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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前蘇聯時期“技術哲學”被視為唯心主義觀念,但有關技術哲學的研究并未因此停止,而是以其他形式保存下來,并且其指導思想、研究綱領和研究重心都與中國和西方技術哲學有著顯著的區別,其中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是其技術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闡述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背景、研究重心和研究特點,揭示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績,及其在前蘇聯技術哲學研究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從而加深和完善我們對于技術科學的認識。

關鍵詞:技術科學;技術;技術哲學

前蘇聯以及現今俄羅斯的重工業技術和軍事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究其原因我們不能回避其發達的技術科學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實早在前蘇聯時期,學者們就對技術科學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關研究具有鮮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蘇聯技術哲學的主要成就,也極大豐富了當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技術哲學體系。

一、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背景

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是世界技術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指導思想、研究綱領和研究重心都與中國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有著顯著的區別,因而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科學技術哲學界特別關注的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我國學者在前蘇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于作為前蘇聯科學技術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技術哲學的研究卻大相徑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狀況是因為,一方面,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哲學顯然很晚才開始研究技術現象。……相對于實踐認識和實踐理性,哲學更偏好理論認識、理性和理論規則,顯然,這種偏好成為哲學很晚才轉向思考技術現象以及技術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的一個原因”［1］。的確,相對于其他哲學分支學科,技術哲學本身起步較晚,現代技術哲學就其本身而言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發展也不是很完善,諸如技術的本質、技術是否是價值中立的焦點問題,以及技術哲學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還沒有形成壓倒多數的、相對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前蘇聯時期的技術哲學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哲學加以批判。蘇俄技術哲學研究開始于19世紀末,那時“П.К.恩格邁爾(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冊子《19世紀技術的總結》(1898)中提出了技術哲學的任務。同時他的許多著作被用德語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前蘇聯技術哲學研究開始轉向一個特殊時期。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評論的:“技術哲學在俄國的命運非常悲慘。關于技術哲學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邁爾提出的。П.К.恩格邁爾是俄國工程師,他是技術哲學第一個研究綱領的提出者,這個綱領于1912被提出來。1929年,當恩格邁爾不得不再次號召建立技術哲學時,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開的反對。恩格邁爾在《我們需要技術哲學嗎?》一文中發展了技術哲學重要性的思想。而在這個雜志的同一期中還收錄了Б.馬爾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技術哲學遭到批判－‘現在沒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獨立于人類社會和獨立于階級斗爭之外的技術哲學。談技術哲學,就意味著唯心主義的思考。技術哲學不是唯物主義的概念,而是唯心主義的概念’。從這時起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把技術哲學斥為唯心主義,在蘇聯哲學界已成定論,盡管馬克思就是19世紀有興趣從社會—哲學方向研究技術的一個創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技術哲學”的提法在前蘇聯時期被禁止,但是對于“技術”的哲學思考在前蘇聯卻從未停止過。那時(也包括現在)有一大批學者長期致力于技術哲學問題的研究,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有:В.М.羅津、В.Г.高羅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羅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賓(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們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術哲學的典型特色,因而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為我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課題。

В.М.羅津等在《技術哲學:歷史與現實》一書中曾寫道:“蘇聯時期對于技術的研究開始于世紀初(指20世紀初－筆者注)。由于П.К.恩格邁爾,技術哲學在俄羅斯獲得極大發展。后來在我國,這一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卻發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討論技術不同方面的學科,并且,如今它們被部分地納入到技術哲學中來。首先就是技術史。……研究技術的第二個領域被稱為‘技術的哲學問題’。恰恰在這里討論了技術的本性和本質,……第三個領域在蘇聯時期急劇發展－這就是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雖然這門學科屬于科學學和方法論,但如今它們被包括到技術哲學中來。……第四個領域是設計和工程技術活動的本性和歷史。……正如我們已經發現的那樣,如今這些研究領域不僅僅單獨發展,而且還處于技術哲學的范圍之內。”［3］因此可以說,前蘇聯時期學者們把技術史、技術的哲學問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設計與工程技術活動的方法論和歷史等問題不同程度地納入到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圍內。在這四個組成部分中,對于技術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最為充分,并且具有鮮明的俄式風格。

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重心

前蘇聯學者非常重視對技術科學認識論的研究,這主要包括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其中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問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1.技術科學起源的內外史要素

前蘇聯學者普遍認為:“技術科學是關于有目的地將自然物質和過程改造成技術對象,關于構建技術活動的方法,同時也是關于技術對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識系統。”［4］關于技術科學的產生,前蘇聯學者們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技術科學的產生有外史和內史兩方面因素。從外史方面看,人們的生活、生產(特別是機器生產)為技術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提出研究的課題,并決定技術科學的研究方向。從內史方面看,一方面,技術科學是技術知識的系統化、邏輯化的結果,它是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對象活動中所形成的對習慣、概念、認識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術科學的產生源于對基礎科學的應用,是從基礎科學中分化出來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技術科學源于不同知識、模型、概念和原則的大綜合,是這些要素橫向搭構的結果。

2.技術科學對象的兩重性

關于技術科學對象,前蘇聯學者們認為,技術科學對象具有兩重性,即技術科學對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區分。而且其中技術科學的“天然性”對應著技術與自然、技術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而技術科學的“人工性”對應著技術與人、技術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正如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中指出的:“在技術科學中可以統計出兩個技術對象:自然的技術對象和人工的技術對象。……技術對象的人工性在于,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它們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對象歸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這種觀點也得到А.Н.鮑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認同,他指出:“技術科學不僅與自然科學(這決定了技術科學的‘天然的’特征)相聯系,而且它還與經濟學和人文科學有著不同的、極為重要的交叉(而這一點相對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術科學理論的三種結構要素

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均可分為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本體論模式、數學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義卻有很大差異。其中自然科學的本體論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實驗中的理想對象的總和。而技術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模式可分為三個基本層次:以數學描述為目標的函數圖像;在工程對象中進行的自然過程的連動模式;表現為構造參數和工程計算的結構模式,即研究對象的結構。此外,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數學工具首先是為了實驗計算,它們是建立和證明所獲得的理論知識的手段。而在技術科學理論中,數學則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來對工程對象的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工程計算;第二,用它來分析和綜合技術的本體論模式;第三,用它來研究發生在工程對象中的自然過程［6］。可以看出,技術科學理論結構中的三個要素要比自然科學理論結構中的要素更為復雜。其原因恰恰在于技術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體和客體相互聯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學理論更多兼顧實踐的方面。

4.技術科學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與此相聯系,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功能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過程,研究理論問題,以預測和描繪理論發展的未來狀況。而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起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對工程對象的技術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理想描述。而且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實驗層次不僅僅包括實際上是以概括工程師的工作經驗為目標的結構技術和工藝知識,還包括特殊的實踐方法知識。當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術理論中獲得的理論知識形成實踐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在建立工程對象的各個階段中,在解決工程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且它們將會傳播到技術領域當中去,以實現技術理論的功能［6］。

5.技術科學任務的實踐特征

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結構與功能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者在科學領域中所擔負任務的不同。作為科學知識集合的自然科學的任務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規律,預測自然過程的發展;而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從實踐上利用這些自然科學成果,研究自然規律在技術設備中的作用,以及運用知識和計算保障工程技術活動［4］。盡管前蘇聯學者認為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實踐,但是他們仍然強調不應將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科學在工程中的應用混為一談。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指出,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科學應用于工程實踐是有區別的:前一種情況說的是獨立學科的建立,這意味著各種不同科學知識、模型、概念和方法被應用于一定的研究對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轉換程序,形成現有學科所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任務;而后一種情況指的是在解決具體的工程任務過程中,各種科學知識、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組織化的過程［7］。

三、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特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學者習慣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四個角度分析自然科學哲學問題,這一傳統也影響到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即學者們往往從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角度來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因此可以說“師從自然科學哲學”是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特點。

在前蘇聯學者看來,自然科學方法論之所以能夠類推至技術科學領域是因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都是科學的組成部分,因此較為發達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當然可以成為技術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范例。這正如前蘇聯學者們指出的:“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在起源方面,還是在起作用的過程方面。技術科學最初的理論原理、認識客體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從自然科學向技術科學傳遞過來的;同樣,技術科學自身科學性的規范、知識理論結構的確立、理想對象的結構和數學化,恰恰也都是從自然科學借用到技術科學中來的。”［4］尤其針對技術科學的數學化,А.Н.鮑戈柳波夫指出:“知識數學化的問題是歷史性的問題,從廣義上講,未必能夠在科學史和技術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別是相對于技術科學,更是如此。多虧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緊密聯系,才產生出將適合于自然科學的數學化模型轉移到技術科學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樣產生出利用自然科學數學化歷史來了解數學在技術知識發展中所起(或者說它應當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這一點,前蘇聯學者更關注自然科學對技術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影響。

概括說來,前蘇聯時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通常只是在科學哲學的背景下研究技術哲學,把技術哲學混同于規范的科學哲學的附屬物,并且僅僅從自然科學知識附屬物的角度來研究技術。技術被歸結為科學的附屬物,而技術哲學則被歸結為運用于技術知識結構的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簡單附屬物,這就是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特點［1］。如果說這一時期運用科學哲學手段研究技術哲學是自發的,那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前蘇聯學者就開始自覺地借用科學哲學和科學學的方法研究技術哲學,特別是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一文中指出:“雖然很早以前,技術知識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的興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開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這個方向范圍內提出一個目標:就是用科學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手段來系統地研究技術科學。”［4］他們還補充道:“技術科學方法的特點暫時揭示得還不太清楚。一方面,應當注意專業方法獨特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廣泛地應用一般科學的認識方法(如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4］在此不可否認,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時成熟壯大起來的。

可見,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自然科學充當了技術科學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脫離自然科學孤立地研究技術科學;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技術科學相對獨立的特點,正如前蘇聯學者鮑戈柳波夫指出:“技術科學從本質上應當與不斷發展的技術相適應,并且最佳的情況是應當超前于技術。……技術科學、實用科學和基礎科學是知識具體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層次。因此,技術科學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能夠變成實用科學(如果技術科學的應用范圍超出技術框架外),甚至變成基礎科學”。這表明,在技術科學與技術的辯證關系中,技術科學應當具備先驗的預測功能,而且技術科學、實用科學與基礎科學之間存在著轉換關系。這是技術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我們能夠看到,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是其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壓意識形態統治時期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成績,其相關問題研究(如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即使在技術哲學日趨走向成熟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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