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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體制與行政體制的創新，決定了中國公共管理理論與西方國家的某些不同我國曾經推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市場全面萎縮，幾乎不存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改革開放中，隨著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已逐漸取代政府指令對社會資源發揮基礎性配置作用，而政府則主要通過各種行政的、經濟的、法律的手段對經濟活動進行直接和間接的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不僅改變了社會經濟運行方式，也推動政府不斷轉變職能，深化改革。但我國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它雖然也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在市場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但更主要地體現了中國經濟體制與行政體制的創新，從而決定了中國公共管理理論與西方國家的某些不同。首先是關于市場的認知問題。在西方社會，市場規則首先是由“公平交易、平等買賣”體現的個人價值，它積淀下來的是“自由、平等、競爭”觀念，這構成了資本主義精神的重要支柱。資本主義市場從人的本性解釋了競爭中的逐利行為，從而奠定了最根本的倫理基礎，進而確立了自私的合法性價值地位。我們要建立的卻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所理解的市場是一種工具理性，市場本身不代表積極或消極的意識形態，只有被應用于實現具體目的時才具有道德評價的可能。也就是說，市場的價值源于它所服務的利益和目的。

我們把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利用市場機制刺激私有部門的經濟活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最終實現的是共同富裕。其次是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這方面“，小政府即是好政府”的主張一直是西方公共管理的基本思路。作為西方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的美國總統里根曾經說過：“政府不是問題的答案，而是問題的根源”。他們認為，政府的經濟功能應該被限制在少數幾個有限方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是積極的，政府是消極的，因而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政府與市場不是對立的，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基于不同的市場認知，中國公共管理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方面采取了與西方社會不同的立場。

政府與市場不是對立的，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策略中，市場依然是自利性的，引入市場機制是希望通過生產發展來服務于公共利益，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本質是在公共利益的導向下，由政府過濾市場機制中自發的盲目性或者其它消極因素。政府與市場統一于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執政黨的領導。在我們看來，市場機制是要借助和利用的工具，也是需要監管的對象。市場如果總體上抵制了公共利益的價值目標，盲目自由的市場將對經濟運行和公共事務治理帶來深重的危害。當前的金融危機讓我們意識到“不受約束的市場是多么的可怕”，而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某些發達國家的政府因迷信于“自由市場”而難有建樹也說明偏頗的政府—市場關系對公共管理的影響何其深遠。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的實現，我們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而公共管理的制度架構中也為發揮政府主動性留下了充足空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借助于市場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同時還有賴政府為整個社會的發展提供宏觀調控。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與市場不是簡單的對立關系，而是明確各自的職責。我們既不會追求小政府大市場，也不會以政府排擠或壓制市場活力。政府的積極并不以排斥市場或社會的積極性為代價。公共事務的治理將有賴于整個社會中各方力量的共同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