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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馬克思主義(以下簡稱西馬)的理論背景

我們說伊格爾頓是一個西馬文論中杰出代表人物。他在為《文學原理引論》的中譯本所寫的序言中,談到了他從事美學與文學批評研究的“馬克思主義”背景。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之所以能在西方社會復興,就是因為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作了新的闡釋。這里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中國讀者習慣認識的一種理論,而是西馬。西馬是相對于傳統或經典馬克思主義而言的一種哲學思潮。這一稱謂中的“西方”二字,主要不是地域性的界定,而是一個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聯的意識形態概念,它主要流行于資本主義勢力強盛的歐美諸國,所以也被稱作“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西馬是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過程的必然產物。由于二戰后西方社會發生的種種新變化以及對斯大林主義的不滿,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種種不同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其代表人物有盧卡契、葛蘭西、本雅明、馬爾庫塞等。西馬文藝理論家的觀點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他們各自按照他們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來研究文學理論問題,但他們都主張把文學作品放在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反對把文學作品與社會和歷史割裂開來。他們一般都注意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關系中審視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質,對文學的社會性高度重視。同時西馬試圖超越“文化”、“意識”、“基礎”和“上層建筑”等不適當的、機械的概念,用更高超的方式去思辨。因此它特別適合一些唯物主義美學,這種美學一方面可以對傳統文學批評中過于狹隘的形式主義的考慮進行挑戰,另一方面也可以對那些有時片面陳舊的準則進行挑戰。伊格爾頓提出,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文化與藝術,都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不再能簡單地運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來解釋,而必須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才能把它運用于現實,也才能建立新的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理論。

二、伊格爾頓一直強調批評的社會歷史性,并從這個角度對二十世紀西方各種文學思潮、理論流派的嬗變更迭進行了評述

作為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伊格爾頓的顯著特點在于自覺地運用唯物史觀來解釋種種文化現象。他從文學發展的歷史實際出發,有力地論證了文學創造、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同一時代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密切關系。在《文學原理引論》中他指出:“文學理論一直是同政治信仰與意識形態價值密切聯結在一起的。文學理論就其自身而言,與其說是一種知識探索的對象,不如說是觀察我們歷史的一種特殊看法”;“那種‘純’文學理論不過是學術上的神話”;“現代文學理論的歷史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歷史的一部分。”①正是基于這一原則,他對二十世紀西方各種文學思潮、理論流派進行了觀察評判。例如在《文學原理引論》這本書中,伊格爾頓對現象學批評有這樣一段評述:“正像胡塞爾把實際客體‘置于括弧之內’一樣,現象學批評不去理睬作品的實際歷史背景、作者、創作的情況和讀者的情況。它的目的在于對文本的完全‘內在’的理解,絲毫不受文本之外任何東西的影響。”②可見,伊格爾頓反對現象學那種脫離“作品的實際歷史背景、作者創作的情況和讀者的情況”的批評方法。他還尖銳地指出現象學批評是一種“非批評、非估價式的分析”,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本質的、反歷史的、形式主義的”批評。③又如對闡釋學的評述,伊格爾頓一方面肯定其重新發現過去作品的意義和這種發現與當時的關系,認為這是一種進步,但同時又批評它忽略從政治歷史的角度去進行聯系,忽略了理想和未來。再如對結構主義和符號學,伊格爾頓一方面給予積極的評價,認為它反對主觀隨意的評價,而把文學作品看做一種“構造”,其機制可以被歸類和分析,這有助于“打破文學的神秘化觀念”,④它注重人類意義的結構性,把意義視為“某些共有的指示系統的產物”。這種見解“包含著一種有關意義的社會性,歷史性理論的萌芽”,⑤也是一個進步。但另一方面,又批評了結構主義的非歷史主義態度,指出它不僅沒能“把作品同它所涉及的現實聯系起來,或把作品同研讀它的實際讀者聯系起來”,⑥而且要排除這些現實,從而把文學文本當成一個封閉系統,既一筆勾銷真實客體,也勾銷了人的主體,留下來的不過是一套規劃體系,只剩下一個非個人的結構在起作用。由此,我們知道伊格爾頓強調文學、文學批評與社會歷史的聯系,堅持以歷史的觀點來探討文學,用唯物史觀來觀察歷史。

三、伊格爾頓對文學批評的價值分析

伊格爾頓在建立新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時,深受威廉斯的影響,從總體上說,采用了威廉斯的用文化的動態發展來涵蓋和分析社會生活方式的研究方法,但他同時又認為這種研究方法囿于經驗主義的框架,沒有分清主觀經驗和客觀社會條件的區別,他認為必須抓住意識形態在主觀經驗構成中的作用,才能真正說明文化的動態性質。從對經驗主義的放棄,他走向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理論,主張意識形態是將個人造就成主體的基本機制,它時時在從事主體的建構。他認為文學與歷史現實并不是直接相關,但卻根源于由現實產生的意識形態中,然而文學又并不直接反映意識形態,它與意識形態的關系是一種文化生產的關系。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生產,特別是審美意識形態的生產。由此可見,伊格爾頓的美學思想就是結合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對文學藝術活動進行文化生產分析的理論。伊格爾頓正是在文化生產理論的基礎上,試圖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價值論。他認為,資產階級美學的價值理論,離開了文學藝術生產的基點,把審美價值看做是主體心理意識的單純表現,走入了唯心主義的誤區,而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價值理論則必須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固有的價值是不存在的,價值只存在于互易的交換活動中。而從文學生產活動而言,文學的審美價值則產生于讀者對文本的閱讀活動之中。一般生產的產品的價值在單純的流通與消費中確立,但是單純的流通與消費不能確立文學的審美價值。讀者與批評家對作品文本的閱讀有消費的成分,但同時又是再生產,文化的再生產。伊格爾頓認為,作品文本必須在閱讀和批評的再生產中獲得和確立自身的價值,這是從文化生產的基點上,為審美價值確立的一個基本的唯物主義的立足點。這樣,他的藝術價值論,就與其文化生產論合為一體了。這正是他的藝術價值論的基本特點。他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理論運用于藝術價值的分析,并為藝術價值找到了一個唯物主義的立足點。同時,他還提出,文學批評的價值評判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進行的,而不是超歷史,超時代的主觀臆斷。這一思想在《文學原理引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闡述。具體表現在以下兩點:

第一,伊格爾頓認為,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總是與一定時代的社會歷史相聯系并受時代的制約。無論是作品的內容,抑或它所反映的價值觀念,都是一定社會的產物。社會條件改變了,人們對以往的文學作品的價值評判也會隨之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伊格爾頓甚至對古希臘藝術具有“永恒的魅力”的論斷也提出了質疑。如果了解“古希臘悲劇對其原來觀眾的實際意義”,那么,我們就會發現,那時的“觀眾的興趣所在與我們的興趣相差甚遠”,“先前我們喜歡它們是因為我們在無意之中用我們自己的先入之見來閱讀它們,一旦這種情況減少了,這些戲劇對我們來說可能就不再是意義深遠的了。”⑦

第二,從作品的接受來看,伊格爾頓認為,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由閱讀它們的社會“再創造”的。他說:“人們事實上根本不是在評價‘同一部’作品,盡管他們可能覺得他們是在評價同一部作品。‘我們的’荷馬并非中世紀的荷馬,同樣,‘我們的’莎士比亞也不是他同時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亞。”⑧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每個讀者在接受文學作品的過程中,都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價值觀念對作品進行再創造,但卻不能把價值評定看做是純主觀的臆斷。因為,個人的觀察和評價方式總是與他的社會生活條件相聯系,受著他所屬的社會階段或階層的信仰和利益的基本結構所制約。所以,任何價值評判都是在社會的“價值范疇的網狀系統中運行的”,絕不是主觀隨意的。據此,他斷言:“根本就沒有‘純’文學價值評定或解釋這么一回事。”⑨又說:“價值評定因歷史的變化而變化,而且,這些價值評定本身與社會意識形態有著緊密的聯系。它們最終不僅指個人愛好,還指某些社會階層得以對他人行使,維持權力的種種主張。”

四、文學批評的政治性

八十年代以來,由于受后結構主義的影響,伊格爾頓的思想有所變化和發展,日漸離開阿爾都塞的“科學”理論,向布萊希特和本雅明的藝術政治學方向轉化,更加強調文學批評的政治性。批評是作為社會的人的一種社會行為,正像所有的社會行為一樣,“價值支配著實際閱讀過程本身。”○11即,批評具有現實功利性和目的性,因此也必然地是一種政治行為:“我認為一切批評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政治的。”○12反對批評的政治性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姿態。伊格爾頓所指的“政治”是社會的組織方式和權力關系。因此,批評的“政治性”就是批評所表現的對現實社會組織方式和權力關系的態度和立場。關于文學批評的政治性,許多理論家都曾論述過,而伊格爾頓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密切聯系英國近代文學發展的實際,對此作了比較深刻的論述。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文學原理引論》中,他對“英文研究”(thestudyofEnglish)傳統所做的深刻的社會政治剖析。他指出,19世紀中期,基督教會勢力衰弱,社會發生了思想意識的危機,當時的統治階級只有求助于文學,讓文學來充當維護權力統治的工具,特別是他們利用文學來控制和爭取工人階級。當時牛津大學一位英國教授喬治•戈登,在一次演講上說道:“英國處于病中……英國文學必須拯救它。教會已經衰弱……,英國文學因此身負三重責任:當然,我覺得它依然應給我們以娛樂和教育,但更重要的是,拯救我們的靈魂,醫治我們的國家。”○13可見“英文研究”曾經被賦予多么重大而神圣的社會責任和政治任務。不難理解,在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與更加嚴重的社會沖突之間,當馬克思所說的革命的幽靈在歐洲徘徊的時候,在宗教已經不再能夠收拾世道人心的情況下,文學被賦予了整合乾坤的重任。

伊格爾頓通過對英國現代批評史的回顧,發現文學批評一開始就具有非常直接的社會政治功能,是政治斗爭的組成部分,是反對專制政權的一種“公共領域”(publicsphere)。其實,整個英國現代批評都以實際表現證明:批評存在的首要理由是它的政治性。伊格爾頓的深刻之處在于,他所謂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政治性,并不是與具體的政治活動的目標直接聯系在一起,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去配合特定的政治斗爭,為某一特定的政治任務服務,而是指文學批評在對文學現象進行價值分析時,所確立的話語是具有意識形態、政治性的權力話語。這就使任何美學理論、文學理論都成為政治學。從以上的評述可以看出,伊格爾頓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就整體來說,是力圖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他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批評觀,比較正確地闡發了文學與社會歷史,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以及文學批評的價值分析等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基本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對二十世紀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學流派,進行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評判,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見解。伊格爾頓的這些觀點無疑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使我們在當代世界文化與當代馬克思主義美學發展的廣泛視野中,去思考和研究文藝與政治的關系,藝術生產的規律等問題。伊格爾頓的觀點,無疑可以在被分析、批判的基礎上,作為我們建設中國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借鑒。

作者：易興霞單位：廣州仲愷農業技術學院外語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