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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論文范文第1篇

中新網蘇州2月20日電 題：香港學子宋代兵學論文獲博士學位

記者 韓勝寶

“宋代兵書的數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 “宋朝兵書著者身份呈現多樣性”、“宋代兵書的種類繁多”……這是邱逸在香港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宋代的孫子兵法研究》中的論點。此文使他破格升為博士研究，成為港大首位沒有碩士學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為數不多的兵學論文獲博士學位的學者。

邱逸考證，“杯酒釋兵權”的宋太祖趙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趙禎在位時，著述兵書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轉變，不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親撰兵書的皇帝，其《攻守圖術》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軍環珠》及《四路獸守約束》一卷等四部兵書雖已佚失，但他下令編修大型軍事類書《武經總要》作為將帥的教授書，這更是前朝所無之舉。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舉常選制度，在英宗趙曙朝終成定制，武舉考試形式仿照文試的明經科，英宗更開創先河，在武試題中引入古兵書的內容，以古兵書作為考試的范疇，其時宋廷對兵書的重視已非宋初時可比。神宗皇帝趙頊對兵學的態度更為進取，把古代七部兵書置于“經”的位置，稱作《武經七書》，并設立武學作為研習兵書的場所。這種對兵書的重視態度，都是宋代以前所無的。

宋朝“兵學興盛”有三個具體標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論文中論述道，首先，宋朝兵書的數量為歷朝歷代之最?！稘h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兵書有53部790卷，圖43卷；《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兵書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藝文志》著錄的兵書竟多達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據近人許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書的實際數字遠較《宋史?藝文志》所載為多，達559部。

其次，宋朝兵書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們有研究古代兵書的學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樞臣和邊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階層的官員。就以北宋兵學著述最興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為例，撰寫兵書而官至宰輔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韓縝、薛向、王存、王韶、張商英及呂惠卿等8人，其它職銜的官員更是不勝枚舉。宋代兵書著者職級之高，涉及官員之多，也是前代所沒有的。

再次，兩宋兵書包括了注解類、權謀類、兵錄類、兵鑒類、兵制類、兵器類等12種類，內容不僅遍及古代兵書的各個領域，還有所創建。宋人或匯輯前人兵學研究成果，或整理?？惫疟鴷浼?，或分門別類摘錄歷代兵論和戰例，兵書如《武經總要》、《武經七書》、《十一家注孫子》等書，系統地保存了古代兵學的珍貴數據。

孫子兵法論文范文第2篇

一、哲學理念――均一切皆不勝事實驗證、實事求是

直接的實踐乃認識之母；“……奪其所愛（要害），則聽矣.”（孫子兵法?九地）

數源于物而歸于物，物乃數之本質.若無相應的客觀存在，驗證哥德巴赫猜想的實例就不可能出現不勝枚舉的現象.不唯物，無科學；不唯物，即唯心.

數乃物之度（量），將某物確定為數的“客觀參照”，然后得到“計量標準”，通過“實際計量”（推算），哥德巴赫猜想成立與否就能得到“直觀”的驗證了.

二、物乃數之本質，通過“實際計量”，驗證哥德巴赫猜想

解讀哥德巴赫猜想的理念：物乃數之本質，將哥德巴赫猜想“數歸于物”，那就是：一個被表為大偶數（2N）的物，可被分割為被表為S（素數）及S′（素數）的這樣的兩個部分.由此可知，該被分割物就是數（2N）的“客觀參照”，由此而得到的“計量標準”是（該被分割物/2N）=1.【該被分割物被2N等分】

如同研究運動，確定數的“具體的客觀參照物”，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必要的前提和充分的條件.否則，研究就因為“沒有客觀標準”而“說不清”了.

具體操作――“順詳敵意，巧能成事.”（孫子兵法?九地）：

“數歸于物”之后，哥德巴赫猜想就“實實在在”了，因此就一目了然了.

奪數之所愛，謎底就被“看破”了.“奪其所愛，則聽矣.”（孫子兵法?九地）

永動機為何造不出來？因為無視摩擦力這一“客觀存在”.敢問：沒有任何“物質內涵”的數是什么？無視“客觀存在”，從根子上錯了，一切努力皆徒勞.

什么也不勝事實驗證，什么也不勝實事求是.此基本道理是無須論證的大智慧.

孫子兵法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三國演義》是我國古典文學名著之一,因其豐富的人物個性、詩詞歌賦和戰爭所運用的戰略戰術,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文學價值,和軍事價值。在其中的人物塑造中,諸葛亮杰出的軍事和辯論才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不滅的印象。本文從傳統修辭學的角度分析了在他江東之行勸說孫權聯合抗曹,與江東的眾謀士舌辨的過程中所采取的策略,為當今的修辭辯論技巧提供一些借鑒和方法。

    一、引言

    《三國演義》是我國家喻戶曉的文學著作取材于歷史,但又不為歷史所限制。 它以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畫,驚心動魄的戰爭描寫深深打動著中外的讀者。在許多廣為流傳的故事中,諸葛亮舌戰群儒這一片段向讀者展示了諸葛亮非凡的才華和氣度,他運用其清醒的辯論策略和技巧一一駁斥了以張昭為代表的江東眾謀士的降曹思想,為孫劉聯合掃清了道路。在傳統的西方修辭學中,修辭的概念始于演講與辯論,被伊索克拉底和亞里士多德認為是“勸說的技巧”(the artificer of persuasion),本文以傳統修辭理論分析了諸葛亮在其辯論的過程中所使用的修辭策略,意在開拓些以邏輯為基礎的巧妙有力而又行之有效的辯論技巧,為現在的演講與辯論提供些方法和策略。

    二、西方傳統修辭學理論概述

    傳統修辭學起源與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主要以論辯和演講的方式用來影響法庭、集會上的聽眾,或者稱贊、頌揚某些人或事。修辭被當作一種勸說的特別技巧。著名的修辭學家柏拉圖—蘇格拉底、伊索克拉底和亞里士多德所創建的修辭理論對實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理論依據。

    柏拉圖(Plato)在其書中列出有關篇章結構的文章:以引言開頭,進入說明,直接或間接的論據、或然性、證明和補充說明、駁斥指控和辯護。他對修辭學的主張在演說者須知曉真理;基本勇于應該界定;詞類應恰當安排等等。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則堅持修辭的生成性(Genesis)和分析性(Analysis),這種特性后來成為現代修辭學的重要內容.他和亞里士多德認為修辭是“勸說的技巧”,在辯論中,為了說服別人,要采取一定的戰術策略,并且這些戰術策略要隨聽眾和場合的變化而變化。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是西方修辭最著名的一位修辭學家,他的著作《修辭學》(Rhetorique, rhetoric)是最古老和最有影響的修辭學專著,為西方古典修辭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世界修辭學提供了經典著作。

    亞里士多德對修辭提出一系列三分法描述:演講者,主題,和聽眾。演說要想打動聽眾,需要三個因素:一是內容,二是文辭;三是演說技巧。他認為勸說的成功取決于演說者的人格,和是否將聽眾置于一種合適的心態,以及由演說詞所提供的表面證據。勸說的風格特征包括:清晰(clarity),適體(Propriety),和正確(correctness).他還將演講的過程同辯證法結合在一起,認為修辭學是一種反詰的方法,是一種工具,人們借助這種工具來面對或然性和可能性(problematicity)的問題。

    三、諸葛亮舌戰群儒之修辭策略

    在《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曹操統兵百萬來討伐江東,在此生死存亡的關頭,諸葛亮隨魯肅來到江東勸說吳主孫權聯合抗曹,吳主孫權并不了解諸葛亮的雄韜武略,對他的才能持有懷疑的態度,因此才想出用江東的謀士試探諸葛亮。而且江東的眾謀士對諸葛亮是只聽到傳聞但未見其人,對他也是半信半疑,有些人認為他更是徒有虛名。相反,諸葛亮卻心懷坦然,他十分了解江東吳主和他屬下的心理,對他來說,來江東有兩個任務:一是要說服孫權不能降曹的利害關系,二是要自下而上使江東所有人的意見保持一致,也就是不能讓孫權的謀臣產生任何動搖孫權意志的舉動,所以他已經想到了對策,可謂胸有成竹,對全局已有了成熟的判斷和掌握。在與吳主孫權和眾謀士的辯論中, 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修辭策略:

    (一)先徐后速法

    《孫子兵法·九地篇》中說:“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后入脫兔,敵不及拒”。意思是知己知彼而后動,欲速則不達。在與眾謀士的辯論中,諸葛亮沒有急于求成,主動向眾謀士講明降與戰厲害關系,而是蓄勢待發,等待他們來發問,然后一一駁斥他們的偏見和錯誤思想從而證明自己的才能,讓他們相信自己的遠見卓識。這樣,循序漸進地從心理上使眾謀士消除對曹操的恐懼,了解抗曹生降曹滅的道理,加深對聯合抗曹的認識。

    (二)擒賊擒王法

    在江東謀士中,張昭是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在當年孫策臨終時,曾對弟弟孫權說過:“外事不決問周瑜,內事不決問張昭”,在主戰主降的立場上,他主張降曹。因此,使他心服口服地主戰就相當于說服了大多數的謀士,對孫權的決定其到關鍵性的作用。諸葛亮深知這一點,因此與其的辯論也最激烈和最尖銳。他闡述了劉備兵敗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為諸葛亮的戰略戰術的錯誤,而是因為劉備的賢德貽誤了戰機才導致現在的窘境,一方面駁斥了張昭對劉備的不公正的指責和對諸葛亮才能的懷疑;另一方面又指出劉備的境況只不過是一時,一旦養精蓄銳,一定會重整旗鼓,前途無量;也從側面指出張昭的鼠目寸光的局限性和力求自保的降曹思想的錯誤。

    (三)旁敲側擊法

    在駁斥薛綜和程德樞時,諸葛亮沒有從正面指出他們的錯誤,而是以儒家思想為道德準則,“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和“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后世,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物雕蟲,專工漢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绷x正詞嚴得指出他們不為國家和社稷著想而膽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唯諾性格,使他們理屈詞窮,無話可說。諸葛亮以其豐神飄灑,氣宇軒昂的氣度和豪邁自信、愛恨鮮明、才華出眾的人格魅力的贏得了這場舌辨的勝利;并將眾謀士的心態調整到正確的狀態,用充分的論據喚起了眾謀士的憂國憂民的意識和必勝的信心。亞里士多德認為勸說的成功取決于演講者的人格力量,是否將聽眾置于一種合適的心態,及由演說詞所提供的表面證據這一修辭理論在此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四)機智激將法

    在舌戰群儒后,吳主孫權為諸葛亮的口才所折服,但他仍舊對孫劉聯合抗曹的可能性和成功性持有懷疑的態度,使他舉棋不定,煩躁不安。諸葛亮洞悉他的心理,借助《孫子兵法·始計篇》中的“怒而撓之,卑而驕之”的激將法,故意夸大曹操的勢力,讓孫權對曹操俯首稱臣的方法來激怒他,從而推動事態向抗曹的方向發展,使吳主孫權明白唯有下定決心與劉備聯合抗曹才能挽救江東。諸葛亮為孫權分析了抗曹的必要性以及曹操失敗的必然性,堅定了孫權抗曹的信心。

    諸葛亮的江東之行無疑是成功的,這都歸結于諸葛亮非凡的才華,他縱觀寰宇的全局意識使他能夠站在更高處去審時度勢,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結論

    諸葛亮所運用的戰略戰術和辯論技巧無論從軍事上還是實際生活中,多為讀者提供了廣博的學習資料,從修辭學的角度來看,為現代社會待人接物,辯論演講提供了諸多的技巧和方法。只有巧妙的運用這些技巧,才能打動聽眾,使人信服,達到演講及勸說的目的。

    參考書目:

    [1]從萊庭 西方修辭學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孫子兵法論文范文第4篇

“精”字，我解釋為“精要、簡要”，“點”字意思是“點心”。何以如此呢？欲知詳情，且聽我慢慢道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信息時代的到來，人們的生活似乎日益煩瑣，時間不充裕。多數人忙著奔馳于電子產品帶來的信息高速公路上，而往往忽略了閱讀經典。偶有空閑也就是翻翻一些所謂的“精要”的薄薄的本子。這樣看來，這些經典似乎就是茶余飯后的點心，可有可無。這可取嗎？

有這樣一句話：讀書使人豁達，讀史使人明智。經典閱讀可以使我們享受到文化的滋養。當然，閱讀經典，首先便應回歸原著。

許多人讀《紅樓夢》，只知道寶黛的愛情故事，殊不知“紅樓”一書蘊涵著豐富的知識?！凹t樓”一書涉及文學、史學、醫藥學、建筑學等多方面的內容，書中描寫的人物性格也是豐富多樣，各具特色，這樣一部具有極高文學價值的名著就這樣成為“精點”了，何等可惜！

想想《三國演義》，看看《孫子兵法》《三十六計》，讀讀《史記》，品品《論語》，這一部部經典可謂彌足珍貴，一條條做人的道理可謂值得每個人都好好琢磨和學習，而一個個計謀難道真的只有在戰場才能派上用場嗎？看看它們在現在的商戰中占據著何等的地位――誰精通善用，誰就是成功者。

閱讀經典，總應回歸原著?！熬c”中的“精要”只不過是概述了原文大意、故事情節，你無法從中享受到文化的滋養。要想豁達，要變得明智，回歸經典，回歸原著才是最好的選擇。

在當今社會里，就連書店琳瑯滿目的書架上，一本本縮略讀本也占據著很大的空間，難道“經典”當真要被縮微而成“精點”嗎？

葉圣陶說：“若干經典，培育過我們的祖先，培育過社會的精英，培育著咱們的國民，年輕人更應享受到經典文化的滋養。”經典閱讀，閱讀經典，莫讓“經典”成“精點”！

點評

孫子兵法論文范文第5篇

一、積極推進郭店楚墓竹簡研究，確立中國簡帛學在古代中國研究領域的熱點地位。

郭店楚墓竹簡1993年出土，目前已全部發表，這一方面要歸功于整理、出版者的辛勤勞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國的艾蘭、韓祿伯等學者的積極促成。竹簡發表當月即在美國舉行了郭店《老子》國際學術研討會，使海內外學者看到了郭店竹簡的重要學術價值。此后，每年都有以郭店楚墓竹簡為主題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召開得到海外研究基金的資助，美國重要的學術出版機構一年之內相繼推出兩部郭店竹簡的研究專著，《中國哲學》的郭店楚簡研究專號暢銷世界并再版重印，這一系列活動已經確立了中國簡帛學在古代中國研究領域的熱點地位。

海外的郭店楚墓竹簡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老子》與《太一生水》的研究。艾蘭與魏克彬編著的《郭店老子》已由美國古代中國學會出版，從中可以看到韓祿伯、夏德安（美國）、瓦格納（德國）、譚樸森與汪濤（英國）、戴卡琳（比利時）等對《老子》簡文的細致研究。韓祿伯的郭店《老子》校箋已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目前西方郭店《老子》譯注最重要的成果。鮑則岳（美國）新近發表了關于郭店《老子》文獻學構成的重要分析。劉笑敢（新加坡）、谷中信一（日本）等對《老子》的成書特征也作了探討。艾蘭所著《水之道與德之端》一書，提出中國古代哲學中許多最基本的概念都源于水的形象，與《太一生水》所論相合。她還討論了《太一生水》與《老子》的關系及其對于解讀《老子》的意義。施舟入（荷蘭）、賀碧來（法國）對于《太一生水》與道家哲學的關系亦有探討。第二，郭店儒家文獻的研究。艾蘭早年專著《世襲與禪讓》研究堯、舜傳說，使她對《唐虞之道》學派的屬性能有獨到的認識。杜維明（美國）則強調郭店竹簡對于先秦學派橫向研究的意義，并積極關注其與子思、子游學派的關系。池田知久（日本）對《五行》所見不同學派的影響也有廣泛研究。金安平（美國）比照《尚書》對《成之聞之》的縝密分析，羅鳳鳴（美國）對郭店儒家典籍所見法學要素的探討，葉山（加拿大）對于郭店楚墓竹簡與子思學派關系的懷疑，顧史考（美國）對于儒家諸簡分篇的意見，王安國（美國）對《緇衣》的研究，等等，都值得學界關注。第三，簡帛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鮑則岳與羅浩（美國）對于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原則與方法有詳細的討論，譚樸森以郭店《老子》為例，設計了一套簡帛材料文獻學校勘的形式分析方法，皆于國內簡帛學者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馬王堆漢墓簡帛研究得以充分展開，成為海外簡帛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幾十年海外學者對于中國出土簡帛的熱情，當始于1973年馬王堆3號漢墓簡帛的出土。 美國白蘭汀公司聘請韓祿伯主編《古代中國經典》叢書，將馬王堆、銀雀山等地所出的簡帛經典譯注出版。最早公布的馬王堆帛書材料包括《老子》、黃帝書和《周易》等，均被收入叢書。韓祿伯在美、英、法、德、中國大陸與臺灣等多種重要學術刊物發表帛書《老子》的研究論文十余篇，他譯注的帛書《老子》，自1989至1993年間在美國、歐洲連出7種版本。 劉殿爵譯注的帛書《老子》顯示出深厚的國學修養，所論《老子》有可與晚后出土的郭店楚簡《老子》對看之處，不容忽視。鮑則岳對帛書《老子》的文獻學研究，及其與想爾注本、王弼本與河上公本的比較分析，厚積薄發，亦多卓見。池田知久、島邦男（日本）等也多帛書《老子》研究成果。

帛書黃帝書是在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附抄的一組經典，通常被認為具有黃老思想傾向。葉山的《古佚書五種：漢代的道、黃老與陰陽》則認為它們是陰陽家的作品，可與杜維明、皮瑞姆、卡潤·特訥（美國）的學說相對比。淺野裕一的黃老道研究與今枝二郎、內山俊彥等家之說，都是日本學者的相關成果。帛書《老子》甲本卷后附抄佚書的研究，以池田知久的《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最為重要。

帛書《周易》已由夏含夷（美國）譯成英文、多米妮·赫澤（德國）譯成德文。后者的工作更為細致，并出版有研究專著。池田知久重點研究了帛書《周易》的《要》篇，近藤浩之（日本）則完成了全面扎實的資料工作，并在帛書《易傳》“龍”的問題上有所突破。此外，日本學者并對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與《春秋事語》作有研究，如工藤元男、吉本道雅等。布蘭夫·烏米科（美國）也完成了《戰國縱橫家書》的博士論文。

日本學者赤堀昭的《陰陽十一脈灸經》研究，村上嘉寶、大西克也的《五十二病方》研究，山田慶兒對醫術與咒術的探討，坂出祥伸對導引術的考證，等等，都是海外馬王堆醫書的研究成果。西方學者這方面研究甚少，除夏德安《五十二病方》的著名論著之外，只有若干翻譯與討論房中術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