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學特點在我國發(fā)展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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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難以命名“公共行政學”這門學科一樣，關于這門學科的含義也無法得到明確的答案，造成這種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難以平衡公共行政學中效率和公平問題的關系。盡管從以往的研究中可以證實效率和公平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共通之處，但它們之間存在的矛盾確實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我們常常顧此失彼，無法達到平衡。這樣一對矛盾的存在注定了使得公共行政學無法建立統(tǒng)一的理論內涵。但不同國家的不同學者關于“公共行政學”的內涵這一問題，都提出了自己意見。例如，美國著名的公共行政學學者戴維•H•羅森布魯姆就是從管理的途徑、政治的途徑和法律的途徑三個方面來理解公共行政學的內涵的。這是他在經典著作《公共行政學：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徑》中的觀點，也代表了他關于這個問題的主要觀點，這既是對公共行政學這一學科的整體認知，也是對其無法融合統(tǒng)一的遺憾。而我國學者竺乾威則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研究公共行政學的含義。他認為，美國學術界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存在著兩條主線，一條是追求效率至上的管理主義學派，一條是追求公正的憲政主義流派，這兩種學派呈現出兩種完全相反的研究視角，成為美國學術界的主流。
二、公共行政學的特點
關于公共行政學的特點這一問題，無法做出明確的回答，正如其名稱和內涵無法定義一樣。這使得公共行政學的研究處于一種不確定的尷尬地步，但公共行政學作為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學科，還是具有某些特點。下面就從公共行政學借鑒的理論基礎來談一談公共行政學的特點。公共理論學借鑒的第一部理論基礎是1865年馮•史坦因所作的《行政學》。但為什么學術界不將這第一本著作作為公共行政學的開端，而是將威爾遜作為公共行政學的創(chuàng)始人呢？原因在于馮•史坦因是從法律的角度來闡述公共行政的，而不是現如今大家公認的角度來理解。所以，一定程度上，《行政學》更是一部法律著作，而非行政學著作。但是馮•史坦因的著作在公共行政學的發(fā)展歷史上還是占據重要地位。后續(xù)的學者在進行公共行政學的研究時，大多是以《行政學》中的理論為支撐。如威爾遜在論證公共行政學的必要性時，大量引用了馮的研究成果；泰勒在創(chuàng)立科學管理理論時，其中也充斥著管理學的思想。以上這些都是法律在公共行政學中的滲透，可見，馮的《行政學》對公共行政學的發(fā)展所起的作用。公共行政學所借鑒的第二個理論基礎則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如今的公共行政學的論著里，我們會發(fā)現其中充斥著大量經濟學的影子，我們也很難避開經濟學的思維。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公共行政學的研究者們更愿意用經濟學的理論來支撐自己的思想體系，許多經濟學的理論被引入到公共行政學的研究當中，比如政府失靈理論等。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此學派完全用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政治過程，喪失了公共行政學的本來面目，因此，這一學派被稱為“官僚經濟學派”。另一方面則是經濟學家開始擴展自己的經濟學的研究理論，將經濟學的理論進軍到公共行政學的研究領域。這一方面的代表則是新制度經濟學派，他們的行為使得經濟學在公共行政學中占有了主動性和話語權，漸漸地，公共行政學成為了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以上論述是公共行政學的總體特征，是歸納總結公共行政學在各國的發(fā)展情況一概而述的公共行政學的特點。但我國的公共行政學除了具備上述特點外，還有具有自身獨特的特點，這和我國的特殊國情有關，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國公共行政學的發(fā)展處于相對緩慢的地位，若要加快公共行政學的發(fā)展就需要我國公共行政學的研究者們付出更多的努力。造成我國公共行政學發(fā)展如此之緩慢的原因，總體可以概括成三點。首先是，我國社會對公共行政學的極端推崇。眾所周知，我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官僚統(tǒng)治，這使得官本位思想在我國有著很深厚的根基，每年的“公務員大戰(zhàn)”就是很好的例子。每年的公務員招考中，有很大比例的畢業(yè)生選擇了公務員考試，將能進入公務員行列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而各個階層也都將能進入到官僚系統(tǒng)中作為自己畢生追求的目標。但是，耐人尋味的是，在公務員考試中，行政學科的考生并不多見，而我國各級公務員考試中對考生的專業(yè)要求中也鮮見行政專業(yè)。這樣的現實，使得行政學的高材生人才流失，無法實現自己的學科抱負，只有我國社會對進入官僚機構的觀念趨于平淡，公共行政學才能獲得長足的發(fā)展。其次是，由我國的歷史和制度決定的。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中，不乏優(yōu)秀的政治家，也不乏研究政治思想的理論家，但是這些大家研究的重點都側重于一維的政治哲學，即儒家的大一統(tǒng)的哲學指導。在國家政治上，我國不存在政治分權的現象，由此，公共行政學所倡導的有限政府很難引起大眾的關注和共鳴。此外還有傳統(tǒng)文化的熏染，使得我們很難將公共行政學的理論和我國傳統(tǒng)文化結合起來。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使得我們無法照搬歐美等資本國家的公共行政學的相關理論，中國要想發(fā)展公共行政學必須要主張“拿來主義”，吸收歐美國家有利于我國公共行政學發(fā)展的理論，創(chuàng)立出符合我國制度的公共行政學的理論和知識。但創(chuàng)新本身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何況在西方國家堅實的理論基礎上，這需要我國公共行政學研究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將發(fā)展我國公共行政學作為自己的使命。就我國目前的發(fā)展形式而言，我國對公共行政的理論需求遠遠高于其他時候，早在20世紀20年代，我國進行了政治經濟改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雖然這次變革體現了我國追求進步的決心，但也需承認這次變革并不徹底，我國長期存留下來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因為這次改革并沒有觸及到我國行政體制的變革。我國此后的體制改革就要著眼于我國的行政體制的改革，因為如果我國的行政體制沒有變化，還是沿用陳舊的體制，那么，我國的經濟體制的發(fā)展也會受到阻礙，經濟體制的改革也無法深入，無法解決我國深層次的矛盾。所以，面對這種現實需求，我國公共行政學的學者要將體制變革研究提上日程，為行政體制的變革提供有力的理論指導。繆爾達爾曾經指出，未來國家之間的競爭，不是經濟實力的競爭，也不是軍事實力的競爭，而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競爭。這包括法律的完備性之間的競爭，包括官僚執(zhí)法力度的競爭，最重要的是行政體制之間的競爭。中國要想在未來世界中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就要認清中國目前的公共行政學的發(fā)展困境，要認清這一學科的自身缺陷，再結合我國的特殊國情進行變革。
作者：孟曉妹 單位：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