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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柏坡時期是新中國法制建設的奠基時期。伴隨著新政協運動的推進，西柏坡不僅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決策中樞所在地，也是各派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一道凝聚智慧、協商建國，籌備和醞釀新中國各項法律制度的所在地。與民主人士的李家莊座談展現了新中國法制建設籌備中的智慧協商；與米高揚的談話奠定了新中國法制建設籌備中的框架雛形；華北人民政府的運行探索了新中國法制建設籌備中的協商實踐；新政協籌備會的召開確定了新中國法制建設籌備中的協商成果。

關鍵詞：西柏坡；新中國；法制建設；協商民主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時期，完成的一系列建立新中國的籌備事宜，諸如新中國政權性質和政治制度、經濟建設方針、對外政策取向、軍隊整編以及民族團結政策等等，為中國共產黨由農村走向城市、建立新中國做好了充分的鋪墊和準備。因為原有的法律、制度和規則必須向著全國解放后建設新中國的目標改進、完善和確立，而且在許多空白的法制領域需要建設和修訂——新中國這座政治經濟文化大廈必須有法制的支撐和保障。因此可以說，西柏坡時期也是新中國法制建設的奠基時期。然而，與國民黨集團搞獨裁統治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民主參與協商建國的路徑。伴隨著新政協運動的推進，西柏坡不僅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決策中樞所在地，也是各派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一道凝聚智慧、協商建國，籌備和醞釀新中國各項法律制度所在地。在此意義上，1948年9月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后的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也成為了籌備建國的主力。

一、李家莊座談：

新中國法制建設籌備中的智慧協商

1948年下半年，徹底推翻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列上議事日程的重要任務。中國共產黨以“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民主建國、協商參與自然是我們的必然選項。1945年抗戰勝利后，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國共雙方及各派和無黨派人士共同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商討和平建國及改組政府等一系列問題。但是，“國民黨舍不得與其他黨派分享權力，在會后不久就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內戰”。[1]歷史進入到1948年，當初那個“舍不得與其他黨派分享權力”的執政黨已經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即將領導全國人民建設嶄新國家的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一條分享和協商的道路，就這樣，召集民主人士、社會賢達籌備新政協的工作在西柏坡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從1948年7月開始，中共中央就緊張而有序地籌劃安排，準備將留居香港、上海、北平和天津的各派代表人士安全迎接到解放區。中共中央精心布置、謹慎行事、巧妙安排，做到了萬無一失。在迎接在港民主人士北上的同時，也部署迎接北平、天津、上海的民主人士到中央統戰部駐地平山縣李家莊。一時間，西柏坡成為了萬水朝東、眾星拱北的民主人士聚集地。1949年1月16日晚上，專程到李家莊看望民主人士并就建立新中國的法制籌備情況進行廣泛交流座談和充分民主協商。建立新中國如同建造一座宏偉的大廈，沒有政治、經濟、文教等各方面政策和法制的基石就無從保證大廈的堅固和持久。通過民主協商的形式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議，更能夠促進政策的有效和法制的完善。關于人民政府的組織問題。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將要承擔一系列諸如戶籍、司法、教育等內政方面的職能，政府的組成如何能夠體現出“人民”二字的特性，政府職能的履行如何取得人民的擁護？這些問題特別是財經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考慮得沒有軍事問題和政治斗爭問題那么成熟，所以希望各位民主人士多貢獻一些意見。各位民主人士暢所欲言，紛紛表達了對于將政協作為一個統一戰線組織能夠固定下來的愿望，這樣的話，許許多多的國計民生問題都可以在政協的會場里探討，中央政府也可以從新政協會議當中產生出來，將來產生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協也可以作為參謀部門存在。關于對待戰犯和官僚資本問題。田漢提出是否可以效仿美國為戰犯保留資產并將他們作為政治犯處理。胡愈之提出是否可以效仿德國，對于那些開明的“友邦”可以給以寬大和自由。也有人提出如何確定清查官僚資本的具體標準問題，是應該慎重對待還是籠統清查？最后，大家商討認為戰犯根據本人將功折罪情況在懲辦時有伸縮余地，官僚資本則必須加以沒收，具體辦法標準需要在搜集查清基礎上擬定執行。關于外交政策問題。新中國的外交一定要轉變百年來的怯弱態勢，獨立自主地同其他國家進行交往，同時要遵循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這一番對于新中國外交的宏觀闡述讓大家覺得心情舒暢。外交工作既要慎重，又要區別對待，因而大家一致同意抽調有這方面經驗和研究的專家組成一個外交政策研究委員會，專門針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外交路線的執行等問題展開分析和研究。這次由晚上八點開始的座談協商，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一點多，盡管條件所限沒有夜宵，但是大家始終精神飽滿，坦誠相見，商討各種制度、各種可能，暢談各方意見和建議，在民主熱烈的氣氛中達成了共識。此后又經過不間斷地醞釀、接觸和交往，為新中國這座宏偉大廈的法制建設提供了智慧的火花。

二、與米高揚談話：

新中國法制建設籌備中的框架雛形

經過同各派、民主人士進行廣泛磋商，又通過建立華北人民政府作為中央人民政府雛形的運作實踐，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基礎已有了一個清晰的輪廓。1949年1月30日，斯大林的秘密特使米高揚來到西柏坡，一直待到2月8日。這期間，與米高揚就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權性質、經濟建設方針以及對外交往政策等法制建設籌備情況進行了坦誠的闡述和交流。這是在民主協商、充分醞釀基礎上的未來新中國的法制架構，也是以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樞決策層對新中國的法制框架的一個比較全面的解讀。關于新中國政權的階級性。明確強調，新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因此，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與政權的不同。因為的政權代表三座大山來壓迫人民，而我們的新政權是代表人民為人民辦事的。新中國的政府要有各黨派的代表和社會知名人士參加，中國共產黨要確定將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里。關于新政權的制度。新政權將要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也不搞所謂的“三權鼎立”等。這是根據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并吸取相關國家的政權建設經驗確定的，是很合適的。關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方針。新中國在一定時期內的經濟構成主要有國家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營經濟及個體經濟等幾種成分。建立新中國之后，中國共產黨也要由革命的黨轉向建設的黨我們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從現在開始，我們黨的工作重心就要由農村轉向城市，在城市要以生產建設為中心。在恢復和發展生產中，必須發揮和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關于國際關系和新中國對外政策的總方針。帝國主義在我國的一切特權必須全部加以廢除，帝國主義欠我國的一切債務必須全部予以償還，帝國主義在我國的一切武裝力量必須全部撤離。這是認為新中國同帝國主義國家必須要算的“幾筆賬”。在后來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又對此方針進行了詳細的補充和闡述。“只要一天他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2]（P1435）關于民族團結問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非單一民族。中國的民族有幾十個，漢族人口最多。新中國處理民族問題要遵循團結、友愛、合作的方針，民族政策必須公平公正，民族壓迫必須堅決取締，民族糾紛必須妥善解決。同米高揚的談話內容，不僅集中反映了共產黨人高瞻遠矚的政治抱負及業已成熟的治國理念與發展思路，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與各派民主協商成果即將轉化為新中國法制建設的實踐成果。正因為如此，有學者指出，“創建新中國是一項偉大系統工程，新中國的國家體制的設計和經濟結構的性質的確立及兩項政治準備起于西柏坡，建立新中國起步或奠基在西柏坡”。[3]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已經迫在眉睫了，新中國法制建設的協商民主成果呼之欲出了。

三、華北人民政府：

新中國法制建設籌備中的協商實踐

正因為“創建新中國是一項偉大系統工程”，因而也就需要一個比較細致周密的法制建設籌備過程，為了使這一籌備過程中的協商成果能夠經得起實踐檢驗并且進行有益探索和經驗積累，成立華北人民政府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48年7月，經過晉冀魯豫、晉察冀邊區各縣、市及各單位的組織動員和民主選舉，共選出各方面代表598人作為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其中區域代表394人，職業和團體代表173人，政府邀請代表31人。[4]這些代表既包括工人、農民、高級職員和文化工作者，也包括開明士紳、工商資本家、少數民族、自由職業者、民盟盟員以及其他民主人士，他們肩負著神圣的使命，肩負著河北、山西、察哈爾、平原、綏遠5省和北平、天津2市4500多萬人民的期盼和信任。華北人民政府是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雛形，它用法制建設的途徑為這些重大政治制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初步形成了新中國多黨派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1948年8月7日，541名代表在石家莊出席了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這些代表當中，派和社會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占有約三分之一的席位（166人），[5]而且經過選舉以后擔任了新成立的華北人民政府重要職位。大會選舉產生的27名政府委員中民主人士有8位，如著名愛國人士藍公武當選為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堅決擁護國共合作的邢肇棠當選為水利委員會主任，曾任國民黨政府司法官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陳瑾昆當選為華北人民法院院長，進步教授于力當選為華北人民監察院副院長，著名工程師黎亮當選為交通部副部長等。“華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多黨合作的嘗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完善各級民主政權組織，努力建立高效政府，制定法規條例，加強法制建設，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積極探索并積累了經驗。”[6]為新中國各級機構確立了基本的組織模式。華北人民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為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為了使政府的產生有法可依，代表大會通過了《華北人民政府組織大綱》，對政府委員會的設立，政府主席、副主席的產生，華北人民監察院以及華北人民法院的設立等等事項進行了立法規范。為了使華北解放區村、縣一級政府的產生和運行有章可循，代表大會還通過了《華北區村、縣（市）人民政權組織條例》，規范了村、縣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的直接民主產生機制，村、縣政府委員會對上級政府以及相應人民代表會議負責的機制。華北人民政府以及各基層政府組織架構的法制化、規范化，為新中國國家權力機關的產生和運行、各基層政府的組織模式等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試驗。在此基礎上，新中國成立后，在政權的組織和政府權力運行的基本架構等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吸收和借鑒了華北人民政府的法制成果和實踐經驗.開創了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包含著一系列基礎性制度，比如代表界別比例選舉制度、代表資格審查制度、預備會制度、選舉主席團制度、代表提案制度、政府工作報告制度、提案審查委員會制度、報告和建議的審查委員會制度等等。應該說，幾乎所有的跟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關的這些基礎性制度，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在運行過程中都進行了開創和探索。并且，經過積極努力的工作，在華北解放區的大部分中小城鎮都成立了相應級別的人民代表大會，華北解放區的人民真正成為了能夠為自己當家作主的人，這在中國歷史上屬于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華北解放區的積極探索和轟轟烈烈的實踐運行，不僅保衛了革命勝利的果實為人民所有，而且為新中國開創了一條根本的政治制度，這條根本政治制度成為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最高實現形式。探索了建立民主、高效、科學的政府工作的有效途徑。民主的政府要打破一切特權和專制，徹底與人民打成一片，為此，華北人民政府特別注重政府的工作作風建設，堅決杜絕一切形式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貪污腐化現象。高效的政府要精簡機構，切實提高行政效率，為此，華北人民政府從整頓機關組織入手，強化行政紀律建設，為新中國的機構整編和精簡工作探索了途徑、積累了經驗。人民政府要保證權力運行的正規化、科學化、法制化，為此，華北人民政府專門制定了《華北人民政府辦事通則》，使政府工作的流程、權力運轉的過程有了制度化的遵循和保障。

四、新政協籌備會：

新中國法制建設籌備中的協商成果

1949年3月，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強調指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一切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面。”[2]（P1435）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正式召開，參會的134名代表分成6個小組，而每個小組成員的構成并沒有事先安排，而是由各位代表自愿報名參加。可以說，新政協剛剛召開，協商的意味、民主的氛圍就已經非常濃郁。任務較重的是第三小組，這一小組負責起草共同綱領。因為共同綱領不僅決定著建立一個具有什么性質的政府，而且也決定著這個政府能否容納各黨派各團體的團結與合作。這一組由和九三學社許德珩任組長，組員當中的民主人士有民革陳劭先、許寶駒、陳此生、朱學范，民盟章伯鈞、費振東，民建章乃器、李燭塵，民進許廣平、周建人，農工黨季方等。共同綱領草案初稿原稱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稿》，明顯帶有宣言性質，第二次起草為《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新政協籌備會成立后，根據新的形勢需要重新起草，經過代表們充分協商，最終將新政協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的緊張而熱烈，中國共產黨與各派、各人民團體代表充分協商、民主參與，為即將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做好準備。西柏坡時期新中國法制建設籌備的協商民主成果也即將上升為中國共產黨與各派、各人民團體團結協作的意志。而最為深刻之處在于，這些意志所代表的均為中國人民的意志，這是即將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與以往一切反動的、專制的、獨裁的政府最本質的區別。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詳盡規定了人民享有的廣泛的民主權利和應盡的義務，也設計好了新中國建設的美好藍圖。新中國法制建設籌備中的協商民主實踐就以這樣的方式繪就了一幅莊嚴、神圣、公開而持久的畫卷。

參考文獻

[1]郝在今，王凡.共襄盛舉：協商民主發明的蹤跡[N].北京日報，2014-09-29（31）.

[2]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陸仁權.和黨中央在西柏坡做出的四大歷史貢獻[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1）.

[4]省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雛形：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N].河北日報，2014-10-20（12）.

[5]閻書欽，張衛波.華北建政：為中央人民政府肇基[N].北京日報，2014-09-29（29）.

[6]1947-1949：石家莊與新中國[N].石家莊日報，2007-1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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