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理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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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理論論文范文第1篇
1開設文學課的目的和教學中存在的文論缺失問題
英美文學課是我國高校英語專業教學中重要的專業知識課程。根據2000年頒布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文學課程的目的在于培養學生閱讀、欣賞、理解英語文學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和方法，通過閱讀和分析英美文學作品，促進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的提高，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大綱》明確指出了開設文學課的主體、目的和實現目標的途徑，即：以學生為教學主體，通過“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和方法”(文論)達到“促進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的提高，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而歷來英語專業開設的英美文學課要么是文學史課，要么是文學作品欣賞課，又或者是文學史與文學作品選讀結合在一起，無論是哪一類型的課都忽略了文論教學。這可從歷年來英語專業所采用的英美文學教材窺其一斑，如下表：
由上表可見，現有的文學教材普遍忽視文論的介紹。而英美文學課的目的之一就是教授學生閱讀分析作品的方法，文論就是為讀者提供適當的切入點和批判作品價值的尺度。介紹一些文論，對于開拓學生視野，培養其敏銳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很有幫助。
20世紀西方文論的發展為文學教學提供新的理念
20世紀文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極大地推動了文學自身的發展。20世紀西方文論在研究重點上發生了兩次轉移：“第一次是從研究作家轉移到研究文本，其標志是二三十年代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的崛起。第二次是從研究文本轉移到研究讀者和接受，標志是現象學、存在主義文論和結構主義文論的興起，特別是六七十年代的闡釋學，接受理論和讀者反應批評的崛起，把這次移逐步推向高峰?！蔽膶W研究以作者為中心過渡到以作品為中心，發展為以讀者為中心，突出強調讀者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以作者為中心的閱讀模式一直潛存于廣大教師的頭腦中，直到現在，英美文學教學仍然是圍繞著作者展開的。這無疑將作品置于次要地位，同時也是剝奪了學生作為閱讀主體發揮其創造力的權利。而文論的運用為讀者理解文學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認知方式，讀者可以利用如讀者接受理論、女性主義等當代文論解讀作品。對文論的了解和掌握既可以開拓我們的思維空間，使我們對文學的掌握和講授獲得更多的張力，同時也拓寬了學生的眼界。因此，教師通過借鑒不同的文論，為學生提供了不同的閱讀視角，培養新的思維。
3打破傳統的教學模式。運用多媒體技術將文論引入課堂
傳統教學主導是老師，在授課過程中，教師要兼顧板書、進度、內容等方方面面，使得很多知識因為時間所限不能講解，因此傳統教學被冠以“填鴨式”。由于本科階段沒有“文論”教材，如果以傳統的教學模式給學生灌輸”文論”的知識，學生會更加糊涂，覺得文學課內容枯燥、深奧。這樣就抑制了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不能有效地指導學生欣賞和思考，從而文學作品中固有的智慧、感情、經驗、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審美意識都在這刻板、僵化的教學模式中漸漸喪失，學生的自主性受到嚴重的壓抑和損害。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教學中運用多媒體技術已成為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運用多媒體技術把“文論介紹”部分制作成課件，可以在有限的課時內條理性地將某部文學作品所牽涉到的文論介紹給學生。這樣不僅解決了“文論”的教材問題，而且將枯燥、空洞的介紹文論的語言變得具體形象起來，使學生在短時間內就接觸到了大量新的知識和信息，提高了教學的容量和密度。
文學批評理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文學，倫理學批評，道德批評
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都是文學評價的一種方式從開始備受文人學士的排斥到如今被越來越多的文人所接受并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的出現在某些方面加快了文學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進步
1 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的概念
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出現到如今的廣泛研究其理論已經得到補充和完善理論框架也較清晰對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內容方法批評對象都進行了系統地闡述以及對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關系的論述文學倫理學批評從倫理角度出發對文學作品進行理解分析和論述文學倫理學批評并不是僅僅評價文學作品的好與壞而是從多方面角度來對文學作品進行剖析深入解讀文學作品的內涵道德批評屬于社會學批評其宗旨是服務于社會道德批評針對社會現象進行道德上的評判是維護社會風氣與社會道德發展不可缺少的批評方式道德批評主張文學與社會相結合以道德的觀念看待文學現象和評價文學作品
2 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的關系
文學倫理學批評所針對的是人性主張人都有善惡兩面強調人性中善對惡的控制即從善棄惡文學批評是一種文化現象隨著社會的發展中華文化的精神深深植入了文學批評中去使其形成了美善融合的特點道德批評服務于社會根植于明確的社會價值體系中遵循著社會的道德準則道德批評不允許文學作品有違社會道德并引導文學作品的道德走向道德批評具有較強的兼容性與美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社會學等方法相結合道德批評具有知人論世的社會歷史批評特點兩者的研究對象也不盡相同文學倫理學批評主要用于文學立場的解讀和對文學作品本身進行分析并對作家與文學相關的問題進行研究文學倫理學批評并不從道德立場上評判作品而是以文學作品的歷史環境為基礎站在當時的角度解讀作品而道德批評強調從道德意識出發進行文學批評文學往往也用來詮釋批評家的道德觀點文學倫理學批評和道德批評的區別就是文學倫理學批評是主張人性的但要建立于社會環境基礎之上的道德批評是服務于社會是對文學作品的道德走向進行批評隨著文學的發展文學批評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各種文學批評方法相互依存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會相互融合共同生存從廣義上來說倫理與道德是相同的概念倫理現象又可稱作道德現象道德依托于社會社會的變化直接導致倫理關系的變化而倫理關系的變化也直接影響著道德對倫理是非的判斷倫理和道德又是不同的引發的倫理觀和道德觀也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倫理批評主要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轉變道德批評就是評價其轉變是否符合當今的倫理倫理批評與道德批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的未來趨勢
3.1 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相結合
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都是文學的批評方法文學通過作品本身的語言來向人們表達作者的心中所想在表達過程中也會出現多種手法以達到文學作品的渲染力而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是發展文學創作的主要因素文學倫理主要包括文學的情節人物主題等文學倫理學批評的主要標準是作品情節是否飽滿人物性格是否鮮明作品主題是否突出但僅僅以此批評的標準是無法滿足要求道德批評在文學作品的批評是最具說服力的多種方法結合在一起相互補充才會更好的適應現代社會對作品批評的要求在以倫理與道德相結合的背景下進行文學作品的創作以真實的生活找到創作文學作品的靈感保證文學作品的質量由于文學對于倫理與道德的依賴性使得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文學倫理批評與道德批評的研究對象都是文學作品其出發點批評方式側重點又有所不同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為優秀的文學作品保駕護航
3.2 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有待原創
文學批評理論論文范文第3篇
1995年由羅蘭?約菲執導的影片《紅字》改編自美國 19 世紀著名作家納撒尼爾?霍桑的同名小說。電影以17世紀美國清教殖民地社會為背景，講述了男女主人公阿瑟?丁梅斯代爾和海斯特?白蘭二人從偶然相識、逐步相戀到排除萬難最終相伴的愛情故事。影片播出后，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一方面，人們感動于男女主人公之間曲折的愛情故事，并最終迎來了好萊塢式的完美結局;另一方面，因為它在細節甚至是結局上與原著的諸多不同而遭到譴責。目前，對該電影的研究主要涉及宗教文化、女性主義、反諷手法、顏色及某些事物（如刑臺）的象征意義等方面，主基調是批判當時的清教壓迫，肯定主人公勇敢追求愛情等。本文試圖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角度來分析這部作品，綜合考慮故事發生的背景、清教社會固有的倫理原則或倫理秩序，并以此界定人物的行為。
2004年聶珍釗教授提出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認為“文學是特定歷史階段倫理觀念和道德生活的獨特表達形式，文學在本質上是倫理的藝術”[1]。以此為基礎分析這部電影，我們發現，海斯特?白蘭和阿瑟?丁梅斯代爾二人之間的感情糾葛是整個故事的倫理線，而連接該線的兩個倫理結分別是主要人物倫理身份的變化和他們獸性因子的凸顯。海斯特的丈夫可能身亡的消息傳來，她與牧師阿瑟茍合，導致其倫理身份的改變;阿瑟本是受人尊敬的牧師，與海斯特發生關系后，又變為人人喊打的奸夫;海斯特的丈夫在安全歸來之后，為找出妻子的奸夫，隱姓埋名，化名羅杰?奇林沃思，以醫生的身份生活了下來，其倫理身份也隨之發生變化。在獸性因子的驅使之下，海斯特與阿瑟發生性關系，并懷孕生女，拒不說出奸夫;阿瑟在經過漫長而又痛苦的掙扎之后，站在人前，與海斯特相伴而終;而羅杰在確認奸夫后，設計了一次謀殺事件，但殺錯了人。獸性因子的主導地位導致各主要人物倫理身份的變化，最終體現了人性的迷失。
二、主要人物倫理身份的變化
（一）海斯特倫理身份的變化
電影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先于丈夫來到美洲清教殖民統治之下的馬薩諸塞州，進行先期的準備工作。她獨自一人帶著新買的仆人住在遠離居住中心的海邊。她美麗、自主且堅強。與天主教徒對童貞和禁欲的尊崇所不同的是，清教徒提倡結婚，并且不主張夫妻兩人分居兩地。[2] 海斯特獨自一人的操勞得到大家的廣泛關注，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尊敬。她處于社會階級的上層。隨著她與年輕牧師阿瑟?丁梅斯代的相識及聯系的加強，二人對彼此的愛意逐漸加深。終于有一天，他們在海邊相互傾吐了心聲。但由于固有的倫理觀念，二人決定要壓制這種情感，不再見面。至此，海斯特的倫理身份并沒有發生變化，理性仍處于上風。
但是，當丈夫可能遭屠殺的消息傳來，海斯特內心壓抑已久的激情爆發了。她與阿瑟發生了性關系。因為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其丈夫已死，按當時的律法規定，她需要為他守喪7年，所以，海斯特的這種行為導致了倫理關系的混亂，她的倫理身份隨之發生了變化，成為婚姻的背叛者。
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對文學的理解必須讓文學回歸屬于它的倫理環境和倫理語境，這是理解文學的一個前提。[1] 作為妻子，在自己的丈夫生死不明的情況下，海斯特卻與他人共赴云雨。盡管從原有的情節上我們了解到，海斯特與她的丈夫年齡相差很大，彼此之間也沒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海斯特與阿瑟之前已經互生愛慕，但海斯特的婚外性行為是不符合當時的社會倫理道德的。《圣經》對婚外性關系是譴責的態度，清教徒對婚外性關系也是反對的，認為它同殺人、偷竊等沒有區別，是大罪，是奸。只有和婚姻聯系起來，性才符合倫理道德。因此，海斯特和阿瑟的這種偷情行為違背了傳統的道德和宗教教義，造成了倫理混亂。
（二）阿瑟倫理身份的變化
阿瑟本是受人尊敬的年輕牧師。他的布道充滿激情，引人共鳴。在與當地印第安人的交流中，也起著巨大的作用，他用實際行動給對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與海斯特相識之后，盡管知道她已為人妻，仍情不自禁地愛上了她。但他的理智尚存，所以在忍不住跟海斯特表明心跡后，依然決然地說出了“我要離開這里，永不再和你交談”[3] 這樣的話。之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希望以此忘情。此時，他艱辛地守護著社會倫理道德觀，言行舉止都不敢超越道德的底線，其倫理身份并沒有發生變化。但隨著海斯特的丈夫可能身亡的消息傳來，他忍不住以傳遞消息的名義又去見了海斯特。之后，在明知法律規定、了解海斯特此時并非自由身的情況下，他仍舊與海斯特發生了性關系，打破了倫理禁忌及法律的規定。這也造成了倫理混亂及其自身倫理身份的改變，他由人人敬仰的牧師變成了人人喊打的奸夫。
牧師本是負責管理教會工作、引導教徒日常言行、宣揚神的旨意以徒的思想的神職人員。他既是連接教徒與神的橋梁，也是教徒們的榜樣。與普通的信徒們相比，社會倫理及宗教教義在牧師的心中有著更深的印記。因此，作為牧師的阿瑟打破倫理禁忌與海斯特偷情、在事發后雖然屢受心靈的煎熬但仍然沒有任何悔意的行動，這種嚴重違背牧師的職業道德、違背社會倫理道德及宗教教義的行為的確應該受到譴責和批判，甚至是刑罰。
（三）羅杰倫理身份的變化
羅杰本是海斯特的丈夫。他在歷經磨難之后終于來到馬薩諸塞，卻發現自己的妻子因為與人通奸正接受審判。作為被背叛的一方，如果他選擇坦言自己的身份，是能夠得到大家的同情與支持的，他的歸來會使海斯特和阿瑟受到更為嚴厲的道德譴責與法律制裁，并且其倫理身份并不會發生任何改變。但是，羅杰選擇了隱瞞身份。他化身醫生，一邊工作，一邊窺探他人，試圖親手找出奸夫并給予其制裁。羅杰的這種選擇使得他自己的倫理身份發生變化，由受害人變成了害人的人、由海斯特愧疚的對象變為其恐懼、憎恨的對象。在確認奸夫是誰之后，羅杰埋伏在路邊，用印第安人的方式，割下他的頭皮，殘忍地將其殺害。這一行為完全使他自己成為一個殺人兇手。至此，羅杰由一個被同情者變成一個殺人犯。
基督教認為，上帝的律法使人自由，它是反對專制的有力武器，不管這種專制是來自個人、家庭、教會還是社會的。因此，任何人都無權對他人所犯的罪行實施制裁。羅杰的這種行為破壞了社會的倫理秩序，違背了律法精神，且激化了殖民當局與當地印第安人的矛盾，造成社會的動亂。
三、獸性因子的凸顯
聶珍釗教授提出，獸性因子是人在進化過程中的動物本能的殘留，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4]由人性因子和獸性因子構成的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一部文學作品的核心。一般情況下，人性因子能夠控制獸性因子，使人具有理性或者說倫理意識，與動物相區分。而有時候獸性因子也會占據主導，使人在此過程中失去理性。文學作品中人物的理性因子和獸性因子的不同組合和變化，會影響到人物的行為和性格。[4]
影片中，人物的獸性因子在很多時候都占據主導地位，這一點一開始就由那只紅色的小鳥――獸的代表預示了出來。一只通體紅色的小鳥停在海斯特勞作的地邊樹枝上，海斯特被它吸引，想要靠近它。小鳥就好像一盞引路的明燈，時飛時停，帶領海斯特穿過樹林、穿過獨木橋，最終來到一個深潭邊。潭里的水聲引起了海斯特的注意，她躲在樹后，看到一個裸泳的健壯的男性身體。影片的鏡頭一直追隨著水中裸泳的人而去，直至他上岸穿衣，直至尋找海斯特的呼聲傳來，她才戀戀不舍地離去。此鏡頭即海斯特的目光。通過這些畫面，她目光所及之處，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這個健壯的男性身體深深地吸引著她，讓她移不開視線。她的羞恥心等倫理意識蕩然無存，獸性本能占據主導，這種本能在紅色小鳥第二次出現時，徹底爆發了。
當海斯特的丈夫所乘坐的船只遭印第安人襲擊、船上人員被全部屠殺的消息傳來，海斯特和前來送消息的阿瑟都非常激動，認為是上帝聽到了他們的祈禱，讓這一切發生。當時的法律規定，在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一個人死亡時，他（她）的配偶需守喪7年才可以再次談婚論嫁。盡管如此，二人仍激動地擁吻，并轉移到倉庫。就在這時，紅色的小鳥緊隨他們的身影再次出現在鏡頭中，并飛進了海斯特的屋中。在它的影響下，海斯特和阿瑟在倉庫發生了性關系，而海斯特的女仆也在紅色小鳥的注視下羞澀地脫衣沐浴，并撫摸自己，人的獸性本能得到充分展現。
在人的獸性本能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以愛的名義，海斯特在背叛自己的丈夫后，生下通奸的罪證――孩子;在受到懲罰佩戴紅字A之后，她仍頑強地、積極地生活著;她甚至準備找合適的機會和自己的愛人、孩子拋棄世俗的一切，逃離他們被懲罰的地方，雖然之后因為羅杰的回歸而未能成行。阿瑟也在海斯特的要求下絕不說出自己奸夫的身份，而是利用身份的便利，為自己的女兒洗禮;偷偷與海斯特見面并商量逃離事宜;在海斯特差點喪失女兒的撫養權時為她說話;甚至在因為巫蠱之術而受到牽連的海斯特被判以絞刑之時，“勇敢”地站出來承認自己奸夫的身份，從而恰巧因為印第安人來襲而逃離審判，“一家三口”團聚并移居他處。羅杰更是以醫生的名義四處窺探他人的秘密，以此找出妻子的奸夫;最后甚至設置陷阱，野蠻地殺害了他以為的奸夫;在意識到自己殺錯人后，他選擇自殺，客觀上為海斯特和阿瑟的愛情之路掃清障礙。
當然，在海斯特和阿瑟開始互相吸引的時候，他們也意識到這樣是不對的，所以海斯特盡量減少與阿瑟碰面，阿瑟也決定不再與海斯特交談。在海斯特因為懷孕拒不說出奸夫而被關在監獄受苦時，阿瑟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在刑臺上折磨自己。在羅杰回歸威脅海斯特的時候，海斯特為了愛人的聲譽和前途，決定終止逃離計劃…… 所有這些貌似也說明他們是有理智的，但結合整個影片的情節發展以及故事的講述者――海斯特和阿瑟的女兒珠兒的陳述，我們發現，所有這些情節都是用來表現海斯特和阿瑟之間的真愛的：他們的愛情歷經磨難，他們在愛情的道路上心性堅定，所以他們最終修成正果。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還創造了一個原著中沒有的人物――培達，他對海斯特一見鐘情，先是想用溫柔的言行感動她，后來在海斯特懷孕生女后惱羞成怒，想要她，最終卻被羅杰當做海斯特的奸夫給殺了。影片用這個人物來表明，海斯特并不是一個的人，她和阿瑟的所作所為只是因為愛，是情到深處的必然結果，否則她本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因此，整個影片大肆渲染愛情的偉大，從而不惜改變原著的多處情節甚至是故事的結局。
文學批評理論論文范文第4篇
范式(paradigm)一詞的英語詞義是范例、模范、詞形變化表、語法模式等等,托馬斯•庫恩的科學史研究對該詞的創造性使用,賦予了該詞嶄新的內涵。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說:“所謂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在一定時期內為實踐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這里的范式意指一定時期內的科學共同體所共有的信念、世界觀、形而上的思辨方式、認識和操作程序、技術、規則和標準、以及具體的實踐范例等等。雖然《科學革命的結構》《再論范式》都試圖準確地界定這個概念,但是庫恩最終對這個概念的表述還是不夠清晰,因為這一點庫恩的范式概念招致了英美主流科學哲學家的諸多批評,甚至他本人也沮喪地承認“范式”一詞造就了過分的可塑性,“幾乎可以滿足任何人的任何需要”。然而事情在相反層面也往往會具有意義,正是內涵的模糊和含義的曖昧為范式一詞賦予了廣泛的影響力,使它成為當代最熱門的詞匯之一,人們對它的使用也遠遠地超出了最初的科學史的范圍,擴展到有關傳統和創新的一切領域。
鑒于思想和理論在結構上的相似性,對其他領域的概念范疇的恰當借用往往能夠為本領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視野,這種借用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一種理論的創新,這一點正如庫恩本人對“paradigm”一詞的創造性使用一樣。本文所提出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范式”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的,這種提法的學理根據在于以下兩點:首先,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歷史形態在晚清發生了一次巨變,由此萌生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形態,現代形態的文學理論批評與古代文論之間的某種程度的斷裂,使得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呈現出“革命性”的特征,中國現代文論的這種歷史和邏輯上的特征在結構上類似于庫恩對科學史上的斷裂性變革的理解,在庫恩那里,“科學革命”是指“科學發展中的非累積性事件,其中舊范式全部或部分地為一個與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嶄新范式所取代”,因而,科學史與中國現代文論史在歷史和邏輯兩個層面的結構相似性,使得范式一詞在二者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論通約性;其次,按照庫恩的理解,相對規則、標準來說,范式對于一定時期的科學共同體具有優先性的約束也就是說,對于一定時期的科學史層面的理論研究來說范式具有首要的導向意義,范式代表著一定時期的科學共同體共同擁有的對世界和研究對象的信念,它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層面規定了把握和研究對象的規則,并且提供了具體的、范例性的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因而可以說范式先驗地規定著、并且現實地描述了某一時期科學史的“基本面貌”,對于中國現代文論的發生發展史來說,正是作為“文學研究共同體”的文學理論批評實踐者所共有的文學觀念、相關的批評方法、批評話語、以及作為典范的研究者及其理論和批評實踐,構建了中國現代文論演進的內在邏輯機制,這一點上我們完全有根據提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這一概念。
毋庸置疑,談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范式必定繞不開“現代”一詞,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是以中國的近現代歷史為背景的,中國的現代歷史首先是政治和文化層面的現代轉型。從政治層面講,中國現代史是經歷和之后的以民族圖強為首要任務的政治革新史;從文化層面看,中國現代史則是一部學習現代西方、批判中國封建傳統的文化轉型史。關于中國現代史開端的時間劃分問題,不管是定在晚清、1912年、1919年、還是1949年,一個公認的事實是中國社會形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發生了一次巨變,這次巨變所產生的時代斷裂標志著中國歷史進入了現代史階段,歷史分期只是通過時間的劃定來標示其邏輯階段的,這一點同樣也體現在西方思想界界定西方現代史的“現代性”問題所關涉的歷史分期上。中國現代文論的時間分期既要參照中國現代史的時間劃定,又要有自身的劃分依據,在這個問題上庫恩的范式理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指標。按照庫恩的理解,科學史上的科學革命不是累積性的事件,與科學傳統的突變式的斷裂標志了新的科學革命的時間界限,其中起標志作用的就是新的科學范式的產生。同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形態相對中國傳統文論也是一個革命性的轉型,其轉型的依據和時間界標正是新的文學理論批評范例的產生,按照庫恩的范式理論,中國文論的現代分期就必須依據這種新的、文學理論批評實踐現代范例的產生時間來劃定。
二、王國維與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
按照庫恩的說法,新范式的產生與新范式和已有范式的斷裂是同步的,因而新范式產生的節點往往凸顯于歷史的斷裂處,正如地標作為不同地域之間區分恰恰標志了這些區域的界限一樣,中國現代文論的標志性范式應該在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批評和新的文論批評的“區域相接處”尋找。按照這種考量,中國現代文論的標志性范例毫無疑問地定位在王國維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實踐上。王國維是第一位引用西方哲學美學理論來研究和批評中國文學的學者,他善于運用西方的科學方法和社會科學理論來提出中國文學的新問題、發現和研究中國文學的新材料,其文學研究開創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境界。王國維是用現代西方觀念和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奠基人,他的創造性的文學理論批評實踐標志著與中國傳統文論的斷裂,開啟了被稱為現代文論的新的文論形態。王國維開創性的詩學實踐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共同體的共同的信念、觀念、價值和方法,其詩學實踐無疑為中國現代的文學批評樹立了一個典型的范例。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把中國現代文論的標志性范式選定在王國維的詩學實踐上,憑借這個立足點,能夠更清楚地管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本質特征。上述的論斷也是符合庫恩的范式概念的內涵的,因為“庫恩的其他的和潛在的更為重要的貢獻,是他把范式構想為范例:即具體和共享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它們有助于引導科學家以可還原為遵循普遍法則的方式進行思維。”
庫恩對“paradigm”的轉借保留了其原初的內涵,即范式也意指范例、典范,被科學共同體共同承認和遵循的信念、價值、規范正是通過典型的研究和實踐范例來體現和傳授的,因而庫恩十分重視科學和科學實踐的具體性和可操作性,范式就是共同體共享的提出問題、解答問題的范例。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實踐來說,正是王國維的開創性的詩學實踐為現代文論提供了一個范例,一個不能繞過的個案研究的典型,中國文論的現代性特征通過這個典型的案例而被本質性地例示出來。王國維的文學批評實踐為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提供了一個典型的范例,借助這個范例我們獲得了能夠“一葉落而知秋”般地管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立足點。參照庫恩范式概念的內涵,本文把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界定為:為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共同體(從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專業或非專業實踐者、文學概論教學工作者、文學家、文學讀者等等)共同遵守和信仰的(區別于中國傳統文論的)一整套世界觀和方法論,亦即從本體論和方法論層面對文學活動和文學作品的闡釋和批評活動。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既包含對文學的形而上的、批評觀念的、規范教條方面的“現代性”地把握,也包含體現著上述觀念內涵的具體文學批評的現代式研究和批評的操作程序。借鑒庫恩對“paradigm”的理解和定義,并結合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實踐的史實,體現于具體的文學理論批評活動中的中國現代文論的范式可以被表述為以下三個層面:第一,為中國現代文論共同體共同信守的文學觀,這是從世界觀、本體論的層面對研究對象的信念和觀念上的把握;第二,中國現代文論共同體共同采用和遵守的文學批評方法,這是從方法論層面(理論的、規范的層面)對文學的把握;第三,為中國現代文論共同體共同約定和使用的語言表述和理論術語,這是從語言、符號的技術操作層面對文學的把握,這個層面可以視為對第二個層面的具體化。下面我們通過對王國維文學批評實踐的考察,從上述三個層面來透視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現代范式,借此揭示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的某些本質特征。
三、現代的文學觀
文學觀是從文學本體層面對文學這種人類文化現象的把握,是以理論性的思考和話語表述對“文學是什么”“文學為何”之類的問題的回答,這種把握與回答也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對“文學是什么”“文學為何”之類的問題回答,必然意味著在“世界”的背景之下為文學活動的存在做一個界定,“文學是什么”只有在世界的“是”(存在)中才是其所是。反過來看,“文學是什么”的另一面是“文學不是什么”,“文學不是什么”的區分以否定的方式定義了文學的本質,然而這種與文學自身所是的不斷區分必然生成一個“世界”,即是說只有在世界的背景下才能進行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分。正因為文學觀是從本體論角度對文學的觀念性把握,文學觀在任何一種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或者文藝美學體系中都占據著首要的地位,從理論角度看,對“文學為何”的本體論解答奠基了文學活動的所有其他領域,文學價值論、文學作品、創作、接受等等層面都是對文學觀的理論再現,這些層面的理論基礎都在于對文學本質的理解。王國維的文學觀典型地例示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第一個層面———現代的文學觀念,這是從世界觀層面對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規定。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曾表述過一種截然區分于傳統文論的文學觀,這種觀念反對文學的功利性,強調文學自身獨立于載道、政治、名利等方面的自身價值,茲舉《文學小言》第三則的內容為例:人亦有言,名者利之賓也。故文繡的文學之不足為真文學也,與餔錣的文學同。古代文學之所以有不朽之價值者,豈不以無名之見者存乎?至文學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為名者,而真正文學乃復托放不重于世之文體以自見。逮此體流行之后,則又為虛玄矣。故模仿之文學,是文繡的文學與餔錣的文學之記號也。
對王國維的上述文學觀,我們只聚焦他的文學觀所體現出的“現代性”特征。雖然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在形態上表現為印象式、直覺性、感興型的特征,但這種形態上的特征并不能否認中國文論的邏輯體系。不同的中國文論形態必定擁有屬于體系自身的文學觀,文學觀的更替是文論史的常態,言志、緣情、載道等等變遷都是中國古典文論內部的演化。因而這里的問題不是王國維與中國古典文論的文學觀的表面區分,而是探討究竟是何種本質性的斷裂使得王國維的文學觀典范地例示了現代的特征。事實上,中國古典文論也有自己的非功利性的文學觀(如著名的“聲無哀樂論”),因而倒不在于無功利性的因素,真正標示了《文學小言》中的這種文學觀的現代性特征的是:這種文學觀體現了西方哲學美學、文藝理論與中國文學、文論思想的交匯,其中的“游戲說”“平息欲望”等觀念明顯來自于康德和叔本華等人的哲學美學思想。然而,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比如,對于劉勰的美學巨著《文心雕龍》來說,誰也不能忽視佛學在其中的重要影響,那么又是何種原因賦予了王國維的這種中西合璧式的文學觀以現代性?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于西方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現代性”一詞,要知道王國維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從晚清向現代過渡的階段,思想、文化、學術、政治、經濟、制度、器物等各種領域對西方現代性的接受,正是中國近代歷史向現代變革的根本途徑和表現特征。在美學和文論的領域,這種“現代性”就體現在王國維對西方現代哲學美學思想的接納和改造上,康德、叔本華的哲學美學思想是西方現代思想的典型代表,不論啟蒙還是主體性形而上學的思潮都是思想現代性的標志。與現代西方哲學、美學、文學、科學思想的交流,賦予了王國維的文學觀念以現代性的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王國維的文學觀是屬于現代的,這一點揭示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在文學觀上的本質特征。
王國維的這種在西方現代美學、文論的影響下所形成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學觀不僅僅體現在《文學小言》里,也鮮明地體現在《人間詞話》《紅樓夢評論》中。對于中國近代文學觀念的變革來說,王國維是從西方美學和文論角度實現觀念變革的第一人,甚至是唯一的一個學者,而這種在接受與借鑒西方現代的美學和文論基礎上完成的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在世界觀上的特征,新的世界觀決定新的文學價值觀,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詞的品評一樣,“詞有境界者為最上”所體現的正是一種現代式的文學觀。這不僅僅是王國維個人的理論特征,其所折射的是整個中國文論的現代形態,中國文論的現代性特征也正奠基于此,在這個方面可以說王國維的文學觀體現并引領了中國文論在文學觀念上的現代形態。
四、現代的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
文學觀是對文學這種研究對象的觀念把握,這種把握決定著我們指向、對待文學的途徑,對于文論實踐來說,是文學觀決定著文學的研究和批評方法。對于中國文論現代范式來說,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必定帶來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上的現代轉換,這種邏輯上的演進,正是中國文論現代范式的第二個層次的內容,其表現在王國維的文學批評方法上。王國維通過引進西方現代美學、文學觀念來改造中國固有文學觀念,由此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層面完成了文學觀念上的現代革新。在方法論層面,通過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方法和社會科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上的新問題和新材料,王國維開創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新境界,其在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層面上的創新,奠基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論上的現代模式。中國古典文論和美學在理論形態上往往呈現出直覺、印象式的、非體系性等特點,雖然這并不否認中國古典文論和美學的系統性和邏輯性,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中國古典文論、美學確實缺乏思辨、形式邏輯和科學上的自覺,誠如王國維在對中西學術特征的比較上所做的斷語: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實踐之方面,而于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于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未達自覺(self-conciousness)之地位也。
對于中國古典文論和美學來說,雖然也有劉勰《文心雕龍》這樣的“體大慮周”之作,但是,即便是《文心雕龍》在概念使用和命題的表述上也缺乏應有的形式上的思辨和邏輯特征,按照王國維的理解,其根源就在于我們的傳統文化缺乏思辨、科學上的理論自覺。出于這種認知,王國維主張通過引進西方的科學方法和思辨精神來補充和改造中國傳統學術,王國維在其文學研究和批評活動中就成功地實踐了這種學術主張上的革新。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一改傳統研究的索引和考據之風,用西方現代的哲學美學思想來闡釋紅樓夢,滲透于其中的學術分科意識和用悲劇、人生來關照小說文本的方法,都典型地體現了王國維對其方法論層面的學術主張的實踐。《文學小言》《人間詞話》的體系和結構安排,圍繞核心概念和命題,按照邏輯層次展開并表述其理解和評價文學的方式,關于文學類型的新的分類方式等等,都體現出了強烈的思辨精神和科學意識,這是王國維在研究方法上引進西學改造中國學術的比較成熟的例證。在后來的《宋元戲曲考》中,我們能夠看到王國維的這種現代式的文學研究方法的更為成熟的實踐形態,《宋元戲曲考》翔實的材料、精審的考證、嚴謹的?？迸c輯軼,體現了王國維深厚的中國傳統考據學的功底,但決不能忽視融合其間的西方邏輯學和新的歷史學的觀念和方法,事實上,正是中西方學術研究方法相互借鑒和改進奠定了王國維文學研究的成功。通過引進西方的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觀念和研究方法,進而在文學研究和批評方法上借助西學改造中學、借助中學改進西學,王國維實現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在方法論層面的現代轉型。這使得王國維成為用西方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術潮流的奠基人,這種方法論上的革新開創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局面,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王國維在文學批評和研究方法上的創新折射了中國文論和文學批評的現代特質,西方現代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滲透伴隨著中國現代文論和文學批評的整個現代進程,塑造了中國文論方法論層面的現代品格。
五、現代的文學理論批評術語
對于中國現代文論來說,文學觀念和文學研究與批評方法的現代轉型構成了其范式現代性的主要方面,但無論是文學觀念還是文學研究方法最終都要落實在新的批評術語及其表述上。只有通過新的批評術語及其表述這個語言符號的技術層面,中國現代文論才最終完成其現代轉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現代式的批評話語的生成標志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誕生。在對中國現代文論和中國古典文論的形態做比較研究的時候,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就是批評和文論話語的表述層面,之所以說中國古典文論重直覺、印象、感悟等等,中國現代文論批評重科學、邏輯、系統等等,主要的依據就在于二者在批評術語和文學理論概念與命題表述上的區分。雖然命題和理論語法才是文學思想和文學研究方法在話語表述層面的真正體現,但是批評話語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及其存在形態的標志則體現在一些基本的概念、術語上,無論是對于思想史還是對于思想家個體來說,其思想形態或者理論體系最終會在語言表述層面濃縮為一個或者幾個基本概念、范疇。因此,王國維創造性地使用的批評術語為我們揭示出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第三個層面———中國文論的現代范式的話語層面。
概念、術語對于思想及其所關聯的把握世界和研究對象的方法的重要性,在王國維那里是有相當程度的理論自覺的,這種自覺見于《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一文,在此文中,王國維論述了概念對科學的重要性。王國維于1905年發表于《教育世界》96期上的《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更為明晰地表述自己對創造新的學術語言、新術語的態度和思考。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王國維認為語言不僅是一種工具,而且代表了思想本身,因此新思想的輸入就意味著新的學術語言的輸入。中國傳統思想在現代歷史中所表現出的某些局限性就表現在學術語言的不足,正如當初佛學術語的輸入對中國學術、思想的推進一樣,通過引進西方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語言改造中國的學術狀況,進而創造出新的學術語言,必定會推進、光大中國的學術。王國維在其文學研究和批評實踐中確實實踐了自己的“新學語”主張,借助吸收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新思想、新方法,結合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取長補短,或者以西學之觀念和方法改造中國文學的研究傳統,或者以中國文學的材料參證西學之觀念,或者以中國文學思想和研究方法來發展和補充西學,這些努力最終就凝結在一批新的文學批評和文論、美學術語上。茲舉以下概念作為例證:“美學”“美術”“藝術”“優美”“古雅”“感情”“境界”“悲劇”“欲望”“形式”“消遣”“他律”“自律”“發泄”“解脫”“意志”“天才”“自然主義”“隔與不隔”“痛苦”“生活”“眩惑”“造境”“寫境”“有我之境”“無我之境”。
文學批評理論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西方文論同語言學有著密切的聯系,并直接體現語言學的內容。語言學的發展也深深影響了西方文論的發展。本文關注結構主義理論從語言學到文學批評的發展,主要從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在結構主義文學理論中闡釋詩歌文本的理論,和敘事理論這兩個方面的發展來研究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在文學批評中的發展.
關鍵詞:結構主義;索緒爾的語言學;文學批評;發展
[中圖分類號]:G61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形成與發展與結構主義語言學關聯緊密。結構主義是一種具有跨學科性,開創性的理論,它質疑學科研究的現狀,改變學科研究的對象與方法,力圖建立科學化,獨立化的人文研究?！敖Y構主義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國人為主的思想家的觀點,他們在本世紀50、60年代受費爾迪南一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影響,把結構語言學的概念運用到了對社會和文化現象的研究上。” 而結構主義所強調的不是某一時期在語言學和文學批評學科領域出現的理論新變而是這些理論新變之間的關聯。這些關聯就是借用了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
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包含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促使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形成一股用語言學研究方法分析文學問題的批評傾向。雅各布遜、熱拉爾?熱奈特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學批評的理論原則。人們把這些理論主張與索緒爾的語言理論聯系起來,強調二者之間的關聯。雅各布遜等人的理論的價值不僅在于對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的運用,還在于其理論主張對文學理論新原則的創建以及開創了文學批評研究的新學科。這些結構主義文論所闡釋的理論方法與原則和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理論之間有復雜的轉化和發展。本文致力于從結構主義文論的闡釋詩歌文本理論,敘事理論來研究語言學理論在文學批評理論中的發展。
2.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在闡釋詩歌文本理論中的發展
受索緒爾語言學理論影響,運用到文學批評領域的結構主義就是要建立一種文學科學。雅各布遜用文學材料來開拓語言學的新領域,創建語言學詩學以彌補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漏洞。索緒爾認為語言中任何一個要素的意義都取決于它與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異與對立,用他的話說:“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對立才能有它的價值?！薄八麄兊淖畲_切特征是,他們不是別的東西。”這一觀點啟發了雅各布遜對詩歌語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遜通過自己的研究,對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做了重要的發展,在他的《語言學與詩學》中提出了對等原則理論。
言語的詩歌功能就是在言語展開的線性過程中,把對等原則從具有聚合關系的選擇軸投射到具有組合關系的組合軸。對等原則所生成的詩歌文本具有明顯的對稱、對偶,詩歌文本正是通過突出表現語音之間、韻腳之間、想象之間的相似點,使語言變得豐富復雜。索緒爾提出的符號的聚合關系和組合關系與雅各布遜所描述的語言運用上的相似性與鄰近性是相連的:相似性對應聚合關系,鄰近性對應組合關系。雅各布遜還進一步將索緒爾的理論與傳統修辭學理論聯系在一起。他認為建立在相似性關系上的語言符號選擇是隱喻;鄰近性關系上語言符號選擇是轉喻;詩歌以相似性為主突出的是隱喻,而散文以鄰近性為主突出的是轉喻。他把隱喻和轉喻看作是語言的基本運作模式,并以隱喻和轉喻為基礎建立詩學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過對組合聚合關系的改變來研究文學的詩性功能。他認為詩歌語言正不具有對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語言自身。通過對語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詩句的組織特點。這一思想在現代對現代結構主義文本分析中具有啟發意義。
3.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在敘事理論中的發展
結構主義理論運用到敘事文本,分析敘事,尋求敘事規則,突破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適用范圍。但這種運用帶來了敘述本身特質與結構主義理論的融合:突破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適用范圍而開創了新敘事理論。
結構主義理論運用到敘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單元從符號向話語轉換。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索緒爾確定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對共時性的語言結構主義符號系統作了要素的切分與結構的分析。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只適用于語言的封閉系統之內,適用于它的語音層和單詞層。而結構主義的敘事分析以劃分敘事單元為基礎。但與語言學理論以語詞符號為基本單元是不同的,敘事分析中所劃分單元大于語詞符號。
結構主義理論運用到敘事文本是從普羅普1928年《民間故事形態學》對民間故事深層結構的分析中開始的,以功能作為民間故事的基本單位,功能就是根據人物在情節過程中的意義而規定人物的行動。后來熱奈特認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是敘述話語。敘事分析都是以語言學模式為基礎的,無論功能、神話素,還是陳述、話語都是大于語詞符號的要素單元。他研究敘事與故事,敘事與敘述,以及故事與敘述之間的關系,所涉及的結構關系越出索緒爾語言的范圍,是個體的話語結構。他所說的結構不僅依賴具體的上下文關系,而且還涉及社會生活背景。他所說的敘事分析離開了索緒爾的語言系統,進入話語世界。
敘事分析從語言結構發展到話語結構,適用了分析對象帶來的變化。最初的敘事分析是適用的是個體性和創造性相對較弱的民間故事和神話等文本;而成熟的敘事分析適用的是個體性、創造性相對較強的現代敘事文本。敘事文本的個體性、創造性特點改變了結構主義語言理論。而結構主義語言理論運用到敘事文本研究對象從符號擴展到話語、從語言結構發展到了話語結構。
4.結論
在索緒爾語言學的影響下,結構主義文論重視對文學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學的語言意義,關注對作品語言和文學形式的研究,改變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原有的特點,形成了新的文學研究的基礎理論。
結構主義理論從語言學到文學批評的轉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語言學的模式從而失去文學批評應該有的文學審美特性。相反,它是以關注文學文本的獨特性為方向的,通過闡釋詩歌文本的獨特性和分析敘事文本的非語言學個體性、創造性形成敘事學原理。結構主義理論從語言學到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形成了新的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基礎理論,它促成了文學批評的成熟與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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