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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些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受到少數幾個國家高等教育優勢地位的支配，或者說，一些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依賴于少數幾個國家高等教育的主導。因此，依附的實質是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反映。就高等教育而言，謀求發展的惟一出路在于：參與國際競爭，融入國際化的潮流。中國的高等教育只能在不平等的競爭中走向國際化，讓世界的成為中國的，讓中國的成為世界的，是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兩大戰略目標。關鍵詞：高等教育國際化；依附發展；學術殖民

和經濟一樣，世界高等教育也呈現一種“中心一邊緣”格局，"‘中心’變得越來越強大并占主導地位，而‘邊緣’則處于過渡態勢，不平等現象越來越明顯。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在充滿競爭的全球化條件下，獨立發展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毫無疑問，處于中心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幾個發達國家，它們控制著絕大部分原創性知識及高技術產品，處于邊緣或半邊緣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支持，缺乏學術傳統，缺乏學術大師，在相當多的學科里所做的相當多的工作是傳授知識和學術模仿。一方面是邊緣國家在努力尋找本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是中心國家需要輸出并進而統一世界高等教育的標準、價值、語言，以進一步鞏固其中心地位。對于發展中國家，發展高等教育同樣是經濟成長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保護民族文化的根基，堅守高等教育的本土特色是眾多知識分子的美好愿望。問題是，什么樣的發展策略有成功的最大可能性，有最好的速度性能？

“殖民”的概念，對于“邊緣”國家，更多地被聯想到并引起共鳴的是主權喪失后的民族屈辱。對于中華民族更是意味著國家分裂，戰亂連連，民不聊生。有學者認為，學術殖民是文化殖民的一部分，文化殖民是經濟殖民和軍事殖民的繼續，發端于巧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殖民擴張。問題的實質在于，時至今日，當我們用于學術領域，“殖民”的內涵和背景是否有了實質性的變化？在這種“殖民”中，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將失去什么？得到什么？

依附發展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巴西著名社會學家卡多佐認為，依附是一種社會政治現象，在依附與發展之間存在著極為復雜的關系。邊緣國家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運作下，與中心國家建立起某種相互利益關系，有可能獲得“和依附相聯系的發展”。也就是說，對處于邊緣的發展中國家，在依附中發展，有可能走向半邊緣，走向中心。“美國是一個最成功的例子。不到一個世紀以前，美國的學院和大學無疑還是歐洲特別是英國的知識殖民地。在美國很少進行原創性研究，如果僅靠在國內學習是不可能達到研究和學術的頂峰的。但通過采用德國新出現的注重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學術模式，在教育上投入大量資金，培育能通過應用研究和發展而滿足國家及地方需要（并因此獲得越來越多財政資助）的學術系統，并逐步建設學術基礎設施，半個世紀過后，美國終于能夠建起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術系統,,[2]

怎樣定義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依附（dePend-ence)"？桑托斯（Santos）指出：“依附是一種制約環境尸’〕一些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受到少數幾個國家高等教育優勢地位的支配，或者說，一些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依賴于少數幾個國家高等教育主導。因此，依附的實質是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反映。我們可以選擇發展的道路，卻無法選擇發展的環境。只要存在“中心”和“邊緣”,就存在著支配主導派賴從屬關系。應該指出，高等教育領域的依附是多層次的。按照阿爾特巴赫（PhilipG·Altbach）的說法，一部分僅僅傳播知識的少從屬的”少邊緣的”大學，依附于那些創造知識的了有影響力”了中心”的大學。這種“從屬”和“有影響力”的比較，既可以是國際間的，也可以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比如中國的重點大學比之于世界一流大學和國內普通大學，就屬于“中心”的“邊緣，，和“邊緣，，的“中心”。

高等教育領域的依附也是雙向的。學術模式從中心向邊緣的傳播，可能促進“從屬的”大學的發展，也不斷地強化著“有影響力”大學的學術優勢，即影響力。“邊緣”不斷提供著“中心”需要的學術“半成品”，給“中心”注入新的活力。就像一些在中國“有影響力”，在世界處于“邊緣”的國內大學，按照來自美國大學的學術標準源源不斷地向“中心”提供可能成為一流學術資源的學生和研究人員。沒有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學者，美國大學的“中心”地位完全可能墜落，“中心”的發展依賴于“邊緣”。一種如同經濟領域的國際化分工出現在高等教育領域，這正是“中心”想要的，也正是“邊緣”所不情愿又難以抗拒的。現代學校制度，包括大學制度，主要來自西方，不少是隨著堅船利炮而來，確實帶來了新的文明，但也帶來了比槍彈威力更大，作用更持久的文化沖擊。時至今日，“針對美國高等教育現實設計的，反映了美國學術系統的歷史規范以及價值觀［4〕”的學術標準被當成高等教育的“世界黃金標準”[5〕，開始對其他國家的學術項目及院校進行評估。阿爾特巴赫教授認為這是“學術殖民主義在行動”。這種評估不僅將學科知識的分類體系，基本的教育觀念和模式，主要的教學內容及技術，而且將表達知識的概念、邏輯括語統一到西方的標準，或者說美國的標準。與“依附發展”類似，但與美國大兵在狂轟濫炸中開進伊拉克不同的是，這類學術殖民形式上并非完全來自“中心”對“邊緣”的強迫，很多情況下是“邊緣”的自覺自愿，如同波音飛機和轉基因大豆貿易一樣，“中心”在“公平”的WTO規則下，在收取了巨額費用，獲得了壟斷利潤之后，才在知識產權保護的旗幟下向“邊緣”輸出，這是“中心”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有時也是“邊緣”發展戰略的需要。

“認證”的英文原義是指有絕對權威的一方鑒定某一產品或服務是否符合特定的標準或規范的一種行為。發生在經濟界的認證早已大行其道，從食品藥品等工業產品到各類服務的技術標準質量標準、環保標準月及務標準，早已由麥當勞、可口可樂之類的跨國公司推廣到全球。人們在享受生活的同時平靜地接受了其影響和控制，改變了生存方式。國家和民眾都不太在意150是否侵犯了神圣的國家主權，是否傷害了傳統文化。當類似的問題出現在大學，服務本國利益的高等教育由他國來認證，傳承民族文化的本國大學就范他人設計的模式，表達本國的學術和文化成果只能用他國的語言和話語，即使沒有出讓主權也出讓了治權，民族意識責任和道義讓很多知識分子心緒難平。問題是經濟和文化能夠分開嗎？在經濟開放的背景下，“邊緣”對“中心”能打一場什么樣的民族文化保衛戰？在強力保護下的高等教育是否真的能夠長久地傳承我們引以為傲的民族文化？經濟領域，可以在等價交換的口號下進行不公平的貿易，高等教育領域能奢望先進和落后之間的平等交流嗎？

問題的確不在于“邊緣”大學由誰來認證，而在于用什么標準來認證，從文化自主自覺的意識出發，我們當然希望認證的準則符合本國的民族文化傳統和利益，成為本民族文化價值的載體。然而，我們所定義的學術殖民，不僅僅是一個教育行為，從動力機制上看，更是一種市場行為，高等教育已經納入了wTO的貿易規則體系，“在這些變革了的環境中，無論是在政府還是在私營部門中，商業驅動的人們會關注自身，以確保‘知識產品’能夠在國際市場上自由地交易。如果這些利益群體大行其道，高等教育從各方面來說都會恰似香蕉或航空公司一樣服從自由貿易規則川6〕，而且“高等教育貿易比香蕉貿易更難以制度化。”[7〕當然，“文化、知識的獨立和公民社會價值觀的保護與汽車的自由貿易和大豆公平進入市場不是簡單地處在同一層次上尸“〕如同反對盜版某個會計軟件與保護一個教育體系不能等量齊觀。借助市場的力量推進學術殖民，是“中心”國家攻城掠地的新式武器，“邊緣”國家的大學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除了選擇主動合作，是難以組織像樣的抵抗的。

高等教育的發展是人類進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各民族特有的問題，人類還有許多共同的問題需要協調洽作。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共同的經濟體系，世界也只有一個共同的環境體系，電視直播讓局部戰爭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互聯網讓每一個標新立異的生活方式瞬間穿越國界進入千萬個家庭。一個國家的發展與其他國家的發展已經密不可分，沒有其他民族的進步，任何一個民族的進步都不可能走得太遠。說到底，經濟基礎是決定高等教育最終走向的核心力量，面向全球開放的市場經濟，既不可能保護一個封閉的高等教育體系，也不可能支撐一個缺乏效率的高等教育體系。反之，全球化的經濟需要國際化的高等教育系統來支持，如果沒有，它就會造就一個。

克拉克·科爾認為，本質上，大學是一個生活在民族國家里的國際性機構，知識的領域有三類：一是具有全球一致性的領域，如數學科學J程；二是具有文化內部相似性的領域，如古典文學、文化史；三是具有國家內部特殊性的領域，如家庭法社會福利等［9〕。就全球一致性的領域而言，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之間是相同的，不隨“中心”或“邊緣”而改變，只不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心”認識得更早，理解得更清楚。“邊緣”完全不需要再來一次漫長的，有時也是昂貴的發明或發現，拿來主義應該是一個更有效的選擇。就文化內部相似性的領域而言，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之間應該是相通的，在碰撞中交流，在交流中發展，在發展中融合，在融合中顯現個性、保持特色。就國家內部特殊性的領域而言，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之間應該是相互影響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民族的、優秀的，就是世界的，向世界學習，為國家服務，目的首先是國家的，過程是國際的，當然也是世界的。對于高等教育，我們必須承認，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包括高等教育的過程，特別是高深學問的傳授過程，有不少規律是共同的、客觀的，從這些意義出發，承認“中心”的優勢地位，未嘗不是一種現實而科學的態度。

發展中國家通過依附發展能走向高等教育國際化嗎？“邊緣”可以選擇獨立于“中心”的自主發展道路嗎？拉丁美洲學者最初提出的依附理論認為，依附是不發達的根本原因，“邊緣”要發展，必須割斷與“中心”的聯系。但是，近50年前根據拉丁美洲情況提出的理論，即使在經濟領域也不符合東方的實際，無論是日本，還是“四小龍”，都選擇了在依附中發展；同時，過于強調外因，忽視內因的早期依附理論，無法解釋今天的世界。“大學的歷史傳統是某一種西方傳統，幾乎與第三世界的知識或教育傳統沒有什么關系。”“不管其政治思想或取向如何，還沒有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從根本上改變了西方的大學模式。”[''''0］阿爾特巴赫在這里表達的如果不是傲慢，就是實情。

對于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在觀念層面，有學者［川歸納為三大特點，即發展視野上突破國界與著眼于世界的開放性；發展內容上注重各國經驗和趨勢的同一性或共同性；發展目標和水平上追求現代性和先進性。操作層面有師資、學生、課程、教學資源及方法科學研究課題抨價指標體系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我們所指的“依附發展”，就是在主觀上為了滿足本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需要，客觀上也促進“中心”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前提下，主動跟蹤學習選擇、消化“中心”國家先進的高等教育理念、結構、知識體系技術方法等，進而創造性地、超常規地發展本國高等教育。因此，國際化的過程，既是同質化的過程，也是多元化的過程；既是外來文化進入的過程，也是民族文化生長、輸出的過程，如同佛教進入中國，結果不是中國的佛教化，而是佛教的中國化，我們得到的不是佛教的中國，而是中國的佛教。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要面對不平等，那是進步必須忍受的代價；我們可能要失去對本國高等教育的部分治權，這是經濟全球化推動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必然結果。開放不可能是單向的，不能奢望發達國家提供免費午餐，中國的高等教育只能在不平等的競爭中走向國際化。

阿什比認為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對高等教育而言，遺傳是歷史的、民族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傳統，環境是現時的、世界的政治、經濟次化影響。今天民族的，很多是昨天世界的；今天世界的，可能是明天民族的。有些文明消失了，因為它們沒有融入世界；有些文明繁榮了，因為它們包容了世界。民族文化需要大學來傳承，更需要大學來創造，關起門來創造被證明是行不通的，沒有充分交流的文化系統是不會有生命力的。交流中經不起撞擊的文化傳統，即使強力保護也難以成為民族復興的支柱。也許赫拉克里特斯說對了，“除了變革以外，沒有什么是持久的”。不管是“中心”的還是“邊緣”的國家，都需要吸取世界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給本民族的文化強身健體，大學就應該是這樣一個最重要的轉換機構，有足夠的胸襟吸取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有足夠的底氣捍衛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有寬闊的舞臺展現思想的獨立性、藝術的完美性學術的創造性。

今天，就文化而言，就高等教育而言，謀求發展的路只剩一條，即參與國際競爭，融入國際化的潮流。我們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往往分布在一個硬幣的兩面，我們已不可能回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路上去。國家間的平等公平互惠互利，是建立在綜合國力基礎上的，’除慨激昂的理論次憤填膺的情緒都無濟于事。阿爾特巴赫教授的觀點可以讓我們清醒，但不等于我們有很多選擇。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戰略目標無非是兩個，一是讓世界的成為中國的，以開放的心態，兼收并蓄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特別是“中心”國家的優秀文化成果，經過全社會，特別是大學的努力，將這些文化成果轉化成本土文化的新鮮血液，為中華文化，為中國的高等教育固本強基。二是讓中國的成為世界的，中華文化，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克服封閉的排斥的弱者心態，勇敢地走向世界，我們的文化遠不是我們憂慮的那般脆弱，不必擔心失去低水平的特色，因為這樣的特色沒有存在的意義；不必擔心失去不符合新時代需要的教育制度和結構，因為這樣的制度和結構已經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不必擔心失去經不起沖擊和碰撞的文化傳統，涅磐之后是文化傳統的新生。中國高等教育的全部歷史都毫無疑義地證明了一點沒有文化傳統是不行的，僅有文化傳統是不夠的，每一次面向世界，主要是面向“中心”國家的開放，哪怕是不平等條件下的“拿來主義”（如清華大學等），都促進了中國的學術發展，促進了中國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