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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有大學沒大師等文化科技落后現象的背后，是整個民族意識、國家政策和大學內部的多方面、多種問題的綜合效應。中國要成為文明、科技大國，經濟、技術強國，必須試圖通過大學教育改造我們目前的民族意識。在大學里，實行政治、文化、科技“特區”政策；用政治自由，催生“百花齊放”；用愛，激活師生的奇思妙想；用愛容忍知識份子之不足等十“大愛”。才能有效促進中華民族文化、科技的繁榮。

[關鍵詞]國民意識國家政策高校世俗化愛的真諦大學之“大愛”

中國不缺大學，可沒有“大師”，也沒有培養出“大才”。

5000年歷史、13億人口大國，沒一個本土“諾貝爾獎”獲得者；沒一所世界級的大學；沒一項被世界追趕的現代頂尖科技；社科院沒有一名人文社科類院士。作為一名高校教師，不得不對此有所思考。

是中國人笨？不是。是中國太窮？想想老子、孔子、祖沖之、李時珍生活的時代，覺得也不是。看來，是我們“13億人自己”和自己建立起來的“國家組織”，以及“大學自己”，三者有問題。把這些問題解決好了，中國才會不僅大，且強。

一、13億人自己的問題

一板子打13億人，誰也沒這個膽兒。但，這里是講理，不是誰有沒有膽和資格的問題。在此，就試著列舉一二：

1、21世紀初的中國人，存在急功近利傾向。如：當官的，想快出政績，早升官；老百姓，恨不得一晚上致富；農民上午種樹，下午想乘涼；企業，總想著全世界60億人，只消費自己的產品就好；大學的教師，恨不得一天發一篇論文，快評教授，早當博導；大學生，對將來能賺錢的課程，就認真學，對找工作有益的，什么“證”都考，一參加工作，就想著買車、買房；全體中國人，希望GDP快快增長，趕超日、美，成為世界頭號大國。這樣的急燥情緒、急功近利的思想傾向充斥著整個社會，助長了投機取巧之風、急燥情緒的加劇。

在急功近利的潛意識下，夢想，沒有市場；少數人為國家和單位的長遠和本質利益的想法、建議，往往得不到重視，反而受到恥笑。一個沒有“夢”的社會，進步只能是奢談。這種氣氛繼續發展下去，形成社會主流意識，其后果十分可怕。

2、21世紀初的中國人，存在互不信任、冷漠處事現象。如：看見一個乞討者，心里想：說不定是騙人的把戲，有可能是職業乞討，我不會受你騙的。有人發生糾紛，心里想：別理他，你也不是包公，關你么事，說不定是流氓地痞狗咬狗哩。號召捐款，心里想：說不定我捐的款，被人貪污了；就是全捐了，你也幫不了哪么多窮人。說農民苦，他認為農民讀書太少，該窮。說工人下崗，認為下崗的都是素質低的，素質高的不是都再就業了嗎？看到別人被偷，“別管閑事，少惹禍”。遇上強盜……

這種缺同情心、沒熱血和正義感的冷漠心理意識雖不普遍，但它是作為經驗傳播的，有的甚至是父母對子女的忠告，而且有“多管閑事吃虧”的鐵的身邊事例為證。

3、21世紀初公職身份的中國人，存在“人格分裂”癥。社會“失真”成為普遍認可的視而不見的事實。有人惡意夸張說“報紙上只有日期是真的”。許多大會報告，假話連篇，的確是事實，沒有一句是報告人自已說的真話，自己也知道是在認真說假話，聽的人，也知道自己是在認真聽假話、記假話，回去還得認真傳達假話，但私下里誰也不把假話當真。人們總結對付假話的辦法是：“當面不抵，背后不理”。現在，假的成真的，真的反而成假的事例頗多。不是有官員感嘆“清官難作”嗎？說明貪官好作。公開一套，背地一套，人格分裂，甚至顛倒黑白都習以為常了。過去，對《官場現形記》說的事和“指鹿為馬”不太相信的人，現在信了。

4、21世紀初的中國人，在政治上很盲然。沒有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社會主義的階級基礎。社會主義好，資本主壞等等。一系列原社會主流意識，受到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行為和國際社會的一次又一次打擊，宋楚俞來大陸，才知道臺灣比我們富，使全民對共產政權的系統理論不得不產生懷疑。其悖論是：今天對，過去就錯了；過去對，今天就不對。我們把傳統的東西（儒、道、佛）丟了，共產黨樹起來的思想意識快倒了，心中沒有個“綱”，“目”張不起來，政治生活十分盲然。尤其是理論上說不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道理上想不明白（不同時期的改革舉措），使人很痛苦，尤其是有“革命”和計劃體制經歷的老同志。

一句話，21世紀初的中國人，“政治上是盲然的，人格上是分裂的，心理上是沒互信的冷漠，行為上是急功近利的”。這樣單獨表述，具體到某一個人，的確偏頗，但整體感悟也不是沒有根據。講學術的嚴謹性，實證分析，卻又缺少實證調查研究。對上述認識正確與否，也有盲然的因素。

二、13億人的國家組織的問題

國家是一定地、海域空間上的人、財物和文化的集合。國家組織是引領、協調、服務國家的公共管理系統。在“階級壓迫的產物”與“契約的產物”兩種“國家論”的指導下，建立的國家組織，地球上有近200個。中國是其中歷史最久的大國，但從1840——1978年的138年里，都是在反侵略和激烈的階級斗爭中渡過，近27年，才過上有人性秩序的正常生活。中國現在的國家組織是“多黨合作下的憲政制”，它既有與2000多年的封建史相適應的一面，又有近現代歷史發展必然的一面。但新中國近60年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不協調性，在近20多年的時間里，日顯突出。

其一，領導體制問題。國家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實際工作、專業工作，仍以“黨的政治領導”為核心，不利于黨的機體健康和建設事業的發展。

我黨的理論是：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方向與方針的把握。而實際在經濟建設中，任何公有制單位，黨把所有的責任都擔當起來，事無巨細，一管到底。這恐怕不符合黨的初衷，和平建設時期，黨在專業工作中的領導，若相對收縮，站在監督崗位上，既能超然脫俗，又能把握大的方向與方針，不致失控，還有利于自身機體健康，更不用承擔許多無名的責任，造成沒必要的毀譽。

新時期黨的領導的實現，再不是戰爭年代意義上的領導，一竿子到底；而是要變“單核心”為“多中心”，根據人民復雜多樣的需求，合理分工，明確職責，各管一個方面。黨專心致致地，把握好大政方針政策，監督、控制事業的發展方向，教育好黨員，引領大眾富強中國，永葆黨的青春與活力也就在其中了。

其二，決策體制問題。我國是一個多民族集權制人口大國，但集權不等于專制，民主體制下不等于沒有集權。集權與分權是國家權力駕構，民主與專制是決策方法。

“民主”與“專制”兩種決策方法沒有絕對的好與壞之分，二者都有其好的方面與不足之處。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體制，其壞處盡顯，其實民主也有其不足的方面。當集權不變時，決策方法選擇民主，有利于社會穩定和決策的正確性；當分權不變時，決策方法選擇專制，也有利于社會穩定和決策的正確性。美國，就是民主體制下專制決策機制，它主要體現在國家行政和司法兩個層面。我國若釆取集權體制下，在國家最高層和基層實行民主決策，其制度優勢并不比美國的差。當然，民主也不僅僅是“全民選總統”，全民選總統是政治決策民主化，這里是指國家高層決策民主和基層事務決策民主化。

其三，教育觀念問題。不僅僅是學生需要教育，全體國民都需要教育；教育不是灌輸，是講正確的道理和反映真實的客觀世界，是引導與誘導的過程。

“現代社會的人，都是教育出來的”。不然就沒有“教育大眾化”這個詞。“對成人國民”也需要教育，不然就沒有“終生教育”這個詞。只是兩者的教育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學生的教育主要是學校教育，成人教育主要靠社會教育，它體現在社會輿論、社會制度、政府行為、社會組織行為、民眾行為以及社會道德觀等方面。

教育不僅僅是文化、技術與能力教育，重要的是道德、品質、修養教育，把文化技能教育與“君子”、“紳士”教育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與“”時的“又紅又專”是一個道理，只是“紅”的質不完全相同、內容更豐富而已。這樣的“又紅又專”之才，必然有利于人的品質提高，社會風氣的好轉，國力的增強。同時，必須明確，政治教育不可或缺,但不能過份強調其重要性，占用學生大量課時，也不可實行單一性政治觀教育，政治觀只是個人思想品質的一個方面，人類現有的政治觀都應介紹，加之必要的引導與誘導，由學生自已選擇。

其四，信息管理問題。信息是資源，除有害信息外，其傳播的自由度、成本的高低，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非常大。對沒有必要的管理應取消，該限制的有害信息(如黃色)應管死。

在現代通信發達、互聯網普及的情況下，公開對信息的壟斷（嚴格控制），是做蠢事。一個開明的政府也沒有必要壟斷信息，以免授人以柄。在WTO框架下，媒體是產業，你的CCTV4出了國，人家的CNN、BBC、半島臺也會要求進來，期刊，第一個要求進來的可能就是《花花公子》。

三、世俗化，是大學當前最大的問題

大學，是現代社會生產力的生產力，是引領人類社會發展的思想庫、力量之源，是社會進步與否的標志之一，是人類的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人類組織之一，它雖不是物質生產者，但是核心信息生產單位；它雖不生產人，但生產人的文化素養、人的道德品質、人的技術、人的能力、人的創造力、國家競爭力；它雖大量消耗財富，但它大量生產創造文化、創造“君子”、創造技能、創造財富、管理財富、管理社會的人。

現代大學，不過近400年的歷史，中國現代大學史不足一個半世紀。中國用1/4世紀的時間，由不足3%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到近20%的比例，是在中國社會高速發展時期實現的，與發達國家大學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匹配性是一致的。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大學，遠遠沒有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其“產品質量”不高，“高端產品”不高端，尤其是，培養的人才缺乏創造力。然而，出國留學的大學生，卻不乏創造力強的人才。美國1800名高端人才中，有500名是華裔科學家[1]，他們并不比國內科學家智商高，但他們的創新能力為什么高出哪么多？其原因何在？

根本問題是，我國的大學與世俗社會沒有“隔離帶”，已完全世俗化了，并融入社會的全部陰霾。如上述“急功近利”的行為，“缺互信的冷漠”心理，已滲透到大學的每一個角落；“政治盲然”，“人格分裂”現象，在大學里尤其突出。“領導體制”，從“六、四”后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決策體制”與行政系統一樣，許多高校的學術委員會、職評委員會、教職工代表會，只是擺設；“教育觀念”，建國50多年，僅辦大學的指導思想就改了四次，高教觀念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政府和大學的書記、校長們，怎樣辦大學、管大學像是沒個“普兒”一樣；“信息管理”方面，不說社會管理問題，就是今天的高校，中國的大學生看不到報紙、電視的現象，十分普遍（中國和世界發生的大事，學生惟一獲取信息的途徑是互聯網，校內上網有償、有限制，學生只好到學校周邊商業網吧上網，一上就幾小時，寢室回不了，就一晚不歸，成為目前高校的難題之一）。

然而，目前高校的問題遠不止這些，但大多數問題都是這八個方面的衍生品。如名教授剽竊別人作品[2]等丑惡事例，學生考試作弊等，與急功近利心理有關；學生“自殺”和“殺人”[3]個別事例和大學生有心理疾病比例較高[4]等，透視出與冷漠心理和人格分裂相關等等。而中國高校，還有一個特有現象，“人品教育”整體上處于放任狀態，政治教育卻抓得緊而又緊，其結果是進一步加劇了人格分裂。這非常不利于中華民族品質的提高。

大學，應是高尚、文雅之所，培養“正人君子”、“紳士”、“爵位”之地，民族優異特性傳承主體，不應有世俗之氣。即使個別人，有國民劣性之表現，應受到鄙視。不同的社會主體有不同的追求，政府追求公平與效率，大學追求知識與創造；企業追求效益與高質量的產品，大學應追求效果與高品質的人才。

中國人，黨和政府，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對“中國大學人的思想意識是否需要改造”，“對大學生的‘思品教育’方法和內容是否需要改革”，對這兩個問題深入思考，很有必要。若長此下去，中國將不是中國了，也很難成為強國。

四、對人的教育，必以愛為主體

人是愛之結晶；其出生之后，有愛，才能長成為一個正常的人；一個追求愛的人最幸福；一個對他人、對社會充滿愛的人，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充滿愛的社會是一個和諧社會。

愛，有三種：一是本愛，即人類出于本能之愛。如男女之間的愛，父母對子女之愛。

二是人愛，即人類本愛的延伸，它是人類特有的“不定他愛”。這種他愛，有“社會之愛”，“人道之愛”。“愛他”比“本愛”的穩定性差。不同思想品質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教養的人，在不同環境下的人，對事物不同預期的人，其表現的程度不同，有的甚至相反。如社會之愛有師生之愛，戰友之誼，同學之情等；人道之愛有對弱者的施舍與幫助，對客觀條件急劇變壞的同情；對下級的關心，對上級的體量，對同級的禮讓，對逝者的懷念等。

三是大愛，即超越本愛和人愛的愛。這種愛，是純理性的愛，它包括量和質兩個方面，量的方面包括三個層面，愛人類，愛國家，愛團隊（包括集體和事業）。質的方面包括整體與長遠兩個層面。為了大愛，有時不得不放棄本愛和人愛；為了大愛，有時不得不放棄眼前的愛，而追求長遠之愛；放棄局部的愛，去追求更大群體之愛。如“三過家門而不入”；“忠孝不能兩全”；為達崇高目標而放棄生命等，都是愛國家之大愛。為減緩地球環境惡化的“京都議定書”[5]；為人類弱者的發展與進步的“聯合國千年發展計劃”[6]；為人的尊嚴而簽署“人權公約”[7]等，都是從質的方面愛人類的大愛。老子、孔子、耶穌、釋加牟尼、默罕默德、盧梭等，都是有大愛之心（其著作中有大量愛人類的內容）的圣人。

一般的規律是，任何人都具有前兩種愛的本能，大愛卻是社會賦予的，不是與生俱來的，有的甚至是受某種壓力或外界影響而實現的。由于人愛的非穩定性和大愛的外部性特征，對人類群居有意義的——人愛中的“人道之愛”和“大愛”，需要社會引導與強化。一般情況下，經過高等教育，受過大愛影響的人，大愛成份就多一些，而這類人群的人愛中的“人道之愛”因素相對增加，“社會之愛”因素卻相對少一些。

愛，還有三種表現形式。即溺愛與，尊敬與崇拜，向往與追求。溺愛，是沒有理智的愛，不應提倡；也有非理性因素，它是人類兩性之間矛盾的消失與激化的根源。尊敬與崇拜，一般是自我社會認知之愛，它與人的知識素養和偏好聯系緊密，社會人群尊敬與崇拜對象的類別不同，體現一定社會的精神狀態。向往與追求，是為實現自己的認知預期或所在組織賦予的某種境界、社會狀態、某種社會和自然條件等目標，鍥而不舍的情形。前一種愛的形式是與生俱來的，后兩種愛的形式，也需要引導和教育。

人類社會積極的方面，一般都是愛在其中起關鍵性作用，即使是積極的事物，如果沒有愛，積極的也變成消極的了；如果有了愛，消極的也有可能轉化為積極的東西。這都因為社會人這種高智能、情感化的生物的原故。從家庭看，若家庭的愛是完整、健康的，孩子一般都很健康；心理不鍵康的孩子，一般都可從家庭的愛中找到答案。從單位看，只要職工對單位沒有愛，這個單位也就差不多了。國家也一樣，清朝末期，因民眾對其沒有愛，武昌起義一鬧，他就完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相比，抗戰前共產黨是“消極面”，斗爭中他們所擁有愛的質和量發生變化，愛的弱勢方必然失敗，臺灣與大陸之間的統一與分裂之爭，最終還由愛來決定。

教育，是人的再生產。愛，對人的影響力是無窮的，具有神奇的作用。大凡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創造，其背后必然有愛的催生。從事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是社會精英，是民眾中的人才，沒有愛，育不出“健康”之才；沒有大愛，催生不出“大才”。沒有大愛，大學就不可能成長為世界級的大學；沒有大愛，就不可能創造被世界追趕的現代頂尖科技；沒有大愛，也不可能有世界承認的人文社科類院士；沒有大愛，就不可能有人獲得“諾貝爾獎”。

五、大學，需要十“大愛”

這里，之所以不用“體制”、“規則”來描述大學的改革，是因為，體制和規則都是管人的工具。在中國，目前這種環境下，如是沒有愛的體制和規則變更，只會把人管得更死。在大學里，不是要研究如何把人管得規規舉舉，而是要研究如何把人“愛活”。讓師生放下一切顧慮和包袱，去追求知識，產生奇思妙想；去追索真理，鍥而不舍；去探索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奧秘。用愛的神奇力量去催生破譯無窮世界的力量。

人類社會第一是家庭需要愛——人的生產；第二就是學校需要愛——人的再生產；大學更需要愛，而且是大愛——人的創造力生產。我們的大學只注意生產有用（而且強調是特定社會的）的人，而放棄了生產有創造力的人，這就是我們的悲哀所在。

下面，簡要列舉高校在現有條件下的十“大愛”之需。

1、需要政府對高校實行“特區”、“特保”。

“特區”，是指仿效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特區模式，在國家大的政治、經濟環境中，把高校作為政治、文化、科技特區管理。其理論根據是高校本身就是一個“亞社會”，有其本來就不同于社會的運行規律和特點，為防止其與大社會的管理相沖突，大社會的矛盾與沖突對高校運作的干擾，對其在政治、文化、科技方面不同于大社會的管理模式，給予大學較大的政治自由度和文化選擇的自主權，以利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科技進步與繁榮。

教育行政部門對高校的管理，限制在“分錢”和高教宏觀政策制定、指導性發展規劃上，評估和評價工作，交由社會第三部門運作。高校招生，仍由教育部統考，全國一套試題，統一公布考試分數和高中平時成績。學校可招多少、招什么學生，由學生和學校統一在網上確定，所有高校招生結果在網上公之于眾。當然，并不排除國家對少數民族和特殊學生的照顧。

“特保”，是指經濟資助方面的特殊保障。公辦高校收費全額上交，“銅臭”是高校世俗化根源之一。政府劃定最低生活保障、教學投入、公用經費、科研經費、發展資助，五大額度預算，分項、分校列入人大審議的預算草案。保證高校政府資助比例不低于國際平均水平，整個教育投入不低于GDP的5%，甚至更高的比例。

2、高校黨委需要變“管家婆”為“慈母”。

黨，是政治組織，有其特殊的理念和運作機制，在高校里，不宜長期作為學校“管家婆”式的事實上的單一管理主體。黨，又是我國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在高校新的發展時期，最好的辦法是轉變身份，變“管家婆”為“慈母”，不當“王熙鳳”，做“賈母”。為保證中國高校出健康人才、創造型人才而“施愛”，“創造愛”，“孟母之愛”。

3、高校干部管理體制，需要實行能力本位選舉制。

目前，高校的干部快退化成有學歷的某些社會上官員一樣，對學術和學問已不感興趣了，工作性質和體制，決定其只關心上級的好惡，人事關系的協調，這是引入社會不良風氣的主通道之一。他們，對學術和學問即使有所表現，也是為了評職稱、在教師面前做樣子，把當官當“獎賞”的人，骨子里瞧不起做學問的人。因此，高校的校長和管理干部，要變任命制、“聽話本位制”，為以能力為核心，實行校內民主選舉。

4、教授應實行終身制與高薪制。

事業單位改革，實行聘任制，這是對的，但接下來，應該對事業單位體現核心競爭力的人才，實行終身聘任制。這一點，在高校十分重要。教師，是高校的核心競爭力，與全社會知識份子比，也是精英人才，但待遇比公務員還低。這是中國知識不值錢、知識份子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若給高校增加撥款，很大一部分應該用于提高教師待遇，不說比公務員工資水平高幾倍，最少也要高50%以上，這一部分人的高薪，對社會的刺激作用的正效應遠遠大于其負效應，對中華民族的進步是有益的。

5、高校需要“政治自由，科研無禁區，課堂有紀律”。

中國目前，不具備實行大民主制度條件，但在高校這樣一個特殊亞社會里，針對中國的特殊環境，有必要以開放高校的政治自由（有隔離措施的）為契機，開啟學生的心智，激發師生的創造力。在開始時，提出一個口號：“在高校范圍內，只要你說得有理，罵共產黨都行”。這樣的口號，對我們黨不一定是壞事，它有利于人的思想解放，有利于落實“科研無禁區”。當然，深層次問題僅限于科研，在課堂上還應有明確的紀律限制。

6、需要建立科研內容自由，著作、自由與無成本機制。

近年來，中國科技投入增長很快。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中國用于科技研究和開發的支出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遠遠超過“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其他成員國。到2002年，中國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超過一千億元。OECD認為，中國的科技投入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有人羨慕地說：“中國學術界真是富得流油”。與此同時，國家領導人對科技的改革和發展也非常重視。僅僅在去年，就四次視察中國科學院，也三次去那里調研；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先后到中科院參觀并發表講話。這種情況用該院院長路甬祥的話來說，“這在科學院歷史上也是從未有過的”[8]。

中國科研無長進，與長期缺錢有關系，是事實，但錢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從大科研看，錢與自由比起來，科研自由比錢更重要。科研自由除政治自由外，還有管理問題、發表自由問題、發表成本問題。

我國科研項目長期實行計劃管理，事前要申報、事中要報告、事后有結題、還有評審評獎，一切都要滿足管理者的需要，科研的水平和創造性要求反而不多，純粹形式上的要求卻不少。國家重大課題需要有計劃地進行，而相對大眾化的科研項目，沒必要計劃管理，給研究者以充分自由，需要資助的才申請。

發表自由和成本問題是當前科研人員最大的現實困難，是否可以在教育部和科技部建立一個官方網站，向特定人群免費開放，自由（涉密的作特殊處理），所有期刊、出版社，都可在此網站選取文章，支付稿費，不收取版面費、書號費。

7、需要促成“百花齊放”的局面形成。

一篇論文是否有價值，從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結論。目前，兩所“超級高校”——北大與清華，他們的潛意識里是代表中國的最高學術權威，這也是客觀的，但也有打壓“外省”（北京人對非北京地區的稱謂）人的現象存在，中央部委在學術上也存在這種現象。中國在學術上的“百花齊放”的局面，始終沒有形成，沒有“百花齊放”就沒有文化、科學的繁榮，有“百花齊放”就有“鮮花”又有“毒草”，充許毒草的存在，是為了鮮花的出現。如何發現鮮花、識別毒草是我們的重點，對毒草沒必要追究種植者的責任，鏟除就是，對鮮花則要施肥、澆水。這才是中國目前繁榮科學文化的有效途徑，也是起點。

8、改“兩課”教學為“君子”、“紳士”教育。

“兩課”是中國特有現象，從50多年的實踐看，在市場機制下，整體上的效果是失敗的。這一評價是違犯社會“官流”意識的，與中央[2004]16號文件精神也不完全一致，但我更堅信自已的眼睛、耳朵和大腦。人是有獨立思維能力的血肉之軀，其品質是多項因素影響的結果，僅強化其政治意識，不足以構建完整的人格。如講衛生、愛環境，講品味、愛高雅，講禮貌、愛仁義，講誠信、愛名譽等等，的確是當代中國人所缺的東西，而馬、恩、列、斯、毛著作和“鄧、三論”里是找不到這些“小道理”的。不要試圖把新中國的年輕人個個培養成“治國平天下”的大人物，這樣的教育，其實與“科舉教育”模式沒什么兩樣，若把年輕人個個培養成“君子”或“紳士”，不僅有利于中華民族素質的提高，還有利于社會人文環境的優化，也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高層領導人，個個都是人文功底深厚，品格高尚的偉人，馬列主義都是后來接受的，而今天許多倒下的高干，除信仰問題外，不是缺“馬列”，更多的是缺乏做人的、安身立命的基本常識性的東西。

9、大學之“大愛”，要容忍不能“容忍”之人。

“大才”和有創新能力的人，其行為往往有非正常性。主要是他們的思維方式與常人不同；這些人的大腦某一領域特發達，而別的領域發育可能特落后；有的人，甚至是目空一切的“狂人”（如陶藝家邢良坤就是這樣[9]）；他們的想法，往往沒辦法與別人交流，說出來怕人不理解，怕被人說成精神病，人們常說，瘋子與天才只是一線之差，長期處于這一狀態，真有犯精神分裂的可能，這在世界上并不鮮見。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6月11日報道，都柏林圣三一學院的精神病學家、同時也是艾斯伯格癥候群（Asperger’ssyndrome，一種影響人們社會關系但對人的智力沒有影響的精神疾病）研究專家的邁克爾·費茨杰拉德教授對歷史上一些最具想象力的藝術家進行了精神病學分析之后，他提出，在“瘋狂”與“偉大”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聯系，即患有艾斯伯格癥候群的人能夠擁有超常的藝術創造力和高超的數學天賦。費茨杰拉德教授通過分析認為，貝多芬、莫扎特、安徒生、康德等音樂家，作家和哲學家都患有艾斯伯格癥候群。而愛因斯坦和其他一些工程學天才也被認為是這種病癥的受害者。費茨杰拉德說，導致這種病癥的某些遺傳因子同樣也是他們非凡的創造性才智的來源[10]。

在高校里，一方面，教師沒有社會上的人群尊敬領導（人道之愛相對較強，社會之愛相對較弱），他只知道憑本領吃飯，不考慮人事關系的協調，這可能就是當代知識份子的悲劇所在；另一方面，特殊人才的許多行為又讓人不可思議。一般的知識份子，也有這種現象，講課、做事、做學問，頭頭是道，成熟明理；處理人事關系，卻很幼稚、執拗，還不時使點小性子。這在高校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對待高校教師，只能用愛，容忍常人看起來的“不正常”，是高校領導的基本功，沒有這個基本功，只可能重視“平常人”，排擠身邊人才的行為自然就在其中了。

改革開放20多年，“孔雀東南飛”的原因之一，就有人才受排擠的因素，完全歸類為待遇，也不是實事求是，只是有人不愿承認這一事實罷了。高校沒有大愛，不僅培養不出大才，甚至留不住人才。

10、對大學生，要有“孟母之愛”。

大學生在大學學習，不僅僅在教室、圖書館、實驗室里才是學習，其大學生活本身就是人生之習，大學期間是他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型成之時。大學學習的自主性、自由性、獨立性、學生群體相互影響力增強，如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熏淘我們的當代大學生，是一件十分具體、復雜、繁瑣的系統工程。涉及大學的所有工作人員的工作，尤其是教師的教學和行為，學生相互之間，以及大學周邊地區的人群，都對大學生構成環境要素。沒有“孟母之愛”，要想培養出當代的“君子”與“紳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涉及到學校周邊地區，其難度更大。

現在的大學生已不是過去的大學生了，絕大多數是獨生子女，有的“皇帝”的毛病本來就不少，加上網絡等有害信息和情感問題、社會風氣等干擾，教育的擔子更重了，難度更大了，心要更誠、更軟、更細，工作要更具體、更及時。我們必須用“母愛”之心去感化、用“孟母”之道去培育、用“君、紳”之禮去要求，用精湛的專業知識去感育他們。對他們存在的問題，要用現代觀念去分析、找原因，因勢利導，不要以“新新人類”等名詞去形容、挖苦他們。“孟母之愛”要求該放開的，要“教”（如情感問題）；整體要求從嚴，要“告”（編寫大學生行為規范等）；具體從寬，要“罰”（除特殊事例外，不應開除學生）；正面引導，要“賞”。尤其是貧困生、“毛病”多的學生、心理不健康的學生，要重點關心、重點培育。

只要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當代高校人應該有這份真誠與勤奮。

TheAnalysisofConcerningAmongIntellectualsand

“MagnanimousandDeepLove”intheUniversities

Abstract:BehindthephenomenonthatthereareonlyuniversitiesbutnotthemastersinChinaandthefactthatcultureandsciencefallbehindothers,thereexistsmanifoldsyntheticeffectofthewholenationalrecognition,thecountrypolicesandtheinteriorofuniversities.Forthesakeofbeingthepowersuperiorincivilization,economy,scienceandtechnology,Chinashouldrebuildourcurrentnationalconsciousnessbymeansofcollegeeducation.Incolleges,weshouldimplement“thespecialzone”policesonpolitics,culture,scienceandtechnology;weshouldacceleratethesituation----ahundredflowersblossomwiththepoliticalfreedom;weshouldactivatetheunusualandcreativeideasofteachersandstudentswithlove;wealsoshouldtoleratedeficienciesofintellectualswiththetentypesof“magnanimousanddeeplove”.Onlyinthiswaycaniteffectivelypromotethecultural,scientificandtechnicalprosperityforChina.

Keywords:nationalsensenationalpoliciesmakinguniversitiescommonplacetheessenceoflove“magnanimousanddeeplove”intheuniversities

注釋：

[1]、馬大猷《二十年科技趕美，如何做才不是癡人說夢！》，博客中國：科技•新知•生活，2005年06月08日11時07分，網址：/.

[2]、新華社記者：沈路濤、鄒聲文，《科研凈土頻發“敗學癥”，代表委員“把脈”尋“良方”》，摘自新華網2002年3月6日12:38

[3][4]、TOM首頁>新聞首頁>新聞專題集錦>迷失的大學生，網址：/hot/daxuesheng/

[5]、甘健，《京都議定書生效中國將履行承諾》，《中國青年報》2005年02月17日.

[6]、郭立軍，《聯合國提出千年發展行動計劃》，據新華社聯合國2003年7月8日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8日公布了2003年版的《人類發展報告》，建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為實現“千年發展目標”采取共同行動。報告提出了一項名為“千年發展契約”的行動計劃，建議發展中國家進行全面的改革，要求發達國家盡快兌現援助承諾，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更為廣泛的市場準入。由147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制定的“千年發展目標”要求在2015年前將全世界日收入一美元以下的人口減少一半。報告認為，如期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景良好。報告說，“中國在過去10年中已使1．5億人口脫貧；印度1990年至2000年的經濟增長率也達到4％。這兩個世界人口大國的經濟持續增長是這一目標得以實現的保障。報告同時指出，全面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仍面臨一些困難：全球仍有約10億人口的日收入在一美元以下；1/5的兒童無法接受初等教育；全球“艾滋病孤兒”已超過140萬，預計到2010年還將增加一倍。

[7]、中國人權研究會，《人權專家：中國加入21個國際人權公約的意義》，搜狐網>新聞頻道>國內>發展中的中國人權>人權論壇，網址：/2004/04/09/87/news219788774.shtml.

[8]、智效民，《缺乏好奇心，科學沒希望》，博客中國：科技•新知•生活，2005年06月09日13時40分，網址：/.

[9]、王慶生，《陶藝狂人邢良坤》，《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09月13日第七版.

[10]、王高山，《瘋子天才只有一線之差》，“國際在線”獨家資訊，新華網200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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