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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進步率的區域比較

1．技術進步率變化的時間趨勢分析。為了研究資源富集區與資源貧乏區兩個區域技術進步率的動態變化，探尋變化的根源，本文運用Malmquist指數測算了兩個區域的技術進步率，并根據西部大開發的實施時間，將整個時期分為1990—1999年和2000—2010年兩個階段進行考察，測算結果如表1所示。表1顯示，1990—2010年我國資源富集區與非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分別為1．031和1．50，即兩個地區的技術進步率年均分別提高3．1％和5％。分時段來看，西部大開發前，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為1．049，平均每年增長4．9％，而非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為1．082，平均每年增長8．2％；西部大開發之后，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為1．014，呈現出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年均技術進步率比西部大開發前減少3．5％；非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為1．021，也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年均技術進步率比西部大開發前減少6。l％，但仍高于資源富集區，具有顯著優勢。西部大開發之后，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能源開發力度，由于能源行業自身具有高額的行業利潤，對技術進步及技術更新速度的需求偏低，因此在資源富集區高份額的能源工業會間接抑制需要不斷進行技術更新與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制造業的發展，從而制約了區域經濟發展中技術進步的速度。表1反映出西部大開發之后資源富集區的年均技術進步率已低于西部大開發之前，可見西部大開發促進了該區域能源產業的大力發展，但其技術進步的速度卻趨緩。非資源富集區不同于資源富集區單一的產業結構，制造業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當地經濟增長。西部大開發后，由于國家西能東送等宏觀政策的傾斜，西部能源富集區向東部非資源富集區的能源輸出量非常巨大，對非資源富集區的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充裕的能源流入也間接抑制了該區域的技術進步，延緩了該區域技術進步與技術升級的速度，因此相對于西部大開發之前，其年均技術進步率也出現了下降。總體來看，由于要素稟賦不同，資源富集區與非資源富集區的產業結構不同，造成了兩個地區的技術進步率存在較大差異，非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要高于資源富集區。

2．分地區的技術進步率。表2是本文測算出的12個省份技術進步率的排名結果，從中可見，不同地區的技術進步率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整體來看，資源貧乏區的技術進步率基本排在資源富集區之前，上海與浙江分居前兩位，技術進步率的年均增速分別為7．2％與6．7％，江蘇、廣東、福建分列第五至七位，年均技術進步率增速分別為5．4％、5．4％和3．5％，優勢顯著。能源富集區各省排名整體靠后，其中內蒙古和新疆排名較前，分列第三、四位，其原因在于當地自身基礎條件較差，技術進步的空間巨大，容易形成后發優勢。

計量模型和變量定義

為了進一步判斷金融支持對技術進步率的作用，本文通過改進檢驗資源詛咒的截面數據模型¨，建立了如下面板數據模型。其中，TECHCH為技術進步率；lnGP為滯后一期的人均GDP自然對數；SXP為能源依賴度，反應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條件，本文借鑒奧蒂(Auty)的做法，并參考當前我國資源依賴指標使用的度量方法構建了資源依賴指數，即采礦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與采礦業職工收入占職工總收入的比例的平均值；Loan為金融支持度，本文借鑒金(King)等所采用的金融深化指標]，以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控制變量E代表產業結構，要素稟賦不同的區域其產業結構的特征具有明顯的差異，在此用制造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表示；控制變量E代表人力資本投入水平，人力資本是實現持續性創新的基本條件，本文使用九年義務教育人口(普通中等學校在校生與小學在校生之和)與當地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控制變量代表技術創新投入，即各省R&D的研發投入(由于數據統計不全，這里使用R&D內部支出)占各省財政支出的比重來表示；i對應于各城市截面單位，t代表年份，‰一為待估參數，為隨機擾動項。數據選取1990—2010年間12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相關年份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統計年鑒》與《中國財政統計年鑒》。

實證結果及討論

1．整體回歸分析。本文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與固定效應模型(FE)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從中可見，能源依賴度SXP對技術進步在不同地區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在資源富集區為一1．358，并在10％的水平上顯著，呈現負相關關系，說明該區域經濟對能源的過度依賴形成了對創新行為的擠出效應，從而抑制了技術的進步；非資源富集區為2．071，但顯著度不高，說明該區域經濟對能源的依賴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技術的進步，但關系并不顯著。從金融支持度Loan來看，資源富集區與非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與金融支持率均呈正相關關系，系數分別為0．625和0．944，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通過檢驗。可見金融支持對技術進步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不同地區存在較大的差異，資源富集區明顯低于非資源富集區。據相關統計，西部地區石油和天然氣的探明儲量分別占全國的41％和65％，因此資源富集區豐富的自然資源為其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動力，因自然資源所形成的先天資源稟賦優勢產生了以能源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其稟賦特性決定了該產業具有超額利潤，所以采掘業部門的急劇膨脹導致了傳統制造業部門的萎縮，過多的初級產品擠出了具有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產品，出現了對創新的擠出效應，因此金融支持的作用對技術進步是有限的，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當地經濟對于能源行業的依賴程度，固化了原有的產業結構。而非資源富集區明顯不具備先天的資源稟賦優勢，但卻擁有發達的市場和較好的工業基礎，制造業部門發展迅速并在產業結構中占據高額比重，隨著產業鏈的不斷延伸，行業利潤平均化，只有通過技術的不斷更新才是獲取更高行業利潤的途徑，因此金融體系對于資金的合理配置有效地推動了該區域技術進步的速度，從而實現其獲取高額利潤的目的。在其他控制變量中，產業結構與技術進步率的關系在不同地區差異巨大，資源富集區的系數為0．478，在10％的水平上顯著，非資源富集區為19．738，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由于地區間要素稟賦的不同造成了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差異，資源富集區形成了以能源產業為豐導的產業結構，間接導致對高技能勞動力和先進技術有較強需求的制造業的衰退，對技術進步形成擠出效應，非資源富集區中制造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大，其發展帶動了相關產業技術更新的速度。人力資本投入水平、技術創新投入與技術進步率之間的關系在資源富集區均為負相關，在非資源富集區均為正相關，表明在資源富集區存在大量的人才流失、教育水平過低和科研技術轉化低效等問題。

2．分時段回歸分析。同樣基于西部大開發的實施，本文將面板數據分為1990—1999年與2000—2010年兩個階段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從中可見，資源富集區的能源依賴度SXP與技術進步率在西部大開發前后均呈現負相關關系，負效應在不斷加強，大開發前，資源富集區能源的開發對于該區域技術的進步產生了明顯的抑制性，大開發后，能源開發成為國家重要的戰略性工程，“西氣東輸”等能源項目的實施更加大了對西部地區能源開發的強度，進一步形成了對能源產業的依賴，強化了對技術創新的擠出效應。非資源富集區能源依賴度SXP與技術進步率在西部大開發前后都呈現正相關關系，增幅巨大，大開發前二者關系并不顯著，大開發后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西部的能源在國家的政策導向下向非資源富集區的輸入，不僅彌補了該區域的資源劣勢，而且在合理的產業結構下有效地補充了該區域經濟發展的能源缺口，從而推動了當地主導產業的發展，促進了技術進步。金融支持Loan與技術進步率的關系差異較大。資源富集區在西部大開發前為0．277，金融支持對于技術進步產生了積極作用，大開發后為一1．619，變為了負作用，其原因在于大開發加強了資源富集區的能源開發力度，不僅滿足了本區域的使用需求，而且還滿足了非資源富集區包括能源在內的初級產品的需求，能源初級產品的需求和價格的快速提高，促使金融支持對其的投入不斷增加，推動了富集區能源初級產品的生產與加工的進一步繁榮，最終加劇了對技術進步的抑制作用。在非資源富集區，金融支持在大開發后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增強，主要是由于在大開發彌補了該區域資源劣勢的基礎上，金融支持擴大了制造業的發展規模，為了獲取更高的行業利潤，企業提高了技術進步的速度。需要指出，除了資源稟賦差異造成的不同，金融發展階段的差異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因此其發展水平與實體經濟的發展程度是相匹配的，由于非資源富集區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遠高于資源富集區，因此金融發展水平在兩個地區存在差異，對技術進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對于產業結構與技術進步率的關系，資源富集區在大開發前后由正變負，非資源富集區在大開發后有了明顯加強，原因同前文所述。人力資本投入是技術進步的關鍵性因素，人力資本投入與技術進步率的關系，資源富集區在大開發前后由正變負，主要是由于大開發后國家對能源初級產品的需求不斷加大，而初級產業部門的擴張不需要高技能勞動力，因此該區域高技能勞動力難以達到相應的收入水平導致其大量外流，而大量低文化水平勞動力進入了能源初級部門，使得該區域缺乏對于勞動力培訓與教育的動力，延緩了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同時導致了包括制造業在內的以高技能勞動力為重要生產要素的其他工業部門的萎縮，遏制了技術的進步；非資源富集區在大開發前后均為正，且增速明顯，原因在于大開發間接影響了資源富集區高級勞動力的外溢，而提高了非資源富集區人力資本的積累，促進了技術進步。科技創新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競爭力的主要源泉，科技創新投入與技術進步率的關系，資源富集區在西部大開發前后均為負，且關系不顯著，說明大開發后能源行業的發展吸引著潛在創新者和企業家去從事初級產品的生產，擠出了技術創新，導致資金從R&D部門流向初級產業部門；非資源富集區則由負變正，說明科技轉化能力與高新技術產品研發能力有了大幅提高，拉大了兩個區域的技術進步差異。

本文作者：薛晴1常建新2作者單位：1西安交通大學2西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