using the Web for research evaluation:The Integrated Online Impact indicator[J].Journal of Informetrics,2010,4(1):124-135.
[8] Yang S,Qiu J,Xiong Z.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utilization of web academic resourc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ased on web citations[J].Scientometrics,2010,84(1):1-19.
[9] Yang S,Han R,Ding J,et al.The distribution of Web citations[J].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2012,48(4):779-790.
[10] 張洋,張潔.近年來圖書情報期刊引用網絡文獻的計量分析[J].圖書情報工作,2010,54(2):40-44.
[11] 丁敬達,楊思洛.國內圖書情報學期刊網絡引文的類型、分布與可追溯性分析[J].圖書情報工作,2012,56(24):60-64.
[12] 牟佩,劉文娟,梁雙雙.圖書情報學領域網絡引文現狀分析[J].圖書館論壇,2013,33(3):69-73.
[13] 曹樹金,李潔娜.我國圖書情報領域研究者對網絡信息資源的利用分析[J].情報學報,2014(9):994-1008.
[14] Sadat-Moosavi A,Tajeddini O.Accessibility of online resources cited in scholarly LIS journals: A study of Emerald ISI-ranked journals[J].Aslib Proceedings,2012,64(2):178-192.
[15] Tajeddini O,Azimi A,Sadatmoosavi A,et al.Death of web citations:a serious alarm for authors[J].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2011(16):17-29.
[16] 吳淑娟,王憲洪,蔣玲.基于碩博士論文的網絡免費學術資源引文分析與研究――以北京地區高校為例[J].大學圖書館學報,2014,32(2):85-91.
[17] 丁敬達.國內檔案學期刊網絡引文的類型和相關特征分析――以2002-2011年《檔案學通訊》、《檔案學研究》為例[J].檔案學通訊,2012(6):8-11.
[18]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3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16-03-25].http://.cn/hlw
fzyj/hlwxzbg/hlwtjbg/201507/P02015072354950066708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