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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一個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在德國等西歐國家建立了養老保險制度或其他形式的社會保險制度幾十年后，美國才于1935年通過了《老年保險法》(OAI)。三年之后，該法令被增補為《老年及遺屬保險法》(OASI)。1956年，社會保險制度進一步擴大為《老年，遺屬及傷殘保險法》，簡稱為社會保險基金［2］。美國的社會保險基金首先是由雇員支付6.2%的工資稅，再由他們的雇主支付6.2%。社會保險制度被普遍認為是美國最重要的社會項目之一，它也是美國聯邦財政預算最大的兩個組成部分之一，大約花費聯邦財政預算的20.4%(這個比例與國防所使用的20.1%相近)。社會保險制度使超過95%的美國老年人口獲得收益———2011年每名受益者的平均年度受益金額為13562美元。美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收入來源如圖1所示，65歲以上老年人口總收入的73%都來自于社會保險基金，而17%的總收入來自退休金，7%來自固定資產，3%來自其他收入。如果退休時的收入包括整個職業生涯的平均工資與資產收入(例如利息和股息)之和，沒有退休金的已婚夫婦將從社會保險中獲得43%的替代率，而擁有退休金的已婚夫婦將從社會保險和退休金中獲得63%的替代率。然而，35%的美國家庭沒有退休金，所以在退休時幾乎完全依賴社會保險。在現代福利國家中，美國的社會政策通常被描述為是資本主義制度中最極端的模式，然而它的社會保險制度則是極端中的例外。盡管個人存款和私人收益在老年人口保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創建于1935年的聯邦社會保險項目———社會保險制度仍然是美國退休體系中最核心的部分。

美國經濟衰退的后果

消費者金融狀況社會調查(SCF)、美國健康與退休研究(HRS)和收入動態面板研究(PSID)，這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全國調查提供了經濟衰退對單個家庭所造成沖擊的詳細信息。［4－6］在經濟衰退期間，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2007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中期下降了8個百分點。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就業情況普遍會在衰退后的二到三年內得以恢復。從2007年到2011年，失業率翻了一番超過9%。2012年3月，即經濟衰退發生后的第四年，失業率仍徘徊在8.5%左右。平均而言，每個家庭在2007年中期到2009年早期損失了1/4的資產，其中1/3是房屋凈值。2011年，古斯特曼等人使用美國健康與退休研究中關于資產和勞動力市場的數據，分析了近期的經濟衰退是如何影響家庭資產和退休年齡的。表1中平均家庭資產的數據是針對早期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在家庭中至少居住著一名在2006年年齡達到53—58歲的成員。只有在2006年和2010年都參與了調查的受訪者才被計入這項分析。在那些居住著嬰兒潮一代人的家庭中，社會保險平均占家庭資產的29.4%。在收入中數(收入居中的)家庭中，社會保險占總資產的43.9%，而在最低收入的1/4家庭中，社會保險則占到了79.2%。四類資產遭受了嚴重的貶值:住宅，房地產(主要是指第二處住所)，商業資產和汽車凈值。值得注意的是，在表1第3行的最后一列中社會保險的價值卻并未發生變化。事實上，社會保險是美國老年人口收入來源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樣的事實揭示了經濟衰退對于美國老年人口的負面影響是有限的。如前所述，超過95%的美國老年人口受益于社會保險制度，這同時也反映出經濟衰退對低收入老年人口的負面影響更加有限，因為美國1/5的最低收入人口，他們83%的經濟來源同樣源于社會保險。

總之，本項研究與其他研究一起都證明了經濟衰退的負面效應對于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國老年人口有著相當不同的影響。從資產凈值角度來看，高收入階層遭受的損失最大而低收入階層的損失則少得多。接下來的表格按照家庭資產分成了10個等級，并反映了每一等級家庭的資產遭受經濟衰退影響的分布情況。在表2中，第1列反映的是按照2006年的家庭資產所劃分的10個等級;第2列反映的是每個等級所對應的2006年家庭平均資產水平;第3列反映的是每個等級2010年總資產與2006年總資產的比值，在這里排序再一次由2006年的資產水平決定;第4列中位于最低等級的家庭在資產價值方面下降了39%，而位于最高等級的家庭則下降了70%。Bricker［7］，Hurd＆Rohwedder［8］，Kennickell［9］等學者以美國健康與退休研究(HRS)和消費者金融狀況社會調查(SCF)為基礎所進行的許多研究均表明經濟衰退的影響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對于老年人口———已退休的和即將退休的，所遭受的經濟損失也許再也不會恢復。同時，這些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雖然大約半數美國家庭的資產發生了貶值，但1/4低收入的家庭的資產所發生的貶值卻非常有限，因為美國養老保險的公共部分———社會保險———占到了他們總資產的大部分，這證明了公共養老保險制度在保護弱勢群體方面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

經濟衰退對退休年齡和退休期待造成的影響

在美國，完全退休年齡是指一個人第一次達到具有享受全額退休福利資格的年齡。1983年的社會保險法修正案將正常退休年齡從65歲增加至67歲。根據現行法律，無論你的完全退休年齡是多少，你可以早在62歲或晚至70歲開始接受收益。在62歲至完全退休年齡之間的任何時候你都可以選擇退休。但如果你過早開始領取社會保險金，每個月的收益會相應減少。例如，對于那些出生在1937年或更早的人，他們可以在65歲時享受全額的社會保險收益;對于那些出生在1943—1954年的人，他們將在66歲時收到全額的社會保險收益;而對于那些出生在1960年及之后的人，他們將在67歲時收到全額的社會保險收益。隨著壽命的增加和健康的改善，人們希望能夠工作的更久。發生于2007—2009年的就業市場的疲軟促使更多工人提早退休，另一方面，資產的貶值又可能促使他們推遲退休時間。［10］預期在70歲之前退休的人數在下降，而希望70歲之后退休的人數在上升。例如根據一項研究，在2006年29.1%的樣本聲稱他們希望可以在65歲時退休。在2010年這個數量下降到了24%。另一方面，在2006年57.8%的人希望到80歲時才退休，在2010年這個比例上升到了65.2%。由陽光金融集團(SunAmericaFinancialGroup)聯合年齡潮公司(AgeWave)發起的一項研究表明［11］，美國正逐步走出經濟危機，一系列圍繞著退休的目的、時間、基金的預期也正在形成。“陽光退休研究”是一項針對全國性意見的電話調查，該調查于2011年4月由哈里斯互動(HarrisInteractive)具體實行，1001名年齡在55歲以上的美國人闡發了他們在后經濟衰退時代作為待退休人員或已退休人員的情感、心態和期待。主要的發現如下:退休年齡正在延后:待退休人員說他們傾向將退休年齡推遲5年，從64歲延后到69歲，這一方面是因為壽命的增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衰退和經濟上的需要。退休不再意味著工作的結束:近2/3的受訪者說他們希望在退休之后仍能參與一些工作，從而保持生產力。與早期已退休的一代相比，生育高峰這一代的美國人對于退休有著復雜的看法。55歲及以上的美國人期待他們這一代人能夠比先前退休的一代更加積極和年輕化，有更多學習和成長的機會，經歷更有趣的生活。1999—2009年期間，許多有關退休決策的研究表明:退休決定既受到家庭財富變化的影響，也受到勞動力市場條件的影響，但后者是更重要的決定因素。

對中國養老保險改革的啟示

1997年中國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度被混合養老保險制度取代，混合的養老保險制度由三大支柱所組成。支柱一是由社會統籌賬戶(公共收益)和完全基金制的個人賬戶組成。社會統籌賬戶的目標是保證所有城鎮老年人的最低生活標準能夠達到貧困線以上，它的經費來源是建立在現收現支制基礎上的。支柱二是采取自愿原則，由雇主和雇員負擔資金，或由雇主或雇員單獨支付。支柱三是雇員自愿繳費的個人賬戶。中國在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方面已取得了重大進展。截止2011年底，約有3.6億的農村居民參與進了新農村養老保險計劃，大約9000萬名老年農村居民每個月能夠從中受益。一個新的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計劃也將惠及所有的城鎮居民，包括那些并未包含在當前的養老保險計劃之內的居民。中國的目標是在短期內實現全國性的養老保險。在這一部分，本文將從美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和近期經濟衰退的經驗中討論其對中國的養老保險改革的啟示。

1．養老保險

正如前面提到的，超過95%的美國老年人從公共養老保險———社會保險中獲得收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收入總額的73%均來自社會保險。換言之，即使富人和窮人在資產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距，廣大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是被公共養老制度所覆蓋的。相比之下，中國在2010年，“雖然公共養老制度在過去10多年中進展顯著，但城鎮員工參與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的人數僅占中國城鎮職工總數的58.29%”［12］51。與此同時，超過2億的農民工及其眷屬并未被養老保險制度惠及或沒有穩定的養老保險。很多雇員和雇主不愿參與正式的養老保險制度，在這樣的事實背后有很多原因，中國養老保險制度還需要采取行動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也需要加強養老保險投入與收益之間的聯系，并使這種聯系更加透明，以激勵更多雇員和雇主參與其中。在美國，社會保險部門會給每一位支付社會保險超過10年以上的人發出一份年度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你會知道自納稅之日起每年你的應納稅所得是多少，并且這份報告也將注明如果在如下年齡退休你的收益分別是多少:62歲(你將得到社會保險金總收益的80%)，66、67或70歲(你將得到全額的社會保險金)。如此透明的信息激勵著公民參與其中，他們能夠監控自己支付的稅款，知曉未來退休時的收益，并且有效的信息也將幫助受益者決定何時退休。但美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社會保險制度已有70余年的歷史。而中國仍舊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開始養老保險制度也僅有短短不到20年的時間。在短期內，中國不可能形成像美國那樣較為完善的制度。然而，逐漸使養老保險制度更加透明卻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由于各種不同的原因，要形成覆蓋全國老年人口的養老保險制度，尤其是對于那些低收入的城鎮居民和邊遠農村地區的老年人口，使其獲得足夠的收益，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和整個社會已經在這些問題上達成了許多共識。

2．減少貧困

2011年世界概況報道，根據2011年重新設定的貧困標準，13.4%中國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大約363美元)，低于貧困標準。因此，1.28億中國人被認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3］圖3是由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布的圖表(2009)，該圖是將美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008年的年收入分成5個等級后所形成的分布情況。它表明對于最低收入的1/5老年人口，他們83%的收入來自社會保險，9%來自公共援助。相比之下，對于最高收入的1/5老年人口，社會保險只占他們總收入的18%，44%的收益來自股票、房地產等其他資產。一方面，這顯示出美國社會在資產和收入上分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社會保險和公共援助對低收入的老年人口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從美國老年人口的貧困程度隨時間改變的情況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公共養老系統———社會保險在減少貧困中的重要性。在1934年，當《社會保險法》剛通過時，超過一半的美國老年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隨著社會保險制度的發展，這個比例下降到了1959年的35%、1975年的15%、2000年的20%。實證研究表明從1967年至2000年幾乎所有老年人口貧困比例的下降都能夠用社會保險收益的增加來解釋。［2］圖4顯示了社會保險使35.5%的美國老年人口擺脫貧困。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有可能處于貧困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也包括中國在內。在美國，少數民族婦女處于社會的底層。圖5就顯示了社會保險如何有效地幫助少數民族老年婦女擺脫貧困。中國最貧窮的老齡人口集中在農村地區。近年來，減貧的步伐由于各種因素已經減慢。［16］同時收入和財富分配也導致中國社會更加兩極分化。建立一個覆蓋廣泛和有效的公共養老保險體系對于減少貧困和控制經濟兩極化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3．公平和社會公正

自20世紀70年代末影響深遠的經濟改革開始以來，世人已經見證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跨越式的發展，經濟增長也推動了人均收入的顯著提高。貧困率有了明顯下降，從1981年的85%下降到2005年的16%(貧困被定義為生活標準低于1.25美元/天的人數)。然而，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卻又不斷的拉大。日趨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通過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陸之間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得以顯現。我們都知道，經濟不平等是導致社會動蕩和暴亂的重要因素。在西方發達國家，根據基尼系數美國屬于收入不平等程度最嚴重的國家。［17］正如上文提到的，社會保險在美國發揮著使老年人口減少貧困的重要作用，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基尼系數甚至高于美國。美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的組成部分揭示了社會保險和公共援助的重要作用。除了減少貧困之外，有效的公共養老保險體系和社會援助還能夠改善社會關系、促進社會和諧。這是通過在社會各群體間建立聯接、創造代際社會身份、調節各種形式的社會歧視和不平等來實現的。下面是一個在我供職大學的例子:當一位70歲的正教授執教40年后即將退休時他或她每月會收到大約2550美元的社會保險收益;而一位在同一所大學的清潔工在工作40年后以相同的年齡退休將獲得的社會保險金是每月1800—1900美元。我估計這位教授支付的社會保險稅是那名清潔工的3—5倍。這個例子正顯示了社會保險的再分配功能，這個系統有效地抑制了一個社會中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從社會公平、公正的角度來看，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在資源分配上也是嚴重不平衡的。中國是一個二元結構的社會，盡管農村人口超過了總人口的一半，但是國家的大部分養老金都用于城鎮居民。城鎮的養老金領取者主要由四類人員組成:1)政府部門退休人員(公務員);2)事業單位退休人員;3)國有企業或合資企業退休人員;4)私營或無穩定工作經歷的退休人員。中國目前的養老保險體系和社會政策為社會精英和公務員提供具有特權性質的養老金福利。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都享受非繳費型、固定收益的養老保險，公務員養老金的收入替代率可以達到80%甚至100%。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收入替代率大致是他們退休前收入的一半。然而，企業員工和農村居民必須向養老保險項目繳費至少10年到15年才能獲得養老金收益，并且他們的養老金收益也遠低于前兩類群體。最后一類人員不僅需要一定繳費年限，而且他們的養老金收益甚至更低，其中一些人因沒有足夠的存款繳納養老保險，不得不依賴新的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計劃為60歲及以上中國農民每月提供55元，這是中國農民歷史上第一次從政府獲得養老金。然而，平均來看這種養老金收益的替代率低于農民日常收入的10%，每月的養老金收益遠不能夠滿足農村老年人口的基本需要。我很高興地看到，中國政府已決定采取行動打破分層，建立一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12］然而，正如2011年《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中所提到的［12］，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許多實際問題還有待解決。長期來看，一個統一的、公平的養老保險制度將抑制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穩定、保證養老保險制度更加持久，使低收入群體能夠從經濟發展中受益。

4．退休年齡

最近我們看到很多關于中國是否應該延長退休年齡的爭論。［18］126－130據世界銀行匯編的聯合國數據，從1990年至2008年，中國人均壽命增長5.1年，達到73.1歲。［19］原則上說，壽命的增長和健康的改善將會使人們希望工作的更久。但毫無疑問，在制定一個關于退休年齡的國家政策或法律前需要更多的調查，試點研究不同地區和行業。作者欣慰地看到，一些城市和地區已經開始了這樣的嘗試(例如，上海的彈性退休年齡項目)。

5．政府在社會保險和社會養老金上的投入

作者沒有中國政府用于整個國家養老金具體金額的數據。正如文章開篇所提到的，社會保險是美國最重要的社會項目之一，它也是美國財政預算兩個最大的組成部分之一，占到了財政預算的20.4%，與國防開支相近。相反，中國政府用于衛生、教育、養老金上的經費所占GDP的比例遠低于許多其他與中國處于相同發展水平的國家。隨著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已具備了擴大社會保險規模和加大社會保險投入的能力。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特別是越來越多的移民和規模龐大的農村人口嚴重限制了建立一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將養老保險改革的重心過于放在繳費式養老保險方案并不足以保證老年人口得到充分的保障，僅僅通過繳費式養老保險方案擴大老年保險也具有結構性的局限。鞏固非繳費功能同樣是必要的，這就是所謂的社會養老保險或社會援助。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中可以看出非繳費式養老保險方案是一個在減少貧困尤其是減少農村老年人口貧困方面功能強大的社會政策。［20－21］在本文的最后，筆者認為將美國經驗放到中國的具體情境進行解釋和應用也應非常謹慎，因為兩國有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背景。鑒于城鄉二元結構、地區間在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異，在中國實行養老保險改革是非常困難的。中國的政府和學者已經開始更加關注其他國家在養老保險制度和社會保障問題上所提供的經驗。正如我在文章開篇時所提到的，美國是一個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更應該從那些具有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文化、社會背景的國家那里獲得更多的經驗和教訓，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和學者已經達成了越來越多的共識。目前在世界范圍內還沒有一個完全成功的養老保險模式，雖然中國需要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但中國也應該探索出一條適合本國具體國情的養老保險之路。

作者：申策張冠單位：美國波士頓學院社會工作研究生院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