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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進入20世紀以來，我國的科學技術促進了經濟發展，但與此同時，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卻遭受到難以彌補的破壞，比如各大城市頻頻出現沙塵暴、霧霾等，嚴重威脅著人們的身體健康。人們在沉醉于人造環境方面所取得成就的同時，也不得不無奈地接受大自然的懲罰。破壞自然環境帶來的惡果從各個方面越來越明顯的顯露出來，各種生態問題也日益突出，使社會、經濟難以持續發展，以致有人將這一世紀概括為全球規模“環境破壞的世紀”。這一現狀表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科學技術知識的支持，也需要人倫文化的價值支持，這是因為人倫文化知識能夠教會人們如何運用科學技術知識，生態倫理學正是研究人與自然如何協調發展的知識體系。在人類的科學技術知識能將地球摧毀無數次的現代，科學知識的運用如果不以科學的人倫知識為指導，那將是非常危險的。人們也應該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重新審視。產生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的生態倫理觀是通過對人與自然矛盾方面進行的理性思考后得出的結果。在西方，生態倫理學方面的早期代表人物是來自德國的學者施韋茲(A．Schweitze)，在他的代表著作《文明的哲學:文明與倫理學》一書中提出了一種新倫理的原則:“敬畏生命”。這一新倫理所體現出來的思想是生命的價值并沒有高低之分，善的本質是通過保持、促進生命實現最高的發展。西方生態倫理學主要研究人和自然的道德關系。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天人合一”則是為生態倫理觀提供了一個思想上的支撐點。無論是孔子的“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還是老莊的“反樸歸真”等等，都體現出了生態倫理觀的合理思想。西方后現代倫理觀提出規的整和協調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前者對后者的適應與協調，倡導自然界的和諧發展。它強調生態自然是指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整個地球環境;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是整個字宙的一部分;生態自然對人而言體現著某種生態倫理價值。生態倫理學試圖把人類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倫理觀念進行一場啟蒙，把權利和義務關系賦予到非人類的物種、自然物和整個生態系統上來。人與自然倫理關系的確定有助于結束人與自然幾百年的敵對狀態。并且它還試圖用道德來約束人對自然的行為，表面看只是倫理的邊界擴大，但實質上蘊含著一場觀念上的革命。

二、人與自然有無倫理關系

在治療人類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人類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在行為上是否有共通性?本質上是獨立的還是不依賴于人的主體性評價或獨立或孤立的關系的固有價值和權利?悲劇的倫理事件一般都是由于人類的道德缺乏而引起的嗎?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否能達到雙贏的局面?這些問題構成了中外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在學術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中，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觀點是很受歡迎的，因為缺乏合理的學科維度，極大地影響了我國生態倫理研究的發展。人與自然的關系正隨著人類生產能力的發展而變化。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在原始社會中，人的本性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越來越自然。隨著人類生產的不斷完善，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人的“敬畏之心”逐漸變為“征服自然”。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擴大他們的知識和力量，進步越快，就越危險。農業社會，人類開始大規模地改造自然，同時擴大耕地面積，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但生態開始失去平衡。工業文明的出現，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事實上，“人是環境的消費者，也是環境的生產者;他不能不考慮自己在生態系統中的雙重角色之間的矛盾”。但進入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陷入了深深的不可擺脫的生態危機之中。人類對環境的掠奪和污染的行為正在接近地球承載力的限制，對環境的巨大壓力“是世界文明難以繼續維持下去的象征，也是人類不能沿著現有的道路繼續下去的明證。”正如恩格斯警告過的:“不要太陶醉于自然的勝利，對每一個這樣的勝利，自然會對我們進行報復”，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正式進入了人們的研究視野。到目前為止，生態倫理的發展已經有幾十年了，它包含的主要理論是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高于自然;我們賴以生存和溝通的所有的公共機構和生活本身，取決于我們的智慧和尊重生物圈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說，生態倫理從誕生之日起，就在人類中心和非人類中心的爭論中成長。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人類中心主義已發生了絕對的變化，它與當代的全球生態環境危機有著密切的關系。也就是說，在時間層面上，人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而忽略了長遠利益的未來，在空間和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極端張揚，又漠視了所有的全局利益，從而導致在人類中心的目標和真正的人類中心的損失。人與自然的狹隘聯系，限制了人與人之間的狹隘聯系，兩者之間的狹隘關系制約著它們之間的狹隘關系。不可避免地，對自然的控制變為對人的控制，社會沖突激化，這將產生一個惡性循環。西方諸如“深層生態學”等環境倫理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把生態危機與在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聯系在一起并推脫責任于此。然而，這卻忽略了人類實踐史、文明史和思想史上的成就。有人認為，“自然”的世界價值主體地位，在所謂的“超越人類中心”，這被認為是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絕對條件，是值得仔細考慮和討論。在我看來，如何理解生態環境的演變，了解其結構和功能，維護其生產能力、恢復能力、周期性和補償能力的前提條件是有效的環境建設，而不能阻止人類社會從自然界科學合理、有序地和符合人類本性、生態化的選取用地，獲得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物質和生活資料，同時，特別重視人類的現實和未來的多極化機構，包括環境權利和發展權利的各種協調。

三、可持續發展的學科本質

生態倫理學向人們提出了全新的道德要求，這表示人類從自然的征服者這一角色轉變為自然的調節者。這一角色的轉變，不僅依托政策法規的強制性，更加需要道德的約束力量。對于自然本身“任何時間、地點都不會是被倫理學所譴責和研究的對象”“在倫理學方面自然只是中介人們之間的關系”。生態倫理學的責任與目是，讓人類在適應轉變后的新接手的時候，建立起系統的道德行為規范。并不是通過生態論理學來制定相應的道德規范準則，而是通過價值觀來約束和調整人類對于自然的態度。這樣才能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倫理理念。“生態倫理”在要求人類將道德方面的關懷從社會層面延伸到非人的自然存在物種或自然環境的同時，還呼吁人類將人類與自然直接的關系提升確立為一種道德方面的關系。“無論我們使用什么樣的方式來解決環境危機，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我們都需要重新進行審視”。依據生態倫理的要求，算計、盤剝和掠奪自然這些人類原有的傳統價值觀都應當摒棄，而應當遵循人與自然協同進步、人與自然共同生存的可持續發展價值觀。人類如果想要繼續在這里生存、與后代共存的意識，是我們應當遵循的，而且應當有以后代利利益為主，為了后代，可以舍棄自己利益的意識;“如果每一代人只顧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那么人類必將毀滅。”生態倫理學打破了人類道德文化傳統，也就是人類只關注如何協調人際利益的關系。給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賦予了道德意義和價值。這是生態倫理學對倫理學理論建設的重要貢獻．構建正確的生態倫理觀，必須揚棄人類中心主義。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揚棄，意味著以辯證的態度超越以往的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進而形成可持續發展賴以實現的道德理論前提。說到底，還是人類社會因為傳統觀念的影響，人的素質存在問題，想要真正的改變傳統的觀念，即以人作為思想中心的價值取向、樹立人和自然共存的和諧理念、人和自然地位相同重要的價值觀。自然的價值實際上是人的價值外在話的表現，還是“屬人的”價值。“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就目前而言，完全意義上的革命化的要求，已經被尖銳的提出了，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視。這是全球范圍內，在不同的文化大背景下，統一提出來的一種基本要求，是人類和自然生態環境相互協調的革命化。從道德進步來考慮，“它將更有力地表明我們所面臨的最迫切的挑戰，不是征服外部自然，月球，和外層空間，而是發展能夠負責任地使用現成的技術手段來提高生活的能力(這種能力廣泛地分散在社會中每一個人身上)，以及培養和保護這種能力的社會制度。”熱愛大自然保護環境自覺維護生態系統平衡是人類責無旁貸的責任。它也需要一個完整的改變，我們必須以我們的方式來生產，用我們今天的方式連接一個我們所處社會制度所實行的完整的改變。徹底革命化的全面意義是使人們能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看的像他生命一樣重要，作為人類進步的原因，這是一種是高度自覺的高度責任。對世界自然生態環境的價值和整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高度自覺的責任履行義務。人類必須建立一個熱愛自然、自然合理、協調發展的開發利用自然價值的意識，樹立人類最高的生態文明。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這也使得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可持續發展已成為生態倫理建設的本質。

作者：趙文 單位:云南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