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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流轉是農村社會變遷中生產方式變遷的一部分，將農地流轉放在社會經濟轉型大背景中考察或許易于探究其本源。本研究正基于此理念，在對河南省農地流轉系列調研基礎上考察農地流轉問題。

1、調研說明與基本原則河南省是農業大省、人口大省、糧食大省，2011年全省人口已達1.0489億人，城鎮化率為40.57%（2011年全國城鎮化率達到51.3%），農村人口6233.6萬人占全國農村人口65615.9萬人的9.5%；2011年糧食種植面積986萬hm2，占全國全年糧食種植面積11057萬hm2的8.92%，2011年提供了糧食5542.5萬t，占2011年全國糧食總額57121萬t的9.7%[14-15]。因此，對河南省農地流轉狀況的調研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為了做到調研工作深入、有效，近年來，筆者對農地流轉調研活動與數據整理進行了精心安排。

1.1力圖全面性調查人員主要是來自于河南農村的本科生，是動員、征召以經濟學專業為主的學生利用寒暑假進行調研，征召時基本要求來自農村。本研究所用的調研資料是基于2010—2011年寒暑假期間的調查，涉及河南全省18個地市中的56個縣（市）里的68個村，其中發放調查表900余份，回收有效調查表470份。

1.2強調真實性筆者在每學年以至每學期都對參與調研的學生進行培訓，傳授訪談調研方法，并要求調查人一定要入戶面對面訪談、自己記錄，調查資料做到求真、求實、寧缺勿虛。調查人由于自身來自農村，就較容易獲取調查內容，提問直入問題核心，容易獲得現場第一手資料。

1.3追求調研結果一般性在每次調研開始之前，筆者不僅強調入戶調研訪談的隨機性，而不論其是否有農地流轉，而且盡量避免被調查農戶集中較小范圍，不準刻意尋找農地流轉農戶。如果條件允許，可在對一個村莊做初步估計、整體分析基礎上，再入戶調查，保證調查資料的一般性，避免以偏概全。

1.4保證持續性本專題調查是筆者的研究方向所需，也適應有關課題研究。因此，筆者每學年組織學生調研，并促進部分調查人組成調研小組；除填寫、回收調查表外，每個調查人都撰寫調研總結。最后，筆者組織人員對調查資料整理，如剔除無效調查表、詢問調查細節、完善調研總結、總結經驗等。

2、河南省農地流轉的基本態勢——緩慢而急需雖然已有研究[16]將中原農區農地流轉歸納為農戶自發流轉模式、基層組織引領模式、龍頭企業引領模式、農民專業合作社引領模式和土地銀行模式等5種主要模式。但是，筆者綜合本專題調查成果內容包括調查表、訪談記錄、調研總結等，根據本調研的廣度，獲得如下基本事實。

2.1河南省農地流轉總體規模比例仍較小從匯總數據看，2010年農地流轉總轉出數占總承包地面積的7.01%，總轉入數占總耕種面積的16.18%；2011年農地流轉總轉出數占總承包地面積的14.48%，總轉入數占總耕種面積的18.1%，見表1。自2005年以來河南省“年底常用耕地面積”都在7200千hm2稍多[17]，由此可估算出，2010年河南農地流轉總轉出承包地約504.720hm2，總轉入耕地約1164.96千hm2；2011年河南農地流轉總轉出承包地約1042.56千hm2，總轉入耕地約1303.2千hm2。根據河南省糧食播種面積統計信息，2010年河南農地流轉總轉出承包地占該年全省夏糧播種面積5306.67千hm2的9.5%，占該年全省秋糧播種面積4433.5千hm2的11.4%；2011年河南農地流轉總轉出承包地占該年全省夏糧播種面積5353.33千hm2的19.5%，占該年全省秋糧播種面積4506.54千hm2的23.1%。因此，總體來講，作為農業大省的河南省農地流轉總體規模并不太大。

2.2農地流轉收益較低雖然各類土地流轉價格有不同，一般趨勢是平原地區高于丘陵山區，交通便利地區高于偏遠地區。農地流轉收益以貨幣形式為主，其他形式（如糧食、約定物品等）在逐漸減少。但是，總體價格都偏低：丘陵山區或偏遠地區的農地流轉價格在2250~3750元/hm2（即每畝150~250元）甚至有些地方的土地不時出現撂荒現象；平原地區交通便利，流轉價格較高些，為5250元/hm2（即每畝350元）左右，土地撂荒現象很少見。

2.3農地流轉規模變化緩慢從上述調研數據計算可知，河南省農地流轉規模變化趨勢在擴大，即農地流轉總轉出數占承包地面積從2010年的7.01%提高到2011年的14.48%，總轉入數占總耕種面積從2010年的16.18%提高到2011年的18.1%。但是，由于總體規模不太大，這種變化也就顯得不太顯著。

2.4農戶家庭老弱人員從事農村經濟活動已成趨勢從入戶調查得知，農戶家庭人員從事生產經營情況可分為4種基本形式。①非農活動+糧食耕種主要勞動力常年外出從事非農生產活動，農忙時節偶有返家幫收幫種，老幼成員承擔農業生產活動。此類家庭固守農業生產，較少流轉土地，即便有流轉也是多因老幼勞動力較弱或缺乏而流轉出去少量土地。②糧食耕種+偶有非農主要勞動力在家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偶有外出從事非農活動。此類家庭大多會為增加土地經營規模而流轉土地入戶，多數家庭逐漸成為相對的種糧大戶，是農地流轉集中入戶的主體家庭。③非農經營全體勞動力常年從事非農活動，土地常年流轉出去。此類家庭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深化在逐漸增多，是土地流轉出戶的主體家庭。④農業經營全體勞動力常年在家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但多數家庭利用流轉入戶的土地從事非糧食種植活動。此類家庭雖然從事農業經營活動，但主要內容是非糧食生產，如池塘種養、家禽家畜養殖、瓜果種植、農產品加工等。此類家庭流轉土地情況是根據非糧食種植的經營需要，一般會增加流轉土地入戶。從調查總結中可知，除第三類家庭外，其他家庭都從事農村經濟活動，其老弱人員除非喪失勞動能力或求學，都會持續參與農業生產。因此，隨著農戶家庭生育率降低、小型化，家庭年齡結構趨于老齡化，留居家庭的老弱人員常年從事農村經濟活動成為一種趨勢。

2.5農民的農地流轉意愿變化明顯隨著務農收入水平與非農經營收入水平逐漸拉大，國家和地方對農民的各類農業生產補貼的發放，以及城鎮化進程加快所帶來的城市就業機會的增多，農民的農地流轉意愿出現明顯變化有2種趨勢。①部分轉出戶轉出意愿減弱這主要是由于補貼刺激了農業生產積極性，相對降低了耕種成本增加了耕種收益。但這種情況在總體變化中居于劣勢，主要在那些不容易獲得非農就業機會的家庭。當然，種糧大戶或上述第四類家庭本來就不會輕易轉出土地。②流轉意愿增強由于就業機會的增多，轉出戶從不放心、怕麻煩、隨意撂荒等轉為積極主動、多種方式、靈活協商流轉；由于政策趨于明確穩定、更容易成規模、多方式流轉，轉入戶也愿意為增大耕種規模、實現規模效益、加大耕種投入等進行流轉。這種趨勢在不斷強化，從表1中數據表現分析也是如此。

2.6農地流轉總體處于自發、無序狀態河南省農地流轉的農戶基本仍是在親戚、朋友之間流轉，但有依次向鄰居、同組、同村、外來人員等逐漸拓展的趨勢。但是流轉方式、程序、約定內容、流轉價格等關鍵內容都不統一，沒有統一的組織或平臺、專業人員、指導機構等，中介組織缺乏，大體都屬于自然、自愿、隨機、分散等自發狀態。因此，除少數實驗區、部分涉農企業參與組織外，農地流轉基本上無正式協議、無統一市場、無系統指導的“三無”狀態。用被調查農戶的話說就是流轉“不方便，要是政府攏著大家干就好了”。總之，從調研結果看，河南省農地流轉的整體態勢是進程緩慢，但從城鎮化發展趨勢要求與農民意愿不斷增強的現狀而言，河南省農地流轉急需順勢持續推進。

3、農地流轉深植于鄉村社會經濟轉型過程河南省農地流轉為何呈現如此態勢？在調研中，調查人員雖然主要就農地流轉狀況對農戶進行訪談，但是，絕大多數調查人都遇到類似情況：每次訪談稍有深入，農戶所談內容都會遠遠超出土地問題，非常自然地談到家庭勞動力安排、耕種方式變化、家庭收入來源變化、子女教育問題、人員流動趨勢、農村貿易問題、政府影響等。因此，從調研資料總結中逐漸得出，農地流轉不是農戶的一種孤立事件。“轉型所涉及的大規模制度變化，屬于人類所想象到的最復雜的經濟和社會過程之列”。不僅如此，轉型在根本上更是一個社會整體制度系統變革過程，因此，從總體上講，社會經濟轉型指一個社會在主要包括基本制度、職能結構、發展路徑三大方面從一種形態轉換到另一種形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相互關系和借以形成的經濟與社會體系的每一方面都會不同程度、不同速度地發生變革。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快速、大規模的城市化、工業化過程，鄉村社會經濟轉型似乎居于被動推動狀態，但這不表示由此發生的變革獨立于或脫離了整體社會經濟系統轉型，主動或被動地參與轉型過程只表明不同利益主體獲取利益的多少或權利轉移的狀態與趨勢。因此，農地流轉只是鄉村社會經濟轉型在一種具體體現，鄉村經濟運行方式（包括具體的生產要素和農產品交易方式、生產組織與生產技術等）、農民生活方式、鄉村治理方式等等變化都會影響農地流轉——主要體現經濟性質的生產要素交易方式的變革。所以，從鄉村社會經濟轉型過程影響農地流轉的各種具體表現來考察，可以得到更為清晰、系統的分析框架。

3.1農地流轉渠道農地流轉雖可采用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多種方式，農地流轉渠道并不等同于農地流轉方式，但農地流轉渠道的多寡與暢通與否決定著農地流轉方式。在調查過程中，農民反映土地流轉“不方便”、“不劃算”、“拋荒得了”等現象，其實是農地流轉渠道少、渠道不暢、交易成本高的具體體現，是鄉村社會經濟現代轉型進行中的問題。為開辟多種渠道，促進渠道暢通，降低農地權利交易成本，需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因地制宜出臺促進農地流轉的政策措施；二是加強農地流轉中介組織的培育與發展。實踐探索與農民意愿也正體現在這兩個方面，但每一方面的發展、完善都需要一個漸進過程。

3.2勞動力結構變革傳統農業勞動力絕大部分在鄉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但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和快速城鎮化、工業化過程后，非農就業機會激增，如今的農村勞動力結構發生巨大變化。①主要勞動力遠走他鄉（主要為大中城市）尋找就業機會增加收入其中獲取非農就業機會尤其重要，已有研究[19-20]也得出非農就業機會激增對農地流轉的正向作用。從本調研中可知，長期外出人口已占農村家庭總人口的28.7%，考慮到“在學人口”不能算作勞動力，這個比例的勞動力人口實際上接近是農村家庭的全部強壯勞動力總量，見表2。入戶調查所看的情況也基本如此，最后形成老弱人員在從事農村經濟活動的趨勢。②農村家庭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有降低趨勢調查總結為小學及文盲人口比例超過1/2，占50.6%（包括嬰幼兒），根據中國戶籍管理制度與實際就業狀況，凡是農村受過中專以上教育的孩子都會轉為城市戶口到城鎮就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孩子一般保持農村戶籍。因此，農村孩子受教育程度越高，走出農村的人口就越多，最后，留在農村務農的勞動力基本是僅受過初中或小學教育，或者接近文盲。農村勞動力結構的這些變革必然會對農村生產方式產生影響。顯然，這種影響是漸進的、由點及面的過程，反映在農村勞動力在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結構性漸變。

3.3農村生產方式的變革主要是農業基本動力、機械、化肥等生產技術的廣泛運用。從2000—2010年，河南省農用機械總動力分別為5780.6~10195.9萬kw，提升了76.4%，同時，全國農用機械總動力分別為52573.6、92780.5萬kw，提升了76.5%；河南省化肥施用折純量分別為420.71、655.15萬t，提高了55.7%，同時，全國化肥施用折純量分別為2161.5、2353.7萬t，僅僅提高了8.9%；河南省農村用電量分別為125.80、269.41萬kw時，提高了114.2%，同時，全國農村用電量分別為2421.3、6632.3億kw時，提高了174.9%[17,21]。農業新技術的運用促使農村生產方式朝著省時、省力、高效方向變革，縮短了農業播種與收獲季節的長度，帶動農村其他資源配置的變化（例如土地、勞動力、資金投入等），促進農村生產結構調整，出現農業生產的多樣化、高密度性、反季節性。這些變化也帶來農地利用方式或快或慢的變革，農地流轉自然居于其中。

3.4農村家庭生活方式處于緩慢變化之中農村生產方式變革逐漸帶動家庭生活方式變革，如家庭成員交游、就業范圍逐漸擴展并遠離故鄉，家庭成員思想趨向開放、靈活、多變等。在河南省隨機抽樣調查農戶中，河南農村平均每百個常住人口中61歲以上人數已由2000年的4.9人提高到2010年的9.6人，平均每戶中常住人口已由4.14個降為4.05個；每百個就業勞動力主要就業地點中“省內縣外”和“國內省外”已由2000年的3.0、5.9人提高到5.8、16.6人[17]。但是，許多變化是伴隨著勞動方式、勞動場所、收入結構等變化而變化，變化巨大的家庭多已移出鄉村。因此，在調研中發現，留居于農村的絕大多數家庭生活方式的變革總體呈現緩慢、被動狀態。

3.5城鄉社會互動狀況雖然快速城鎮化、工業化更多地吸引了農村資源向城市流動配置，但是，隨著農村家庭收入增長與農村生產、生活方式變革，城市產品與服務也在開拓農村市場。實際上，在整體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河南農村金融創新和發展、戶籍制度的改革、產業集聚區建設、河南農村改革發展綜合試驗區建設等，都促進了城鄉社會互動。比較而言，這種互動對鄉村社會經濟轉型有更大的沖擊、推動作用。例如，農地流轉的方向、規模、方式等，都與城鎮化、工業化速度與規模的影響密不可分，特別是在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

3.6市場深化速度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來源于現代市場力量。樊綱等[22]的研究表明，中國市場化對經濟增長有巨大貢獻，市場化改善了資源配置效率和微觀經濟效率，從1997—2007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39.23%是由市場化改革貢獻的。據統計[17,21]，2000—2010年，河南省城鎮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為1313.92、6904.35億元，提高了4.25倍，河南省鄉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為555.88、1099.87億元，提高了0.98倍；同時，全國平均每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為107.1、430.1億元，提高了3.02倍。因此，單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看，河南省鄉村市場深化速度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約相當于其1/3；從城鄉差距看，河南省城鄉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差距從2.36倍提高到6.28倍，差距反而在快速增大。這說明總體而言，河南省農村市場拓展速度較慢，市場深化速度有待進一步加快。更重要的是，隨著商品市場規模擴大，農村勞動力、土地、資本、自然資源等要素市場急需開發、深化。因此，從整體視角跳出農地流轉單一事件看，河南省農地流轉的整體基本態勢與鄉村社會經濟轉型過程密切互動，農地流轉是社會經濟轉型的具體體現，鄉村社會經濟轉型的緩慢決定了農地流轉市場發展是緩慢的。

4、農地流轉是農村重要生產要素利用方式的變革形式，通過對河南省農地流轉調研發現，農地流轉只是鄉村社會經濟轉型的一部分，考察農地流轉渠道與方式、流轉期限、交易成本、流轉對象與規模等，最根本的宏觀決定因素是鄉村社會經濟轉型整體進程，而轉型不是突然、大規模的發生，而是逐漸深入、由點及面展開的。但是，在加快新農村建設、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推進農地流轉規模擴大，促進流轉方式、渠道創新不僅是農戶所愿，也是鄉村社會發展現實所需。目前，以河南為例，統觀全國，《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的實施、中原經濟區建設、中部崛起等都急需傳統農村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革。在社會經濟轉型大背景下，農地流轉應隨社會經濟轉型狀態順勢而為，不應強推也不必遲滯，可以積極有序引導。為此，從“社會管理環境、主體利益、規則系統、交易體系”等方面提出4個方面的建議。

4.1遵守市場規則，政府為農地流轉強化針對性的服務農地流轉本質上是一種市場交易，政府應轉換職能，政府職責重在為創造良好的市場發展環境提供公共服務，降低土地權利交易成本。例如，創新促進建立和完善農地流轉中介組織、多渠道及時非農就業服務信息、加大農業技術應用補貼、加快城鄉居民戶籍接軌等。政府提高服務意識、優質服務、尊重農民意愿、遵守市場規則、少用或避免行政命令，這為農地流轉建立有效的現代社會管理宏觀環境。

4.2以人為本，配套實施社會經濟發展政策，提高政策實踐效果農地流轉政策應以農民為本，以保障農民土地產權為核心，只有在許多促進鄉村社會經濟發展政策綜合作用下，才能順利有效，特別應防止“只見土地不見人”的強制性土地流轉。這為農地流轉提供政策協調機制，保障農民主體的核心利益。

4.3適時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規范農地流轉市場行為不論是政府、企業或其他組織，還是農民或相關個人，都應被視為同等市場主體，通過有法可依規范各自行為，保護農民土地權利，促進農地流轉市場健康、快速發展。這為農地流轉建立完善、有效的規則系統。

4.4因地制宜，創造性地培育和規范城鄉統一市場統籌城鄉發展的經濟動力來源于市場深化發展，靈活創新發展城鄉統一的市場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基礎，在當前一個時期尤其是在土地、資本、勞動等要素市場應當盡快統一，保證交易同權同質同價。這為農地流轉創新、保障農民利益提供公開、平等、公平的市場交易體系。

作者：萬舉單位：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