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資源觀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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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和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緊密相連。但資源的質和量在一定的時空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于是，有限資源與無限的人類需求的矛盾推動著人們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以獲得更多的資源。在人類曾經經歷的絕大部分時間里，資源問題很容易得到解決。而在人類現代化過程中，尤其在當代，出現了嚴重的資源和生態問題。在此情境中，兩種觀點應運而生：一種是悲觀主義，依據熱力學第二定律，認為能量的耗散使宇宙趨于“熱寂”，結構趨于消亡，系統趨于無序，資源逐漸枯竭，人類在趨向滅亡；另一種是樂觀主義，依據達爾文進化論和耗散結構理論，得出生物種類不斷分化，結構不斷有序，功能不斷強化，加上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新能源不斷出現，人類一定會克服目前的困難，使未來更加美好。實際上，這兩種觀點不僅無助于解釋現實，更不能指導實踐。
一般在孤立的物理系統中，自發過程直接反映了系統中物質分布的均勻化程度，同時伴隨著能量不可逆地沿著衰減這個方向轉化。物質是能量的載體，物質的運動與變化所表現的核心內容是能量的運動與轉換。自發能量轉化過程，是系統中自由隨機運動不斷擴張，去“占領”那些尚未被其“占領”的“負熵”，使之轉化為“熵”的過程。那些未被“占領”的負熵，構成系統中能量可以向之流動的自由空間，構成自發的能量轉化之條件。自由隨機運動無阻礙地迅速占領自由可能的微觀態，使系統的熵直線增加、直線式地走向熱平衡狀態，這一過程是無結構線性耗散。“熵的增加就意味著有效能量的減少，每當自然界發生了變化，就有一定的能量被轉化成了不能再做功的無益能量。”[1]這過程是由于運動而不斷地消耗系統的寶貴資源，進而使物質走向無序和混亂，最終會達到分布性均衡。也就是說，在系統宏觀不變、忽略粒子間相互作用和粒子間無差異的情況下，粒子分布微觀態是隨機的、對稱的、平權的，因而粒子間的排列組合可以出現多種。然而，系統總是自發地朝著實現幾率最大的宏觀態發展。系統的熵值越大，系統越無序。系統包含的可能微觀態總數最大的宏觀態，是系統自發地趨向的平衡態。簡單地，分布性均衡存在于物質單一、分布均勻的孤立系統。
若把分布性均衡擴展到由自然物質組成的宇宙中，那么宇宙一切自發的能量轉化過程都是集中度高的“可用能量”不斷喪失，轉化為集中度低的“無用能量”的過程。即在整個宇宙中熱量不斷地從高溫轉向低溫，直至某個時刻不再有溫差，也達到分布性均衡。這時將不再會有任何力量能夠使熱量發生轉移，此即“熱寂論”。即系統進入此狀態，由于不存在熱量轉換和能量轉移，即自然資源枯竭了，從而也就失去提供支撐有機體在無限時間序列上運動的能量源，有機體也就不能存在下去。況且由于物質不能自行消滅，因而人類面臨著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的雙重威脅。
繼續推廣到人類社會這樣的物質體系。在熵值趨向于最大的規律作用下，社會趨向于分布性均衡狀態，即社會的無組織和個人的完全自由狀態。即每個人的智力和體力在混亂中相互抵觸和碰撞，即使資源不枯竭，也會使這個社會系統整體陷入“沉寂”。
顯然，后兩種情況斷然不會出現。在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系統宏觀不變和粒子間無差異的情況。因而用此來解釋現實世界是極其荒謬的。
“我們的經驗的東西比我們能夠分析的東西要多。因為我們經驗著宇宙，而我們在我們的意識中分析的只是從宇宙的細節中選出的一小部分。”[2]宇宙內的存在物不可能完全相同。懷特海曾指出，自然界的存在物可以分為六種——人們存在即身體和精神、各種動物(人以外的各種各樣動物)、一切植物、單細胞生物、各種大體積的無機組合和現代物理學的微觀分析所發現的體積極小的存在所組成。[3]另外，科學發展到今天也證明，最小的微粒也不盡相同。粒子間無差異這一條件根本不存在。況且從構成生命的物質成分到生命本身的過程中，分子和化學反應——生命存在所必需的全部物質方面——本身并不對生命的本質做出解釋。
“忽略粒子間相互作用”只有在極為抽象中才能存在。就人類社會而言，社會越進步，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就越強。在宇宙間，天體運行規律也是明證。魯品越教授在《反熱寂論與可持續發展》一文中鮮明地指出了這一點。
粒子的差異性及其相互間的作用力的存在，宏觀系統不可能不變。就宇宙演化歷程來講，變化是極其緩慢的。在自由競爭時期的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的自由流動一旦達到分布性均衡態，雖然顯示了它的自由的一面，但也意味著盲目性并消耗著大量的能量，最后處在無處可動的靜止狀態。因為自身既無能量，外界也無能量推動。但市場主體是人，市場經濟只是人類活動的一種方式，其實踐活動大大加快了其變化的速度。現實的發展提醒人們人類的整體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制度結構和產業組織在影響宏觀經濟運行上起到比微觀個人的預期更重要的作用。
結構性均衡與資源危機
結構性均衡來自物理學中粒子間的相互作用力。牛頓的引力理論表明，宇宙間不僅存在熱力學第二定律所描述的自由隨機運動，而且還存在著被熱力學系統的理論模型撇開了的物質間相互作用力。它們使各結構單元相互規定，造成系統的各微觀態之間“對稱破缺”，從而制止或阻礙各結構單元的某些可能的熵的出現，促使另一些負熵狀態出現，即對各個可能狀態進行了“自然選擇”，由此而限制或反抗熱力學第二定律所描繪的熵增過程。這些相互作用力構成系統的組織因素，生成了與自由隨機運動趨勢相反的運動趨勢——“決定論趨勢”。[4]在該系統中，與外界環境只有能量交換，而沒有物質交換；使能量向著有序化的方面演化，呈現出有結構線形耗散。我們將這種平衡態稱之為結構性均衡。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態勢取決于物體或元素間作用力的大小，力量大的一方吸引對方，使對方趨向于自己。如原子結構中的原子核和電子，太陽系中八大行星繞太陽運動，生物界的食物鏈——適者生存。
即使有某種不確定的力量在某一時刻將系統推離了均衡點，該系統仍然會自動回歸到均衡點上來。例如生物圈中互為天敵的動物此消彼長，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危機等。這是因為，結構性均衡是時點而非時期，是一種可逆的均衡。[5]
把經濟領域看作結構性均衡態，必然抽象地習慣地從單一的因果角度對復雜的世界做還原論和確定論的思考，認為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無逆向選擇、沒有交易成本、沒有組織問題。進而用最優化、均衡、理性、穩定等概念來解釋、分析、預測經濟領域的各種現象。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廠商和消費者通過價值體系的自發調節而實現市場均衡。實際上，把經濟世界看成本質上是一個以線性關系為基本特征的、滿足線性疊加的世界，那里沒有間斷、混沌，更沒有突變和分叉。古典經濟理論充分體現了這種均衡思想：各種經濟主體為實現目標函數的最大化而相互作用，最終達到供求等各方面力量平衡狀態——表明了經濟發展變化的整體趨勢。例如以斯密“看不見的手”為起點，即人們自由地追求他們的個人利益，而供求的價格機制會使人的行為朝著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發展。“帕累托最優”是檢驗這種均衡是否最佳的標準。這種最優狀態表明，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動是怎樣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利益，從而達到個人理性與社會理性的和諧一致。
然而，現實經濟世界是極其復雜性的，經濟的真實過程和現象往往是隨機性、不確定性、非線性的。其中的要素如交易費用、文化傳統、組織形式等等相互依賴關系越強，系統的復雜性就越高，還有經濟問題處理的是人的問題，是人的集合，不是單個的人的問題。作為市場主體的人，是有血有肉的“現實人”、“社會的人”，是有思想、欲望、情感、意志等的人，他們的改變也會帶來經濟主體行為的變化。而經濟主體的行為將進一步影響系統的其他部分。這種相關性在以一個變量為目標的行動中會有副作用及其長期影響，然而由于變量很多或只看成就，很容易使人們忽視這些副作用及其長期影響。
再者，就市場本身而言，市場的空間范圍越大，經濟過程越復雜。另外，由于市場自身的特性促使經濟結構的自然演化和有限的可預測性，使其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也就是，市場在帶來資源高效配置的同時，也帶來資源的極大浪費。因為系統本身是消耗能量的，況且資源的合理配置必然伴隨著一個尋找和等待過程，每一種資源要素不可能在每一時刻得到充分利用，若追求每一時點的瞬時最優化，耗費的代價十分昂貴。
在結構性均衡張力的作用下，資源問題以另一面貌出現。在傳統社會中，統治者依靠暴力，維持龐大統治機構，獲取絕大多數資源——所有的社會不幸——貧窮、饑餓、犯罪、社會混亂等等都是由資源短缺引起，即被統治者因無資源而無法生存，致使原有結構的崩潰和新結構的生成。當市場經濟進入壟斷階段，資本等資源都流向實力雄厚的一方，并且他們利用自身各方面的優勢，強占公共資源，或散布相互矛盾甚至錯誤的信息，獲取更多的資源和轉嫁發展的負面影響。偏弱的一方因科技與經營管理的落后使信息收集無法完全，不僅使占有的資源利用效率不高，一旦過分推廣局部經驗，程式化，還會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推而廣之，進入全球化時代，由于自然資源的分布及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人們對各種資源占有、使用的廣度和深度方面的差異，發達國家或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差距更大。發達國家需要更多的資源，而對新資源的開發需要大量的成本，而發展中國家則屬于粗放型發展模式，雙方都感到資源稀缺。由于雙方都從眼前的利益考慮，對排泄物采取了錯誤的方式，必然帶來全球生態問題。還有，如果其中一種資源耗盡，系統就可能崩潰。如水資源，不加合理地濫用，會導致其嚴重污染而功能衰退，生態系統遭到破壞。
總之，在資源總量有限的情況下，資源稀缺與資源浪費并存。一旦結構單元間的差距過大，其統一體的根基則會破裂，系統也就不復存在了。因而，人類要維持生存與發展，必須認識到，不僅需要維持社會所有生理活動和工業活動所需要的物質必需品——糧食、原料、礦物、燃料和核燃料，以及地球吸收廢料、并使基本化學物質再循環的生態系統，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更取決于人類的和平和社會穩定，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以及穩定的技術進步等因素。資源危機因人而起，當然，也只有人才能解決。而解決的辦法取決于人類自身在所處的世界中采取何種態度、使用何種方法。
流動性均衡與資源稀缺
從宇宙大爆炸中產生出來的世界萬物，絕大多數都是遠離平衡態系統：物質能量密度分布高度不均勻，溫度高度不均勻，物質大小不一如此等等。這種高度的非均衡，在形成了各物質系統的內部結構的同時，也與外界環境產生交換機制，即系統通過不斷地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在交換過程中，系統內部某個因素的變化達到一定的閾值時，通過漲落，系統可能發生突變即非平衡相變，由原來的結構性均衡態轉變為一種在時間上、空間上或功能上的全新有序狀態。“做功能力只能在差異中表現出來，沒有物質系統之間的差異及由此引起的變化，說能量中有多少部分可以做功完全沒有意義。做功永遠以兩個存在差異的物質系統的狀態變化為前提和標志。”[6]例如，將一個已經達到熱平衡態的系統置于與其相異的環境中，于是該系統中的能量便能夠自發地轉化出來。這種在遠離平衡的非線性區形成的新的穩定的宏觀有序結構，即流動性均衡。在此均衡下，系統與周圍環境進行著物質、能量和信息變換。也就是說，物質是流動的、變化的、可更新的和可循環利用的。
系統的流動性均衡是其元素間的無結構線性耗散與有結構線性耗散的矛盾統一體。正是無結構線性耗散與有結構線性耗散的矛盾運動，使被耗散的能量，一旦通過高度不均衡的有結構的事物，便會引起其內部的反饋式相互作用，于是進入“有結構的非線性耗散”。由于這種相互作用抗衡著自由隨機運動，于是耗散過程便不再是直線式的，而是沿著曲折迂回的道路進行，形成“有結構非線性耗散道路”[7]。在這種有結構耗散道路中，被耗散的物質能量被吸收到這有序結構中，獲得新的存在形態，生成動態的有序結構。它從自身或環境中吸取著正在按照熵定律耗散的物質能量，將它們納入循環過程。于是，原來的耗散過程被中斷，而被組織為循環過程中的物質能量，由此而被儲存起來，并組織為更高等級的物質能量。若給結構性均衡事物以一定的外力，使系統引起振蕩，或系統在時間序列上改變方向，或隨時間變化，其方向突然逆轉，向新的有序演化。例如原子核系統中的能量未被“允許”占領和實現可能的微觀態，粒子被緊緊束縛而失去了某種范圍內的自由隨機運動，就無法進行能量轉化。核能的開發就是打破這種結構而獲得能量，即利用兩種力量對立統一，用足夠的力量打擊該系統內部結構，使其中的粒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自由隨機運動，開發物質內在能量，使被禁錮的能量釋放出來，發生能量轉化。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有序和無序的成分，它們的存在意味著世間萬物在根本上都是相互聯系的，因為無序與有序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暗示許多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的。”[8]人類就是眾多聯系的一個環節。據此人們會推廣到人類社會，認為人類前途光明。
的確，社會經濟系統是整個生態—社會超循環系統的組成部分，在這個超循環系統中，由生物的食物鏈構成由低而高的營養級，基層的營養來自土壤陽光等化學物理環境，其下為自養的植物，再到食草動物，再上為第一、二、三級食肉動物，營養級越高的生物物種，需要越多的下層營養級能量來支撐，呈現出“能量金字塔”結構。[9]作為該金字塔頂尖的人類，需要龐大的基層能量來支撐。它們通過與社會系統的物質交換和信息交換能夠對有序化能量產生替代、彌補、改善和加強作用，進而滿足主體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也會使社會系統的“能量有序”拓展為“功能有序”。該“有序”是功能上的“活”有序，而不是結構上的“死”有序。
更何況在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個民族和國家不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或封閉的系統，而是遠離平衡的耗散結構。全球宏觀經濟的正常狀態既不是均衡態，也不是暫時的偏離均衡，而是有生命節律結構有序的有機體。勞動分工和持續經濟波動是耗散系統中非均衡有序的典型——經濟波動能刺激技術進步(過時技術的消亡和技術創新)與結構變遷，科技的發展不僅讓人們發現未知物品的用途和已知物品的新用途，而且能夠通過元素的重新組合創造出新的物質，也通過對產品生產和使用方法的革新提高資源的效率。
但人們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一點，社會是極為復雜的系統，包含著潛在巨大數目的分叉。這樣的系統對漲落高度敏感，既引出希望，也引出一種威脅。因為哪怕是小的漲落也可能增長并改變整個結構，個別活動不是注定不重要的。在主觀欲望的驅使下，實踐活動一旦超過了系統無法接受或消化的程度，將導致系統結構變化。馬爾薩斯人口論中人口增長超過資源的增長，產生生存危機。雖然其只有通過戰爭、瘟疫等方式使人口與資源相一致的方法是錯誤的，但從另一層面給人類敲響警鐘。而現在人類面臨的不僅僅是人口問題，更要緊的是環境問題。它帶來的風險更甚、影響更深遠，一旦地球不能與太陽正常地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人類將失去了賴以生存的一切。因為人類不是生活在一個星狀的網絡里，而是一個彈簧床墊的網絡。人類的活動若過分地觸動一根彈簧，那么將牽動其他所有的彈簧，有的牽動得多一些，有的少些；若推壓另一根，會產生同樣的情況。在這里，不存在單一的中心點，但也并非每一點都是中心點。也就是初始條件的微小變化會導致后來非常大的變化，甚至出現無法預料的“偶然現象”。
均衡、人的實踐與資源生成
三種不同的均衡僅僅給我們提供了分析資源問題的視角。分布性均衡給人類活動提供了背景材料，打破了把人與自然徹底隔絕開來的認識世界的方法，但也給人類在資源配置及其自身組織方式上安裝了預警裝置。而由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力所形成的結構性均衡一方面使資源在加速集聚，使兩極分化加劇；另一方面在尋找新的資源過程中，極易超過生態的承受程度，帶來生態問題。流動性均衡給人類解決資源問題帶來曙光，一個包含許多變量，與外部環境有能量交換的系統，是一個緩沖性能良好的系統，它可以吸收大量的擾動而不會失穩。但由于人類不能完全理解整個生態—社會超循環系統的組成部分的起源、意義和相互關系，不理解一部分僅僅是整體的一個方面，也不理解一個因素會導致其他因素的變化。更無法把握在遠離平衡的狀態下，非常小的擾動或漲落，可以被放大成巨大的破壞結構的波瀾。人類關注資源，就是關注自己。
社會系統同自然環境的變換實質上是人類把“自然存在物”變為“為我存在物”的自覺過程。動物系統同自然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變換是盲目地進行的。馬克思曾用蜘蛛與織工、蜜蜂與建筑師做對比，形象地說明了人類社會活動的自覺性特征。人類的活動發端于現實世界不能滿足人的需要，通過其實踐活動把可能存在物——符合人類需要而在現實世界中又不存在的東西變成現實存在物，使它們由自然的存在變成一種對象性的存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有序化的能量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人類最早的能量主要是植物型食物，接著由于火的應用，人類大大擴展了食物范圍。后來由于人類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建造各種各樣的物質結構，從而間接地把許多形式的無序化能量轉化為有序化能量。如通過發電設備將各種水力、煤炭、石油、核能、太陽能等無序化能量轉化為有序化的電能，并通過電爐、電機、燈管等設備將電能轉化為人們所需要的熱能、機械能、光能等。“只有人才辦得到給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跡”，“他們不僅遷移動植物”，“甚至還改變了動植物本身”[10]。
也就是說，人類雖不能直接創造能量，但創造變換、運用和聚散能量的方式——人類社會通過創造把可能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聯結起來的勞動工具，使得人類同自然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變換具有了動物同自然界的變換所不可比擬的廣度和深度，而且隨著勞動工具的增多，人類同自然變換的方式和領域也會愈來愈多，人類可能選擇的空間也就愈加廣闊。更為重要的是，人類需要不斷地從外界吸收物質和能量，以便對人類的自然狀態的“熵”值增大傾向的反向制約，使人類得以生存。當從自然環境中輸入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超過一定閾值，原有的社會結構就被新的結構所取代，由此構成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
在人類與自然雙向交流的過程中，社會形成多種結構和層次：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經濟系統本身又有生產、交換和消費等，生產本身又有許多層次。同自然界直接交換的是經濟系統，經濟系統決定著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深深影響著經濟系統。當今的資源問題不能僅僅從經濟系統找原因，也應從政治和文化背景尋求解決資源問題的路徑。
其一，樹立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意識，進而樹立只有人類的整體利益、與自然和諧相處，人類才有出路的觀念。
其二，對資源的初始產權較為明確的界定——資源不為哪個人所有，但屬于每個人，使資源的不同屬性歸屬于最需要它的人們，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效率。
其三，采取各種措施發展循環經濟，使上一環節的產物成為下一環節的成本，或沒有進入的物質能被天然的吸收機制完全吸收，不造成生態問題。
只有做到這些，才可以說：“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本主義”。[11]
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社會主義提供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制度基礎和前提，進而走循環經濟之路，資源稀缺性也會得到有效解決。
注釋：
*本文是在魯品越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的。
[1][9]里夫金等：《熵：一種新世界觀》，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第29～30頁；第30頁。
[2][3]懷特海：《思維方式》，劉放桐譯，商務印書館，2004，第79頁；第136頁。
[4][7]魯品越：《反熱寂論與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
[5]張彥、林德宏：《系統自組織概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第279頁。
[6]楊本洛：《經典熱力學中若干基本問題的探討》，科學出版社，1996，第20頁。
[8]A.N.懷特海：《觀念的冒險》，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第266～267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