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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羅石郭敬和作者單位：深圳大學

非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

非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區別于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貫穿于道德行為始終的道德情感從形式上表現為理性的道德情感和想象的道德情感;二是個體意識到了行為的付出可能對自身造成的利弊，即在行為之初個體已經意識到行為可能導致的后果及代價。概括地說，所謂非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是指在一定的情境中，個體從某種立場出發，受道德情感的驅使，在意識到行為可能帶來的后果的情況下，不惜代價，以求自我實現的道德行為。在這種道德行為的產生過程中，道德情感貫穿始終，并在道德認知、利弊權衡和意向實施三個階段與非情感因素相互滲透。

1．認知階段，個體的道德情感導向并深化道德認知，二者相輔相成

道德認知是道德情感形成的邏輯前提，人類社會產生后，隨著道德規范、標準和準則的出現以及各種具體道德情境的刺激，人們逐漸產生并積累了道德生活中的各種情緒體驗，最終形成道德情感。隨著人類道德認知的變化發展，人們的道德情感也不斷變化發展。個體的道德情感反過來也以其獨特的方式不斷作用于認知活動，影響著道德認知的方向和層次，在道德行為產生的過程中，二者相輔相成。個體在非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作用下做出的道德行為，往往是受到情感的感染和誘發而產生的動機和需要的驅使。正如恩格斯曾經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有意識的、經過思考和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8］(P341)。這類行為產生的過程中，個體道德情感的積極與否直接影響其注意力投注的方向。我們經常能見到這種現象:對于自己熱衷的客體對象，道德主體愿意付出很多精力和心血，而對于毫無興趣的客體對象則不愿意花費任何精力。例如，一般情況下，父母對子女的愛無償并持續不斷，對與子女同齡的人可能關愛，卻不可能持續不斷。此外，道德情感的層次也影響著認知的層次，并最終影響到行為的抉擇。道德情感層次更高的個體在認知的過程中更能顧全大局，為他人著想，能夠承受更大的道德代價。例如，面對自己的三胞胎先天失明、丈夫又離家出走的局面，一個偉大的母親在痛苦中接受了事實，用自己的愛獨力為孩子們撐起了一片晴朗的天空。而一個悲觀的母親，面對家庭的分裂，日日消沉，怨天尤人，導致了孩子走向抑郁和自閉。這兩個例子中，前一個母親就具有更高層次的道德情感，由于對孩子們無私的愛，她強迫自己堅強、樂觀地生活，后者則剛好相反。正如基爾克戈爾所說，“生活總是向前的，認識也應窮追不舍、緊隨其后;生活總是充滿激烈的變動，認識也不可能擺脫激情”。［9］(P11－12)

2．利弊權衡階段，個體不惜道德成本，其行為的潛在收益是內心的滿足感

非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產生過程中，個體實際上沒有對自身的道德行為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利弊權衡，只是對其行為可能付出的代價有清醒的意識，其不求回報的心態所帶來的心理上的滿足感和愉悅感是唯一的道德收益。如果沒有實施道德行為，個體會因為內心的痛苦、內疚甚至悔恨而承受巨大的心理負擔。這類道德行為產生的過程中，個體所看重的“得”是實施了行為而帶來的積極的情感，而沒能實施行為所造成的消極的感情才是個體眼中真正的“失”。例如，參加過越南戰爭的一些美國老兵后期都深陷抑郁，有的甚至選擇自殺，就是因為對過去在戰爭中的殺害行為感到愧疚和悔恨，無法承受這種精神痛苦的長期折磨。2002年3月17日《新民晚報》中題為“科技功臣闖關奪隘:記地下工程專家劉健航院士”的報道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可以印證本文的論斷:劉健航在危險時刻挺身而出，他對自己這種行為解釋說“我珍惜我的生命，我只是覺得關鍵時刻不挺身而出，人活下來比死還難受”。非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與一般的道德行為相比較，其行為者所獲收益的內容是不同性質的。一般道德行為產生的過程中，行為主體的收益包括物質或精神上的獎勵和心理上的滿足感，這種收益既有看得見的也有看不見的;而非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產生的過程中，個體所獲的收益完全是心理上的滿足感和自我實現的愉悅感，這種收益完全是周圍人看不見的，也就是人們生活中常說的“不求回報”。同時，一般道德行為的利弊權衡是量入為出的，尤其是當收益完全為看不見的收益時，成本必須是個體能輕易支付的，需要付出的代價越大，則越難以付出道德行為，行為的代價與行為的動機成反比;而在非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中，個體雖然意識到了行為可能帶來的利弊，但卻是不惜代價的，即使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也會盡力而為，且付出的代價越大，心理上的滿足感越強烈，行為的代價與行為的動機成正比。例如，同樣是幫助雪災中的滯留者，第一種情況下，某政府部門公務員為了響應上級號召，給領導留下好的印象主動捐出當月獎金;第二種情況下，一個年長的流浪者，見滯留在風雪中的幾個大學生又餓又凍，身無分文，便掏錢為他們買了一箱方便面，然后獨自離開。以上例子中，公務員的行為當然是應該肯定的，但其行為的付出是以維持并營造自己在單位和領導面前的形象為前提，雖然不排除有同情災民的可能，卻是一種典型的在乎利弊得失的行為。而年長的流浪者出于對滯留大學生的同情和愛護，在自己窮困潦倒情況下還能幫助他人。相比之下，后者的行為更高尚。

3．意向實施階段，道德情感推動著道德意志對行為的支配，二者相伴相生

心理學上把自覺設立某種目的并為這個目的的實現而調控自己行為、克服各種障礙的心理過程叫做意志。彼得羅夫斯基指出，“意志是人的積極性的特殊形式。它以人調節自己的行為，抑或其它一系列的意圖和動機為前提，根據自覺提出的目的預先規定一系列不同行動的組織”［10］(P429)。意志一方面通過自覺的目的對行為進行調控，決定著行為的產生;另一方面對通過自身情緒和情感的調節克服內心的波動和沖突。道德意志是人們在道德實踐中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自覺克服困難的毅力和精神，是道德認知向道德行為轉化的關鍵。黑格爾認為，“道德的意志表現于外時，就是行為”［11］(P116)。非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發生的過程中，個體的道德情感是道德意志的前提和基礎，道德意志是道德情感的延伸和結晶，二者相伴相生。對此，當代德國倫理學家包爾生曾經指出，“意志與情感的聯系可以表示如下:每一意志行為從根源上說是一種情感，反過來，每一種情感同時也是肯定或否定的意志行為。在感情中，意志逐漸意識到自身及其目的和條件。感情不是意志行為的原因，當感情顯露時，意志已經在感情中存在”［12］(P189)。

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的主要特點

在道德情感主導下的直覺和非直覺道德行為中，道德情感都是促成道德行為的主要動力，其不僅決定了道德認知的投射方向，還推動了道德意志對道德行為的抉擇與調控，兩種道德行為在這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并具體體現為以下三個特點。

1、在道德行為的發生動機上具有沖動性

道德情感主導下產生的道德行為，尤其是直覺的道德情感主導下的道德行為通常發生在突如其來的情況下，需要主體會產生激昂的情緒反應，做出超常的道德行為。比如，在炮火紛飛、敵眾我寡的戰場上，接到撤退命令的年輕戰士不惜冒著生命危險返回，營救一名在戰爭中失去父母的小孩，就是出于強烈的愛心和同情心而做出的高尚的行為。“情緒活動有時是難以駕馭的，在理智與情感發生沖突時往往是情緒獲勝，科學已經發現控制情緒的中樞往往壓倒理性思考的方式”。［13］這種行為中，主體的道德情感表現出明顯的非理性的特點，如直覺性、非邏輯性和無計劃性等，對道德行為的選擇和導向體現出主體強烈的沖動性。這類道德行為產生的過程中，個體情感上的沖動一方面增強了行動的決心，激發了內心的急迫感，有助于“知”與“行”的統一;另一方面，也使行為難以受到控制，往往容易因此走向極端、片面。人們常說的“感情用事”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而言的。比如，一個法官在審判過程中，由于私下對被告品行的極度厭惡而偏向原告，導致了審判的不公正。該法官因個人情感而影響執法的公正，也是違背職業道德的表現。電影《紅色娘子軍》中的女主人公吳瓊花在戰場上看見仇人后，滿腔悲憤，熱血沸騰，不顧組織的命令開槍射擊，過早地暴露了隊伍，結果影響了整個戰斗。感情用事的結果，往往使得行為偏離公平、正義等社會價值取向，并影響到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價值目標。

2．在道德行為的發生頻率上具有波動性

作為個體存在的人是千差萬別的，這種差別也體現在個體的情感上。不同個性特點人具有不同的情感結構，包括道德情感結構，同一個人在不同環境和情境中，也會有不同的情感的狀態。日常生活中，人們經常提到“心情”，“心情”好的時候，世界似乎一片明朗，常常以樂觀、善意、主動的態度對待周圍的事物，傾向于做出道德的行為;而“心情”不好的時候，世界仿佛陷入灰暗之中，往往以悲觀、冷漠、被動的態度看待周圍的事物，傾向于做出不道德的行為。這種現象充分體現了人們道德情感不穩定性的一面。對于更愿意“用同情心的或忘我的方式來對待處理社會問題”［14］的個體而言，采取善意、冷漠還是惡意的態度，做出道德或不道德的行為，取決于當時的需要動機和情感狀態，當其道德情感的結構和內容發生變化時，道德行為的選擇也會相應發生改變。道德情感主導作用下產生的道德行為相對于其他類型的道德行為更容易受到道德環境的影響。良好的道德環境下，個體更容易形成正向的道德情感，做出高尚的道德行為，惡劣的道德環境下，個體更容易形成負向的道德情感，表現出道德冷漠，甚至做出不道德的行為。正如晉代思想家傅玄用所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道德環境的變化也會引起這類道德行為的波動。也如人們常說，做一件好事容易，做一輩子好事難。盡管作為一種理性化的情感，個體的道德情感會反映社會道德規范、準則和觀念的要求，并接受道德認知的引導，是一種相對深刻、穩定和持久的情感，但實際生活中，道德情感會隨環境和情境的變化而產生相應的變化，個體道德認知能力、思維能力以及道德需要層次的變化，也會使道德情感的內容和結構發生改變，這使得道德情感主導作用下產生的個體道德行為具有波動性。因此，從發生頻率上看，在個體道德情感主導作用下產生的道德行為并不是一條平穩的直線，而是有起有伏、不斷趨向平穩的拋物線群組。

3．在道德行為的過程與效果上具有感染性

一定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下的人常常具有一些共同的個性心理結構和道德情感。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霍爾巴赫指出，“每個人生下來的時候，都帶著一些強弱不等的感情;它們的力量是依氣質、依機體構造、依自然賜給的想象力的分量而定的。他之變成或者對自己、或者對同胞有意或有害，乃是由于環境把他引向善或者惡;也就是說，乃是由于人們給他的教育、他所見的榜樣、他所聽到的言語、他經常接觸到的人、他自己形成的或受別人灌輸的觀念、他養成的習慣，尤其是支配他的行為的政府，使他從自然獲得的那個基礎，受到好的或壞的培養。”［15］(P91)共同的心理結構和道德情感是不同個體產生“情感共鳴”的基礎。“一個人的情感具有對他人的情感施予影響的效能”［16］(P167)，當一個人產生某種具體的情緒和情感時，這種情緒和情感的外顯性特征會被周圍人覺察，并引起相似的情緒反應和情感體驗，進而引發相同的道德行為。在文明的時代與良性的道德環境中，道德情感主導作用下產生的道德行為借由其外溢性的情緒和情感進行著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傳遞和交流，通過對人們心靈的感染，強化和放大正向的道德需要，激勵人們做出正向的道德行為，起到抑惡揚善的作用。這種環境中，個體在道德情感主導作用下產生的道德行為容易喚起其他個體內在的需要，產生道德沖動，更好地發揮道德潛能。“公憤”和“眾怒”就是這種情況的典型例證。比如，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為了還原歷史真相，撰寫并出版《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該書出版后，張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多次恐嚇與威脅，引起了廣大華人的憤怒和聲討。而在惡性的道德環境中，情況則剛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