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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翻譯活動中，翻譯目的直接影響著譯者對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的選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大翻譯家嚴復和林紓出于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改革社會思想的目的譯介外國作品，特別重視其中的思想性。也正是因為他們的這種出發點，他們的翻譯在近代中國的社會現實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也加快了中國現代化和融入國際體系的進程。

關鍵詞：目的論；翻譯策略；歸化—異化；直譯—意譯；增添與刪節；按語與評注；思想啟蒙作用

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具有很強的目的性，這里必然涉及到“為什么翻譯”的根本問題。對于具有歷史使命感的翻譯家來說，只有明確了“為什么翻譯”這一根本問題才能解決“翻譯什么”的選擇，而這兩個問題一旦找到明確的答案，如何翻譯的問題便能在原則上得到解決。在這個意義上說，翻譯家的翻譯動機對他們選擇什么文本來譯，采取怎樣的策略來進行翻譯，具有直接的決定作用。［1］

中國近代翻譯史開始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從這一時期開始了有目的、有系統地向國內譯介各種外國作品。將翻譯置于文化的背景上考慮，我們往往可以看到翻譯活動（包括翻譯論述）帶有功利的色彩，受到時代亦即當時民族文化的制約。翻譯事業發達與否，也與翻譯的目的、社會反響，即文化上是否有此需要關系極大。［2］7

一、理論探討

（一）功能主義翻譯目的論

功能主義的翻譯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德國的一些翻譯學者提出來的，開辟了在新的跨文化背景下翻譯研究的新視野。1971年，凱瑟林娜•萊斯(KatharinaReiss)在《翻譯批評的可能與限制》(PossibilitiesandLimitationsinTranslationCriticism)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論思想的雛形。她仍然堅持以原作為中心的等值理論，并指出理想的譯文應該從概念性的內容、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上與原文對等。此后，她的學生漢斯•弗米爾(HansVermeer)擺脫了以原語為中心的等值論，創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論：翻譯目的論(skopostheorie)。他認為，翻譯活動是跨語言、跨文化的人類行為活動，而且是有目的性的。

較之以前的等值翻譯理論，翻譯目的論注重的不是譯文與原文是否對等，而是強調譯文應該在分析原文基礎上，以譯文預期功能為目的，選擇最佳的處理方法。弗米爾認為，決定翻譯過程的首要因素是翻譯目的。目的決定了譯者必須清醒認識并選擇某一翻譯策略。

根據弗米爾的分析，翻譯可能有三種目的：翻譯過程中譯者的基本目的；目標語環境中譯文的交際目的；以及使用特定的翻譯策略或翻譯程序的目的。但在一般情況下，目的主要指譯文的交際目的。目的論共有三個法則：目的法則、連貫法則和忠實法則。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整個翻譯行為的過程，即目的決定手段（theendjustifiesthemeans）。

克里斯蒂安•諾德(ChristianeNord)在1997年出版的《目的性行為》（TranslatingasaPurposefulActivity）一書中全面系統地整理歸納了功能派的各種學術思想。之前有一些學者指出“目的論”低估了原文在翻譯過程中的作用，并給譯者太多的自由。針對這些不足，諾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誠”(functionplusloyalty)原則。忠誠是指譯者在翻譯互動行為中對參與各方所應負的責任，忠誠屬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范疇。譯者有協調原作者、發起人與譯語讀者關系的責任。作為對目的論的補充，功能加忠誠法則，要求譯者在翻譯行為中對翻譯過程中的各方參與者負責，竭力協調好各方關系。

“目的論”把翻譯從原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譯入語的新視角來詮釋翻譯活動，為翻譯理論界帶來了一場新的革命。目的論對翻譯采取的是前瞻的態度，這樣的譯文在完成譯語情景中交際功能的同時，又符合各參與方的意愿。忠誠原則使得功能翻譯理論更趨完善。

（二）翻譯策略：歸化和異化

歸化(domestication)和異化(foreignization)是翻譯的兩個基本策略。根據德國神學家兼哲學家施萊爾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的講演《論兩種不同的翻譯方法》（OntheDifferentMethodsofTranslating），美國翻譯學者韋努蒂（LawrenceVenuti）于1995年最先在翻譯研究領域提出這兩個翻譯術語。他在《譯者的隱身》(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一書中認為，歸化翻譯策略是“采用民族中心主義的態度，使原語文本符合譯入語的文化價值觀，把原著作者帶入譯入語文化”；而異化翻譯策略則是“背離民族的壓力，接受原語文本的語言及文化差異，把讀者帶入原語文化”。因此，異化具有原語文化取向(source-language-cultureoriented)，而歸化則具有譯語文化取向(target-language-cultureoriented)。

二、嚴復、林紓的翻譯策略選擇背后的原因

（一）嚴復、林紓簡介

嚴復（1854－1921年）和林紓（1852－1924年）都生活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當時民族危機和國內政治危機不斷加深。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興起，洋務派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富國強兵，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來維護清政府的統治。但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夢想被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粉碎，此后中國的主權進一步喪失，國內外的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劣。

清政府的大門被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打開后，先進的知識分子如“居火屋之中，坐漏水之船”（梁啟超語），積極尋求保種保國的道路。嚴復深感國勢危急，大聲疾呼，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主張。［3］他思考西方列強富強、中國貧弱之原因，清醒地認識到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他把振興國家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身上。要想從危亡中挽救國家、改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必須啟發民智，讓封建士大夫們學習西方先進的社會制度和學術思想。于是，他決定利用自己精通英漢兩種語言的優勢，翻譯西書，將西方先進的學術思想介紹給中國各階層。他的這一決定正好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對翻譯的特殊需要。［4］

林紓是近代中國難得的一位翻譯家、古文家和愛國者。林紓自青年時代便關心世界形勢，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學習西方。中年后，“盡購中國所有東西洋譯本讀之，提要鉤元而會其通”。他不懂外語，不能讀原著，只靠“玩索譯本，默印心中”，常向馬尾船政學堂師生“質西書疑義”。后來他與朋友王壽昌、魏易、王慶驥、王慶通等人合作，翻譯外國小說，曾筆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臘、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幾個國家的幾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譯甚豐，翻譯小說達200余種，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曾被人譽為“譯界之王”。［5］國難當頭，林紓希望通過自己的譯作警醒國民，激發國民的愛國熱情，以達到救國保種的目的，這也是林紓翻譯外國小說的主要目的。他在《〈愛國二童子傳〉達旨》（1907）中把翻譯當作自己救國保種的“實業”。［6］

（二）嚴復的譯作與翻譯策略

嚴復選擇的翻譯文本是西方社會科學著作，包括法律、政治、經濟、邏輯學、倫理學和哲學等眾多方面。翻譯動機是改變國人陳舊的觀念，開啟民智。嚴復譯介的“八大名著”分別是《天演論》(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原富》(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oftheWealthofNations)、《群學肆言》(StudyofSociology)、《社會通詮》(HistoryofPolitics)、《穆勒名學》(ASystemofLogic)、《名學淺說》(PrimerofLogic)、《法意》(DeL’espritdesLois)和《群己權界論》(OnLiberty)。

他看到洋務運動單純引進西方先進的科技器物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使中國真正強大起來的根本出路在于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毛丹先生曾說：“嚴復選擇、譯介各部書的具體用意互不相同，但總體都服從于救亡圖存，發啟蒙思想的大目標。”社會學家費孝通也說：“嚴復翻譯這套書，看來也是有選擇的”，“鼓勵了我們上一輩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等，發揚民族意識，探索強國之道，從而引起了中國的維新運動”。［3］

嚴復選擇歸化意譯作為他的基本翻譯策略和方法。嚴復采用古代漢語（尤其是上古漢語）來翻譯西方的現代學術著作，使得這些西洋的社會科學著作在封建晚期的中國土地上生根發芽，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為拯救中國而奮斗。嚴復之所以選擇雅潔的桐城派古文文體是因為他的讀者是封建士大夫階層。作為一名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他把社會改良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身上，呼吁他們一起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學習近代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所以，他的翻譯對象和目的決定了翻譯的語言應該是容易被士大夫接受的古文。另外，嚴復年少時所受的傳統教育也規定了他的翻譯話語模仿漢以前字句章法。

嚴復在翻譯過程中還采用了刪節、增評、加按語、注評等特殊的方法。（1）刪節是指嚴復有選擇地翻譯原文，取“為己所用”的開啟民智的部分，大膽地刪去一些對開啟民智“無用”的部分。（2）在翻譯時，他常常根據需要添加詞句，增評手段的運用貫穿嚴復話語生產的整個過程，增評性的解釋直接嵌在譯文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封建知識分子并沒有很多機會接觸西方的文化制度，如果沒有增評，譯文的可讀性不高，很難達到嚴復翻譯的目的。所以他在翻譯時添加了一些議論性或評說性的文字，借翻譯來表達自己救國救民的真切愿望。（3）加按語是嚴復首創的翻譯方法，用于說明和議論。按語大多位于譯文章節的結尾或中間。在按語中，嚴復評論作者的觀點，也大膽結合當前的中國局勢闡述自己的觀點。從西方著作中的觀點聯系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實現了“洋為中用”的目的，也使得士大夫們能更好地接受他的譯文思想。（4）注評——是譯者在翻譯時經常使用——對譯文中難以理解的詞句語義作補充說明或對疑難字詞進行解釋的一種方法。嚴復的注評主要有兩個功能：第一，便于讀者更好地理解譯文內容。第二，闡發譯者的思想觀念。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在譯文中勢必會出現許多中國讀者難以理解的地方，為了避免造成意義缺失，譯者就有必要進行解釋說明以保持譯文意義的完整性。

意譯和刪節、增評和按語加注評等非正法翻譯策略都屬于歸化的范疇，這些方法使嚴復在當時特殊的社會條件下更有效地譯介外國學術名著為救國富國服務。也正是因為這些策略的使用，他的古雅譯文才更容易被目的語讀者——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所接受，較好地實現了思想啟蒙的目的。

（三）林紓的譯作與翻譯策略

林紓是近代翻譯史上翻譯量最大的翻譯家。他翻譯歐洲各國作品，其中以英國和法國的小說為最多。在幾十年的翻譯生涯中，他譯介的歐美各國小說、詩或戲劇開闊了國人的眼界，特別是改變了小說原本在中國文學中二三流的地位，進一步推動了梁啟超所倡導的清末“小說界革命”。他幾乎為每一部譯作都撰寫序跋，從他的序跋里，我們可以看到林紓憂國憂民、提倡向西方先進思想學習的翻譯動機。1899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是他翻譯事業的起點，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鼓舞了他把翻譯活動作為其中年以后生涯的主要事業。

林紓與嚴復都是福建人，在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都在尋找祖國的生存發展出路,但兩人身上也有截然不同的特點。如嚴復留過洋，受過西洋文化的熏陶，英文功底深厚；而林紓從未走出國門，不懂外語，靠口譯者的口述來幫助他完成翻譯，因此在選擇翻譯文本時，林紓通常沒有主動權，只能依賴口譯者的選擇。后世稱他與口譯者合譯的小說為“林譯小說”。這些都是造成他與嚴復翻譯書目不同的根本原因。嚴復翻譯的是西方的社會科學著作，重點是學術翻譯；而林紓主要翻譯外國小說，重點是文學翻譯。

歸化意譯也是林紓采用的基本翻譯策略。為了更好地表達作品思想和考慮到當時讀者的接受水平，林紓的譯作里經常出現任意刪減或增補原文的意譯方法。如塞萬提斯的長篇巨著《堂吉訶德》第一部、林譯本《魔俠傳》則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法國著名作家雨果的《九三年》，林紓譯為《雙雄義死錄》，篇幅亦減少很多。［7］林紓更關注故事情節的發展，原文一些冗長的景色和心理描寫都被刪去。他借助傳統的文言小說、札記以及當時流行的報刊文體，大大增加了“林譯小說”的可讀性。

林紓除了翻譯小說，還創作小說。他的創作熱情同時也體現在他的翻譯作品里。在狄更斯和歐文的譯本里，我們會看到他對原文增補和潤飾的地方。林紓的這些“有意識不忠實”原作的做法也有著特殊的社會歷史原因。當時老百姓有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清政府幾百年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得他們充耳不聞天下事，所以他們對異質文化的接受能力普遍較低。作為中國近代的翻譯先驅，林紓大膽地“拿來”外國作品，對其進行“改造”，以適應當時中國讀者的閱讀需要。

不過，在他的譯作里也出現了一些誤譯。一些人名的誤譯或意思的誤譯，與林紓合作者的口譯有關，也與林紓的疏忽有關。“林譯小說”在清末的需求量很大，由于時間的倉促，林紓未來得及對譯稿進行仔細研讀，所以也造成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誤譯。

林紓譯書所用的文體是他心目中認為較通俗、較隨便、富于彈性的文言。它雖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詞匯和句法方面，規矩不嚴密，收容量很大。如在他的譯文里有白話口語：“小寶貝”、“爸爸”等；還有流行的外來語新詞：“普通”、“程度”、“幸福”等。譯文里有相當獨特的“歐化”成分。［2］95此外，還有大量音譯的外來詞：“布丁”、“咖啡”、“安琪兒”等。林紓在翻譯一些外國的貨幣和度量衡單位時，則采取音譯加解釋的方法。如在《巴黎茶花女遺事》中，他把“franc”（法郎）音譯成“佛朗”，并加注“（每佛朗，約合華銀二錢八分，余仿此）”。

三、結束語

我們可以用功能主義翻譯目的論三條原則之間的關系來解釋嚴復和林紓采用的“歸化”翻譯策略。那就是：翻譯目的決定可讀性，可讀性優于忠實性。譯者從源語提供的信息中選取一定內容，加工成目標語信息提供給讀者，目標語文化讀者又從中選擇對自己有意義的部分。如果譯文符合接受者的環境，譯文就應該被接受。［8］

無論是嚴復的“嚴譯譯著”，還是林紓的“林譯小說”，都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中國人打開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戶，為封建社會晚期的中國輸入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新的學術觀念以及西方的風土人情、文學體裁和新穎的表現手法，都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很多現當代著名作家早年都曾閱讀他們的譯作，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后來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像魯迅、錢鐘書、郭沫若等。作家蔣錫金曾說：19世紀末，有兩部譯書驚醒了當時的知識界，推動了社會歷史的向前發展。一部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福建閩侯人嚴復（又陵，幾道，1853-1921）譯述的英國赫胥黎的《天演論》，它以進化論思想啟發了人們要變法圖強，從而人們又覺悟了圖強必須反帝；另一部是1899年開始刊布的福建福州人林紓（琴南，畏廬，1852-1924）譯述的法國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它以發展真性情的思想啟發了人們想到婚姻自由，從而人們又覺悟到必須在更廣的法范圍內反封建。從當時這兩部譯書的“不脛走萬里”、“一時洛陽紙貴，風行海內”的情況看來，有人說清末革命民主主義的興起，辛亥革命得以勝利，應該歸功于《天演論》和《茶花女》，雖然不免有些失之夸大，然而從思想啟蒙方面說到二書所起的作用，那是并不過分的。［9］

回顧鴉片戰爭后的近代中國翻譯史，我們可以看到，翻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是和社會變革或思想文化運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各個時期涌現出來的一些代表性的翻譯家，基本上都是在明確的翻譯動機的指導下進行著翻譯活動。正是這些偉大的翻譯家應時展的需要大量譯介對社會有用的外國作品，才促使國人的思想解放，客觀上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參考文獻：

［1］許鈞．翻譯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24．

［2］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3］王利平．嚴復翻譯策略的目的觀論［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2006（5）：100-101.

［4］韓江洪．嚴復話語系統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35.

［5］趙智霖．林紓簡介［EB/OL］./cnread1/gdwx/l/linshu/

［6］韓洪舉．論林紓翻譯小說的愛國動機［J］．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2002(3):11.

［7］韓洪舉.林譯小說研究——兼論林紓自撰小說與傳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126-127.

［8］CHRISTIANENORD.譯有所為——功能翻譯理論闡釋［M］.張美芳,王克非，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41.

［9］蔣錫金．關于林琴南［J］．江城,1983（6）: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