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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則徐:從“睜眼看世界”到“制炮造船”

鴉片戰爭時期力主抵制并銷禁煙毒、抵御英國入侵的民族英雄林則徐(1785-1850年),被譽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前夕的1839年初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到達廣州后,一改當時官僚、士大夫對世界時局閉目塞聽的積習,通過各種渠道召集熟悉英語的中外人員,組織專門情報班子,搜集整理并翻譯有關英國和其它列強的圖書和報刊雜志。據中外著述,林則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指揮他的幕僚、隨員和許多聰明的人,搜集英國的情報,將英方商業政策、各部門的詳情……都一一記錄”。[1]林則徐一方面厲行禁煙,另一方面又嚴格區分鴉片販子和一般外商,允許守法外商進行正常的商業貿易,并請他們幫忙收集、翻譯、考訂各種西方書籍、資料。1840年,林則徐將英人慕瑞(Hugh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原書1836年倫敦出版)譯成《四洲志》。此書記載五大洲30多國的歷史和地理,是當時“了解夷情”的一部較系統的世界地理書籍。[2]

林則徐不僅在認識和了解西方列強方面首開風氣,而且也是主張從技術層面學習西方的第一人,從這個角度講,他實可稱為洋務運動的開山鼻祖。林則徐為加強戰備實力,克敵制勝,曾組織摘譯西方有關重炮操作的資料,供軍隊掌握使用參考,并積極購買大量新式重炮裝備炮臺。僅1840年農歷五月的一份奏報中他就稱自己已經“秘購外國五千斤至九千斤遠程生鐵大炮,計有大炮三百余位”。親臨一線的戰斗還讓林則徐認識到,僅靠岸上的固定炮臺和落后的木舟是無法有效抵御侵略者的挑釁和攻擊的,必須從炮艦入手根本改變水師的武器和裝備。據日本學者田中正美的《林則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原載日本《東洋史研究》第38卷第3號)一文記載,1839年末、1840年初,林則徐從美國人手中購入甘米力治號艦船,為海上交戰之用。該艦為“中國海軍中最早的外國造軍艦”。

另外,還購入兩只25噸的縱帆船和一只外輪小火輪。甘米力治號是一艘1060噸的美國商船,裝有34門英制大炮。這可視為中國海軍現代化的濫觴。尤為可貴的是,林則徐那時就已經認識到,完全依靠從外人手里購買艦炮容易受制于人,所以他更組織人力仿照外國樣式自造戰船。1840年農歷二、三月間,林則徐相繼建造一批炮船和小帆船,又仿越南船式造出了擅長火攻的軋船四只,仿歐洲船式造二、三尺雙桅船。雖然由于技術和條件的限制,這些艦船只是外形與外國炮艦相似,內部還是依靠人力驅動,但這實在算得上是中國人打破因循陋習、勇于學習先進技術的第一次壯舉。而且事實證明這些“中西合璧”的仿造戰船無論在戰斗力、速度還是機動性方面都確實優于老式木舟。即使在清廷已經失去積極抵抗的信心、與英國媾和傾向明顯之時,林則徐還在奏折中提出“以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從此制炮必求極厲利,造船必求極堅”的設想和主張,念念不忘中國自己的先進武器裝備生產。[1]

林則徐從研究和認識西方到學習西方、從購買到仿造先進軍事裝備的探索歷程,對后來的洋務派有極大影響。1870年,李鴻章在上海開辦的同文館與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合并,統稱廣方言館。制造局總辦馮光和鄭藻如在上呈給李鴻章的《開辦學館事宜章程十六條》中提出“錄新報以知情偽”一條時說:“昔林文忠采錄香港新聞紙,頗知彼國情形,徐氏《瀛寰志略》,魏氏《海國圖志》,亦多采其說,則各國新報亦周知情偽之一助也。”[3](230)可見,洋務派把林則徐的行為和事跡,視為論證自己事業合理性的重要歷史依據和成例,這足以說明林則徐學習西方的思想與實踐是洋務派開展近代工業技術教育的一個重要源頭。雖然由于抗英任務艱巨、形勢復雜多變、清政府統治階級內部戰和兩派產生劇烈紛爭、道光帝逐漸倒向妥協退讓之路、主戰派很快失勢等因素的影響,林則徐尚未來得及明確思考和提出新式技術人才的培養和教育問題,但其實踐已使“近代專業技術人才從何而來”成為一個呼之欲出的問題。

二、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

如果說林則徐主要從實踐層面為后來的洋務運動開啟肇端,那么其好友、晚清思想家和文史學家魏源(1794-1857年)就是從思想層面為洋務運動及其工業教育打下基石的啟蒙者。魏源根據林則徐的實踐和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對外方針和指導思想。1842年,魏源在林則徐譯成的《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成《海國圖志》一書。他在該書的《敘》中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4]“師夷長技以制夷”以極其簡練的語言概括了封建統治者中的先進人物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認識、態度和行動綱領。它的前提是從技術層面承認西方國家已經長于中國,而且認識到列強正在依恃這種“長技”,使朝野上下沾沾自喜、虛驕自大的“天朝上國”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險,依靠中國固有的技術手段已無法“制御”。要想有效地抵抗列強,擺脫深重的社會危機,必須學習列強的先進技術。

然而,在這些飽覽中國傳統典籍、贊賞儒家道德禮儀、恪守封建倫理綱常并竭力維護專制社會秩序的官宦士大夫看來,擁有“長技”并不能改變“夷”的鄙陋類屬,“師”的對象是“夷之長技”而非“夷”本身,目的是為了“制夷”而非從文物制度上“變夏為夷”。雖然“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提出來以后相當一段時間并無多少人熱烈響應,但它終成為洋務派開展洋務活動并興辦以軍事制造、機械工藝學堂為核心的工業專門教育的理論基礎,也是后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文教方針和指導思想的雛形。

在《海國圖志》一書中,魏源提出了建立中國現代軍工企業和國防軍隊的初步設想。“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師夷長技”就應該建立自己的造船造炮工廠,并以西人為師,學習西洋各國的造船造炮技術,以及在新式裝備下的陣仗之法。他建議朝廷“于廣東虎門外之沙角、大角二處置造船廠一,火器局一,行取佛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不僅如此,還要“延西洋柁師教行船演炮之法,如欽天監夷官之例,而選閩、粵巧匠精兵以習之。工匠習其鑄造,精兵習其駕駛、攻擊”[4]。中國人自己一旦學會以后,就可“不必仰賴于外夷”了。后來洋務派的早期事業基本上就是這一構想的忠實實踐。魏源第一次明確提出中國人應該學習西方近代制造技術,可謂是中國近代工業教育思想的先驅。

與林則徐有明顯差異的是,魏源主要以學者的角色擔當社會責任,作為思想家為社會尋找出路。因此,他很自然地將視野投向對傳統文化教育的反思和檢省,開始產生教育走向現實、服務社會的實踐思想萌芽,這一點十分明顯地體現在他把西方近代工業技術與科舉考試聯系起來的設想上。在《海國圖志·籌海篇三·議戰》中,魏源提出:“今宜于閩粵二省,武試增水師一科,有能造西洋戰艦、火輪舟,造飛炮、火箭、水雷、奇器者,為科甲出身。能駕駛颶濤,能熟風云沙線,能槍炮有準的者,為行伍出身。”[4]雖然這里直接提到的是將科舉選拔制度與近代工業技能掛鉤,但在教育已成為科舉附庸的時代里,如果科舉選拔中加入近代工業技能元素,其對傳統教育的改造與突破意義及其深刻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當然,在國門完全被打破初期,很多人只感受到了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軍事威力,還沒有意識到西方廉價的民用工業產品更大的殺傷力,所以這里也僅涉及到軍事工業知識和技能。實際上,直到洋務運動興起之初,人們也還是單純從解決軍需入手近代工業的。洋務派開始意識到民用工業生產和相應技術人才在與列強競爭中的重要性,已經是19世紀70年代末的事情了。

三、馮桂芬:洋務工業教育藍圖初現端倪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中英《南京條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并沒有震醒習慣于茍安的大多數封建官僚及傳統士大夫。林則徐和魏源等人的初步探索和設想沒有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從總體上觀察,他們的思想很快就湮沒無聞了,直到洋務運動時期才顯現出前驅觀念種子“春風吹又生”的景象。不過,在此期間還是有少數人接過了他們思想的薪火,繼續進行著進一步的思索,馮桂芬(1809-1874年)就是其中之一,馮桂芬是林則徐的弟子,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火的沖擊,曾任李鴻章幕僚數年。在林則徐和魏源探索的基礎上,把思考重點轉向人才的培養,開始全面審視傳統教育的弊端,并在洋務派開展培養西學專業技術人才的教育活動之前,就提出了一套比較系統的教育變革計劃,成為洋務工業教育藍圖的早期勾畫者。其思想主要有:

第一,批判八股取士,改革科舉制度。馮桂芬認為,八股取士“所取非所用”、“禁錮生人之心思材力”,“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5]。通過考試來取士的做法本身沒錯,因為考試能夠“別其聰明智巧之高下”,但由于八股文出題范圍有限,到清代嘉慶、道光時期,各種題目的范文匯集成冊在社會上流行。讀書士子對儒家經籍大都束書不觀,而是死記硬背各種范文,希望能夠僥幸考中,弄得科舉考試“遂若探籌然”,顯然已經失去了鑒別才智的功能。

他指出,要想有效地實現科舉考試的鑒別和選拔功能,必須對考試內容加以改革。改革的目標應該以提高考試內容的難度為原則,“難則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難而退,而覬幸之人少矣。難則工拙可以眾著,中材以上有實至名歸之效,益愿其因難見巧,而奮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時,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時,多一鍵戶之人,即少一營求奔競之人,文風振焉,士習端焉。而司衡校者,優劣易以識別,不致朱碧之迷離,高下難以任心,無敢黑白之顛倒,亦難之效也”。[5]提高難度的具體方法,就是從縣、府試到會試,都考經解、策論和古學三場。經解以經學為主,同時加考算學,經學宜先漢而后宋;策論以史學為主;古學包括散文、駢體文、賦、各體詩。他認為這樣才能挑選有真才實學的優秀人才。

第二,肯定西方科學的先進性,倡導國人認真學習。馮桂芬明確指出:“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5]在整個社會普遍彌漫著自欺欺人的文化優越感的時代,提出這種觀點是需要極大勇氣甚至冒著極大風險的。但是,鴉片戰爭以后,“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讀我經史,于我朝章、吏治、輿地、民情,類能言之。而我都護以下之于彼國,則懵然無所知,相形之下,能無愧乎?”[5]他認為,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中國,如果無人能夠熟悉和掌握西方先進的科學,“亦學士之羞也”。不過,馮桂芬對西方自然科學以外的某些知識是輕視甚至排斥的。比如,有關基督教教義的書籍就被他斥為“率猥鄙無足道”。

第三,突破軍事用途的局限,關注工業科技的民生價值。如前所述,中英鴉片戰爭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大多數即使能清醒認識到中國與列強差距的人士,也往往只注意到西方科技在軍事方面的意義與威力。但馮桂芬通過較為全面的考察敏銳地意識到,以數學為基礎、以物理化學為原理的近代工業技術的作用,“輪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他在所著的《采西學議》中,不但例舉了西方科學知識在訂定歷法中的重要作用,更指出利用西方制造技術改良大型工程機械、農業生產工具、紡織機械等關乎“國計民生”的器具,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用力少而成功多”的效果。[5]

第四,倡議創立新型教育機構開展科技知識教學。鴉片戰爭后,各條約口岸開埠,外事日多,外語人才成為中外交涉時不可或缺的中介。但當時風氣未開,學習洋人語言被各種“正途”士人乃至普通民眾視為“羞辱之事”,正經讀書人不屑為之。與外人打交道時依賴的“通事”,大多是個別傳教士在通商口岸以提供衣食為誘餌,招集一些貧苦家庭或流浪的兒童,進過簡單培訓以后擔任的。在馮桂芬看來,這些人都屬“佻達游閑”、“不恥鄉里”之徒,只不過是為了混口飯吃才從事這種一般人不愿干的行當。他們天資愚鈍、見識淺薄,僅略懂一點西文皮毛,根本不懂真正的西學。

依靠這些人和外國人交流,“語氣輕重緩急,轉輾傳述,失其本旨,幾何不以小嫌釀大釁!”[5]為了能夠培養出合格的翻譯人才,他建議“于廣東、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文童,倍其倉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他認為,要提高外語學習的效果,學生還必須熟悉和掌握西方科技知識。他特別強調數學學習的重要性,因為“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西人十歲以外無人不學算,今欲采西學,自不可不學算”[5]。應將各種能搜集到的西書“擇其有理者譯之”,作為教材,“由是而歷算之術,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綜條貫”,學生就可掌握各種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了。對于優秀學生,“于諸國書應口成誦者,許補本學諸生,如有神明變化,能實見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請賞舉人”。他堅信,只要管理得法,措施得當,中國仍能后來居上,克敵制勝。“中國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轉勝于夷者”[5]。

第五,初步明確了學習近代工業技術的指導思想。馮桂芬認為,中國古代圣賢就有“法后王”,當今更應該根據時勢的變化“鑒諸國”,以富強國家為借鑒,學習它們致于富強的技術和知識。但這種學習應該“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5]。也就是說,學習西方科技的目的,不是為了改變中國歷代圣賢哲人的立教之本,而是為了使具有“優秀”倫常名教的中國成為“更善之善者”,因此新式教育不能主次不分,更不能本末倒置。很明顯,這種觀念是馮桂芬對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繼承與深化,也是洋務派“中體西用”教育方針的早期表述。

馮桂芬的上述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校廬抗議》一書中,該書1861年完成,此時是洋務運動正式發起的前夜。隨后馮桂芬任李鴻章幕僚多年,李氏的很多奏議和電稿就出自其手筆。尤其是李鴻章創立上海同文館時的奏折中,很多段落都是《校廬抗議》一書里的原文。到1898年,孫家鼐又向光緒帝推薦該書,清廷下令印刷1000部頒發給京官參考,作為當時變法的重要文件。這些都足以說明馮桂芬教育思想后續影響的廣大和深遠。從近現代工業科技教育理論與實踐發展的視野分析,馮氏教育理念還有很多問題。但是,不能否認,其中的真知灼見是主要的,觀照其所處時代,更能感受到這些設想所具有的開創價值。洋務派的工業教育思想和實踐在相當大程度上接受了馮桂芬的上述主張,當然,在具體操作過中作了不同程度的取舍,并有所豐富和深化。

應該指出,以上依次敘述林則徐、魏源和馮桂芬學習西方科技的思想和主張,并不意指三者之間是線性的“道統傳承”關系,更不是說僅有他們三人持這種觀念,而是因為他們是晚清士大夫中較早擺脫了“天朝上國”迷思、意識到必須學習西方近代工業技術的典型代表,而且,可以認為,他們的認識分別代表了近代工業教育思想產生之初依次遞進的三種不同發展水平。

四、太平天國:來自對手的啟示

洋務派中的很多重要人物是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起家的,太平天國起義軍是他們的對頭。但從洋務派模仿西方工業技術制造新式武器以對抗和鎮壓太平天國的初衷來看,洋務運動“甚至某種程度還是在革命人民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實行的”[6]。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即南京)后,一方面發展生產和對外貿易,另一方面大量采購西方新式武器用于戰斗,曾親自參加過太平天國革命的英國人呤口利在其所著的《太平天國親歷記》中記述了很多太平軍采購、搜求西方先進武器和戰船的事實。這些西方新式武器使朝廷軍隊屢受沉重打擊,圍剿太平軍的曾國藩及左宗棠對此也多有陳述和記載。[7][7][6]

太平天國不僅購買和使用新式武器和戰船,而且還有了通過教育活動培養近代工業人才以進行自制的設想。1859年,洪仁玕提出的《資政新篇》送呈洪秀全批準,并用干王名義。《資政新篇》提出了發展現代工業和交通,制造火車、輪船,開采礦藏,獎勵科學發明等計劃。1860年11月19日,中國的第一位留美并在耶魯大學獲博士學位的知識分子容閎至天京會見洪仁玕,建議七事。內有四事屬于教育:建立武備學校,建設海軍學校,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設立各種實業學校。洪仁玕對此頗表贊成。[2]

雖然這些計劃和設想因太平天國失敗最終沒能實現,但無論是太平軍使用新式武器讓湘淮系官兵吃的苦頭,還是列強參與剿殺太平軍時處于絕對優勢的近代化武裝所表現出來的威力,以及太平天國發展近代工業及其教育的設想,都不可能不對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新崛起的地方實力派、清政府的權力重臣以深刻的警示。實際上,戰爭期間的湘、淮軍,尤其是李鴻章的淮軍,就已經隨著太平軍新式武器的使用而不斷購置西洋火器火炮了。而讓曾國藩等人大傷自尊的“借師助剿”之所以實現,也是因為太平軍在列強叩關犯境之后再一次讓統治階級認識到西洋武器的“神技”。因此,正如歷史學家夏東元先生所說的那樣:“將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發生、發展提到實踐日程上的條件,是外國資本主義侵入所造成的,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這一前提下對此也起了不小的作用”[6]。

總之,從19世紀60年代初期至甲午中日戰爭前后,以奕訴、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派,為了延續和鞏固搖搖欲墜的中國封建專制統治,發動了一場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以求“富強”的變革運動,這就是史稱的洋務運動。模仿資本主義國家開辦機器生產的工礦企業,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

洋務派在新式工業實踐活動中,逐漸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以及中國近代工業人才嚴重缺乏的現實,因此在開辦各種工礦企業的同時,創辦了一批進行西方工業知識和技術教育的機構,如福建船政局的求是堂藝局(1866年),江南制造總局的操炮學堂(1874年)和工藝學堂(1898年),京師同文館中的天文算學館(1866年)和格致館(1888年),以及各地的電報、鐵路和礦務學堂,如天津電報學堂(1880年)、湖北礦務學堂(1892年)、山海關鐵路學堂(1895年)等,乃至一些水師、武備學堂中均有不同程度和規模的近代工業知識和技術教育。這在中國工業史和教育史上都具有特殊意義。從本文的探討中可以看出,洋務派的近代工業教育思想與實踐不是突然產生的,一些社會啟蒙思想家或改革者之前進行了這方面的探索。洋務派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不像大多數官僚階層及士大夫那樣無知地忽視了這些醞釀期的寶貴思想和經驗,而是加以繼承和發揚,從而正式開啟了中國工業教育乃至整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