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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百家中提倡音樂教育的只有儒家而又首推孔子，他的音樂教育思想值得我

們世人探索一番，對于繼承祖國的音樂文化遺產，孔子的樂教思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把樂教當做培養人的完成階段

孔子辦私學，是以禮樂為其教學內容的主體部分。“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在教學內容上，他把樂教放在第二位，在教材選擇上，是以《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書”為基本教材。

作為教育系統性的反映，孔子培養人的教育內容在整體上包括有“文、行、忠、信”這“四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而“樂”就是孔子的“四教”之一“文”教中的一個重要項目。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這里的“道”是志向，“德”是基礎，“仁”是歸依，而“藝”則是自由的游戲，孔子所說的“游于藝”的“藝”，即使“六藝”。“游于藝”既是對前三者的不足，有時繼前三者之后的完成，是通過對客觀規律性的全面掌握和運用，現實地實現了人的自由，完成了“志道”“據德”“依仁”的人的全面發展和人格歷程。與“游于藝”相通的，是孔子的“成于樂”的教育主張。正如“游于藝”高于“志道”“據德”“依仁”，“成于樂”指的也是高于“興于詩”“立于禮”的人格完成。就是要通過“樂”的陶冶情操來造就一個全面發展的人。在孔子看來，從個人成長角度而言，也應遵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原則。孔子提倡用樂來完成的修養，通過音樂審美過程中的潛移默化，使人的精神境界趨于完美，成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規范的“仁人”。在這里，音樂被看作是用來培養人和塑造人（“成人”）的重要手段。以上所屬孔子有關樂教的主要內容，可以用“21字”給以概括，即所謂：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顯然，受教者是以詩樂與禮樂學習的完成作為先決條件，并且始終不離開樂教育的樂教的實現，因此，它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音樂教育，這恰恰證明樂教育在孔子的整體教育體系中是任何時候都不可缺的。

二、強調樂的德育教化功能

孔子非常重視音樂的社會功用和德育教化功能，主張用禮、樂來貫徹，以“仁”為核心的學說提出了“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的思想。我們從中可以知道，有禮無仁，禮所規定的等級名分、貴賤之序就無法維持。樂有“和”的特征。最適合宣揚仁德、仁政，可用使人際關系和諧，等級關系協調，同時，在樂的內容中，有要求以仁補禮之不足，對禮進行損益，是音樂的內容合于禮，他把“樂”與“禮”相互配合，賦予了“樂”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也提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的主張（《孝經•廣要道》），這一思想反映出他要用樂來改造社會風氣的意圖。

三、重視樂教中的審美情感培養及其美育作用

孔子樂教中對人的審美情感的培養，其途徑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在音樂形態美的把握中加深豐富的情感體驗。據《論語•泰伯》記，“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

乎’，盈耳哉！”這可以視為孔子對學生講解音樂，通過介紹自己對音樂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對審美情感體驗給他們以啟發。另外，《論語•八佾》記“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皎如也，繹如也，以成。’”同樣是談對音樂形態美的感性體驗。

其二，是強調音樂審美中的美感體驗與快感體驗的不同。孔子在強調樂教的社會功用的同時，又強調音樂的愉樂作用，在《論語》中，“子在齊問《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孔子在談自己的感受時，并非是僅僅表達一種多日“不知肉味”之意，而是區分欣賞樂舞是獲得的感受體驗與味覺上快感體驗的不同性質，孔子做出的這種明確區分，是我國美育發展史上值得書寫的一筆。

其三，是主張在音樂審美中保持一種“和”的情感態度。孔子曾評價“《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他認為，音樂審美中的情感態度及其表現應是中正平和的，也應當是適度的、有節制、屬于“淫”的情感體驗方式。因此，孔子所說音樂審美中“和”的情感態度、是有一定的衡量尺度和標準的。

這種主張從另一方面講，對于當時統治階級，不顧人民疾苦而縱樂，無疑是一大進步。

四、強調藝術作品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做出“即美且善”的文藝評判標準

孔子在強調音樂作品思想的同時，又強調音樂作品的藝術性，主張內容要善，形式要美。二者要有機地結合起來，做到“即美且善”，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內容為“質”，形式為“文”。質超過了文就顯的粗野，文勝過質就顯的空虛，只有文質結合得當，才是最理想的。

孔子聞“韶”樂做出了“盡美矣又盡善也”的評價。邢疏解釋為：“孔子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禪讓受禪其圣德又盡善也”，而孔子聞《武》樂后指出“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確立的“即美且善”的文藝批判標準成為我國古代音樂美學的源頭。

五、強調樂教知行合一的實踐性

在孔子的樂教實踐中，他將“行”作為學習的延續，重視知行的一致。這一思想在儒家后學那里得到繼承和發展。《中庸》一書以孔子的名義，將孔子的“學”“思”“習”“行”發展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五個極端。從孔子的樂教活動來看，他要求學生學習詩樂的目的，就是為了立人行事，能夠學有所用。

在孔子的樂教思想中，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難以立行。總之，不學《詩》，難以立人行事。春秋時期，在社交禮儀場合中，經常有“歌詩必類”的行樂活動，不能據《詩》唱誦應對，是難以進行交流的，孔子講的“興、觀、群、怨”，其中的“群”，就是立足于社會群體人際間的實現。《論語•陽貨》中記：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這也表明孔子心中是對他的學生在實踐他的樂教思想是肯定的。

孔子的樂教思想在當今依然閃爍著耀眼的光輝。我們應該結合時代的發展，審時地借鑒、批判的繼承，使傳統文化與時俱進，充分發揮音樂教育在人才素質培養和德育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實現我國制定的人才培養的戰略目標，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