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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婭•沃爾夫(1882—1941)首先肯定了女性文學有不同于男性文學的獨特題材、語言、風格等,并努力尋求婦女自己的文學傳統。她明確提出“雙性同體”的思想,認為“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適意的境況就是在這兩個力量一起和諧地生活、精誠合作的時候”[1](120)。這種雙性和諧合作是文學創作成功的重要保證。這個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同男性中心的單一批評標準相對抗,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對性別二元對立進行解構的一種最初嘗試。再次,她對婦女創作的考察常常注意從她們的經濟地位、社會閱歷、文化教養等方面入手,認為在父權制社會中,不僅廣泛的生活經驗之門對婦女關閉,而且法律和習俗也嚴格地限制了她們的感情生活,這是婦女創作難以發展的根本原因。她這一社會學批評,既抨擊了男權中心社會對婦女創作的壓制,又在方法論上直接啟發了當代女權主義批評。

被奉為“女權主義的寶典”的是西蒙•德•波娃(1908—1986)在1949年創作的《第二性》。該書主要討論婦女的生存狀況,她認為“一個女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沒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經濟上的定命能決斷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而是人類文化整體,產生出這居間于男性與無性中的所謂的‘女性’”[2](23)。這一論點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方法上都對后來全世界的女權運動發生了重要影響。在該書中,她從存在主義立場出發,嚴肅梳理了以往著名作家的作品文本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批評了男性作者的文學作品對女性形象的歪曲表現。她的分析和批評對后起的女權批評提供了極好的范例。60年代后,出現了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這次女權主義運動的大背景是法國和西歐的學生運動,以及美國的抗議越戰的和平運動、黑人的反種族歧視運動和公民權運動。這次女權運動已經超越了第一次女權運動爭取婦女財產權、選舉權的范圍和目標,逐步深入到就業、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個領域,并努力上升到對婦女的本質和文化構成的探討。女權主義者們發現了被認為是主流文學的男性文學作品中存在有大量的性別歧視,因此,對之加以批判和清算,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一、理論的探索和發展

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在發展過程中,廣泛改造和吸收了在當代西方影響很大的新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批評的思路和方法,體現了它的開放性,同時,也增強了它對父權中心文化的顛覆性。譬如,一些女權文學批評家沖破了新批評的形式主義方法,注意吸收被新批評所拋棄的作家生平資料,并重視進行社會學、文化學的分析,還注意了對新馬克思主義的接受,這對她們洞察婦女自身的地位及女性文學與階級、種族斗爭的密切關系提供了幫助。解構主義則為她們消解文學創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對立提供了方法論基礎。因此,肖瓦爾特說:“如果說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是婦女運動的一個女兒,那么,它的另一個父母則是古老的父權制的文學批評和理論成果”[3](8)。

20世紀英美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其代表人物為凱特•米勒特;第二階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卡普蘭、莫爾斯、吉爾伯特、格巴和肖瓦爾特等人;第三階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60年代末凱特•米勒特(1934-)的《性政治》的問世,標志著女權主義文學理論作為一種新的獨立的批評方式出現在文學批評的舞臺上。它重點揭露在兩性關系中,男性拼命維護父權制,控制和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和行為,主要集中剖析在D•H•勞倫斯、享利•米勒、諾曼•梅勒、讓•熱內四位作家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性別權力關系,即大男子主義的性暴力和女性的受壓迫、遭損害,并對四位男性作家的“陽物崇拜”態度給予了嚴厲的批評。凱特•米勒特首次引入了一種女性閱讀的視角,即“我們第一次被要求作為女主人去閱讀文學作品,而從前,我們,男人們,女人們和博士們,都總是作為男性去閱讀文學作品”[4](50)的。

1975年,卡普蘭發表了《現代英國小說中的女性意識》,該書以20世紀前半葉英國小說,主要是多羅茜•里查森、弗吉尼婭•沃爾夫等女性小說為研究對象,考察了其中女性意識的覺醒,并揭示了女性小說發展同20世紀第一個10年第一次女權運動高漲的內在聯系。她認為,如果打破傳統研究視角,從女性作家角度來審視,也許能對某些文學史現象做出全新的解釋。艾倫•莫爾斯1976年出版的《文學婦女》,首次描述了女性文學寫作的歷史,分析指出18至20世紀的英、美、法女作家們形成了一種女性寫作自己的傳統。在她看來,進入20世紀后,女性寫作的傳統正日益壯大,影響也逐漸擴大。該書在批評方法上,突破了新批評把文本看作封閉系統的形式主義的框架,對女作家的生平、傳記和個人情況十分重視。吉爾伯特與蘇珊•格巴于1979年推出了她們的女權主義名著《閣樓上的瘋女人———女作家與19世紀的文學想象》,該書深入地研究了西方19世紀以前的男性文學中兩種不真實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婦,揭露了這些形象背后隱藏著的男性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歪曲和壓抑,在她們看來,歷來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無論是天使還是惡魔,實際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對女性的歪曲和壓抑,她不但批判了男權文化下被歪曲和壓抑的女性形象,而且以一種新的女權視角重新閱讀和闡釋了19世紀一些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這些觀點對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完善起了重要作用。

肖瓦爾特于1977年出版的《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英國女性小說家》,是英美派女權主義批評第二階段的代表作之一,她寫作此書的目的就是要“描述從勃朗特時代起到當今的英國小說中的女性傳統”[5](11)。該書發掘了過去許多長期被湮沒的英國女性創作資料,有力地展示了女性文學的持續不斷的傳統,被稱為女權主義“劃時代的著作”。該書的另一個貢獻,是把女性文學傳統看成一種“文學的亞文化群”[6](52),并根據亞文化的共性,將女性作家的創作分為女人氣(1840—1880,模仿主流傳統)、女權主義(1880—1920,反抗主流傳統的價值、標準,爭取自己獨立價值與權利)和女性(1920年以來,擺脫依賴對立面而轉向內心、自我發現)三個階段,而對女性階段的創作最為肯定。

肖瓦爾特于1991年出版的《姐妹們的選擇:美國婦女寫作的傳統和變化》是英美派女權主義批評第三階段的代表作之一,這本書意識到以往女權主義批評所忽視的種族因素,從亞文化視角研究了美國女性創作中的各種主題、形象、文體、文化實踐和歷史選擇,并廣泛涉及女性哥特小說、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凱特•肖班的《覺醒》、愛麗斯•沃克的《紫色》等美國女性文學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時高度贊揚美國女性創作產生了自己的文學。在《走向女性主義詩學》一書中,肖瓦爾特提出了建立新的、獨立的女權主義批評的基本思路:“婦女批評的宗旨是為婦女的文學建構一個女性框架,發展基于女性體驗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改寫男性的模式和理論”,要“擺脫男性文學”的束縛,不再“使婦女適應男性傳統方法”,而要創建“女性文化的新的、蓬勃發展的世界”[7](139)。她還提出在方法論上把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與歷史、人類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等領域的女權主義研究”結合起來,通過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來發展“女性亞文化”的研究,把女權主義批評上升到文化研究的新高度。綜上所述,雖然在不同階段的英美派女權主義批評代表人物的觀點和見解各有差異,但她們都注重女性文學史的重建,都主張女性加強團結共同反抗父權中心文化的壓抑。

二、文本的實踐

隨著女權運動的風起云涌和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日益發展,英美女權主義文學創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涌現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們具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意識,渴望表達自己的心聲,她們以自身特有的生活經歷,反映婦女隸屬于男性的屈辱境遇和被壓抑的心理狀態,以獨特的視野和創造,表現婦女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獨立存在的價值。概括地說,當代英美女權主義文學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當代英美女性文學的主題更加深化,體現了女性從消極到積極、從怨恨到反抗、從自我禁錮走向自我解放的歷程。一些美國著名女作家,在她們的小說中,不僅揭露了以男性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給婦女帶來的痛苦和悲劇,而且展示了造成婦女生活不幸的主觀因素(即她們靈魂深處受到傳統觀念的侵蝕)。普拉斯在她的小說《成功之日》中深刻地描述了三位女子不同的人生遭遇:愛倫婚后,充當賢妻良母,丈夫在她的支持下發表了一部作品,但這時的愛倫不僅在事業上落伍了,而且還有失去丈夫的危險,最后,當她得知這次的疑慮是多余的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充當原有的角色。愛倫的好友南希才貌雙全,當她全力支持丈夫在事業上獲得成功之后,便遭遺棄,離婚后,南希除了得到那份離婚贍養費外,便一無所有。與愛倫、南希性格不同的丹尼絲是位職業婦女,卻處處受人嘲弄和誤解,在女人眼里,她有搶走她們丈夫的危險,在男人看來,她沒有女性的嬌柔氣質,是“一架地道的柴油發動機”。她們三人不同的處境表明:現代婦女雖然在政治上、法律上獲得了一些表面平等的權利,但仍然受到各種不成文法的傳統習俗的束縛,她們沒有個性的自由,沒有自我發展的空間,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

在歐茨的《如愿以償》中,我們看到了兩位女人的悲劇:阿拉伯教授并無多大才華,卻穿梭于集會和演講之中;他的妻子芭巴拉才華橫溢,曾獲普利策文學獎,在寫詩的同時還得料理家務。但阿拉伯毫無內疚地在外尋歡作樂,引誘一位迷上他的女學生多麗,把她帶回家住。多麗懷孕后,芭巴拉不忍心見她墮胎,竟以自殺來成全她們。芭巴拉死后,多麗嫁給了自己崇拜的教授,但婚后不久,就覺得“自己受了騙”,只不過作了丈夫和家庭的奴隸。為何很有才華的芭巴拉為了不忠于她的丈夫寧肯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何年輕的多麗不等大學畢業便情愿充當情婦、家庭婦女的角色?她們本應發揮自己的才智,卻陷入自我禁錮的困境。這部小說中的女主人公不幸的內在原因,在于深受父權制文化毒害的女性,會自覺地將男性對她們的要求變成她們對自己的要求,這種要求讓她們安心于自己的奴隸地位。因此,面對男女不平等的現實,她們采取的只是默認和屈從的態度,面對不公,她們只有被動的接受而無奮起反抗,因而只能聽任命運的擺布。那么,婦女怎樣才能獲得個性的解放、獲得真正的自我,這是當代美國女作家最為關注的問題。當代女性小說在對否定女性的傳統觀念提出質疑和抗議之后,力圖表現新的女性觀念和新的女性價值,塑造了一系列擺脫傳統觀念、掙脫精神枷鎖、追求自我發展的新女性形象。《解放》中的女主人公波莉•貝依是一位有頭腦的知識婦女,但她守舊的叔叔、姑姑始終左右她的生活,為擺脫家庭偏狹氣息的束縛,她奔向文化中心的波斯頓,去尋求一種自由的新生活。愛麗斯•沃克《紫色》中的茜莉是位深受雙重壓迫———性別壓迫與種族壓迫的黑人婦女,她由麻木到覺醒、由反抗到獲得經濟和人格上的獨立自主的生活歷程,為黑人婦女開辟了一條通往自我解放的道路。西麗亞在十四歲時被繼父奸污,稍長后又被迫嫁給一個同樣暴虐的四個孩子的鰥夫。丈夫對她百般虐待,但她從不反抗,只知給上帝寫信來傾訴心中的痛苦。直到莎格,她丈夫過去的情人闖入她的生活,她才從麻木狀態中覺醒過來。莎格的思想開闊了西麗亞的眼界,她的友情給西麗亞帶來了抗爭的勇氣,終于西麗亞離家出走,創辦了自己的褲業公司,充分顯示了她的才能和智慧。西麗亞的成長過程讓我們意識到:婦女只有通過尋找自我、認識自身價值、獲得經濟上的獨立自主,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獨立與平等。對于女性,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尤其關鍵,這一觀點,弗吉尼婭•沃爾夫在《一間自己的屋子》,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中,都有論述。更為可貴的是,在《紫色》這部小說中,女作家表明,當女人維護自身的權力、贏得自身的解放、不再甘心扮演父權文化要求她扮演的角色時,固有的男女關系模式被打破,男性就能用更為客觀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另一個性別的思想,一種新型的、超越矛盾的、中性的、和諧的男女關系就能夠建立起來。

其次,當代英美女權主義文學創作注重心理描寫。為表現婦女復雜矛盾的內心生活及痛苦的精神狀態,女作家從客觀再現轉向心理描繪,女作家們長于心理描寫的手法,真實地展示了女性復雜的內心世界和豐富的情感天地。普拉斯的《鐘罩》中的女主人公埃斯特是一所大學的文科高材生,在紐約作新聞采訪的實習中,她開始接觸社會、接觸男性,但不久就發覺在社會上毫無她的立足之地,她的生活道路象無花樹上的果子,干枯了,紛紛落在地上。在紐約的世界里,她以一個職業婦女的姿態出現,但得應付繁華社會中的種種虛偽和不道德行為,這使她很反感。在埃斯特原來的環境中,她的出路是當賢妻良母,但當地的實用主義價值觀及男友的俗氣、自私又使她厭惡。在混亂的現實面前,她不知所措,神經失常,猶如被扣在一個鐘形的瓶內,以致后來精神分裂,企圖自殺。瑪麗•霍德的《無望的歷程》,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敘述了女主人公對生活的郁悶、厭倦乃至絕望自殺的心理歷程。對她來說,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枯燥無味的生活,使她感到自我的喪失,繁重的家務勞動就象永無止盡的磨難,辛苦操勞,但無人理解,無人珍重。在這種耗人元氣的生活中,她只能借酒消愁,以致精神崩潰。在歐茨的《隨你拿我怎么辦》中,梅雷德被捕、挨打,被宣布發瘋,最后真給逼瘋。在這個男性可以擁有整個世界作為舞臺而女性連一間自己的屋子都難以得到的社會里,要想維持歡樂、自由和理想的生活,婦女就只能選擇瘋狂,來逃避現實的丑惡、批判正統觀念的價值。婦女的孤獨、怨恨、瘋狂,實質上是想要求發展自我、實現自我,是一種對男性強權社會的反叛。弗吉尼婭•沃爾夫的《墻上的斑點》和狄迪恩的《隨波逐流》,更是心理描寫的典型作品,兩部作品通篇都是由“一個女人的獨白、回憶、幻想”構成的。

第三,使用獨特的象征手法。鳥是女性文學作品中一種特有的象征意象,如:飛翔的鳥象征女性對自由的向往;籠中的鳥象征女性被束縛、被壓抑的處境;鳥的弱小用來象征女性的無助;“一間自己的屋子”象征著反抗傳統觀念、追求人格獨立的女主人公要求有女人的寫作空間、生存空間和發展空間,它既是物理空間,也是心理空間;不同的顏色用來象征不同的心情和境遇。除此之外,不少女作家還利用神話、寓言和夢境的象征來表達對婦女生活狀況的強烈感受。第四,塑造理想的女性形象。女性作家們往往通過理想的女性形象來表達主題思想。她們筆下的女性大多自尊自強,具有偉大的人格力量。如波伏娃在她的《一代名流》中塑造的海倫;布恩•路絲的《1970年的玩偶之家》中的美國娜拉;斯塔福特的《解放》中的波莉•貝依,她們的形象生動感人,已經成為婦女生活中的典范。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的這種美學價值取向,對當代世界女權主義及其整個文學發展和理論的豐富,提供了異常豐厚的土壤與基礎,打開了一片新的創作領域,并日益受到越來越多的人們的重視。

20世紀的英美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及其文學創作實踐,為世界范圍內的文學發展史留下了光彩的一頁,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家及作家們在努力發掘、尋找女性文學自己的傳統,并給予重新評價,以建立獨立的女性文學史;同時,揭示出女性作者之間存在著的親密關系,鼓勵當代婦女加強聯系和團結,共同反抗父權制。從總體上看,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目前還在發展,它順應了西方社會婦女解放運動逐漸深化的趨勢,對父權制社會給予了全面、深刻的批判,而且其批評、研究的成果也有許多新的創造和拓展,為西方文學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發掘出許多新資料,在理論的概括和闡述的方法上也多有創意,無論在文學理論、批評史還是在思想史上,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因此,對其進行最新的跟蹤研究,將極大地有助于我們能夠更為全面、更為深刻地了解、認識和把握西方文學史,特別是女權主義文學史的發展軌跡和未來趨向。

作者：王冬梅高桂蓮單位：西北師范大學外語學院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外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